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整形哪家医院最好:原理课程阅读文献精选——哲学篇01

绪论
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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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 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因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结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写于1883年
2．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节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宁：卡尔·马克思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1914年11月）
序　　言
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1913年（根据我的记忆）为格拉纳特词典写的。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书目。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其次，词典编辑部考虑到书报检查，又把本文结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可惜在这里我无法把结尾部分再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我的某些文稿中。我只记得，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还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
1918年5月14日于莫斯科
马克思·卡尔　1818年公历5月5日生于特里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这个家庭是富裕的，有教养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波恩和柏林的大学攻读法学，但他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左派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圈子，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拒绝让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剥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资格，这样就迫使马克思放弃了当学者的前程。当时左派黑格尔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是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他的另一著作《未来哲学原理》于1843年问世。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这些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我们〈即左派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这时，一些同左派黑格尔派接近的莱茵激进派资产者，在科隆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86（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隆。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检查，后来，在1843年1月1日决定干脆将其查封。马克思被迫在查封之前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除后面列举的（见书目）以外，恩格斯还曾提到论摩泽尔河谷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一文。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同她订了婚。燕妮出身于一个反动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哥哥曾在1850—1858年这个最反动的时期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赴巴黎，此行的目的是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左派黑格尔派，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流亡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一起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德法年鉴》杂志88只出了第1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到巴黎小住数日，他从这时起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一起极其热情地投入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特别有影响，马克思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尖锐斗争中创立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马克思作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而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89，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并于三月革命后，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科隆。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任该报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态的发展极好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理论。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驱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到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后又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移居伦敦，直到去世。
流亡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1913年出版）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及其一家饱受贫困的折磨。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和所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迫使马克思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各种穷凶极恶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马克思竭力避开流亡者的圈子，写了一些历史著作（见书目）来详细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并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1卷）这两部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50年代末和60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公告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共同行动的轨道，并同所有这些派别和学派的理论进行斗争，从而为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制订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在1871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对它曾经作过极其深刻、准确、出色而有影响的、革命的分析（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失败之后，在巴枯宁分子使第一国际分裂之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以后，马克思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为紧张的理论研究活动，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他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为此大量收集新的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语），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妻子去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静静地长眠于他的安乐椅中。他被安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安息在妻子的身边。马克思的子女，有几个由于当时家境十分贫困，在童年时便死于伦敦。三个女儿爱琳娜、劳拉、燕妮，分别嫁给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艾威林、拉法格、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必须把他的整个世界观作一简略的叙述。
哲学唯物主义
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而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还认为，费而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费而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就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斗争”（《遗著》中的《神圣家族》）。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务的创造主<创造者、缔造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地版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述了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充其量是“把当中拒绝的唯物主义又羞羞答答地暗中接收过来”。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见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他们到了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发表的比通常“更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谈到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但同时又斥责赫胥黎为不可知论、为休谟主义留下了“后路”。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这也就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应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他们认为，任何其他关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可以说唯有马克思和我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接受并附着力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辩证法本身包括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在，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不过，这个观念，按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作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参看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
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参看马克思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阶级斗争
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
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而当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胜利、设立了代议机构、实行了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有了供群众阅读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已经建立起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同盟等等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宪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做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也就从分析商品入手。
价　　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亿万次的交换，总是使各种极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趋于彼此相等。这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n彼此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一种类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一位旧经济学家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个别的偶然的交换行为（“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n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也如同在《资本论》开头的两章中一样）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时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资本论》第1卷）
剩余价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Т（商品）－С（货币）－Т（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С－Т－С，这就是说，买是为了卖（带来利润）。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加叫做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相互间的盈亏会抵消，而这里说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譬如说劳动12个小时。其实工人在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6／6，即100％。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情况下某些人手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地出卖劳动力来说是自由的，从他们没有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来说也是自由的，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工人，是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第一种方法时，展示了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以及国家政权为延长工作日（14—17世纪）和为缩短工作日（19世纪的工厂立
法）而进行干预的壮观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又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的事实。
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基本的典型的特征揭示得多么深刻，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足以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其丰富的材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而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中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也都显示了出来。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是用它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整个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剩余价值在转化为资本时全部都用作可变资本。而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快，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的“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这种过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使资本有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锁钥，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则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不固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来。原始积累是强迫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侵占公有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Ⅰ）生产资料的生产和（Ⅱ）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详细地考察了在以原有规模再生产的情况下和在积累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资本论》第3卷所解决的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科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而不是像, 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根据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来分析问题。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了剩余价值之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会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都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量相符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一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被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价格总量相符的。然而价值（社会的）变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完全*市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而不同方向的个别的偏离则相互抵消。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而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之比，而不只是与资本的可变部分之比）当然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阻挡或者说抵消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不再转述《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理论。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又全被各个业主所占有，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者说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肥力的差别，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这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从优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转移而产生的。实则相反，也有逆向的转移，也有某一类土地转变为别类土地的情况（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那个出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陷、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利润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的完全自由，是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流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土地所有者作为垄断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而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变会打破私有者的垄断，会导致在农业中更彻底更充分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派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接近于“触动”当代另一种特别重要和特别“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3卷第77—81页。并参看1862年8月9日的信，同上，第86—87页。）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化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剩余产品交给地主），然后转化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转化为货币，在旧日罗斯称“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许多深刻的（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不仅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较富裕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就有富裕的农奴自己又拥有农奴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独立经营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植资本主义租佃者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32页）“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法兰西阶级斗争》）。“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雾月十八日》）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即小生产的标准形态，不断衰退、毁灭、消亡。“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完全是以“生产者的殉难历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在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
社会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个转变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上的执行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培养的无产阶级。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准备新的因素来建立这种联系，使工业同农业在自觉运用科学和合理组织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在重新分布人口（既消除农村的荒僻、与世隔绝和不开化状态，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里，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资本主义对父权制家庭的瓦解，必然采取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憎的形式。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工人由各种年龄的男女搭配组合而成，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工厂制度使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最后，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将继续存在的小农的态度问题，必须举出恩格斯表达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耶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杂志。）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早在1844—1845年，马克思就判明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未能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正确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后来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特别是1913
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还远远没有收齐，没有汇集在一起，没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个最一般最简短的评介，着重说明，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他们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说明，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使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起了败坏无产阶级的作用”（第2卷第218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精力”（第3卷第124页）；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老宪章派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英国工人领袖怎样在变成“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类型的人（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只要这种垄断地位未被破坏，“不列颠工人也只能是这样”（第4卷第433页）。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100的政党”。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害怕世界大风暴……毫无毅力，到处剽窃；……没有首创精神……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儿戏的做法了（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要求人们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要求人们以怎样的精神进行这项工作，这可以从他对德国在1856年这一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在德国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一直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面。马克思当时所以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其原因之一就是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他们将在报刊上共同发表的意见同马克思交换看法时写道：“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1864—1870年间，当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对俾斯麦和亲奥派同样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不顾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状况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在国际1870年9月9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呼“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行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为害，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小，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士气沮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书　　目
马克思的著作和书信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收齐出版。马克思著作已经译成俄文的，比译成其他任何文字的都多。下面把这些著作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1841年，马克思写了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去世后编入《遗著》。关于《遗著》，下面还要谈到）。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科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评论，以及维护政教分离的文章等等（部分编入《遗著》）。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4年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马克思的特别出色的文章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除编入《遗著》外，还出版了单行本）和《论犹太人问题》（除编入《遗著》外，还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编为《廉价丛书》第210辑）。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出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除编入《遗著》外，俄文出了两种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新声出版社版和1907年圣彼得堡知识公报出版社版）。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作为弗·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附录发表；有俄译本）。1845—1847年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以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1845—1848年在比勒菲尔德出版）、《社会明镜》杂志（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大部分还没有收集起来，没有重新出版，也没有译成俄文）。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基本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俄译本有新世界出版社的3个版本，以及格·李沃维奇、阿列克谢耶娃、启蒙出版社的版本，均出版于1905—1906年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有俄译本），后来在伦敦又和弗·恩格斯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它被译成欧洲几乎一切国家的文字及世界上其他一部分国家的文字（俄译本共有大约8种版本，在1905—1906年出版，其中包括铁锤出版社、钟声出版社和阿列克谢耶娃等的版本。大部分被没收。曾用过《共产主义宣言》、《论共产主义》、《社会各阶级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历史哲学》等各种名称；该书及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完整的和最确切的译本，大部分见“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版本）。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是该报事实上的主编。马克思在这个到现在还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全部重新出版。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在该报发表的一组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的文章曾多次出版单行本（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科兹曼、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和李沃维奇的4种版本）。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以《执政的自由派》为题出版了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编为《廉价丛书》第272辑）。1849年马克思在科隆出版了《两个政治审判案》（这是马克思的两篇辩护词，他被控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1845—1848年在比勒菲尔德出版）、《社会明镜》杂志（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大部分还没有收集起来，没有重新出版，也没有译成俄文）。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基本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俄译本有新世界出版社的3个版本，以及格·李沃维奇、阿列克谢耶娃、启蒙出版社的版本，均出版于1905—1906年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有俄译本），后来在伦敦又和弗·恩格斯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它被译成欧洲几乎一切国家的文字及世界上其他一部分国家的文字（俄译本共有大约8种版本，在1905—1906年出版，其中包括铁锤出版社、钟声出版社和阿列克谢耶娃等的版本。大部分被没收。曾用过《共产主义宣言》、《论共产主义》、《社会各阶级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历史哲学》等各种名称；该书及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完整的和最确切的译本，大部分见“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版本）。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是该报事实上的主编。马克思在这个到现在还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全部重新出版。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在该报发表的一组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的文章曾多次出版单行本（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科兹曼、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和李沃维奇的4种版本）。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以《执政的自由派》为题出版了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编为《廉价丛书》第272辑）。1849年马克思在科隆出版了《两个政治审判案》（这是马克思的两篇辩护词，他被控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中违法和号召武装反抗政府，后来陪审法庭宣告马克思无罪；俄译本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知识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的共5种版本）。1850年马克思在汉堡出版了6期《新莱茵报》杂志，在其中发表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的几篇特别出色的文章后来由恩格斯在1895年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出版，其标题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俄译本有玛·马蕾赫出版的《丛书》第59—60辑合订本；也编入1906年圣彼得堡斯基尔蒙特出版的、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文集《历史著作集》，以及191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关于20世纪生活的思想和观点》）。1852年在纽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俄译文收入上述的文集）。同年在伦敦出版了《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真相》（俄译本有1906年10月28日圣彼得堡出版的《大众科学丛书》第43辑《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1851年8月至1862年马克思是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e Tribune》）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许多都没有署名，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其中特别出色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译成德文重新出版（俄译文收入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两个文集，后来又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的以及公益、新世界、普及丛书和铁锤等出版社出版的共5种单行本）。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有些文章后来曾在伦敦出版过单行本，如1856年出版的论帕麦斯顿的小册子、《18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自由党大臣们为一己的私利而经常依附俄国）等等。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出版了他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标题为《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1897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收入《战争与革命》一书，其第1编为《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1852年、1853年、1854年）》1919年哈尔科夫版（《我们的思想》丛书）。1854年年底和1855年期间，马克思是《新奥得报》的撰稿人，1861—1862年又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也像他的许多书信一样，还没有收集起来，只有一部分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克思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有关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一些文章，情况也是这样。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俄译本有1896年莫斯科出版的、由曼努伊洛夫校订的和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鲁勉采夫翻译的两种）。1860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Herr Vogt》）。
1864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有俄译本）。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了许多宣言、公告和决议。所有这些材料还远未加以分析研究，甚至还没有收集起来。首先做这项工作的是古·耶克，他写了《国际》一书（有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俄译本），书中也刊载了马克思的几封信和由他起草的几项决定草案。马克思为国际写的文件有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于1871年在伦敦出版单行本，题为《法兰西内战》（俄译本有经列宁校订的、铁锤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和其他出版社的版本）。1862—1874年期间马克思和国际会员库格曼有书信往来（通信集俄译本有两种版本，一种由亚·哥伊赫巴尔格翻译，另一种经列宁校订）。1867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在汉堡问世。第2卷和第3卷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俄译本第1卷共有5种版本（有1872年和1898年出版的、丹尼尔逊翻译的两个版本，有由E．A．古尔维奇和A．M．扎克翻译、经司徒卢威校订的1899年第1版和1905年第2版两个版本，还有一种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校订的版本）。第2卷和第3卷有丹尼尔逊的译本（较差）及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校订的译本（较好）。1876年马克思参加恩格斯《反杜林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lzung der Wissenschaft》）一书的写作，看过全书的手稿并写了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整个一章。
马克思去世后，出版了他的下列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俄译本于190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德文原文刊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8期）。《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6月26日作的报告，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1897—1898年）；俄译本有1906年铁锤出版社和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的版本）。《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斐·拉萨尔的遗著》，共3卷，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俄译本有经阿克雪里罗得等人校订的两卷，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还有E．古尔维奇校订的第1卷，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信曾单独出版，后编入《遗著》）。《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等致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有两种版本：一种由阿克雪里罗得校订，另一种由列宁作序，由达乌盖出版社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共3卷4册，1905—1910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即考茨基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手稿（俄译本只有第1卷，有3种版本：1906年圣彼得堡版，普列汉诺夫校订；1906年基辅版，热列兹诺夫校订；1907年基辅版，图恰普斯基校订）；191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四大卷《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收有1844年9月至1883年1月10日期间的1386封信，这些信为研究卡·马克思的传记和观点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材料。1917年出版了两卷《马克思恩格斯1852—1862年论文集》（德文本）。最后，对于这份马克思著作目录，还必须附带说明一点：这里没有编入大部分是在《新时代》杂志、《前进报》及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德文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比较短小的文章和书信；这里所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俄译本目录，特别是1905—1906年出版的—些小册子的目录，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这里我们只能择其要者作一介绍。我们把作者分成三大类：在根本上持马克思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质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著作家；似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民粹派对马克思的态度，应看作修正主义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变种。威·桑巴特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书目》（《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文库》第20年卷（1905年）第2册第413—480页）中开列了300本书，那还是很不齐全的。作为它的补充，可参看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的《新时代》杂志上的索引。此外，可以参看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要得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详细书目，还可以参看《社会科学书目》柏林版第1年卷（1905年）及以后各年卷。也可以参看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2版第2卷）。我们在这里举出的只是最重要的。有关马克思的传记，首先应当指出弗·恩格斯在《人民历书》（1878年由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和《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0—603页）上写的条目。此外还有：威·李卜克内西的《纪念卡尔·马克思》1896年纽伦堡版。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德文版）。威·李卜克内西的《卡尔·马克思》（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第2版）。保·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1905年敖德萨俄文版，原文见《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卡·马克思纪念集》（1908年圣彼得堡版，共410页，文集所收的文章的作者为：尤·涅夫佐罗夫、尼·罗日柯夫、弗·巴扎罗夫、尤·斯切克洛夫、亚·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彼·鲁勉采夫、卡·伦纳、罕·罗兰－霍尔斯特、弗·伊林、罗·卢森堡、格·季诺维也夫、尤·加米涅夫、普·奥尔洛夫斯基和米·塔甘斯基）。弗·梅林的《卡尔·马克思》。美国社会党人斯帕戈用英文编写的大本马克思传记（斯帕戈《卡·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1911年伦敦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马克思事业的概述，见卡·考茨基的《卡·马克思的历史功绩。纪念大师逝世二十五周年》（1908年柏林版）。俄译本：《卡·马克思和他的历史作用》（1908年圣彼得堡版）。还可参看克拉拉·蔡特金的通俗小册子《卡·马·及其毕生事业》（1913年）。回忆马克思的文章有：安年科夫在1880年《欧洲通报》杂志第4期发表的文章（及其《回忆录》第3卷，188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光辉的十年》），卡尔·舒尔茨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马·柯瓦列夫斯基在1909年《欧洲通报》杂志第6期及以后几期上发表的文章。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下列著作作了最好的论述：《二十年来》（1909年圣彼得堡第3版）、《由防御到进攻》（1910年圣彼得堡版）、《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1906年圣彼得堡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版）等等。还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1898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1906年圣彼得堡版）。弗·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1906年圣彼得堡版，有启蒙出版社和铁锤出版社出版的两种版本）和他的《莱辛传奇》（1908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版）。还可参看沙·安德列尔（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宣言。历史、序言和注释》（1906年圣彼得堡版）。也可以参看《历史唯物主义》（1908年圣彼得堡版，收入恩格斯、考茨基、拉法格等许多人的文章的论文集）。柳·阿克雪里罗得的《哲学概论。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批评家》（1906年圣彼得堡版）。专门为狄慈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尝试辩护的有恩·温特尔曼的《狭隘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1910年慕尼黑版，共753页，是一部篇幅很大但不严肃的著作）。胡戈·里克斯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源》，载于《一般政治学杂志》第62年卷（1906年）第3册第407—432页，这是一个反对马克思观点的人的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他表明了这些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的哲学严整性。本诺·埃尔德曼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前提》，载于《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施穆勒年鉴）1907年第3册第1—56页，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很有用的表述，并综述了从流行的康德主义以及整个不可知论观点出发的各种反对意见。鲁·施塔姆勒（康德主义者）的《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看经济和法》（1906年莱比锡第2版）。伏尔特曼（也是康德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俄译本，1901年出版）。福伦德（也是康德主义者）的《康德和马克思》（1909年圣彼得堡版）。还可参看亚·波格丹诺夫、弗·巴扎罗夫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1908年圣彼得堡版。亚·波格丹诺夫的《伟大拜物教的没落》1909年莫斯科版以及其他著作）同弗·伊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莫斯科版）之间的论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伦理学问题的著作有：卡·考茨基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圣彼得堡版）和考茨基的其他许多著作。再参看布丁的《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190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路·布丁《以现代批评眼光看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译自英文，维·查苏利奇校订，1908年圣彼得堡版）。赫尔曼·哥尔特的《历史唯物主义》（1909年版）。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的著述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7年圣彼得堡版）。谢·普罗柯波维奇的《马克思批判》（1901年圣彼得堡版）。哈马赫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体系》（1901年莱比锡版，共730页，是引文的汇编）。威·桑巴特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圣彼得堡版）。麦克斯·阿德勒（康德主义者）的《因果性和目的论》（收入1909年维也纳出版的《马克思研究》）和《思想家马克思》。
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者卓·詹梯利的《马克思的哲学》（1899年比萨版）是值得注意的一本书。作者指出了通常被康德主义者和实证论者等等所忽视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几个主要方面。莱维的《费尔巴哈》也值得注意，此书论述了马克思的最主要的哲学先辈之一。切尔内绍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备忘手册》（1908年圣彼得堡事业出版社版），是把马克思许多著作中的话摘编在一起的一部有益的书。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问题，见卡·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许多俄译本）和他的《土地问题》、《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和许多小册子。还可参看伯恩施坦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论〉第3卷》（俄译本，1905年出版）。加布里埃尔·杰维尔的《资本论》（《资本论》第1卷的阐述，俄译本，190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者中在土地问题上的所谓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爱·大卫，他写了《社会主义和农业》（俄译本，1902年圣彼得堡出版）。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见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以及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第2版）、《经济评论集》（1899年圣彼得堡版）、《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917年第1编）。孔佩尔－莫雷尔的《法兰西的土地问题和社会主义》（1912年巴黎版，共455页），是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某些地方有所背离）来分析法国土地关系的最新材料。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将它运用于经济生活中的最新现象的书，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1年圣彼得堡版；纠正该作者在价值理论上根本错误观点的文章，见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黄金、纸币和商品》（《Gold, Papier und Ware》）第30年卷（1912年）第1册第837、886页）、弗·伊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级》（1917年）。彼·马斯洛夫的《土地问题》（两卷本）及《国民经济发展理论》（1910年圣彼得堡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其中某些错误的批判，见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第29年卷（1911年）第1册上的文章《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资产阶级教授中间广泛流行的“边际效用”论的观点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有：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柏林版，载于《政治学著作》，敬献给卡·克尼斯）（俄译本：《马克思的理论及对它的批判》1897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资本和利润》（1900—1902年因斯布鲁克第2版，两卷本）（《资本和利润》1909年圣彼得堡版）。并见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年）；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文库》）；莱奥·冯·布赫的《政治经济学基本要素。第1集。劳动强度、价值和价格》（也有俄译本）。以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柏姆－巴维克的批评的有：希法亭的《柏姆－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研究》，1904年维也纳版第1卷）及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
关于在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两大派别——“修正派”和激进派（“正统派”）的问题，见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德文原本189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有1901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1901年莫斯科出版的《社会问题》），并参看他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概述》（1902年圣彼得堡版）。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有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德文原本189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4种版本）。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茹尔·盖得的《阶级斗争的四年》、《警惕！》、《昨天和今天的问题》（1911年巴黎版）；保·拉法格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巴黎版）。安·潘涅库克的《工人运动中的两种趋向》。
阐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的新著作有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1913年柏林版）。对该书中曲解马克思理论的部分进行分析的著作有：奥托·鲍威尔的《资本的积累》（《新时代》杂志第31年卷（1913年）第1册第831页和第862页）。埃克施泰因在《前进报》（1913年）上发表的和潘涅库克在《不来梅市民报》（1913年）上发表的文章。
俄国较早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有：波·契切林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载于188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别佐布拉佐失的《国务知识汇编》）及《政治学说史》（1902年莫斯科版第5册第156页）。季别尔的《契切林先生透过有色眼镜所看到的德国经济学家》（载于《季别尔文集》1900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该书是对上述的契切林著作的反驳。路·斯洛尼姆斯基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98年圣彼得堡版）。尼·季别尔的《大卫·李嘉图和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和《季别尔文集》两卷集（1900年圣彼得堡版）。还有伊·考夫曼（伊·考-曼）的一篇对《资本论》的评论文章（载于1872年《欧洲通报》杂志第5号），这篇文章颇为有名，因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用了伊·考-曼的话，认为这篇文章正确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
俄国民粹派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尼·康·米海洛夫斯基针对彼·司徒卢威《评述》一书（载于1894年圣彼得堡版）所发表的文章（载于《俄国财富》杂志1894年第10期和1895年第1期和第2期，后收入他的《文集》，对这本《评述》，克·土林（即弗·伊林）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1895年圣彼得堡版，已被书报检查机关销毁）中曾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过分析，该文收入弗·伊林的《十二年来》（1908年圣彼得堡版）。其次，民粹派的著作还有：瓦·沃·的《我们的方针》（1892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从70年代到1900年》（1907年圣彼得堡版）。尼古拉-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维·切尔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问题》（1906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
除民粹派的著作外，还有：尼·卡列耶夫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旧评论文集》（1896年圣彼得堡版，1913年第2版书名改为《经济唯物主义批判》）。马萨里克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1900年莫斯科版）。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02年圣彼得堡版）。
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批评马克思的著作的有：瓦·切尔克佐夫的《马克思主义学说》（1905年圣彼得堡版，共两册）；韦·捷凯尔的《代替一本书》（1907年莫斯科版）。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现代经济学的社会研究》（1908年莫斯科版）。
载于1915年《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有删节）；序言载于1918年莫斯科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43—93页。
本站根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95页）录入。
3．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中国文明网　www.wenming.cn   2010-03-17    来源: 中央编译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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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①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经济制度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目标就应该对准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本文为悼念恩格斯而作。列宁概述了恩格斯的光辉一生，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不朽功绩，赞颂了恩格斯作为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所具有的崇高品格以及他同马克思的伟大友谊，指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①见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40年代参加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当时的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父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37中，应该简要地叙述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
恩格斯1820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份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同流行罪恶进行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么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①，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面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将它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发展本身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了解，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1842年他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供职。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编者注）
研究和观察的成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叙述这些思想的著作写得很动人，通篇都是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还没有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这么真实。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出版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
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①。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38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②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5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596—625页。——编者注
宣言》①。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主编在科隆出版的民主派的《新莱茵报》8。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斗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迁居伦敦。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40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86页。——编者注
（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③，一篇论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文章41（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42第1集和第2集上），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文章43，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44。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2卷，1894年出版了第3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4卷45整理好）。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
①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39。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401892年日内瓦第2版）。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75页。——编者注
③同上书，第207—254页。——编者注
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①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1848—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马克思在1864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12，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就是在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的团结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精神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党人，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党人，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党人，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对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的深刻理论认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
①见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给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9页）。——编者注
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46，——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1870年的战争47造成了德法之间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负担而松一口气，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
第1—12页
４．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列宁
（1913年3月）
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厂主在应不应该减少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问题上会采取公正态度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不仅如此，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的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同一切中世纪废物，同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展开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科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它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全力来“驳倒”、败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为宗教辩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不管那些“重新”回到陈腐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怎样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都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的胜利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是在农业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优势日益扩大，采用机器愈来愈广泛，农民经济纷纷落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造成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品却被一小撮资本家所占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创造着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最初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的经验，使工人一年比一年多的人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正确性。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三
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谴责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臆想较好的制度，劝富人相信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导致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崩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却日益明显地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整个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战胜农奴主阶级而赢得政治自由，没有一次不遇到拼命的反抗。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应当)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衡量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不可遏制地成长壮大。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发表于1913年3月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杂志《启蒙》第三期上。在我国，1938年汉口中国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中文版。本文写作的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世界历史又进入新的革命风暴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土耳其、中国等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斗，战胜了形形式式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机会主义思潮，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加紧在工人运动中培植他们的代理人，让这些资产阶级走狗在工人运动内部反对马克思主义。自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以最嚣张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疯狂地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妄图解除工人阶级思想武装，并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他们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宣扬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已经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主要危险。
在俄国国内，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大举进攻。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猖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他们声称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妄图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党引入歧途，使革命群众离开革命。为了彻底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为了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列宁在这个时期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本文就是这一系列重要文献中的一篇。
本文在驳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时，概括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来源和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高度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的完整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阶级性，它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而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先进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最优秀的学说——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这些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来源；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完备而严正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包括三个各自独立而又切联系的组成部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文章概括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加深和发展了哲学的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发展着的物质，人的社会认识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等理论，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它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在，阐明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实质，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从而证明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社会力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观点，以及对未来社会提出的许多积极主张和天才的猜测，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从世界历史的提示中得出如下结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并且一贯地推行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阐明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从理论和实践上指明无产阶级用什么方法和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有机的统一体，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篇著作对于教育无产阶级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明确自己解放的道路，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本文编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中文第二版第23卷、《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导读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列宁在191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文章。
一、这篇文章开头部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特点：(1)马克思的理论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把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个理论批判旧世界，开创新世界，因此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的仇视和憎恨。(2)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这个理论不是离开, , , 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封闭的僵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而是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3)马克思的理论是严整的科学的理论。马克思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十九世纪初期那些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优秀成果，是科学上的最新成就。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构成严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个理论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
二、这篇文章简明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一) 在哲学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十八世纪末叶同中世纪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法国唯物主义，又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成果，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列宁认为，这些成果中主要的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列宁认为，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说明，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在于研究人类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及其物质活动。生产力是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马克思证明了社会关系的制度取决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关系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从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另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必然性。
列宁还指出，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证明，人们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的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组织和机构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列宁特别指出恩格斯在1886年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77―1878年撰写的《反杜林论》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恩格斯在这两部薯作中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积极作用，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经典概括，提出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标准，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两部著作是觉悟工人必读的书。
列宁最后写道：“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利用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成就。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他们不能阐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马克思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专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从分析资产阶级为经济细胞一商品出发，阐明了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关系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发现了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生产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揭示了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在它的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大于它本身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样马克思就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是继唯物史观之后的第二个伟大发现。
马克思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资产阶级，通过剥夺小生产者把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造成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这样，生产成为社会生产，产品不再是个别人的产品，而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但是，共同劳动的产品却为私人即资本家所占有。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使生产日益社会化，同时创造了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验根源。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激烈竞争、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的科学分析，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
(三) 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的欧文(1771~1858)的学说。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大发展，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这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产生的
冲突开始形成时，就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继农奴制度之后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社会制度。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制度作了详细的设想，并通过宣传、示范和实验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尽管他们的著作中包含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的正确思想，但是他们不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创造新社会的力量。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宣扬和平改造社会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联系和根本区别，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样，他们就揭示了阶级斗争是划分为对抗阶级的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明确指出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列宁归结说：“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５．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书名】列宁选集（2卷）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199506
【标题】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正文】　　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576页。--278。）。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形势，改变了迫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只要各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任务是不会随着历史出现转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像俄国社会各个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一样，近几年，比如说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且看看近六年来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马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划分为两个三年，前三年大约在1907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1910年夏季结束。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向两边摆动的幅度很大。“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各个不同舞台上的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形式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们再说一遍，这里也是只从纯理论的“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演进十分缓慢，几乎等于停滞不动。在国家制度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比较显著的变化。前一时期各个阶级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多方面的活动的“舞台”，现在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活动了。　　这两个时期的相同之处在于：俄国的演进在前后两个时期都仍旧是先前的、资本主义的演进。这种经济演进同现存的许多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还是同从前一样，并没有因为某种局部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渗入这些或那些个别制度而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时期摆在历史活动的舞台最前面的问题，是上述那些迅速的、不平衡的变化究竟会引起什么结果。由于俄国的演进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变化的内容也就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采取某种温◎第279页◎和的自由主义立场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而害怕剧烈的变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保存大量旧制度的残余。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同“自食其力”的农民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不能不力求实现另一种资产阶级的改革，给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保留的余地要少得多。雇佣工人既然自觉地对待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不对这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趋向虽然都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及其发展速度和进步影响所波及的广度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过去的三年，通常称作策略问题的那些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标派分子（注：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关于《路标》文集，见第100注。--280。）认为，由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和分歧，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争论，是“争取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表现，没有再比这种意见更其错误的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它才不能对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不能不提出适应（直接地或间接地适应，正面地或反面地反映）这两种不同趋向的理论公式。
在后三年，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没有成为迫切问题，因为这两种趋向都被“死硬派”压下去了，被推到了后面，被逼了回去，被暂时湮没了。中世纪的死硬派不仅挤满了舞台的最前面，而且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广大阶层的内心充满了路标派的情绪，充满了沮丧心情和脱离革命的思想。这时呈现出来的不是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而是对任何改革的丧失信心、“顺从”和“悔罪”的心情、对反社会学说的迷恋、神秘主义的风行等等。
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使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问题、不过问政治问题的居民阶层受到了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在这个高度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不能不停顿一下，不能不回头去研究基本问题，不能不作一番新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消化”那些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注：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马赫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孟什维克中的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281。）的流行病◎第281页◎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注：召回派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集团，首领是亚·亚·波格丹诺夫，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派的变种最后通牒派则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派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上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违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260、282。），又如把召回主义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另一方面，遍及资产阶级最广大阶层的路标主义精神和脱离革命的思想，也渗透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温和谨慎”的轨道的那个思潮中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所剩下的已经只是用来掩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关于“等级制度”和“领导权”等等议论的词句了。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这些议论。仅仅指出这些议论，就足以说明前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经受的危机的深重，以及这种危机同现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联系。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前三年唤起了广大阶层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这些阶层往往是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刊物炮制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广泛。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弄明白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的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载于1910年12月23日《明星报》第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4-89页
6．毛泽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毛泽东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2]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节录。
[2]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九一五年八月）：“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又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九月）：“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722页）
7．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
胡锦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２周年之际，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要时刻，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召开这个理论研讨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交流学习、宣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会，推动全党更好地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希望大家紧紧围绕会议的主题，密切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密切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总结经验，交流心得，努力把研讨会开成一个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推动学习、深入贯彻的会议。
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是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战略举措，也是近年来全党全国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的继续和深化。２０００年２月，****同志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从那时以来，学习贯彻活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２０００年２月到２００１年６月。“三个代表”要求的提出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党全国以极大的热情开展学习研究，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化。第二阶段是从２００１年７月到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党８０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三阶段是从十六大到现在。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学习贯彻的根本要求和工作部署。十六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主题、把握灵魂、狠抓落实，形成了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取得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的明显成效。现在，这一重要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引向深入。这就是党中央提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们要通过兴起学习贯彻新高潮，切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在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上取得新的成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心同德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下面，我想结合自己的认识讲四个问题，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中央同意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不仅表明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再一次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世界，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同时强调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向党的最终目标前进。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不断朝着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胜利前进指明了现实途径。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这些重要理论观点，适应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条件的发展变化，适应我国人民利益要求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了全面要求。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１５０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卓有成效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红线，在许多重大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要全面把握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特征，也要全面把握它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的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党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都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也都是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服务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
十六大提出，我们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２０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令人振奋又十分艰巨。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征程中，我们将长期面对以下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能否始终解决好这三个重大课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重大课题提供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指明了方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预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和一整套发展战略。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创新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就能经过不懈努力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紧紧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认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我们就能集聚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维护世界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就能不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我们党就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总之，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
我们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党８０多年的一切奋斗，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整体。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有不断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才能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和建设才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才能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这不仅提出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而且指明了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
第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方针政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起指导和推动作用。抓住这个环节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就能在全局上把握住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制定和实施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创新发展思路，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都细心研究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努力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团结带领群众不断前进。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同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一道，努力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打开工作局面。要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各级干部都要自觉接受监督，绝不脱离群众，绝不贪图安逸，绝不以权谋私。
第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近一个时期以来，全国大多数省区市发生了非典疫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把防治工作列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全国上下紧急动员起来，同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灾害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央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坚持一手抓防治工作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齐心协力夺取抗击非典和促进发展双胜利的号召。经过不懈努力，现在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防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奏响了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嘹亮凯歌，书写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壮丽诗篇。这一胜利的取得，首先要归功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扎实工作，充分发挥了核心作用和领导作用；广大党员和干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经受考验，切实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和表率作用；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防群控，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地方和军队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奋不顾身、顽强拼搏，组成了战胜非典的强大突击队。国际社会也对我国的防治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尤为珍贵。我们要继续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毫不松懈地抓好经常性防治措施的落实，坚决防范疫情再次发生。同时，要认真总结抗击非典工作的宝贵经验，查找工作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以及干部思想作风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应急机制建设，切实改进有关工作，切实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这次抗击非典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把关心群众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我们就能集聚起强大的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总之，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并努力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
当前，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务必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为此，要注重做到以下三个结合。
第一，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工作，目的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只有同指导实践相结合才能把理论学深学透。要深刻认识学习好、运用好科学理论对推进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全面系统地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领会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着力掌握其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增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按照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要紧紧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抓紧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抓紧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抓紧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正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体现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行动中去，成为推动事业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指导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要对事也要对人。对事，就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工作、推动社会实践。对人，就是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头脑、指导自我修养。如果只对事不对人，或者只对人不对事，都不能真正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干部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就不可能领导好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现在，有些党员干部思想空虚，意志衰退，抵御不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诱惑；有些地方和部门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以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些干部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要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
第三，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和艰辛探索中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全党同志一定要倍加珍惜。在未来的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比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广大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的研究、宣传和贯彻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理论研究只有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事业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施展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不断作出新的建树。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知识分子都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自觉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同志们！当前，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正在全国兴起。各级党委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的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做到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及时指导、加强督促，不断将学习贯彻活动引向深入。要采取切实有效、丰富多彩的方式方法，力求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努力提高学习贯彻的成效。要把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活动，同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带头学习，带头运用，努力推动全社会形成自觉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万众一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
最后，祝这次研讨会取得成功。
新华社2003年7月1日
第二章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
马克思
(1844年5月底6月初-8月)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39。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同样，竞争到处出现，对此则用外部情况来说明。至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国民经济学根本没有向我们讲明。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①〕
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联系，所以才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行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行业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阐述和理解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40。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
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41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42，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3。
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44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工人的生产，并且考察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对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而且证实了这一点。对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45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在此以前考察的异化劳动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46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①〕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47
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
(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此，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
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
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而且，下面这种情况多么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会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那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世俗人对僧侣或者世俗人对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①〕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
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1)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48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还只是作出几点结论。49
强制提高工资(且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不谈强制提高工资这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分和尊严。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50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2)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比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补入(1)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
在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对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对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来说，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同劳动和工人生疏的人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
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8月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103页
注释：
第 40 页〔①〕在手稿中，这段话下面删去了一句话：“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上述财产的物质运动的本质”。——编者注
第 45 页〔①〕在手稿中，“材料”一词写在“对象”一词上方。——编者注
第 49 页〔①〕手稿中是Menschen(人)，不是Mahte(力量)。——编者注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①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164。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167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用不着去研究这种观察方法是否同自然科学的现状完全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遥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确实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169中，尽管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这个人想出了绝对观念，那么在实践上也一定达到了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这个绝对观念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对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政治的要求不可提得大高。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对这些结构，直到现在他的渺小的敌人还发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而世界历史虽然已经无事可做，却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因而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旦我们认识到（就获得这种认识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手；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维劳动”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30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越来越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虔诚派的正统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国家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虔诚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一派或那一派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170中实践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么，在1842年的《莱茵报》171上青年黑格尔学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成了第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创作神话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①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可以说是这个观念的下降；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彷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尽管不能认为有道理，在“纯粹思维”的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至高统治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同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紧密相连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①，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该怎么办。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步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作出进一步的结论：他的哲学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173，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而不可知论者企图在英国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驳倒，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拘泥于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相继表现出来的这位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而这决不是到处都不可避免的。作者越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越是把各种流派、特别是现在流行的自封的哲学派别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越大。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终于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身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而且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认为的那种东西，即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18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50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力的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已经知道，自然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不会前进；它总是产生同一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作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18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出现了对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预想（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50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并到处兜售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进一步发展理论，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去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么，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15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成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纷纷涌来的这一大堆杂乱的发现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有了条理。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的发现，费尔巴哈在世时全看到了，, 但是, ，这位在乡间, 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何况对这些发现就连当时的自然科学家有的还持有异议，有的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里只能归咎于德国的可怜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座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小识小见之徒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得完全正确：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一点费尔巴哈是做不到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19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Ⅷ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作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至多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必然联系；然而康德自己把他的哲学叫作“先验的唯心主义”，决不是因为那里也讲到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是施达克会记得的。有一种迷信，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迷信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习气（见《现象学》①）。
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
第三，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175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习以为常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教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怜惜怜惜读者吧。
三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融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某一历史运动，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不应当说宗教也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176（引自施达克的书，第168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而**在最近800年间获得了这样的发展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通行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的管理即婚姻立法神圣化；这些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在法国，从1793年到1798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宗教去代替它。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抛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作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因此，仅仅为了使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40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以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宗教，这就等于把现代化学当作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么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可以存在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份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
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古老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传布的，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拿日耳曼人来说，甚至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以及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里，我们才发现比较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甚至在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内，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也只有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13世纪到17世纪，才带有这种宗教色彩；而且，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挡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用不着我们去把这些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费尔巴哈多么远了。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现在已经不值一读了。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即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映象。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被反映为这个神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思想上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扬感性，宣扬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人们之间纯粹的性关系以外的某种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出现这样的命题：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177——“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178——“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179，等等。
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用这些命题去干什么，它们始终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
“关于社会的学说，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180。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指出：
“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181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他有句名言： “当人最初从自然界产生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182——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是根本不结果实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只能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他人有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又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他一切准则都是从中引伸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乏和空泛。
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己对人都有利。他的这种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满足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娱乐、辩论、活动、消费和加工的对象。费尔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说得很直截了当：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
至于说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绝对的，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和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那时以来并且由于那个缘故，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至于说到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教师”183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么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的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是自愿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赔了钱，那么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而且，我在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威风来。只要爱不纯粹是温情的空话，交易所也是由爱统治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做的事情，爱也在这里得到实现。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么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还成了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可是爱啊！——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而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悲惨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四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184以后，就只从事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重要的；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怪物；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不仅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阐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但是这种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的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①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这一发现，不仅使我们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使我们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看出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从而能完成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量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辐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186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那些纯属空谈的说明表示不满。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现在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地区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已经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简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那种大的、曾经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说不通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推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完全打碎。但是，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当然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罗马法，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进行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加工成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种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邦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制定出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编纂学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上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亲属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无可争辩地由别的神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这个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187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能够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188为了使它成为国教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250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189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同封建贵族进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便开始采取全国性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190。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败；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191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192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皮埃尔·培尔已经在忙于从事活动，而1694年伏尔泰也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国民议会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而在这里我可以说，在其他著作中证明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193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思辨①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敌对的时代了。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写于1886年初 载于1886年《新时代》杂志第4期和第5期，并于1888年以单行本形式在斯图加特出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节选）
《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没有写完的著作，是恩格斯多年来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总结。对19世纪中期的主要自然科学成就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了概括，并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念。 自然辩证法在恩格斯生前从没有发表过，在他去世后1896年发表了其中一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98年发表了其中另一篇论文《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直到1925年才在前苏联出版的德文和俄文译本对照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全文发表。 恩格斯原准备写成一部巨著，为此仔细研究了大量文献，写了十几篇论文和170多个札记。从1873年开始写作，1878年以前，他要写作《反杜林论》，因此只是为本书收集材料。1878年以后，他开始正式写作，写了大部分论文和片段，并拟订全书计划草案，写了导言。1883年马克思去世，恩格斯全力于完成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校对工作，还承担起主要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责任，没有时间继续写作，虽然后来陆续还写到1886年，但再没有能继续写，直到1895年他去世。 目前出版的是基于恩格斯遗留下的四束材料，除去其中显然和《自然辩证法》无关的几篇札记，共包括十篇论文，169段札记，两个计划草案，共有181部分。其中包括辩证法、数学、力学和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对物质运动形式的分类，对科学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等的见解。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自然科学研究的观念，对过去自然科学发现的总结和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预测。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节选）
辩　证　法244
（阐明辩证法这门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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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式当作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
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黑格尔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在几百处地方都善于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恰当的例证来证明辩证法的规律。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说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深入地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
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述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按照各自的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化合，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
几乎用不着指出，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同素异形状态和聚集状态，因为是基于分子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所以是基于已经传导给物体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
但是运动或所谓能的形式变换又怎样呢？当我们把热变为机械运动或把机械运动变为热的时候，在这里质是变化了，而量依然保持不变吗？完全正确。但是关于运动的形式变换，正入海涅谈到罪恶时所说的：每个人独自一人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罪恶总是两个人的事。运动的形式变换总是至少发生在两个物体之间的一个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无法在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在这里使我们首先只谈无生命的物体；对于有生命的物体，这个规律也适用，但它是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起作用的，而且现在我们还往往无法进行量的测定。
如果我们设想，将任何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那么开头是不会发生任何质的变化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极限：如果我们能够（如在蒸发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个的有自由状态的分子，那么我们在大多数场合下还可以把这些分子进一步分割，然而只有在质完全变化的条件下才行。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这些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分子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场合下，取代化合物的分子而出现的是这些元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在分子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场合下，出现的则是自由的原子，它们起着质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自由原子，轻松自如地起着大气中结合在分子内的氧原子所不能起的作用。
但是分子和它所属的物体，在质上也是不相同的。分子可以不依赖于物体而运动，而同时物体却好像是在静止中，例如热振动；分子可以因位置的变化，因与相邻分子的联系的变化，而使物体处于另一种同素异现状态或聚集状态，如此等等。
这样，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的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以及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
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最多只有如平衡、运动、位能这样一些状态，它们都是基于运动的可量度的转移，并且本身是可以用量来表示的。所以，这里只要发生质变，便总是由相应的量变引起的。
在物理学中，物体被当作化学上不变化或呆性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物体的分子状态的变化和运动的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双方的一方中──都会使分子活动起来。在这里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的或所承受的某种形式的运动的量发生量变的结果。
“例如，水的温度起初对于水的滴液状态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后来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升高或降低，便会达到这样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这种凝聚状态会发生变化，水会变为蒸汽或冰。”（黑格尔《全书》，《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217页）
例如，电流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强度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已知的压力下都有其固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多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标志，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不过，黑格尔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是在化学这一领域中取得最伟大的胜利的。化学可以说是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成分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懂得这一点（《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3卷第433页）。拿氧来说，如果结合为一个分子的是三个原子，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只是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出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物都会产生出一种质上与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笑气（一氧化二氮N2O）无水硝酸（五氧化二氮N2O5）是多么不相同！前者是气体，而后者所含有的氧为前者的五倍，并且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另外三种氮的氧化物（NO，N2O3，NO2）,它们在质上与前两者不同，并且彼此也不同。
在同系列的碳化物，特别是较简单的碳氢化合物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正烷烃中，最低的一级是甲烷，CH4，在这里，碳原子的六个化学键被四个碳原子所饱和。第二个是乙烷，C2H6,两个碳原子互相联结，自由的六个化学键被六个氢原子所饱和。再往下，依据代数学公式CnH2n＋2，便有C3H8，C4H10等等，结果每增加一个CH2，便形成一个和以前的物体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一系列中最低的一级的三个成员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一级成员十六烷，C16H34，是固体，沸点为270℃。从烷烃（理论上）导出的伯醇系列（公式是CnH2n＋2O）和一元脂肪酸系列（公式为CnH2nO2），情形也完全一样。在量上加上一个C3H6,会引起什么样的质的差别，从如下的经验中就可以明白：我们喝一下不掺杂其他醇类的可饮用的乙醇C2H6O，再喝一次同样的乙醇，但掺入少量的戊醇C5H12O（它是可怕的杂醇油的主要成分）。第二天早晨我们的脑袋就会有所感觉，而且受到伤害；所以甚至可以说：醇酒和后来的醉后头痛也是量到质的转化。一次是因乙醇而发生的，另一次是因加上去的这一点儿C3H6而发生的。
在这些系列中，黑格尔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低级别的同系物只允许原子相互间有一种排列法。但是，当结合成一个分子的原子数目达到每一系列的各自一定的大小时，分子中的原子的组合就可以有多种方式，于是就能出现两种或更多的同分异构体，它们在分子中包含有相等数目的C、H、O原子，但是在质上却各不相同。我们甚至能够计算一个系列的每一同系物可能有多少同分异构体。例如，在烷烃系列中，C4H10有两个同分异构体，C5H12有三个同分异构体；对于更高级别的同系物来说，可能存在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增加得非常快。可见，又是分子中的原子的数目制约着这种质上不同的同分异构体的可能性，并且就已经证实的情形来说，还制约着这些同分异构体的现实的存在。
不仅如此，从每一个这样的系列中我们所熟悉的物体的类比中，还能推论出该系列中未知的同系物的物理性质，并且至少对于紧跟在已知同系物后面的一些同系物，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言其性质，如沸点等等。
最后，黑格尔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化合物，而且也适用于化学元素本身。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一个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第823页），
因此，它们的质是由它们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和已经得到了光辉的验证。门捷列耶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发现。这些未知元素之一他称之为亚铝，因为该元素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的后面。他预先描绘了这一元素的一般化学性质，并大致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原子量以及原子体积。几年以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确实发现了这个元素，门捷列耶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微不足道的偏离。亚铝实际上就是稼（同上，第828页）。245门捷列耶夫依靠──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一勋业，大胆地说，完全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见过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方面的勋业相提并论。
在生物学中，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想从精密科学中举出一些例子，因为在这些科学中量是可以精确地测定和跟踪的。
有些先生在此以前曾经诽谤量到质的转化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理解的先验主义，正是这些先生门大概现在会宣称这种转化是某种完全不言自明的、浅薄的和平凡的东西，说什么他们早就应用过了，因此从中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在其普遍适用的形式上表述出来，这毕竟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如果这些先生门多年来曾经使质和量互相转化，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他们倒可以用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来安慰自己了。这位茹尔丹先生一生中说话一直使用散文，可是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散文。
[札记和片断]
[规律和范畴]
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磁，开始有了两极性，后者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就电而言，这种两极性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应看作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表明，像“正”和“负”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发展形式。我们可以把遗传看作正的、起保存作用的方面，把适应看作负的、不断破坏遗传的东西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适应看作创造性的、主动的、正的活动，把遗传看作抗拒的、被动的、负的活动。但是，正像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从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最好也把适应看作负的活动。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的一切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民族只能在进退两难中二者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法总是迥然不同于一切时代谈论政治的庸人们所期望的提法。甚至1848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外地和违反本愿地发现自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倒退到具有更加尖锐的形式的旧的反动中去，或者是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曼托伊费尔反动统治这一德国自由主义的花朵。同样，1851年法国资产者也陷入了他们确实没有料到的进退维谷的局面：或者是帝国制和近卫军制的滑稽可笑的临摹画和一帮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帮流氓面前，为的是在后者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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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细颚龙246和始祖鸟之间只缺少几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都出现了。“非此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了。在低等动物中，个体的概念简直不能严格地确立。不仅就这一动物是个体还是群体这一问题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发展过程中何时一个个体终止而另一个个体（“襁母虫体”）247开始问题来说也是如此。──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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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两极化一样，思想也在对立中运动。正如在电、磁等等的场合，不能固执片面性，而且也没有一位自然研究家想这样做，同样，在思想的场合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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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都是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地，把一条蠕虫切断，它的正极仍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另一端则形成一个新的负极，上面有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现在变成了正极，即变成了口，而带伤的一端形成为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转化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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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化。在雅·格林看来，下述论点是确定不移的：德意志方言必定不是高地德意志语，就是低地德意志语。同时，法兰克方言在他看来是完全消失了248。因为卡罗林王朝末期的书面的法兰克语是高地德意志语（因为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波及法兰克的东南地区），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兰克语在一些地方已经融合在法兰西语中。但是仍然完全不能说明古萨利克语区的尼德兰语从而来。只是在格林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被发现：萨利克语经过革新成为尼德兰方言，里普利安语经过革新成为中莱茵和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有一部分以不同的程度转变为高地德意志语，有一部分依然是低地德意志语，所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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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黑格尔自己已经说明了（《全书》第1部第111节，附释）：“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例如，正和负，它们只是在它们的关系中才有意义，每一方独自来说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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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正和负看作一样的对象，随便把哪一方看作正，哪一方看作负都无所谓，这不仅适用于解析几何，更适用于物理学（见克劳修斯，第87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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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负。也可以颠倒过来称呼，在电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也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时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升起，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的变更而已。此外，受地磁的北极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称作北极，这丝毫无碍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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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的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种子的萌发──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被看作是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这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全书》第1部第268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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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和复合的：这对范畴在有机的自然界中也早已失去意义，不适用了。无论是骨、血、肌肉、细胞纤维组织等等的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表示每个动物（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56页）250。有机体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复合的，不管它是多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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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指的是（1）同一和差异的对立，（2）原因和结果的对立。“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后来加进去的。──编者注），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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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的观点的基本原理：a=a，每一事物都与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恒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定律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都被自然研究一件一件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上还保留着，仍被旧事物的拥护者用来抵制新事物：一件事物不能同时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但是新近自然研究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见前面）。──抽象的同一性，像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畴一样，足以满足日常应用，在这种场合涉及的只是狭小的环境或很短的时间；它所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场合都是不相同的。受对象的本性左右；在一个行星系统中，可以采用椭圆为基本形式来进行寻常的天文学计算，这不会导致实践上的错误，在这里这种抽象的同一性的适用范围就比在几周内完成变态的昆虫的场合要宽广得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例如以若干千年为尺度来计算的物种变化。）都是，对综合性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每一个单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也是完全不够用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在实践中现在已经被排除，但是在理论上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研究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而不是各占一边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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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抽象的，a=a，以及否定的：a不能等于a同时又不等于a──这在有机的自然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和自身同一而又和自身相区别，这是由于各种物质的吸收和排泄，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全部无休止的分子变化，而这些分子变化便形成生命，其积累的结果一目了然地显现在先各个生命阶段上──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理学越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越加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越加重要（恩格斯在此页边上写着：“至于物种进化，就更不用说了。”──编者注），而旧的、抽象的、形式上的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作只和自身简单地同一的对象、看作固定不变的东西的观点，便过时了。尽管如此，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仍然继续存在。但是，就是在无机的自然界中，同一性本身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不断使它发生变化，使它的同一性变形。只是在数学中，即在一种研究思想事物（不管它们是不是现实的摹本）的抽象的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不断地被扬弃（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35页）251。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因为在命题中谓词必须不同于主词。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词中还是在谓词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谓词或主词所涵盖不了的（黑格尔，第1部第231页）252。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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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补充。不断的变化，即与自身的抽象的同一性的扬弃，在所谓无机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质学就是这种变化的历史。在地表上是机械的变化（冲蚀，冰冻）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是机械的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胶合物），属于大规模的变化的是地壳隆起、地震等等。今天的页岩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沉积物；白垩土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松散的、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甲壳；石灰石更是这样，根据某些人的看法，石灰石完全是从有机物产生的；沙岩根本不同于松散的海沙；海沙又产生于被磨碎的花岗岩；至于煤，就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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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和必然性
形而上学所片面坚持的另一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所谓规定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认为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同样是偶然的，这怎能行得通呢？日常的逻辑和具有这种理智的大多数自然研究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一件事物、一种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两者兼而有之。所以两者是并存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不要把这两类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有决定意义的性状看作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各个个体的其他的差异称作偶然的，这一点适用于植物和动物，也适用于结晶体。于是较低的组群对较高的来说又被看作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属和目，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类，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被说成是科学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必然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就成了这样一种科学，它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归之为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得以产生的原因是叫作偶然性还是叫作上帝，这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者无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对此没有认识，因此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中移入自然科学，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打发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一丝一毫不长，也一丝一毫不短；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一只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朵花是由这只特定的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粒被风吹来的特定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天清晨4点种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3点种或5点种，而且　咬在右肩上，而不上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连串不可更改的因果链条，由一种不可动摇的必然性引起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被安排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样一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摆脱出来。无论我们是同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一道把这叫作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同土耳其人一道把这称作天数253，还是把这就叫作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场合下都谈不上探索因果链条，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以什么为根据，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断言这件事情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是预先早就安排好了的，我们也没有前进一步。不仅如此，科学如果老是从因果链条中去追溯这一个个的豌豆荚事例，那就不再成其为科学，而成了纯粹的游戏；因为单是这同一个豌豆荚就还具有其他无数的、独具的、表现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薄和软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独具的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联系，已经多得连全世界的全体植物学家都解决不了。可见，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与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是处于同一等级的，那实际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不仅如此，固然，某一地区内并存的各个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的多样性，还可以说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但是就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个别的动物来说，它生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样的敌人和有多少敌人威胁着它，这都是偶然的。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株是偶然的；这粒种子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地，这对于子株也是偶然的；确信在这里一切也都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自然界的各种对象杂陈混出，哪怕是出自自古就有的种种原初的规定，但这种现象却依然如故，仍是必然的。
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是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规定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逻辑学》第2册第3篇第2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作悖理的文字游戏，当作自相矛盾的胡说干脆抛在一旁，并且在理论上一方面坚持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空虚思想，认为一个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空虚的机械决定论，在一般意义上在口头上否认偶然性，而在每一特定场合实际上又承认这种偶然性。
当自然研究依然这样进行思考的时候，在达尔文的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研究又做了些什么呢？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指1859年在伦敦出版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中，是从偶然性的现存的最广阔的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偶然的差异，一些差异强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这种差异的甚至最近的原因也只在极少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实（这期间积累起来的有关偶然性的材料，把关于必然性的旧观念压垮和冲破了），──正是这些偶然的差异迫使达尔文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生物学中的一切规律性的基础，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僵固不变的种概念。但是，没有种概念，整个科学就会化为乌有。科学的所有部门都曾需要有种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离开种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不仅会发生问题，而且会干脆被废弃。偶然性推翻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关于必然性的迄今的观念失灵。坚持这种观念，就等于把人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任意规定当作规律强加给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把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普遍宣布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254 ──过时学派的生物学们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
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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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来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化、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排除在外，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种种不断变换的形式，都是运动的总和始终不变。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就在于他没有形成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只看到事物，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陷入混乱。第10─14页）。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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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看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的post hoc（此后）决不能为propter hoc（由此）（这一公式表示对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的推论，即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发生在另一个现象之后便作出两者有因果关系的结论是不合理的。──编者注）提供根据。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集中在焦点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一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细节上探究包括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内的全部过程。在这里甚至怀疑论者都不能说，从以往的经验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将出现同样情形的结论。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损坏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这样偏离常规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等等，枪筒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生存条件。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的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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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然而并不是 propter hoc（《全书》第1部第84页）255。非常正确，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类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们能够造成post hoc ，那么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么这就等于证明它们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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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对天体进行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如果停在这里不动，那思维是何等的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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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识]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甚至直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多么错误）来证明：他们自始就深信，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理性不是违反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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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和理性。黑格尔的这一区分──其中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从而还有抽象（狄多256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剖开一个果核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狡猾的小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陌生的环境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性质来说，所有这些行为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在人和高等动物中间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每一次运用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人和高等动物只要仅仅运用这些初级的方法，或有了这些方法就足够用了，那么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来说就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相反地，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要晚得多，通过现代哲学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那里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它们深远地预示了以后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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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的历史工作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偶体）的发展同它们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像一个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这种情形是黑格尔在论述概念时首先揭示出来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发挥着作用，而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这种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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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的“具体的”例证都要具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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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拉伯克）257，但是，在认识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些光线方面，我们的成就比蚂蚁大得多。我们能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且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这就说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器官，而且我们还有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情形又正好和眼睛一样。要想知道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而试图在康德身后100年去从理性的批判，从认识工具的研究中发现这种思维的作用范围，是徒劳的，正如亥姆霍兹的下述做法也是徒劳的：他曾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这一缺陷的确是必然的，一只眼睛如果能看见一切光线，那么正因为如此它就什么也看不见）和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它使视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连这种视力也不能完全准确无误地不断再现出来）去证明我们的眼睛对所看到的东西的性状提供的信息是有假的和不可靠的。我们宁可从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索到和每天还在探索的东西中，来认识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东西。这从量上和质上来说已经足够了。相反地，对思维形式、思维规定和研究，是非常值得做的和必要的，而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有黑格尔系统地从事过。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化学光线在蚂蚁的眼睛里究竟是怎样呈现出来的。谁要为这件事苦恼，我们可一点忙也帮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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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思维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的推理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地，辩证思维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并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黑格尔恪守他的整个逻辑学的分类，把判断分为以下几类258：
1．实有的判断，判断的最简单的形式，用来肯定地或否定地陈述某一个别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肯定判断：玫瑰花是红的；否定判断：玫瑰花不是蓝的；无限判断：玫瑰花不是骆驼）。
2．反思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的某种关系规定，某种关系（单称判断：这个人是会死的；特称判断：某些人或很多人是会死的；全称判断：所有的人都会死是，或人是会死的）259。
3．必然性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的实质的规定性（直言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假言判断：如果太阳升起，那就是白昼；选言判断：南美肺鱼不是某种鱼就是两栖动物）。
4．概念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对自身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身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实然判断：这所房子是次的；或然判断：如果一所房子是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它就是好的；确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
第一类是个别的判断，第二和第三类是特殊的判断，第四类是普遍的判断。
不管这些东西在这里读起来多么枯燥。不管这种判断分类法初看起来有时是多么专断，但是，对于仔细研究过黑格尔《大逻辑》中的天才阐述（《全集》第5卷第63─115页）的人来说，这种分类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而这种分类法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而且还以自然规律为根据，对此我们在这里愿意举出一个同这里的上下文无关的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摩擦生热，这在实践上史前的人早已知道，他们也许在10万年前就发明了摩擦取火，而且在更早以前就通过摩擦来温暖冻冷了的肢体。但是，从那时起直到发现摩擦本身就是热的一个源泉，谁也不知道又经过了几万年。经过足够的时间，这样的时刻到来了，此时人脑发展到足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一个实有的判断，并且是一个肯定的判断。
又经过了几千年，到1842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才根据这一特殊过程与当时已发现的其他类似的过程的关系，即根据它的最接近的一般的条件来研究这个过程，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助摩擦而转化为热。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经验性认识，我们在认识这个对象方面才能从上述的实有的肯定判断进步到这个反思的全称的判断。
不过从现在起事情发展得很快，只过了三年，迈尔就能够（至少在实质在）把反思判断提高到使它具有现今仍具有的作用和阶段：
在每一场合的各自的特定条件下，每一运动形式都能够并且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每一其他运动形式。这是概念的判断，并且是确然判断，即判断的最高形式。
可见，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过程的对象，在我们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关于运动性质和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这就说明，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作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一零星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作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即机械的运动形式，显示出在特殊环境下（经过摩擦）转变为另一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每一运动形式都表明能够并且必然转变为每一其他运动形式。有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新的发现为规律提供新的证据，赋予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这样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已不能再增添什么。在普遍性方面──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同样是普遍的──这个规律已不可能再扩大：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可惜，在我们还不能制造蛋白质的时候来谈论蛋白质的运动形式，也就是谈论生命，这是十分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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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归纳派。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做不到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于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属于一个整体。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记住它们是属于一个整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出错的方法。但是并非如此，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成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光微粒和热质是归纳法的成果。现在它们在哪里？归纳法告诉我们：一切脊椎动物都有一个分化成脑髓和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脊髓包含在软骨性的或骨性的脊椎骨中──这种动物就由此而得名。可是冒出来一个文昌鱼，它原来是一种具有未分化的中央神经索并且没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归纳法确认鱼类是一种终生只用鳃呼吸的脊椎思维，可是出现了一些动物，这些动物所具有的鱼的特征差不多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它们除去鳃，还有很发达的肺，并且情况表明，每一条鱼的鳃都是潜在的肺。海克尔大胆地应用进化论，才把处在这些矛盾中而感到很舒服的归纳派解救出来。──假如归纳法真的不会出错，那么有机界的分类中文接连发生的变革是从何而来呢？这些变革是归纳法的最独特的产物，然而它们一个消灭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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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和分析。在热力学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可以说明归纳法没有权利要求充当可惜发现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蒸汽机已经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投入热而获得机械运动。10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而只是越来越迫使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去解释这一情况。萨迪·卡诺是第一个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用归纳法。他研究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蒸汽机中的关键的过程并不是纯粹地出现的，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次要过程掩盖起来了；于是他略去了这些对主要过程无关紧要的次要情况而设计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像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无法制造出来的，但是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起了这些数学抽象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它纯粹地、独立地、不失真地表现出这个过程。他已经明明触及热的机械当量（见他的函数C的含义），只是未能发现它和看清它，因为他相信热质。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造成损害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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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对同一类的事实的以往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去纯化到足以形成定律为止以前使运用思维是研究停顿下来，而定律因此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对于缺乏逻辑修养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研究家来说，相互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更替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260。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现象，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相互排挤的，可是没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点的最后的形式，就是“自在之物”。认为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论断（黑格尔《全书》第44节）。第一，是离开科学而走到幻想里去了。第二，它没有给我们的科学认识增添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如果不能探索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它是纯粹的空话，永远不会被应用。抽象地说，这种论断听起来好像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让我们应用一下吧。如果一个动物学家说，“一只狗好像有四条腿，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只狗实际上是有四百万条腿还是一条也没有”，那么我们对这个动物学家应怎样想呢？如果一个数学家先下定义说，三角形有三条边，然后又说，他不知道三角形是不是有二十五条边，那么我们对这个数学家应怎样想呢？如果他说二乘二好像等于四，我们又怎样想呢？不过自然研究家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自在之物这个词，只有在跨入哲学时才敢应用它。这就最好不过证明了：他们对这个词的处理是多么不严肃，而这个词本身的多么没价值。如果他们当真采取严肃的态度，那为什么终究要去研究点什么呢？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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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水在0℃和100℃之间是液体，这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1）水，（2）一定的温度，（3）正常压力。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是永恒的，但是，只适用于地球，或者只适用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轴倾斜、温度，并且具有由氧和氮的同样混合体构成的大气以及同量的上升和下降的水蒸气的天体。月球上没有大气，太阳上只有由炽热的金属蒸汽构成的大气；所以月球没有气象学，而太阳的气象学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整个的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针对地球的。太阳、恒星、星云，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电和磁的强度的情况，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元素的化学化合规律，在太阳上由于高温而失去了效力，或者只是在太阳大气层边缘暂时有效，而这些化合物一接近太阳便又分解了。太阳化学正在形成中，而且必然和地球上的化学完全不同，它不是推翻地球上的化学，而是同它毫不相干。在星云中，也许甚至在65种元素中连那些本身可能也化合起来的元素都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要谈论对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都同样适用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那么留给我们的也就只有重力，也许还有能量转化理论的最一般的提法，即通常所说的机械的热理论。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普遍地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消灭的过程中相继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也就是说变成了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中，在每个阶段上都有不同的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起支配作用，从而作为始终具有普遍效力的东西留下来的就只有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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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被排除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研究再深入下去，它就越来越有合理性。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7页）261。（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小的行星而存在。）对我们来说，除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不可能有别的，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是只适用于地球的并且因此因而只是相对的就损失了什么。如果人们把这一点看得很严重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环境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我们右边或左边比距离太阳还远一千万亿倍的地方，都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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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格里没有能力认识无限]262
耐格里，第12─13页
耐格里先说，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马上又接着说，这种“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是不会出现的！（第12页）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如色彩的浓淡、软硬、寿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都是可以度量和可以认识的，即使它们是不同质的。
第二，存在着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两种不同的物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的属性上）是共有的，另一些质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些质可能是两种物中的一个所完全没有的。如果我们拿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我们由此得出的共同点便很少，至多只有重量和其他一些一般的物体属性是二者所共有的。但是介乎这二者之间还有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的一个无限的系列，这些物和过程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充实起来，并指出每一个物或过程在自然联系中的地位，从而认识它们。这是耐格里自己也承认的。
第三，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会是绝对不同的。但是就在真理，这些差异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步而消失。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同源的、同属的感觉，它们所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属的。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触觉和视觉能很好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根据某物的外形便足可以说出它在触觉上的性质。最后，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的始终是同一个我，而提供这各种不同印象的同样也是同一个物，这些印象表现为这个物的共同的属性，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也不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全部混乱都来自关于质和量的混乱观念。根据流行的机械观点，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将在其他地方作必要的说明），或者说，这是由于在他看来质和量是两个绝对不同的范畴。形而上学。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3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本来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穷尽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立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终结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种现象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还是重复发生过100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而关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也没有自然界研究家谈得多。因此，当耐格里说，人们由于不愿意只去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是把永恒的东西和有限的东西混在一起，于是就把有限的东西弄得神秘莫测，这时他否定的不是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就是自然规律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在本质上是绝对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遇到一个明显的麻烦。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各种纯粹的有限性组成的，同样，绝对地认识着的思维的无限性，也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彼此并立地和相继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的，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做蠢事，从偏斜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道路前进，往往当正确的东西碰到鼻子尖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它（普利斯特列）263。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的前进过程而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是可以认识的，又是不可以认识的，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耐格里以可笑的方式说出同样的意思：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实能认识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一切有限的东西。”（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第13页]
正是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有限的东西以其总和构成无限的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从这个总和中提取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离开这个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有限的东西，他就根本不会有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
（关于恶的无限性本身，要在别的地方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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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无限性研究的前面，有下列几点：）
1．空间和时间上的“微小领域”。
2．“感觉器官的可能有缺陷的发育”。
3．“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暂时的、变换着的东西，只能认识等级上不同的、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把数学概念推用到自然物上，只能根据从自然物本身得到的尺度来判断自然物。我们不知道任何无限的或永恒的东西，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任何绝对的差异。我们准确地知道一小时、一米、一公斤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第13页]
这是老生常谈。先从感性的事物得出抽象，然后又期望从感性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期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经验体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置身在感性体验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本身实实在在的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仿佛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的确，据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还没有人看到过或在其他场合下体验过；只有现实地存在着的各种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感官可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物质”和“运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因此，不研究个别的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并且通过认识个别的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就相应地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不过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又无法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思维的事物，而不是感性的事物，而一切认识都是感性的量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难处：我们固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水果本身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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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也许存在着许多为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运动形式，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等于取消运动不可创造这个规律，至少对我们的认识来说是这样。要知道，这些运动形式是可以转化为我们能感知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接触电就容易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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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耐格里。无限的东西的不可理解性。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时候，我们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过程而存在着，即以恶无限性的形式存在着，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就理解了这个过程上所必须理解的一切。最多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循环中──的某种永恒的重复呢，还是这个循环向下的和向上的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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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无限性。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设置在被充满了的空间和时间中，设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性，但只是作为被扬弃了的、虽然的本质的但不是主导的因素。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的确，几百万个太阳中只有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根本的立足点。就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来说，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地球，而就有机体科学来说，则完全局限于这个地球。但是，这对于现象的实际上无限的多样性和对于认识自然界来说，并没有本质的损害，正如对于历史来说，同样地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地区，也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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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限的进步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因为它只表现为同一个东西的永恒的重复：1+1+1……
2．然而在现实中它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前进或后退，因而成为必然的运动形式。撇开它不是无限的这一点不说，因为现在已经可以预见到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地球也并不就是整个宇宙。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时间上的历史是排除任何发展的，否则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进步过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形式，只不过他幻想这个发展有一个终结，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确立。
3．还有无限的认识：事物在前进中所没有的无限，在循环中却有了265（数量，第259页，天文学）266。这样，运动形式变换的规律便是无限的，自我闭合的规律。但是这样的无限性又被有限性所纠缠，只是一段段地出现的。1/r2也是如此。2, 67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全文刊载于《马克思恩格 , 选自《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斯文库》1925年版第2卷 第20卷第553─586页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4．列宁：《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辩证法的要素
作者：列宁
(1)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5)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 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
(9)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 {向自已的对立面？}的转化。
(10)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12)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13)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仿制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15)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16)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15和I6是9的实例))
(摘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节选）有关章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一）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节选）（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是列宁1908年2-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写的，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署名弗拉·伊林。这部著作的手稿和准备材料，至今没有找到。
本书是针对当时俄国知识界出现的一股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而写的。早在1906年秋，列宁读了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第3卷以后，就曾写了一封长达三个笔记本的关于哲学问题的信，并打算用《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为标题把它刊印出来（此信至今没有被发现）。1908年初，俄国马赫主义者出版了一批书，特别是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一书，对辩证唯物主义公开进行修正。列宁读后异常愤慨，决定写一批文章或专门的小册子来批评这些新休谟主义和新贝克莱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参看列宁1908年2月12日（25日）给高尔基的信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178-185页和本卷第11-19页）。尽管列宁当时忙于《无产者报》的出版和其他党的工作，但他仍以巨大精力投入哲学的研究，并着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写作。列宁主要是在日内瓦各图书馆从事研究和写作，而为了详细了解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还于1908年5月前往伦敦，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月。1908年9月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基本完稿，只有《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和一条关于埃里希·贝歇尔的《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的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76-379页和第304页）是在以后补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巨大研究工作的结晶，据查考，书中引用的不同作者的著作达300多种，其中一部分还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文章。）
（注：这部书的手稿迄今下落不明，但据克鲁姆比尤格尔回忆，该书初版对手稿几乎未作改动。该书是在阿·谢·苏沃林印刷厂排印的，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担任校对，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也参加了校对。列宁亲自看了这本书的校样。1909年5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印数为2000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评价。1909年10月8日《新时代》杂志刊登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1909年12月斯大林在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中把这本书称作是“一部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集成”。1909年6月瓦·瓦·沃罗夫斯基在《敖德萨评论报》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指出，这部著作“对俄国来说具有特别的价值”。至于格·瓦·普列汉诺夫，据弗·菲·哥林说，他“对这本书反应很好，尽管他在书中被狠狠地刺了一下”。
十月革命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于1920年在俄国首次再版，印数为3万册。列宁的这部著作后来在全世界传播很广。我国于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了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以后又相继出版了多种中文译本。--12。）
（1908年2-10月）
第一版序言
许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今年在我们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真正的讨伐。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首先是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的论文集《关于〈？应当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是一本哲学论文集，收载了7篇论文：弗·亚·巴扎罗夫的《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雅·亚·别尔曼的《论辩证法》、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论》、帕·索·尤什凯维奇的《从经验符号论观点看现代唯能论》、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偶像之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О.И.格尔方德的《狄慈根的哲学和现代实证论》、谢·亚·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该书于1908年由种子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4、11、12。），其次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和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所有这些人都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别尔曼说，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巴扎罗夫随便一说，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看来被我们的勇士们驳倒了，他们自豪地引证“现代认识◎第12页◎论”，引证“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引证“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甚至引证“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我们的这些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消灭的人，以所有这些所谓最新的学说为依据，竟肆无忌惮地谈起公开的信仰主义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注：信仰主义与僧侣主义含义相同。本书使用这个词的由来如下：列宁在1908年11月8日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写道：“……如果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很严格，可以把各处的’僧侣主义’一词都改为’信仰主义’，并在注解中加以说明（”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72号文献）列宁还曾建议用一个专门术语“萨满主义”来代替僧侣主义，但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不赞成，她在1909年1月27日的信中写道：“改’萨满主义’已经晚了。再说这个词难道好一些吗？”（同上，第275注）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1版中可以看到，“僧侣主义”一词大都改成了“信仰主义”，但也有些地方没有改。信中所提到的注释加在俄文第1版序言里，以后各版都保留未动。--13。）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最为明显，但决不只是他一个人！（注：这里说的是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造神说。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人。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
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指出它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间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45、46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13、254、260。）），可是到了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态时，他们的全部勇气和对自己信念的任何尊重都立即消失了。在事实上，他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用某一个唯物主义者来代替整个唯物主义，根本不去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唯物主义言论。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因为只有修正主义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敢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正统派在反对马克思的过时见解（例如梅林反对某些历史论点（注：看来是指弗·梅林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所写的注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时代（1848-1850年）》文集1926年俄文版第3-86、287-289、293-307、511-512页）。梅林在1902年（即过50多年以后）注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时，指出其中的一些论点没有得到历史的证实。例如他说：“1850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料巴黎无产阶级会举行起义，或者反动的东方大国会侵犯法国的首都，1850年4月，他们曾预料新的商业危机会到来，这两次他们都大错特错了。”--13。））时，总是把话说得非常明确、非常详细，从来没有人在这类论著中找到过一点模棱两可的地方。
不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中也有一句近似真理的话。那句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也许我们〈显然就是《论丛》的全体撰稿人〉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第161页）这句话的前半句包含着绝对真理，后半句包含着相对真理，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中力求详尽地指出来。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如果我们的哲学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是用几个“正在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讲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和对马克思主义就显得尊重些了。
至于我自己，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就是说，我在本◎第13页◎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作   者
1908年9月◎第14页◎
第二版序言
本版除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和第一版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是一本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可是我希望，它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介绍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至于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一些近作，我没有机会阅读，书末附载的弗·伊·涅夫斯基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必要的意见（注：指弗·伊·涅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81-395页）。这篇文章是涅夫斯基受列宁委托而写的，曾作为附录载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2版（192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3卷《附录》也收载了此文，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均未收载。涅夫斯基当时是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5。）。弗·伊·涅夫斯基同志不仅是一位宣传家，而且特别是一位党校工作者，因此，他有充分的可能确信，亚·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注：“无产阶级文化”是亚·亚·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提出的一种错误理论，基本主张是无产阶级必须创造一种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是“自己的”哲学。这一理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曾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1909年）和博洛尼亚（1910-1911年）为俄国工人开办的学校里加以散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家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这一决议草案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2页）--15。）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
尼·列宁
1920年9月2日◎第15页◎
代绪论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8年和某些唯心主义者在1710年是怎样驳斥唯物主义的
凡是多少读过一些哲学著作的人都应该知道，未必能找到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驳斥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以及神学）教授。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全都在驳斥唯物主义，同时又装出一副样子，好像他们驳斥的本来只是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是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他们是从“最新的”“现代的”实证论（注：实证论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哲学流派，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动。实证论者自命为“科学的哲学家”，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事实，实际是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实证论的创始人奥·孔德把实证论等同于科学的思维，而科学思维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描述和简化经验材料的联系。孔德反对神学，但同时又认为必须有“新的宗教”。他把所有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和可知性的理论都宣布为“形而上学”，企图证明实证论既“高于”唯物主义也“高于”唯心主义。实证论在英国传播甚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斯·穆勒和赫·斯宾塞。穆勒的著作突出地表现了实证论哲学的经验主义，表现了这一哲学拒绝对现实作哲学的解释。斯宾塞用大量自然科学材料来论证实证论。他认为进化是万物的最高法则，但他形而上学地理解进化，否认自然和社会中质的飞跃的可能性，认为进化的目标是确立普遍的“力量均衡”。在社会学方面斯宾塞主张“社会有机论”，宣称各个社会集团类似生物机体的不同器官，各自担任严格规定的职能，而为社会的不平等作辩护。在19世纪下半叶，实证论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也相当流行。
恩·马赫和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实证论的进一步发展。马赫主义者同早期实证论者有所不同的是更露骨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唯物主义，主张一种“摆脱了形而上学”（即摆脱了唯物主义）的“纯粹经验”的哲学。
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新实证论是实证论发展的新阶段。新实证论宣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妄命题”，而哲学科学的任务只是对科学语言作“句法的”和“语义的”分析。--16。）、自然科学等等角度来驳斥唯物主义的。我不引证他们的话了，谁只要愿意，都可以从前面提到的著作中引证几百段话。我只提一提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切尔诺夫（注：维·切尔诺夫《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作者像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是阿芬那留斯的热诚的信徒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敌人。）以及其他马赫主义者用来攻击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恩斯特·马赫是现在最有名望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这在哲◎第16页◎学著作中是公认的（注：例如，见理查·赫尼格斯瓦尔德博士《休谟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学说》1904年柏林版第26页。）；至于波格丹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同“纯粹的”马赫主义背离之处则完全是次要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说明。
这些人对我们说，唯物主义者承认某种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自在之物”，即“经验之外的”、我们认识之外的物质。唯物主义者由于承认彼岸的、在“经验”和认识范围之外的某种东西而陷入了真正的神秘主义。当唯物主义者说什么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感觉的时候，他们是以“未知的东西”、“无”作为基础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声明我们的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泉源。唯物主义者陷入了“康德主义”（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他承认“自在之物”即在我们意识之外的物的存在），他们把世界“二重化”，宣扬“二元论”，因为他们认为在现象后面还有自在之物，在直接的感觉材料后面还有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物神、“偶像”、绝对者、“形而上学”的泉源、宗教的孪生兄弟（如巴扎罗夫所说的“神圣的物质”）。
这就是上述那些著作家用各种不同的调子一再重复的马赫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
为了考证这些论据是不是新颖的，它们是不是真的只反对一个“陷入康德主义”的俄国唯物主义者，我们来详细地引证一下一个老牌唯心主义者乔治·贝克莱的著作。由于马赫主义者不正确地陈述了马赫和贝克莱的关系以及贝克莱的哲学路线的实质，而我们在后面又不得不屡次提到贝克莱及其哲学流派，所以在这篇绪论中作这种历史考证就更有必要了。◎第17页◎
1710年出版的乔治·贝克莱主教的一本以《人类知识原理》（注：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贝克莱全集》1871年牛津版第1卷，亚·弗雷泽编，有俄译本。）为书名的著作，开头就是下面这一段论述：“每个观察人类认识的客体的人都看得清楚：这些客体或者是感官真正感知的观念(ideas)，或者是我们观察人心的情感和活动而获得的观念，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而形成的观念……   凭着视觉，我获得光和色的观念，获得它们的强弱浓淡和不同种类的观念。凭着触觉，我感知硬和软、热和冷、运动和阻力……   嗅觉使我闻到气味，味觉使我尝到滋味，听觉使我听到声音……   人们观察到一些不同的观念彼此结合在一起，于是就用一个名称来标志它们，称它们为某物。例如，人们观察到一定的颜色、滋味、气味、形状、硬度结合在一起(togotogether)，就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东西，并用苹果这个名称标志它；另外一些观念的集合(collectionsofideas)构成了石头、树木、书本以及诸如此类的感性实物……”（第1节）
这就是贝克莱那本著作的第1节的内容。我们必须记住，贝克莱是把“硬、软、热、冷、颜色、滋味、气味”等等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的。在贝克莱看来，物是“观念的集合”，而他所说的“观念”正是上面列举的那些质或感觉，而不是抽象的思想。
贝克莱继续说道，除了这些“观念或认识的客体”之外，还有一种感知它们的东西，即“心、精神、灵魂或自我”（第2节）。这位哲学家作出结论说，不言而喻，“观念”不能存在于感知它们的心之外。只要想一想“存在”这个词的意思就会确信这一点。“当我说我写字的桌子存在着，这就是说，我看到它而且感觉到它；如果我走出我的书房，我说桌子存在，意思是说，如果我在我的书房里，我可以感◎第18页◎知它……”   贝克莱在他的著作的第3节里是这样说的，并且就在这里开始和那些被他称为唯物主义者的人论战（第18、19节以及其他各节）。他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对物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their，即物的esseispercipi，第3节，--这是哲学史教科书中常常引用的贝克莱的一句名言）。“在人们中间奇怪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见解：房屋、山岳、江河，一句话，一切感性实物都有一种自然的或实在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同于理性所感知的那种存在。”（第4节）贝克莱说，这个见解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客体若不是我们凭感官感知的物，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所感知的若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或感觉(ideasorsensations)，那又是什么呢？认为任何观念、感觉或它们的组合能够不被感知而存在着，这岂不是非常荒谬吗？”（第4节）
贝克莱现在把观念的集合换成了感觉的组合这个在他看来是含义相同的说法，责备唯物主义者“荒谬”，竟想更进一步去找出这种复合……即这种感觉的组合的某个泉源。在第5节里，他责备唯物主义者玩弄抽象，因为在贝克莱看来，把感觉和客体分开，就是空洞的抽象。他在第5节末尾说道：“事实上，客体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arethesamething)，因而不能把一个从另一个中抽象出来。”（这句话在第2版里删掉了）贝克莱写道：“你们说，观念可以是那些存在于心外的、以一种无思维的实体形式存在的物的复写或反映(resemblances)。我回答说，观念只能和观念相像，不能和任何别的东西相像，一种颜色或形状只能和另一种颜色或形状相像，不能和任何别的东西相像……   我要问，我们能不能感知这些设想的原物或外在物（我们的观念似乎是它们的影象或表象）呢？◎第19页◎如果能够，那就是说，它们是观念，我们没有向前跨进一步（注：此处列宁引用的俄译文与原文英文有出入，英文为：wehavegainedourpoint。按英文可译为：”我们达到了目的“，或”我们有道理“，或”我们取得了胜利“。--编者注）；如果你们说不能，那么我就要找随便哪一位问一问，说颜色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相像，硬和软同某种不能触觉到的东西相像，等等，有没有意义。”（第8节）
读者可以看出，在关于物离开它们对我们的作用是否能够存在于我们之外这个问题上，巴扎罗夫用来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论据”，和贝克莱用来反对他没有提名道姓的唯物主义者的那些论据没有丝毫差别。贝克莱认为，关于“物质或有形实体”的存在（第9节）的思想是如此“矛盾”，如此“荒谬”，实在用不着浪费时间去驳斥它。他说道：“但是，由于物质存在这个教义(tenet)看来在哲学家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又引出这样多有害的结论，所以，我宁肯让人说我罗嗦和讨厌，也不能对任何有助于彻底揭露和根除这种偏见的东西略而不谈。”（第9节）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贝克莱说的是些什么样的有害的结论。让我们首先把他用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理论论据讲完吧。贝克莱在否定客体的“绝对”存在即物在人类认识之外的存在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敌人的观点是承认“自在之物”。在第24节里，贝克莱加上着重标记写道，他所驳斥的那种看法承认“自在的感性客体(objectsinthemselves)或心外的感性客体的绝对存在”（上引书第167-168页）。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第20页◎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这是在1710年即在伊曼努尔·康德诞生前14年写的，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根据所谓“最新的”哲学发现了：承认“自在之物”，这是唯物主义受到康德主义的感染或歪曲的结果！马赫主义者的“新”发现，是他们对基本哲学派别的历史惊人无知的结果。
他们的其次一个“新”思想是：“物质”或“实体”的概念是旧的非批判观点的残余。你们看到了没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把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使分析更深刻了，把这些“绝对者”、“不变的实质”等等消除了。你们只要看一看贝克莱的著作，查考一下这类说法的出处，就会看得出这类说法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虚构。贝克莱十分肯定地说，物质是“nonentity”（不存在的实质，第68节），物质是无（第80节）。贝克莱嘲笑唯物主义者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别人使用’无’这个词的意义上使用’物质’一词。”（上引书第196-197页）贝克莱说，起初人们相信颜色、气味等等“是确实存在的”，后来抛弃了这种见解，承认它们只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但是，那些旧的错误概念没有彻底消除；其残余就是“实体”这个概念（第73节），也就是贝克莱主教在1710年彻底揭露的那种“偏见”（第195页）！1908年在我们这里竟有这样一些滑稽人物，他们真的相信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马赫之流，以为只是“最新的实证论”和“最新的自然科学”才彻底消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
就是这些滑稽人物（波格丹诺夫也在内）硬要读者相信：正是新哲学说明了在老是遭到驳斥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中存在着“世界二重化”的错误，因为他们谈论人的意识对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的某种“反映”。关于这个“二重化”，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家们◎第21页◎写下了无数动情的话。不知是由于健忘还是由于无知，他们没有补充说，这些新发现早在1710年就已经被发现了。
贝克莱写道：“我们对它们〈观念或物〉的认识被弄得异常模糊、异常混乱，而且由于设想感性客体有二重(twofold)存在，即一个是心智的或心内的存在，一个是实在的、心外的〈即意识之外的〉存在，因而陷入非常危险的谬误。”于是贝克莱嘲笑起那种认为能够思维不可想象的东西的“荒谬”见解来了！“荒谬”的根源当然在于区分“物”和“观念”（第87节），在于“设想有外部客体”。就是这个根源产生了对物神和偶像的信仰，这一点贝克莱在1710年就发现了，而波格丹诺夫在1908年又发现了。贝克莱说：“物质或未被感知的物体的存在不仅是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的主要支柱，而且也是各色各样的偶像崇拜所依据的原则。”（第94节）
在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从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的“荒谬”学说中得出的“有害”结论，这些结论使得贝克莱主教不仅从理论上驳斥这个学说，而且把这个学说的信奉者当作敌人大肆攻击。他说：“无神论的和反宗教的一切渎神体系是建立在物质学说或有形实体学说的基础上的……   物质的实体对于各时代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朋友，这是用不着说的。他们的一切怪异体系之依存于物质的实体，是如此明显、如此必要，以致一旦把这个基石抽掉，整个建筑物就一定倒塌。因此，我们不必特别注意无神论者的各个可怜宗派的荒谬学说。”（上引书第92节第203-204页）
“物质一旦被逐出自然界，就会带走很多怀疑论的和渎神的看法，带走无数的争论和纠缠不清的问题〈马赫在19世纪70年代发现的”思维经济原则“！1876年阿芬那留斯发现的”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这些争论和问题使神学家和哲◎第22页◎学家如坐针毡。物质使人类费了那么多无谓的劳动（注：此处列宁引用的俄译文与原文英文有出入，按英文应译为：”这些争论和问题使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坐针毡，使人类费了那么多无谓的劳动“。--编者注），因此，即使我们提出来反驳物质的那些论据没有被认为是有充分说服力的（而我则认为它们是十分清楚的），我还是相信，真理、和平和宗教之友都有理由希望这些论据被认为是这样的。”（第96节）
贝克莱主教在直言不讳地议论，傻里傻气地议论！现在，同样的一些主张把“物质”“经济地”赶出哲学的思想却具有狡猾得多的、被“新”术语弄得更混乱得多的形式，使得幼稚的人把这些思想当作“最新的”哲学！
但是，贝克莱不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哲学倾向，他也竭力掩盖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使他的哲学不被人责难为现在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他说，我们的哲学“没有使我们失去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物”（第34节）。自然界依然存在着，实物和幻想的区别也依然存在着，不过“两者同样地都存在于意识中”。“我决不对我们通过感觉或思考能够认识到的任何一物的存在提出异议。我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摸到的那些物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否定其存在的唯一的物，是哲学家们〈黑体是贝克莱用的〉叫作物质或有形实体的东西。否定它，不会给其余的人类带来任何损害；我敢说，没有它，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若有所失……   无神论者的确会需要这个徒有其名的幽灵来作为他们不信神的根据……”
这个思想在第37节里表达得更清楚。贝克莱在这一节里对于责难他的哲学取消了有形实体这一点回答道：“如果在通常的◎第23页◎(vulgar)意义上把实体这个词理解为广延性、硬度、重量之类感性的质的组合，那就不能责难我取消了有形实体。但是，如果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实体这个词，就是说把它理解为〈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偶性或质的基础，那么，只要对于根本不存在、甚至在想象中也不存在的东西说得上取消的话，我就真的承认我取消了它。”
怪不得英国哲学家弗雷泽这个唯心主义者、贝克莱主义的信徒（他出版过贝克莱的著作并附上了自己写的注释），把贝克莱的学说叫作“自然实在论”（上引书第X页）。这个有趣的术语是一定要提出来的，因为它的确表现出贝克莱想冒充实在论的意图。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会多次碰到一些“最新的”“实证论者”用另一种形式，用另一套字眼重复着同样的把戏或伪装。贝克莱没有否定实物的存在！贝克莱没有违反全人类的公意！贝克莱“只是”否定哲学家们的一种学说，即否定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贝克莱没有否定过去和现在始终立足于（多半是不自觉地）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上的自然科学。我们在第59节里读到：“根据我们关于各种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共存和相继出现的经验〈贝克莱-“纯粹经验”的哲学〉（注：弗雷泽在他的序言里坚决认为，贝克莱和洛克一样，都是“只诉诸经验”（第117页）。）……我们能够正确地判断：如果我们处在和现在所处的极不相同的环境中，我们会感觉到的〈或者说，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这就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听呀！〉能够保持它的意义和可靠性，并同上面所说的完全一致。”
让我们把外部世界、自然界看作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感觉的组合”吧！承认这一点吧！不要在意识之外，在人之外去探索◎第24页◎这些感觉的“基础”吧！这样我将在我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承认全部自然科学，承认它的结论的全部意义和可靠性。为了我的结论有利于“和平和宗教”，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范围，而且只是这个范围。这就是贝克莱的思想。这个正确地表达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的思想，我们以后在谈到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时还会碰到。
现在我们要指出最新实证论者和批判实在论者帕·尤什凯维奇在20世纪从贝克莱主教那里剽窃来的另一个最新发现。这个发现就是“经验符号论”。亚·弗雷泽说，贝克莱的“心爱的理论”就是“普遍自然符号论”（上引书第190页）或“自然符号论”(Matural Symbolism)。如果这些话不是出现在1871年出版的书中，那么就会怀疑英国哲学家、信仰主义者弗雷泽是在剽窃现代数学家兼物理学家彭加勒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什凯维奇！
贝克莱主教用如下的话说明了他的那个使弗雷泽狂喜的理论：
“观念的联系〈不要忘记，在贝克莱看来，观念和物是同一个东西〉不是表示因果关系，它只是表示记号或符号同所标志的物的关系。”（第65节）“由此可见，一些物，从促成或帮助产生结果的原因范畴方面去看(underthe   notionofacause)，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并且会把我们引入极大的荒谬，如果把它们只看作使我们获得知识的记号或符号，那它们就能够很自然地得到解释……”（第66节）当然，在贝克莱和弗雷泽看来，利用这些“经验符号”使我们获得知识的不是别人，而是神。在贝克莱的理论中，符号论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就在于：符号论应当代替那种“妄想以有形的原因来说明物”的“学说”（第66节）。
在因果性问题上，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哲学派别。一个“妄想以◎第25页◎有形的原因来说明物”，显然它是和贝克莱主教所驳倒的“荒谬的”“物质学说”有关的。另一个把“原因概念”归结为（神）用来“使我们获得知识”的“记号或符号”概念。在分析马赫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我们就会遇到这两个穿上了20世纪时装的派别。
其次，关于实在性问题还必须指出，贝克莱不承认物存在于意识之外，但却力图找出一个区别实在和虚假的标准。他在第36节中说道，人心所随意唤起的那些“观念”和人们通过感官感知的另一些观念比较起来，是模糊的、微弱的、不稳定的。后一类观念是按照自然界的一定规则或规律印入人们心中的，这类观念本身证明有一个比人心更有力更有智慧的心在起作用。人们说，这类观念比前一类观念有更多的实在性；这就是说，它们更明确、更有秩序、更清晰，它们不是感知它们的心所虚构的……“在另一个地方（第84节），贝克莱力图把实在的概念和许多人同时对同一些感觉的感知联系起来。例如，假定有人告诉我们说水变成了酒，如何解决这是否实在的问题呢？”如果所有在座的人都看到了酒，闻到了酒香，喝了酒，尝到了酒味，并感觉到喝酒以后的效果，那么在我看来，就不能怀疑这个酒的实在性了。弗雷泽又加以解释：“不同的人同时对同一些感性观念的感知，不同于个别人或单个人对想象的东西和情感的意识，这种感知在这里可看作对这类感性观念的实在性的验证。”
由此可见，不能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解为：似乎他忽视个人的知觉和集体的知觉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他企图靠这个区别来确立实在性的标准。贝克莱从神对人心的作用中引出“观念”，这样他就接近了客观唯心主义：世界不是我的表象，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原因的结果，这个精神原因既创造“自然规律”，也创造◎第26页◎那些把“比较实在的”观念和不大实在的观念区分开来的规律等等。
贝克莱在他的另一著作《希勒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1713年）中，力图用异常通俗的形式说明他的观点。他是这样说明他的学说和唯物主义学说的对立的：
“我也像你们〈唯物主义者〉一样肯定地说，既然外界有某种东西影响我们，我们就应该承认外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一种力量，一种属于和我们不同的存在物的力量。可是这个强有力的存在物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有了分歧。我肯定说它是精神，你们则肯定说它是物质，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可以补充一句，也是你们所不知道的）第三种东西……”（上引书第335页）
弗雷泽评述道：“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感性现象是由物质实体或某种谁也不知道的’第三种东西’引起的；在贝克莱看来，感性现象是由理性的意志引起的；在休谟和实证论者看来，感性现象的起源是绝对不知道的，我们只能按照习惯用归纳的方法把它们当作事实概括起来。”
在这里，英国的贝克莱主义者弗雷泽从他的彻底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接触到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的最基本的哲学“路线”。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把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同弗雷泽比较起来，恩格斯注意了这两个派别的更发展、更多样、内容更丰富的理论，认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恩格斯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放在这两者之间，称他们为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第27页◎的可能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编者注）。在《路·费尔巴哈》中，恩格斯只是对休谟的信徒（就是那些被弗雷泽称为“实证论者”而他们自己也喜欢以此自称的人）使用了不可知论者这个术语，而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就直接讲到“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7页。--编者注）的观点，把新康德主义（注：新康德主义是在复活康德哲学的口号下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19世纪中叶产生于德国。这一流派的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1865年李普曼出版了《康德及其追随者》一书。该书每一章都以“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结束。他还提出纠正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这一“根本错误”。朗格则企图用生理学来论证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后来形成两大学派：马堡学派（赫·柯亨、保·格·纳托尔普等）和弗赖堡学派（威·文德尔班、亨·李凯尔特等）。前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利用数学方法向物理学的渗透，来论证唯心主义，后者则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宣称历史现象有严格的独特性，不受任何规律性的支配。两个学派都用科学的逻辑根据问题来取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宣布“自在之物”是认识所趋向的“极限概念”。他们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认识的对象并不是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而仅仅是意识的现象。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不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变种，断言科学没有力量认识和改变现实。新康德主义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依据自己的认识论，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不可能达到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新康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和弗·梅林都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列宁揭露了新康德主义的反动实质并指出了它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内在论者、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联系。--3、28。）看作不可知论的变种（注：弗·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载于《新时代》杂志《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28、371、442、462、570、615、691、706、740。第11年卷(1892-1893)第1册第1期第18页。德译文是恩格斯自己从英文译出来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文集中的俄译文（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67页）不精确。）。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述恩格斯的这个非常正确而又深刻的论断（被马赫主义者不知羞耻地忽视了的论断）。这点我们以后再详细地谈。现在我们只指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只指出两个极端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对基本哲学派别的看法相吻合。为了举例说明这些派别（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不得不常常提到它们），我们简略地讲一讲和贝克莱走着不同道路的18世纪大哲学家们的看法。
请看休谟在《人类理性研究》一书的怀疑论哲学那一章（第12章）中的论述：“人们为自然本能或偏见所驱使，喜欢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总是不加思索地，甚至在思索之前，就设想有一个外部世界(externaluniverse)，它不依赖于我们的知觉，而且即使在我们和其他一切有感觉的创造物都不存在了或被消灭了的时候，它也会存在着，这可以说是很明显的。连动物也为类似的见解所支配，在它们的一切意图、计划和行动中都保持着这种对外部客体的信仰……   但是一切人的这种普遍的最初的见解很快就被最粗浅的(slightest)哲学摧毁了。这种哲学教导我们说：除映象或知觉之◎第28页◎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呈现于我们心中；感官只不过是这些映象输入进来的入口(inlets)，它们不能在心和客体之间建立任何直接的关系(intercourse)。我们离桌子远一些，我们所看到的桌子好像就小一些。可是，不依赖我们而存在的实在的桌子并没有变化。因此，呈现于我们心中的只不过是桌子的映象(image)。这些显然是理性的指示。任何一个能思考的人从来都不会怀疑：当我们说’这张桌子’和’这棵树’     的时候所指的那些东西(existences)，不外是我们心中的知觉……   用什么论据可以证明：我们心中的知觉一定是由那些虽和这些知觉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然而又完全不同的外在物引起的，而不是由心本身的能力，或者是由某种看不见的、无人知道的精神的作用，或者是由我们更加无从知道的一种别的原因产生的呢？……   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呢？当然，也像其他一切类似的问题一样，由经验来解决。可是经验在这里却沉默了，而且也不能不沉默。我们心中从来只有知觉，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并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有关知觉和客体的关系的任何经验。因此，设想有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为了证明我们感觉的真实性而乞援于上帝的真实性，无疑是兜一个很出人意料的圈子……   我们如果怀疑外部世界，我们就失掉了可以用来证明那个上帝的存在的一切论据。”（注：大卫·休谟《人类理性研究》（论文集）1822年伦敦版第2卷第150-153页。）
休谟在《人性论》第4篇第2章《对于感觉的怀疑论》中也讲了同样的话。“我们的知觉是我们的唯一对象。”（雷努维埃和毕雍的法译本，1878年版第281页）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不用物、精神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即一方面不用外部世界的作用来说明知觉，另一方面不用神或未知的精神的作用来说明知觉。休谟著作◎第29页◎的法译本序言的作者、一个同马赫相近的派别的哲学家（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毕雍(F.Pillon)说得对：在休谟看来，主体和客体都是“各种不同知觉的群”，都是“意识的要素，印象、观念等等”；问题应当只在于“这些要素的类集和组合”（注：《休谟的心理学。人性论……》，沙·雷努维埃和弗·毕雍合译，1878年巴黎版序言第X页。）。同样地，英国的休谟主义者、“不可知论”这个确切名词的创造者赫胥黎，在他的一本论述休谟的书中也着重指出：休谟把“感觉”看作“原初的、不可分解的意识状态”，但是，在应当以客体对人的作用还是以心的创造力来说明感觉的起源这个问题上，休谟不是十分彻底的。“他〈休谟〉认为实在论和唯物主义是同样可能的假说。”（注：托·赫胥黎《休谟》1879年伦敦版第74页。）休谟没有超出感觉的范围。“红色和蓝色，玫瑰香，这些都是简单的知觉……   一朵红玫瑰给我们一种复杂的知觉(complex   impression)，这种复杂的知觉可以分解为红色、玫瑰香等等简单的知觉。”（同上，第64-65页）休谟既容许“唯物主义立场”，也容许“唯心主义立场”（第82页）：“知觉的集合”可能是费希特的“自我”所产生的，也可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realsomething)的“模写，甚至是符号”。赫胥黎是这样解释休谟的。
至于说到唯物主义者，请看百科全书派（注：百科全书派是18世纪法国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因出版《百科全书》（全称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共35卷，1751-1780年出版）而得名。德·狄德罗是该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让·勒·达兰贝尔是狄德罗的最亲密的助手。保·昂·迪·霍尔巴赫、克·阿·爱尔维修、伏尔泰等积极参加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工作。让·雅·卢梭参与了头几卷的编纂。《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包括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其中有博物学家乔·路·勒·布丰和路·让·玛·多邦通，经济学家安·罗·雅·杜尔哥和弗·魁奈，工程师布朗热，医生保·约·巴尔泰斯，林学家勒鲁瓦，诗人和哲学家让·弗·圣朗贝尔等。这些人尽管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持有不同的观点，但都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而积极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们中间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是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恩格斯指出：“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2页）--30、250。）的首领狄德罗对贝克莱的批评：“那些只承认自身的存在和自身中交替出现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作唯心主义者。这种怪诞的体系，在我看来，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注：《狄德罗全集》，J·阿塞扎编，1875年巴黎版第1卷第304页。）狄德罗非常接近现代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单靠论据和三◎第30页◎段论法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理论上的论证），他指出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前提和感觉论者孔狄亚克的前提的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孔狄亚克本应驳斥贝克莱，以免从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这个观点中作出那种荒谬的结论来。
在《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中，狄德罗这样叙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假定钢琴有感觉能力和记忆，请你告诉我，难道它自己不会把你在它的键盘上弹出的曲调重弹一下吗？我们就是赋有感觉能力和记忆的乐器。我们的感官就是键盘，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弹它，它自己也常常弹自己。依我看来，这就是和你我具有同样结构的钢琴中所发生的一切。”达兰贝尔回答说，这样的钢琴还要有获取食物和生出小钢琴的能力。狄德罗答辩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蛋来说吧。“就是这个蛋推翻了一切神学教义和地上的一切神庙。这个蛋是什么东西呢？在胚胎注入以前，它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在胚胎注入以后，它又是什么东西呢？还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因为这个胚胎也还只是一种呆滞的、混沌的液体。这块东西是怎样变成另一种组织，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变成有生命的呢？依靠热。什么产生热呢？运动。”从蛋中孵出来的动物有你所有的一切情感，能做出你所做的一切动作。“你是不是要和笛卡儿一样断言，这是一架单纯的模仿机器？可是小孩们会笑你，而哲学家们会答复你说，如果这是一架机器，那么你也是同样的一架机器。如果你承认这些动物和你之间只有机体组织上的差异，那你就表明自己是有常识、有理智的，你是对的。但是人家会由此得出反对你的结论，就是：一种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的呆滞的物质，浸染上另一种呆滞的物质，加上热和运动，就产生出感觉能力、生命、记忆、意识、情感和思维。”狄德罗接着说道，两者必居其一：或者设想蛋中有某种“隐藏的要素”，它是在一定发育阶段上不知怎样地钻入蛋中的，◎第31页◎它是否占据空间，它是物质的还是特意创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这种看法是违反常识的，会导致矛盾和荒谬。或者只好作出“一个能说明一切的简单假定，就是：感觉能力是物质的普遍特性或者是物质机体组织的产物”。达兰贝尔反驳说，这个假定是承认一种在本质上和物质不相容的质。狄德罗回答道：
“既然你不知道一切东西的本质，不知道物质的本质，也不知道感觉的本质，那你怎么会知道感觉能力在本质上是和物质不相容的呢？难道你更了解运动的本性、运动在某一物体中的存在、运动从一个物体向另一个物体的转移吗？”达兰贝尔：“虽然我既不知道感觉的本性，也不知道物质的本性，可是我看到感觉能力是一种单纯的、单一的、不可分的质，是一种和可分的主体或基质(supp?t)不相容的质。”狄德罗：“这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胡扯！怎么？难道你没有看见物质的一切质，它的能被我们感觉到的一切形式，在本质上都是不可分的吗？不可入性是不能有多少之分的。圆的物体的一半是有的，但是不能有圆的一半……   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学家，当你看到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承认这个结果是产生出来的，虽然你还不能说明原因和结果的联系。如果你是遵循逻辑的，你就不要抛弃一个现有的并能说明一切的原因，而去提出另外一个不可了解的、和结果的联系更难理解的、造成无数困难而解决不了任何困难的原因。”达兰贝尔：“如果我抛弃这个原因呢？”狄德罗：“在宇宙中，在人身上，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手风琴是木制的，人是肉做的。黄雀是肉做的，音乐家是一种结构不同的肉做的；可是无论哪一个都有同一的起源、同一的构造，都有同一的机能和同一的目的。”达兰贝尔：“你的两架钢琴之间的声音的一致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狄德罗：“……有感觉能力的乐器或动物根据经验知道：在发出某种声音之后，就会有某种结果在它身◎第32页◎外发生；别的像它一样有感觉的乐器或别的动物就会走近它或离开它，向它要什么或给它什么，伤害它或抚爱它。所有这些结果在它的记忆里和在别的动物的记忆里都同一定的声音联结着。请你注意，在人们的交往中，除了声音和动作，再没有什么别的。为了认识我的体系的全部力量，还请你注意，这个体系也遇到贝克莱为否认物体存在而提出的那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有过一个发疯的时刻，有感觉的钢琴以为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架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注：《狄德罗全集》，J·阿塞扎编，1875年巴黎版第2卷第114-118页。）
这是在1769年写的。我们的不长的历史考证就到此结束吧！在分析“最新实证论”的时候，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遇到“发疯的钢琴”和在人的内部发生的宇宙和谐。
现在我们只作出一个结论：“最新的”马赫主义者提出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没有一个，的确没有一个是贝克莱主教没有提出过的。
当作一个笑柄，我们提一提这些马赫主义者中间的一位瓦连廷诺夫。他模糊地觉得他的立场是错误的，便竭力把他和贝克莱的血缘关系的“痕迹掩盖起来”，而又做得非常可笑。在他的著作的第150页上，我们读到：“……人们每当说到马赫时就拉上贝克莱，我们要问，是指的哪一个贝克莱呢？是那个一贯地自称为〈瓦连廷诺夫想说是被认为〉唯我论者的贝克莱呢，还是那个为神的直接降临和神意辩护的贝克莱？一般说来〈？〉，是那个攻击无神论的、谈论哲理的主教贝克莱呢，还是那个深思熟虑的◎第33页◎分析家贝克莱？马赫同唯我论者和宗教形而上学说教者贝克莱的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瓦连廷诺夫糊涂了，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维护“深思熟虑的分析家”、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而反对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狄德罗把基本的哲学派别鲜明地对立起来。瓦连廷诺夫把它们混淆起来，同时还可笑地安慰我们，他写道：“马赫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接近’即使是确实的，我们也不认为是哲学上的罪过。”（第149页）把哲学上的两个不可调和的基本派别混淆起来，这算什么“罪过”呢？这正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全部大睿大智。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种大睿大智。◎第34页◎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
1.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6．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作者：毛泽东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未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他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活，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他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未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对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网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未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他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椎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7．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矛盾论
作者：毛泽东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辨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著)。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著和互相影响著。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的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条件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著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著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到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著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著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著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著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著矛盾。......”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著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而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著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著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著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著。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著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著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于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著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著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其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与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合作，或者造成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都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著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破出来之后，同时也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述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著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了俄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著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联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它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著复杂的情况。
当著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著帝国主义不是, 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 。这种时候，, 人民大众往往采用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著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内的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在起著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著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著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著，事物的性质也就随著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则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著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著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著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著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著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著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些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著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著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著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研究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著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著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种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目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著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又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著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著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著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著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著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斗争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著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著，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著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他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之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就不能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著，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著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时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著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上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著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不断地是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著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著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著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有著绝对的东西”。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著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说：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著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著，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著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著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　结 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他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