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富华医院怎么样: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

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
 何立波

　　说到吴芝圃，上了年纪的河南人对他都不陌生。他生于河南，在河南参加革命，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中，作为河南省主要负责人的吴芝圃犯了严重错误，给河南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一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他受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在讲习所，吴芝圃聆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并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短短的七八天时间，使吴芝圃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1927年1月，吴芝圃被任命为中共杞县地方执行委员会(1927年6月改为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在工作中，他认真分析了豫东局势，按照在广州农讲所学来的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领导农民开展向地主借粮和抗捐抗税的斗争，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并秘密发展农民协会会员，积极发展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到豫东农民暴动前夕，武装骨干分子已发展到3000多人。
　　1927年初夏，北伐军北上到了河南的漯河。盘踞在豫东平原上的奉系军阀部队，南下集结于京汉铁路沿线，豫东各县守敌兵力相对薄弱。吴芝圃等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紧急指示，决定准备武装起义。吴芝圃任豫东别动队司令兼党代表。5月25日，全国农民协会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肖人鹄代表省军委，和吴芝圃一起，在杞县何寨村宣布举行豫东农民武装起义。5月26日凌晨，起义部队攻破杞县县城。杞县县委决定由吴芝圃出任革命政权的第一任县长。6月，农民起义遭到镇压，吴芝圃被通缉。
　　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吴芝圃先后到睢县、扶沟和永城一带，以教书为名，在进步教师和学生中间秘密发展党员，坚持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任命吴芝圃为考城县委书记，公开职业是考城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1931年1月，国民党县党部逮捕了吴芝圃。经过合法斗争，吴芝圃出狱，被迫离开了考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直到1936年秋，吴芝圃才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将他多年来在豫西、豫东、豫北和开封等地从事秘密活动的情况，特别是将他掌握和亲手建立的党组织关系，以及可以发展为党员的对象等等，一一向组织上做了详细汇报，为党中央正式恢复河南党组织、重建河南省委领导机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1937年4月，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被批准成立，由刘子久、吴芝圃、沈东平三人组成，机关设在开封。吴芝圃负责在豫西山区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二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吴芝圃任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在他的努力下，到1938年夏，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豫西各地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3000多名。1938年4月，省委调吴芝圃回开封，担任省委组织部长。5月，在日寇大举进犯中原、开封即将沦陷的时候，省委南迁许昌。
　　为开辟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吴芝圃奉命返回豫东，组建豫东特委，并担任豫东特委书记，建立抗日武装，进行敌后斗争。
　　1938年6月10日，睢县、杞县和太康的抗日武装整编成立睢杞太大队，共有200多人，由吴芝圃统一调动指挥。大队在吴芝圃的指挥下，首先在杞县花胡寨附近伏击日军一个骑兵小队，打伤了几个日本兵，截下了被抢去的1000多公斤小麦，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这是豫东平原上建立抗日武装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大大增强了大家的抗战信心。7月，队伍扩大到1800多人。不久，吴芝圃即宣布在睢杞太大队的基础上，成立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吴芝圃任司令员。
　　1938年8月，三支队与肖望东率领的先遣支队联合作战，并建立了前敌委员会，由吴芝圃任书记，肖望东任副书记。
　　1938年10月，吴芝圃按照省委指示，率三支队、肖支队西渡黄河，在河南西华县杜岗村与彭雪枫部合编，合编后改称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兵员1020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游击支队便剧增至2万人，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为统一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建立了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豫皖苏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吴芝圃先后担任党政军委员会委员，区党委副书记、书记，行政公署主任等职务，主要分管地方党的工作。1939年游击支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支队司令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
　　“皖南事变”发生后，彭雪枫、吴芝圃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编入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不久，邓子恢接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后任副主任。1942年9月，吴芝圃任主任。
　　1942年前后，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11月，日伪军调集大批人马，对刚刚转移到路东的新四军第四师进行残酷的“扫荡”、围攻，在敌伪军的夹击下，四师指战员以洪泽湖为依托，展开了有名的“三十三天反'扫荡’”，连续进行战斗数百次。在当时异常艰苦、困难的险恶形势下，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包括个别团营级的干部，经不起考验，有的在政治上发生动摇，有的开小差逃跑，甚至还有个别叛变投敌。针对这种状况，吴芝圃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的报告，指出：“这些人的痛苦将与他腐化的程度同样增长，他的人格将和他的堕落的程度一齐消亡”，他们的“享受观”就是“寻死观”。他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对物质享受的态度。他这篇著名报告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规律》等文章在淮北区党委、华中局的刊物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紧接着，华中局又将这些文章推荐给党中央。党中央十分重视，印发各地，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参阅材料。
　　三
　　从1940年10月开始，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疯狂向豫皖苏边区进犯，驻皖北的国民党骑二军、骑八师也向涡河沿岸进逼，妄图围歼华东地区的新四军。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开始动摇。原三总队总队长耿蕴斋（萧县人），在调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后，嫌有职无权，心怀不满，带警卫连私自回到萧县。新四军六旅副旅长兼十七团团长吴信荣（萧县人），想当旅长未能得逞，心存不满，经常带部队在萧县单独活动。他们二人正酝酿叛变投敌。
　　对于他们的行为，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已有所察觉，先后派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前去解决。与此同时，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又秘密指令十八团团长刘子仁，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武力惩罚耿蕴斋。然而，刘子仁早对边区党委让他出任夏邑县长不满，认为这是在夺他的兵权，因而也存叛变之心。对于党政军委员会的这道密令，他阳奉阴违，暗中把党政军委员会的密电抄送给了耿、吴二人。
　　吴芝圃接到通知后，便和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粮食局长张辑五一起，带领5名警卫人员，奔波二百多里，到达萧县境内。吴芝圃根据以往对刘子仁的了解，认为他政治上很不可靠。在去萧县的路上，吴芝圃便警觉地向张辑五提出：“我来时，雪枫同志向我讲，必要时可以依靠刘子仁解决耿、吴的问题，你看靠得住吗？刘不会有唇亡齿寒之感吗？”
　　为防刘子仁有诈，吴芝圃派人秘密通知十八团的政委和参谋长，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调动部队，不准移防等等。1940年12月10日晚，吴芝圃一行在芒砀山区二联队（刘子仁部）的联络点住下后，即派人和萧宿永地委书记李仲道联系，约定晚上到这个联络点商谈，接着又派人和刘子仁联系。
　　当晚，李仲道先来，吴芝圃向他传达了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耿、吴图谋叛变问题的指示，和尽量设法争取耿、吴回头，倘若谈不好，也应耐心等待的解决方针，并共同商定了第二天晚上的会面地点。李仲道刚走，刘子仁就来了。他表面上很热情，主动汇报了耿、吴准备叛变的情况，并表示他要坚决还击，决不妥协。当吴芝圃向他传达党政军委员会的指示和彭雪枫司令员对他的殷切希望以后，刘子仁表现得很“左”，口口声声反对和平解决的方针，自告奋勇打先锋，要求主动出击。
　　刘子仁的这种异常表现，进一步引起了吴芝圃的警惕。第二天，吴芝圃决定以“回访”的名义到刘子仁处摸动向。张辑五出于安全考虑，坚持自己替吴芝圃前往。张辑五回来后向吴芝圃作了具体汇报，证明刘子仁已经叛变，并从刘部的异常调动来看，最大可能就在当晚要动手。张辑五等建议吴芝圃立即改换驻地，以防万一。但吴芝圃不为所动，坚决按原计划行动。傍晚时分，他们发现刘部加岗加哨，行动异常。吴芝圃仍然镇定自若，与大家一起彻夜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12日凌晨，李仲道带人向吴芝圃报告说，耿蕴斋派了四个步兵连、一个骑兵排来“请”吴芝圃到吴信荣他们那里去“谈话”；吴芝圃反复考虑之后，毅然接受“邀请”，并决定让随行人员迅速撤回，仅自己和李仲道两人前往“会谈”。就这样，吴芝圃和李仲道以过人的胆识共同赴难，闯进驻扎在萧县洪河集上的吴信荣团部。在叛军团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吴、李神色镇定，谈笑自如。吴芝圃一方面利用耿、吴和刘子仁之间的矛盾，随机应变，稳住对方，迫使他俩将扣押在该部做说服工作的干部放了出来。同时，又义正词严地批评耿蕴斋、吴信荣不该擅离职守，率部自由行动，警告他们不要一错再错，误入不可自拔的地步。吴信荣自知理屈，放声大哭，将刘子仁如何编造谎言，挑拨离间，策划、威胁他们的阴谋全部端了出来。
　　吴芝圃代表区党委当即对刘子仁的种种欺骗，进行了揭露，劝告他们不要受人愚弄，要相信党，相信人民，要悬崖勒马，不可坚持错误，争取组织宽大处理。耿蕴斋、吴信荣此时幡然悔悟，深表愧疚。他们将吴芝圃和李仲道二人送至洪河集西门。告别后，吴、李二人立即策跑马出险境，直奔萧县人民政府。同日，刘子仁公开露出了叛徒嘴脸，扣押了边区党委派到他的部队里工作的许多党员、干部。当夜，这些被捕同志组织突围，十七团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等牺牲。刘子仁叛变后即与敌伪相互勾结，到处攻打我军，并大肆杀害我地方干部，解放后被逮捕，处以死刑。而吴芝圃以过人的胆识，将生死置之度外，给那些受蒙骗的干部、战士指明了出路，使他们受到了教育，对于耿蕴斋、吴信荣所率部队以后重新回到革命阵营里来，起了重要作用。

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罪人吴芝圃
　　四
　　1949年4月，河南省全境解放。5月，吴芝圃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11月任省委第一副书记，1952年11月任省委第二书记，1955年2月由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改任省人民委员会省长。
　　吴芝圃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期间，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工农业生产，根治黄河、淮河，改造黄泛区，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吴芝圃在河南一再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甚至开了省长整省委书记的先例。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定《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通过并发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会上，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粮食问题上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
　　自此，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1958年，在吴芝圃的主持下，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被批斗。结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达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变得极不正常。1958年8月，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第一书记。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后，吴芝圃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会，再次批判省直和地市委一批干部“右倾”，把反“潘、杨、王”的斗争推到顶点，继续打击一批干部。吴芝圃在河南进行的这一系列“左”的运动，不但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也使自己在河南原本较高的威望大大下降了。群众中流传着诸如“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之类的民谣。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还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黄河以南亩产500斤，淮河以南亩产800斤），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吴芝圃承诺说，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对于吴芝圃的许诺，毛泽东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在鼓励吴芝圃试验的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吴芝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在后来到河南视察时，毛泽东在专列上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对吴芝圃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但是，吴芝圃发热的头脑此时已经无法冷静下来。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道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6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在1958年秋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竟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省委第一书记头脑发热，基层自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河南，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120万吨。1958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140.5亿公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351亿公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
　　在河南“大跃进”的狂潮中，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了河南遂平县嵖岈山。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南视察了人民公社。8月6日，毛泽东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后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
　　在得到最高领袖肯定后，1958年8月底，河南省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吴芝圃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1958年是吴芝圃最得意的一年，他甚至宣称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讲真话的干部，吴芝圃则给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关押起来。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据统计，1952年至1957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1960年只有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日益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逼迫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到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情况。翌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态蔓延。1958年冬和1960年春，信阳地区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悲剧。
　　1959年4月，中共中央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可即便在1959年调整计划指标之后，仍然无法完成计划的任务。但是，吴芝圃却没有正视现实。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即便在发生了“信阳事件”之后，吴芝圃还授意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把大量饿死人、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1960年10月间，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以实事求是在党内著称的陈云和吴芝圃算了几笔账：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几笔账算下来，陈云的结论是：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头脑发热的吴芝圃仍坚持说：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到1961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是，他仍将错误原因归结为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分子失去警惕”，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以此为自己辩护。
　　五
　　河南发生的问题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北京。1960年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泽东。10月26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负责农业口的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的头上，声称省委毫不知情。遭到张树藩反驳之后，吴芝圃尴尬不已。经过调查，陶铸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１９５９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
　　为了系统解决“大跃进”带来的问题，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较为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３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
　　1961年1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2月，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中央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文教工作。同时，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为潘复生、杨珏等平反的决定。5月和8月，中共中央、中央监委分别批示，为潘、杨平反。
　　1962年以后，吴芝圃年年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自我检查报告，反复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中共中央为吴芝圃和张际春、徐海东、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等八人一起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党史纵览》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