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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4:07:22
中国,河南,中土,中原,中州,河洛之得名均源于洛阳
     1  中国
     “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见于《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但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土文物可知,“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5年陕西省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文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 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ㄨ民。”何尊为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的青铜器,系名“何”者作于周成王五年。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洛阳一带。
     《史记•刘敬传》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因雒邑成周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也应该是后来河南地区称“中洲”或“中原”的由来。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不但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数千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众所周知,迄今,在全国范围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如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河姆渡文化、良诸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多元论”或“满天星斗说”。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人类社会实现“突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出现“国家”,却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一点乃是考古界、历史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2  河南
     “河南”正式作为行政区划,时间却要晚得多,它应该是始于汉代“河南郡”。战国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秦于河洛及周边地区一带置三川郡(以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故名),郡治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约15公里,即汉魏洛阳故城);前205年,西汉高祖刘邦曾初都雒阳,后因娄敬、张良谏言迁都长安,改三川郡为河南郡,治雒阳,辖雒阳、河南(今河南汉置县,治王城)、偃师、缑氏、平(今河南偃师西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新成(今河南伊川西南)、谷城(今河南新安东)、巩、新郑、中牟、开封等22县。光武帝时改河南郡为河南尹。隋置有河南道、河南郡、唐置有河南道、河南府,宋置有河南府,元置有河南江北行省、河南路、河南府,明置有河南布政使司、河南府,清置有河南省、河南府。
     3  河洛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即古河南地区,又称河洛地区。司马迁•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史记》又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不仅是一种地理符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关于古河南地,陈昌远先生曾这样表述:“它指黄河由河曲、渭河而东,中经砥柱之险,过孟津、洛河,流出大亻丕 ,开始散为荥播,这一大段大河之南地。”
     关于河洛地区的具体范围,朱绍侯先生曾指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显然这个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洛阳平原或洛阳盆地,但洛阳平原无疑是河洛地区的核心部位。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先生又指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2002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朱绍侯先生以及开封的沙旭升先生都谈到,由开封禹王台所存康熙所题“功存河洛”匾额可以说明,所谓河洛地区,向东应包括郑州、开封在内。这个看法显然是正确的。
     大约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河南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
     当然汉代及其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在进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晁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汉书·严助传》)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进攻山东的赤眉军,廉丹征求冯衍的意见时,冯衍要他静观时变,并劝说:“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后汉书·冯衍传》)在《后汉书·马融传》、《后汉书·皇甫规传》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还保留着原始的意义。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着浓厚的中原情结。
     上述论证表明从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区的地理范畴。如宋代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就蕴含了南宋人对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结,可以与六朝人相比。中华书局影印1936年版的《辞海》释“中原”一词云:“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P84)可能就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
     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也就是俗称的大中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迄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
     魏晋南北朝时期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化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融合,成为汉族。唐代洛阳是北方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交合,使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5个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汉、后晋分别是沙陀人李存(上曰下助)、刘知远、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突厥。李存攻陷梁都开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3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沙陀人与汉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上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为汉族,百姓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就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盛行的义养风气,沙陀皇帝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大中原河南省以无比的包容性将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融入教化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政治文化
     历史上的中原大地长期是政治角逐、政权更迭、政体演变“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大舞台,发生了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黄帝是公认的先祖,开创了初始的政权制度,建立了国家治理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交往与联盟等政治行为,不断地推动政体的发展,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先河,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封建制度。从夏朝到宋代3000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开封、洛阳、安阳、郑州四个。中国自古“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