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26个大写字母正确读音:[转贴]亨廷顿警告美国可能因拉美移民不断流入而趋于分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11: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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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撰文警告美国可能因拉美移民不断流入而趋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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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流入的以墨西哥移民为主体的拉美裔移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语言飞地，
这使得美国有分裂成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危险。以往的美国国家特征是
英国新教文化的产物，美国人的身份是从文化和信仰角度来界定的。鉴于拉美移
民的诸多新特点，其越来越难以被同化。继续忽略这一问题，现在的美国将不复
存在。
墨西哥及其他拉美移民有六大特点：国土毗邻性、移民规模、非法性、地区
集中性、持续性和历史的影响力。毗邻性使墨西哥移民得以同其母国保持密切联
系，这是任何其他移民一直都没有做到的。美国12％的人口讲西班牙语，已经超
过黑人。其中，非法移民的数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移民浪潮将不断
地延续下去。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具有地区性集中的倾向，移民越是聚居在一
起，其同化的速度越慢，也越不彻底。由于美国历史上侵占了墨西哥广阔的领土
，而目前大多数的墨西哥移民居住在美国西南部，本地区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
很大。
另外，墨西哥及拉美移民对西班牙语的坚持也可能造成美国社会的族群隔阂，
若西班牙语和英语取得相同的地位，这将是300多年以来为世界所公认的美国的末
日。
【本刊讯】美国《外交政策》网络杂志3月和4月号刊登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院院长兼该刊创刊人之一塞缪尔·P·亨廷顿的一篇文章，题为《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的挑战》，摘要如下：
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持续不断的流入有使美国分裂成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危险。与从前的移民族群不同，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人并没有与美国主流文化同化，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语言飞地———从洛杉矶到迈阿密———抛弃了曾经缔造美国梦的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美国无视这一挑战要自担风险。
美国是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者创建的。他们当中占压倒多数的是白种的英国新教徒。他们的价值观念、制度和文化奠定了以后几个世纪中美国发展的基础，并且深深地影响了这一发展。他们最初是从种族、民族、文化和宗教方面界定美国的。在以后的18世纪，他们还不得不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美国，以证明自己摆脱祖国而独立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们的祖国也是白种的、信奉新教的不列颠人的国家。正如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所说，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阐明了这一“信条”，从那时以来，它的原则得到了政治家们的重申，也获得了公众的支持，成为美国特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到19世纪末期，民族的构成得到了扩展，把德意志人、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包括在内，美国的宗教特征得到了范围更加广泛的重新界定，从新教修改为基督教。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量南欧和东欧移民及其后代融入美国社会，民族特性作为民族身份的一个定义性成分几乎消失了。在1965年民权运动和《移民与规划法案》取得硕果之后，种族身份也是如此。美国人现在把自己的国家看作多民族和多种族的国家，并且持赞成态度。其结果是，美国人的身份现在是从文化和信仰角度来界定的。
大多数美国人把这一信仰看作自己国家特征的关键要素。然而这一信仰却是创建国家的定居者们具有鲜明特色的英国新教文化的产物。这一文化的关键要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献身精神、英国的法治观念（包括统治者的责任和个人的权利）、持不同意见的新教徒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勤劳伦理和一种信念，即人类能够并且有责任努力创建一个人世间的天堂，一座“山岭上的城市”。在历史上，千百万移民之所以被吸引到美国，是由于这一文化和由此成为可能的经济机遇与政治自由。
各种移民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修改和丰富了立国的定居者们的英国新教文化。然而，起码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前，这一立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一直是美国特征的基石。假如美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不是由英国新教徒，而是由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所开拓，那么它本来会不会一直是，而且至今基本上仍然是这个样子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就不是美国了，而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持多种文化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理论的知识界和政界受到民众拥护，基于种族、民族和性别的群体特征压倒了国家特征，跨国的文化大流散的影响，具有双重国籍、其所忠诚的国家也是双重的移民不断增多，以及具有世界性和跨国性特征的美国知识界、工商界和政界精英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所以美国的英国新教文化及其所培养的信仰遭受了攻击。美国的国家特征像其它民族国家的特征一样，其所受到的挑战来自全球化力量和全球化在人们当中培养起来的、对规模较小和比较有内涵的“血缘与信仰”特征的需要。
在这一新时代中，美国的传统特征所面临的最直接和最严峻的挑战来源于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的大量和持续不断的移民，以及这些移民与土生土长的黑人和白种美国人相比而言较高的生育率。美国人喜欢吹嘘自己以往在使千百万移民融入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之中方面的成功。但是，美国人往往对移民一概而论，而不加区别，一味地注重移民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和收益，忽略了其社会与文化后果。其结果是，他们无视了当代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的独特性及其所造成的问题。这种移民的程度和性质与从前的移民具有根本性区别，以往在同化方面的成功在来自拉丁美洲的当代移民浪潮之中是不大可能被复制的。这一现实情况构成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将仍然是一个具有单一国民语言和一种核心性的英国新教文化的国家吗？美国人忽略这一问题，就是默认自己最终会转变成拥有两种文化（英国和拉美西班牙后裔文化）和两种语言（英语及西班牙语）的两种国民。
人们只要想象一下，如果墨西哥移民的流入突然停止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对美国的影响就变得明显了。合法的移民每年的流动会减少大约17．5万人，比较接近于前美国国会女议员芭芭拉·乔丹所领导的90年代的移民改革委员会所建议的水平。非法入境的人数会显著减少。低收入的美国公民的工资会有所提高。围绕着使用西班牙语以及英语是否应当被规定为州和全国政府的官方语言问题的辩论就会平息下去。双语教育及其所产生的争议就会几乎消失，有关福利和移民所获得的其它好处的争端也会如此。围绕着移民是否给州和联邦政府造成经济负担问题的辩论就会以否定的形式得到断然的解决。继续入境的移民的平均受教育和技能水平就会达到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层次。移民的流入就会再次呈现高度的多样性，从而为所有移民带来学习英语和吸收美国文化的更大的激励因素。最重要的是，主要讲西班牙语的美国和讲英语的美国之间出现事实上的分裂的可能性就会消失，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完整性所遭受的一种严重的潜在威胁也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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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之别
当代的墨西哥移民，更加宽泛地讲是拉美移民，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以往移民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认识这种移民的动态和后果来说是不相干的。墨西哥移民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移民和当代的大多数其他移民，是由于6个因素的结合：国土毗邻性、移民规模、其非法性、地区集中性、持续性和历史的影响力。
毗邻性：美国人对移民的认识的象征往往是自由女神像、艾利斯岛，最近也许还有纽约的约翰·犉·肯尼迪机场。换言之，移民是在越过大洋万水千山的跋涉之后才到达美国的。美国对移民的态度和美国的移民政策受到这种形象的深刻影响。然而，这些假设和政策对墨西哥移民来说则是不相干的。美国现在面对的是来自一个人口相当于美国的1／3以上的毗邻穷国的人员的大量涌入。他们跨越一条2000英里的边界。这条边界在历史上仅用地面上的一条线和一条很浅的河流标明。
这一情况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是独特的。没有任何别的第一世界国家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有这样一条漫长的陆地边界。漫长的墨美边界的意义由于两国间的经济差别而得到加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指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世界上任何两个毗邻国家之间最大的。毗邻性使墨西哥移民得以同其在墨西哥的家人、朋友和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而这是任何其他移民所一直都没有做到的。
规模：造成墨西哥以及其它地方移民的原因，可以在遣送国的人口统计、经济与政治动态和美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吸引力之中找到。然而，国土的毗邻显然促进了移民。1965年以后，墨西哥移民稳步增加。70年代合法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为64万左右；80年代为165．6万人；90年代是224．9万人。在这30年里，墨西哥人分别占合法移民总数的14％、23％和25％。虽然这些百分比与1820年到1860年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比率或1850年及1860年德国移民的比率是不可比拟的，但是它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十分分散的移民来源或当代的其他移民相比，却是很高的。在他们之外，还必须加上每年非法进入美国的大量墨西哥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大量增加，亚洲人和拉美人取代了欧洲人和加拿大人，来源的多样性明显地让位于单一来源，即墨西哥的主导地位。
2000年，墨西哥移民占了美国人口当中在外国出生总人数的27．6％。其次的两个最大的群体华人和菲律宾人则仅占在外国出生的人口的4．9％和4．3％。
90年代，墨西哥人占了美国新的拉美移民当中的一半以上。到2000年，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总数达到进入美国大陆地区的所有移民当中的一半左右。2000年，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2％。这一群体从2000年到2002年增加了将近10％，现已超过黑人。据估计，到2050年，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将占美国人口的25％之多。推动这些变化的不仅是移民，而且还有生育率。2002年美国的出生率据估计，除了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之外的白人为1．8、黑人为2．1，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为3．0。《经济学家》杂志于2002年评论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状况。在一、二十年里，随着大量增加的拉美人进入生育高峰年龄段，美国人口中拉美人所占的份额将会激增。”
19世纪中叶，来自英伦三岛的讲英语的人在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中占大多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移民在语言方面高度多样化，包括了许多讲意大利语、波兰语、俄语、意第绪语、英语、德语、瑞典语等语种的人。但是现在，在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进入美国的人有一半讲单独一种非英语的语言。
非法性：非法进入美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1965年以后的和墨西哥人的现象。在美国宪法实施以后将近一个世纪里，没有任何全国性的法律限制或者禁止移民，只有少数几个州实行了有限的限制。在以后的90年期间，非法移民微乎其微，而且很容易控制。1965年的移民法、运输的更加便利和提倡墨西哥人移居国外的势力的加强，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边境巡逻队所抓获的人数从60年代的160万人增加到70年代的830万人、80年代的1190万人和90年代的1470万人。有关每年非法越境得逞的墨西哥人的估计90年代从10．5万（根据一个墨美两国联合委员会的统计）到35万（据美国移民和规划局统计）不等。
1986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包含了关于使现有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和通过对雇主的惩罚等手段减少未来的非法移民的条款。前一项目标实现了：大约310万非法移民———其中90％左右来自墨西哥———成为了美国持有“绿卡”的合法居民。但是后一项目标却仍然难以实现。对美国的非法移民总人数的估计从1995年的400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600万人、2000年的700万人和2003年的800万到1000万人。1990年，墨西哥人占美国非法的总人口当中的58％；到2000年，大约480万非法的墨西哥人占了这种人口当中的69％。2000年，美国具有非法身份的墨西哥人是仅次于他们的第二大群体萨尔瓦多人人数的25倍。
地区性的集中：美国的国父们认为，移民的分散对于他们的同化至关重要。这是历来的格局，对于大多数除了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之外的当代移民来说，也仍然是今天的格局。然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具有地区性集中的倾向：墨西哥人聚居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古巴人在迈阿密，多米尼加人和波多黎各人（其中最后一个族群从法律上讲并非移民）聚居在纽约。移民越是聚居在一起，其同化的速度越慢，也越不彻底。
90年代，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在其聚居程度最高的这些地区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大。与此同时，墨西哥人和其他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滩头堡。虽然绝对人数常常很少，但是1990年到2000年，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人口增幅最大的州按照由多到少的次序如下：北卡罗来纳（增幅为449％）、阿肯色、佐治亚、田纳西、南卡罗来纳、内华达和阿拉巴马（222％）。在全美的个别城镇，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也建立了聚居区。例如2003年，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40％以上的人口都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主要是波多黎各人），超过了该市占人口38％的黑人。该市的第一位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市长宣称：“哈特福德，打个比喻来说，已经变成一座拉丁族的城市。这是显示出未来发展的一个迹象。”因为西班牙语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务和政府所使用的语言。
然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聚居程度最高的是美国西南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亚。2000年，将近2／3的墨西哥移民居住在西部，将近一半在加利福尼亚。可以肯定，洛杉矶地区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包括韩国和越南的移民。然而，加利福尼亚外国出生的人口的来源与美国其余地区人口的来源有很大差异，因为来自单独一个国家，即墨西哥的人口超过了欧洲和亚洲移民的总数。在洛杉矶，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其中占压倒多数的是墨西哥人———远远超过其它族群。2000年，洛杉矶的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当中的64％为墨西哥后裔，46．5％的洛杉矶居民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而其他的白种人则仅占29．7％。到2010年，估计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将占洛杉矶人口的一半以上。
大多数移民族群的生育率都超过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因此在学校里可以深切地感觉到移民的影响。例如，进入纽约的高度多元化的移民所造成的问题是，教师们必须与包含在家里可能讲20种不同语言的学生的班级打交道。与此形成对照，在西南部许多城市中的学校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儿童占学生当中的绝大多数。洛杉矶的政治学家伯吉斯和洛文特尔在其1993年的有关墨西哥与加利福尼亚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说：“没有一座美国大城市里的任何学校系统曾经经受过来自单独一个外国的如此大量的学生涌入。洛杉矶的学校正在变成墨西哥后裔的学校。”到2002年，洛杉矶联合校区的学生有70％以上都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主要是墨西哥后裔，这一比例正在稳步上升；中小学生当中其他族群的白种人仅占10％。2003年，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次，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占了加利福尼亚新生儿当中的多数。持续不断性：从前的各个移民浪潮最终都衰落下去，来自单个国家的移民所占比例浮动很大。1924年以后，移民减少为涓涓细流。与此形成对照，目前的浪潮没有显示出退潮的任何迹象，造成这股浪潮当中的大量墨西哥移民的条件很可能会持续存在，除非爆发一场大战或者严重的经济衰退。在长期里，当墨西哥的经济健康状况接近美国的时候，墨西哥移民可能会减少。然而到2002年为止，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墨西哥的4倍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如果这一差距减少一半，移民的经济激励因素也许会大大下降。然而，今后要想达到任何有意义的比率，都要求墨西哥实现极快的经济增长，其比率必须大大超过美国。但是，即使是如此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也不一定会减缓墨西哥人移居美国的动机。19世纪，当欧洲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人均收入不断上升的时候，5000万欧洲人移居到美洲、亚洲和非洲。
历史的影响力：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其它移民族群曾经根据历史提出自己有权获得美国领土，也无法提出这种要求。墨西哥人和墨西哥后裔的美国人则能够而且的确提出这种要求。在墨西哥由于1835年到1836年的得克萨斯独立战争和1846年—1848年的墨美战争而失去得克萨斯的几乎全部领土、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以前，这些地方都属于墨西哥。墨西哥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美国入侵了它，占领了它的首都，然后吞并了它的一半领土。墨西哥人没有忘记这些事件。他们感到自己对这些领土拥有特殊的权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家彼得·斯克里说：“与其他移民所不同的是，墨西哥人从一个曾经在美国手中遭受军事失败的邻国来到美国，他们主要定居在曾经是本国领土的一个地区……。墨西哥后裔的美国人所享有的一种身处自己地盘之上的感觉是其他移民所没有分享到的。”
学者们有时提出，美国西南部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魁北克。这两个地区都包括天主教教徒，都是被英国新教徒所征服，但是在其它方面，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共同之处。而魁北克距离法国有3000英里，每年也并没有几十万法国人企图合法或者非法地进入魁北克。历史表明，当一国人民开始谈论一个邻国的领土归自己所有，并且对这片领土提出特殊的权利和要求的时候，存在着爆发冲突的严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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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式英语作为第二种语言
过去，移民起源于海外，常常是克服了艰难险阻才到达美国。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讲不同的语言，而且是合法地入境。他们的流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浮动，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4年的限制性立法造成了他们的大幅度减少。他们分散进入整个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和大城市的许多聚居区。他们对任何美国领土都没有历来的要求。
在所有这些方面，墨西哥移民都具有根本的不同。这些差别结合起来，使得墨西哥后裔融入美国文化与社会的难度大大超过从前的移民的难度。与从前的移民相对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墨西哥后裔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也未能哪怕是接近美国在教育、经济地位和族群相互通婚的比率方面的标准。
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的规模、持续性和集中性使西班牙语的使用世代相传。有关移民当中学习英语和保持西班牙语的证据是有限的和模糊的。然而2000年，2800万以上的美国人在家里讲西班牙语（占所有5岁以上人口的10．5％），其中将近1830万人讲英语的水平没有达到“优良”，比1990年增加了66％。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一份报告说，1990年大约95％的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在家里讲西班牙语；这些人当中的73．6％讲英语的水平没有达到优良；在外国出生的墨西哥后裔当中43％的人“在语言方面陷于孤立状态”。早些时候在洛杉矶进行的一项调研的结果表明，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拉美移民的情况有所不同。只有11．6％仅仅讲西班牙语或者西班牙语讲得比英语要多，25．6％两种语言同样讲，32．7％英语讲得比西班牙语要多，30．1％仅仅讲英语。在同一项调研中，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后裔当中有90％以上的人英语讲得很流利。尽管如此，1999年，加利福尼亚南部学校里大约753505名可能是在家里讲西班牙语的第二代移民学生不精通英语。
因此，第一代和第二代墨西哥移民英语的使用和流利程度所遵循的格局看来是在过去的移民身上司空见惯的。然而仍然有两个问题。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代墨西哥移民在学习英语和保留西班牙语方面有什么变化吗？人们也许会猜测，随着西班牙移民社会的迅速扩展，西班牙后裔将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动机，要在2000年比1970年更加流利地讲英语和更多地使用英语。
第二，第三代是将会遵循传统的格局，即流利地讲英语而对西班牙语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不懂呢，还是将保持第二代流利地讲两种语言的能力？第二代移民往往看不起和抛弃自己祖先的语言，对于父母不能用英语沟通感到难堪。可能的情况是，第二代墨西哥移民是否保持这种态度将会影响第三代仍然懂西班牙语的程度。如果第二代不干脆抛弃西班牙语，则第三代也很有可能会具有双语能力，流利地讲两种语言的能力在墨西哥后裔美国人社会中很可能会制度化。
双语课程是超越双语教育而向前迈出的又一步，已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这些课程中，授课在交替的基础上采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目的是使讲英语的人也能流利地讲西班牙语，使讲西班牙语的人英语也流利，从而使西班牙语获得与英语平等的地位，把美国改造成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国家。在2000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美国教育部长理查德·莱利对这种课程表示了明确的赞成。民权组织、教会领导人（尤其是天主教领袖）和许多政治家（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有）支持了朝着双语主义发展的趋势。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寻求迎合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市场的商业集团也支持双语主义。实际上，美国工商企业对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顾客的注重意味着，它们越来越需要具有双语能力的雇员。因此，双语主义正在影响着企业的盈利。美国西南部的凤凰城和拉斯韦加斯等城市中的能够讲这两种语言的警官和消防队员工资高于只能讲英语的人。一项调研发现，在迈阿密，只讲西班牙语的家庭平均收入是1．8万美元；只讲英语的家庭平均收入为3．2万美元；而讲双语的家庭平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将无法获得种种工作岗位或高收入，因为他们只能用英语同其他美国公民谈话。
在围绕着语言政策的辩论中，已故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早川曾经强调了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在反对英语方面的独特作用。“为什么没有任何菲律宾人或者韩国人反对把英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也没有任何日本人这样做。当然也没有越南人，因为他们到这里来就已经乐不思蜀。他们正在尽可能迅速地学习英语，并且频频在全国各地的单词拼读比赛上获奖。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则独树一帜，坚持认为存在问题。（一直）有一场浩大的运动要求把西班牙语确定为第二官方语言。”
1917年，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必须只拥有一面国旗。我们还必须只拥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必须是独立宣言、华盛顿的告别讲话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与连任就职演说所使用的语言。”与此形成对照，2000年6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说：“我十分希望，我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不能讲西班牙语的总统。”2001年5月，布什总统在庆祝墨西哥的国庆节“抗法胜利纪念日”时宣布实行每周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向美国人民发表总统广播讲话。2003年9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头几次辩论之一也使用了这两种语言。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表示反对，但是西班牙语正在加入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大小罗斯福和肯尼迪家族的语言的行列，成为美国所使用的语言。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则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和英国后裔之间的文化分歧可能会取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分歧，成为美国社会中最严重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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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和的分歧
如果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在同化过程得不到改善情况下）继续下去，可能会使美国分裂成一个具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国家。少数稳定和繁荣的民主国家———譬如加拿大和比利时———符合这一情况。然而，这些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别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差距相差甚远。甚至在这些国家里，语言的差别也持续存在。并没有许多英国后裔的加拿大人同样流利地讲英语和法语，加拿大政府一直不得不实行惩罚措施，以使其高级公务员获得流利地讲这两种语言的能力。缺乏双语能力的情况也存在于比利时的瓦龙人和佛兰芒人当中。如果将美国改造成这样一个国家，并不一定会是世界末日；然而，这却会是我们300多年以来所了解的美国的末日。除非美国人确信，这样一个新的国家将会更加出色，否则他们就不应当任凭这种变化发生。
这种转变不仅会给美国带来巨大变化，而且还会给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造成严重后果，因为他们就会身在美国，但却不属于美国。萨米·索萨在其讲述墨西哥移民潮的《美国梦》一书末尾对抱负远大的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企业家给予鼓励。他问道：“美国梦？它存在着，它是合乎实际的，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共享的。”索萨说错了。根本没有什么美国梦，只有一个英国后裔的新教徒社会所创造的美国梦。墨西哥后裔美国人只有用英语做梦，才能共享这个梦想和这个社会。（尹宏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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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
[编辑本段]1.美国政治学家
[编辑本段]简介
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8-18～2008-12-24）美国政治学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曾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志，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1987年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贡献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个主要变量。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亨廷顿因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观点而闻名。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编辑本段]生平
亨廷顿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其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时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暂时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在上世纪60年代，他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誉。此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这些主张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1977年至1978年间，他参与了白宫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并协调各项相关政策。
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9·11”事件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编辑本段]学术思想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亨廷顿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
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与流行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来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反叛、军事政变以及政府失效。该书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5年前，《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去掉问号的同名单行本在政治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在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竟然会围绕如此老式的东西。就影响力而言，只有乔治·凯南在二战后用笔名“X”写的关于如何遏制苏联的文章堪与此文匹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是该书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顿最著名的预言。
亨廷顿撰文警告美国可能因拉美移民不断流入而趋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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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流入的以墨西哥移民为主体的拉美裔移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语言飞地，
这使得美国有分裂成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危险。以往的美国国家特征是
英国新教文化的产物，美国人的身份是从文化和信仰角度来界定的。鉴于拉美移
民的诸多新特点，其越来越难以被同化。继续忽略这一问题，现在的美国将不复
存在。
墨西哥及其他拉美移民有六大特点：国土毗邻性、移民规模、非法性、地区
集中性、持续性和历史的影响力。毗邻性使墨西哥移民得以同其母国保持密切联
系，这是任何其他移民一直都没有做到的。美国12％的人口讲西班牙语，已经超
过黑人。其中，非法移民的数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移民浪潮将不断
地延续下去。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具有地区性集中的倾向，移民越是聚居在一
起，其同化的速度越慢，也越不彻底。由于美国历史上侵占了墨西哥广阔的领土
，而目前大多数的墨西哥移民居住在美国西南部，本地区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
很大。
另外，墨西哥及拉美移民对西班牙语的坚持也可能造成美国社会的族群隔阂，
若西班牙语和英语取得相同的地位，这将是300多年以来为世界所公认的美国的末
日。
【本刊讯】美国《外交政策》网络杂志3月和4月号刊登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院院长兼该刊创刊人之一塞缪尔·P·亨廷顿的一篇文章，题为《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的挑战》，摘要如下：
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持续不断的流入有使美国分裂成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危险。与从前的移民族群不同，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人并没有与美国主流文化同化，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语言飞地———从洛杉矶到迈阿密———抛弃了曾经缔造美国梦的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美国无视这一挑战要自担风险。
美国是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者创建的。他们当中占压倒多数的是白种的英国新教徒。他们的价值观念、制度和文化奠定了以后几个世纪中美国发展的基础，并且深深地影响了这一发展。他们最初是从种族、民族、文化和宗教方面界定美国的。在以后的18世纪，他们还不得不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美国，以证明自己摆脱祖国而独立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们的祖国也是白种的、信奉新教的不列颠人的国家。正如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所说，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阐明了这一“信条”，从那时以来，它的原则得到了政治家们的重申，也获得了公众的支持，成为美国特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到19世纪末期，民族的构成得到了扩展，把德意志人、爱尔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包括在内，美国的宗教特征得到了范围更加广泛的重新界定，从新教修改为基督教。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量南欧和东欧移民及其后代融入美国社会，民族特性作为民族身份的一个定义性成分几乎消失了。在1965年民权运动和《移民与规划法案》取得硕果之后，种族身份也是如此。美国人现在把自己的国家看作多民族和多种族的国家，并且持赞成态度。其结果是，美国人的身份现在是从文化和信仰角度来界定的。
大多数美国人把这一信仰看作自己国家特征的关键要素。然而这一信仰却是创建国家的定居者们具有鲜明特色的英国新教文化的产物。这一文化的关键要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献身精神、英国的法治观念（包括统治者的责任和个人的权利）、持不同意见的新教徒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勤劳伦理和一种信念，即人类能够并且有责任努力创建一个人世间的天堂，一座“山岭上的城市”。在历史上，千百万移民之所以被吸引到美国，是由于这一文化和由此成为可能的经济机遇与政治自由。
各种移民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修改和丰富了立国的定居者们的英国新教文化。然而，起码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前，这一立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一直是美国特征的基石。假如美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不是由英国新教徒，而是由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所开拓，那么它本来会不会一直是，而且至今基本上仍然是这个样子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就不是美国了，而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持多种文化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理论的知识界和政界受到民众拥护，基于种族、民族和性别的群体特征压倒了国家特征，跨国的文化大流散的影响，具有双重国籍、其所忠诚的国家也是双重的移民不断增多，以及具有世界性和跨国性特征的美国知识界、工商界和政界精英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所以美国的英国新教文化及其所培养的信仰遭受了攻击。美国的国家特征像其它民族国家的特征一样，其所受到的挑战来自全球化力量和全球化在人们当中培养起来的、对规模较小和比较有内涵的“血缘与信仰”特征的需要。
在这一新时代中，美国的传统特征所面临的最直接和最严峻的挑战来源于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的大量和持续不断的移民，以及这些移民与土生土长的黑人和白种美国人相比而言较高的生育率。美国人喜欢吹嘘自己以往在使千百万移民融入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之中方面的成功。但是，美国人往往对移民一概而论，而不加区别，一味地注重移民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和收益，忽略了其社会与文化后果。其结果是，他们无视了当代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的独特性及其所造成的问题。这种移民的程度和性质与从前的移民具有根本性区别，以往在同化方面的成功在来自拉丁美洲的当代移民浪潮之中是不大可能被复制的。这一现实情况构成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将仍然是一个具有单一国民语言和一种核心性的英国新教文化的国家吗？美国人忽略这一问题，就是默认自己最终会转变成拥有两种文化（英国和拉美西班牙后裔文化）和两种语言（英语及西班牙语）的两种国民。
人们只要想象一下，如果墨西哥移民的流入突然停止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对美国的影响就变得明显了。合法的移民每年的流动会减少大约17．5万人，比较接近于前美国国会女议员芭芭拉·乔丹所领导的90年代的移民改革委员会所建议的水平。非法入境的人数会显著减少。低收入的美国公民的工资会有所提高。围绕着使用西班牙语以及英语是否应当被规定为州和全国政府的官方语言问题的辩论就会平息下去。双语教育及其所产生的争议就会几乎消失，有关福利和移民所获得的其它好处的争端也会如此。围绕着移民是否给州和联邦政府造成经济负担问题的辩论就会以否定的形式得到断然的解决。继续入境的移民的平均受教育和技能水平就会达到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层次。移民的流入就会再次呈现高度的多样性，从而为所有移民带来学习英语和吸收美国文化的更大的激励因素。最重要的是，主要讲西班牙语的美国和讲英语的美国之间出现事实上的分裂的可能性就会消失，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完整性所遭受的一种严重的潜在威胁也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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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之别
当代的墨西哥移民，更加宽泛地讲是拉美移民，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以往移民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认识这种移民的动态和后果来说是不相干的。墨西哥移民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移民和当代的大多数其他移民，是由于6个因素的结合：国土毗邻性、移民规模、其非法性、地区集中性、持续性和历史的影响力。
毗邻性：美国人对移民的认识的象征往往是自由女神像、艾利斯岛，最近也许还有纽约的约翰·犉·肯尼迪机场。换言之，移民是在越过大洋万水千山的跋涉之后才到达美国的。美国对移民的态度和美国的移民政策受到这种形象的深刻影响。然而，这些假设和政策对墨西哥移民来说则是不相干的。美国现在面对的是来自一个人口相当于美国的1／3以上的毗邻穷国的人员的大量涌入。他们跨越一条2000英里的边界。这条边界在历史上仅用地面上的一条线和一条很浅的河流标明。
这一情况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是独特的。没有任何别的第一世界国家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有这样一条漫长的陆地边界。漫长的墨美边界的意义由于两国间的经济差别而得到加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指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世界上任何两个毗邻国家之间最大的。毗邻性使墨西哥移民得以同其在墨西哥的家人、朋友和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而这是任何其他移民所一直都没有做到的。
规模：造成墨西哥以及其它地方移民的原因，可以在遣送国的人口统计、经济与政治动态和美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吸引力之中找到。然而，国土的毗邻显然促进了移民。1965年以后，墨西哥移民稳步增加。70年代合法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为64万左右；80年代为165．6万人；90年代是224．9万人。在这30年里，墨西哥人分别占合法移民总数的14％、23％和25％。虽然这些百分比与1820年到1860年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比率或1850年及1860年德国移民的比率是不可比拟的，但是它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十分分散的移民来源或当代的其他移民相比，却是很高的。在他们之外，还必须加上每年非法进入美国的大量墨西哥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大量增加，亚洲人和拉美人取代了欧洲人和加拿大人，来源的多样性明显地让位于单一来源，即墨西哥的主导地位。
2000年，墨西哥移民占了美国人口当中在外国出生总人数的27．6％。其次的两个最大的群体华人和菲律宾人则仅占在外国出生的人口的4．9％和4．3％。
90年代，墨西哥人占了美国新的拉美移民当中的一半以上。到2000年，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总数达到进入美国大陆地区的所有移民当中的一半左右。2000年，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2％。这一群体从2000年到2002年增加了将近10％，现已超过黑人。据估计，到2050年，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将占美国人口的25％之多。推动这些变化的不仅是移民，而且还有生育率。2002年美国的出生率据估计，除了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之外的白人为1．8、黑人为2．1，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为3．0。《经济学家》杂志于2002年评论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状况。在一、二十年里，随着大量增加的拉美人进入生育高峰年龄段，美国人口中拉美人所占的份额将会激增。”
19世纪中叶，来自英伦三岛的讲英语的人在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中占大多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移民在语言方面高度多样化，包括了许多讲意大利语、波兰语、俄语、意第绪语、英语、德语、瑞典语等语种的人。但是现在，在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进入美国的人有一半讲单独一种非英语的语言。
非法性：非法进入美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1965年以后的和墨西哥人的现象。在美国宪法实施以后将近一个世纪里，没有任何全国性的法律限制或者禁止移民，只有少数几个州实行了有限的限制。在以后的90年期间，非法移民微乎其微，而且很容易控制。1965年的移民法、运输的更加便利和提倡墨西哥人移居国外的势力的加强，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边境巡逻队所抓获的人数从60年代的160万人增加到70年代的830万人、80年代的1190万人和90年代的1470万人。有关每年非法越境得逞的墨西哥人的估计90年代从10．5万（根据一个墨美两国联合委员会的统计）到35万（据美国移民和规划局统计）不等。
1986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包含了关于使现有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和通过对雇主的惩罚等手段减少未来的非法移民的条款。前一项目标实现了：大约310万非法移民———其中90％左右来自墨西哥———成为了美国持有“绿卡”的合法居民。但是后一项目标却仍然难以实现。对美国的非法移民总人数的估计从1995年的400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600万人、2000年的700万人和2003年的800万到1000万人。1990年，墨西哥人占美国非法的总人口当中的58％；到2000年，大约480万非法的墨西哥人占了这种人口当中的69％。2000年，美国具有非法身份的墨西哥人是仅次于他们的第二大群体萨尔瓦多人人数的25倍。
地区性的集中：美国的国父们认为，移民的分散对于他们的同化至关重要。这是历来的格局，对于大多数除了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之外的当代移民来说，也仍然是今天的格局。然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具有地区性集中的倾向：墨西哥人聚居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古巴人在迈阿密，多米尼加人和波多黎各人（其中最后一个族群从法律上讲并非移民）聚居在纽约。移民越是聚居在一起，其同化的速度越慢，也越不彻底。
90年代，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在其聚居程度最高的这些地区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大。与此同时，墨西哥人和其他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滩头堡。虽然绝对人数常常很少，但是1990年到2000年，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人口增幅最大的州按照由多到少的次序如下：北卡罗来纳（增幅为449％）、阿肯色、佐治亚、田纳西、南卡罗来纳、内华达和阿拉巴马（222％）。在全美的个别城镇，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也建立了聚居区。例如2003年，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40％以上的人口都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主要是波多黎各人），超过了该市占人口38％的黑人。该市的第一位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市长宣称：“哈特福德，打个比喻来说，已经变成一座拉丁族的城市。这是显示出未来发展的一个迹象。”因为西班牙语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务和政府所使用的语言。
然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聚居程度最高的是美国西南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亚。2000年，将近2／3的墨西哥移民居住在西部，将近一半在加利福尼亚。可以肯定，洛杉矶地区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包括韩国和越南的移民。然而，加利福尼亚外国出生的人口的来源与美国其余地区人口的来源有很大差异，因为来自单独一个国家，即墨西哥的人口超过了欧洲和亚洲移民的总数。在洛杉矶，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其中占压倒多数的是墨西哥人———远远超过其它族群。2000年，洛杉矶的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当中的64％为墨西哥后裔，46．5％的洛杉矶居民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而其他的白种人则仅占29．7％。到2010年，估计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将占洛杉矶人口的一半以上。
大多数移民族群的生育率都超过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因此在学校里可以深切地感觉到移民的影响。例如，进入纽约的高度多元化的移民所造成的问题是，教师们必须与包含在家里可能讲20种不同语言的学生的班级打交道。与此形成对照，在西南部许多城市中的学校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儿童占学生当中的绝大多数。洛杉矶的政治学家伯吉斯和洛文特尔在其1993年的有关墨西哥与加利福尼亚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说：“没有一座美国大城市里的任何学校系统曾经经受过来自单独一个外国的如此大量的学生涌入。洛杉矶的学校正在变成墨西哥后裔的学校。”到2002年，洛杉矶联合校区的学生有70％以上都是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主要是墨西哥后裔，这一比例正在稳步上升；中小学生当中其他族群的白种人仅占10％。2003年，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次，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占了加利福尼亚新生儿当中的多数。持续不断性：从前的各个移民浪潮最终都衰落下去，来自单个国家的移民所占比例浮动很大。1924年以后，移民减少为涓涓细流。与此形成对照，目前的浪潮没有显示出退潮的任何迹象，造成这股浪潮当中的大量墨西哥移民的条件很可能会持续存在，除非爆发一场大战或者严重的经济衰退。在长期里，当墨西哥的经济健康状况接近美国的时候，墨西哥移民可能会减少。然而到2002年为止，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墨西哥的4倍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如果这一差距减少一半，移民的经济激励因素也许会大大下降。然而，今后要想达到任何有意义的比率，都要求墨西哥实现极快的经济增长，其比率必须大大超过美国。但是，即使是如此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也不一定会减缓墨西哥人移居美国的动机。19世纪，当欧洲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人均收入不断上升的时候，5000万欧洲人移居到美洲、亚洲和非洲。
历史的影响力：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其它移民族群曾经根据历史提出自己有权获得美国领土，也无法提出这种要求。墨西哥人和墨西哥后裔的美国人则能够而且的确提出这种要求。在墨西哥由于1835年到1836年的得克萨斯独立战争和1846年—1848年的墨美战争而失去得克萨斯的几乎全部领土、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以前，这些地方都属于墨西哥。墨西哥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美国入侵了它，占领了它的首都，然后吞并了它的一半领土。墨西哥人没有忘记这些事件。他们感到自己对这些领土拥有特殊的权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家彼得·斯克里说：“与其他移民所不同的是，墨西哥人从一个曾经在美国手中遭受军事失败的邻国来到美国，他们主要定居在曾经是本国领土的一个地区……。墨西哥后裔的美国人所享有的一种身处自己地盘之上的感觉是其他移民所没有分享到的。”
学者们有时提出，美国西南部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魁北克。这两个地区都包括天主教教徒，都是被英国新教徒所征服，但是在其它方面，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共同之处。而魁北克距离法国有3000英里，每年也并没有几十万法国人企图合法或者非法地进入魁北克。历史表明，当一国人民开始谈论一个邻国的领土归自己所有，并且对这片领土提出特殊的权利和要求的时候，存在着爆发冲突的严重可能性。
*.*.*.* 2009-9-4 10:30:06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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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式英语作为第二种语言
过去，移民起源于海外，常常是克服了艰难险阻才到达美国。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讲不同的语言，而且是合法地入境。他们的流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浮动，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4年的限制性立法造成了他们的大幅度减少。他们分散进入整个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和大城市的许多聚居区。他们对任何美国领土都没有历来的要求。
在所有这些方面，墨西哥移民都具有根本的不同。这些差别结合起来，使得墨西哥后裔融入美国文化与社会的难度大大超过从前的移民的难度。与从前的移民相对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墨西哥后裔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也未能哪怕是接近美国在教育、经济地位和族群相互通婚的比率方面的标准。
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的规模、持续性和集中性使西班牙语的使用世代相传。有关移民当中学习英语和保持西班牙语的证据是有限的和模糊的。然而2000年，2800万以上的美国人在家里讲西班牙语（占所有5岁以上人口的10．5％），其中将近1830万人讲英语的水平没有达到“优良”，比1990年增加了66％。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一份报告说，1990年大约95％的在墨西哥出生的移民在家里讲西班牙语；这些人当中的73．6％讲英语的水平没有达到优良；在外国出生的墨西哥后裔当中43％的人“在语言方面陷于孤立状态”。早些时候在洛杉矶进行的一项调研的结果表明，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拉美移民的情况有所不同。只有11．6％仅仅讲西班牙语或者西班牙语讲得比英语要多，25．6％两种语言同样讲，32．7％英语讲得比西班牙语要多，30．1％仅仅讲英语。在同一项调研中，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后裔当中有90％以上的人英语讲得很流利。尽管如此，1999年，加利福尼亚南部学校里大约753505名可能是在家里讲西班牙语的第二代移民学生不精通英语。
因此，第一代和第二代墨西哥移民英语的使用和流利程度所遵循的格局看来是在过去的移民身上司空见惯的。然而仍然有两个问题。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代墨西哥移民在学习英语和保留西班牙语方面有什么变化吗？人们也许会猜测，随着西班牙移民社会的迅速扩展，西班牙后裔将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动机，要在2000年比1970年更加流利地讲英语和更多地使用英语。
第二，第三代是将会遵循传统的格局，即流利地讲英语而对西班牙语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不懂呢，还是将保持第二代流利地讲两种语言的能力？第二代移民往往看不起和抛弃自己祖先的语言，对于父母不能用英语沟通感到难堪。可能的情况是，第二代墨西哥移民是否保持这种态度将会影响第三代仍然懂西班牙语的程度。如果第二代不干脆抛弃西班牙语，则第三代也很有可能会具有双语能力，流利地讲两种语言的能力在墨西哥后裔美国人社会中很可能会制度化。
双语课程是超越双语教育而向前迈出的又一步，已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这些课程中，授课在交替的基础上采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目的是使讲英语的人也能流利地讲西班牙语，使讲西班牙语的人英语也流利，从而使西班牙语获得与英语平等的地位，把美国改造成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国家。在2000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美国教育部长理查德·莱利对这种课程表示了明确的赞成。民权组织、教会领导人（尤其是天主教领袖）和许多政治家（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有）支持了朝着双语主义发展的趋势。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寻求迎合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市场的商业集团也支持双语主义。实际上，美国工商企业对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顾客的注重意味着，它们越来越需要具有双语能力的雇员。因此，双语主义正在影响着企业的盈利。美国西南部的凤凰城和拉斯韦加斯等城市中的能够讲这两种语言的警官和消防队员工资高于只能讲英语的人。一项调研发现，在迈阿密，只讲西班牙语的家庭平均收入是1．8万美元；只讲英语的家庭平均收入为3．2万美元；而讲双语的家庭平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将无法获得种种工作岗位或高收入，因为他们只能用英语同其他美国公民谈话。
在围绕着语言政策的辩论中，已故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早川曾经强调了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在反对英语方面的独特作用。“为什么没有任何菲律宾人或者韩国人反对把英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也没有任何日本人这样做。当然也没有越南人，因为他们到这里来就已经乐不思蜀。他们正在尽可能迅速地学习英语，并且频频在全国各地的单词拼读比赛上获奖。而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则独树一帜，坚持认为存在问题。（一直）有一场浩大的运动要求把西班牙语确定为第二官方语言。”
1917年，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必须只拥有一面国旗。我们还必须只拥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必须是独立宣言、华盛顿的告别讲话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与连任就职演说所使用的语言。”与此形成对照，2000年6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说：“我十分希望，我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不能讲西班牙语的总统。”2001年5月，布什总统在庆祝墨西哥的国庆节“抗法胜利纪念日”时宣布实行每周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向美国人民发表总统广播讲话。2003年9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头几次辩论之一也使用了这两种语言。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表示反对，但是西班牙语正在加入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大小罗斯福和肯尼迪家族的语言的行列，成为美国所使用的语言。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则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和英国后裔之间的文化分歧可能会取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分歧，成为美国社会中最严重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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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和的分歧
如果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在同化过程得不到改善情况下）继续下去，可能会使美国分裂成一个具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国家。少数稳定和繁荣的民主国家———譬如加拿大和比利时———符合这一情况。然而，这些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别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差距相差甚远。甚至在这些国家里，语言的差别也持续存在。并没有许多英国后裔的加拿大人同样流利地讲英语和法语，加拿大政府一直不得不实行惩罚措施，以使其高级公务员获得流利地讲这两种语言的能力。缺乏双语能力的情况也存在于比利时的瓦龙人和佛兰芒人当中。如果将美国改造成这样一个国家，并不一定会是世界末日；然而，这却会是我们300多年以来所了解的美国的末日。除非美国人确信，这样一个新的国家将会更加出色，否则他们就不应当任凭这种变化发生。
这种转变不仅会给美国带来巨大变化，而且还会给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造成严重后果，因为他们就会身在美国，但却不属于美国。萨米·索萨在其讲述墨西哥移民潮的《美国梦》一书末尾对抱负远大的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企业家给予鼓励。他问道：“美国梦？它存在着，它是合乎实际的，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共享的。”索萨说错了。根本没有什么美国梦，只有一个英国后裔的新教徒社会所创造的美国梦。墨西哥后裔美国人只有用英语做梦，才能共享这个梦想和这个社会。（尹宏毅译）
*.*.*.* 2009-9-4 10:31:42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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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
[编辑本段]1.美国政治学家
[编辑本段]简介
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8-18～2008-12-24）美国政治学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曾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志，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1987年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贡献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个主要变量。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亨廷顿因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观点而闻名。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编辑本段]生平
亨廷顿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其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时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暂时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在上世纪60年代，他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誉。此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这些主张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1977年至1978年间，他参与了白宫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并协调各项相关政策。
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9·11”事件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编辑本段]学术思想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亨廷顿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
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与流行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来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反叛、军事政变以及政府失效。该书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5年前，《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去掉问号的同名单行本在政治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在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竟然会围绕如此老式的东西。就影响力而言，只有乔治·凯南在二战后用笔名“X”写的关于如何遏制苏联的文章堪与此文匹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是该书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顿最著名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