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复活后:《我们是谁》第一篇 天之道4

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态度应是为我所用，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也不贬低自身的文化传统，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的确是一件很有分寸的事，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关于“科学”的观念

小时候，老师总鼓励我们要有理想，于是我们常常立志做一个科学家。至于到底什么是科学，则不甚了解。但科学家还是能举出来一些，女孩子就当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男孩子津津有味地说起牛顿与苹果的故事。若问起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有哪些，则会一时想不起来。

记得我听过一个收音机热线节目，要求听众举出十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听众能举出一些，却搞不清楚什么样的人算是科学家。主持人说不清李时珍算不算科学家。最后，好像是在什么书上有标准答案，过后就过去了。

现在也往往有很多人，一提起科学，则认为只有西方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许多西方人也这样认为。一位外国留学生对我说：“中国人会做人，但科学是我们的事。”我们一些爱国者听后甚是愤愤不平，举出四大发明和许多比别人早多少千年的发明，以此来证明我们是爷爷，他们是孙子。这种心理在潜意识里，其实还是自卑。用学者南怀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能让爷爷和孙子比，而应让孙子和爷爷比。不论谁和谁比，其比较的前提都是西方人的“科学观念”。而西方人科学的观念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在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寻找现象界背后的本体，世界的终极原因，为科学的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近代，科学是实验、推理，是对复杂自然界的一种简单模式的寻求，由此形成了西方科学的观念。现在，科学越来越走向它开始初衷的反面，人成为科学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下面，我将一一介绍，并与中国人的科学观念相对照。

（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往往是混而为一的。这一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柏拉图。他的思想对西方人影响较大，他的思想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很怪的。他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象界，是变动的，暂时的，另一个世界是本体界，是永恒的，静寂的。现象界是暂时的，本体界是永恒的。所以，人应该追求那永恒的本体界。这对中国人来说比较难懂。举一个例子来说，蜜蜂的寿命是很短的，成千上万的蜜蜂来了，又有成千上万的蜜蜂死去了。这是现象界，但蜜蜂这个概念是永存的，这是本体界。柏拉图还认为，现象界是本体界的摹本。到了中世纪，出现了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对立。神是高高在上，超于凡人之上的，凡人只能膜拜，信仰神，而不能达到神。耶稣则是神和人的混合体，试图沟通人和神，但最终耶稣仍是神。本体界和现象界仍旧是分离的。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开始重视人，肯定人的地位，人的重要性超出了神的重要性。人们注意的目光便从本体界转向了现象界。人们用实验研究复杂的自然现象，试图将自然现象简单化，找出一个在自然之中的统一者，如牛顿的经典力学。牛顿力学的核心就是自然界中的统一者，就是力，一切现象都可用力来解释。举一个例子，我们能站在地球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我们能走路是因为摩擦力与肌肉力的作用。我们能用筷子吃饭，也是因为重力的作用，若失去重力，食物就会飞来飞去，我们将饿死。宇航员在失重状态下，吃的东西多是放在类似牙膏的东西里，吸着吃。在某种意义上说，牛顿的力学只是将本体上帝换成了可证明可感觉到的力，但其思维仍未能脱离“科学就是寻找现象界背后的本质和统一者”的思路。

通常我们似乎不这样看。在我们的思想中，不去追问滚滚红尘后面是什么，也不认为在现象界后面存在一个本体世界。云卷云舒、花开花谢，这就是世界本身。“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便有本体世界，这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也无任何沟壑。老子有话说：“（道）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老子的道，也类于柏拉图的本体。老子像一个睿智的人，他闭目而坐，体味着自然界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觉得蔚蓝的天空亘古存在，而云却不停地变幻。今年的花开了，花又落，明年依然有花开花落。在这背后，有大道存在。但这大道不是另外的一个世界，而是与花开花落时刻在一起的，道不离人，离人非道，所以，得道者并非是非同寻常者，而是普通的人。这就合了禅宗的意味：“砍柴担水，无非妙道。”这有一句诗好比“衣带暗淡大家风”，只有大家闺秀才知道平常的衣服才是生活的真实。穿得过于艳俗或过于素净，都不是生活的真实状态。本体界与现象界并非分开的两个世界，它们是一体世界。所以，我们做事常常要求“从立身处做起”。

中国人的这种高明的思想，越来越引起现在科学界的注意。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的科学思想越来越远离它的初衷，显示出它的尽头。自然界是复杂的，而西方的科学却将它简单化、约化。把复杂的自然界简化为一个干干净净的定理或原则，忽略了自然界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每一个科学范式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都显现了科学的局限性。自然界是整体的，人的科学如同地球上的蚂蚁，刚刚发现了一粒沙子，以为这是整个世界。而后又发现另一粒沙子，又认为这才是整个世界。实际上，这仅仅是自然界的一点点秘密。所以，试图用简单的原理或者原则来说明整个复杂的自然界，就目前而言是人类自身的一个梦想。被简单化和约化的世界是特殊的世界，不是本来面目的世界。举个例子来说，牛顿经典力学所研究的确定世界是一种非常态，线性因果不是复杂的自然界所呈现的本来样子，而非线形才是世界的常态。这表明，线性因果（即一件事有果就有因）是科学家对复杂世界的约化结果。比如说，某地下了一场雨，根据经典科学的研究，认为下雨需要带有湿度的云、气温等条件，只要某地具备了这一条件，就该下一场雨。至于具备下雨条件前的某地的天气条件怎样，则不是经典科学研究的内容，即它忘记“初始”条件。而现代科学则研究这一点初始条件，认为一个事件过程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过程，这里有一个向前无限追寻的过程。故而，现代科学引进了“时间之矢”，即不可逆性。实际上，现代量子科学研究更加接近事物的常态和本来面目。经典科学的时间是可逆的。比如，某地具备这样的条件就下了一场雨。那么这些条件如果具备，则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下雨，这一过程可以重复进行。而现代科学的时间之矢是不可逆的。如果某地下雨了，可能是非洲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通过复杂的随机的过程，才使某地下了一场雨。并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重复的，无规则可寻的，下一次也许就不会这样。所以，时间之矢不可逆。这应该是接近了自然界的常态。自然界是复杂的，用一两个原则不可能正确反映它的本来面貌。如果引进更为详细的原则，可能会更接近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但是同时也失去了原则的意义。多个详细的原则就不能称之为原则。所以，我们的祖先采取了描述的方式来研究自然界，例如天文学。中国人对天文学仅是描述性的研究。现代西方科学天文学研究，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又到银河系及河外星系等，每一次巨大的变革都暴露了人类对于天文学研究的愚蠢。

开普勒是第谷的学生。他继承老师的天文研究事业，在推求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与速度的关系的过程中他发现以行星运动为正圆轨迹的计算结果总是错的。他最后想用椭圆形计算试试看，结果成功了。这个胜利使他如此兴奋，说：“哥白尼唾手可得的东西却交给了我。”后来，牛顿又抓住了开普勒唾手可得的“万有引力”理论。这就如同我们吃一个大套餐，外面是烤乳猪，我们就说：这套菜是烤乳猪。所有人都认为对。打开乳猪，才发现里面还有一只烤鹅，于是有人说，这是烤猪加烤鹅的菜。但有人说，说不定里面还有一只烤鸭。一些人相信，一些人摇头，有时还大吵起来。人们为了证明谁对，只好接着吃下去。看见烤鸭了，人们认为这是烤猪、鹅、鸭放在一起的菜。可能还有人认为里面可能还有鸡。打开一看，结果没有鸡。于是人们大喊，这套菜到头了。但有人还坚持认为里面有东西。人们欢欣鼓舞，大吃大喝，却发现鸡里面确实有小鸽子，鸽子里有鸡蛋，鸡蛋里面有颗珍珠，珍珠里有一小粒钻石。人们为那些预言正确的人鼓掌，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而惊异、狂喜，直到厨师进来说：“这道菜本来就是这样做的。”人类为自己的每一次发现而狂喜万分。但在浩渺自如的宇宙面前，我们实在是一个自大的傻子。

所以，中国人只描述而不去替宇宙做结论，随着我们的描述与观察，宇宙就会无声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么西方观念上的科学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是不是就不需要约化世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认为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自然界的复杂性，不要狂妄自大，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人类每一次对自然的探索，都仅仅得到了自然的一角而已，却舍弃了其他。所以，我们说“道可道，非常道”。能够用简单的原理来统一这个世界，就不是真正的道。

（二）反身而诚，万物则备焉，参天地之化育

西方科学始终是以自然为敌的，将其看做是自己的征服对象。海德格尔说过：“近代物理学不是实验物理学，因为它使用实验设备去研究自然，宁可倒过来说才是对的。因为物理学已经作为纯理论，要求自然用可以预言的力去表现自己，物理学建立实验的惟一目的正是为了问一问自然是否遵从以及怎样遵从科学事先想象的模式。”

自然是沉默的，西方科学家利用实验强迫自然界吐露其秘密。牛顿力学强迫自然界说出其秘密，但这只是强迫的结果。西方科学家以为他们终于征服了自然界而可以驾驭它。亚历山大·蒲朝为牛顿写了这样的墓志铭：“自然和自然的法则在黑夜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已照亮。”自然界被迫说出了一些话。同时，它又展现出另外的世界。随着量子力学的兴起，牛顿力学体系已不能将自然界统治，西方科学家又强迫自然界说出它深藏的秘密。如此地与自然界为敌，自然界便隔一段时间来嘲笑一下人类，看人类在它的秘密面前手足无措。于是如此下去，科学家便不停地忙下去，做着自以为是正确而客观的实验。

近代牛顿力学认为只要科学家做实验用心、精确，便可得到自然界的一切数据，科学家主体的因素被排斥而约化掉了。他们不承认科学家也处于世界之中，而认为科学家是显身于世界之外。科学家以神明的目光来丈量这个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测不准概率、统计学理论的出现，科学家开始迷惑。科学究竟是什么？人与自然界是什么关系？经典科学的目标是达到一种对物理世界的“透明”的观点：在每种情形中你都能辨别出原因和结果来。但是量子力学诞生后，情况就变了。科学家不能谈说什么因果性，随机和概率引起一种“不透明性”，科学家只能描述世界而给不出因果性明确的答案。这也许前进了一步，毕竟，将自然描述成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科学家希望的样子。但是，这仍旧是一种人与自然界对立的状态。举一个例子：面对一朵红玫瑰，经典科学将它分解成光、力等碎片。现代科学只是描述它，加进了随机性和概率。比如红玫瑰也可能向黄或蓝色转变，红色是平衡态，常态，而向蓝色则是非常态的。如此等等，变一根直线思维为多根直线和曲线思维。这实际上是画家随手画了一幅画，而评论家们则大肆分析作品，说什么独具匠心等，实际上的立场仍是主客二分的。如同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总是客人，主人总是主人，不能反客为主或反主为客，这就是西方科学的观念。

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是“参”的关系，参这里念做c　n，而它还念做s　n，即三个的三。这是怎么回事？在中国古代，天、地、人称为三才，天一、地二，人就是与天地并立的“三”。人与天地是“参”的关系，所以“参”又是大写的“三”字。中国古代认为人和自然界（天、地）是合而为一的，即“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存在于世界之中，这复杂多变的世界也包含人在内。所以人不能像西方科学家那样，采取置身于自然界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自然界，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人本身就是自然界之景中的一景。人如果跳出自然界，人眼中的自然界也就不是完整的自然界。人不能忘记他自身的存在，所以，人只能“参”，而不是征服和控制。人毕竟得生存，因为人类自从成为人以来，已丧失了大部分动物本能，故而，人类要生存，应将自己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这个提升，不是表现为西方征服自然，而是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来使自己生存。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来。比如，我们认为，吃什么补什么。如果要补脑子，就要吃猪脑子等。我们伟大而有效用的中药，其思想前提都是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脉相通的，我们和自然界没有隔膜。自然为我们服务，这种服务不是以征服的姿态进行的，而是以“参”的形式进行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参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单方面的完全改造它，不是“人为自然立法”。“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征服自然，与自然为敌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只是“参”而已。“参”有“帮助补充”的意味。人和自然始终是和谐的，我们祖先不肯对自然界施暴。如果那样，其实就是对人类自身施暴，就斩断了人类最深处的“根”。

人与自然界是一体的，所以人懂得自然界，就无须采取与自然对话的方式。无论西方科学如何与自然对话，人类始终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因为对话本身就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交流。而中国人与自然界是心心相通的，相处能够默契，真正的“此处无声胜有声”。

（三）为人自身的科学，子少言性与天道

人类发明了火，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人的生存，可以烤熟食物，可以驱赶野兽，可以取暖。从火的发明开始，科学不停地前进。到目前，科学研究已忘记了它最初的目的，成了为科学而科学。欧文·薛定谔写到：“有一种倾向，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总的人类文化紧密相连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以掌握的发现，离开了他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科学越来越难懂，有些理论只供少数专家谈论，科学越来越远离人类的生存。一个普通人不幸闯入了一个数学家的聚会，这个可怜的人，简直听不懂数学家们的话。他小心地问侍者，侍者说：“我从不和他们说话。”普通人只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那么他们有什么用呢？”

柯莱伊说：“近代科学把我们感知的世界，我们在里面生活着、爱着和死着的世界，代之以另一个量的世界，具体化了的几何世界，虽然有每一个事物的位置，但却没有人的位置的世界。”

在我们的传统中，人是非常重要的。一切科学都围绕着人的生活。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来。尤其在现代的科学研究领域内，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正体现了这一点。包括在孩子的专业选择上也是如此。哪一个专业实用，能直接地服务于生活就是好专业，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所致。《论语》上记载，孔子很少说性与天道一类的理论。孔子重视人的现实生活，一切知识活动围绕着人本身来展开，却很少去谈论与人的现实世界无密切关系的玄远大道。所以，中国的科学技术始终围绕着人来展开。比如，中国的天文学特别发达，这主要是因为人类需要天文学来看社会的兴衰，社稷的安危等，因而，天文学发达。数学也一样。中国古代数学所解决的问题都是实际问题，丈量土地或者计算多少士兵一类的理论特别发达。

唯科学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用科学来统一人类所有的一切，抹杀了人所具有的其他东西。本来，大自然是五彩缤纷的，白的雪，红的花，绿的叶。白雪覆盖的大地，一枝红梅悄然而立，且有披大红披风的绝代佳人伸出洁白而润的手。去折梅，袖子落下，露出戴着碧玉的皓腕，折梅毕，回首，低头嗅梅，倚梅而立，灿极而笑，刹那间，一切都活泼温暖起来。但西方科学将这一切约化，红的梅，白的雪，是光被不同的物体吸收而呈现出映于人眼的颜色，笑是人脸上肌肉运动的结果，折梅、回首、倚梅则是力的运用。一切，都被简单化，自然界成了一大堆定理、原理和毫无生气的力的线条，这就是所谓的西方科学，但也不能否认西方科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作用。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具有实用性特征。这与中国古代的关于科学的观念的思想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天文学主要是为了地上的人才去研究天上的星。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天和人是合一的，天上的日、月、星出现了什么异常，地上的人类社会也相应会出现异常。诸如西汉时期，太史奏明刘邦说：“昨夜有客星侵犯代表皇帝的星。请皇帝严查。”刘邦笑着说：“我的老朋友严光严子陵昨夜与我在一个床上睡觉，他将脚放在我的肚子上了。”地上的事竟然在天上如此明显地反映出来。所以，中国人对天文学的研究是为了对人事的研究，所以具有实用性。而且，中国人不像西方人（希腊人）致力于宇宙理论的研究，诸如宇宙的几何模型等理论性研究。中国人的思想就像一位打坐在山顶的长须老人，闭目养神。而西方人的思想则如一个气喘吁吁的年轻人，奋力登上顶，正得意洋洋，未及擦汗歇口气，却转身发现早已坐在那里神闲气定的老者。年轻人却非常奇怪，不服气，接着爬山，到另一个峰顶时，却发现老人早在那里等着他。如此几次，终于服气，而请教老者。老者说：“山就是你，你就是山，自然界就是自然界，真理就是自然界本身。”这时，年轻人不解，苦思冥想，忽悟道。他临镜而照，也成了老者，却又有年轻人在爬山，历史无非如此而已。

我们的祖先始终认为，人与自然是合一的，科学技术应围绕人的生存意义来发展。但这不是唯人主义，莫要忘记前提是天人合一。只有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才能统一，世俗社会与神明社会才能统一，人的身心才不会分裂。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并不说话，但它却兴风雨润土地，以养人类，连天都知道人类出于它，故而多帮人类，何况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