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橱窗怎么找不到:陈迹兴怀

陈迹兴怀

后惟泰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人生在世，“当其欣于所遇”，“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情随事迁”，“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读了这段话不由得引起我的一些联想。在那艰苦的年代，钢笔、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等，这些学习、生活用具，曾是我们朝思暮想，孜孜以求的。有幸得到了，那是非常高兴。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这些东西大多已为“陈迹”。我亦常为此感慨一番，但我却不同于古人为“欣遇”而乐，为“事迁”而忧。抚今追昔，我不忘当年“欣遇”之艰，更为如今“事迁”而乐。“向之所欣，已为陈迹”，乃时代的进步！

钢笔

说起钢笔，我藏有一大盒，各式各样的，而且大多是新的。

我童年时曾听祖母说过这样的话：“若要家产了，钢笔电筒加手表。”就这三样小小的东西就能让家产败了，可见其价值的地位了。五十年代，谁若有一支钢笔，定会被认为是位有钱的先生。六十年代，年轻人的上衣口袋里少不了要插支钢笔，如同现在人玩手机一样。

钢笔是那年代的主要奖品。我夫妻俩都是教师，每学期开学，学校总要发支廉价的钢笔；各种竞赛，工作评比，得了优胜，除了奖状，就是一支钢笔，最多加个笔记本。有时参加某项活动也要发支钢笔做纪念。平时亲友馈赠的礼品也以钢笔居多。因此我积下了许多钢笔。我们平时工作又大多使用圆珠笔，好一点的钢笔总是留着想以后给孩子们用。等孩子们该用钢笔时，钢笔竟被“淘汰”了。

看着这些钢笔，常引起美好的回忆。我的第一支钢笔是我的恩师严志远老师1952年临别时送给我的。黑色的笔杆，短而粗，款式极为原始，也极有收藏的意义。

我的第二支钢笔是我上中学时大姐送给我的。我用这支钢笔完成了学业，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1984年第一个教师节，我被评为县优秀教师，获得了一支英雄牌金笔，这是响当当的名牌钢笔，我一直舍不得用它。还有几支是评优的奖品，我都珍藏着，这些纪念品给我精神上带来莫大的安慰。我现在写文章仍旧在使用一支用惯了的旧钢笔，字写得好坏不在于笔的价值，好使就好。

砚台

笔墨纸砚称之为文房四宝，前三者至今仍在广泛使用，而砚台已渐渐成为书法家的专利了，不过有时也出现在富者豪宅的厅室内，成为炫耀的装饰品。

我有一块极普通的方形砚台，中间是圆形的砚池，上面有块薄盖，用时可以润笔，用过后盖上可保持墨汁不干。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遗物。父亲生前说过，他年轻时读书后来教书用的就是这块砚台。多年来他一直用这块砚台为乡亲们写文书，写对联，为我写信。至今我还珍藏着厚厚的一叠父亲用毛笔书写的信件。父亲的书法功底深，我是望尘莫及了。

这块砚台现在我又用起来了，我常用它练习写毛笔字，谈不上书法，只是写写好玩。

我也有块大砚台，是我女婿送给我的，虽说不上是极品，但也属“歙砚”之列，上面刻有许多精美的图案，看上去也还大气。只是还藏在橱柜里，未曾有一张专用的书桌与之匹配，更主要的是觉得没有那块小砚台用起来方便。

算盘

算盘是古老的计算工具。我父亲用过的算盘至今我还保存着，是父亲去世时我从老家带来的，是一种比较便宜的普通算盘，我家原有一面质量上乘的紫檀算盘，父亲用了大半辈子，文革时被他们拿走了。

记得小时侯父亲教我打算盘，我心不在焉，刚学到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几句加法口诀，就认为打算盘容易。后来进学校读书，当时学校不开珠算课，之后又无迫切需要，也就无心钻研算盘了。

直到上世纪末，我们学校办中专会计班，我对算盘才有了一定的认识。打算盘是当会计的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技能。为了开好“计算技术”课，我花了不少神气才终于请到了县里一位有名的会计师任课。政策规定，要取得会计从业资格，首先必须通过珠算等级考试。老师严格要求，学生勤学苦练，走近教室只听一片噼里啪啦的算盘声，真让我感动。刚开始时有人认为现在有计数器何必要学打算盘。那位会计师说，我们做个试验，你们用计数器，我用算盘，请一个人报加减试题，看谁算的精确。结果证明算盘胜过计数器。

我对算盘的进一步认识，还是从参观屯溪“程大位故居”开始的。程大位是一代珠算大师。他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写成的《算法统宗》一书影响深远。《中国数学简史》高度评价：“在中国古代数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算法统宗》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从流传的长久、广泛和深入来讲，都是任何其他数学著作不能与之相比的。”

程大位故居是一座珠算博物馆。正如《黄山新闻》一段广告说的：“巨著流芳垂千史，琳琅满目算盘城。欲解珠算个中味，大位故居走一程”。形态各异的算盘不胜枚举。最小的一只戒指算盘，尺寸为1厘米x0.5厘米，纯银精制，镶在一枚戒指上，为清代文物。令人称奇的是49颗银制算珠均能在珠杆上自由滑动。

珠算是技术、科学的统一，手脑并用，对开发人的智能具有重大的作用。珠算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人类的一大贡献。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1972年10月14日对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中国的祖先，很早就创造了最好的计算机，这就是到现在还在全国通用的算盘。”现在，虽然电子计算机比较普及，但珠算还有广泛的应用天地。

手表

手表是教师教学工作必备的工具，一堂课四十五分钟，要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掌握时间很重要。记得我刚工作时，有人听课我只好带个小闹钟放在讲台上，那时是多么想有只表啊，可是工作了十多年都未能如愿。直到1977年才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这是我一生中第一块表，当时120元相当于我三个多月的工资，硬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过了两年我爱人才买了块便宜的男式解放牌手表，用了几年坏了又买了块小的女式表。新世纪初，儿媳又送给她一块进口的女式表。我的那块表儿子上学拿去用了，我的女婿又送我一块表。现在这些表统统的闲置了。

手机的普及让风行一时的手表退居二线，但并没有完全被淘汰，诸如高考和一些重要的场合不宜带手机入场，要掌握时间只有靠手表了，我的那块走时精确的老牌“上海”，就几次被考生借用过。

2007年，我的内侄程建平又送给我一块大款式价位高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表。

现在虽然不行时手表了，但我平时看时间还习惯看手表。

自行车

在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属高档商品，不仅价格高，而且市场供应量极少，凭票供应，一个小单位一年也只摊到一辆。以前到市里不通公路，十几里路全靠步行。1967年通了公路，就想有辆自行车，可就是买不到。我的这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还是1977年买的。当时买这辆车真不容易，不仅是180元不容易，更难的是计划，我的这辆车的计划还是我爱人的三哥转让给我的。是从石台县买了找汽车运回来的。

这辆自行车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下屯溪买菜、购物，进城办事；1984年调进县城后，更是靠它上下班。我的自行车不仅用于代步，而且还承担小型的运输任务，即使稍大一点东西，不便骑推着走，也比肩扛手提省力。

永久牌，真是名副其实的名牌。我的三个子女先后已买过五辆新式自行车了，不是坏了就是丢了，惟有我这辆老“永久”仍在使用。

现在摩托车、电动车很普及。我常想，二十年前，我若有辆电动车那该有多好啊！现在有条件买，可我又不想买了。现在交通方便，城市里到处有公交车；加上我活动的范围小，外出的时间少；出门散步，上市场购物，退休了有的是时间，用不着赶路；更主要的是我觉得骑自行车可以活动筋骨，锻炼身体；还有，骑自行车比电动车安全。所以我还习惯骑自行车。

缝纫机

解放后家用缝纫机很流行，是农村姑娘出嫁时值得炫耀的一大件。60年代到70 年代不少工薪家庭也有缝纫机。我们结婚时没条件买缝纫机，为之深感内疚。

1978年我们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终于买到了一台很不出名的西湖牌缝纫机。那时别说有多高兴，首先是争分夺秒地挤时间拜师学艺，掌握了一定技术后就着手缝制一些简单的衣服。

有了缝纫机确实解决了一些困难。小孩多，没条件买新衣服，就用大人的旧衣服改给小人穿，简单的衣服自己做，省了不少加工费，也方便。

如今服装充塞市场，各种款式日新月异，谁还有神气自己动手缝衣服。家用的老式缝纫机早已被扔到一边，有的已当废品处理了，我的那台“西湖”没舍得扔掉，只是将机头藏在斗里，当小条桌使用，总算派到了用场。

收音机

熬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改革开放，温饱解决之后又有了精神文化的追求。1978年我买了一台当时最时髦的上海“海燕牌”六灯交流收音机。音域广，音色好，音量也大，加上有了好心情，节目也多，听收音机就成了我执着的爱好。和那些小半导体收音机相比，我感到非常自豪。当时常为工作忙没时间听收音机而感到遗憾。

可是没隔多久，可以放磁带的收录机闪亮登场。曾记得一个同事率先有了收录机，播放邓丽君的“甜蜜密”，大家都赶去听。之后都争相购买。我的这台“海燕”虽然好听，但受节目限制，终因不能播放当时流行的歌曲而不得不靠边站了。

1985年我又买了台“红灯牌”的收录机，不断地添购磁带，几遍一听又厌倦了，接着vcd问世，可以唱卡拉ok，收录机又渐渐的被排挤了。

如今vcd又快被冷落了。连我这古稀老人也用上了多功能的手机和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