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珀雅面膜怎么样:《我们是谁》第二篇 人之道6

第二篇 人之道---孔颜乐处 良知与良心 生与死 气节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我们越来越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从流行一时的小资情调到古典文化的回归，都强烈地表现着现代人笨拙地追求精神生活的企图。其实，在我们的传统中，即使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为基础，我们的祖先也照样享受着精神生活的乐趣。孔子的弟子颜回就是这样的人。

《论语》中记载，颜回生活贫困不堪，只能吃很少的食物，喝一点冷水，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一般的人过这样的日子是不能忍受的，会整天忧愁。只有颜回能整天都很快乐。孔子对颜回这种精神十分赞叹，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本人也是这样。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粗饭，喝凉水，把胳臂当作枕头来枕，快乐就在其中啊。后来到了宋代，“寻孔颜乐处”成为了宋明理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宋代哲学家程颐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颜子所好何学论》。

这里，孔颜并非因物质的缺失而失去快乐，而精神上十分快乐。当然这种快乐不是物质所能给予的。毋庸讳言，物质的获得的确能给人带来快乐。今天，我赚一百元，第二天赚一千元，当我在灯下数着钱的时候，心里的确很快乐。这些钱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体现了我的价值。但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会为赚更多的钱而努力，一直努力下去，最后就为赚钱而赚钱了，忘记了赚钱的原初目的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当今社会上流行的“赚钱有瘾”及“穷得只剩下钱了”就是这种追求物质快乐的写照。大而说之，当今西方社会的惟科学主义也是如此，探求外部世界，无限地占有外界成为人生存发展的动力。结果，却忘掉了最根本的目的。人最初探讨外界的目的在于人类更好地生存，而今却为探讨外部世界而去探讨外部世界了。

中国的传统精神并非不让人探讨外部世界，我们也重视追求物质中的快乐。但我们祖先始终认为，只有精神愉悦才更符合人之发展正道。

颜回身在陋巷，有一口饭一口水足以饱腹。没有华屋大厦、华服美食，却依旧快乐。这种快乐是一种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超越了名利高贵，不在意自身所处的环境，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只在自身所处的境界中快乐着。

孔子一次和四个弟子在一起闲坐，他要求每个弟子谈一谈自己的志向。一位说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大臣”，一个想当“财政部长”，一个想当管理礼乐的大臣。第四个弟子叫曾点，他一直在一旁鼓瑟。孔子问他的志向，他说：“我和他们三位的志向不同，我希望在暮春时节，穿着春天的衣服，和几个天真的孩子、几个成人一起在河水洗浴，在风中歌舞，唱着歌回家。”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种快乐不是名利能带来的。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着生命的快乐，这也许是孔颜的乐处吧。

街头常有一些老人，一边摆着小摊，卖一些诸如针头线脑之类的，一边晒着太阳，满脸皱纹在阳光下绽开，微微地眯着眼。有时你去买她的东西，她更多的是和你说话，讨价还价，但实际上她的整个小摊也不值几个钱。她卖东西的乐趣就在于能体会她还有活泼的生命，还能享受来日不多的普通生活。

我们有很多人，整日追逐着外在的名利的快乐，并也从中得到了快乐。但这种快乐是暂时的。只有在日常的普通生活中享受着生命的快乐，随时认为生活是美丽的，也就是佛家的“立处即真”。

我和我师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对佛家有很深的研究。他整日练功，我就问他：“你练功有什么用？”他说：“保存生命。”我问：“保存生命做什么？”他认为我朽木不可雕也。我总是认为，人的生命应该外化成外物，或对名利的追求，或奉献给他人和社会，这样才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师弟教育我的是“立处即真”，即于平常生活中静下心来，寻找内心生命的快乐。即吃饭有吃饭的乐，穿衣有穿衣的乐，担水砍柴中自有其乐。其实细细想一想，师弟也自有他的狭隘之处。其实在追求名利或奉献给社会和他人的行为中，只要把握住生命的快乐，时时警惕不要被名利所异化，也一样可以达到很高境界的快乐。说到底，无论是追求外物，还是追求内在，只要不迷失自己的方向，就应该是快乐的。

邵雍是宋代新儒家的代表。他是个快乐的人。程颢称他为“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有一首诗，题为《安乐吟》：“安乐先生，不显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涘。风月情怀，江湖性气，色斯其举，翔而后至。无贱无贫，无富无贵。无将无迎，无拘无忌。窘未尝忧，饮不至醉。收天下春，归之肝肺，盆池资吟，瓮牖荐睡。小车赏心，大笔快志，或戴接篱，或著丰臂。或坐村间，或行水际。乐见善人，乐闻善事。乐道善言，乐行善意，闻人之恶，若负芒刺。闻人之善，如佩兰蕙，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三军莫凌，万钟莫致，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程颢也作《秋日偶成》以表达他对快乐的理解。“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云烟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英豪。”

孔颜乐处，就是在生活中处处享受精神上的快乐，时时感觉到生命本身而非别的东西。如果这样，无论是身居琼楼玉宇，还是整日劳作，都会很快乐。

良知与良心

现代人常常忘记了良心。有人讲：“做事情要凭良心。”另外的人撇一撇嘴：“良心值几个钱？”现代人竟然把良心和金钱也联系起来，良心也要用金钱来衡量？

良心，是我们精神生活中影响最大的思想观念之一。骂人也常常说“你这没良心的”或“你昧了良心，天打五雷轰”之类的。

我们祖先对于良心有很精细的研究。孟子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良心，就是仁义之心，从前牛山的树长得很美，因为牛山在大国的郊区。如果总有人来砍伐树，就不会很美了。人也是一样。人本来就有仁义之心，即良心，却总让外物来侵蚀它，良心就被遮蔽了。如何让良心重新被发现呢？孟子认为人人都有良知。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良知，就是“不虑而知”的知，即知道敬长，亲亲的心。这种良知不需要学习，是人秉承天而来的。人有良知，就能发现自己的良心。孟子认为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礼义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像种子一样隐藏在人精神之中。人要日夜培养这些种子，使其萌芽、长大。具体的方法有“存夜气”。孟子认为白天人心被各种欲望埋没。只有在夜深时，才变得清明。人就要时刻保存这种清明之气，逐渐扩充，慢慢就会使良心呈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午夜梦回，常常思忖白天的所作所为，有时会很羞愧。但是往往清晨起来后就忘记了。孟子要求我们把这丝丝羞愧之心储存起来。储存多了，就成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整个人也会伟大高尚起来。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后来的朱熹、王阳明也讲了要在事上磨练，在日常生活中修养自己的精神。

明代的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口号，将孟子的观点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王守仁的所谓良知是先验的道德意识和内在的道德判断能力。王守仁，明朝浙江余姚人，因在故乡筑阳明洞，故也称为阳明先生，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有文治武功，28岁时，举进士。1519年曾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也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被封为新建伯。长于诗文，早享文名，曾出入佛老，后归于孔孟。34岁时，由于反对宦官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做小小的驿丞。他日夜默坐，动心忍性，思考圣人处此地将何为。在一个夜间，忽然大悟，不觉呼喊出声，惊动了侍从，由此建立了与程朱不同的“心学”，人称此为“龙场悟道”。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是人生来就有的。有一个故事说：王守仁的一个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了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时候，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然后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呢？”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也就是说，无论贼或盗或常人，都有良知，良知是生来就有的，是人的一种天然本性。民间传说中有这样的故事。说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冒领别人的孩子，孩子的母亲自然不让。于是打官司到官府。断案的法官就让人在地上画个圈，叫孩子站在圈内，让两个妇人使劲拉孩子，谁能将孩子拉出圈外，谁就是孩子的母亲。结果，冒领孩子的女人就使劲拉，孩子的母亲怕拉伤了孩子，不知不觉地就松开手。当然，冒领孩子的女人得到惩罚。母亲疼孩子，这是一种天性，良心也就是这样。其实良心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只要我们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良心，重新发现良心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一次和弟子詹阜民闲坐。詹阜民不知道如何去发现自己的良心。陆九渊突然站起来，詹阜民也赶忙站起来，陆九渊说：“还用安排吗？”意思是老师站起来，学生也自然地站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不需外在的强迫，也不需经过内心的逻辑思考。

良心深植于我们心中，如果我们顺从它去做，就会心安理得，若不顺从它，就会感到不安。记得一次，和几个朋友去买裤子，每个人都买一条，一起和老板娘讲价，最后老板娘头昏脑涨，付钱时她多找了我一百元。当时，自己犹豫了一下，还是将一百元还给了她，而老板娘不曾道一声谢。我被几个朋友埋怨了一顿，认为我太傻。“只怕这几条裤子已赚了我们几百元了，你还还掉她一百元，她肯定在笑你大傻瓜。”回来后细想，如果不还回这一百元，我内心肯定不安，总会想着这件事。做了良心想做的事情则心安理得。老板娘也可能赚了我们很多钱，但和这一百元是另外一回事。她没有道谢，也和我的良心不相关。如果为了受到赞扬而退给这一百元，这就不是良心的本意了。故而，良心就是不去考虑得失，自然而然应该去这样做，而不寻找借口和理由。而现代人却经常为自己的昧良心找理由和借口，使自己的良心日渐沉沦。司机撞了人逃之夭夭，看见的人也施施然走开，怕被人赖上。人类的良心日渐僵化，人类理性化的能力，使人类心理健康，但也是掩饰过失的工具。上马一项工程，劳民伤财，最后没有成功，美其名曰：“交学费”，当事人便心安理得。如此下去，良心日渐麻木，人类无良心地兴高采烈地活下去，一切都推给社会和历史以及人类的弱点。

我们中国古代哲学讲求“讲良心”，希望这良心能是现代人心灵的清醒剂，使每个沉睡的良心重新焕发良心的光辉，人类才大有希望。中国哲学认为良心是人先天就有的，强调了人人具有道德的自觉性。从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到王守仁的“人人都可做圣人”，都是建立在对人类有道德自主性的信心之上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因心中有一点良知，有道德的自觉能力。无此，人就离禽兽不远。这种看法是与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性本善的思想密切相连。人性本善和良知思想可以使我们对自身恶的控制充满信心。

生与死

生与死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很重视的事。生孩子要贺喜，俗语叫下奶或下汤米。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生女叫弄瓦之喜。还要做满月(婴儿满一个月，要大宴宾客)，做百岁(一百天也要祝贺)，抓周(一周岁，摆满桌子各种玩艺，让孩子抓，来测孩子的志向)等，不一而足。对于死呢，也一样。叫“慎终追远”，也是一套礼节，吹喇叭、哭吊、敛葬、撒纸钱、报庙、送盘缠等，也很繁琐。所以说，在中国生一个人不容易，死一个人也不容易，生死，是我们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孔子比较重视生，对于死则不愿意讨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认为人应紧紧把握现世的生，而不去考虑死的问题。比如，孔子被围在陈蔡时，曾说：“天将丧斯文乎？”意思如果让我这样的人死了，谁来传递文化呢？上天不能让我死。这表现了对生的强烈执著和对死的恐惧。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内圣外王，自身修德同时教化世人并在此生中奋斗，让此生过得极有意义。他面对浩浩东逝水，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感叹时光的易逝，生的不再，而牢牢抓住这时光这生命。这种对生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这使我们重视此世。即使是死亡的事情，也弄得很热闹。这热闹实际上是为了教化活人。

我们最讲究葬礼，将葬礼弄得花花绿绿，热热闹闹，化解人对死亡的恐惧，以尽人在世的最后的风光，极尽哀荣。众人围聚看大出殡，是中国人常有的事。边看边议论：“看人家丧事多风光，盛大，我死了，子孙能这样给我办丧事，就行啦。”活着的人的羡慕对死人也是安慰，人死了也追求活人的羡慕。所以，对死的态度仍是现世的标准。所以我们对死后的祖宗的埋葬、祭祀也都按生前一样对待，虽死犹生。我们将死看成与生一样，注重的是活人的感觉。故而，对死亡真正的含义便淡忘许多。死人的世界和活人的世界一样是有秩序，有感情的。所以我们重视阴宅的排列、明器的制造等。

道家则理性地面对死亡，不用生来解说死。老子认为生死不过是自然而然的变化，“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庄子则认为生死不过是“通天下一气”的流行变化而已。“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也。”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变化的大冶炉。“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往而不可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与死只不过是相互转化的过程，只有安于生，顺于死，将生死皆看做气的流转，才能摆脱生死的纠缠，而成为真人、神人。

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庄子与骷髅的一段对话更体现了庄子对生死的观点。

庄子在楚国见到一具骷髅，就问它，“你是因为贪生而违背自然之理死去呢？还是遭亡国之祸而死于战乱之中呢？你是因不良行为羞见父母妻儿而自杀的呢？还是惨死于饥寒交迫？或是无灾无祸寿终而尽呢？”庄子枕着骷髅睡了一觉。半夜，骷髅托梦于他，说：“你刚才问的那些话，都是些生人的忧累。死人就没有这些忧累了，你愿意听一听死的快乐吗？死去，就没有君臣礼法的约束，也没有冷热饥痛的愁苦，无忧无虑与天地共长久，就是统治万民的国王的快乐，也不能胜过啊！”庄子说：“当真？我如果让掌管生命的神恢复你的形体，把你送回你父母妻儿邻居朋友中间，你可愿意？”骷髅做出厌恶的样子说，“我怎么肯遗弃这国王般的快乐而重新纠缠于人世的劳苦呢？”因而，死对人类说，没有什么可厌恶可害怕的，它不过是对劳苦而不自由人生的大解脱。

那么，道家是不是认为死比生好，那就去死呢？事实上道家也一样是执著于生的。庄子炼气，希望能长生不老，这一点很影响道教文化。

不论儒、道，对于生死问题，都是执著于生命的。张载有“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王夫之则认为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我们的祖先对死有着理性的态度，同时，热爱此生的生命，而尽力充实。

气　节

父母师长常常教导孩子“做人要有气节”。什么是气节呢？气节就是人的自身尊严。为了人的尊严，对于功名利禄可以弃之如敝履，甚至在生死面前可以选择死亡。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孟子有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并且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走了这样一条路。孔子也曾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所以历史上就有许多做官与归隐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所崇尚的气节、节操。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伯夷、叔齐。他俩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为了逃避继承王位，两人投靠西伯昌。西伯昌已死，他的儿子武王正讨伐殷纣王。伯夷、叔齐拦住武王的马劝阻说：“文王去世了，你们不处理后事，却和别的国家大动干戈？这能算是孝吗？”武王的侍卫想杀掉他俩，武王觉得他俩说得有些道理，就放他俩去了。武王依然讨伐殷纣王，攻下商的国都，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齐听说这件事，就不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以吃野菜为生，最后活活饿死。这在现代人看来，不免认为他俩太傻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往往却是青山依旧在，人事两非非。这句话倒成为一句打完架，失败一方的场面话，往往却无下文，甚而反过来。

满清入关后，很多读书人认为满族是夷族，非我族类，故而不投降。但清帝康熙非常聪明，对人性看得很透，开办“博学鸿词科”，让那些不投降的读书人去考。只要报名，马马乎乎考一考，就可以当官。结果很多人动摇，进了“博学鸿词科”。有人就写了一首诗讽刺他们：“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煞无端谏武王。”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词科”，这一回，有更多的人来考。后来的人都挤不进去考场，有人又吟了一首诗：“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名利面前保持节操终生不变，实在是很难的事情，需要极高的修养和坚定的信念。

陶渊明是晋末宋初的一位杰出诗人，也称靖节先生。也曾做过官，对官场的黑暗很不适应。四十一岁任彭泽县令时，恰好碰到郡里的督邮来视察工作。县吏告诉他按照惯例，县令应该衣帽整齐，束上腰带，按照下级对上级的礼节，谒见督邮。他不愿意与士族同流合污，更不愿意对士族们卑躬屈节。他叹道：“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他当即辞去彭泽县令，从此不再做官。归田隐居，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并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

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有诗曰：“众人皆醉我独醒。”他被流放到汨罗江，有一段和渔夫的对话非常著名。渔夫问：我听说过，那些号称圣人的人，不被事物所拘束，而且能够随世俗进退，整个社会都污浊不堪，为什么不随这种潮流，而且推波助澜呢？”屈原说：“刚洗好头发的人，一定要弹一弹帽子，刚洗完澡的人一定要抖一抖衣裳。作为人，又怎能够让自己洁白的身体备受世俗的污浊呢？我宁可跳进这长流的江水，葬身在鱼腹之中，也不能让高洁的心灵去蒙受世俗的污浊。”屈原跳进了汨罗江，人们划着小船去救。为了不让鱼吃掉屈原的尸体，就将米撒入江中，这就是后来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来历。屈原为什么不助澜扬波呢？因为他有气节，他有自己一辈子恪守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而今，由于社会变化快，生活节奏快，这种崇尚节气的人很容易被人嘲笑为脑子有病。墙头草倒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如果某某人是不倒翁，今天老李做上司，他能春风得意。明天老张做上司，还能马蹄轻松。这并不是说不应和上司处好关系，而是借此来说明有一些人缺乏原则。

梅兰芳大师是当时有名的反串旦角演员。日本人也喜欢他的演戏。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为了不给日本人演戏，就留起了胡子，这样就不能唱戏了。梅先生如此高风亮节，实在让我们现代的某些人汗颜，有些人会认为：“科学无国界，艺术也无国界，给日本人唱戏也是为了艺术嘛！”这也并非有什么，但是他们却丢失了民族节气。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竹子？只因竹子有节，直而中空，表示谦虚正直，有节操。故而，文人们常以竹自誉，以竹自娱。郑板桥画竹吟竹，有名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