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飞扬跋扈的江青（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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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董保存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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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是与“林冲误入白虎堂”一样的故事。时间是1968年3月8日。

　　钓鱼台是个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门口岗哨林立，墙边还有来回走动的流动哨兵，只要你在墙边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就会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警卫来干涉。人们只能在它的东门口，望一眼里面的假山、喷泉。

　　这等神秘、高贵的地方，傅崇碧却带兵、带车、带枪去冲击、去抓人。傅崇碧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然而，“冲钓鱼台”事件的真相，人们却不甚清楚。钓鱼台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其详情恐怕只有几个当事人心中明白。

　　钓鱼台事件，既是偶发的，又是必然的。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一个卫戍区司令，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了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一会儿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