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盛世二期: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图）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江河、湖泊却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污染了我们的水?

　　华北告急! 华中告急! 华南告急! 中华民族告急!

　　一场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旱情开始波及大半个中国，12省份备受干渴煎熬，400万同胞饮水困难，重要产粮区面临绝收之危……新中国被迫首次启动最高级别——Ⅰ级应急响应!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成。尽管如此，中国的江河、湖泊却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中华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污染了我们的水?

　　水，地球生命之源

　　人类的第一个文明形态是农业文明。纵观古今中外，伟大文明的产生都与绵延不断的河水有着直接关系——尼罗河孕育了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充足的雨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赋予希腊文明良好的诞生环境；恒河哺育了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更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古代哲学家们认为，水是万物之源，万物皆复归于水，所以一直把水、火、气、土当作四个基本元素，认为它们构成了世界上一切物体。

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水不仅是文明发源的条件，也是个体生命结构的基本元素之一。人体中的水分，大约占到了体重的70％。其中，脑髓含水75％，肌肉含水76％，血液含水83％，连坚硬的骨骼里也含水22％。没有水，养料不能被人体吸收，废物不能排出体外，药物不能到达起作用的部位。而人类的衰老，也源于体内水的缺失。水为人体提供了一定比例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在生命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呈微碱性的内环境。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表明，人类疾病80％与水有关，水出现问题将给人类带来癌症、肝病、结石、心血管疾病、痴呆症等疾病。

　　水是农作物的生长最基本条件之一。1公斤的玉米，要用368公斤的水浇灌出来；1公斤小麦要513公斤水，而1公斤棉花要648公斤水，1公斤水稻则需要高达1000公斤水。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珍贵资源。地球上虽然“三分陆地七分水”，水资源总量达14亿立方公里，但海洋咸水占97.2％，淡水仅占2.8％，其中绝大部分蕴藏在南极冰原和北极冰山中，人类生产和生活能利用的地表淡水仅为105万亿立方米。

　　未来，水比石油昂贵

　　2009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说，全球正在面临水破产的危机，水资源今后可能比石油还昂贵。全球70％的主要河流将在20年内陷入“水资源破产”(water Bankruptcy)的困境。随着水资源缺乏、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生命之源的水开始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尼罗河流经的10个国家中，卷入河水争执的首先是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为了水资源问题，埃及除了同苏丹有麻烦外，还跟控制着尼罗河的各条支流的埃塞俄比亚有纠纷。而多次中东战争均与水资源的争夺有关。从20世纪50年代起，因约旦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频繁发生争端。在缺水地区，“水安全”堪与“国家安全”相提并论。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与邻国分享河流和湖泊系统的国家里。地球上有214个河流和湖泊系统跨越一条或若干条国界。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条法律就这些国际河流的分配及利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水源冲突很可能会是世界上的一大祸根。

　　有资料显示，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10位，已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900立方米，并且分布极不均衡。中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并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

　　上世纪初，伦理学研究已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水伦理中涉及的是人与水的关系。从水伦理的角度看，人类要承认水的价值和权利，认识到水的生命主体地位和道德地位，将水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对水资源直接担负起伦理责任和义务。

中国水污染，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水殇，中国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疾呼：“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水质差导致生活贫困，90％灾害与水有关，水力资源开发不足，农业及城市用水紧张……成亦是水，败亦是水。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命脉，又是人民生存的命脉。水是中国现实和未来矛盾最激化和最早爆发的领域，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也必定是环境领域最重要、最紧迫的主题。水资源正向生命敲响警钟。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2006年，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达330多亿吨，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其中，黄河流域2006年工业污水的排放量达32亿吨，长江流域为137亿吨，淮河流域为26亿吨，珠江流域为53亿吨，比上年平均增幅约2％～3％。

　　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祸首，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成为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奔涌而出。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或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排放量。

　　中国水污染，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2007年夏，中国接连发生了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爆发事件，这是一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临界点。目前中国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水，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水。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作为农业用水也不可能。也就是说，7大江河除了因干流水量大水质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180％的湖泊水也全部坏死!”潘岳警告说。

　　早在1996年，在国家环保局《199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统计的138条河段中，有133个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8％的城市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地表水水质符合国家一级和二级水质标准的河流仅占32.2％。

　　时隔10多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作《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说明时敲响警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

　　其突出表现是：1、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水体污染相当严重——据环保总局监测，2005年全国7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Ⅴ类水质，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2、部分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加剧了水污染的恶化趋势——据最新《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显示，淮河开发利用率为53％，辽河开发利用率为66％，海河开发利用率为100％，导致这些河流枯水期基本没有生态流量，大大降低了流域水体的自净能力。3、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存在极大隐患——据环保总局最新调查数据，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的222个饮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质达标率仅为72％，不少地区的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有的城市没有备用水源，有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存在安全问题。4、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据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事故1406起，其中水污染事故693起，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49.2％。

　　农业部和环保总局联合发布的2006年度《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共发生渔业水域污染事故1463次，污染面积约9.4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43亿元(未包括长岛海域油污染经济损失)。2007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462起，其中水污染事件178起，占38.5％。

　　为“发展”，我们搞脏了自己的水

　　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收官”于长三角。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禹治水于吴，通渠三江五湖。”这里的“五湖”就是今天的太湖。当年禹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主要水道，东江、娄江、吴淞江，沟通了太湖与大海的渠道，将洪水疏导人海。此后才有了范蠡携西施，驾扁舟，出三江，泛五湖的逸事。

　　长江是中国水量最大的河流，从卫星照片看，长三角湖泊密布，水网纵横，不可能是缺水的地方。然而，无锡自来水污染事件将长三角“水质性缺水”问题摆到了国人眼前。20世纪80年代之前，太湖尚无蓝藻污染。第一次蓝藻大面积侵袭发现于1990年。到2000年，太湖富营养化水域已高达83％，此后蓝藻年年来，面积越来越大。而今，中科院环境学院范成新教授指出：“整个太湖湖水的污染程度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水质来讲的话，它已经到了四到五类水。四类、五类水按道理是不能作为饮用水的。但是太湖在某些季节、某些时段上，全湖基本都是四类水，有些地方已出现五类水，甚至劣五类。”

　　从卫星地图看，太湖就像长三角的心脏。有媒体报道，太湖流域面积占长三角总面积的36.9％，环湖人口占总人口的48.8％。环太湖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8个大中城市、30个县(市)的太湖流域城市发展圈。可以说，太湖流域城市发展圈是长三角的主力。

　　然而，太湖流域的每一个城市都发现自己面临“水质性缺水”——不是没水，而是水没法用。作为长江下游，整个流域的水都汇集到这里，并由此人海。这里的水没法用，逻辑上有两种可能，其一，本地的社会经济系统污染了水体；其二，整个长江流域的污染使本地无处可逃。

　　从整个流域看，长江干流总共有21座城市，包括重庆、岳阳、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六个大城市。沿江的大城市、大工业基地，都将长江当作下水道。2006年3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队，其考察结论是：“长江的生态寿命只余下10年!”考察队发现：长江流域最主要的污染源是工矿企业产生的废水与城镇生活污水。重庆一带是小型炼焦、炼矿企业，到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放眼两岸，众多大型钢铁、造船、拆船等重污染企业沿江密布。在沿江的一个城市，几十公里长的江岸，钢铁厂、化工厂、造纸厂、造船厂、拆船厂这样的重污染企业一字排开。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几乎都是“聋子的耳朵”，约90％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长江。在一些地方，企业交点钱给环保局就“获许”直排污水。有些地方官员对此满不在乎：“用长江水道运输成本低、排污方便。长江的水大，污水一冲就进东海了。”

　　目前，仅三峡库区的生活垃圾堆存总量就达到了38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堆存更超过3000万吨。汛期来临时，洪水将上游丢弃的垃圾冲到中游、下游，在三峡江面上，生活与工业垃圾、油类液体、死牛、死羊……白茫茫覆盖一片，成了白色污染带。污水排入长江尚能与江水融合，而这些固体垃圾漂浮在水面，遇到大坝就阻塞起来，最高竟然能达4米。

　　然而，这样的江水却是治理太湖的良药。为了应付久治不愈，且愈演愈烈的太湖蓝藻污染，2002年1月30日，启动“引江济太”工程，将近两年间，共引长江水42.2亿立方米，入太湖清水20亿立方米，通过太浦闸向下游增加供水32.2亿立方米。当时的专家考察报告称“成效十分显著，超过了预期目标。”然而，蓝藻并没有销声匿迹。此后，蓝藻再度大爆发，最主要的应对手段依然是“引江济太”。

　　“引江济太”其实就是“以清释污”。它说明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的水质远差于长江水质，本地污染无疑对“水质性缺水”“贡献”巨大。

　　其实，早在1995年，太湖就被列入国家 “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重点。1997年，国务院批准《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到1998年，国务院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聚焦太湖零点行动”，要求太湖流域所有工业污染源，必须在1998年年底前实现达标排放的规定。1999年1月1日零时，当地政府宣布：流域内上千家重点排污单位已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宣称：太湖治污第一阶段的成功将为太湖2000年返清奠定基础，也为今后重点区域和流域的污染治理树立榜样。然而次年7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零点行动”付诸东流。

　　2001年，《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开始实施。2002年8月，国家863项目“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示范工程”启动；“引江济太”工程开始实施。而这期间蓝藻年年爆发，直至酿成“无锡自来水危机”。

　　为“发展”，我们自己搞脏了长江、污染了太湖，这恐怕是大禹做梦也想不到的。

　　污水泡出的“癌症村”

　　水污染不仅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直接危害到了城乡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2006年，环保系统对中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检测显示，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46％，Ⅳ、Ⅴ类占28％，劣Ⅴ类占26％，素有三大湖之称的太湖、滇池和巢湖水质均为劣Ⅴ类。按照国家环保标准，Ⅰ类和Ⅱ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水源，Ⅲ类和Ⅳ类水只可以用于灌溉，Ⅴ类及劣Ⅴ类水质甚至不可以用于灌溉——但实际上，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无法执行这一规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所长金银龙说：“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尤其是有机物暴露与慢性疾病产生有显著关系，尤其是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肿瘤。在饮用水安全得不到保证的地方，人群中就会患有大量与水污染相关的传染性疾病。在中国的37种法定传染病中，通过水传播的疾病有8种。2006年，中国上报法定传染病发病人数460.9万，其中靠水传播疾病的发病人数127.8万，占27.7％。”

　　意味着生命的水，本该奔流不息、清澈甘甜。而如今，很多被誉为“母亲河”、“母亲湖”的水体不再能哺育生命，却成了夺命杀手。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调查表明，很多死于癌症患者，本身就来自水污染严重的地区。

　　沱江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支流之一，流经成都(简阳)、资阳、内江、自贡、泸州等四川工业最发达地区。2004年3月2日，位于成都下游的简阳市，查出沱江江水氨氮超标竟然高达50倍之多，即刻停止供水。沱江是简阳、资中、内江市民饮用水的唯一水源，三城100万市民遭遇史无前例的饮用水危机。此后调查认定，川化集团第二化肥厂违规技改，造成2000吨纯氨氮在2月11日到3月2日长达3周的时间里“泄漏”沱江。据川化集团网站称，该企业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氮肥、三聚氰胺和赖氨酸的生产企业。

　　一位当地的民间环保人士称：其实以前在沱江两岸的很多企业，都是这样长期排污水的。该事故发生在沱江最枯水的3月，就让“倒霉”的川化集团赶上了，这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

　　简阳市环境监测站站长吴东明说，沱江氨氮超标50倍，根据以往经验，监测站马上检查亚硝氮，发现也达到了罕见的高值。亚硝氮不在地表水标准之内，但这是一种强致癌物。

　　而距简阳市区仅有4公里的简城镇民旺村，有一支四个人组成的专业抬丧队伍，凡是附近有人死亡，每抬一次丧，每人都可挣到100多元钱。一位抬丧者称：“近年来，附近村子有很多人因患癌症而死亡，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外出打工了，抬丧不但能够拿到烟酒，收入还够补贴家里开支。”从上世纪70年代就在民旺村任会计的曾大武，一直管理着村里的户口本，他对每家每户人口的出生、死亡情况非常了解。他说，70年代，民旺村是当地闻名的“长寿村”；但到80年代末期，由于患癌症死亡的人逐渐增多，村里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少见。为此，临近的人都把民旺村称为“癌症村”。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周克明是简阳人民医院医生，并任内江市卫生局肿瘤防治办公室主任，曾组织过一次癌症死亡调查。他发现，临近沱江的养马区、城关区、平泉区。肿瘤的死亡率是稍远的平泉区、贾家区的两倍。1973年，内江还管辖八县时，简阳人民医院是唯一设有肿瘤科的医院。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再做沱江流域的癌症普查。而根据医生过去30年在各市的会诊经历，癌症患者逐年增多。沱江流域的癌症患者，大部分和消化系统有关，比如简阳的食道癌、胃癌偏高，内江的肝癌患病率偏高。

　　20世纪80年代，环保部门监测出沱江流域亚硝酸含量超出正常情况的30倍，到了2000年。发现超过正常情况的110多倍；再到2004年沱江污染的时候，亚硝酸超过正常情况的130多倍。而亚硝酸正是被医学界认定的一种强致癌物。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东部沿海一条上千公里的狭长经济活跃带从浙江沿海起，穿过上海、江苏、山东，连接京津渤海湾另一个经济活跃区域。在中国滨海低地创造神奇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创造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从萧山坞里村出发北上，经过江苏无锡市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张庄村，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刘快庄村，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当地备受污染的水源中，都验出含有镉、铅、砷、汞等剧毒元素，这些村庄附近都有大批化工厂，近年有数十甚至上百村民死于癌症。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癌症村”。他指出，癌症高发的原因就是地下水受到了污染，一颗颗“环境污染的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据卫生部门统计：在沿淮地区，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奎河污染“五毒俱全”(氰、汞、珞、砷、酚)，且浓度极高，如工业废水中挥发性酚的最高容许排放浓度为每升0.5毫克，而奎河的最高含酚量已达每升759毫克，超标1500倍。大肠杆菌超标更是骇人听闻，沿岸井水大肠杆菌超标竟可至7600倍。被奎河污染的安徽省宿县，民众所患癌症计有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血癌、肠癌、子宫癌、膀胱癌等，可谓品种齐全。宿县受害最烈的乡村，20世纪80年代初期，癌症死亡率高达10万分之1630，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癌症平均死亡率高出160～200倍；20世纪90年代中期。范围已扩大到相邻的灵璧、泗县的数十个村庄，灵璧县少程村年均癌症死亡率竟达10万分之5000，约是世界癌症平均死亡率的500倍。而黑河，从发源地直到注入淮河的100％河段，水质全部劣于五类；河南医科大学对黑河上蔡段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沿岸人群死亡率和恶性肿瘤发病率均高于正常人群，每3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肝肿大，每10个儿童就有9个肝不正常，新生儿致畸率竟达6％。

　　“中国水危机!”

　　1999年，“环保斗士”马军通过其著作《中国水危机》第一个喊出这个口号。2006年，马军出任“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发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 (www.ipe.org.cn)，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益性水污染数据库。之后，马军的水污染地图开始陆续披露水污染企业，多个城市的水污染源分布图也逐步绘制。目前，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中，就有29000多条企业污染信息的记录。

　　社会责任缺失的驻华跨国公司

　　2008年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在新闻通报会上强调，近期环保部门对130家曾经上过环保“黑名单”的跨国企业进行督察后，发现大部分企业已经整改，但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仍然对中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数次被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陶德田批评说，近年来，屡屡有一些拥有较好环保口碑，甚至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事实上，驻华跨国公司的污染问题，早在3年前，“中国水污染地图”开通时就逐渐浮出水面。

　　从33家到80家，再截止到2007年8月15日的90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出现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污染企业名单上，涉及食品、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雀巢、飞利普、米其林、壳牌、惠尔普、普利司通、拉法基、LG等“世界500强”企业，也有公众熟悉的百事、肯德基、卡夫、日清、花王、嘉仕伯等国际著名品牌。有的公司在中国的多个投资公司或分公司都存在超标排放、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现象。这些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这些跨国企业中，有的已经成为当地的污染大户——由丹麦嘉仕伯啤酒集团全资收购的大理啤酒有限公司在2008年5月9日，对年处理为50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改造时故意不正常使用治理设施，在污水收集池设置排污口，用1根15米长的钢管连接至下水道，将部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接排放。经大理市环境监测站现场取样检测，外排废水COD超标7倍，SS超标5倍。由德国诺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招商局福建漳州开发区诺尔起重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威胁饮用水安全，被列为福建省10家挂牌督办企业之一。在湖南株洲，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污染现状只是冰山一角。污染企业名单，只涉及到有水污染问题的企业，其他诸如存在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企业并未包含在内。而且，这份名单只收入了那些被环保部门查出有违法行为，并且公开通报过的企业。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介绍，已经有近90家被列入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主动找到该组织，解释超标排放的原因以及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2家企业接受了第三方审核，以证明它们已经进行充分整改，并达到了中国的环境标准，目前通过审核的企业有18家。

　　跨国企业在中国污染状况呈上升势头，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执行双重标准。而在其背后，是一些地区为招商引资需要而放松了环境监管，造成企业的违法成本严重偏低，在制约机制不健全、惩戒机制疲软的情况下，即使最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可能置环境于不顾，置基本的社会责任感而不顾。

　　此外，中国公众不关注企业环境表现，使得企业感受不到社会监督的压力，环保工作做好做坏，产品照样卖，客观上也助长了企业环境违法的气焰。为推动公众通过自己的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2007年，21家中国环保组织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倡导消费者审慎对待环境违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日常购物时做出绿色的选择。在此压力下，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企业做出了说明和整改。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于2008年4月26日在北京发布调查报告：其历时7个月调查的28家世界知名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布情况不尽如人意。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刘立灿解释，此次调查选取的28家企业均位于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前100位，且均为生产性企业，在中国都设有生产性工厂。

　　“绿色和平”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称：埃克森美孚、皇家壳牌石油、通用汽车、丰田汽车、道达尔、通用电气、福特汽车、日产汽车、日立、雀巢、巴斯夫、宝马、东芝等13家公司，在国外都有主动公开具体国家或者地区内的污染物排放信息，但是在中国没有任何相应的公开，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仅有英国石油、中国石化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本田汽车、松下电器和索尼6家公司公开了其在中国的污染物排放信息。松下等6家公司，虽然有中国的环保信息，但找起来颇费周折；索尼公司的中国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布在其英文网站上，甚至没有明确说明是中国，而仅仅在最后注释“资料中的东亚地区指的是中国”。刘立灿表示，调查之后的感觉是“没有一家企业做得足够好”。

　　“绿色和平”的调查方法是浏览公司官方网站，查找分析相关信息。为避免遗漏，他们还向受调查的28家企业发放问卷，并预留一个月的回复时间。最后一共才收回6份问卷，而包括GE在内的3家公司发回的仅仅是公司相关报告，没有回答问卷的问题。

　　“明星企业”竟把高原明珠变“毒湖”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令人震惊的是有春城美誉的昆明，除了守着一个以“蓝藻泛滥、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闻名于世的滇池外，居然又出了个湖水中含有砒霜的“毒湖”——阳宗海。

　　2008年10月26日，新华网报出猛料：“晴天霹雳：小小一个企业，竟使‘高原明珠’变‘毒湖’。”

　　被誉为“高原明珠”的阳宗海，位于昆明市和玉溪市交界处，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近6年来一直保持二类水质，是沿湖居民的主要饮用水之一。然而在2008年6月，负责监测阳宗海水质的工作人员吃惊地发现：湖水砷浓度出现异常波动。到9月16日，湖水砷浓度监测值高达每升0.128毫克，远远超过每升0.05毫克的饮用水安全标准。砷在环境中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砷的化合物均有毒性，“砒霜”的主要成分就是三氧化二砷。

　　砷污染从何而来?经排查，最终确定砷污染主要来源于一个当地的“明星企业、纳税大户”——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该公司未建合格的废水、废料处理设施，存在于废水、废料中的砷通过地下渗漏、地表水冲刷和直接排放等途径，长期排入阳宗海，最终酿成恶果。而蹊跷的是，一方面，该污染企业曾经被环保部门罚款15次；另一方面，它又曾6次受到市、县政府表彰、奖励。其中，规格最高的是被玉溪市政府评为“守信用、重合同企业”；另外，还被授予澄江县民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该公司曾发生过两起职工集体砷中毒和砷过敏事件——2007年4月，68名员工出现慢性砷中毒症状；2008年6月，又有36名员工接受砷过敏治疗，均被公司隐瞒不报。从有关资料显示来看，2005年到2008年6月，锦业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15亿元，利润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交税金1162.8万元。正是在“纳税大户”的保护伞下，锦业公司才在污染环境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也许很多昆明人到现在还不能、更不愿完全相信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度假“后花园”阳宗海，如今已成“毒湖”。更为严重的是，据环保部门的有关专家推算，阳宗海恢复到三类水质至少需要3年。此间，沿湖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断绝了生路；当地2.6万多人的饮水问题将长期面临困难；此前巨大的环境投入也将化为泡影。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2006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200多亿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6年水污染事故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59％。

　　“发展是硬道理”，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利润与税收VS环境与民生，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二是廉价排污成本。严格的环保标准无疑打掉了工业竞争力的基点之一。于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成了心照不宣的选择。而为这种“发展”承受的，却是日渐恶劣的生态环境。太湖流域内，环保部门近年来公布了超过300家污染企业，其中有大量化工、印染、电镀、制药等高风险企业。在这些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中，既有规模不大但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也有像均瑶乳品集团公司、江苏丹化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小洋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的国内知名企业；甚至还包括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市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张家港互益染整有限公司这样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已经真正整改?是否能保证不再对本地环境构成威胁?当地政府究竟只是对这些污染企业罚款了事?还是已经真正督促它们真正改正了自己的行为?

　　据《法制日报》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目前地方环保局的地位最为尴尬，他们中有很多人坚持原则，但往往是“挺得住的站不住”。更为滑稽的是，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国家环保总局写匿名信。潘岳告诉记者，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在任职期间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在一次与我的见面中，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痛快地骂了半个小时。地方环保局如此尴尬的处境，不能不让国人深思和汗颜。

　　隐形杀手：不可忽视的农业和生活水污染

　　农业生产给中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地表水出现富营养化，地下水则受到硝酸盐、亚硝酸盐的污染。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生态所所长高吉喜介绍，中国化肥年使用量为4124万吨，平均每公顷施用量达400公斤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化肥以无机氮和磷为主。氮肥的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所施氮肥的一半在其被作物吸收之前就以气体形态逸失到大气中或从排水沟渠流失，造成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的污染。据调查，中国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

　　在过去几十年中，化学农药的使用一直是防治病虫害最有效的手段，但经过最初惊人的成效之后，其严重的副作用也显现出来。“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农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化学农药残留在作物和水体体内形成一定的累积，造成人畜中毒。”

　　城市生活污水是城市居民聚集地区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多为洗涤水和冲刷器物所产生的污水，因此，主要由一些无毒有机物，如糖类、淀粉、纤维素、油脂、蛋白质、尿素等组成；其中含氮、磷、硫较高。此外，还伴有各种洗涤剂，这是另一类污染源，它们对人体有一定危害性。在生活污水中还含有相当数量的微生物，其中一些病源体，如病菌、病毒、寄生虫等，它们对人的健康有较大危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作报告时表示，随着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又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速度，致使城市生活污水成为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方面，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展缓慢。几年来，各地利用国债资金，加大了污水处理厂建设力度，但进展缓慢。2004年，全国的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45％，在中西部地区就更低。兰州市是甘肃全省生活污水处理最好的城市，但处理率也仅为37％，60％以上的污水直接排入黄河。江西省全省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24％，21座城市中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厂只有5个。据建设部统计，2004年，全国280多座地级以上城市中，还有87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零。另一方面，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由于配套的管网建设滞后，部分污水处理厂因无法收集污水而不能运行。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资料和我们的典型调查，在目前全国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中，能够正常运行的只有三分之一，低负荷运行的约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开开停停甚至根本就不运行。再一方面，城市污水处理费用没有落实。《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以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目前，全国尚有一大批城市没有建立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有的城市收费标准偏低，不能满足污水处理厂运营的需要。

　　应对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

　　过去十多年来，虽然我们为环境保护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水污染形式依然是局部有所改善，但整体还在恶化。究其原因，是我们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时我们作为“世界工厂”，在为我们自己和整个西方世界生产产品的同时，将污泥浊水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污染了我们的河流、湖泊、地下水和海洋。

　　要治理水污染，除了加强环境执法，以及采用经济手段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之外，还必须推动公众参与。而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

　　不可或缺的企业责任感

　　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取得的进展，不仅推动了中国自身的环保工作，同时为解决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环境问题带来了新的机遇。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基础上，开发并发布了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通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功能，大型企业可以很方便地将其供应商名单和政府公布的违规企业名单进行比较。目前，沃尔玛、通用电气、耐克等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使用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对其采购行为进行环境管理，在发现有违规记录的供货商后，它们会要求对方进行整改，严格遵守中国的环境法规。

　　“要打造一个绿色供应链。通过完整的体系建设，监督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公开承诺不用污染企业作为供货商，为环保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市场的力量，形成企业环保的动力。”据了解，上海通用汽车“绿色供应链”项目在2005年启动，首批加入“绿色供应商”的8家企业，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多吨，节约用水超过2800万加仑。2008年上海通用汽车“绿色供应商”将发展到40家。至2010年，将有超过150家核心供应商加入。为此，上海通用汽车邀请“国际环保中心(WEC)”，对供应商进行“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专门培训和审查。

　　“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路线图”

　　一些经历过环境污染发展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信息公开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管理手段。

　　1986年，美国首次要求公司每年公开报告它们向环境排放的有毒有害化学品，依据企业报告的数据，美国媒体和环境组织对排放量最大的公司进行了曝光。为消除负面影响，很多公司开始采取措施，削减污染排放，此后美国的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量持续下降。在这一成功实践的影响下，欧盟也从2001年起，要求约50000企业披露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处理情况，并要求网上公布。

　　作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尤为重要的是，2008年5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施行。作为中国第一部关于信息公开的部门规章，这对于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重申了《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要求污染严重的企业公开信息的强制规定：一方面，环保部门要公布污染物排放超标，或者排放总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名单；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必须公布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以及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上述要求如果能得到有效实施，将有助于促进公众了解身边的污染源，并参与对企业治污的监督。

　　法治，水污染治理的利剑

　　自2008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施行。与1996年修正并施行了12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相比，此次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更加突出饮用水安全，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明确规定了禁止超标排污，并在提高罚款额度、创设处罚方式、增加强制执行权等方面具有诸多创新，特别是对水污染事故的处罚实行了“上不封顶”，突破了过去立法中对水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最高100万元的规定。

　　此次修订的一大亮点是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民间智慧开始在环境法律中闪光。《水污染防治法》的开门立法，带来的不仅仅是2400多条群众意见，还有公众对环境立法参与的积极性。“听民声、聚民意、集民思……”

　　2009年2月14日，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流域与区域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统筹、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相协调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划定水资源管理的“三道红线”以应对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于2008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水污染源普查，以摸清国内的污染源，并建立关联的动态管理数据库。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多，其中包括工业污水处理投资1000亿元；城镇污水处理及回用设施建设3000亿元。同期，国家还将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形成合理的水价机制，并加大排污费的征收力度，“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
来源: 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