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牛田洋的生活
黄赞发：
我1967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刚好碰上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处闹革命，全国都乱哄哄的，我一直都没有分配到工作。
那年的大学生很少，全国只有八、九万，比现在的研究生还少，我们算是社会中的宝。但当时周总理要求大学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各地方的农场去锻炼。至于到哪个农场可由大学生自己自愿报名选择。因为我是汕头人，父母死得早，自小跟祖母相依为命，我的家就在牛田洋附近的鮀浦区，所以我就报名回到当时广东省三大农场之一的牛田洋，可以方便照顾祖母，也比较熟悉家乡环境。
我是农村的孩子，相对于城里的大学生比较熟悉农活，我对农场的艰苦生活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还是没想到劳动强度会如此的大。当时我们也有发工资的，每月每人47块，相当于澄海县的平均工资，因此我们都也很高兴。
我们一个排三十多人住在一间草棚里，连长、指导员、班长都是部队派来的。而女子连是1969年才到。学一连是从北京外交学院来的，包括现在外交部长李肇星等人。他们来到牛田洋农场非常张扬，不但崇拜毛主席精神，而且还跳忠字舞，我们也要跟着他们学。
除了白天要干农活外，我们还要天天读报，就是一个人在读，其他人围在一起听。而且我们还有非常特别的活动——早敬、晚敬、餐敬，在吃饭之前，每个人在桌子旁边站起来围成一个圈，然后向队友敬礼，神情庄严，大声地朗读毛主席语录，读完后才可以吃饭。这种感觉就像是基督教徒在吃饭前做祷告。
我们跟着部队，纪律非常严格，天天斗私批修，天天自我检查。晚上干完农活，吃完晚饭后，我们以班为单位，写出自己今天犯的过错并作深刻的检讨，然后在全班人面前大声读出来，越深刻越好，这才能表明自己改过的决心。
这些都是当时我们每天必要生活的一部分，你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我们想起也觉得可笑，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就是这样。
我们每天最主要的生活就是生产劳动，往往一天劳动时间超过八小时。农忙季节我们整天都在田里干活，一日三餐都在田里吃，到了吃饭时间会有人送饭到田里。记得有次连续干了四十多个小时，晚上仍然在插秧，有个人因为劳累过度晕倒，差点就掉到沟里去了，幸好有旁边的队友拉住。农闲时我们就抬石头、挖泥加固海堤。附近的农民看见了，都说我们比他们还辛苦。
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是想锻炼战士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大学生来到这里，自然也要跟他们一样。而我比较能吃苦，感觉既艰苦又愉快。
在“七·二八”特大台风造成汕头地区极大损失，牛田洋更是伤亡惨重，我们在1969国庆后就开始修复海堤，轰轰烈烈重建牛田洋，那时的复堤和重建都非常艰苦。
首先是路程遥远，我们住在莲塘，每天天不亮就要赤脚走一个多小时的崎岖小路去重建大堤。我们不穿鞋，一是到了那里没地方放鞋，到处都是泥、水；二是部队提倡艰苦奋斗精神。
其次我们根本没什么先进的劳动工具，人就是最好的工具。大堤的旁边有一条二、三十米宽的水沟，水深到我的胸口。我们必须跳进沟里，用脚去切泥块，这时候脚是我们的劳动工具，然后潜下水去把泥块捧起来，放到船上，再把船推到岸，由队员接力递上去加高加固大堤。切泥块的时候，我们的脚经常被尖利的贝壳划伤。因为国庆节后天气开始变冷，从水里上来就冷得全身发抖，泡在水里反而不觉得冷，所以我们在推船上岸后尽快跳进水里。后来整个粤东地区动员很多有经验的民工过来支援，重建大堤的速度也加快了很多。
侯江水：
我被分配到了西牛田洋后，首先是做种地。当时的大堤已经建好了，但是围起来的田地还未填好。因为海水盐碱度太高了，我们先把海水抽出去，然后引用榕江的淡水来冲刷，大概冲刷了半个月才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学生和部队的官兵跟当地的老百姓都相处得很好。那里的老百姓的生活穷困得要到部队田里偷稻草。远远地看到他们来偷稻草，我们就“赶”他们走，但不追上去，只是在远处喊：‘快走！不要偷东西’。他们知道我们只是吓唬他们，他们见我们不去追，就继续再多拿一点。待我们走了，他们又来拿，我们又去“赶”。其实那种不叫做“赶”了，那只是奉命行事，部队的人来问我们时，我们说已经尽力叫喊那些老百姓快点走。我们口里这样说，当时的心却不是这样想的。
刘祥忠：
1968年夏天我来到牛田洋。在“七·二八”事件之前，我也只是一名大学生。当时并不存在自愿不自愿“接受教育”的问题，全是分配过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广州大学毕业，等待分配，可是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北京上层领导说不许分配，要我们“接受再教育”。当时的政策是“走工农兵相结合道路”。于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武汉全国各地的学生都奔赴各个生产基地接受“劳动再教育”。
从刘先生口中，我们得知除了汕头的牛田洋外，惠阳的同湖，珠海的烽火角，这三个就是当时广东省比较著名的劳动生产基地。
全国各地的学生有来自城市的，农村的，我们大学生仍然享受着毕业工资待遇，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啦。
说到这里，刘先生在电话的另一边“呵呵”的笑起来，显然他对当时作为“天之骄子”去接受劳动再教育感到十分自豪。
整个牛田洋分为东，西，中三个部分，其实还要加上河西牛田洋，即是今天揭阳那边。我们这些潮汕人主要集中在东牛田洋。
大学生来到这里就是响应上级“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哪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和职务呢！来到生产基地，就是每天的劳动，十分辛苦。
那个时候，另一个的口号是“以粮为纲”，我们初到牛田洋，看见的全是海滩，有的地方全是水稻，水塘，不过还是一片荒凉。
至于当时报道说什么“牛田洋的亩产量很高，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你想想，那是围海造田啊，并没有报道上所说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是歪曲的报道，没有那回事。刘先生一再重复着“没有那回事。”语气很坚定。
我们来到牛田洋，就跟着部队一起干活，部队的士兵都是大部分都是青年小伙子，当时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算是同龄人了，共同话题就自然很多啦，而且他们每天带我们一起去劳动，没有什么架子，很体谅我们，和我们的关系还是蛮好的。尽管有些士兵的文化素质不是太高，但是军队中会挑选出一些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军官来教育我们，比如班长，连长，排长等。跟现在的年轻人不同，现在的人不是太容易服从管教，但在当时那个年代，那个社会，造就我们单纯的思维，只能服从。
“我们这些大学生早就没有什么架子了”。刘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叹了一口气，当时作为天之骄子的他们，在社会大环境下也有他们的无奈。
在当时高度政治化，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时候，政治气氛尤其浓。个人的思想都很统一，很单纯，认为这样做就能显示自己对毛主席的尊敬。
“在东牛田洋部队里面，每天都要做‘忠字舞’，餐敬，做到‘早请示、晚汇报’，表示对毛主席的尊敬嘛！”刘先生说到这里，语调上扬了许多。
《大地》1998年81期的一篇关于“牛友”陈健（现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通讯写道：
1968年秋，陈健和许多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青年被分配到广东军区汕头牛田洋干校。生活和劳动极为艰苦，这姑且不论，陈健本来就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最难将息的是精神上的苦闷和压抑：往后的路该怎么走？不过，陈健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与考验，真的是应了孟夫子的一句古训：“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在一次劳动中，陈健的脚上被一种学名称之为“蚝”（即牡蛎）的贝壳割伤。也许留下的伤痕太深了，陈健至今还记得这种软体动物的学名和英文名称。待到收工回来洗脚时，陈健才感到一阵灼痛，俯身一看，竟是像咧着嘴一样的大口子。他一瘸一拐来到连队医务室。颇有男儿豪气的年轻的军医是一位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他用往日对战士使惯了的口吻对陈健声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精神，提倡不打麻药……云云。陈健还真有点精神，咬咬牙，让医生不打麻药缝了三针！当黄豆般的汗珠顺着脸颊沁出来时，陈健才从心底里感受到当年关云长“刮骨疗伤”的伟大！云起云散，潮涨潮落，牛田洋的涛声早已不复闻问，惟有脚上的疤痕才不时勾起主人对往事的淡淡的回忆。
1979中山大学《红豆》上刊登的一篇反映牛田洋七·二八台风海啸事件的小说《黑海潮》，引起了潮汕地区乃至全国的关注，作者陈海鹰后来撰文描述了他看到的牛田洋生活：
第一次是去听解放军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军战士的“炼忠心”：头戴草帽坐在烈日暴晒的晒谷场上学毛主席著作，以经受酷热锤炼对毛主席的忠心。第二次是去观看“三忠于”、“四无限”的“忠字化”运动。战士们每天对着大海上的旭日挥舞红语录，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次到牛田洋插秧，碰上可怕的“七·二八”台风海潮。
八、灾后反思
“七·二八”的借鉴意义远远超出了灾难本身，它引出更多思考，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人与自然以及那个特殊的年代。
李肇星：
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人定胜天’是不大对的，说要和大自然开战，大自然怎么得罪你了，没有大自然，也就没有人类的出现，甚至可以这样说。更没有人类的繁衍、发展和享受幸福了。他认为人应该感谢大自然，没有大自然提供的环境，人类根本不会出现。
黄赞发：
牛田洋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想起这段日子是不会觉得反感的，觉得那是一个必然，是时代形成的。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系统性的锻炼，养成不怕苦的习惯。经历生与死的搏斗，还有什么苦不能吃？
我们这牛田洋也锻炼了很强的组织纪律性。
每当回忆起这段日子，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怀念，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造成这么多人牺牲的原因？
一，自然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应当承认自然的规律。这场海潮之大，不是长江洪水所能比拟的，历史上罕见。
二，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加上经验不足导致了指挥上的失误。但也不要埋怨谁，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
陈纤：
这场灾难对我来讲，是有人生意义的。我们不要宣扬灾难本身或民族的痛苦，而是看作人生新的起点。
侯江水：
我后来听到有几个伙伴说一些牺牲的同志。有些人其实有很好的机会，他们抓住了那个打翻了的船，在那个时候，你会感到死比活更容易！因为你一定要抓住什么东西，当然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把自己捆到床板上，可以不用太费力。而他们肯定没有绳子，只能抓住船沿漂，这样就非常地费体力了。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就跟那些伙伴说：“哎呀，你们走吧。我不行了。”当然大家都劝他们要坚持坚持，但这一放弃就等于放弃了生命了。“谁也帮不了谁的忙，你别以为你是谁，我会帮助你。你不行的，你就算再行也不行。因此有些人一松手，就没命了。这是纯粹的机会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一些悲惨的现象，一大群的人为了不让海水给打散，他们把自己用棕草做的绳綑结在一起，结果只要一个人死了，其他的人也都没命了。
大堤上的副连长说有些人很能坚持的，但是他们机会不好。就是水涨潮把你推到快要看到山时，退潮了，叭叭叭叭，从汕头的公海里退下去了，就活不成了。当然你们会问，为什么会没有人来救呢？谁敢来救啊？！那么大的台风。后来去看汕头生活区，连轮船都刮到山边里去了。因此在退潮时，正好是退回去时，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你哪怕看到一点点距离，你都游不过去的，尽管你会游泳！完全是自然在摆布你，它把你送到哪里你就到哪里，然后再经过一个晚上，你肯定就不行了。如果我没有漂到这个土坡里，再漂一会，我肯定也不行了。据说，有两三个广州体苑的，他们都是游泳运动健将，但是都淹死了。因此你自己就不要放弃，要坚持，另外很大一部分就是机会。”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让我活了下来。在跟生命搏斗的时候，一定要拼尽最后一点力量，一定不要失去信心，绝对不要放弃！
这是100万元都买不到的经历。但如果你给我100万元，我也不要选择去经历这次灾难。但在部队这两年里，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同时也是个大学生，会感到很满意、很幸福。在以后工作中，我表现了十足的信心，它给了我一种推动的力量。
刘祥忠：
“台风过后，广州军区的领导过来牛田洋慰问，提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因为当时在‘九大’前后，毛泽东主席提出这个口号，于是，领导就把这次海难事件，变成了颂扬战士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真的把‘丧事当喜事办’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本来是对的，因为当时正在建设时期，我们的确需要这种精神和必要的牺牲。在国家各个领域，无论是实验，还是建设，该牺牲的时候就要牺牲，绝不会贪生怕死，现在提倡的‘铁人精神’不正是这样吗？既然能提出这个口号，肯定有它的针对性。”
“我当时到广州秋交会，那个是一个经济交流会议，但在当时政治气氛这样浓的环境下，上级领导把这次牛田洋海难事件作为一个例子放到会上报告，宣扬‘战天斗地’的精神。”
“我当时住在农民讲习所，听我的一个同事说起，他提到周总理在秋交会上说：‘人在大堤在’这个口号以后就不要再提了。”他向记者描述着当时那位同事模仿周总理的语气。
“我在1970年4月份被分派到汕头特区晚报当记者，这时候距离汕头1969年‘七·二八’海啸已经有九个多月的时间。”
“当时我就是负责报道这次事件，我分为战天斗地－—重建牛田洋－—贯彻‘五七指示’精神三个部分去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没有涉及灾后的情况。这篇文章是颂扬战士们的精神的，也是在当时政策指导下报道的。”刘先生说，此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实属无奈！
“直到2004年，每年的7月28日，我都会去牛田洋‘七·二八’烈士纪念碑拜祭。”
“我一直都提倡“以人为本”思想。当时也不例外，当时牛田洋的牺牲根本就没有必要，人来的啊，何必要和大自然搏斗？”刘先生说到这里，开始有点激动了。
“我认为这样的牺牲完全可以避免，只要当时指挥再早一点，果断一点，对预报的传达再准确一点，我们就不会伤亡惨重。”
他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回自己当时的行为，也不禁连声叹息，这些叹息，是对自己当时行为的嘲笑呢？还是为死去的同伴觉得可惜？
刘先生向记者提到，当时有一大批来自东北的大学生，不会游泳的，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冲上大堤去跟海浪“搏斗”。
刘先生到现在想起这件事，也不禁痛心的说：“那不是去送死吗？！”
“现在我们这些牛友都是老人家啦，来往不是太方便，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因此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了。”
刘先生向记者特别提及潮州市人大代表蔡显伟，“七·二八”海啸时身处西牛田洋，被台风吹到对岸揭阳方向，幸存下来。蔡先生和刘先生是很要好的朋友，当时刘先生听到蔡先生存活下来的消息，非常兴奋。在谈及到此事的时候，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刘先生久违的笑声。
在将近结束采访的时候，刘先生对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七·二八”事件，我已经没有什么感慨了，既然这件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就让它过去吧。”
雷达站李站长：
“七·二八”后有争论，有些人批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提法，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抢险救灾，象美国那样，灾难来了就跑，先保住生命不好吗？没参与其中的人对这种行为好像不可理解。我觉得不能用现在的目光去看当时那些人，不要说他们死得冤枉，不值得，其实人人都不想死。美国人很有钱，但在伊拉克打仗也不是人人是怕死鬼，没人逃回家里吧？这要看情况的需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那个时代特定的作用。“七·二八”台风中，有人为了救人，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满山的找人，这种人才叫做勇敢。也有人比较胆小的，找来找去，结果在门后找到了，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黑海潮》：
歌颂了战士们可歌可泣的伟大牺牲精神，但是认为事件本身是“左”的悲剧，是违背自然规律蛮干的悲剧。
《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
牛田洋抗灾抢险及其前后的精神现象，堪称文革中国集体狂热的一个标本。
当时的政治气氛，曾经造就过真实的忠诚感，纯洁的理想主义，人们的精神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所谓“出工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劳动中用毛泽东思想鼓动、收工后用毛泽东思想来总结”……为了保证“政治思想工作在百分之百的时间、在百分之百的人员身上起作用”，部队采用歌颂会、比忆会、讲用会、田头斗私批修会以及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等办法。……不可否认，这一整套程式化的东西含有极左的成份，左既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也表现在生活的细节，以致当时的人们显得失去常识，令人不可思议……被神化了的领袖，对领袖的只言片语如获至宝——当时称作“最新指示”、“最高指示”，既能制造一种整体氛围，使不满要么无从表达，要么一露头便被打下去，也能激发一种甚至不惜生命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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