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5t不锈钢闸阀:暴躁皮皮：韩寒式忧国忧民把戏的实质

 
　　哲人们曾来过，将他们的智慧给你们。我来却是领取你们的智慧：要知道我找到了比智慧更伟大的东西，那就是你们愈积愈旺火焰似的心灵。 　　——纪伯伦《先知》 　　不久前在网上遇到一位律师，在一桩鸡毛蒜皮的争论最后，他大义凛然道：中国的思想启蒙任重道远，他虽人微言轻，愿为之尽力。我嘿然：总有这么些不自量力的人，觉得手握真理，要来教化国人，要来“启蒙”民众。 　　然而整个中国这种不自量力之辈又何其多呢！他们从西方的茅坑里捞来了一些政治畅销书，稀里糊涂读了几本，于是以为自己就是“独立、公正、客观、理性、自由、良心”等等名词的化身，整个中国都在待他们拯救。他们不出来教育民众，中国就要一片黑暗了，民众就要被共产党迫害死了，民众就要成愚民了…… 　　著名的时髦青年韩寒最近也出来忧国忧民了两把。无非“民智低下，不能着急民主”之类，因大违往常“革命”豪情，有五毛嫌疑，各路公知群情汹涌，纷纷表态。各种大小民逗也随声附和。那情形，仿佛中国再次到了救亡图存的关头，中国前途就决定于这批人的议论结果。然而正常人都知道：中国的前途靠的是各行各业那批埋头苦干很少接触网络的人，与这批成天在网上作沉痛状的“良心、正义”完全无关。 　　我想起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他晚年因精神困境离家出走。我想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鲁迅，他的灰暗的杂文培养出了几代新青年。我想起助希腊独立、死在希腊的拜伦……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很多。何以他们如此高贵，为世人景仰，而今天这批也自称“知识分子”的中国公知如此愚妄、猥琐、搞笑呢？ 　　是的，首先他们都是身体力行、从不和社会脱节的知识分子。托尔斯泰对农业经营深有研究，鲁迅管理教育部、杂志、学校事务也井井有条，拜伦也懂如何独立如何作战，并不是只去希腊喊口号去了。以寻常看待，他们也是优秀的农场主、官员、将领。 　　他们带给民众的也绝不是什么民主自由，而是新的精神。终他们一生也没见他们对国家政治制度感什么兴趣过。组成社会的是人，健康的人中自然会诞生健康的制度，至于病人组成的病态社会，挂什么制度的招牌都无用。 　　而在更深层的心理上，他们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特殊族群，他们只是民众的一分子。他们以自己的才艺为民众服务，民众也以民众的才艺为他们服务，他们以各自的才艺为共同的理想信仰服务。他们并不是什么圣人在“启蒙”大众，而是一位兄弟在向别的兄弟分赠自己的礼物，也收获别人的礼物，就像一位工匠与一位农民互相交换他们不同劳动的果实。 　　如果要谈“启蒙”，恐怕更多的是民众启蒙他们而不是他们启蒙民众。他们自身的阶层早已腐烂，不能带给他们任何教益，因此他们转向民众，希图从这些朴实的人们身上寻找到真实的信仰、真正的人。财产、出身、教育的鸿沟使他们和民众隔开了，然而他们却渴望成为这些普通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不会闹什么“民智太低”的清高、沉痛状，民众的弊病就是他自己的弊病，民众的错误就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们在困境中总是反思自己而不是民众。托尔斯泰晚年离家出走，鲁迅的文章越到晚年越灰暗犹疑，因为民众越是信赖他们，他们就越怀疑自己对民众是否真的有什么价值。而公知则相反：他们永远正确、永远手握真理，有问题必然是民众不行，而不是他们这些“真理”不行。 　　因为知识分子真正要拯救的不是“苍生”，只是自己。他们本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生命，和所有在日中匍匐取暖、在夜晚钻洞求安的动物没什么区别，可是在那些瞬间，他们感觉到他们和民众都只是那更大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命因此有了意义。是民众拯救了他们而不是他们拯救民众。我们的五四前人本来会和他们的祖辈一样浑浑噩噩过一生，吃饭打牌，讨讨姨太太，买买地产，能钻营的去钻营个一官半职，没本事钻营的哼哼古文。可是在那苏醒的国家民族情感中，他们的生命突然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们通过那些活动救赎了自己。 　　知识分子和中国公知的最本质区别就在此：知识分子通过民众拯救自己，而公知却妄想去拯救民众！ 　　公知的妄症其实也不稀奇，和他们热衷的“普世价值”也无甚关系。只是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弊端在当代的变种。 　　我们观察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宗教、文艺、科学领域的各种活动，简而言之只是寻求自己，参与社会活动也只是寻求自己。所有的人其实都只是在寻求自己。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的生命有何意义？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道路分叉，知识分子在智力活动中寻求自己，而普通人在更朴实简单的生活中寻求自己。而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他们互相寻求，互相拥抱，他们的道路在那些共同信仰中合一。 　　而在我们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中，却极少看到去寻求自己的努力。他们以金榜题名为“成功”，以出将入相做帝王师为人生极境！欧洲的诗人们在素朴的民谣中感到生命最本质的欢乐，他们感受不到。欧洲的哲学家们在家国危急时奋笔构筑哲学体系，相信枪炮救不了他们的国家，而哲学真理却能，他们无法相信。欧洲的科学家们穷尽家产、耗费一生为了能发现世界的一点运行规律，在这种发现中感到世间的一切都无法替代的欢乐。所有这些寻求在我们的知识分子身上完全找不到。他们唯以帝王师、“拯救苍生”为能。 　　如果说从前出将入相的理想尚能在他们中产生一些优秀的政治军事家为国家办一些实事，后来读八股文的他们，出将入相已成了一种政治钻营，世俗生意。他们已经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阶层。我们文化中的弊端日积月累，最终毁掉了知识分子阶层。 　　而这有什么奇怪呢？一个群体，缺少从本质上追问自身、反思自身的勇气，缺少去宽广的世界中探索自身的心胸，误以为他们的作用就是去教化民众，他们天生就是民众的带路人，他们如何能不腐朽退化？ 　　五四之所以拯救了中国，因为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和欧洲一样以寻求自身为出发点的知识分子。以寻求探索自身为出发点，于是产生了全新的五四精神。当年的左右派之争实质是封建知识分子和新式知识分子之争。胡适、梁实秋等自由派，骨子里仍是穿长袍马褂的封建文人，以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想方设法使民众服从管理，闲暇弄点风花雪月、哼哼古文自娱。而鲁迅等左派文人的理想却是去民众中寻求自己、拯救自己。 　　这些封建文人的余毒并未被五四扫尽，建国后他们跑出来表演忧国忧民，连累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领袖不分青红皂白拉去改造。但改造确实有效果，八九十年代他们表现很好，大都在老老实实为国家服务。随着国家富裕后的迷茫，现在他们再度跳了出来，这就是现在这批“公知”。 　　从前他们穿着长袍马褂，对民众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他们改穿西装，念“自由哉，民主也”，而改不掉的是两千年来那种手握真理、教化民众的蠢态。明天自由民主不时髦了，出了更时髦的“真理”，他们立刻就会改念新真理。 　　当然公知阶层里还有一些连这种“拯救苍生”的志向都没。他们之所以泪腺发达，在各种事件中煽情表演，只不过因为他们是从前那些见月伤心、闻花动情、两丫鬟扶出去病恹恹地吐两口血的文人的变种。 　　至于一些更低级的公知，只是吃饱无聊，在那种“自由民主”中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自由民主于他们与读者知音没什么区别。 　　1927年，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说，谈知识分子的作用，末尾是这么几句：“至于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来，也自称知识分子，觉得中国没了他们就要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这几句话是针对当年的胡适那批自由派的，然而对于今天的自由派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他们的劣根性是一脉相传的；而第一句按时代特色应改成“至于有一批从国外捞了点普世价值的屎回来”。 　　我也不知道这群中国公知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写给你们的第四封信，大约也是最后一封。我已告诉了你们民逗是人类社会里总有的丑角，而公知是中国特色的愚妄文人，我也告诉了你们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什么，真正的理想在于寻求自身，我还告诉了你们中国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为何是一个毛左。而所有这一切最终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目前的政治冲突的实质，它和“独裁民主”这种狗血剧似的解读毫无关系。你们青年的幼稚理想被搅入到这场由愚妄文人和丑角掀起的狗血剧中是很滑稽很可悲的。 　　或许你们还想知道普世价值？虽然这群愚妄文人不代表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似乎还是很高尚的？我想要真有普世价值这种东西，应该是博爱、爱人如己、先人后己，事事和只为己虑的“狭隘”民族主义相反。一个山林隐士，生活清苦，禁食祷告甚勤，对外人宣讲这些，是可以听一听的。但西人是什么呢？是一群吃得脑满肠肥、荒淫逸乐到恨不得把整个星球当钞票点来点去的市井之徒，却跑来对尚为生计发愁的乡下人讲这些，这不是笑话吗？他之博爱，不过欲令你头脑发昏，主动缴械，好一棍打你真昏，抢走你的钱财罢了。 　　那么还有人权吗？我以为人权是去寻求自己、发展自己的权利，因为寻求自己需要物质基础，所以需要有吃饱穿好、言论自由这些物质层面的权利。而那些公知民逗鼓吹的人权却是“公正”、“合理”地商讨财产分配的权利，那不是人权，那是狗权、猪权。 　　或许你们很失望，你们很泄气？因为我剥去了民主自由这场闹剧的华丽布景，让你们看到了它的丑陋本质。你们这些抱着幼稚的理想也想来“忧国忧民”的小孩子该怎么办呢？人生总得有点追求吧。 　　或许我应该学五四前人，认真地和你们谈如何改造自身？ 　　五四前人英气勃发，改造国民劣根性于他们是很切实的话题，他们确实做了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而我自量我毫无前人探索理想的明澈心境，也无他们抛家弃身的勇气毅力，更无去实际社会中从事实践的能力；只是个吃点苦就要哭鼻子的庸碌之辈，在太平逸乐中读读前人获得些安慰，好比达官显贵腻味了酒肉有时也请高僧来诵诵法，似乎看破凡俗，其实只是为消化些过多的酒肉。我要是也妄谈什么国民劣根性、改造社会之类，那就跟这群不要脸的公知没什么区别了。 　　但有点劣根性仍然是可以谈的：中国公知的弊病是中国文化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欲改造中国，先得改造这批公知。韩时髦青年以为中国司机会关远光灯是什么国民素质的提高，一副城里人嫌乡下人不文明的公知范。然而正是这群嗓门大、不爱排队、乱扔垃圾、“素质”低下的“乡下人”建起了这个国家，使韩公知可以赛着车忧国忧民。我以为中国人在这类细节上再不“文明”，都与素质无关。而什么时候韩公知和他的同伙们不再出来表演“忧国忧民”的把戏了，中国的国民素质就算进了一大步了。 　　而你们，明白了公知民逗的丑陋，尽力避免那种丑陋，去各种生活中脚踏实地地寻求自己，你们就为改造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