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三次被“炮轰”的台前幕后

                                    王心文 张禹康 《文史精华》2010年第02期                张春桥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他在文革中炙手可热,曾带头批判过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在政坛上十分奸诈!
　　看题目,很多人不禁要问,总爱批斗别人的张春桥怎么会被别人“炮轰”批斗呢? 事实确实如此,随着2005年张春桥逝世,更多关于他的档案被公开,张春桥在文革中也有3次被“炮轰”的经历,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并且步步高升。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的政治生涯才彻底结束,总爱批斗别人的他,此后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一月风暴”让张春桥有惊无险
　　  张春桥,1917年2月生,山东巨野人。1938年张春桥参加革命工作。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作为上海夺权“总导演”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1月12日,他们在万众鼓噪声中,登上了“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的主席台,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张春桥宣布了对自己的任命:“根据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张春桥的美梦还没有真正实现,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张”浪潮便席卷上海滩。1月24日凌晨,复旦大学的“孙悟空战斗组”在外滩、南京路等主要街道贴出“张春桥≠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和《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紧接着,复旦“红三司”成立了“炮打张春桥总司令部”;1月24日深夜,以复旦大学红卫兵为核心的“红革会”像一阵狂风,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并在大街小巷贴满《夺权通告》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三十个为什么——问张春桥》等宣传品,标语是:“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张春桥吃惊不小,立即叫徐景贤出面解决。徐紧急约见“红革会”的头头说:“你们还是早一点儿把那些大印交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那帮热衷于夺权的红卫兵头目根本不理睬这一套,1月26日“红革会”举行会议,认为张春桥对群众组织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面临流产的危险。一致决定先抓徐景贤,再揪张春桥。1月27日晚11点钟,“红革会”在淮海中路的市委党校找到了徐景贤,十几个红卫兵不由分说地把徐景贤抓起来塞进吉普车里,将其押到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并令其交代张春桥的阴谋活动。徐景贤事后说:“我乘人不备,撕掉了我身上的记录本和电话簿。”
　　张春桥闻听徐景贤被抓大惊失色,这个干将号称“材料袋”,掌握着大量机密,若是他在对方的逼迫下“犯浑”说出来可不得了。于是张便给自己的心腹、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打电话:“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徐海涛立即率领全副武装的4个摩托化排和1个步兵连,风驰电掣般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对红卫兵们说:“奉上级命令,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红革会”的“小将”们一片鼓噪:“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说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徐海涛心虚害怕,赶紧打电话向张春桥汇报了情况,张咬牙切齿地说了一个字:“撤!”他又请求南京军区派部队“保护”,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星夜飞赴上海,得知是对付学生后,王必成召集驻沪陆海空三军主要领导,明确指示他们把部队稳住,不介入地方,“未经毛主席批准,一兵一枪都不准动用”。
　　张春桥动兵的事激怒了拥有6万人马的“红革会”,他们立即散发传单《一·二八事件真相》,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红革会”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商定准备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并组织10万人的大游行。消息传出,张、姚如同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动用军队,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任其发展,将会身陷狂暴的海洋。看来这个时候得亲自出马铤而走险了。1月28日下午,正当“红革会”头头们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开会,讨论如何组织炮打张春桥大会和游行的时候,一辆轿车驰进大门,并有4个穿军大衣的人走进会场:张春桥和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他们拣最显眼的位置不慌不忙地坐下来,这情景让红卫兵们目瞪口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对手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张春桥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这时红卫兵们才反应过来,有人打断他的话,念起了毛主席语录,又质问道:“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但上海上演《海瑞罢官》,你没有责任?”“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还有人问:“张春桥,你的老婆是什么货色?”“姚文元,你老爸姚蓬子是什么货色?”张春桥和姚文元与“红革会”的头头们辩论争吵,对方抽走了他们的椅子,从晚上7点到深夜1点,连续6个小时,不可一世的张、姚就这样站立着。可是,就在对方准备将他们押往复旦大学的时候,张、姚偷偷上了轿车溜走了。
　　但“红革会”定下的计划并没有停止。1月29日晚,“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复旦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各大专院校蜂拥而至。他们决定明天(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10万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大游行。他们的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炮打狗崽子姚文元!”
　　29日凌晨逃回兴国招待所的张春桥,极度焦灼不安。他气急败坏地拨通了向江青求救的电话;同时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部署王洪文紧急动员“工总司”,随时冲击会场抓人。
　　30日凌晨,由王力根据张春桥的意见起草并经陈伯达、江青签发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送到张春桥手中,这份意图保护张春桥的电报使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拿起笔来批道:“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并指示“工总司”司令王洪文:“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红革会”原定1月30日8时召开10万人“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可是这天早晨6点钟,几十辆宣传车驰向上海街头,“工总司”的人封锁了广场,“打倒张春桥”等标语已被撕得粉碎,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反复广播着那份《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在王洪文“工总司”威逼和“特急电报”的强大压力下,“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和大游行流产了。“红革会”当天上午放出了徐景贤。2月1日,张春桥、姚文元满怀胜利的喜悦接见了上海的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姚文元说:“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张春桥说:“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2月4日,上海“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召开大会,徐景贤等出席,揪斗“红革会”负责人,宣布“红革会总部”解散。一封具有绝对权威的特急电报救了张春桥一伙的驾。
        搞垮对立面“红革会”是张、姚的一次“练兵”,为他们最后夺取上海政权扫除了障碍。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2月23日根据中央通知将之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心满意得地登上了主席台。经中共中央批准,张春桥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升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张春桥牢牢把持了上海党政军大权。1967年5月,又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的职位越来越高,人人谈“炮打”而色变;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出于各种目的的反张情绪有增无减。“地火”仍然在上海燃烧着……
　　
　　“内部炮弹”打得张春桥焦头烂额　　
　　第一次“炮打”被镇压下去之后,复旦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一年后,这句话应验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发生了一次“炮轰张春桥”事件。这天清晨,人们看到复旦大学围墙上出现了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贴满“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红卫兵们全面出动,在通衢要道,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满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市民纷纷拥向复旦校园。几条街道挤得难以行走,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这次不仅超过了第一次“炮打”的规模,而且领域广泛,背景深刻。包括上海警备区、国防科工委上海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等军方,甚至内部的市委组织组也翻阅张春桥和他妻子文静的档案,市委写作班的好几个人也卷入“炮打”行列。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8年3月24日晚,林彪及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解放军团以上干部,林彪宣布了“杨、余、傅事件”;深夜1时35分毛泽东前来接见了全体代表。3月27日林彪又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发表讲话,讲了“杨、余、傅事件”。而这两次重要会议都没有通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参加,这使得人们猜测不已。徐景贤事先得知3月27日将要开会的消息后,马上告诉《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让她无论如何到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记录,用飞机带回上海作传达。哪知张春桥在会议上传达时,把“揪出余立金”说成是“揪出吴法宪”。张春桥很尴尬地赶紧作了修正。然而他的“口误”和没参加会议的事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市革委会成员、《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说:“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长、一个空军政委、一个北京卫戍区司令,为什么张春桥没去?”此前,张春桥曾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委会成立大会,新华总社在审稿时,把张春桥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头衔删去了,只说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据此推断,中央对张春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张在中央的地位在动摇。
　　4月11日深夜,《文汇报》核心组成员召开秘密会议,分析形势,大家宣誓决定“炮打张春桥”。于是他们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把对张春桥的怀疑写成《十个为什么》传单。并决定《文汇报》次日(4月13日)全文转载4月7日《北京日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因为这篇社论提出了一个口号——“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
　　张春桥见报后,显得很特别,那天他特意叫理发师给他理发、刮脸,把徐景贤等人叫到办公室,说:“不要紧,他们的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广播员兴奋得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还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烟,说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会完蛋!”徐景贤赶紧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于是就在张春桥办公室里给姚文元打电话,说了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姚文元非常吃惊,说:“我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十多分钟后,姚文元回电话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徐景贤等一听江青要出面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安定了。但他觉得光找姚文元、江青还不够,徐景贤提出:“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表示赞许。于是,徐景贤独自写了封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大字报,参与“炮打”的动向,都写了进去。然后由他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走了。
　　江青为保张春桥,为什么要找李作鹏呢?因为北京已知道了张春桥在前两天的大会上讲话时,把余立金错说成吴法宪,得罪了吴,这些人不好找;而李作鹏是海军第一政委,又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之一,和江青私交不错,所以请他出面最合适。但李作鹏也深知这件事的复杂性,于是4月12日向东海舰队作出如下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李作鹏这3点意见,与上一次“炮打张春桥”时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相比,态度并不强硬,有些话说得也很含糊,只是把问题严格控制在军队范围之内,对张春桥和地方情况不作任何评论。这是李作鹏的“聪明”之处。他不会因保护张春桥而开罪自己的主子林彪。因为林彪在许多问题上对张春桥早有不满,所以这次“炮轰”中有一些军队单位参加。
　　这是一个令张春桥十分恐慌的问题。另外,在这次“炮打”中还有两件事让他头疼:一是贴出他妻子文静是叛徒的大字报;二是揭露出当年写文章攻击鲁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
　　文静原名李淑芳,曾任晋察冀北岳区党委宣传干事,1943年12月8日被日军俘获,并投敌写文章为日本人效劳。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事后为她隐瞒自首情节,安排她在报社当资料员,并于1946年和她结婚。但后来文静叛变的事被组织查出,记录在她的档案里。这次“炮打”张春桥,市委组织组的人秘密查阅了文静的档案并对外泄露出来,这令张春桥十分被动和恼火。
　　张春桥30年代在上海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等进步作家,更是他讳莫如深的一块心病。那么,它是怎么被人知道的呢?原来,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葛正慧文革前就是一位研究“笔名学”的专家,1953年的一天,他在位于徐家汇的一座百年藏书楼翻阅那些发黄的图书资料时,一本书中的记载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上海千秋出版编辑部1937年2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看着看着,他明白了“狄克”是谁。狄克曾在1936年3月15日的《大晚报》副刊发表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指责被鲁迅称为“力透纸背”的抗战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不够真实”,要对它们进行“严厉的批评”。为此鲁迅作《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指出“狄克先生……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随后狄克又写信给鲁迅,指责鲁迅“伤大家底感情”……
　　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和鲁迅叫板的“狄克”不明就里。笔名学家葛正慧看到的这本书中写道:“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文给予尖锐的讽刺……”不言而喻,鲁迅讽刺的“狄克”就是张春桥!那时葛正慧把这个发现做成卡片,插入他研究的3000多张笔名卡片之中。他曾把这个发现悄悄告诉了老作家魏金枝,而魏早就知道,他们相约不对任何人提起。其时,张春桥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          这一藏就是十几年。
　　文革中流行“抓叛徒”,许多“反共宣言”、“脱党声明”都登在解放前的旧报纸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纸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西安交大的一批红卫兵1967年4月进入藏书楼,他们请葛正慧帮助查找“民国二十四年”的资料。葛拿出了《申报》、《立报》,还拿出1936年3月的《大晚报》、1937年2月的《鲁迅先生轶事》等,并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红卫兵们惊奇地发现了张春桥和狄克的关系,他们问葛正慧:“难道狄克就是张春桥?”葛肯定地点一点头:“千真万确!”红卫兵的本意是从徐家汇藏书楼里抓“叛徒”,结果却抓了个攻击鲁迅的张春桥!他们抄录了关于“狄克”的全部材料,于是,“狄克=张春桥”便悄然扩散。到1968年4月“炮打”中,这些大字报就出现在上海街头。
　　为平息这次“炮打”风波,堵住“风源”,张春桥在5月31日紧急下令查封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规定任何人不得进入书库。王洪文、马天水等市革委会所有领导成员,一起到复旦大学大饭厅,还把同济大学、市六中等“炮打”坚决的头头叫去,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会,所有市领导轮番发言,批判所谓“炮打逆流”,为张春桥唱赞歌,把复旦大学炮打的声势全部压了下去。
　　王洪文坐镇《文汇报》社,指挥“文攻武卫”进行打、砸、抄。市革委对于带头组织“炮打”的《文汇报》革委会主任朱锡琪,则连续几天召开全市政宣系统大会进行批判,并撤销他的市革委会成员、政宣组长、报社革委会主任等职务,改做编辑工作。又召开全市群众组织、市机关造反队负责人大会,批判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不久,中央派专机接走了张春桥,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这场“炮打”便逐渐平息下来。
　　张春桥后来多次对徐景贤等人谈话的时候,说到穿军装的人“炮打”,总是很恼火。他表示“炮打”的背景有很多疑点可以查。1970年全国范围搞清查运动时,王洪文提出上海市要清查文革以来十大事件,把1967年“1·28炮打”和1968年“4·12炮打”列为其中重点清查的两大事件。这项清查得到张春桥的正式批准。向红卫兵提供“张春桥=狄克”的“主炮手”葛正慧被张春桥下令抄家、逮捕,徐海涛亲自审讯,逼迫他说出收有张春桥资料的那本书,葛正慧咬紧牙关,以生命保护了这个仅存的孤本。他为此受到残酷的迫害。
　　
　　全国人民对张春桥的斥责
　　张春桥在上海的两次“炮打”中,均因来自北京上层的保护化险为夷,政治地位不但没有受损,反而“打”一次升一级,直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常务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多项职务。然而头上的光环并不能掩盖他本身的苍白,许多人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尤其是在军队。
　　张春桥分管海军,可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几个月也不向他汇报工作。有一次开会张春桥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中午散会时肖径直走到叶帅面前与他告别,好像别人根本不存在,这让张春桥十分尴尬。不过,张春桥也十分清楚自己这个没有穿过军装的人在军队中的分量,所以军人的态度他并不十分在意,他的重点是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一职位,因为当时周总理已经病重,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在即。为此江青、张春桥派王洪文跑到长沙找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问题”,企图扳倒总理,让张春桥取而代之。可是他要达到这一目的并不容易。因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四人帮”不得人心,并对他们提出了多次批评,所以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仍然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全面工作——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上海街头贴出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幅标语,但2月3日中央下达“一号文件”,公布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张春桥的美梦又一次化为泡影。当天,张春桥咬牙切齿地写下了一篇《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文革中,人们的政治敏感性多得到历练和提高,中央的两个“一号文件”都没有张春桥的份,显然是毛泽东对张春桥投了反对票,这就是说,张春桥已经“失宠”,他的大势已去。这下人们心中有底了——如果说文革初期“炮打张春桥”还掺有派性权势或运动所至的因素,到了文革后期,张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惹得天怒人怨——于是,炮口再度对准了张春桥!      这第三次“炮打”是距上次“炮打”的8年之后,导火索依然出于《文汇报》,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对张“炮轰”,而是有意为张张目,因其为张春桥上台大造舆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976年3月5日是周恩来的诞辰,新华社在这天凌晨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电讯,内中提到了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志。”全国各大报几乎都在3月5日这天的重要版面全文转载了这一电讯。然而这天的《文汇报》却与众不同,第一版醒目地刊登了于会泳手下文化部写作组“初澜”的大块文章,而新华社那条电讯被挤到第四版去,并且删去了周恩来的全部题词。报纸刚一发行,《文汇报》社就不断接到读者质问电话:“为什么删去周总理的题词?”——人们知道此时的《文汇报》已被张春桥控制,怀疑这事与忌恨总理的张春桥有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天后,即3月25日的《文汇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同他斗》,再次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震怒,因为此文有一句非常恶毒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消息很快传遍全国,短短几天,《文汇报》接到抗议信件420多封,电话1000多次。《文汇报》连续两次以文章恶攻周恩来,便很快点燃了反张春桥的熊熊烈火。
　　3月11日,福建省三明市街头贴出长篇大字报《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大字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坏人!”
　　3月25日晚,南京大学分30个小组上街刷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3月31日,南京干脆指名道姓:“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4月1日,南京刷出大标语:“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有些大标语还刷在奔跑的火车上,立即全国轰动。
　　张春桥在北京天天盯着《内参》,听着来自各地爪牙的密报。从南京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使他惶恐不安。他给在《人民日报》开会的姚文元打电话,问:“你读过《红楼梦》,最欣赏的是哪一句话?”姚感到很茫然,张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罢,一声长叹。他的这种忧虑其实不是此时才有的,6年前,张春桥因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受到林彪集团的激烈攻击,便感到“处境的险恶”,他曾给儿子写信说:“……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如今,一场来势迅猛的烈火又烧起来了,自己这次能否平安度过呢?
　　王洪文、姚文元给南京党政军负责人打电话,充当“灭火消防队”。于是,南京到处张贴《首长电话通知》,声称:“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不言而喻,所谓“中央领导同志”当然指的就是张春桥。
南呼北应,南京的反张烈火还没有扑灭,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更大的浪潮。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也是个星期天,这天一早有200多万人拥向天安门广场,他们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把花圈献给离世3个月的周恩来。1400多个单位献上的2073个花圈,表达了对人民心中的好总理的无限深情。纪念碑周围除了如山的花圈便是如海的诗歌,一首首诗歌像匕首一样刺向张春桥等人。如《读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有感》:
　　三月二十五,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伪君子,窃国贼,
　　谋权篡政心太黑。
　　几番梦中称王侯,
　　无奈是鼠辈。
　　
　　好儿女,皆揩泪,
　　总理灵前列成队。
　　驱妖邪,莫慈悲,
　　要以刀枪相对!
　　还有的大字报给《文汇报》开“诊断书”,说它“发烧引起神经错乱”,“死到临头便发狂”,让它“停刊万年”,“否则亿万人民不饶”。有的诗词直斥江青、张春桥:“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乱党乱军,祸国殃民。……有个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两妖合作,收集喽啰!”“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浦江摇桥闪鬼影,誓斩河妖红霞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张春桥陷入了第三次被炮打的汪洋大海。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一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对这次事件的错误定性再次挽救了张春桥,致力于反“左”的邓小平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张春桥4月18日给儿子张旗写信说:“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逆转,张春桥“新桃换旧符”的美梦也不会太久。1976年10月6日晚8时,新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等领导人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晚,当张春桥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刚进入前门时就被第二行动小组逮捕,他“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轰而不倒”的张春桥终于倒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春桥知道自己的“罪恶末日”来临了。
　　1976年10月张春桥被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逝。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