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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拉拢高官的策略:以腐败换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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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3 
即便没有多少关于晚清历史知识的人，只要对慈禧感点儿兴趣，就知道她的顶尖权力之路是踩着顾命八大臣的脑袋而踏出来的。

顾命八大臣是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留下来辅佐儿子的八位重要官员。其中有皇族成员，也有皇室亲戚。

在激烈的政治绞杀战中，肃顺、载垣、端华三位皇族成员丢了命，顾命八大臣中的另五位只有穆荫一个人发配到新疆军中效力，其余四人被慈禧“加恩”，“免其遣戍”，而且景寿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冷冻后，重新入局，并成为同治与光绪两朝的大臣。他在光绪十五年去世时，还得到了“端勤”的谥号。景寿有此好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正妻是固伦公主。固伦公主是恭亲王弈訢的亲妹妹。

一、“清正良臣”家里出了腐败案件

对于八大臣失势而致的政治结局，时人自然没多大争议，只是八大臣之外被处分的陈孚恩、黄宗汉、成琦三人中，陈孚恩遭受的打击有些不合情理。

仅仅是因为当初陈孚恩在咸丰死时，有能由北京独到热河的荣耀吗？

有一定的道理。

在以新皇帝同治的名义下发的处分诏书中，有道：咸丰皇帝在热河趋势，留在北京的大臣独有陈孚恩一人被召去，说明他是载垣等心腹。

其实呢，陈孚恩起初并非愿意加入肃顺集团，相反，他原来是一位相当正直的官员，以至于被道光皇帝确认为清正良臣。他的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同时，他还有同级的左副都御史的职务。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副部长。后来，品级再升，干到从二品的侍郎，兼“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由于他有司法方面的练历，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被指派到山东查处巡抚崇恩的“库款亏缺、捕务废驰”两项渎职罪。由于办案有力，崇恩很快被中央免职，改由陈孚恩代理巡抚。不久，他又被调北京，改任刑部侍郎。回京述职时，他大大地自我表扬了一番，说自己拒绝接受公务馈赠。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贪污成风，相反，若是从二品的大员连官员公务往来之间的礼品也不收了，该是多么动人的先进事迹呀？！

于是，道光皇帝立刻给他“特加头品顶戴”的荣誉，还给了“紫禁城骑马”的特权。

以上两项都不算太牛气，牛气的是：皇上手书“清正良臣”四个大字，四个大字又制成横匾，挂在陈孚恩家里。

时隔一年，陈孚恩在反腐战线上再立新功，将山西巡抚王兆琛的贪污行为查实。皇上高兴，把他从刑部安排到工部过渡一下，任命为代理刑部尚书，很快又将“代理”二字去掉，让他成了从一品大员。

崇恩与王兆琛的倒掉换来了陈孚恩两级的升迁，然而，道光的死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也。

道光这个皇帝还有点自觉性，遗言取消自己的享受太庙祭祀的资格。为了这项遗言，陈孚恩与宗室大臣载垣在咸丰皇帝面前吵了起来。载垣毕竟是宗室大臣，比较注重礼数，为吵架一事作了深刻的检查。咸丰皇帝略作批评了事。对于陈孚恩则下手很重，降三级留任。陈孚恩心里不服，就写申请，说自己的母亲年事已高，要辞官去侍奉。

真识相！咸丰马上批准，让他回江西老家去了。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闹得很凶，江西又是兵灾严重地区，陈孚恩受中央指派帮地方练兵守城。这样，过了好几年，咸丰皇帝给了陈孚恩以头品顶戴代理兵部侍郎的官职。稍后，他又在代理礼部尚书的位子上干了一阵子，而后实任兵部尚书。

吊诡的是，这位昔日的反腐英雄东山再起之后，碰上了自家的一桩案子——他儿子陈景彦卷进柏葰主持顺天乡试的作弊案中去。他马上给皇上写信表明立场，要求严肃处理陈景彦，并自请不参与整个案件的议处。咸丰没按他的意见办，只将他儿子陈景彦撤销职务。对陈孚恩的失察责任，象征性地予以行政降一级处分，但允许他用过去的功绩抵销。而且，他又得以老臣身份兼任刑部、户部的两尚书代理之职，凭此，又实任吏部尚书。

经过仕途波折，特别自家出了腐败分子这样的政治讽刺，大大地教训了陈孚恩。他要投靠某个强势集团，以求保住后半生的荣耀与幸福。

谁最有权势呢？

显然是载垣、端华、肃顺三人。

在人房檐下，不得不低头。于是，他与以前的政敌缓和了关系。或许他认为咸丰终究是个弱势皇帝并被肃顺所控制，因此，对咸丰就不那么尊重了。在咸丰将去热河逃难的决策讨论时，他提了反对意见，说那样是逃跑，是躲事儿。

正如俗话所讲：是那么回事儿，但不能那么说。

逃跑的说法成了日后定罪的一大证据。还有，关于道光是否配祭太庙之争的旧案也被翻了出来，慈禧等人指责他否定道光遗言是别有用心。

阴雨漏房，事儿越赶越巧。中央在派人查抄肃顺府邸时，发现了陈孚恩写给肃顺的谄媚私信。结果，他被判处抄没家产、发配新疆守边的刑罚。对他打击最大的还不是这两项，而是“附加刑”宣布把道光皇帝赐给他的“清正良臣”大匾予以收缴。

陈孚恩虽没在八大臣之列，但遭受的处分远比八大臣中的匡源、杜翰、焦祐瀛三人要重，因为此三人获得了免于遣戍的恩赐。简单地说，他遭受的处分与八大臣中的满洲贵族穆荫一样。但是，相比之下，陈孚恩又比穆荫的结局惨多了。穆荫在服刑三年后，家里依照法律程序给他花钱赎罪，使其还家并得终老。而陈孚恩呢？在服刑地点一方面“被发挥”特长，像生气辞职回江西老家时帮地方练兵一样，帮伊犁将军常清筹饷治军。常清比较公道，给中央写信，说陈孚恩认罪态度好，帮治军务有立功表现。中央批复说，免去他的刑罚，在军中负责筹饷事务。谁知同治五年（1866），伊犁发生严重叛乱，全城陷入叛军之手，陈孚恩和与他一起居住的家人共五人，全部遇难。

在他之外，有他的妾（黄姓），儿子陈景和（不是前涉犯事被革职的陈景彦）、陈景和的太太（姓徐），还有孙子（名小连，陈景和之子）。

中央决定对陈孚恩之外的四人给以抚恤。换句话说：陈孚恩死了白死，不享受“烈士待遇”。

二、最高策略：以腐败换团结

回观陈孚恩经历与立场的关系，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且像他这样的人绝非特例。八大臣中穆荫、焦祐瀛无不如此，或者说穆荫与焦祐瀛的二人经历恰好可合成陈孚恩的尴尬情况。八大臣被处分时，以同治皇帝名义下的诏书说穆荫受肃顺集团钳制而难以抗衡，情有可原。此前，陈孚恩为公事与载垣抗争，结果被降三级。也可以说，穆荫接受了陈孚恩被错误处分的教训，才依附载垣等人的。看到穆荫依附载垣等人而得到政治上的利好，陈孚恩悄然转变了立场。

焦祐瀛则有文采，作为载垣、端华、肃顺的笔杆子，亦得益多多。《清史稿·穆荫传》附焦焦祐传说，焦祐瀛对肃顺等人很是谄媚，肃顺代皇帝草拟的诏书大都是他写的。

焦祐瀛的结局非陈孚恩可比，免职后到老家天津隐居，种菜养老、喂鱼逗鸟，好不自在。匡源虽比不上焦祐瀛，但是仍在清贫中自得学者之乐，在济南泺源书院教书而终。

肃顺集团惨败，其往日政绩也成了清算对象。陈孚恩得自于道光皇帝的「清正良臣」大匾被收缴，只是一个深入清算的信号。

在肃顺集团中，载垣因有亲王之爵而时常被列为“第一名”，但是，本质上还肃顺的威力最大。比如说，他反制咸丰皇帝，让后者判柏葰的死刑。正是这个细节，成为慈禧以其子同治皇帝之名公开批判肃顺的借口。当然，能够进行迅速批判的原因是朝中有人为柏葰鸣不平。

正史《清史稿》记载鸣不平的人是御史任兆坚，笔记野史《越缦堂笔记》记载的是给事中高延祐。无论那一方更属实，或者两种情况并存，都能说明整个官场对高压反腐是持反对态度的。对于给柏葰翻案的诉求，慈禧太后可以说是“顺应人心”。她表达了三层意见：

第一，柏葰私绚人情，确实有罪；

第二，肃顺等人把判刑的标准大幅度提高了，是挟有私仇与滥用权力的行为；

第三，咸丰皇帝本意是不杀柏葰，因此才有判决诏书中“不禁垂泪”之语。

基于以上三点，慈禧宣布：从今往后，两宫太后政令要有个新气象，讲究事事从宽处理。

好一个“以腐败换团结”的妙策！

于是，柏葰的儿子钟濂被赐给四品卿衔，并马上得任实职。此前，钟濂是个候选员外郎，这样的身份要任实职，不但要花钱通关节，而且还要耐心等待机会，或许一等就是三、五年。现在呢，马上给四品卿衔，又马上得到郎中实职。这个“郎中”可不是大夫的别称，而是大清国部级机关里的中层官员。



慈禧借清算肃顺、平反柏葰之机宣示自己“以腐败换团结”的政策，大大地笼络了高官的人心。但是，她也不是没有底线，对于涉及政治红线的案件坚决不予平反。采取的策略是“报复下一代”，以缓和“冤主”的情绪。

当年弃职脱逃的耆英，也是在肃顺主张下被处死的。耆英的儿子庆锡一见肃顺倒台，再有柏葰案子得翻，也想搭便车。慈禧下诏否定了庆锡的请求，指出：耆英的罪当死无疑，肃顺所奏过当，咸丰皇帝对肃顺予以斥责，是有定案的。为了安抚庆锡，在诏书中，慈禧明确表示：肃顺的儿子永远不能入仕当官，以此来警戒那些滥用法律的高官。

质而论之，柏葰一案并没有全翻。首先是说柏葰有罪，只不过不适合死刑而已；其次呢，任用他的儿子算个对“过刑”的补偿；复次，今后高官犯法，判刑的标准应往下压而不是往上撩。当然，最后一点是暗示。

对于柏葰案的翻案，官场意见绝不是一边倒地全听慈禧的，这就决定了慈禧主张的政治缺少体制内的认同感与合法性。如李慈铭在《越缦堂笔记》中说：给事中高延祐力求给柏葰翻案，而且此桩大案确实是肃顺等三人逞威风的结果，但总的看，柏葰案里所有涉案人都是咎由自取；柏葰既然在科场上徇私，按法律判死刑或流放，所以肃顺等人的判决主张不算滥枉。

三、还有多少人等着升官？

柏葰案得以翻案，在慈禧“以腐败换团结”的政策推动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那就是：整个社会希望通过科举实现个人身份升级的人太多了，国家又没能力吸纳全部人才，所以从命题到考场各环节都有人在采用非常手段获取机会。柏葰作为丞相级的高官也不是不知道雍正时代的俞鸿图被腰斩的判例，更多的成份是他同情那些既没钱合法地买官（称为“捐纳”），又没能力通过国家最高考试的学人。递进而言，即便有些参加考试的人考上，或者花钱捐官的人捐上，等待任实职的过程也是很难熬的。所以，柏葰的儿子能从候补员郎的地位上一下子转任郎中，算是一种莫大荣幸。

道光皇帝曾微服外出，遇见过一个等官的人并给了该人机会，此事一时间成为官场与民间的美谈。这桩美谈从一个侧面上说明了等官的人有多不容易。

一位原籍四川的候补官员到北京参加吏部铨选，排在第二名。但由于没钱疏通关节，就一再往后排，到了第五名得了任命状时，他还是没得到关于自己的消息。在北京等的时间长了，手头的钱也花完了，只好借贷度日。当初，这个四川候补官员还以为吏部经办人员弄错了，会改正，但到了明年春天才知道自己的任命状几乎不会发下来。于是，万念俱灰，到西城外的一片林子里上吊了事。他刚套好带子，就听枪声响了，带子断了。神志发晕的他还以为自己弄错了，只是带子第二次被打断时，才知道有人救他。

救他的人，是出来私服出宫、锻炼身体的皇上。

他也没问救他的人是谁，余命之后一切照对方所问回答。

道光弄清了该人情况后，给他一只白玉料的鼻烟壶，告诉他：“明天，你就拿着这个东西，到吏部大堂求职。他们不给你办，你就赖在那里不动。”第二天，他果然到了吏部，公开表达要求。吏部办事人员看到他破衣烂衫，以为是个疯子，就扣住他，要交司法机关处置。双方正在争执，吏部的数位主要官员到场，其中有人瞥见他手中的鼻烟壶，喝令小官们住手。而且，把他请到上座，礼数有加。

一位看似主官的人问他：“你手上的鼻烟壶乃当今圣上的专用物品，你从哪弄来的？”他细说经过后，也知道了是道光皇帝在帮他的忙，不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个故事或曰官场美谈还有一个细节，那就是：从四川来京的这位候补官员曾任过某个府的长官助手，最多是从六品的州同。若是连曾任过官即任职期满等新职务的人都这么不易得官，就不用说经过考试合格而等任实职的士子了。清中期以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比如在中国情色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刘璋，三十岁考中举人，此后二十八年中屡考进士不中，其间亦等中央安排职务，最后得到了直隶深泽县令的职务。

二十八年等一个县长职务，何其残酷！好在，此间他曾写了数本情色小说，否则，历史也不会记住这么一位牺牲了一生最宝贵时光等官做的举人。

四、帝国怪圈：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官

乾隆年间，对参加科举的士子有所照顾，规定：举人三次考不中进士，允许参加十二年一次的挑选，得到挑选后可以获得候补知县的资格，但往哪个省分配皆由吏部决定，本人没挑拣的余地。参加候补知县资格竞争，称为“赴挑”。

赴挑的程序相当复杂。不仅每十二年才有一次机会，而且每一班二十人定额备齐后，先剔除八个不合格的。此节称为“跳八仙”。现在来推论刘璋的经历，至少有一次没跳过“八仙”障碍，白花了十二年的功夫。过了“跳八仙”一关的十二个人，又被分成两类：前三名，列为一等，经过面见皇上，算是有了任知县的资格，剩下的事就是耐心等待；前三名之外的另九人列为第二等，由吏部主管，分配到全国各县任正八品教谕或从八品的训导。此二职均为教育官员，相当现在的县教育局长及主管教学质量的副局长。这两项低级职务可以选上后即去赴任，相反，知县就不那么容易就任。

这个政策生产了大量的低级待职官员，到了后来，无论是知县还是教谕与训导，不等十年、二十年，就得不到实职。假设失败过一次的刘璋，第二次“跳八仙”得任县令，等了四年的时间，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到了光绪皇帝的年代里，情况更加严重，就算是考中进士，能按程序获取知县资格，等十年、二十年也不算稀奇。于是，到了光绪时代，大清帝国出现了“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官”的状况。

考上进士去当知县，按大清官制叫做“即用”，用现在的话说是“立马儿上任”。但是，全国当时只有一千九百个县，历年来全国考上进士的人积压下的太多，“即用”也就改成“积用”。考上进士安排不了知县实职的人，再加上花钱合法买官的人，还有举人“赴挑”得职的人，最少也有两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