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理想流量特性: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一）作者：来源：北京日报来源日期：2009-9-17本站发布时间：2009-9-17 23:35:23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档案和其他各种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贯彻的体现。这将有助于纠正人们以往对一些党史人物的片面的和模式化的认识，使人们真正了解这些党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版画:《狼牙山五壮士》

　　近年来，学界关于党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择其有重要研究新进展的若干人作以介绍。

　　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以往学界对朱德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军事思想。近年来，学界对朱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研究者认为，朱德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善于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灵活具体地处理好军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者指出，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朱德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将其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正确评估农民的觉悟程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建立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

　　

　　李大钊日本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站不住脚

　　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过去对他的研究多从政治的视角。近年来，李大钊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二是对一些成说的争鸣。关于李大钊研究视角的转换，现在研究者更倾向于把他作为现代文化名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的视角，对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比如对他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研究者提出，仅将此两文定位在欢呼十月革命的角度是狭隘的，要把它们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价值。对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两文，有研究者主张这两文所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学习俄罗斯文明，而是从学理层面，对1918年2月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发表的一种政治见解，意在告诫当局:不要因一时的短见而上日本的当，派兵干涉俄国。

　　争鸣的另一个热点，是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引起的，即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争论。石川认为，《晨报》主笔陈溥贤才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的。同时，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质疑。国内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萧超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李大钊是第一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虽然还需要再认识，但就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还是可信的，石川的质疑并不能站住脚。

　　董必武“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

　　董必武作为在国外学过法律专业的一位党的领导人，建国后主管政法工作，其法治思想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在研究中受到更多的重视。研究者普遍认为，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思想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在法学思想和法治建设方面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既是整个新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开端，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认为，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提出的“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是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

　　任弼时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长期以来，学界对任弼时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2004年，随着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到来，《任弼时研究述评》、《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和《任弼时传》(修订版)出版，使人们对任弼时的生平和他在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研究者围绕任弼时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等方面进行了集中探讨。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任弼时在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薄一波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任弼时“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任弼时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冷溶所说，任弼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因此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俞秀松国际冤案得到平反

　　近年来，学界对俞秀松的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俞秀松在创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贡献。学者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绕不开俞秀松。二是发生在俞秀松身上的国际冤案，一度使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这导致其身后数十年对他生平和事迹研究的不足。对于前者，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在叙述参加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人员中，俞秀松名字紧列陈独秀之后，从而明确了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对于后者，一些研究表明，俞秀松冤案是王明、康生陷害的结果，他是苏联肃反运动的牺牲品。这个冤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于研究那个时期中共和苏共、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党内的审干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他的日记被称为“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以往，学界对杨尚昆研究较少。这与他是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尤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创立者之一的地位不相称。近年来，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近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堪称“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比如，革命刚刚胜利时，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日记》中就有记述，“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关于高饶问题，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给一条路让他走”，“力求避免主回”，并记述了召开座谈会的安排。这些都透露了毛泽东处理高饶问题时的复杂心情。关于毛刘围绕社教运动的分歧和争论，日记中记录简略，但从一句“刘话不灵了”，也可看出高层斗争的紧张和他对形势的忧虑。另外，关于庐山会议、彭德怀、中苏关系等等，日记里都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历史线索。

　　邓子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

    

　　邓子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杜润生称邓子恢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近年来，关于邓子恢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的包产到户的主张及遭遇，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蒋伯英所著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这部著作提出，邓子恢针对党内有人反对自留地，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完全“左”的观点；“我们国家的远景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不叫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主张，代表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正确方向，是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先声。合作化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在1956年、1962年、1978年三度出现包产到户，邓是前两次的积极支持者，并因此被打倒。而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和发展，证明了邓的正确。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

    

　　毛泽东曾这样评说王稼祥:他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因此，学界对王稼祥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功”。研究者一般认为，他的“功”主要体现在:一是力促遵义会议的召开，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二是1938年回国带回了两个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对“应该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不过，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王稼祥的“功”还应包括他在建国后的外交思想和贡献，在此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一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防“左”、纠“左”的尝试。

　　李立三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

　　近年来，学界对李立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功勋很大，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他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五卅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指挥者，新中国工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参与制定鞍钢宪法的负责人。研究者还指出，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起义的倡导者。这就彻底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内，研究李立三不能谈论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这两个禁区。关于“立三路线”，有的论者认为，他作为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者，是“左”的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实施者，但中央的“左”倾错误不应完全由他来承担，当时是中央集体犯错误；把立三“左”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的是共产国际，把错误完全推到李立三一个人身上的也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是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源。

　　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思想，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关于工会性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的作用的认识和主张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思想，在当年被错误地作为“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导致了“左”的错误对工会工作的长期影响，削弱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职能，使工会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正常作用。研究者指出，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确的。

　　瞿秋白功与过、正确与错误的评价接近历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但在历史上曾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瞿秋白的评价，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主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有关瞿秋白的研究成果很多，除大量的研究论文外，还有很多专著，如《从出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思想研究》、《瞿秋白传》、《瞿秋白年谱》等。学界对于瞿秋白的认识，鲁振祥的评价最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恽代英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以往，学界对恽代英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教育、文化、编辑、军事等方面，很少涉及经济领域。近年来，研究者指出，作为政治家，恽代英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研究十分重视，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些经济主张，有些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研究者还认为，人民主体思想是恽代英一贯坚持、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他的人民主体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众；为人民谋福利是其价值思想的核心；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其价值思想的基本价值标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其价值思想的精髓。

　　邓发“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

　　在党的早期领袖队伍里，邓发的生平和贡献不大为人所知。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邓发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的《邓发纪念文集》，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为依据，证实邓发自1937年1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研究者还追述了他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组建中共政治保卫机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代表中共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活动中，作为参与者或领导者所发挥的的作用，但也没有回避他在苏区肃反扩大化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时犯的“左”的错误。有研究者认为，邓发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对“坑口兵变”等极端行为，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研究者还澄清了邓发被派新疆工作上的一些误识，指出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他离疆是盛世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结果。还有研究者对他在延安时期的境遇进行了评说，为人们理解延安整风中“革命在深入”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方志敏他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模范省”的卓越代表

　　方志敏被毛泽东称誉为“民族英雄”。近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方志敏的高尚气节。研究者指出:他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壮举，舍己为公，廉洁自律的楷模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面时代的镜子。另一个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他对“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的贡献。研究者认为，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并且也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而且作为“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还对“苏维埃模范省”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概括了苏维埃的“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

　　李达脱党而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学界对李达的研究一直很关注，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位脱党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特殊经历。近年来，研究者对李达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既肯定了他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贡献，又没有回避他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以及1923年“追悔莫及的脱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度彷徨和后来的哲学政治化偏向。

　　研究者还对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从学理上进行了梳理，认为上世纪20年代李达的著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两论”的思想作了补充和发展；而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观主义错误的批评促使毛泽东反思，初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启发了毛泽东对辩证法核心规律的再思考。

　　对李达在建国后的经历，尤其是在“文革”时受诬陷迫害的遭遇，进行追述和研究是李达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比如，他在主政武汉大学时对“教育革命”方针的抵制，被认为“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张世飞/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敬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刘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近年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图三到图六为近年出版的一些反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新成果的读物。     本刊10月15日刊发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一文，备受读者的关注和好评。许多读者给本刊编辑部来信或来电反映，他们对党史人物很感兴趣，希望能再组织文章对党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有争议的人物的研究状况作些介绍。应读者的要求，本刊组织刊发此文，是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系列之二。　――编者

　　毛泽东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备受关注

　　近年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依然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著名学者于光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是近年来最具影响的著作，作者根据新出版的文献资料，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及其命运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澄清。随着对中共执政史研究的重视，毛泽东的执政思想和理论在研究者中间也引起了热烈的探讨和商榷。有研究者甚至提出了应建构毛泽东执政理论体系的建议，更多的研究者则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关于如何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则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另外，在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中，1966年7月他致江青的信很受关注。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这封信的解读，来理解“文革”初起时毛泽东的思考和心态。王年一把这封信和“五七指示”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那么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篇文献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对此，金春明提出了“自我解剖说”，许全兴提出了“备忘录”说，而刘林元甚至认为，这封信反映了毛泽东对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忧虑和不安。

　　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写信

　　近年来，学界对彭德怀研究的兴趣点是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上书和在这期间及以后的遭际。《彭德怀传》、《彭德怀年谱》以及《彭德怀自传》为人们总体上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该书披露了很多重要资料。比如，8月11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之后，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大会批判；毛泽东8月16日的讲话；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人事调整及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继续批判的8月17日的工作会议。在对庐山会议的研究中，论者对彭德怀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写信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入的看法。论者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有:一是庐山会议即将结束，但“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又没有机会与毛泽东面谈，无可奈何，只有写信；二是他在西北小组的7次发言，会议简报没有很好反映出来；三是还有些问题，他感到不便在小组会上讲，认为写信更适宜；四是他把彻底解决“左”的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认为只有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纠“左”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五是他认为自己的意见符合民心民意，在中央也有人支持，会引起毛泽东重视；六是中央各位常委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都不便说话，他给毛泽东写信，是供毛泽东参考的，即使不妥，也无大碍。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的原因，认为与庐山会议之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学习海瑞的号召对彭德怀的触动、甚至毛泽东的鼓励有关。研究者虽然对造成庐山会议悲剧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但对其深层原因探讨依然显得不够，比如，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过，“也许真理在你身边”，但为什么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产生和在错误发生后能很快直面错误并加以改正？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黄克诚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有关黄克诚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黄克诚大将》、《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与苏北根据地》、《黄克诚纪念文集》等，而《黄克诚自述》和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则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作品。《黄克诚自述》在第二版中增加的三篇讲话，即在庐山会议的发言，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关于林彪的评价问题，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资料。学者们对黄克诚的研究更多的着墨于他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刚正耿直、敢讲真话、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立场的风范和品格上，李锐评价他“是难于遇见的真正共产党人、真正的人”。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的仗义执言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坚持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以及在对林彪进行评价时要求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为人们所称道。有学者这样评价黄克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真话几乎成了遥远的绝响。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生与真话为伍，终生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

　　彭真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彭真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其研究一直引起人们的重视。彭真与社教，彭真与《二月提纲》等都因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尤其是他对中国人大制度的建设，以及与新《宪法》的关系，近年来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方面，朱力宇的《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本进行比较系统梳理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的著作。此外，彭冲评价彭真“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顾昂然称他“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许崇德则把他对现行《宪法》理论创新问题上的贡献概括为:“国家总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民民主专政适合中国国情；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成为人民权力机关；权利保障应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民主要从最基层抓起”。俞梅荪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彭真对由其主持制定的新《宪法》的特殊感受和对建设法治国家追求的细节，指出:“在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上，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他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有学者对“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对于林彪的一生，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全部否定，而用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研究者大都肯定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尽管他犯过错误，但还是革命功臣，是著名将领，功大于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聂荣臻回忆录》对此都有正面的记述。研究者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定性，则是阴谋家和叛国者。在众多争论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九一三”事件。关于林彪的叛逃是主动的还是被挟持的问题，近些年来有人提出“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周敬青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林是知道出逃计划的，后期还主动参与了，至于说“林出逃返回遭拒”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有当时的禁空记录为证。关于林彪和江青的政治关系，赖诗逸做了系统考察，认为他们是为攫取最高权力的特殊合作关系，江青利用林彪满足自己的要求，林彪则借助江青的特殊身份，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们之间不存在“谋害”和“被谋害”的问题。有学者还对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金春明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究其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推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民主法制、党的领导、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导致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混乱的结果。黄卫平认为，更本质的原因是我国长期缺乏真正有权威的公开、透明、平等、民主、规范化、程序性的最高领导人更新换代的法治机制。

　　习仲勋“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习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曾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但又因“《刘志丹》小说问题”受诬。因此，有关他的研究，多见于他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西北做出的贡献，以及研究者对《刘志丹》小说案的探究。近年来，有关习仲勋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主政广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杀开一条血路”，推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有学者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对此，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

　　周扬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于光远曾经说过，在中国近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近些年来，有关周扬的回忆和研究越来越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论争，成为研究的热点。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徐庆全主编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和《周扬新时期文稿》等，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研究者的观点和周扬本人的史料，格外引人注意。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受到关注。所谓“晚年周扬”，于光远认为，概括地说就是“文革”中周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周扬的这种转变甚至被称为“周扬现象”。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提出，周扬晚年“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桩文坛公案有详尽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晚年周扬，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则认为周扬晚年并没有真正地忏悔，没有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发自内心的沉痛告罪”。关于周扬一生的评价，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个“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于时代因素，有人着重于斗争局势，有人着重于政治品格，有人着重于个人性格，有人认为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还有人认为在于他“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

　　张国焘研究趋向客观

　　近年来，学界对张国焘的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摒弃了以往那种对其全面否定的做法。对于张国焘的评价，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既是中共的元勋，也是野心家和变节者；早期他曾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期他又与国民党为伍，背叛了共产党和革命，最终又遭遗弃。近年来，国内关于张国焘研究的代表作当推姚金果、苏杭的《张国焘传》。该书认为，张国焘的一生是成绩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一生。关于张国焘功绩一面，《张国焘传》肯定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功绩，指出了他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关于放弃川陕根据地问题，该传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认为，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失去了信心，才放弃根据地的。这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是优势敌人的联合进攻、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

　　陆定一其晚年的反思受到关注

　　陆定一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战线的领导。研究者谈论最多的是他对“双百”方针的贡献。龚育之认为，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的最大贡献，是“双百”方针的制定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他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有研究者对陆定一晚年的反思进行了研究，披露了一些资料。比如，陆定一承认了自己在知识分子属性问题上曾经犯下“左”的错误，认为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判断还是应该看他们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世界观。对此，龚育之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在陆定一当年所犯下的“左”的错误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赞成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坚持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为此应该受到“更多地责备”。还有不少的研究者对陆定一的新闻思想进行了研究。

　　罗章龙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罗章龙，研究者既承认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成立非法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的错误，也客观地记述了他作为早期革命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做过的重要工作。比如，他与毛泽东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尤其是他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领导罢工斗争的贡献，就更为研究者所直书。近年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后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为张学良何以走上抗日反蒋和联共抗日的道路，提供了新说。

　　夏曦“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近年来，学界对夏曦的研究重点是他在主政湘鄂西中央分局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方面。研究者考证了夏曦从1931年3月起开始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成为湘鄂西苏区的最高领导人期间，开展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的错误理论与实践，指出夏曦是王明的支持者，忠实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犯有严重的贯彻执行肃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给湘鄂西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后经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批评，他认识了错误，改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薄一波在《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指出: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但是，也有学者中肯地指出，当时党内“肃反”斗争是受到了共产国际大背景的深刻影响。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对夏曦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现普遍认为，萧克后来对他“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夏曦的一生。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