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for you什么意思:（组图）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2 ）

上接：（组图）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1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110314258.aspx 
1921.8孔祥熙写给原四川省乐山县城防司令部司令信件

1938年孔祥熙在机场与东征的国军空军战士合影


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死于纽约，时年87岁。孔祥熙的葬礼在纽约5号大街的马尔布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与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纽约时报》引述他的一位前下属所言：“他和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对孔给予了很高评价。

孔祥熙与宋霭龄的早年合影
孔祥熙，宋霭龄夫妇早年与长女孔令仪(左)的合影 第十号战犯 宋子文：因噎而亡


宋子文


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文昌。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其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嘉树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产下一门“宋氏三姐妹”：“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高度概括了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一生行状，令宋家自豪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姐妹辅助了两任“国父”一任“财爷”也令其兄宋子文飞黄腾达！

宋氏一家在日本的全家福

1930年，宋子文与妻张乐怡在上海码头

1923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 　　 1942年的宋子文
1923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负责筹备条例章程。 　　1924年8月任广州中央银行董事，行长。 　　1925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1928年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外交、预算、首都建设、黄河水利、国防编遣等委员。 　　1928年7月– 1930年5月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签订新关税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实行税收改革。 　　1928年10月新的中央银行在上海开业，宋任总裁。 　　1930年1月兼任行政院副院长，进行币制改革，建税警团。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辞职。 　　1932年1月复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 　　1932年1月汪精卫出国，代任行政院院长。 　　1933年4月汪精卫回国，停止代行行政院院长，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以财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出访美欧各国。 　　1933年10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长。 　　1935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参与币制改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飞西安谈判营救蒋介石。 　　1937年抗战爆发后，联合协调各银行应付财政。 　　1940年出使美国寻求援助，获得租借物资2,500万美元。 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宋子文
1941年12月任外交部长，长驻美国。 　　1942年与美国签署租借协定，获得美援超过8亿美元。同年，与英美等国就取消外国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签署新约。 　　1944年12月任代行政院院长，兼任外长。 　　1945年7月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宋子文是四位主席之一。 　　1946年3月出现抢购黄金风潮。 　　1947年3月辞去行政院长职。 　　1947年9月任广东省主席，行营主任，绥靖公署主任。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辞去广东各职，移居香港。 　　1949年6月移居美国纽约。 　　1971年4月于旧金山吃饭时哽咽呛死。

宋子文与长女宋琼颐

宋子文(右)和张学良在一起

1943年10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

1945年，宋子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

1949年，宋先赴法国，后定居美国。虽作为皇亲国戚，但蒋宋并不始终和善，宋在美国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一直在建设自己的独立王国，结识并在经济上照顾着各种势力的人物，还曾被指从加拿大向中国内地走私枪支，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警觉，但也对他无可奈何。1963年，宋曾接受蒋介石邀请，访问台湾。蒋仍指望借助宋对华盛顿施展影响，但无果。1971年4月24日晚，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型宴会上，传出一条消息：前国民党政要宋子文，因误吞鸡骨被鲠死，终年77岁。

1960年代初，宋子文与外孙冯英祥在纽约寓所

宋子文去世留给妻子遗产500万美元
第十一号战犯 张群：百年老人


张 群


张群1889～1991，号岳军。四川华阳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因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奉蒋之命，频繁往来台北、东京之间，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

1927年.张群陪同蒋介石在东京拜访与涩泽荣


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四川省华阳县。 　　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1911年返国参加光复上海之战。沪军都督府成立，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任蒋介石组织的第二十三师参谋。 　　1913年参加反袁战斗，失败，走日本。 　　1915年回国，任浙江省督署参谋。 　　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 　　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河南省警务处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厅厅长。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议、国民党军政部常务次长兼兵工署长，同济大学校长，上海特别市长等职。 　　1933年至1939年历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940年至1945年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5年以政府代表身份参加国共重庆谈判与军事调处。 　　1947年3月任行政院院长。 　　1948年5月转任总统府资政。同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 　　1949年2月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同年底从香港去台，任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50年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 　　1951年兼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 　　1954年5月至1972年5月任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 　　1957年兼任台湾当局“国防会议”秘书长。离职后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1989年退休 。 　　是国民党第三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七至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 　　1990年，张群在台北以103岁的高寿无疾而终。

1930年，张群一家合影
1930年张学良(右二)宣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与张群(右一)等

蒋公的终身幕僚：蒋介石(右)与结盟兄弟张群(左)合影

1937年国共南京谈判（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叶剑英、张群）

1949年９月，张群（左）陪同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云南省主席卢汉（右）

1956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张群（右）陪同蒋介石夫妇接待

1964年２月，张群（中）陪同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拜会蒋介石

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71年7月，张群最后一次访日，试图阻止中日建交，以失败告终。晚年的张群闲来无事，便著书立说，谈修养，说喝酒，论爱情，并宣称：“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还与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衡一起轮流做东，参加“三张一王转转会”。1991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1961年10月.张群与夫人马育英50周年「金婚式」蒋介石对老友恭贺

1968年，张群为孙子们拍照：张群重养生之道，酷爱家庭生活
1984年５月.张群百岁之年蒋经国总统亲授中正勋章，以表彰贡献
第十二号战犯 翁文灏：回归大陆


翁文灏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

献身地质事业的翁文灏

1951年回国。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翁文灏原是一位爱国地质学家，因感于蒋介石知遇之恩而步入政坛，成为蒋的高级幕僚，直至行政院长之职。在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决定“弃暗投明”。

经济部长翁文灏1941年2月于重庆


1902年1
3岁时通过乡试中秀才。后来到上海读书，在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学习外文，后到欧洲留学。 　　1912年在比利时鲁凡大学(Louvain)获地质学博士。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 　　1934年曾兼任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 　　191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等一同创办了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一面搞地质研究，一面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培养地质人才。这是我国第一个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翁先生曾任该所所长,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中国首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 　　翁文灏同时亦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1935年12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948年更曾任担行政院长。不过在任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 　　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被任为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71年病逝北京。
1946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期间的翁文灏

1949年3月翁文灏博士于台北

翁文灏与张群在台湾

1951年，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l971年1月27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翁文灏在发言

第十三号战犯 孙科：虎父犬子


孙 科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哲生。孙中山之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

孙科和他的姐妹们


1895年，孙科随祖母移居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1907年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入《自由新报》编辑工作。1917年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到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 　　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长。10月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1924年主持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6月与黄季陆合作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第三次就任广州市长。1927年3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7月随汪兆铭清共。 　　1928年1月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 　　1929年，孙科亲领筹办总理故乡纪念学校一所（即今日的中山纪念中学）之责。 　　1931年改任行政院长，因财政危机旋即辞职。同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由于孙科上台后，政府财政无比困难，不到1个月便辞职了。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 　　1932年改任立法院长，曾鼓吹实行立宪制度，但遭蒋介石冷遇。其间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任首届会长。1938年奉派中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特使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常委。 　　1946年1月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然后跟随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占领区。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947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 　　蒋介石于1949年1月下台，由李宗仁代任总统。孙科以南京不稳，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度令李宗仁政府无法运作，亦无法与共产党和谈。孙科亦是中共在1948年开列首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一。 　　1949年辞职赴台。1951年赴法国。1952年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 　　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 　　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 　　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孙中山在檀香山与卢信、孙科的留影

　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
”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

1930年谭延闿与孙科、汪精卫等在郑州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





孙科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芬的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而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蓝妮容貌秀丽，为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5年，孙科与蓝妮结婚后在上海的合影




　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1938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共产党人关系甚好。1940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1948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陌路人。 　　孙科与蓝妮之女孙穗芬，1966年，她在台湾第一次见到了生父孙科。直到其父于1973年去世，她每年去台湾两次，“我相信父亲内心是想弥补我幼年时所缺少的父爱”。

辞职后的孙科在溪口谒见下野的蒋介石

1949年，在竞选副总统时，发生了“蓝妮事件”，导致被李宗仁击败，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此后，政坛失意的孙科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孙科夫妇闲居美国时，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以种菜为生，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
孙科为复旦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题词
孙科与原配妻子陈淑英及子女治平、治强、穗英、穗华

1964年由美国至台湾，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但只是木雕泥塑偶像。他一生节俭清廉，在这点上没有给自己的先父留下污点。1973年9月20日，孙科在台北逝世。举行葬礼之时，宋美龄出面瞻仰其遗容，亦算是对孙家的一个交待和礼遇。

孙科在庆典仪式上



　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真正用来评价孙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贴切。一位研究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教授说到孙科的时候，坦言自己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认为他虽然很早便投身国民革命，且长期居于国民党政府的高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究只觉得他是一个平常之人。 　　 孙科先生
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字的。 　　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们从他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坦白地说，做一个伟人的后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外人会经常下意识地将其与父辈拿来作比较。做个平常人显然就是没有沿承父辈风范，但超越又何其难？何况，孙科的坐标系，是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 　　古人曾经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类的论断，而鲁迅先生也有句很大胆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与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只有头脑简单的庸俗之人，才会说出“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使是被认为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成功的曾国藩，子孙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但影响力上终究没有一个超越了曾国藩，却也是事实。电影续集总是不如第一部好看，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孙中山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腐朽垂死，外有西方列强的激烈冲击，整个中国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民族乃至中国的未来寻找一个自强的出路的理想，造就了许许多多为革命振臂一呼、奔走一生的坚定革命者，而孙中山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大而化之，产生一个对历史、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伟大人物，除了与生俱来的素质及后天的自身努力外，也有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索，否则，该如何理解“时势造英雄”这一说法? 　　脱离开具体的客观环境，透过孙中山的高大背影去看待孙科，虽是人之常情，却又不是公平与理性的做法。孙科的一生，是沿循着父亲所开创的道路平稳走下去，有继续革命之责，却已无开创之功，其成就也就自然不能与孙中山的经世伟业相提并论。至于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凝聚的个人魅力，更是未经受过太多波折的孙科所不能比拟的。 　　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索互相作用的结果吧。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1965年孙科（中）夫妇返回台北，立法院同仁举行欢迎酒会



 
1966年蒋介石提名孙科人考试院长

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说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实际上，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不會允許他有實權，孙科不過是一尊供人參拜的木偶雕像而已——客观地说，孙科沾了国父的光，也受了伟大的累。

1970年10月7日，孫科夫婦共度80壽辰
第十四号战犯 吴铁城：晚年受辱


吴铁城


吴铁城1888～1953，原籍广东香山，与孙中山同乡，他生于江西九江。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九江军政府总参议官，11月被推举为江西省代表出席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组织临时政府，制定宪法。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出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8月5日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檀香山主持党务，乃国民党元老。

吴铁城（左二）与张学良、张群（右一）合影

５０年代初，总统府资政吴铁城在华侨协会大会上致词

吴铁城曾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职。1949年底，吴铁城逃到香港，后到台湾，次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吴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1953年，吴因好友王世杰撤职查办之事，自恃劳苦功高，与蒋总裁当面顶撞，蒋原就对吴曾支持李宗仁怀恨在心，故当面责骂，并将其赶出了大门。吴年近古稀，受此“大辱”，当夜连服三枚安眠药。次日，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已长眠不起，享年仅65岁，是国民党政要中较早辞世者。

1953年，吴铁城之丧，由儿子吴幼林带着孙子为其封土

1954年，吴铁城逝周年祭，张群前往慰问家属 第十五号战犯 王云五：在商言利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的泰斗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他早年刻苦自学，主修英文。18岁开始步入教育界，19岁时在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员，学生中有胡适、杨杏佛等，可谓“高足满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被孙中山聘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又在教育部任职。1916年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一年后辞职，在上海专门从事编译工作。1921年9月，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正式接替高梦旦就任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祖籍南朗王屋村。 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早年入上海一五金店学徒,业余在夜校学英文,并广泛涉猎多种学科,成绩优秀。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2年，王云五加入国民党，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19 王云五
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 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亟谋适应时代潮流，编译所邀胡适任所长,胡改荐王云五。1921年秋,王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1925年3月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编出《王云五大词典》等书，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声名。1930年春，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云五开始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194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次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因此被弹劾下台。 　　
1949年4月去台湾,1954年他出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至1964年退出政坛，辞去官职后，重新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在台湾，他有“博士之父”的誉称，但直到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才算有了“文凭”。曾先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1979年8月14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甚多,主要有《物理与政治》、《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 　　王云五坚持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编辑《百科小丛书》，主编《万有文库》；创立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编著了《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小词典》等等。王云五开办并复兴东方图书馆，编写出版了大量的古典、中外名著和教科书辞典等。为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大量贡献，成为我国近著名出版家。

蔡元培与王云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适应战时环境，商务董事会决定由王云五带领编辑、出版、印刷的主要力量迁往香港。香港沦陷后，商务编辑出版重心又移至重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出书。到重庆以后，他除主持商务业务外，逐渐把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在政治上日趋活跃。1946年5月，他辞去商务总经理职务，出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1949年，他到了香港；1951年，转而去了台湾。
1970年王云五先生赴日与钱穆夫妇（无锡名人）在公园内

王云五先生1970年10月留影

王云五先生1974年在公园留影
1977年，民国出版界大亨王云五在台北欢庆90大寿

王云五先生1978年4月留影

1978年4月.九十高龄的王云五主持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东会


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前后在商务工作了二十五年，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二三十年代商务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到台后，先后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后淡出政坛，将精力投入其热衷的文化事业。曾被聘为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专职教授，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台湾有“博士之父”的誉称。但他本人既无什么学历，也无文凭。后于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了却其一大缺憾。1979年8月14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

有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国民党杀人如麻的鲜血淋淋的刽子手多得是，象王云五先生这样的文人，即便是曾弃文从政，又无多大的劣迹，哪里算得上是大战犯哪？？？

王云五先生晚年在台北家中留影
 
王云五1979年初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留影

1979年8月王云五先生丧礼时，蒋经国莅临致敬

第十六号战犯 戴季陶：油尽灯枯


戴季陶：油尽灯枯

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

早期的戴季陶

青年才俊戴季陶


1913年孙中山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合影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合影。后排左五戴季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7年，协助时任国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是国民党右派的主要理论家，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

1924年4月28日，孙中山给戴季陶的任命书

1924年孙中山从日本赴天津.船上同李烈钧（右)、戴季陶（中）

1925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

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戴季陶也同蒋家王朝一样，最终避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1949年2月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他是43人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距名单公布不到2个月。

孙中山为戴季陶题词
戴季陶墨迹
吴鼎昌



　　吴鼎昌（1884～1950），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绥定，字达铃。他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后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1922年1月，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1926年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投靠蒋介石，从此摇身变为国民党的鹰犬，使《大公报》的立场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变成为国民党张目，鼓吹反共的工具。《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是国内非官方的最大媒体。《大公报》有三巨头：张季鸾的笔，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经营”。
 
中国记者的良心：范长江

一本《西行漫记》成就了埃德加·斯诺，这个美国人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新闻记者。一本《中国的西北角》让范长江声名鹊起，他是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也是继斯诺后，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记者。他的69篇旅行通讯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上发表，得到总经理胡政之的支持。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蒋介石大怒，把曾经为孙中山起早临时大总统文告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了一顿。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吴鼎昌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26年7月至1937年，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等职。  
贵阳府学宫


1937年11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间，吴氏受命来黔时，已年过半百(53岁)，比蒋介石还年长3岁。此正值八年抗战，而贵州是抗战后方。吴鼎昌提出开发贵州、支援大西南的口号。首先将国民党官僚资本引入贵州，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吴鼎昌注重发展教育，创办了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

蒋介石对三邀毛泽东重庆谈判后悔不已


吴鼎昌有句名言，“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他曾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结果弄巧成拙。1949年1月去职，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8月23日病逝于香港，享年67岁。
民国人物吴鼎昌（右上）



后人还是为吴鼎昌立传
第十八号战犯 熊式辉：一介草民


熊式辉


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字天翼。他从小习武，六岁读千字文，熟读四书、唐诗、易经、左传等；十五岁考入江西陆军小学；十八岁毕业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并秘密参加同盟会。
熊式辉故里：江西安义县

熊式辉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式辉受命负责“接收”东北，成为林彪手下的败将，他本人也从此失宠于蒋介石，退任虚职。

省会童子军大检阅奖章（熊式辉赠）

熊式辉赠匾之手迹

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熊式辉由于蒋对他的冷落而举家迁往香港。l954年7月，熊式辉到台湾，但不为陈诚所容，连蒋介石的面也未能见上。最终完全沦落成一介草民，后又迁回香港。1974年1月21日病故，终年81岁。

熊式辉：从将军到草民 第十九号战犯 张厉生：终遭遗弃


张厉生


张厉生1900～1971，字少武。河北乐亭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驻日“大使”等职。在台期间，他与陈诚配合，共同经营台湾，政绩突出，一度深得蒋介石垂青。不久，出任“驻日本国大使”。在日本与台湾关系疏远后，蒋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从此不再任用。他不禁心情黯淡，身体也每况愈下。张厉生虽多年官高位显，但清廉自律，一心于“党国事业”，最终晚景凄凉。197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家中，享年72岁。

1952年，胡适在台湾与老友重聚(二排右起张历生)
第二十号战犯 朱家骅：苦守学术


朱家骅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历史地看，朱家骅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然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

朱家骅致信陈独秀(1941年3月6日)

1945年教育部长朱家骅签发的聘书及印章

1947年8月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陪同朱家骅视察天津教育

去台湾前，时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负责将故宫、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及书籍运往台湾，为中央研究院迁台做准备，同时收容国内各地有名望的教授，成为中央研究院在台发展的基础。他为在台重振中央研究院煞费苦心，最后却于1957年不得不黯然告退，让位于对中央研究院无尺寸之功、由蒋介石圈定的王世杰。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在台北病逝，终年71岁。蒋介石亲临吊唁，特赠“怆怀勋硕”挽额。

苦守学术的朱家骅

晚年朱家骅



请关注：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3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110370648.aspx



您已欣赏本作品 分 秒   感谢光临 ym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