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五星级酒店排名:另类读城——北京人和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

下文节选自：易中天 《读城记》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的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蹿来蹿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30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呢?能怀的又是什么呢?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便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了。“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吗?”“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了。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丁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劭。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方式不同罢了。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刿，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 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深厚，总不敢望 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 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 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了。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 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人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有没有用呢？全靠自觉了。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规则。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已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此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了。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物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了。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呢？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士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怕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了。可上海偏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走进寻常人家

（本文参考文章：邓云乡《北京胡同》、《老北京的四合院》）

易中天笔下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差别很是明显，不管优、缺点，来历各是渊源。在宏观历史下去解读人的特性，虽免不了符号化，终归也是中肯的。下面领你去百姓人家瞧一瞧，或许对两城的感受，会更加直观些。

胡同里的老时光

北京城，就像一块四方四正的大豆腐，或用“状如棋盘”来比喻，也是贴切的。城里的大街和胡同又把它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有个故事说，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虽为笑谈，但可见北京人方位感之强，怕是外人难及。

说到胡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比“北京”还早了一个世纪。那么，北京城里到底有多少条胡同呢？老人们常说：“有名胡同三千六，无名胡同似牛毛”，是说胡同多得数不胜数，然而，那只是旧时的胜景。如今，随着旧城改造，胡同走向消失已见怪不怪，据相关介绍称，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而且还在不断减少。33片平房保护区内仅有600多条胡同，其他胡同尚未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内。

北京人对胡同的感情自是特殊，几百年来，它给一代接一代的人们，提供了整齐、和睦、舒展的生存空间和环境，那不仅是出入家门的通道，更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印记。想要了解老北京，你就得深入到胡同的诸多角落，以及四合院的一砖一瓦，瞧个仔细才是。

“开开大门，走出胡同，通向大街，通向外地，通向世界；走进胡同，回到院中，关好大门，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说笑、游戏、读书、吃饭、睡觉……”几百年来，老北京的胡同生活便是如此，尽管简陋，居住也随着人口增多而变得拥挤，但“一抬脚走出房门、街门，便是通畅干洁的胡同，夏日的老槐，冬日的白雪，残秋的黄叶，春暖的浮云，散步在胡同中，脚踏实地，溜达溜达，早晨，迎着旭日；黄昏，踏着斜阳；遇到街坊邻里，老远就打招呼：“您早！”“您回来啦……”，因此，难怪人们至今依然留恋这种属于胡同的，传统而富于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胡同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名字，大多走过几百年历史，代代相传。千奇百怪的胡同名，形成原因大约有这么几种：一是形象标志，比如“宽街”、“斜街，简单直观，由此可见北京人的实在、直爽与风趣；还有以特殊标志来命名的，比如石虎胡同、铁狮胡同；此外，以地名、树木植物、方位、北京土语、吉祥话来命名的也是十分常见，比如大栅栏胡同、枣林胡同、南月牙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寿长胡同等；而东厂胡同、箭场胡同什么的，一听便知是根据明清宫廷机构名称得来的。要研究透这胡同名，各种来历真是难以厘清，相当复杂但也特别有趣。

不消说，一座城的历史，其载体多是在有质感，有形体，有生命痕迹的建筑里。四合院对于老北京的意义，或许就是如此。难怪有人说，宫殿和城墙是北京的骨架，而藏在胡同里的四合院，就是北京的血肉。

说是四合院，也就是有房有院，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其妙处在于，“四顾环绕，中间舒展；栏廊曲折，有露有藏。”若是几个四合院连成一块，更平添了一种“深”意，正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诗境。

北京的等级观念，自是无需多言，而在这普通的民居上，亦有体现。多年前，曾有部电视剧《大宅门》甚是热门，这所谓的“大宅门”，指的就是大四合院，一般为高官巨贾世家望族所居，在老北京城，除了皇宫最显眼的就是遍布的大宅门。与大宅门相连的，则是一座又一座典雅的四合院、三合院，或者可以说“小宅门”，从外观来看，等级之分很是明确。而一院之中，更有等级：一座四合院，北房为正，东西为厢，南面为倒座一般不住人，或书房或仆人住或堆杂物或当煤屋子；正房之中，又分上、下首，正房的左手，也就是北屋的东侧是为上首，西边则为下首，如一代的老爷、老太太必然居于中院正房(北方)，二代长子则住外院正房或西厢房……显而易见，这种等级是遵循着“老幼、尊卑、上下”的秩序而分。

就北京四合院本身的构造特点而言，既有保存自我的天地，又有视野广阔的空间，无坐井观天之弊，这多少也影响了居住者的素养和气质：一方面是不干扰别人，自然也不愿别人干扰；二方面很敞快、较达观、不拘谨、较坦然，但也缺少竞争性，自然也不斤斤计较，不知这点是否与上海人的弄堂及性格形成鲜明对比。

住在这四合院里的人，多对四季变化颇有敏感。北京的春，是适合放风筝的，因为风大，上午天气又格外的好，单是站在院中，仰望鸽群在上空来回飞，暖风微醺，看孩童欢乐地来回穿梭，便是好一派四合院的春日图。夏日的北京，酷热难耐，如何消暑成了最大的问题。四合院的老北京，可是有独门秘籍，说起来也颇有情致——“冷布糊窗、竹帘映日、冰桶生凉、天棚荫屋，再加上冰盏声声，蝉鸣阵阵，午梦初回，闲情似水，这便是一首夏日之歌了。”

仲夏后，一场秋雨，一阵凉风，便到了四合院的秋。除了逢着节日而来的特色风俗，如那提着绰约莲花灯的小姑娘，还有那高烧的红烛和满院的月饼瓜果，秋之四合院，美在那绚烂的色彩。四合院之冬，充满京华式的暖意。此时天已冷，炉子都生了起来，大太阳照着窗户，坐在炉子上的水壶扑扑地冒着热气……檐前麻雀喳喳地叫着，听着胡同中远远传来的叫卖声……”

这一幅幅北京四合院的景致，怕是只有本土人才体会得出其中的暖意。更为确定的一点是，老北京的老胡同，老胡同的四合院，都只属于那段老时光。

老上海的生活写照

下文选自个人门户愉快在线的日志《老上海的生活写照》和魔笛sh的日志《弄堂》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里弄，塑造了老上海的城市根基，也铸造了上海人的性格特征。不认识里弄，无法深入认识上海和上海人。而里弄的格局真正体现了在相当长时间内支配上海的文化精神：无论现代或传统、无论国内或国外，无不显露着包容的精髓。

一般游客到上海，或流连于南京路的繁华喧嚣，或惊叹于陆家嘴的高楼林立，却很少能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老上海生活。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两个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是外滩，另一是现存的里弄。外滩也许是上海的形象，很多人认知上海可能多是从外滩开始，但看到的显然只是上海的表象，要真正理解上海则需要从里弄起步，因为里弄关涉到日常生活，是上海的真精神。

上海有数千个小区，每个小区之内，又有许多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的小通道，密密麻麻布满全城，就像毛细血管那样细小却充满了生机。对这些小通道，上海人则把它唤作“里弄”又叫“弄堂”，里弄与北京的胡同一样著称于世。

上海里弄住宅的形成，最初在租界内，是作为城市住宅来进行的。据记载，宁波路、河南路口的兴仁里是上海最早的石库门里弄，建造时间是1872年。此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到20世纪初，包括在上海老城区内也建设了不少的里弄住宅。后来对此进行改建的新式里弄。

住在里弄的人，最早懂得的就是体面。家里不见得有红木大橱柳安地板，但是窗明几净里透出娴静安详；南窗外晒衣架上，磨薄的单被和补丁的棉毛衫裤是不晾出来的；写字台上一盏镏金台灯经年不旧，对事对物象对台灯一样仔细贴微；夜饭桌上不见得有珍馐佳肴，白天出门却一定是衣着光鲜；出门一声“王家伯伯早”“李家姆妈好”，一定是字正腔圆的上海话；“侬好，侬好……侬阿是王家伯伯咯外甥囡？”客气里暗藏几分轻侮，若你善感就油然无地自容；闯荡上海的血气到了他们身上已经磨砺怠尽，所以他们洁身自好。拼搏靠的是遗传的智商，反抗使用的是暗地的消极，出谋划策可以，叱咤风云不是他们的强项。

而跟这里匹配的风格，是夜壶箱、梳妆台、白兰花以及对此的呵护。汉语名词如果象德语那样分阴阳，弄堂一定是阴性名词。说他们日子过得舒适仔细，实际上是对生活期望的反映。他们象公馆里的仆人那样打点自己的家事，所以粗茶淡饭做得细致入微，所以弹丸陋室窗明几净。你去了会说“呵，日子过的真讲究啊”，上海人不说“讲究”说“考究”，你不会有这份细腻罢了。

每一条弄堂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性，有着不同的气味，并且包裹得很严。就好象古代的部落，有着一种封闭自守的性质”。而昏黄的白炽灯泡光下，笼罩的是第一代上海人传承给后代的梦想。
摄影/魔笛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