8月1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不断催促林彪回京参加会议，林一拖再拖终于在8月6日回到北京，周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接林彪（后来林总说，总理在机场就跟他摊了刘少奇的牌）。林彪这个人考虑问题是很缜密的，在大的问题上一般不会轻易“骑”上去，林总这回被主席召回北京，赶着“骑”上去了，这一“骑”上去，下来就难了。此时，林一方面颂扬毛主席，颂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强调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总对部队是非常爱惜的。对林总的指示，叶、聂、杨都执行的很坚决。
军队的文化革命，经过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但主要的三个阶段又是很清楚的。1966年5月到10月初《紧急指示》公布是第一阶段；1966年10月到1967年上半年是第二阶段；1967年5月“五一三”开始，到1971年9月“九一三”，为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之内，全军基本上是稳定的,全军的文化革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主要是“抓革命、促战备”。在转发中央“五一六”通知时，叶帅、萧华、杨成武、谢富治批罗的发言，作为中央通知的附件下发全党了，各级党委主要是传达批判罗瑞卿的文件。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之后，毛主席也没有回京，林总不知主席下一步是什么打算，就到大连去了。去前他指示全军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因为社论是毛主席批准的，使北京的政治空气变的非常紧张，大家开始闻到了火药味。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6月2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毛主席代《人民日报》写的评论员的文章。这样，北京的高等院校沸腾起来，全国的高等院校反响也很强烈，开始乱了。学校的党组织立即瘫痪，并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为此，毛主席非常高兴，说这是革命师生“造修正主义的反！”“群众发动起来了！”
这时军队的高级干部，甚至军委的领导，感到有些紧张，这种紧张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紧张，而是害怕地方的风吹到军队来。林总说“不介入就不紧张！”林总是高明的。
8月1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不断催促林彪回京参加会议，林一拖再拖终于在8月6日回到北京，周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接林彪（后来林总说，总理在机场就跟他摊了刘少奇的牌）。林彪这个人考虑问题是很缜密的，在大的问题上一般不会轻易“骑”上去，林总这回被主席召回北京，赶着“骑”上去了，这一“骑”上去，下来就难了。此时，林一方面颂扬毛主席，颂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强调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总对部队是非常爱惜的。对林总的指示，叶、聂、杨都执行的很坚决。
1966年6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10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二医大成立了造反组织“红纵”，就违反军纪跑到北京，钻进总后机关里来了。他们在礼堂、饭堂到处帖大字报，矛头主要指向我和副部长饶正锡同志，但机关则秩序进然，一点也不乱。各领率机关是不怕“造反派”的。“造反派”妄图搞乱机关，反而把机关巩固起来了。机关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数是在群众监督和包围之中。反对“造反派”成为机关绝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
军以下的野战部队，一直不准搞任何形势的“四大”。
当时萧华、刘志坚他们是总政的主要领导又是全军文革的领导，是主管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不断叫理解，叫跟上，江青和中央文革又不断给军队施加压力，这样，再不跟上，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态度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我想萧华、刘志坚他们有以公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但也有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支持在军内造反，就是以私心拥护毛主席的一面，当时军队乱了他们是有责任的。李曼村、谢镗忠和他们手下一大群《解放军报》记者，这些人就不同了，他们是军内张春桥、王、关、戚式的人物，他们非常“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想在军内培养聂元梓式的人物，同时自己也能在文革中飞黄腾达，搞乱军队他们是有“功”的。
1966年10月到1967年上半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部队最复杂、最混乱、最黑暗的阶段，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同意部队搞“四大”。《紧急指示》是“放”的指示，这一放不要紧，整个局面乱的不可收拾。1966年国庆节后，参加国庆活动的军队院校学生大部分都没有回去，脱离了学校的领导在北京和地方院校搞串联，接着就开始在军内造反，矛头直指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帅机关，而后又到各大军区造反。当时，省军区以上的领导机关和院校都乱了。有的机关，如总后、南京军区则乱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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