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市周市中小学:一个人的三十年（中）【特别收藏】

一个人的三十年（中）

　　匆匆忙忙之间，时间就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2年，新编县志的编纂任务结束，徐兴亚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人生的原点，虽然人在书店，但心却又在商海以外开始游弋——毕竟经商赚钱不是自己人生的最终目标。恰在此时，《固原日报》改版扩版，副刊编辑张国长热情邀约，希望他给改版后的《固原日报》写点东西，而这与他此前的一些想法竟不谋而合——之前，也就是在他编撰《固原县志》的过程中，有一个想法，县志限于体例，专业设志，最终以条目反映内容，科学性自不待言，可是把历史切得太碎，对于普通读者缺乏可读性。而固原历史悠久、丰富、灿烂、独特，能不能把固原历史用“历史”的视角整理反映撰写出来，介绍给固原人民，让固原人民知道家乡数千年的煌煌历史。就这样，经过半年多的初步构想，写法的定夺，内容的确定，开始进入撰写。

　　徐兴亚说，无畏源于无知。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历史根底浅薄，专业修炼空白，以为只是写文章而已。没有想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学问的泥淖，不要说固原数千年的历史资料的搜寻、鉴别、耙梳、研究、考证、如何利用，仅历史知识、学术规范就是两座大山，阻拦着他，必须翻过去，才能有资格给固原历史立传。他没有想到会耗去他十年的生命。写作之初他还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边学习边充实的过程中，那种为西海固写史的目标才开始逐渐疏朗、明晰。而这种目标的确立，又为他后来数年如一日埋头写作增加了巨大的自信与动力。

　　他一边应对连载，一边大量地像海绵吸水一般补课，充实自己。

　　十年后，书稿终于杀青，为了向出版社说明自己有可能、有资格、有能力撰写《西海固史》，他对自己的写作环境、条件、过程进行了理性的梳理。

　　他梳理的办法类似于一项浩大工程中的各项指数评估。

　　客观方面——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的研究禁区不断被打破，极左思潮得到了彻底的清算、纠正，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捷报频传，成果颇丰。从全国范围看，历史研究已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而一些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新的表述形式。其次，一大批有关宁夏史志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炉，对宁夏历史的基本脉络、重要朝代、主要历史事件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客观可信的表述，达成了某种共识。与此同时，除《固原县志》之外，西海固其他县份的地方志也相继问世，这一切都为《西海固史》的写作从政治基础、学术支持、资料的积累等诸方面提供了切实保障。尤为重要的是，西海固考古界取得的丰硕成果，从另一个侧面对现有的历史史料与典籍进行了多角度的印证、补充，也使西海固原有的历史更加扎实，更加丰富。

　　主观方面——他认为，经过十年县志编纂的历练，自己无论从对固原历史的熟知、对资料的鉴别认识、对材料的详略取舍，以及归属的划分、难点与重点的掌控、概括与归纳能力等等，都有了质的提高，成为了他本人的优势所在。同时，县志编纂使他对相关专业有了全面涉猎，也为他从多角度观照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所谓史志不分家，是之谓也。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信心满满。

　　动笔之后，他便进入了创造的乐趣快感中，钩沉历史资料，破解历史遗留密码，寻找资料之间已经失去的关联，修复被历史自己打碎的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散落在古籍、文物中的本地历史的珍珠，精心串成一件美丽合体的衣裳。而在学习、阅读、研究、撰写中，一些有关宁夏历史的新见解、新思维、新思想，如电光火石，纷至沓来，这又使他的此次写作变成了一次美妙而令人流连忘返的神秘之旅。

　　撰写之初，他就暗暗告诫自己，将来不能愧对历史，愧对读者，故谨慎从事，小心治学。无论从最初对历史资料的占有、鉴别、梳理、考证，到最后顺畅地落笔成文，他都是抱着一种虔诚甚至是敬畏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历史典籍能够保存下来的本地资料是十分宝贵的、难得的，故他在归属得当的前提下，尽量将其收入书中，既不失厚重，也能使读者更多地了解接触本地历史中的第一手资料。他采用工笔写法，从历史的细部入手，政治上不敢马虎，学术观点择善而从，吸收借鉴了《万历十五年》《世界通史》，及法国年鉴派的一些观点和表述方式，既有系统性，也便于读者阅读时的流利顺畅。

　　在撰写过程中，他要求自己尽可能全面地书写西海固，在多视角、多维度的书写中，尽量将西海固的历史放置于全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每个朝代都对其起始终结时间、建立灭亡原因、统治年代、历世、首都等稍作简要交待，这样，既讲清楚了人物与事件的来龙去脉，明确了西海固在全国历史中的位置，也便于读者在阅读时理清它们之间血肉相连的互动关系。一些共性的东西，如原始社会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和各朝代一些基本政治、经济策略、文化制度等等，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共有的，也是独具的，因其关乎当时西海固人民真实的生活图景，故在书写时有必要作铺垫性交待，这样，既不显得突兀，也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从而产生历史的真实感。

　　西海固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撞融合之地，具有非常突出的代表性，对于研究西北，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过去一些学者称游牧民族为“外夷”，认为其野蛮、落后，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公然鄙视，甚至丑化，他觉得这都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轻率、偏颇之举。为此，他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观点：游牧民族的“入侵”从一定程度上说有其客观性、合理性，它无疑是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动力，作为历史学家，应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审视他们，书写他们。在这一点上，他非常赞同安定郡人皇甫规的“人权思想”，认为羌族人也是“一气所生”，是大自然的精灵，其基本的生存权应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摒弃以前在学术界一些极左思维。如将所有武装暴动事件轻易地定为“起义”，过高或不恰当地赞誉，而不论该事件复杂的背景，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巨大负面作用。对一些背景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一些机智而客观的“冷处理”，这就牵涉到了一个角度和视野问题。如固原名臣董福祥，原先的历史将他搞得过于复杂，把本该说明的问题因为本人经历的纠结而掩盖了，甚至忽略了，但站在“固原兵”的角度，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样既尊重历史，也可使一些事实得以全面展示。作为民族地区的一部通史，反映和接触民族宗教问题在所难免，对此他慎之又慎。采取的办法是，争议问题暂且搁置，而对于一些有定论的事件或人物，则一定取之于权威典籍，除一些连接上下文的非实质性文字外，一般不作轻易更改。

　　从1993年到本世纪第一个年头的岁末，徐兴亚一直沉浸在《西海固史》的深度写作中。他常常忘情于自己的这种书写和思考。如果当教师的妻子抽空来替他看店，他一整天都有可能坐在书桌前不挪地方。数年间，在那间阴暗的半地下室的店铺里，他时而踱步思考，时而正襟危坐，时而手不释卷，时而笔动如飞，即便是在调货往返途中的火车上，他也被历史难题苦苦纠缠，思维跳到另一个年代。他在商人和文人之间不停地转换着角色，卖书，读书，写书，乐此不疲。他仿佛沉迷于巨大的心事而自得其乐。

　　终于，《西海固史》最后一个章节的书写结束了，当画上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句号时，他觉得“键盘最后的一声轻响击碎了一室的宁静”。蓦然回首，人生的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如果算上编撰县志时知识和技术上的准备时间，这本书已花去了他整整二十年的光阴。

　　书稿基本告竣，徐兴亚没有过多的时间享受快意。他很快雇来银行的一位小女孩在业余时间打印了自己的全部书稿，断断续续近一年。而打印的过程，就是修改的过程，有时发现一条新资料，就会牵动一个章节，甚至前后数章的关联。就这样，《西海固史》在不断地修改中完善，在完善中修改，直至投入印刷厂正式出版。

艰难辛酸的出书经历

 
　　但他没想到第一个找上门去的“婆家”并不待见“她”。

　　第一个“婆家”是宁夏人民出版社。那时，他有着一个朴素而真挚的愿望——他希望自己这部饱蘸心血的41万字的书稿，最好能在家乡的出版社出版，因为“她”本身就是家乡的一部分啊。他把“她”郑重交给了出版社文史编辑室，自己交了4000元书号费。为了防止编辑不负责任地应付，徐兴亚还使了一点小心眼，留下后半部分的几处错误标点符号没有处理，似乎还留了几个自己已校对出来的错别字，试图以待验证编辑到底仔细看了没有。文史室也很快通知他，书稿已交相关人员，对方是一资深编辑。于是就等。一直等了差不多近一年，在他的无数次催问下，直接寄来的有一份特邀编辑的“审读建议”的原件。书稿被不客气地否定。徐兴亚还是想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家乡出版。不服此判决的徐兴亚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回信，有条不紊陈述了自己写作《西海固史》的经过和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归纳起来共有十条，分别为：《西海固史》成书的客观条件、成书的主观条件、固原县（即今原州区）历史的代表性问题、《西海固史》的内容、本书的编排体例、资料的共性与个性、史料的梳理与利用、学术观点、个人性著述、史与史话。对不负责任且学术水平有限的“审读建议”所提的30多个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和批驳。虽再经努力，在宁夏自费出书已无望。

　　这期间，徐兴亚苦恼至极，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这部著作了，像一个挑剔的旁观者一样将它又仔仔细细“打量”了多遍。“打量”的结果是，它确实是独特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它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关注，它有出版问世的资格。
徐兴亚决定到甘肃去碰碰运气。运气确实在那里等着，这或许是又一个前定。1992年，徐兴亚到乌鲁木齐去参加一个西北儿童文学作者会议。认识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位儿童文学编辑汪晓军，还留有这位编辑的电话，到了兰州，在街头一打，居然就通了，对方当即答应帮忙。到了出版社，才知道他已升任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汪副总编当即安排研究生出身的新锐编辑李树军担任责编。李树军的奶奶竟是宁夏西吉人。读罢书稿后，李激动地打电话给徐兴亚，说，太难得了，这应该是一本能够填补该领域研究空白的书，我们不但要出，而且还要出好，并说以精品在下年全国书市推出。后来，可能因不是甘肃的东西而作罢。2004年，李树军还主动联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田澍写审读意见，推荐《西海固史》参评中华优秀文化著作奖的评选。

　　于是，回转身，徐兴亚又开始为即将自费出版的新书筹措资金了。这时候，他想到了在当地媒体上发布广告，这也是多年商海打拼历练的结果。

　　他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西海固地区历史资源得天独厚。本人积十数年心血，撰成史学著作《西海固史》，为西海固地区首部通史，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迄中华民国时期，力图全面、系统、生动地反映固原地区历史，全书40万字。该书为民族地区史，也是宁夏南部史(亦为宁夏历史半壁河山)，应为一项地方文化建设工程。同时，对于宣传、介绍固原乃至于宁夏，都应是有裨益的。目前，该书已进入自费出版印刷阶段，作者有意向社会寻求赞助。一、拟请赞助者署名共同写序言一篇，赞助者为序言作者之一。我写书，您作序，成佳话。让我们共同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共同走入历史。赞助意向性标准：个人起点人民币1000元，单位企业2000元，本地区各县委、人民政府5000元。二、拍卖文稿。

　　给书做广告，寻求赞助，这是过去从来都没发生过的事情。因而广告一刊出，舆论哗然，说好有之，说歹有之，说千古奇谈有之，说坑蒙拐骗亦有之。总之，广告对《西海固史》的出版客观上起到了宣传和前期“预告”的作用，仅有固原民族师范高级教师固原本地人柴培科一人赞助1000元。曾联系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写序，序未果，马启智主席亲自指示“基层同志不易，精神感人”，将此书列为2001年自治区文化赞助项目，并拨付1万元专门经费。

　　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审编室的一位负责人听说后感叹道：你这本书，从写书到出书，简直是个传奇，可以写入中国出版史了。

　　【稿　　源】固原日报
　　【责任编辑】何晓晴
　　【实习编辑】樊永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