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道教仙迹钩沉

2006-06-08 12:56:09 来自: 年月@男人(从脚踏实地到个人定位)

南方网讯 道教在广州流传较早，相传远在神仙方术初传的秦代，著名的方士郑安期（安期生）即隐居于今广州白云山修炼，并在此得道成仙。安期生是广州迄今可考的最早方仙道代表人物。广州一地，与郑安期有关的道教遗存有飞升台、九龙泉、碧虚观、郑仙翁祠等。据《粤中见闻》载：安期生在白云山蒲涧隐居，有九童子现身引泉，他采涧中菖蒲一寸十二节者服之，于某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蒲涧跨鹤飞升。后人称泉为九龙泉，其飞升处称为飞升台，并在其修炼处建菖蒲观。菖蒲观历经兴废，曾被改作佛寺，苏东坡诗云：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檐葡祖师禅。后改称碧虚观，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进行过重修，该观已毁。

　　郑仙翁祠，位于白云山麓，与碧虚观相连，唐代时已有人建祠，初称蒲涧寺，后来，郑仙祠收作白云公园管理处，道士散入其他宫观。郑仙祠因安子期在此修炼成仙，所以广州人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前后，结伴游白云山，渐成传统习俗。

　　汉晋时代，广州一地的原始神仙方术信仰遗存最具代表的是五仙观，据《宋张励五仙观记》转引《南务岭表记》及《图经》所载，汉晋时，“初有五仙人皆手持谷穗，一茎六出，乘五羊而至，仙人之服与羊各异，色如五方，既遗穗与广人，仙忽飞升以去，羊留化为石。广人因即其地为祠祀之。”这即是五仙观前身。广州别称羊城、穗城亦源于此。宋代以前，观内已有道士在此修行，程师孟诗云：欲举轻舟印碧虚，善邻犹得道流居。蒋之奇诗云：州宅之西敞华堂，我来跪拜焚宝香。堂中塑像何所见，乃有五仙乘五羊。五仙观历代观址曾多次迁建，宋代在十贤坊（今省财政厅一带），南宋后期至元代在古西湖畔（今教育路一带）。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原址改为广丰库，观迁至坡山现址（今惠福西路），另塑五仙像。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和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均进行重修。1923年占地面积仍有4600多平方米。是年，广州市政厅为筹备军饷，拍卖五仙观，中山同乡会买下会址，遣散观内道士。今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道教在广州的真正流传，当始于晋光熙元年（公元306年）葛洪为避中原战乱南迁广州。葛洪（公元283-343年），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化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按《抱朴子》自序篇言：嵇含被授任为广州刺史，请葛洪为参军，为避北方的战乱，葛洪应嵇含之邀南来，但葛洪到广州不久，嵇含遇害身亡，葛洪遂居停广州。葛洪在广州期间，绝意仕进，潜心研修道学，深得当时南海太守鲍靓的赏识，鲍靓将道书《三皇文》传授给他。永嘉六年（公元312年）鲍靓将女儿鲍姑嫁给葛洪为妻。鲍靓又在广州粤秀山麓（今越秀山）建修道场一所，取名越冈院，让鲍姑在此修道，为居民赠医治病。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葛洪重返故里，于建兴五年（公元317年）全部完成《抱朴子》一书，将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理论和五斗米道、太平道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总结。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将儒家忠孝仁爱的精神纳入道教体系；他继承左慈、葛玄和郑隐的炼丹理论，整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炼丹术，倡导神仙导养、炼制服食金丹之术，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为便于就近采砂炼丹，便主动要求出任句漏（今广西北流）令。赴任途中，行至广州，被刺史邓岳挽留，从此隐居罗浮山，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今冲虚观）潜心著述，行医炼丹，传播道教，终老罗浮。葛洪弟子众多，只是史无详载，今能查考的有腾升、安海君、望世、黄野人等，广州道源，自此绵延成流。

　　葛洪、鲍靓、鲍姑成为广州道教的早期代表人物和广州早期道教的传播者。广州一地，与他们有关的道教遗存有越冈院、鲍姑祠、鲍姑井、浮邱丹井、白云仙馆等。

　　越冈院，今称三元宫，位于越秀山南麓应元路，内有鲍姑殿、鲍姑井。相传，葛洪、鲍姑夫妇采药行医，数十年无病，后来，鲍姑在越秀山麓井旁的一间古屋中突然逝去，容色若活人。据《博罗县志》记载：鲍姑仙去后，其父鲍靓将“沉香灵柩”，运至罗浮山与葛洪合葬于飞云顶玉鹅峰。为了纪念鲍姑，人们把她在越秀山修道行医的越冈院扩建为一座“鲍姑仙祠”，因其在广州城北的大北路口（今解放北路），又称为北庙。明万历年间重修北庙，崇祯年间在庙中央扩建大殿，供奉三元大帝，改鲍姑祠为配殿，并改名三元宫。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巡抚李栖凤重修三元殿，并建钟楼、鼓楼各一座。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广州发生旱灾，龙门派第十二代传人杜阳栋受请来穗祈雨，后留任三元宫住持。杜阳栋在任期间，募捐重修扩建三元宫，宫内设有鲍仙姑殿、玉皇殿、三元殿、老君殿、吕祖殿、邱祖殿、青莲殿、灵官殿、斗姥殿、文昌殿、北帝殿、钟离殿、武侯殿、天后殿以及钵堂、斋堂、祖堂、藏经阁等建筑，占地约8000余平方米，成为岭南著名的道观。今开放的三元宫占地5100平方米，较完整的保存了原貌，宫左侧仍有鲍姑殿、鲍姑井（又称虬龙古井），相传“鲍姑藉井泉及红艾为医方，活人无算”，该井即为鲍姑汲水为人治病之井。

　　浮邱丹井，相传为葛洪取水炼丹处，旧羊城八景之一，浮邱井在浮邱山上，今中山七路和光复路口附近的积金巷旁。据载：“浮邱在城西一里，邱下有井，晋葛稚川炼丹于此，尝饮斯水，而井遂以丹异焉。”另据《粤中见闻》记载：丹井前原有宋代经略蒋之奇建修的朱明馆，后学士赵志皋谪官至粤，在此开浮丘社，与粤中才士赋诗吟咏，并立范浮丘丈人、葛洪二人之像祭祀，旁建吹笙亭2.明代时，浮邱山一带成为广州有名的景区之一，其中紫烟楼、晚浴堂、珊瑚井、大雅堂、留舄堂、朱明馆、挹袖轩、听笙亭，被时人称为“浮邱八景”。如今，这些建筑已无存。

　　白云仙馆，位于今白云山脚麓湖公园。相传，葛洪曾在此炼丹，并筑台讲道，遍植草药名木，为民治病。葛洪羽化后，其弟子及乡人便在其地建“葛仙道院”以祀。延至明末，清兵攻陷广州城时，道院遭受严重破坏而毁圮。本世纪初，由道侣信众募资重建，改名为“白云仙馆”，供奉葛仙、吕祖。抗战时复毁。1946年，由道侣重建。明末清初诗人张维屏、文人邹鲁、商承祚、潘佛章、卢叔度等均在此雅集吟咏，今“白云仙馆”石刻即为邹鲁所题。解放后，由白云山管理处管理，1984年，市园林部门斥资修建，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今由麓湖公园管理。今白云仙馆较好的保留了原貌，山门、大殿、亭阁等具有浓郁的岭南风格。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浙东信奉五斗米道的岛民在孙恩领导下起义。不久，孙恩战死，卢循继起领导部众，为晋将刘裕所败，于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八月从晋安（今福州）海道南下，次年夏天抵达广州，并于十一月上旬占领广州，卢循自称平南将军，代行广州刺史之职。义军在广州活动达七年，广州道教势力极大增强，道教的影响深入社会各阶层，成为广州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卢循在广州期间，在州城隔江称“水南”或“河南”的大洲上建造军事堡垒训练水师，战时则凭险据守。据方信孺《南海百咏》引《番禺杂志》云：“卢循城在郡之南十里，与广（州）隔江相对”注：在今小港路至万松园之间隆起的一块地段，曾经是卢循城的旧址。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敕令毁灭佛寺，将全国佛寺的铜像熔铸为“会昌开元”钱币，广州佛教最大的丛林光孝寺曾一度被改为道观。据《光孝寺志》载：“广州最大的丛林- -乾明法性寺（今光孝寺）被改名为西云道宫。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复原名。”当时有名的开元寺也改为开元观。

　　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春，黄巢起义军从福建进入广东，于五月攻占广州城，起义军在广州活动了几个月。经此打击，唐中央政权在岭南日趋式微，岭南地方军事势力集团乘机而起，后梁末帝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八月，刘岩在广州称帝，改广州为兴王府，国号大越，后改称汉，史称南汉。刘岩崇信道教，为服丹成仙，召集人工在今教育路一带“凿湖五百余丈，聚方士炼药于此”，故称为“药洲池”。宋初统一了岭南，药洲成为士大夫泛舟觞咏，游览避暑的胜地。南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经略使陈岘加以整治，在湖上种白莲，号称白莲池。药洲上建爱莲亭。明代时，“药洲春晓”为羊城八景之一，后来因淤泥壅塞，市街展拓，日渐毁圮。现在的仙湖街、九曜坊等，昔日均为湖区。今教育路南方剧场北侧有九曜石园，园内尚有一泓湖水，面积440平方米，九曜石散处水中和岸边，依稀可见盛时水石洲渚的园林意境，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这时期，在今南海神庙右侧还建造了一座迎真观，供朝廷派来拜祭南海洪圣大王的官员斋宿，观于清末时毁。

　　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廷敕令各州郡建天庆观，广州开元观改为天庆观。其后，广西侬智高起义军攻占广州，广州城内遭到严重破坏，宫观建筑多为战火焚毁。宋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建仁威庙（现址在龙津路泮塘前街），奉祀道教真武帝，后历代均有重修，清乾隆和同治年间进行过较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今存建筑有头门、正殿、中殿、后殿、后楼等，面积2200多平方米。1983年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唐代以来，道教日渐向海外传播。宋代，中外交流的扩大使道教的海外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天庆观的重建充分说明了道教在当时的这种情况。鉴于天庆观被毁，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大首领地华迦罗捐资重建天庆观，并于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派思离文来华主持这项工作，历时1 2年始完成天庆观的重修工作。重建的天庆观建有山门、三清殿、保真堂、北极殿、御书阁、斋厅等，“莫不规模宏备，焕若洞府”。天庆观建成后，延请当时著名的庐山道士罗盈之出任住持，后罗盈之返庐山，由何得顺继任住持。元元贞二年（公元12 96年），依《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意，更名玄妙观，清代为避玄烨讳，改为元妙观。民国初，观内尚存东坡井、铜钟、聚宝盆、菩提树、石碑等古迹。1922年，该观被征用，建市立第一儿童游乐园，1934年改作市立实验中学，遗址在今海珠北祝寿巷。

　　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广州天宁万寿禅寺（今光孝寺）继唐会昌年间改为道观后再次被改为道观，广州道教盛极一时。

　　元代，道教的发展极不稳定，宝佑六年（公元1258年），佛道之争以道教御前辩论失败而遭沉重打击，元廷诏令焚毁《老子化胡经》等伪经及其雕版，交还道教所占佛寺200余所。至元十七、十八年（公元1280、1281年）元世祖两次下诏令，“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再诏焚毁道经，广州文武百官在光孝寺内设坛，“焚毁道家论说，惟留老子《道德经》”。全真道在广州遭受沉重打击，延至明代，广州道教除正一道有所发展外，全真等道派在广州影响甚微。

　　清初，全真道各派，尤其是全真龙门派，在王常月等的整饬和大力传播下，得到较大发展。康熙年间，龙门派第十一代道士曾一贯入驻罗浮山冲虚观，其门徒杜阳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应邀出任三元宫住持，龙门派遂传入广州。后来修建的广州道观，如纯阳观、修元精舍等均属龙门派。龙门派在广州发展过程中，广州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本地道教逐渐世俗化，并逐步与北方的龙门派有所不同，在宗教行持方面与正一派相互融合，逐渐摒弃不尚符箓、不事烧炼的教规。至清末，广州龙门派道徒多兼行斋醮祈禳，接做功德法事，以香火收入谋生，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这期间，广州道教得到较大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道教宫观，主要有应元宫、修元精舍、黄大仙庙、云泉仙馆、纯阳观等。

　　应元宫，在越秀山下，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建，曾为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宫人妆楼，左有龙王庙，后有镇海楼。三藩之乱平定后，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改为比丘尼场所，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归道士管理。道光年间在旁新建有小罗浮院（今无存）。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在应元宫雷祖殿创办应元书院。20世纪初，老君殿以下，仍为道士居住，1934年，应元宫一分为三，一部分拨归市立第一中学，一部分为保安队驻扎，其余部分由10余名道士管理，保存下来的建筑有后殿、大殿、西殿、祖堂、东厅等。1945年11月为省干训所占用，遣散道士。1947年，又为省地政局占用。解放后，在应元书院旧址建执信中学，今为广州市第二中学一部分。

　　云泉仙馆，位于白云山麓，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始建，初建有环碧楼、南雅斋等，奉祀苏文忠、崔清献、黄文裕。咸丰年间，毁于战乱，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重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建成，新增不少道教胜迹。1931年曾重修，后改为白云酒家。

　　纯阳观，位于今海珠区五凤村漱珠岗。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由道士李明彻创建，道光六年竣工，道光九年立碑。先后建成山门、灵官殿、大殿、拜亭、东西廊房、步云亭、东西客厅、左右巡廊、库房、怡云轩、朝斗台等，观内原有悟真堂、南雪祠、松枝馆、澄心堂、菊坡祠、八仙楼、凤凰亭等建筑。李明彻学识渊博，尤精于天文学，观建成后，香火日盛，骚人墨客挈侣登临，清末画家居巢、居廉曾入道纯阳观，该观遂为一时名胜。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陈树人也常到此雅集，吟诗作画，今仍留有“梅社”、“介石为俦”石刻。抗战期间，该观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建筑毁圮，建国前夕，曾进行初略修复，1963年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恢复宗教活动，1988年重修了大殿等部分建筑。

　　小蓬莱仙馆，位于芳村新隆沙东。初于道光年间，由广东巡抚叶名琛为其信奉道教的父亲修真养老所建，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道教信徒筹资重建。30年代改为广州市市立三十七小学，1945-1949年为警察局。今为广州果子食品厂的职工宿舍，部分建筑仍存。

　　黄大仙庙，位于今芳村区花地大凼尾，据说始建于咸丰六至八年（公元1856-1858年），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进行大的修复扩建，极为宏伟壮观，前有花岗石柱、石牌坊，庙深三进，两侧为看病赠药房。因黄大仙祠香火鼎盛，后来在长林公园（今松基直街）另建新庙，称为新黄大仙庙，原庙称为旧黄大仙庙，解放后，新庙陆续改为民房。旧黄大仙庙20年代改为孤儿院，抗战期间，广州沦陷后，旧黄大仙庙充作日本宪兵司令部，1947年复建孤儿院，1952年改为儿童教养院，后废置，改为广州包装制品厂。今复建，名为黄大仙祠，作为道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

　　修元精舍，原址在今黄沙蓬莱路北约横5 0号。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2年）由周明东创建，占地面积约3300平方米，有吕祖殿、斗姥殿、祖堂、客堂等建筑。清末民初，因市政建设前后三次被占用，仅余大殿。1952年，道士在精舍内办修元纸伞厂，60年代中期，改为校舍和厂房。

　　广化善堂，清朝末年，道教信徒刘咏儒、孙桂芳、刘安圃等数十人，各自出资，以广化堂的名义，购置了越秀山麓大石街的一间房屋，供奉吕祖，兼施医赠药，施衣、粥、姜、醋日用品和施助棺材等，因广化堂多行善举，故称广化善堂。民国初年，广化堂的道侣，感堂太近闹市，不便修行，由众人出资在白云山麓御书阁美人峰下，购置了十余亩地，建筑楼堂，供奉吕祖，称为广化分院，专作道侣静修之所。1928年，在佛教密宗信徒赵士觐的影响下，广化善堂改为广州佛教解行学社下院，道侣全部改信佛教。

　　民国时期，广州道教在近代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世俗化趋势非常突出，正一派得到较大发展。抗战前，广州全市有正一道馆70余间，正一道士八九十人，共分九区进行活动。祈福道系统有道馆30间，道士35人，大多各自独立活动。据《广东年鉴》载：“道馆，散处各市镇乡间，世人称此种教徒为‘喃巫老’，即专营与人喃巫、念经、捉鬼、禳灾之业，民间信之颇笃，而其流播亦最广，举凡一切婚丧、生育、祭祀、择吉建筑、疾病，无不延请入宅作法，其愚惑民众，使之知识不进，害处至多。惟罗浮山之正宗道教徒，对之则极端排斥，认为乃教徒之耻，盖此非正式道教者也。”这些所称馆者，多为接做功德法事的小铺头，和通常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有别。《民国日报》载：当时广州的这些正一道馆，“只有喃巫一人，却和道观有别，且蓄妻纳妾，又与‘道士’不同。”据1932年统计，广州全市有道教徒466人，其中男284人，女182人。1937年初，广东省政府命令各地将正一祈福道馆关闭，拆除所有招牌，责令各道馆自行焚毁神像、道书和道具，并“责令嗣后不得再有在道馆内或赴丧葬及喜庆人家做拜七、召亡、做七、放焰口、度仙桥及一切祈禳等情事”。经此打击，正一派道教及假借道教进行营利活动的道馆趋于沉寂。

　　这一时期，广州道教传播方式和修持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出现了众多的道教善社和斋堂。善社，与宗教形式相结合，多崇拜太上老君、吕祖、关羽诸神，其社员成分较为复杂，互相以修身行善为约束，兼采儒家修养精神。组织仿照罗浮山道观，入道者按辈数取道名，进行刊印道教经书、修桥补路等社会公益事业。道教斋堂，多由社会中、下层独生、无嗣的女性组成，斋堂设生养死葬的一些办法，具有社会救济的性质。据1938年调查，有200所以上的这类组织。

　　1937年12月，为整饬道风，弘扬道教优良传统，消除世俗化给道教带来的负面影响，广州道教界联合成立了“广州中国道教至宝台慈善会”，会址在恩宁路逢庆首约10号，专门赠医施药、施粥。1944年，至宝台慈善会新坛落成，殿宇宏伟，香火极盛，道侣达700余人。1946年2月正式向政府登记，进道者达数千人，影响较大，梧州、上海都有人参加该会。同年，慈善会在三元里和广花公路附近的广州流花桥前购置义冢，安葬羽化道侣。这些社会公益事业的举办，为广州道教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

　　1947年，广州市政当局曾有意将三元宫改作忠烈祠，在此种局面的冲击下，广州道教界成立了中国道教会，经过道教界的活动，保留三元宫作为道教宫观。后来，广州道教宫观数量由于战乱和市政建设征用等原因，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

　　最盛时，广州有道观7所，即三元宫、纯阳观、修元精舍、玄妙观、应元宫、云泉仙馆、五仙观；延至广州解放时，全市只余三元宫、纯阳观、修元精舍3间道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5年进行统计时，有三元宫、纯阳观、修元精舍3间宫观，道士31人。为维护社会安宁，破除封建迷信的影响，人民政府在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规定不准搞占卜算命、符水治病等活动，斋醮法事不得在非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正一道由于没有固定的道观，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956年前后，各自独立、分散活动的正一道馆陆续关闭，正一道士纷纷转向社会就业。至此，广州道教只有全真派在传播。

　　注：

　　1.范端昂撰汤志岳校《粤中见闻》，广东高教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何侠《白云山游览指南》，青年出版社。

　　2.仇池石《羊城古钞》卷首，八严赉堂嘉庆十一年藏板。

　　3.前引《粤中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