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式是屏幕自适应吗:江湖中国

江湖中国

一、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  难以破解的老问题

　　五点疑惑

　　疑惑何在？先从几个新民谚及社会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说起。

　　其一曰：“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书本上的东西，社会上没有用。”

　　从小听到这句话，作者就对身陷其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神秘莫测的幽深感，仿佛某种玄机深锁其中，社会的真相仿佛一团“迷雾”，散发着莫名的潮湿和黑暗。而另一方面，“迷雾”仿佛永远只是书呆子的“迷雾”，它对另一种人却是开放透明的，这种人练就一身“武林真功”，拥有超凡本领，置身层层浓雾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老江湖”。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长袖善舞。

　　平心而论，人的本事有大有小，或飞黄腾达，或虎落平阳，本是常事。这个社会迷雾氛围令人生疑，并不因为人生起落成败本身，而在于其中原因不让说，被一种集体无意识狠狠地捂盖住，结果变成书本里学不到的“少儿不宜”。这究竟是世界通例，还是中国国情？是真的“国情”？还是借口“国情”玩猫腻？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旦书本和社会脱节，那不叫书本，不叫学问。比方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道理的学问。既是研究社会道理，就该反映社会现象，或者反过来说，若不反映社会现象，便不是真的社会学。一般而论，社会道理在书本里能学，书本上的道理在社会上也能用。到这一步，书本才是书本。不到这一步，书本不算书本。中国社会为什么在现实与书本之间有一道“沟”呢？这道“沟”又是什么？为何不让书本介入呢？

　　其二曰：“老实人吃亏”。

　　当下，父母经常教育初涉世的子女：“做人不要太老实，老实人吃亏哦”。孩子刚懂事，有些年轻父母常陷入这样的困惑：遇到孩子纠纷，究竟应该教以礼让，还是以牙还牙；假若挨同学揍，应该更狠地回揍他，还是告诉老师？

　　这也是一种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教育孩子就像囚犯过堂：当老实人挨揍，弄不好孩子被打得头破血流；教孩子揍人是学坏，弄不好把别人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不同父母，便有不同策略和博弈，建立不同的均衡，养成不同性格。

　　做老实人真的吃亏。去公共场所办事，老老实实排队吃亏，小滑头耍心眼插队占便宜；单位里，埋头苦干吃亏，拍马屁献殷勤反占便宜；良商卖真货赚不到钱，奸商卖假货次货占便宜；教授真做学问白辛苦，反而剽窃、买文章、耍花样的占便宜；本分学生老实考试吃亏，考场作弊的、花钱请“枪手”的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违背人类社会基本的公义原则和秩序性。但为何老实人偏偏吃亏？

　　“老实人”不是笨人，IQ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做事有操守，一板一眼。老实人是良民，是维护秩序的人。守秩序就吃亏，不守规矩反倒占便宜，这就奇怪了，黑白颠倒了。

　　明清以后的数百年，为数不少的中国人顶礼膜拜“乱世枭雄”以至无以复加。这些被崇拜的偶像不是正道上的英雄，譬如秦始皇、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反倒是韦小宝、令狐冲、燕子李三，黄金荣、杜月笙、张大帅、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都是在体制外翻云覆雨的江湖大侠、流氓土匪。这些人大多身处体制之外，也有少数僭越体制之内，却依然按体制外的江湖规矩行事。他们好勇斗狠，手段毒辣，从不创造一分钱财富，却以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抢夺财富为荣：你种田，他抢粮；你开店，他收保护费；你上路，他剪径；你办事，他揩油；你认真工作，他整人；你拒贿，他捅一刀……老实做事不如打家劫舍，遵纪守法不如舞枪挥拳，慢慢演变成一种凌驾法律秩序之上的现实，天皇老子奈何不得。此情此景之下，世道百业维艰，好人自甘堕落，良民被逼上梁山，为活命纷纷转而抢劫他人，最终演变成近代以来古怪的社会寄生格局。正如一幅楹联悲凉陈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这上联的下联曾在民国被悬赏过，但至今未有人对出下联，并非技巧问题，只因内涵太过悲凉，无以复加。乱世只有一个本质，没有第二个，因而有上联便无下联。

　　如今武侠鸦片何其多，随便逛逛书摊、书店，在文学网站冲冲浪，或是用电视遥控器扫扫数十个频道，其泛滥不言自明。电视传媒、专家讲学动辄以武侠人作比喻，新人类一代读武侠长大，金庸、古龙们崛起而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对语言、文学乃至文化影响至深。枭雄文化的繁荣，恰是一个自诩的五千年文明蜕变的征兆。难道除了靠拳打脚踢，中国人就无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大侠令人羡慕，他不劳动，却很富有，这背后隐藏着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一个自诩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大家最后非要效法不劳而获的“大侠”去巧取豪夺？

　　其三曰：“坏人占便宜”。

　　“好人吃亏，坏人发达”。这不是文学讥讽，而是一种常见社会现象。

　　近年来流行一句绕口令：“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坏”：性交易也。暗示一边交易，一边金钱从男人流向女人。至于男人前面如何来钱，女人来钱后面干啥，并未涉及。一位老江湖反复琢磨这两句，豁然开朗道：“男人又如何来钱呢？也是‘变坏’得来的嘛。男女‘变坏’都来钱，不过男人的坏不同女人的坏。”他列举说：这年头要走捷径迅速发达，必居以下其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行贿索贿、偷税漏税、赖账混账、欺生宰客、走私贩毒、贪污挪用、损公肥私、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撒谎撂白、厚颜无耻、沽名钓誉、剽窃他人、自我吹嘘、拆白搅屎、恐吓威胁、敲诈勒索……当然，女人也可选择男人式复杂的坏法，不过女人们并不擅长，不及卖色来得简单，一坏抵百坏。

　　财富和名气的积累是个漫长和辛勤的过程。若有人真能一夜暴富成新贵，必是闯荡江湖从合法规则外走偏门而来。暴风雨式的原始积累过程，屁股底下难免不干净。媒体每年炒作富人排行榜蕴含了许多意味，上榜富豪年年不同，更迭惊人。无名氏迅速崛起，显贵为“首富”，正当红得发紫时稍纵即逝，第二年东窗事发潜逃国外；还有，江湖卖艺人一炮走红娱乐圈，不久猫腻泄漏，锒铛入狱……

　　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调查乡镇企业纳税情况，在现实中感悟到逃税现象背后的制度博弈规律。事实上，那时某一个镇子的企业偷逃税现象十分普遍。生成这一博弈论所谓“非稳定均衡”，历经一个博弈过程。早先，部分业主与税官私交良好，被网开一面，允许暗中偷漏税，结果在行业中导致不公平竞争。其他缴税企业比逃税企业生产成本高，企业运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没有关系的缴税业主被迫攀附、行贿税员，以达到同样逃税目的。博弈力量之下，有了第一个必有第二个，然后第三、第四……否则后面的企业都活不了，直至最后一个。风气扩散，大家竞相效尤，直到最终逃税成了普遍现象。客观看，地方某一行业普遍逃税，逻辑上便可推理出税员吃税的“陋规”。用江湖黑话说，税员们“吃码头”。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化的隐形规则，古时称“陋规”。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当地有民谚道破天机：“家里有个税务，全家致富”。致富靠啥，大家心知肚明。

　　邻县一镇另有一番情景。乡民集体参与诈骗，人数之多令人惊骇。当地工业基础薄弱，许多闲散农民参加手机短信和网络购物诈骗。驾车走一圈，放眼望去非常古怪，镇里百业凋敝，街道冷清，唯独洋楼林立，建筑业一枝独秀，砖瓦建材遍地堆积。这盖房子的钱，从何而来？答曰：骗来的。欺诈可以形成一个行业，而且居然养活一方人，成为地方上的支柱产业，可说是空前绝后。

　　一人逃税、一人诈骗，可说是法律和道德问题。众人逃税、众人诈骗，就不止是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止是执法不严问题，必需提高层次来考量，因为“法不责众”。

　　“责众”与法，在概念上有内涵冲突。法是什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法是众人生活生成的惯例，然后被政治权力所确认。也就是说，法首先来源于众人惯例，而不只是立法者的意志。法与惯例有了矛盾，自然首先不是检讨惯例，而是检讨法。一旦作为法的对立面的“陋规”通行，成为流行惯例，这个问题就大了，可能社会秩序出现了危机。上面这两个例子就运行在矛盾的名实程序之上，合法程序不实际，实际程序不合法，体制名存实亡。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整个地区全体逃税，公共财政从何而来？公共设施何以建设？社会福利如何保障？公共安全谁来负责？官员谁来养活？没钱养活的官员会不会被“逼上梁山”？譬如，部分警察拿不到财政，改“执法为民”为“执法为钱”，有油水案件多接，没油水的案件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他们不仅不保障公共安全，而且故意“放水养鱼”，纵容甚至豢养犯罪源头和流氓团伙以作生财之道。

　　类似在“某些”地域，交管部门是个利益集团，假使所有司机驾驶都循规蹈矩，道路上便太平无事，没人违章，没人求情，于是他们的油水就少。这谁干啊？于是渐渐地，这行业里产生一种默契，执法半紧半松，老到而恰到好处，目的是“油水”最大化。所谓松，就是纵容司机违规；所谓紧，就是揩油。一紧一松，如风箱一样来回捣鼓。车民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头回被揩油，心理惊慌，下回还得继续巴结交警，以保日后太平。于是恶性循环，价码越来越高。譬如，2004年，福建某市就查处了一批专门在年检时刁难车主的交警“害群之马”，他们没事找碴儿，脚压着油门说你排气超标，必须到定点厂维修；又如2002～2003年，大量山西司机被路检刁难，空车被判罚超载。无可奈何之下，司机们权衡利弊，结论还是局里有人更太平，舍财去灾吧。所以结交交警成了司机的业余必修课。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说：交易费用决定了人们对一种制度的选择。“害群之马”深谙此理，其用心就是要增加按章办事的费用，让你走正道无门，只好求助于关系网和人情。有了人情，他的油水才有保障。

　　可见，许多情形下，“坏”并非可以单纯归咎为道德危机，后面还反映了社会秩序危机。正式规则一旦失范，非正式规则才有可乘之机。

　　其四曰：中国人做事不认真。

　　做事不认真，也是许多中国人的一个通病，不认真的人和事司空见惯，大概这也和时兴不认真的某些现实有关。你若认真，别人说你“傻帽儿”。譬如，随意夸海口，承诺不兑现。许多人一开始就没打算兑现，说着玩儿的。福建东部方言词儿“满说”，甚为流行。“满说”就是随便说，瞎说不当真。不当真也要说，而且常说，反映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福建南部方言另一词与之相近，叫做“画虎卵”。“卵”属闽南方言，指雄性生殖器。这话的妙处，乃是当地无虎，谁也没见过老虎，更没见过其生殖器，所以，随便画几笔很容易蒙人。经常“满说”，经常“画虎卵”，等于经常蒙人。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契约和法律规范没有明显约束力。签订的合同，承诺的事情，甚至法院的判决，后面执行都很难，要千叮咛万嘱咐，催了又催，挤牙膏似的一回一点，还未必奏效。大家做事普遍不认真，一旦遇到做事认真的人，反倒十分惊讶，仿佛老古董：“哇，这年头，还有这样认真的人。出土文物啊？”“这年头”三字本身即具深意，如今成了中国人口头禅，后面必跟定价值消解的话语——混、糊弄、马虎眼、敷衍塞责、反理想主义、不诚信……“这年头，谁跟谁啊，是不是？”意思是何必那么认真呢。

　　中国本是君子之国，信守契约之国，古人斩金截铁的金玉誓言——“言而守信”、“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尚在耳边回荡，不肖子孙的诚信堕落至此。呜呼哀哉！

　　其五曰：虽同属儒教国家，礼教大幅落后日韩。

　　中、日、韩同系东亚儒教国家，中国还是东亚文化发源地，为什么今天中国比日韩落后一大截？这个问题曾经被问过多遍，思想上仿佛解决，又仿佛没解决。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是“吃人的礼教”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然而，说到所谓“吃人的礼教”，日本和韩国也不逊色。韩国拥其“箕子学说”和“李退溪学派”，甚至要与中国争执儒教发源地位。若中国不要儒教，他们当然要去；至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奉朱熹理学——朱子学为国学，自称“朱熹过化之境”，与朱熹家乡福建省如出一辙。这是说远事。再看今日平民生活，日韩两国的礼教遗风当今中国望尘莫及，中国年轻的“新人类”早已不敢自己妄称“礼仪之邦”。在公共场合，一群普通中国人与一群普通日本人或一群韩国人坐在一起，不消开口，行为举止立分出国籍，反映出从小传统熏陶不同。

　　难道，这儒教真就十恶不赦？一旦扔了儒教，便一好百好？

　　纵览儒教国家现代化，尽管礼教积习有阻力，却未必是导致落后的主要原因，甚至未必是唯一原因。宗教与社会进化的关系，甚为复杂。礼教未必能阻挡现代化，也未必与现代制度完全不相容，简单地判断难免流于武断。日本的企业还将家庭忠孝观念引入企业文化，推助了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无可否认，礼教可能是窒碍中国现代化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导致中国近代深重苦难的唯一原因，不能由此掩盖了其他原因。什么原因？江湖化！

　　寻找失落的线索

　　作者积十年心得，设置了以上的这五个问题。自然地，只能先自问自答。为了找答案，作者做了一项十年研究：

　　1993～1998年，作者利用工作接触社会各阶层群体之机，对于这些问题进行定向调查，从中归纳出几个关键概念：关系、人情、死党、面子、混。这五个关键词勾勒了一个特殊的话语空间，代表了“书本学不到”、“老实人吃亏”、“坏人发达”等规则的内涵。调查显示，这些概念与社会陋规有关，也与一些隐形习俗有关。

　　2000年，作者做了一个古代文献电子资料库，涵盖公开出版和互联网登载的大部分古代电子文库，主要包括《二十四史》以及历代重要文学作品。将这以上关键词放进文献库检索，结果发现：第一，这些关键词的起源时间相对集中，基本处于明中叶后至清代（相对于五千年文明史）；第二，这些关键词的话语主体是移民和游民，俗称“闯荡江湖的”。

　　明中叶以后的游民迁徙与上述隐形体制有何关联？

　　明代是中国文化古典性的终结，是近代性的开始。社会变迁千头万绪，究竟哪些历史变化与上述隐形制度有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

　　原来“江湖”是祸首

　　明中叶以后，针对中国农业生产关系承载力而言，人口规模在总量上接近饱和，而在局部地区基本达到饱和，人满为患以晋、徽、闽三地为最。在这些人口饱和地区，过剩人口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神州大地迁徙人流泛滥，产生一个稳定的移民无产阶级——游民。游民晃来晃去不消逝，是五千年来未有的大事。我们熟悉的古代经典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定居农耕模式。定耕和定居，既是儒教既定国策，也是实施儒教统治的必然要求。简言之，儒教是基于定居组织的文化，定居是这文化的前提。一旦游民四起，政府在家族制度内无法解决人口流动问题。移民群体在古典农耕制度中不能被整合，因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除了商人以外，大部分游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难以为继，行为不可避免流氓成性。游民，即所谓流氓无产者。此光景在明下半叶愈演愈烈，终未见好转，明末战乱演成一个小高潮，生成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

　　清初，康雍乾三世历经百年，史称盛世，民生康宁，人口繁衍，骤增三倍。忽然间“康乾盛世”急转直下，世道直接毁于人口膨胀。盛极而衰以后，嘉道咸三朝人地矛盾更加严峻，灾难在加深，人口仍在增长，全国人口饱和的临界点终于全面来临，神州各处人满为患，食不果腹的饥民纷纷离开家乡四处逃难。一个经典时代终于崩溃了。

　　清代游民在远离家乡的逃难生涯中，二百年饿殍死鬼不计其数，不幸成为儒教訇然倒塌殉葬人。清光绪二年“丁丑奇旱”，粮食连续三年歉收，仅山西一省饿死数百万人，演成人肉相食的惨烈悲剧。

　　大难后有少数幸存者艰难存活，形成一个漂泊群体——江湖的星星之火，日后得逞燎原。这些人组织了一个社会“江湖”。这个怪物，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后中国社会的面貌，悄然建立自己的领地：一个秘密社会，一个关系网络。上世纪初，江湖势力进入政坛，黑白两道渐行融会，秘密会党和关系网两种江湖从流民“道上”扩散至主流社会——商界、官场和文化圈，从而产生无以数计奸商、军阀、政棍、文痞和混混，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江湖化，即合法体制被江湖渗透了，成了江湖地盘。

　　前后历时五百年的“江湖化”，正是解读上述五个困惑的钥匙。江湖观点是思考的钥匙。离开江湖，仅以“儒教吃人论”便无从考量真实的近代中国。

　　近五百年来中国“江湖化”，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逐渐腐败的重要原因，是形成“老实人吃亏”、“坏人发达”等制度悖论的原因，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礼教落后日、韩的主要原因。若将这个新观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合并，那就是：礼教崩溃和社会江湖化，是近代中国衰落的二重旋律。单旋律、单思路解释近代中国的路径，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简单地认为礼教制度面对西方文明入侵的劣势，是近代中国灾难的全部原因（正如眼下教科书所述），就忽略了古代制度内部的一个深层问题。实际上，早在明朝，表现为人地矛盾的儒教制度的生产关系承载力已经突破人口极限，古典性开始终结，现代性诉求已经发端。江湖化，只不过是寻求现代性的一个歧路，走错了方向。

　　那么，什么是“江湖化”，什么是江湖中国？

　　本书所说“江湖化”不限于狭义江湖——帮会或秘密社会，更涵盖认同和实践江湖规则的一般百姓，即被江湖同化的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可被观察但不可回避的事实。若回避，便是讳疾忌医。

　　整个社会被江湖颠覆，意味着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颠覆，这是人类社会史的奇迹，是儒教文明后期特有的大事。江湖化之所以是奇迹，因为它在数学上创造了一个悖论：

　　体制内=体制外；

　　或者：正的=反的。

　　理解这个悖论是一种思想挑战，也是一个民族勇敢面对命运、自我反省的挑战。 　　

中国的江湖化

　　明以前中国社会

　　江湖并非无源之水，它产生于古典儒教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和技术性障碍之中。

　　五千年来，古代中国一直是定耕农业国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礼周礼、周公制宗法、秦汉立郡县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财税制……均围绕着定耕农业而制订，一切皆以有利农耕为最高原则。

　　古典中国文化是定耕农业文化，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农业是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培育并形成价值信念、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农业技术、宗教信仰、习俗约定、政治组织设置和行为伦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会服务于建设一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农民大批离开村庄居所开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个人漂泊，必导致家族作为社会细胞的解体，古典文化制度就彻底失效。　　

　　说流动人口，必先说商人。商人天职是交换各业劳动剩余产品，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料，职业特征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数量不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小，不足以补充国库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处游走，增加不稳定因素，很难被整合进定居结构。

　　史料显示，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年，尤其隋唐后一千年，社会面貌和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明显改变。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生育子嗣，是古典社会的价值核心

　　在现象凝固的背后，不能忽略一种视而不见却富有活力的变动因素。几千年来，它仿佛一股火山熔岩，从来没有平息，在慢慢地积聚压力，寻觅豁口。这股汹涌的熔岩，就是子嗣繁殖，是我们民族无限生育的

　　梦想！

　　灿烂的儒教文明最终衰落，其原因之一是无限激励人口繁殖，农业生产上却无法供给相当的粮食，于是过剩人口犹如漫过大堤的洪水，冲垮了儒教自身的统治。儒教乃是自掘坟茔。这个过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驱。

　　从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历代中国天灾人祸乃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史记载天灾年年不乏。每逢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必有大批平民死于屠戮或饥饿。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数量总是迅速复原，甚至比灾难前更多。

　　中国人口的增长活力向来以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励。在儒教制度内部，又有两重因素激励生育：第一是生育价值观，第二是家族组织细胞。生育价值观，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绵延”、“人丁兴旺”、“子孙绕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修家谱、辨血脉、兴太庙、举宗祠……举凡皆奉为人生大事。家族组织细胞便是社会组织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为根基，譬如土地权属制度、宗法制度、社区里甲制、税赋、征兵、田间生产、民间械斗，都以家庭或家族为细胞单元，这意味着家族不止是血缘组织，也是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缘还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势力大，容易取得生存优势。而家族组织的增长，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长。

　　反向调节人口的因素

　　从反面来看，古代社会也有人口制约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非常少。实际主要消极因素有三：（1）医疗条件限制，婴儿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税赋负担沉重，尤其以人头为征税对象，多一人多一税，人口生产成本增加，时常导致溺女婴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历代制约人口数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说是三个主要的负调节。

　　税赋抑制人口的机制，来自古代独特的税赋形式。古代中国政府以人口为征税对象，称为“丁”，开征丁税。“丁”实际上不指人头，而是符合一定性别年龄条件的纳税单位。有此一税，多一人即多一负担，税赋成为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呈线性递增之势，制约人口增长。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在旧中国，婴儿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对夫妇一生通常生育十几胎，最后存活往往只有几胎。朝廷既鼓励人口滋生，又以人头税限制滋生，客观上属于一种动力平衡。

　　人头税制一旦确立，客观上成为人口控制的一个负面参数，对人口控制平衡未尝不是好事。人头税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有多大？历史有一明证。清朝初年，朝廷为安抚异族国民实施一系列减税政策，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税”的养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头税，并将其并入土地税。始料未及，人头税一减，百年间全国人口数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亿增至三亿，这也从反面说明人头税的效用。

　　此外，土地面积的限制对中国来说也是对人口的限制。恒定的国土面积肯定是这个民族生育梦想的最后边际。但面对这一严酷事实，古人一时看不清真相，以为天圆地方，地大物博，遂产生扩张永无止境的

　　幻觉。

　　三千年来人口大趋势

　　以上因素综合下来，明以前各项正反因素相抵，中国人口仅以缓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变动不过在千万之间，来回波动。明以前地广人稀，耕地资源尚可谓绰绰有余，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时，人民生活空间宽松，不比今天这般拥挤无奈。

　　此时，各省人均拥有耕地资源虽厚薄不匀，但最少都在人均四亩之上，多则达到几十亩。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维持一家数口温饱，应付捐税徭役大抵无虞。各省相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状况相对最紧迫，境内多为丘陵、坡地和盐滩，易于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闽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仅占土地面积一成。即便如此，根据明初洪武年间人口普查资料，福建人均拥有耕地仍在四亩左右，尚能维持自给自足，略感紧张。轻度紧张的结果，就是零星人群闯台湾，下南洋，走东洋，讨生活。

　　综观秦汉至明清人口趋势，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价值观激励下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在税赋、医疗以及战乱、灾荒制约下暂时减少。总的来说，人口净值呈螺旋式上升，进三步退两步，人口压力时松时紧，一切尚处于朝廷制度掌控之内，还不至于动摇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对的，增长是绝对的。不管人口总量如何波动，大势总在增长，长此以往，总有一日它会与有限的耕地资源发生不可协调的严重冲突，人满为患。

　　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在古代社会制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价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驱动下，中国人口始终增长，古代政府不能控制人口数量，无法实施计划生育。

　　第二，古代中国儒教文化导致农业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总体水平停滞不前，在传统制度框架内不可能依靠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譬如，“杂交育种”、化肥和机械耕作），来消化人口压力。

　　第三，全国耕地资源是恒定数，它是有限的。适于农业耕作（即农耕文明）的区域如下：东南以太平洋黄海、东海和南海为界，西北以15英吋降水线为界（基本上与长城沿线吻合），二者之间的区域便是适宜耕作区。向北越过长城即进入游牧文化区，草原气候无法从事耕作。

　　1500～1800年人地矛盾总爆发

　　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1500年前后。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剩余人口开始外流，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这一趋势，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蒸发了。随着人口继续增多，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形势愈益紧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清算终于来临。此时，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①。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②。至此，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结局唯有崩溃。崩溃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国共内战结束。

　　中国人习惯说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的强势使西风东渐，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西方列强的侵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那只是外因。假如没有西方文明到来，儒教政治也会自行坍塌，因为人地危机始终摆在那里，且愈演愈烈。体制外的“太平天国”和泛滥的帮会、教门都是缝隙，西方人的到来不过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是缝，一个是苍蝇；中国社会内部不出现人地危机和制度缝隙，西方苍蝇便无机可乘。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颠英帝国，早已环伺几个世纪，就等鸡蛋出现裂缝。这裂缝，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机。

　　按照人口增长趋势，19世纪后中国大地业已人满为患，儒教制度根本无法管理，天限已经来临。清代学者汪士铎于1855年在《乙丙日记》中痛苦地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汪士铎道出了“裂缝”：到处都是庄稼，还不足以人民果腹，饿殍遍野。

　　正此时，觊觎已久的西方豪强破门闯入，疯狂掠夺，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过程的惨烈性，就像一群饿狮子扑向一头老羚羊，加重了中国人的死亡和苦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数十亿两黄金白银的赔款掏空了中国社会的财富，极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口过剩的历史细节，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记载。

　　人满为患态势逼近，耕地紧缺，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寻求生机。结果，定居生活支撑的社会模式——宗族、宗法、纲常、礼俗开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渐被抛弃。

　　其实，并非到1800年，中国人才开始游离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开始闯荡天下，经商、劳务、做海盗、下南洋……往前说，并非1500年后中国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来，中国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长途贩运，他们是中国移民的先驱。商人之外，更多游侠、旅行家、方士、郎中、戏班……往来迁徙，历朝络绎不绝。兵荒马乱时，还有绿林、响马、胡子、匪盗、秘密结社……所有这些人群，都为后来的中国的移民社会模式——也就是“江湖”，做过“贡献”。这个自发的移民模式，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江湖社会。但是，在1500年前，流动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极低，如果不计战乱时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这些人在人口规模里比重极小，还不能动摇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时被统治者打压。

　　1500年后，耕地接近饱和，局部人口过剩导致游民比例开始攀升，至1800年全国人口接近饱和，游民如洪水般散开，逃荒求生，全国蔓延，数量经常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严重动摇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1800年以后的整个19世纪，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产。从此，中国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须考虑用新模式解决迫切的人口增长问题，重组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至此时，中国古典性已经终结。然而，现代性尚未产生。

　　江湖应运而生

　　但是，基于民众移民、自由迁徙而立国，这样一种现代政治概念对于五千年定居文明来说是个难题。中国不是海洋性国家，没有大规模商业贸易传统，人口缺乏流动性，历来移民人口稀少。面对人口四处流散的慌乱局势，当传统儒教定耕制度不再管理国家之时，整个社会的权力系统就被迫交给那些原本被士大夫们鄙视的“不正经人”——游民、商人、掮客、军阀、帮会、盗匪……自然地，规则的话语权也被迫交由他们管理。这一移交，就导致几千年经典制度的颠覆。于是，1800年后，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蜕变的新惯例体系，一个不依赖合法制度的隐形制度——江湖时代降临了。

　　江湖是一种什么社会？它不是农业宗族社会，当然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这种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会，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产物，是古代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后导致制度颠覆的产物。

　　古典中国的三大特征是：

　　（1）繁衍宗族（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观；

　　（2）宗族组织形态；

　　（3）礼教制度。

　　相比较而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三大特征是：

　　（1）个人主义价值；

　　（2）团体组织方式；

　　（3）契约法律制度。

　　江湖社会与这二者皆不相同，它的社会结构三大元素是：

　　（1）“混世”和“痞子”价值观；

　　（2）团伙或者关系网组织；

　　（3）江湖规矩组成的制度规范。

　　\&主导价值体系\&主要组织结构\&核心互动规范\&制度生成方向\&

　　古典中国\&宗族繁育\&宗族\&礼制\&自上而下\&

　　现代国家\&个人主义\&团体\&契约和法律\&自下而上\&

　　江湖社会\&“混世”\& 帮会团伙

　　私人关系网\&投拜、应酬、人情及面子\&自下而上 　　

以“江湖”解读中国

　　江湖是解读前述五个疑难问题的指针。不谈江湖，中国社会就不好理解。通过它，即便不能打开所有疑惑，也能切开一道口子。

　　何以“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

　　显然，这种矛盾并非全部来自儒教，要看哪些东西书里不敢写，不能写。孔门之学，私塾里可读，生活里也可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长幼有序”、“尊老敬贤”等均系旧时代宪章纲领，言之行之，并行不悖。尽孝有《孝经》，做人有《中庸》，行事有《礼记》，治国有《孟子》，修身有《大学》，儒家重视“言必信，行必果”，知行合一。所以，那些社会上所谓“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那些光做不说的东西肯定不在儒家。

　　在哪儿呢？譬如，年轻人踏入社会第一课，书本不让说又必须明白的，究竟是什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打好社会基础，核心是搞定上司、领导、大哥的关系。这样说还不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再直白点说，就是投到一个实力人物门下，听话、巴结、献殷勤、鞍前马后跑，换得宠信、提携，以便日后出人头地。正规的书本，哪敢这样教人。既然正规书本不敢说，那就变成“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了。学不到什么？江湖之秘技也。

　　这说的还只是入门。

　　随着乳臭小儿在社会上立足，羽翼渐行丰满就要放单飞。这时不仅需要上下拉关系，还需要横向搭关系，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关系网。要做人，要在社会立足，就非得学，不学混不开。打下基础后，就要灵活运营私人网络，搞好战略经营，从中渔利，力争混个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就叫“长袖善舞”。混到这般功夫，可以出师了，按江湖黑话说，可以自立“香堂”了。

　　这一套哪里来？追踪溯源，巴结领导（上司、老板）的伎俩来自官场收门生和江湖拜码头的原型。二者没有本质差异，都是江湖，一个黑道江湖，一个白道江湖，门道相通。

　　除了入门课，实用而讲不出口的“学问”还多得很。这里不说旧的，只说新的：

　　怎样假装“正常”的人情往来，行贿赂之实；

　　怎样装作讲义气，拉人下水；

　　女人怎样傍大款，对外假称“干爹”；

　　怎样弄虚作假而出名，怎样沽名钓誉而行坑蒙拐骗；

　　怎样招摇撞骗跻身上流社会；

　　怎样滥施人情，支配别人；

　　……

　　被称之“学问”的东西，反映了历经五百年江湖化的民间行为规范，其普及程度高于法律，演变成一种惯例。我们要承认，这是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坏人设计的结果。在特别严重的地方，普通人不学这些技巧，便生存困难。面对这个事实，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不能说没有盲点。但这不代表老练的社会学家们不懂这些，不说而已，大家心照不宣。

　　何以“老实人吃亏”和“坏人飞黄腾达”？

　　金庸笔下《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是“坏人飞黄腾达”的样板。用江湖权力话语和社会江湖化来解读，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近代中国，江湖染指社会权力，或多或少，时明时暗。江湖规矩变成社会的实际惯例，导致民间社会广泛江湖化，黑白两道合二为一。社会上有人吹嘘自己本事大，就说自己“黑白两道吃得开”，这里的“黑白两道”绝对是褒义而非贬义。可见，民间社会是黑白两道混合物，即江湖和官方正统的混合物。单靠黑道，或者单靠白道，都不如黑白两道混得好。白道有合法性，但无权威；黑道有权威，但无名义上合法性。所以，做人要混得好，一定要两面逢迎。做老实人，做良民，也就是白道人，黑道欺负你；做坏人，黑道肯定帮衬你。所以，做“坏人”有时反倒飞黄腾达。这就是简化的答案。

　　清代以前的江湖多属半宗教性的秘密结社，经过晚清至民国百年间酝酿，江湖帮会全面渗进中国社会各阶层——官场、军队、司法、商界等权力领域，以及传媒、演艺、学校、医院等文教领域，在某些地方甚至获得最高统治权。同时，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被传播至广大公众社会。一时风气转向，公众起而效尤，社会生活被深深打上江湖烙印，白道人也被染上黑色变成“灰”道。譬如，当年上海滩，流氓、阿飞、地痞、混混、白相人、瘪三、拉三等，游荡街巷里弄，恃强凌弱，男盗女娼，欺行霸市。地下体制实际统领上海民间，很大程度上华界和租界都要求助于江湖。于是，大上海数江湖拥有最高权力，这就是“上海滩”的含义。“上海滩”代表一个双重语境，既是洋人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华人混世的乐园。

　　有一段历史事实可作注脚。民国的领袖大多都属于洪门天地会或青红帮。蒋介石投帖拜青帮大亨黄金荣，并被保举给孙中山。中山仙逝老蒋掌权，他重用的部将与帮会渊源颇深，许多军机要务借重帮会媒介完成。身为党政最高领导人，他在很大程度上靠结拜结义和裙带嫡系等江湖手段治国，除了培植嫡系军队和特务机关，还与军阀冯玉祥、张学良结拜兄弟组建政治同盟，维持政权稳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主共和国元首依靠江湖拜把兄弟和泛家族主义嫡系军队来维持（也许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可算半个），唯有中华民国建立在帮会势力和私人关系网基础之上，它的法律是一纸空文。它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当然也不是儒教国家。干脆说就是江湖国家。江湖治国当然不是蒋介石的个人嗜好，而是国家现实和社会格局的博弈结果，是一种严格优化的策略集合。反之，理想主义治国方案则是一种劣策略。因为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治。一个江湖化的文化，只能产生一个江湖国家。

　　而今，五个世纪的游民积习早已渗进民间社会，渗进中国人的心灵，在组织习惯和价值观上打下深刻烙印，它根本不与国家法律秩序正面交锋，而是悄悄地、“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作用，形成一种隐形的惯例制度，并且在黑夜里、桌底下、幕布后悄然发挥作用，以五百年的旷世老练僭越法律和政策的防线，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行我素。基于此，一个人要在这种环境中安身立命，不仅要学习法制，更必须适应江湖，迁就它的规矩——人身依附、结党营私、人情买卖、弄虚作假等等。这就是“老实人吃亏，坏人飞黄腾达”的缘由。老实人学不会这一套江湖伎俩，不明就里，所以只好吃亏。许多人一辈子不明就里，一辈子吃亏。

　　做事不认真，何以成国民性？

　　这涉及到江湖化社会环境的基本价值，也叫主流人生观。简单说就是一个“混”字。

　　说“混”字，中国人无人不晓，“混”就是江湖化社会的中心价值。中国人见面问候，不说“你好”，而说“最近混得怎样”。通常答道：“瞎混呗”。

　　有江湖必有混，有混必有江湖。江湖中人，或者经过江湖化——被江湖驯化的老百姓，出门在外就是讨生活，混口饭吃，不仅白道上讨生活，也要黑白两道讨生活。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口饭吃。过程不重要，结果重要；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这叫谋生不择手段。如果非要认真做事才有饭吃，那就认真；如果认真了也没有饭吃，那就不认真。江湖是一个非生产型的惯例制度，是一个依附正式制度的寄生体制，概无公平正义可言；江湖没有劳动生产一说，发财靠吃地头，巧取豪夺，坑蒙拐骗，除了害人认真，巴结老大认真，投机钻营认真，其他事情不值得认真。认真与江湖核心价值——混，相抵触。

　　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拼命干活累得半死没用，我去巴结领导，到头来我捞的肯定比你多，气死你；你做正经生意没用，我做假货比你来钱快，你干瞪眼；贪官污吏则比假货来钱更快，他勒索你，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后，捞不到钱走投无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结伙抢银行，变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那比谁来钱都更快，只不过惶惶不可终日，日子不好过。整个社会，就形成这样一个枭雄、喽罗和混混的食物链，一个江湖强权寄生的生态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

　　既然那么多人混得人模狗样，反而认真干活没有回报，谁还会认真做事呢？所以，许多人干脆不认真做事。这是做事不认真的主要原因，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穿行于民间，天天看到数不清的街头人群，叼着香烟，跷着二郎腿，终日醉醺醺，目光猥琐，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从中就能找到答案，他们是江湖混子。混子一多，认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国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样，甚至还被人羡慕。

　　同沐儒教，何以落后日、韩？

　　如果不参考“江湖”因素，仅归咎儒教的罪过，很难揭示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的艰难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难合理解释为什么曾经走过那么多弯路。

　　早在五百年前，实际上日本人口危机比中国到来更早，也曾萌生过类似江湖的游民萌芽形态——日本浪人，即破产的武士阶层。史料表明，明代滋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约三成属于真正“倭人”——日本破产地主和浪人组成的游民，他们裹挟中国游民、破产农民组成海盗团伙，规模通常达数万人。与中国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蜕变为军国主义侵略性国家，与其制度造成的人口过剩，过剩人口寻求生存出路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边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华儒教影响，尤其受儒学相对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学熏陶，存在类似的家族主义结构和人口激励机制，一旦人口过剩只得寻求海外殖民扩张，寻求新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直至往文化母国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后来，日本最终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没有变成一个制度断层的、混乱无序的江湖国家，关键在18～19世纪日本所处的社会格局，以及后来日本通过商业和资本主义化走过的道路。日本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封建幕府时代，就摆脱了中央集权政治羁绊。有学者认为，恰恰是中央集权与封建分权背景这个分水岭，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不同的命运。

　　自秦始皇后，中国不再出现过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据与权力制衡产生的真空，在近代历史土壤上，容易滋生类似西欧的商业交换因素和资本主义中间机制，从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与资本主义商业。日本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利用商业方式管理政府财政，增强了国力，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资本主义帽子，而是日本社会发展现状已然具备与欧洲相近的历史条件，当权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水到渠成。此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国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和宪法法治，以出口制造业和外贸经济立国，以军国主义做后盾保障经济，以法制管理国内移民问题，以人口与资源优化配置带来生产力进步，无形中消化曾经过剩的人口，从而避免了中国式江湖化的社会瓦解。

　　韩国也自称礼教发源国，儒教之教化不亚于中国，不能说所谓“吃人礼教”对韩国现代化毫无影响。但韩国现代化时间的起点比中国迟，现代化却走在中国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传统，这让礼仪之邦——中国人汗颜。在一些国际大都市的公共场合，一群韩国人和一群中国人相遇，言谈举止立刻见出国籍。中国人的坐站姿、礼貌敬语、行为自控、精神力都不及韩国人更像儒门之后。这个事实很值得中国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盘清算不可？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否在“救亡图存”压力下显得过敏和极端？古老儒教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很复杂，未必全属消极，也未必全属积极，也有与制度转型无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礼教”并非造成中国落后于日韩的主因，反观中日韩三国，唯中国的江湖文化氤氲大盛于日韩，已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从世界文化看中国文学和电影，除了江湖武侠还有什么新意？

　　江湖与近代中国苦难休戚相关。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源，到底应该归咎于儒教还是江湖？韩国现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说明，儒教即便有负面作用，也并非全盘抗拒现代化。儒教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考量。

　　但是，没有一种因素否定江湖与近代中国灾难无关。事实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其头脑僵化地继续反“封建”，不如态度端正地重新审视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说，江湖是蜕变的儒教，怎么能说与儒教无关？

　　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儿子。然而，案犯是儿子，与老子既有关又无关。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

　　溢出家族的游民，泼出去的水

　　江湖，就是一些特殊的人，连同他们附着的一种社会模式。这些人脱离儒教定耕定居制度，离开家乡在外漂流，聚众谋生。

　　从历史上说，江湖先驱崛起于明清时代。那时候，中华帝国的核心制度——儒教因内部产生的人地危机，制度模式渐渐失效，宗族村庄人满为患，人们为谋生而被迫背井离乡，脱离儒教秩序的社会控制，进入一个体制外的自由空间，过着失控的移民生活。这是一段相对漫长的渐变过程，1500年前后是一个明显拐点，标志是近代教门摹本——罗教的诞生。此时，西方法律制度尚未传入，针对移民潮流的现代制度一片空白。旧者垂垂老矣，新者付之阙如。假如中西之间自古频繁交流，结局谅为不同，完全有可能避免制度文化的断层。欧洲现代文明鼓励人口迁徙流动，善于利用迁徙的劳力配置优势，消化大量移民，面对移民迁徙不以为悲，反而当作一种经济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寻求所谓“帕累托优化”和“帕累托改进”，这是工商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基本差异。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江湖和现代文化都是移民文化，用来管理移民生活的文化制度。江湖是后农业时代的移民文化，现代文明是工商时代的移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具有可比性。但是在明清时代的1500～1800年，中国人对欧洲近代制度闻所未闻，或自命清高，或瞧不上夷道，自认“天朝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所以，一旦中国大规模的移民局面来临，制度管理上猝不及防，故而主流制度退去，自发博弈而生的惯例取而代之，江湖规矩应时崛起，这既是一种小发明，也是一种被动的权宜之计。

　　仔细辨析，江湖并非一种人，而是相似的一个类群。除了脱离家族定居制度以外，其他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江湖一词享有多义性，从狭义到广义拥有三重含义：

　　第一，秘密社会。

　　最狭义的江湖，是早期的道佛异教秘密结社，可追溯至东汉末年“五斗米教”、“太平道”和南朝“大乘教”直至元代“白莲教”，但大规模的秘密社会群体的崛起，主要发生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这300年间，其代表如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弘阳教、圆顿教、天地会、哥老会……也是今日武侠小说的主要选材对象，与今日江湖精神渊源较深。

　　第二，黑社会。

　　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战争诸战乱后，游民人数激增，超过天下半数，饥饿流民涌入秘密帮会，使帮会失去严格的组织控制，膨胀之下蜕变成打家劫舍的黑帮，其代表如江浙青帮和川中哥老会。今人一说起帮会，几乎意同黑社会，其实二者略有不同，产生这一观念与此一时期恶名有关，也仅限于此一语境。这是狭义江湖之外的第二层意思，即黑社会。

　　第三，私人关系网操纵的小型民间社会。

　　民国以后，传统制度訇然倒塌，现代政治施展不开，权力文化陷入一片真空，江湖帮会和私人关系组织乘虚而入，掌握本土社会的主导控制权。军阀主导政府，黑道垄断经济，江湖老大成为民众偶像，群起效尤，民众习俗日益江湖化，导致整个中国社会运作逐渐奉行江湖规范，国家逐渐江湖化，黑白道和关系社会成为主流模式。由此，江湖又增添第三重广义，即由帮会（早已公开化的秘密社会）和关系社会，及其人情习俗和江湖规矩控制的大众社会。更准确说法，是社会生活被江湖控制的某些侧面，不是公众的全部，不是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

　　以下五种传统社会群体可称江湖：

　　（1）黑社会；

　　（2）官场、生意场、军阀圈；

　　（3）商业流动人口；

　　（4）关系圈；

　　（5）以关系圈为核心的公众社会。譬如，“闯荡江湖”、“重出江湖”、“再战江湖”。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江湖

　　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曾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江湖因素，诸如侠客、黑帮、邪教之类，某些群体也热衷黑手党“教父”，不能说江湖唯中国独有。应该说，秘密社会和私人关系属人类共性，只不过这些共性在不同时空和文化得到不同的培育和弘扬。纵览全球，仅中国江湖曾于民国在最高权力上颠覆过整个社会，而且至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普通公众，干预商业文化和政治运作。唯有在中国，或海外华人社会，方可出现全社会江湖化，江湖惯例压倒正式制度影响社会。这是中国江湖的显著特征，因此中国江湖可称人类江湖世界的巨无霸。

　　江湖创造了一些特殊组织结构和制度。择要言之，在组织上，江湖创造了一种网络结构——私人关系网，即关系社会。它既不同于现代团体，也不同于传统宗族组织。现代团体，或称法人团体基于社会角色设计（职务），在此基础上施以正式规则管理。家族或泛家族组织（如结拜兄弟团伙）基于“辈分”、“名分”，施以礼教规则管理，二者只与角色或名分相关，而与真实的个人无关。恰恰相反，江湖私人关系网，完全基于人际关系好坏，甚至取决于某一时空内的私交好坏，而与角色名分系统无关。

　　此外，江湖还创造了帮会组织模式，既在结构上与现代团体相似，又在等级和称谓系统上与家族宗族组织接近，帮内称“师父、师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是团体与家族两种结构模式的混合物。

　　江湖还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五花八门的习俗惯例，也就是非正式规则，即江湖规矩。规矩随不同帮会而不同，甚至随不同香堂（支部）而不同，五花八门，因地制宜，有些取自儒教宗法制度，有些取自道佛经典，有些取自传统主流社会小传统，譬如人情和面子。

　　近几百年来，不管中国社会上层机构如何变动，封建朝代如何更迭，江湖始终是凝聚民间社会——即所谓“下九流”的重要因素。通过阶层流动——下层人物跻身上层社会，慢慢对上层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官场和商海的“应酬”延绵不绝，茫茫一片一望无际，实质上就是江湖运作。灯红酒绿、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脚，非关中国人好吃懒做，而出于江湖运作的实际需要。江湖需要应酬，就像团体需要开会，科层制需要公文旅行。虽然江湖惯例是近代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技术机制，但不能否认它也是晚清以来儒教崩溃之后，维系这个国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因子。五百年来，曾经安居乐业的定耕家族体系土崩瓦解，在新的局面下，移民需要一定之规来管理，江湖临时担当了影子制度的角色。

　　这里说的江湖，不限于大陆，还包括海外华人社会。散居各国的华人习性大体接近，而与居住国的国民相去甚远。共同的语言和后儒家文化遗迹是主要原因，其行为首要特征是江湖化，讲裙带关系，讲人情，重亲族，爱面子等等。

　　以下四条足以标识华人与外国人之不同：

　　（1）讲关系：关系就是由亲属、熟人结成的社会资源和信用纽带，“多个熟人多一条路”，熟人之间相互帮忙，共谋生存；

　　（2）讲人情：人情是华人运作人际关系的不成文法律，它是兼有感情和利益成分的虚拟性媒介物，功能类似货币；

　　（3）讲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一种价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和运作人际关系的工具。

　　（4）讲“混”：混这个字，不容易译成外文，是中国江湖文化语境的独有概念；在中国，其含义不言自明，大约可分为以下几层：①捞钱；②日子过得滋润；③有面子；④有地位；⑤人际关系好；⑥飞黄腾达。“混”是一种江湖的核心价值，一种人生观体系，是江湖世界的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它起源于作为江湖先驱的流浪人、漂泊者、游民和流氓。

　　以上四条，正好构成今日江湖主型——即关系社会的结构功能体系。 　　

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江湖性格成为一面面镜子，印证江湖文化沉淀之深厚，“武侠癖”是其中之一。中国人崇拜武侠闻名于世，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武侠背景的功夫电影更打入了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没有武侠崇拜。

　　有一种浅显的解释，说武侠是中国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侠只是枭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孙武、吴起、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文天祥、林则徐，他们是拿俸禄的。这很关键，拿俸禄说明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维护正式规则，这是非江湖与江湖的界限，是第一个要点。枭雄是谁？是宋江、晁盖、韦小宝、岳不群、黄金荣、杜月笙、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没人发饷，没朝廷出粮，靠自己去打砸抢，去巧取豪夺。这也很重要，是第二个要点，是靠抢，靠制造社会不公，而不是靠劳动。实际上，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前者是英雄故事，后者是豪侠故事，自古各有流派，各有受众。英雄不打家劫舍，豪侠离不了打家劫舍。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辞，仿佛混淆英雄枭雄的界限，其实不然，它只说明枭雄和英雄是可转换的，并无绝对界限。枭雄放弃打家劫舍，皈依合法正统，或者创建正式规则，便是王侯，可自称英雄。得了正统，即可收租派税，谁还打家劫舍？譬如刘邦、朱元璋等。

　　还有一种解释，说国人崇拜武侠是对暴力的崇尚，是顶礼膜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虽沾点边，却不靠谱。论暴力革命，秦始皇、成吉思汗、李世民都是领袖，但这三人与武侠毫无关涉，从未有好事者将之划入武侠。他们是英雄而不是枭雄，是创立政治制度的政治家，而不是体制外的江湖豪侠。

　　武侠的文化母体是江湖。武侠首先是“侠”，其次是“武”，合而为一为拥有武功的侠客。侠，即是游离体制外的实力人物。武侠是江湖英雄，是江湖文化语境崇拜的偶像，其崇拜者遍及大众。这大众，狭义上是道上喽啰；广义上是被江湖化的普罗大众，是有江湖气的百姓。

　　儒教正统的偶像是忠义英雄，而江湖的偶像是武侠。前面说过，假若只看秦汉以降，江湖便是蜕化的儒教，尤其明以后江湖形态完全是退化儒教形态。“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渐渐蜕变，慢慢只落得“武”、“义”二字。拳脚功夫加上义气，是立足江湖的两样法宝。一般说江湖分三教九流，下下等是那些食不果腹、风餐露宿的流浪人、漂泊者，上上等是混得有模有样，悠游自在、功夫精湛、义气盖天的武侠，专以仗义行侠名义打家劫舍。武侠崇拜是泛江湖子民对江湖豪侠的崇拜，是下下等对上上等的羡慕，这是武侠崇拜的由来。

　　？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一个白日梦的机会，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同属一个精神符号体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侠，武侠故事就越流行。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清朝比明朝流行，民国比清朝流行，文革后比文革前流行，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只要正式规则松懈，非正式规则就泛滥；只要非正式规则泛滥，武侠故事就繁荣昌盛。

　　当然，武侠写家并非都属泛滥货色，也有高明先生，境界直逼思想大师。此非戏言，许多中文教授不屑于武侠小说，作者不苟同。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童话，往褒义说确系如此，背后蕴含精深的道理。譬如，对揭露中国近代史上江湖颠覆儒教制度这一黑幕，极大凸显两千年未有过的制度危机，当数金庸的《鹿鼎记》一针见血。金庸小说《鹿鼎记》所含思想之敏锐，直逼鲁迅《狂人日记》。作者时常讶异，反思近代国难的文字可谓浩若烟海，居然是金庸小说率先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江湖性颠覆的事实：即明清以后“古典性”的终结，“江湖性”的发端，现代性的薄弱，使中国演变为一个江湖国家。《鹿鼎记》的过人之处是以主人公韦小宝这样一个飞黄腾达流氓的命运描写，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轨道的非理性，以及江湖化的真相。江湖颠覆正统体制，使整个社会变得荒诞。韦小宝，乃是扬州一个江湖混混，一个妓女私生子，俗称“婊子养的”。正经学问不学，仁义道德不顾；只学讲义气，擅钻营，心狠手辣，入皇宫假扮太监并逐步得到康熙的宠信，后入天地会，当上了青木堂香主，从此黑白两道均平步青云。韦小宝的故事结局圆满，晚年过得很是滋润，携七位大小老婆躲往云南，偏安一隅享清福了。

　　韦小宝这一人物设置，在文学技巧上是对近代中华文明的暗喻和反讽，讲义气、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飞黄腾达、美女如云等等，尽是江湖道上之准则。它反映了一种高度江湖化的社会伦理和价值结构，只不过普通中国人浑然不觉，“润物细无声”地嵌入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韦小宝的故事揭示了近代秩序江湖化这一事实，江湖秩序颠覆了儒教体系，导致了一系列伦理价值观念的颠倒，产生了“老实人吃亏”、“坏人占便宜”的制度悖论。

　　《鹿鼎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反讽“坏人如何飞黄腾达”。金庸精细地设计了一个人物，处处与儒家准则对着干——“婊子养的”杂种，“有奶便是娘”的混混，一反“温良恭俭让”的心狠手辣。中国历史小说和戏剧大多借古寓今，这是受大众喜爱的套路，至今尚有诠释的生命力。譬如单位里有人嫖妓被“扫黄”归案，办公室沸扬之间，有同事不但不指责其下流无耻，反倒笑他笨蛋、不长心眼儿，以显示自己更无耻、更聪明，更韦小宝。某日，一位官员被“双规”，谴责之声不闻，嘲笑之声不绝于耳：太笨了，还敢做局长？

　　一部《鹿鼎记》，概括了明清代以来价值观的江湖本性：笑贫不笑娼，笑笨不笑腐；老实不如奸诈，劳动不如混世。 　　

“党”“网”之分

　　仔细看江湖的结构，考察各种泛江湖现象，发现它们有两种不同模式，一种属于正式组织，一种属于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以秘密会党为代表，拥有组织界限、会员准入制度及严格规矩，会员有明确辈分、名分和角色，帮会成员一切行动听指令，所以称“党”。非正式组织则以私人关系网为代表，不具正式制度，不具组织领导，以各自利益为中心，依无形的习俗惯例相连，辗转传递，交换资源。私人关系网也称关系社会，不属正规团体，但私人关系网与正式团体组织具有类似功能。

　　何为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是个人之间的排列组合形成的可以识别的统一体。按照这一学院派定义，关系网或关系社会便是标准的组织体，因为它具有排列组合结构，并且可以识别。譬如某一社区，张三的关系网，李四的关系户，王五的三姑六舅，都各是一伙人，不仅有排列组合，而且很容易识别，圈子里的乡里乡亲都很明白。

　　私人关系网可以看作是一种“组织”，这是学理上理解关系社会的关键。社会制度由价值、组织与规则三重要件构成。组织是社会秩序的第一要件，没有组织，个人不能生成秩序。关系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式社会制度，是一种江湖类型，是游（移）民文化与传统宗族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将三姑六舅和熟人朋友以历史沉淀的人情制度相糅合，形成个人互助性的组织体系。

　　关系社会和秘密社会都是后儒教社会的产物，这两个类型都与儒教有不解之缘。

　　明以后，江湖沿着这两个方向分别发展，从史料以及小说资料来看，“党”和“网”当时就各自初步发展开来。在大趋势上，关系网主要在帮会系统以外发展，又以移民谋生、小商摊贩、移民汇聚的市井生活为主体。团体式帮会结构主要在教门和会党中发展，帮会以外的民间社会也分布无数小型结义团伙。结党和结网，相互交叉演变，在移民和游民社会中常常相互补充。假如不同帮会的堂口（支部）发生纠葛，假如堂口之间不愿诉诸火并，那么堂主之间只能以私人关系解决问题，请中人传口信来讲和。此时，帮主与中人之间的私交和人情具有决定性作用。

　　汇集各种成分，我们发现江湖社会有六个历史源头，分别是:

　　（1）移民：商周时代的游侠、行商、手艺人；

　　（2）盗匪：落草为寇的绿林、响马、土匪、海盗；

　　（3）官场：古代官场的党朋、派系、门生故吏；

　　（4）商会：唐宋以后的行会、商帮；

　　（5）异教：民间秘密教门；

　　（6）游民：流离失所的破产农民。

　　这六种历史源头独立发生，长时间各自发展，最后汇聚并定型成两种模式——关系社会和秘密社会，各自发挥不同的江湖功能。 　　

二、关系网 关系是生存维生素

　　农历2001年除夕，某市街头发生一桩交通事故。两辆摩托车相撞，当事人爬起来后，既无口角也不道歉，而是不慌不忙怡然自得地各自掏出手机，背对背，站在马路当中对着手机不停地诉说，惹得不少人围观。两位巡警路过上前干预，肇事者竟不搭理，旁若无人地自顾继续打电话。巡警询问两遍不见效，私下一嘀咕：“算了，他们都有熟人，咱们走人！”过后，果然大家分头去幕后私了。这就是当地“惯例”，是近年兴起的不成文“规矩”。

　　这种现象仿佛成了一种隐形游戏规则，它取代交通法规，另起炉灶摆平交通事故，尤其处理交通事故的经济理赔。至于公平与否，在当今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仿佛并非首要，很多时候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关键不在公平而在摆平。没有一种法规绝对公平，关键在大众的认同与接受。如果绝大多数市民都主动参与这种游戏，博弈均衡也就是实际规则了。短短二十年，这个规则已滋生了一种地下行业：据报载，闽东人称“二哥”，也就是“车托”或“线人”，更规范名称应该是“个人违章事务经纪人”。这个故事，部分地反映了“关系”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而这也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关系在生活中的效用，内里乾坤之大超乎想象。

　　一、关系是生存维生素

　　关系是什么，这对成年人来说几乎不是问题，不过要在道理上说清楚，并非那么容易。为了将中国关系说透，不妨多费点功夫，先从社会学说起。

　　有一次，沪上一位年轻教授对作者说：你到上海来吧，这里是我导师的“码头”。他说话的口气，简直就像旧时青红帮的喽啰，不明就里的人还误认为他就是上海滩的小瘪三。其实，他真是上海某名牌大学教授，作者也明白他所说的“码头”是上海某专业圈，而非收保护费的黑道。那个圈子确系其导师私人关系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可以用青帮的语言风格描述那个学术圈子。从语义学角度说，说他导师是“老板”、“老大”还是“学阀”，所指都一样。

　　关系网是隐蔽“组织”

　　关系或关系网，从微观机理、宏观功能两方面都与“组织”这个概念类似。社会学所谓“组织”，是由许多个人经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单就这一定义看，关系或关系网当然就是一种组织，类似团体和单位。关系网和团体，表面上看似不同，但都粘合凝聚人群，形成一个可被观察和称呼的结构。

　　譬如，对山区某县主管森林的一班人，人们可以称呼“某县木材协会”（这是团体），也可称呼“林业局长的亲信们”（这是关系网）。事实上一样，“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又譬如，对某省城搞史学的文人圈子可称为“某省历史学会”（团体），也可以称“某权威的地头”（江湖关系），全看说话人的立场和文化背景。白道说白话，黑道说黑话。读者阅读及此一定感觉古怪，关系网是一种稀罕的现象，它既像团体又不像团体。就好像UFO，是飞行物，又不是可纳入科学研究的一般飞行物，是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未经确认飞行物体”，看着心里有种不确定感。产生这种感觉就对了。团体的准确名称应该是“正式团体”，“正式”二字很重要。因为关系网的奥秘之一就是“不正式”，恰好与团体相反。

　　一个典型的正式团体具有白纸黑字订立的明文章程，成员手持准入证书，章程和证书是正式团体的两大基本特征。若将团体比作一个圆，章程是圆心——中心纲领，证书是圆周——团体界线。然而，关系或关系网并没有正经八百的明文制度，更没有成员与非成员的明确分界线，只有模糊不清的习俗，心照不宣的规矩，和交易的特权与利益。关系网奉行不成文法——也就是习俗，没有人刻意去制定规矩，但是背后存在着看不见的压力，在它支配下诞生了“规矩”，“规矩”的专门术语就是制度。关系网内没有严格界限，俩人之间守规矩就是关系，不守规矩就不是关系，来去自由——比婚姻还自由，婚姻家庭毕竟是二人团体，属于法律保护的正式团体。因为关系网太自由，太随意，关系网的运行依靠模糊逻辑。

　　譬如，有某人，若与你非亲非友又有数面之缘，他是否是你的关系，还真有些说不清，连你自己都回答不出来。但这一切并无碍，你们交往的行为将替你作答，引领你摸着石头过河，一边交往一边确认。确认的标准就是人情授受，即大家一有无互相委托办事，二有无办事后的酬谢。人在，人情在；人情在，关系在。人情是关系的孪生同胞，没有人情便不是关系，没有关系不会做人情；新朋友初识，彼此接受人情等于认同关系，不接受人情等于不认同关系。认识一个人与有一个关系之间，既不完全等同也不截然无关，当中一道标识是人情交往最基本的操作反馈。

　　甲帮乙办事，乙还甲人情。这一来一去，遂成“关系”。

　　经过头一次，若两人一致期待将来一直交往下去，那关系就开始逐渐变“铁”了。所谓“铁”哥儿们就是这般诞生的。关系的建立、运作都依赖于人情交换制度，这是另一门学问。

　　莽莽中国大地，关系和关系网滋生多了，产生一块块群落，足以与团体和法律制度建构的公共秩序相抗衡。关系滋生的社会属于关系社会。关系社会是一种体制外社会，也是江湖社会两大类型之一。前面谈过江湖有多种，网状结构的关系网是一种，团体化的帮会是另一种。

　　同系江湖社会，若将关系网与帮会做对照，便看到关系网的边界不那么明确。一伙人是否是关系，自古以来就无正式依据，既无法较真也无需钻牛角尖，也许这回是下回却不是。关系在不断演变，各人生存状况和地位也不断变化，微妙的私人关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大程度上基于当事人当时的心理。关系社会需要一种默认的心领神会，没有章程也没有证书，是否属于能搞关系的那种“关系”，有些情景下当事人也不明白，要试探一下等待对方的回应。譬如下面例子，时常有人拎两斤点心到对方家里，往桌上一搁：“哥们儿，有件事想托你办一下，怎么样”？那“哥们儿”若心口不一地用余光斜瞄礼物，一边看一边客气问什么事，并假意推推搡搡，那就是应承了。这应承了就是关系；若对方没应承，还没问什么事情就撂一句：“您请回吧，我点心多得要发霉”。那就不是关系，没给你面子。应承，等于确认人情交易的游戏规则。不应承，就是否决。人情很关键，是关系的内在标准。那人若说：“事情交给我了，下次不许带东西”。那就不仅确认关系，而且关系特铁。

　　凭着人情，关系就逐步建立了，关系网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与国法党章属于平行面。关系一不买国法的账，二不买党纪的账，体制外的结构属性本来如此，它有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按自己逻辑行事。由于关系社会的网络结构与法制社会的“科层团体制”不同，一个网络制，一个团体制，所以关系网从不诉求颠覆法制社会，从来不造反。相反，它要寄生在单位和团体身上吮吸血液，营养自己。

　　中国的关系网基本与社会生产无涉——一不炼钢，二不种粮，它只像蚂蟥、蛔虫、螨虫一样吸附在政治经济团体尤其是实行科层制的大型团体上寄生。关系网的本质是寄生。偶尔，在极有限的情形下，关系网也发挥经济组织的生产功能。譬如，民间“标会”融资、私人公司拆借和个人高利贷，被关系社会美其名曰“关系也是生产力”，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很小，可忽略不计。反而，其寄生价值如此突出，完全依附在大型社团内寄生谋利，假设法人团体、公司、协会、单位都倒闭了，关系网便失去寄主的营养供给。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关系网与宪政团体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脚气的真菌与脚的关系。

　　操作关系网——搞关系、走后门，尽管声名如此不雅，但是现代法治社会奈之何如，就像螨虫、真菌和牛皮癣不是容易除根的皮肤病。在体制架构上，法律属刚性，关系属柔性，就像重拳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有时连击打的目标都找不着。监察部门能轻易掌握单位内私人关系的一手材料吗？掌握证据是困难的。关系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当事人私下操作时自己心领神会，俩人心照不宣。当事人说有即有，说无即无，旁人不易取证，甚至不易观察。上面说过，有时连他们之间在某桩事情上都要相互试探一下，耍耍太极拳，看大家是否一伙儿，更遑论别人。一个机关里，一个社区里，张三、李四是否一伙，王五、赵六是否一帮，外人要经过多年才看得出。

　　中国关系与外国关系之不同

　　关系并非中国独有。

　　有一篇资料，讲美国总统小布什内阁里的私人渊源，譬如老布什的国防部长切尼做了小布什的副总统，老布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作了小布什的国务卿等等，结论是小布什内阁是一张私人关系网。毋庸置疑，老少布什先后就任美国总统，当中不免有些瓜葛，有一些家族人脉资源。家族人脉，就是关系。若这样看问题，岂非全世界都是关系社会了？不然。人际关系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固然，完全杜绝私人关系运作的国家当今并不存在，但是反过来，以私人关系为基本规则来运作社会机器，世上亦极少，主要集中在亚洲儒教文化圈——中、韩、日和东南亚，尤以中国为甚。

　　如果说中国的关系与西方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一种不同的档次：把原本一种普通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隐形的社会制度，从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统治力。我们都知道法律的力量很大，但是关系的力量也很大，而且足够与法律对峙。近代以来在中国，关系是民间社会运作的基石，也是某些官场和商场的实际通道和游戏规则，是混迹中国社会的一种必需的“维生素”。离开了它，许多人就像离开了维生素一样无法生存。而在许多中小城市，关系是百姓日常生活重要的保障体系，离开它生活甚为不易，大家通过它办事谋生——求职、就学、升官、办厂、获取信息、争取权利……以小城市和城镇为例，完全不利用关系获取资源，不利用关系做任何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系网是城市生活脉络

　　根据对京、沪、粤、闽、琼等地百姓生活的多年观察，作者的初步结论是：关系极为重要，但对不同城市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在小城市，关系是生活必需品；在大城市，关系给生活锦上添花。关系的有效性与城市规模大小紧密相关，小城市容易形成典型关系社会生态，大城市里关系社会生态相对薄弱。这城市大小界限在哪儿呢？

　　作者认为50万人口是一道界限。人口50万以下城市很容易并且大多数都发育了成熟的关系社会生态。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很牛气的老江湖通常拍胸脯道：“这城市任一角落，我都能通过关系找了去！”这个“找了去”的尽头，就是50万左右的人口范围。任何长袖善舞的老江湖都不敢自诩在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可以随便“找了去”，除非他是市长。因此，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普通人都有本事通达城市某一个角落，只要他掌握了基本的关系术。50万人口就是一个上限，当然是一个约数（后面再说这个上限怎样计算得来），误差±20万，也就是30～70万，与城市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有关。作者不才，不能在数学上缩小这个估计数的误差。这个规模可以形成非常成熟的关系社会——完全靠关系建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关系价值的传播普及和被认同程度无异于法律，甚或高于法律。某认证这一点不需要很复杂的调查，只要指出关系网时常可以打通法官和法院这样一个常见事实，就知道关系价值在有些地方高于法律。传媒报道，一些地方的律师改行做法庭“掮客”，居然赚钱更快，也就是旧社会的“讼棍”，专门替当事人疏通法官，拿佣金讨生活。

　　在另一头，在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具有相反的情形。这种特大城市是中国的关系社会生态发育最低、最不兴盛的城市。但不是关系不存在，也并非不重要，只是超大型人口规模最不利于关系运作。如果将500万甚至1000万人口当作一个整体，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精力铺设这么大的关系网。前面说了，关系网的极限只是50万左右，而且通到最后，实际帮自己办事的人自己并不熟，那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辗转相托。通常，依据脑科学原理，一个普通人顶多认识熟人200～300人，即便啥事不干专事应酬，至多认识1000人。小城市这几十万人编织的一张大网要靠最初的二三百熟人辗转传递来维系，这是中国城市每天发生在生活背后的故事。其实，特大城市也可以切开来对号入座，标识一些亚团体，当中有很多社区、社团、行业、街道组织，其中不乏规模50万以下者，适合玩关系传递的游戏，适合关系生态滋生，所以照样滋生私人关系网络。

　　在两个极端之间，即人口介于50～5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一种模糊的样本，既是关系网效用的边际，也是宪政体制的生长点，处于一种双轨制过渡状态。关系网重要，社会团体也重要。这一类大城市初步建立了公共社会的雏形，所以一个普通市民不依赖熟人也可以依靠公共体制——市场和宪政机制生存。但是由于许多这类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一些涉及人文关怀的更高级方面——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譬如提职晋升、工作调动、亲属户口农转非、幼儿入托、子女转学就学、保姆担保问题，还有遭遇交通事故纠纷、公务人员无理刁难……此时，熟人关系就很好用了。

　　我们不能拘泥于纯粹的数字，更要看到中国城市人口集中生活在适于操作关系网的小城镇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中国90%人口都生活在人口15万以下的城镇，也就是说90%基层人口肯定处在关系网生态适宜滋生的人口规模中。

　　为探究关系学的源头，还是回到小城市。对于那些城市人口小于50万的典型关系社会社区，如果普通人完全不用关系来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日常生活肯定是障碍多多，困难重重。譬如，孩子入托、入学、就业、个人调动、晋升、开店、办公司、摆平人事纠纷……这些对小城生活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要依托于熟人圈来解决。小城的生活，以熟人圈为基石，然后才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有熟人是必要条件。比必要条件更进一步，有熟人还是充分条件，可以提供风险庇佑、供给特权和物质优惠，令生活锦上添花。譬如，获得紧缺资源，购买紧俏商品、内部商品或廉价商品，吃餐馆挂单赊账消费，分享政策性优惠，优先安排海外定居，医院里看病的优先权、名医选择权和更加周到的服务……难以备述。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有代价，后门特权需要双方互相给予。一个人，如果没有直接的特权资源，甚至没有间接的关系充当介绍人，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边缘化，被人挤到城市生活边缘。因为关系必不可少，所以关系是中国人生活的“维生素”，尤其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维生素”。

　　综合来看，关系是小城市生活秩序的主旋律，同时是大城市生活的副旋律。在大城市里，它与公共秩序形成平行的双重控制体系，二者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补充，这就像交响曲中的和声。至于在乡村，反倒是关系社会的例外，乡村基本不成关系社会。村民都是熟人，没有生熟之分，没有生熟差异生成的特权空间，这意味着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拉关系的价值。作者特意跟随人类学家到贵州侗苗族村寨做田野调查，发现人人都是熟人，没有开后门的资源，公权寻租资源薄弱，没有搞关系的需要。这显示，关系基于社会交往的一种落差格局，它是熟人对生人的优先权，而这种落差只存在于一个生人与熟人混居的移民社会。小城市和城镇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大城市反倒人人都是陌生人，生熟差异削弱了。 　　

关系好办事

　　关系这东西，很不好谈。讲起来人人都是专家，大家都有一套，弄不好就班门弄斧了。

　　在中国的中小城镇，居民日常要紧的事情常常诉诸关系网，而非诉诸公共行政程序和社会团体。即使走行政程序，要害也在托关系——行政机关里的关系，进办公室只为走过场，使走后门合法化。事情于幕后早已商定，进办公室无非填几份表格，戳几个红印。

　　在现代中国人观念中，关系总与“办事”联一起。想到“关系”，总是要办事；若要办事，总是先想有没有“关系”。不办事的平常日子，也未雨绸缪，不失时机地应酬，老江湖们更以战略家眼光构思关系网的战略性布局，主动地设置关系网的内容，触角延伸至城市各领域——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商铺、房屋维修……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忙于应酬，巩固关系网以备不时之需。常人简称之“打基础”，也叫“应酬”。“应酬”是一种优先价值，只要电话里交代“今晚有个应酬”，毋庸解释具体，就不用回家陪妻儿吃饭。

　　事实是，所有中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关系”生存，生存自然比陪妻儿吃饭重要。“关系”已是中国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人的差异只是依赖程度不同。关系能帮助常人办事的范围几乎无限制，小事如买猪肉、买葱可以省钞票，大事如升官发财、晋级提薪、开店办厂可以通路子。

　　对于不同城市、不同个人来说，关系拥有不同价值，可以办不同的事。为避免高堂讲章、行文空泛，我们就锁定一个地方样本，归纳关系的效用。这里姑且隐其地名，它无非一普通样本，代表中国许多城市运用关系的一般价值。作者初步统计了这座沿海小城十年的市民生活模式。尽管生活需求一直变化，但以下事务必定诉诸关系。假若不用关系，要么不成，要么久拖不决：

　　调动、就业、调进油水部门（譬如，交警、大医院）、提干、涨工资、提职称、转户口、出入境（此项目2002年开放办理）、工商登记、贷款、申请投资项目、申请批文、子女进重点中学就读……

　　另一类事务，不诉诸关系也可办成，但是依赖关系则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交易费用，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购买贵重商品（通过关系可以打折且避免假货）、购买紧俏商品房的优质套型、分配住房、机动车申领牌照、机动车年检、手术住院、进政府机关办理一般手续、结婚登记婚检、火葬殡仪、学校招生录取、购买优惠车船票、旅行团的优惠价格、购文艺演出票……

　　两相比较，前一类事务属于生存大事，后一类事务属于生活小节，无也可，有则更好。仅就大事而言，小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必依托关系网。在该地，几乎没有人一生完全不利用关系生存，差别只是依赖程度高低。所谓能人和老江湖，则凡事必求关系。即便通过白道和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也非要通过关系，这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因为在往日的应酬里，人情已经放出去，债权债务关系盘根错节，关系不用白不用。

　　按通俗说法，托关系也叫走后门。有后门就有前门，前门是正统体制，是公共宪政程序，也就是俗称的“白道”。后门不仅走得通，甚至还必须走，进而走得泛滥，说明前门走不通或不畅，正统制度的交易费用很高。这种现象是一切转型期或者制度不稳定时代的常见情形，包括关系网在内的江湖都是制度断裂造成管理真空的产物。 　　

关系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

　　关系网兴盛与个人寻求社会保障高度相关。在江湖时代，私人关系网以及团伙死党这两种组织都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个人产生困难需要救济的时候，发挥类似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功效。

　　为了解释关系网的社会保障作用，这里说两个例子，一个反证，一个顺证。

　　在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一般依当事人购买保险与否，分为三种类型：（1）双方都未买保险；（2）双方都已买保险；（3）一方买，另一方未买保险。对应三种类型，现实存在三种事故处理模式。

　　第一种，双方都已买保险，这种情形最简单，双方都不用争吵推卸责任，由交警鉴定事故，确认各自责任，然后交保险公司理赔。

　　第二种，双方都无保险，这种情形最麻烦，双方争吵不休，而且必定委托熟人通过关系介入交警办案，这当中少不了桌底人情。这是最难办的案子，尽管某些干警是既得利益者，但红包拿得不容易，免不了扯皮拉筋。

　　第三种，一方保险另一方无保险，一方轻松，有保险者态度无所谓，无保险者不仅吵闹而且绞尽脑汁托熟人通关节，减轻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特定条件下，搞关系等于买保险，买保险的不用托关系，托关系的不用买保险，二者既对立，又互为补充。读者可能会想，买保险要投资，托关系不用投资。其实，托关系同样要投资，要请客吃饭，费用不一定更少。

　　在一个中小型城区，即一个熟人关系社会，熟人意味着社会保障，熟人圈越大，则保障功能越强，保障范围越广。上面的交通事故操作仅为一例，实际上熟人的社会保障非常广泛。譬如，就医，熟人可以帮助找到放心的医生，以及内部价格的特效药；上街购物钱未带够，不要紧，店家先赊着改日再说；买商品担心质量，不要紧，小城市里到处是熟人，找位认识的店家，商品先拿回去先用，有故障可以退货，没问题改日付款。这比大城市稀里糊涂购买到劣质商品，事后找消协投诉省事多了；半路上自行车、摩托车坏了，不必惊慌，路边等等，保准有熟人开车经过，打个招呼捎回去；邻里房屋权属有冲突，就到政府找关系以势压人；若是卷进诉讼官司，人情就托到法官桌上……

　　上面的例子说明两点：一是私人关系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二是私人关系保障可以与法律保障、商业保险等公共保障体系相互渗透，同时发生作用。譬如，商业性车辆保险与熟人关系包庇并行不悖。

　　关系保障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关系特权是竞争的，排他的，一个人诉求关系的成功，同时意味着某个别人诉求关系的失败，这些人只有求助于公共保障和商业保障。因此，关系在对一个人行使保障功能时，它就淘汰另一些人，使后者进入公共保障体系。

　　“关系”的滥觞

　　“关系”二字在中国耳熟能详，涵义几乎融进骨子里，可以脱口而出，不假思索。然而这种说法，滥觞于何时呢？

　　“搞关系”一词的大量涌现和流行，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此前，关系的说法在文献中几乎没有。也就是说，那时的“关系”二字是汉语“关系”的本义，即联系，而不是“搞关系”。当然，严格地说来，没有“关系”的说法不等于没有搞关系的事实。搞关系、走后门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于中国文化与生俱来，只不过在其萌芽时期未被概括为抽象的“关系”，而是用各种带有亲情色彩的称谓表示“关系”，譬如，“亲戚”、“朋友”、“叔伯兄弟”、“同窗”、“门生”、“老乡”、“表亲”等等，未将包含“搞关系”、“走后门”等内涵的众体提炼成一个统一的符号。未提炼，也说明“搞关系”尚未流行，尚未平民化、制度化。“关系”一词走向前台开始流行，并不仅是一个语言现象，更是一个惯例制度的崛起。这种抽象提炼过程，明显增强了一种冰冷的色彩，不再谈亲情、友情、学谊，毅然决然地抽掉温情的面纱，将利害关系赤裸地凸显在眼前：是亲戚、朋友、同学……那又怎样？大家在此一律平等，都是“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对象而已。当然，这只是价值蜕变的内心独白，并不排斥嘴巴上“咱俩谁跟谁”的曲意逢迎和逢场作戏。

　　在清朝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今日意义上的“关系”这个词汇。那时的“关系”，都是其原始语义，即联系，而不是指走后门的熟人。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或较早地出现“关系”这种说法，是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全书仅在第二回出现过一次，不过不在正文，而是在对“过班”这一台词的注释。原文总共九个字：“过班：过通关系而升官。”此“关系”，即今日关系之雏形。

　　随20世纪向前延伸，“关系”在文献及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日渐提高，曾一度在20世纪中后期“文革”中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关系概念是人所共知。在日常口语中，托熟人、走后门含义已经超过原始语义上升为第一含义，在托人办事中谁都不会误解它的意思。而它的原始语义即“联系”的含义，则萎缩为一种纯粹书面语言，基本局限在学术和政治文本里。

　　“关系”何以称“关系”？

　　关系作为一种特指的符号，具有特殊的生成结构。

　　从符号学看，符号的“所指”是内容问题，应该是针对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但符号的“能指”，即符号名称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为什么选择“关系”来称呼关系，而不是其他？是谁选择了“关系”称呼？为什么选择特定的时机选定和流行“关系”称呼？这既要归结到近代社会的移民性质与社会主义语言文化的交叉。

　　依托移民迁徙的江湖秩序，其组织模式的发展和繁荣，通过对大众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渗透，在20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小传统底蕴，至此时需要进一步改造、整合和规范，需要用新概念和新符号来加以提炼和标识，以利于惯例制度的进一步提升。对新符号和新概念的需求是必然的，但选择什么样的符号则是偶然的。因之，这一时代出现的新符号就不可避免打下了当代的烙印。

　　关系名称的认同、流行和时尚化，与集体主义体制的话语习惯有关，与集体主义的精神无关，仅仅是一个话语习惯而已。尽管，早在清末就有“关系”的零星叫法，但并不流行，不成为得到大家认同的主流话语。《官场现形记》只是“关系”说法的星星之火，“关系”说法的真正燎原是在“文革”时期。

　　解放后，在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组织体制下，所有工、农、商、学、兵、政、干……都要填写人事档案。标准档案格式都有“主要社会关系”一栏，要求填写近亲和密友①　 ① 近亲和密友同时也是搞关系的主要对象……每个人从上小学开始到进入工作单位，填写下的表格不下百份，每份都有“主要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比照一下，“主要社会关系”在老百姓的世俗眼光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很显然，就是那些来往密切的人、相互有照应的人、生活相互帮忙的人、有重大事情发生时靠得住的人——三姑六舅、七大姑八大姨、老同学、老哥儿们，这些人似乎就是“主要社会关系”了。几十年来，大家一面不停填“社会关系”表，另一面也不停托“社会关系”办事，久而久之就像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所说，就像马戏团驯猴那样，建立了条件反射。托关系的人就是档案上的人，“主要社会关系”，或简称“关系”，就是那些走后门对象的统称了。习惯改变了人们的语言，把所有能走后门的人通称为“关系”，关系就这样进入主流话语。

　　从“熟人”到“关系”，并不是换个说法那么简单，它标志关系网操作从经验进入理性的高级阶段。以前各种称谓诸如亲戚、老乡、熟人、同学、师生、同事等等，都被冠以一个相同名称，包容在这一个共同概念之下，被同等看待。或者说，被抽象出共同的价值。原本在古典社会中，亲戚、老乡、师生等所具有的亲疏、情义、轻重、等级的诸种价值被轻飘飘一笔勾销。这就像砍一棵树做木棍，所有的枝叶都削掉，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所谓关系，无非是可以托办事的熟人，无所谓亲不亲、友不友，有用即可。白猫黑猫，能办事的就是好猫。

　　关系这个符号，连带它背后营造的关系网和惯例制度，是儒教制度后期的移民生活演变的结果，是移民和游民群体习俗逐步演化的产物。往前看，在古代定耕农业社会中，走后门的关系没有存在价值。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圈内，人们相互交换和利用的空间很小，亲戚仅是亲戚，朋友就是朋友，熟人还是熟人，不是相互利用的工具。在缺乏大规模合作的小农经济体系里，社会交换和相互利用的空间很小。在一个固定的村里，粮食蔬菜自给自足，家族以外人的利用价值微乎其微，没有经济意义上可观的工具价值。只有在定耕农业经济开始瓦解以后，大范围移民格局形成，同时宪政秩序尚未建成，市场经济和公共行政制度尚不存在，仅有的、数目少得可怜的亲戚、朋友、熟人、同乡就变成个人向外发展的过河桥和敲门砖，成为相互交换、合作的稀缺资源。在人们赖以生存的制度秩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关系网就这样形成了。换言之，关系网是传统与现代制度断层的产物。 　　

关系的获得：十七种人脉与三个要件

　　关系如何产生，又如何得来？这听起来，既像是一个学术课题，又像是一个经验门道、混世技巧。

　　关于关系的学问，学校里没有，图书馆里不多，倒是地摊书上有一点，又说不透。有趣的是，社会上随便抓一个老江湖，可能比一个大学社会学教授懂得更多，参悟更透。偏偏是，老江湖不做学问，老教授不懂江湖，这就形成一个断层，使“关系学”成为一个谜，到底是什么，光听人挂在嘴边，始终不见庐山真面目。其实，要了解关系的源头，了解个人关系的源头活水，须从以下17种人脉入手，这是关系的第一个要件。

　　十七种人脉

　　做成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步骤：

　　第一，具备以下十七种现成人脉资源，至少一种，越多越好；

　　第二，具备面对面互动的历史过程，俗称“处”；

　　第三，启动人情交换程序，发生人情债务互易纪录，俗称“帮过忙”。

　　简称“三大件”：十七种人、“处”和人情。

　　这里逐一讲述，先说第一。

　　人来到世界天生拥有自己的亲属，却不天生拥有关系。关系非一日所成，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要靠个人生活履历的有心营造、缓慢积累。具体看，在中国社会中，许多具体人际关系都可以自发地衍生成“关系”。经初步汇总，大抵有以下十七种：

　　亲戚、朋友、同学、校友、街坊、邻居、同事、师生、师徒、战友、领导、部下、同乡、同党、干亲、结拜、世交。

　　擅搞关系的能人会主动利用当中的大部分资源，而一般普通人仅仅利用其中一部分。这十七种人际关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属后天缘分，一类属天生渊源。天生的，即降临世间即命定拥有的渊源有三种：亲戚、同乡和世交。除此之外，都是后天所得。

　　1．亲戚

　　“亲”即血亲，“戚”即姻亲，合称亲戚。不论亲或戚，都因家族而来。传统亲戚之间，大多从小时候就经常来往，耳鬓厮磨，相互熟悉，因而有感情；不在一起长大的，也有家族基础作依托，经长辈亲戚引荐后交往。

　　2．同乡

　　同乡是个貌似清楚却不能认真定义的模糊概念，有大同乡小同乡之分，很大程度上依赖双方对原籍的地理范围和方言文化的认同。原籍归小到一乡，大到一省，都被称之为同乡，地方越大则越模糊。至于同村，则不叫同乡，而叫同村，类似城市邻居。同乡与同村不同，同村人认识，同乡原本不认识，在外地碰到相互攀认，因而带有移民性质。同乡是一个移民文化概念。由于“乡”的范围模糊——仅仅是一个有诉求而被故意炒作的符号而已，它的地理范围可以撑得很大，演变成一个方言文化概念，譬如东北三省和江浙两省是“大同乡”。此外，还有套近乎的“半同乡”，即配偶家、外家的同乡，譬如自己祖母、母亲、妻子的同乡。在南方，潮汕人与闽南人讲同一种方言，也算作“半个老乡”。在概念的边缘，同乡的定义取决于对某种亚文化的认同，譬如方言、习俗或家族姓氏文化。

　　同乡作为一个符号，它是天然渊源。真正要让同乡转变成可以利用的关系，还需增添一道启动程序，即人情往来。

　　如果认真观察周围社会，可以发现同乡是关系网中积极活跃的因素，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同乡聚会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事实上，嘴上的“同乡”并不等同于客观的同乡，在关系学里这是两个概念。嘴上“同乡”，仅仅属于同乡当中能够相互帮忙的亚群体。那些帮不上忙或者没本事没资源帮忙的同乡，虽是真正同乡，却不进入关系的视野。

　　3．世交

　　家族中，直系长辈的朋友称为世交，具体说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朋友和他们的后代，这是真正的“关系户”。世交是家族留给自己的资源，生而拥有。

　　世交是从长辈的朋友关系遗传下来，但世交与自己的朋友并不同，差别是没有亲身经历的交往，只靠一个习俗符号维系上辈的资源。因此，要把世交转变成自己可以利用的关系，还必须用亲身的交往激活它，把它转变成自己的关系。

　　4．朋友

　　近代以前，中国人尚不知“关系”为何物时，就已经拥有丰富的朋友文化。古时的朋友是真朋友，现在的朋友歧义纷杂，有些说不清了。朋友变成关系，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时常有人说：他在社会上有很多“朋友”，这里所说的“朋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其实就是熟人关系。他实际上在说：我有很多关系，可以办很多事情。只不过不愿直说，仿佛“朋友”是对“关系”的美容和修饰。除了假朋友外，真朋友自然也可以充作关系。友谊与功利，在没有利害冲突时并没有矛盾，反而因互相帮忙能够加深友谊。以关系而论，在利益的方面，真假朋友并没有差别。

　　5．同学

　　所有相处过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关系”，也有可能不成为关系。相互帮忙是内容，找个理由是形式。凡是曾经在同一个学校一个班上过学，曾经朝夕相处过，都可能成为日后的关系，同窗经历是日后成为关系的依据。私交良好，日后自然可以直接进入关系，加以利用。如私交平淡，但毕业后进入同一生活圈，客观上产生相互关照需要，则一般都会以“老同学”相称，加深“感情”，巩固关系。

　　6．校友

　　校友与同学似而不同。同学原来相识，有交往基础。称校友的，读书时虽然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个班一个年级，或者根本不在同一时期上学，大多不认识，或者不熟悉，这就比同学关系浅。尽管浅，关系学的技术体系同样有办法套近乎，促交往，最后弄得校友比同学亲热也有可能。原本不熟悉的校友，变成熟的、活的校友，重要在于两人的生活进入同一圈子，客观产生通过人际关系渠道相互帮忙的需要。物质生活匮乏时，公共资源紧缺时，人脉变得尤其重要，人脉的开拓自然延及校友。校友身份，被关系网充作一个可供拓展的关系资源，这是它的潜在价值。反之，如果宪政、市场经济和公共资源运作恰当，物质生活丰富，百姓就不会关心关系网这样一种“二渠道”，一般的陌生校友就不会进入话语中心，也就无所谓校友不校友。校友仅仅是一种校藉缘分，不会演变成日常生活中相互利用的关系。不认识的校友变成熟悉的校友，母校必然成为两人的谈资和共同的话题，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两人的合作利益。不能合作或不能互惠，这样的校友毫无实际价值。

　　7．街坊邻居

　　比邻而居叫做邻居，同一街巷称作街坊。

　　坊，曾是古代城市社区的单位，今天泛指住址附近的居民。这两种人虽相差不大，但有亲疏之分。中国人来往讲地缘地利，家门挨得近，相互串门多，照应就多。邻里之间两家越近，交往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亲密，当然因吵架交恶要除外。此外，中国人还讲缘分，住得稍远，如两家人投缘，关系也可以亲密。反而若住得近，但不投缘，是非口角也很多。所以，关键看交往这个中心，这是关系的要点。在城里人尚未搬进公寓楼之前，中国人普遍有串门习惯，串门是交往的一部分，尤其在无事时候的交往，特别被人看重，因为你一直想着他们，而不是有事的时候才想起他们。因为串门是无事时候的情分，它的心理效果十分显著。无事串门，待到有事的时候求助，便十分自然，就着那股热火劲儿，对方也不好回绝。假如有事才登三宝殿，肯定为时晚矣，就是送重礼，追加人情，能不能成为关系也很难说。

　　在农村，街坊就不叫街坊，叫做“同村”。常常，同村是堂亲或者远亲。中国村庄多由同姓宗族构成，有些村庄有两姓或更多姓，但很少有百家姓。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庄还是宗族的载体。这种状况，至今基本格局没有大改变，大多数内地村庄仍然是宗族载体。

　　8．同事

　　曾经或者现在的同事，只要私交良好就可以当作关系，以便将来办私事。在关系网的语境里，同事已经是私交不错的对象，这与正式文本上介绍的“同事”含义已经不同。同事之间哪怕私交一般，只要没有过节的，凡有事相托，抹不开面子，相互帮忙难以回绝。

　　9．同伙

　　同伙与同事近似。同事在同一机构中共事，而同伙带有合伙的意思，通常是生意或者某项社会活动合伙。有合伙，就有人情，有人情，就会相互帮忙。

　　10．战友

　　战友可以看作是曾经在军队里的同事。关系学看“战友”，并非现役军队里的战友，而是转业、复员以后的战友，通常称“老战友”，意思是不是新战友，不是现在的战友，而是过去的战友。若是现在的战友，那就没意思了，营房里没多少关系好搞，比不得转业到地方，那是物欲横流、长袖善舞的大舞台。战友转变为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关系，通常在复员、转业以后，在地方不同行业工作，拥有各自不同资源和便利，相互之间具有互助的诉求，也具备特权优惠的便利。

　　譬如某一个地方，区委书记、外经委主任、建行行长三人是公认的“战友”，酒桌上到处都这么说，三人相互之间也这般介绍，大家信以为真。所以，听众一直当他们曾经在一块摸爬滚打，生死与共。若干年后，一次闲聊，才知道他们原本并不相识，只不过先后不同时间在同一番号部队中服役，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这就很有趣了，服役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同，还能普遍被当作“老战友”，这就是关系学的学问了。事实上，恰恰是不成文的关系网惯例，将他们算在“战友”账上。

　　战友关系的成分略有些模糊。有些战友确实是朝夕相处的亲密同伴，一起摸爬滚打；另一些战友仅仅是当时的同事，隶属同一部门或驻扎同一军营，不经常见面。这些人原本不亲密，转业复员后反倒因利害关系变得亲密了，整天“老战友”叫个不停；还有一些战友，其实服役期间根本不相识，只不过隶属同一军队番号而已，就凭这点瓜葛，他们在复员、转业之后，因相互依存的需要，于是在酒桌应酬上开始互称“战友”，外人也逐渐认同这种战略同盟关系。这种关系与同乡的说法颇有几分相像，先是从某个共同隶属的抽象符号出发，然后相互套近乎，越走越近，变成跟真战友无异。

　　11．师生和师徒

　　大学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名师耄耋之年不能授课，但是研究生报考者仍趋之若鹜，手下的在读博士数十，硕士不计其数，每人与导师见面一分钟都摊不到，大师连有些学生名字都叫不全。趋之若鹜，关键是大师深厚的人脉令学子垂涎欲滴。将来，挂着大师弟子名分，日后混社会十分方便。

　　就关系学而言，师生之间仅仅是加进等级的同学关系而已，他跟同学关系一样朝夕相处，唯一不同他是老师。教学过程是一种面对面交往，容易积累私人感情，为日后关系互惠打下基础。与同学不同，师生在名义上——在礼俗上，具有上下之分。“上与下”等级是关系网结构系统中的三要素之一，另两种是“内与外”和“亲与疏”。在很大程度上，师生相托办事可以看作类似同学关系，但是在实践中，等级成分确实影响了师生交换的平衡点。老师托学生办事，对学生有一种压力，很难推托，而且事后所欠人情也少，人情债与“师恩”部分相抵消。学生托老师办事，虽也顺理成章，但是回报的代价也要相对大一些，因为要考虑师恩的背景。

　　至于师徒，情形与师生相仿。但是在旧社会行帮中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帮训，所以师徒之间通常比师生还要亲密，介于师生和父子之间。

　　12．同党

　　同一党派或团体，称同党。同党在公共事务中是同事，而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变成私交的关系。

　　13．上下级

　　上司和属下之间，一起工作，部分像同事，但上下级之间又等级明确，所以又部分像师生。然而剔开这一点，它与一般同事没有根本的差别，只是运作起来，必须注意上下尊卑，维护各自的面子。上下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元素，是形成官场派系的根源，按官场话语叫做“一条线”，或者“背景”，或者“靠山”，或者“山头”。这种上下级关系，不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是官场上的权力依存系统，结构非常牢固，是关系网形态的典型代表。中国官场史上的许多晋升、调任事务，都是在这条线上完成的。

　　14．结拜

　　结拜即拜把子兄弟、金兰兄弟。

　　结拜是古代社会沿袭已久的习俗，一般来说，古时结拜金兰与移民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因为离开家乡，远离宗亲，结拜兄弟才变作一种补充。反之，若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家耕读生活，同村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结拜便丧失实际意义。所以，结拜的两个要点，一是坚持家族伦理，二是有移民背景。

　　离乡的人们结拜后成为异姓兄弟，兄弟之间除了信仰和感情，余下即是生存互助，那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甚至是唯一的宗旨。结拜源于一种责任伦理，双方都有责任延及对方，尤其大哥对小弟负有更多义务，这就不仅是地位倾斜，而且也是义务反过来倾斜。基于这种义务，就演绎出一种现象：初到异地的青年男子为了谋生，总是主动认当地有势力的人做“大哥”，只要对方不拒绝，这层关系就算在名义上成立了。一旦关系成立，凡事找大哥帮忙就有合法性理由，大哥关照一下亦在情理中。

　　15．干亲

　　干亲系统包含如下称谓：干爹妈、干儿女、干兄弟姐妹。一旦拜了干亲，以上称谓必然发生。干兄弟姐妹，也就是干爹妈的子女。

　　“干爹”、“干妈”，在南方也称“契父”、“契母”。在改革开放前，认干亲是南方城乡泛化的习俗，普及程度高，大多数百姓都有干爹、干妈。以福建为例，建国后民间拜干亲习俗实际上已经很松散，并不需要特别的仪式（不像江湖帮会歃血为盟），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一捆猪脚和几束细面。一般来说，拜亲理应具备几点：首先双方父母是熟人朋友，有加深关系和结盟需要；其次，从迷信说，孩子拜一个合生辰八字的干妈也好养活。综合来看，在福建沿海一带拜干亲习俗，是家庭结盟诉求和神秘主义信仰的结合物。

　　确立干亲关系后，孩子与干爹妈的关系被塑造成类似家族内的亲子关系。有这层伴随孩子成长的十几年的深厚关系作基础，孩子成年进入社会以后，就可与干亲家庭之间在生存上、在利益上相互帮助，干亲家之间变成真正的关系户。

　　“面对面”，处得好

　　上述生成“关系”的资源，不管先天后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提供了一种条件，让俩人能在特定时空里面对面交往。读者须格外留意，妙处就在“面对面”，这是所有传统文化的共有特征。只有经过“面对面”，上述十七种人际关系才能够转化成“关系”，实际上除了先天资源外，后天资源早已经过“面对面”交往。这是关系产生的第二个要件，也是时间程序上的第二个步骤。

　　后天的渊源诸如朋友、同事、同学、战友等等，必有一段亲密相处的历程，方才构成关系，原本没有机会亲密的只好到酒桌上应酬，敬酒、“打通关”、划拳、嬉闹、黄段子……变得貌似亲密起来。而天生的资源诸如远房亲戚、同乡、世交，甚或还有名义上的假“战友”，要成为活的关系，还得加紧补上“面对面”这门课。补课的内容可以是任一形式的“面对面”——应酬、串门、往来、联络、聚会、送礼和宴请。上述十七种人脉，通过此种“面对面”交往，方可成长为关系。

　　反过来，根据“面对面”标准，反向推论关系生成的过程，必使我们得出结论：必有一些无法“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不能转化成为真正的关系——搞关系、走后门意义的关系。

　　哪些人不能“面对面”呢？我们很容易找到答案。

　　面对面交往的群体属于初级群体，而不靠面对面交往的群体属于次级群体。次级群体是靠抽象符号联结和维系的群体，譬如现代团体、跨国公司、互联网虚拟社区等等。抽象符号及其信息通道包括：法律、文书、文件、信件、电话、传媒、契约、章程、纪律、通讯、互联网等等，它们是现代社会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的主要传递媒介。譬如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记者与读者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市长与百姓之间，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书记与党员之间，互联网友之间等等，都建立在文本、书证、法令等间接、抽象的联系方式基础上，他们可能因某种方式见面，但不以此为必要条件。因此，除非他们原来就私底下相识，否则不能成为“关系”，不搞请客送礼，不做人情还人情。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标志着现代社会与“关系网”社会，在性质和结构模式上的根本差异。

　　启动人情

　　有人脉、有面对面后，是否就是关系呢？还不一定。这里缺第三个要件：人情。

　　就本来面目说，亲戚是亲戚，朋友是朋友，师生是师生，同事是同事……这些人际关系早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何以近代才大肆卷入关系？何以关系网至近代以后才大肆泛滥？一般的人际关系蜕变成“关系”，需要近代社会的江湖土壤催化，缺少这一环节断然不可。换言之，需要一种制度环境，人际关系才变作可以搞关系的“关系”——被异化的、利益化的人际关系。这个制度环境就是人情。

　　人情制度是一种心理认同，相互之间把对方当做人情交换的对象，相互委托办事的对象。你帮我忙，我帮你忙，你卖我人情，我还你人情。一来一去，都在规矩下进行，这是做关系的最后一道程序，即人情程序。而人情的规矩，就是人情制度。

　　用大白话说，如果亲戚、朋友、师生、同事等人脉不仅停留在感情和伦理上，而是开发成社会通道从事相互合作，进行利益交换，并遵守一定的人情规则，那么，就生成了江湖意义上的关系，即走后门、搞关系的“关系”。

　　综上所说，关系的三个要件是：

　　（1）人脉背景；

　　（2）面对面的交往经历；

　　（3）启动人情程序。

　　“能人”和“活络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认识的一位投资商到异地发展商业项目，前后大约一年余，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他在家中搜索枯肠，整天在思考目的地有哪些现成熟人，各自在当地有何基础，或者通过省里哪些熟人可以打通当地，然后预约省里的朋友前往目的地。主要工作是成天打电话，做记录，然后做好打关系的规划。

　　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开始驾车前往当地投石问路，登门拜访当地老乡、朋友，通过他们结识另外的朋友。每日请客送礼，天天酩酊大醉。

　　第三阶段，几顿盛宴、几番厚礼之后，大家关系开始套近，变得熟悉随和起来，称呼也慢慢改变，逐渐构建朋友、哥儿们的语境。于是，通过新哥儿们再结识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们，开始第二轮请客送礼。数月热乎劲儿后，主人公就成了当地官场的红人，局长科长们的江湖弟兄。时常在宴会上只顾说笑，但凡宴毕，对方一抹嘴油，高兴撂下一句：“有事尽管找我”。至此，主人公在当地急需的关系网初步建立，序幕方才唱罢。日后，投资项目逐个登场，一切好说好商量。

　　依上世纪90年代初行情，一个人到南方沿海中小城市投资，打通关节前期费用大约在几十万元上下，具体花费与公司规模、公关形象和气派有关。当然，这只是开场鸣锣，尚未入正戏。打通关节是一种比喻，属于中医经络理论的说法，中医认为真气在体内运行经历小周天和大周天循环，所以练气功要从丹田开始，沿着任督二脉打通逐个穴位，然后通百会、入涌泉，完成大周天循环。

　　观察身边社会可以发现，每个人的关系诞生都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不管前辈恩情，还是今生偶遇，都有说头。不论谁，如果叫他说某一门关系如何得来，只要他敢于启齿，通常都是很生动的故事。生活总是比书本更富有生命力，这些故事能够反映民间社会运行的真谛，而不是书本上的矫情。

　　通常，一个中国人关系圈的形成，是一个缓慢自然、甚至不由自主的过程，就像炖老鸡靓汤，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个人主观能动性虽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很有限。个人关系圈中的核心，譬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同乡等，属于个人不能选择的对象，带有不可抗拒性质。对于一个将要进入关系网络的年轻人来说，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资源供自己支配，大半属于听天由命。父母们的作用可能比子女本身相对主动一点，某些功利心强的父母可能会做一些主观努力，诸如替孩子攀干亲、送孩子到贵族学校读书，希望孩子将来跻身上层社会，积累达官贵人的人脉资源。但综合世情来看，这一部分因素在全部关系网中只占很小比例。大部分关系是命运安排的，这一生你将要结识的同学、同事、战友到底是谁，都是很偶然的。

　　然而，听天由命只是普通人的命运。生活中总有极少数人，他们的关系圈是精心设计的，而且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营造的。这种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名称，或者说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称呼，但不统一，譬如“老江湖”、“老油条”、“本事人”、“能人”、“活络人”、“二哥”、“掮客”、“中人”、“交际花”、“肉弹”、“捞仔”、“滚友”、“搅屎棍”……这里我们不妨中性地称为“活络人”。

　　普通人与活络人不一样，普通人搞关系肯定有点吃力，因为关系网应酬没日没夜，违背普通人的生理规律，超出普通人精力、胆量和酒量负荷。而活络人置身关系网仿佛如鱼得水，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们的关系网不是听天由命得来，而是根据生活需要刻意开发出来的。他想认识谁就认识谁，想热火就热火，想冷淡就冷淡，圈子漂移着，随着自己利益中心转。这一类人，在各省市、各行业、各机构都存在，而且随近代江湖体制繁荣日盛，大江南北无一不见活络人踪影。中国人只要是在酒桌上应酬，就不缺这种人。

　　活络人营造关系网的特点，第一是“利益理性”：个人意志高度介入关系对象的甄别，有用的人交往，没用的人不搭理；第二个特点是“快餐化”：通常中国人关系圈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自发的过程，而活络人则不然，他们通过请客送礼、金钱铺路、银弹肉弹手段，把关系营造原本需要的漫长过程尽可能浓缩成一个短暂时间。好比用葡萄汁勾兑食用酒精，取代窖藏葡萄红酒，原本需要长时间酿造和窖藏，现在只需要酒精掺果汁，几分钟搞定。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加快，法制规范的建设跟不上，社会秩序露出制度真空。于是，江湖体制乘虚而入。除了“黑社会性质团伙”外，民间的关系网也越扎越大，特殊的生态环境使活络人大放异彩，活络人滚雪球似的日益增多，成为不少平民百姓羡慕的榜样。一时间，学习活络人搞关系在民间十分流行。通常在关系网中，活络人既不直接求人也不实际做事，既不是供方也不是求方，只是一个中介，是关系网运作的中间人，是特权传递的润滑剂。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关系网的主要特征：层层传递和技巧性。 　　

关系技巧之不完全手册

　　自明清以来，以移民和游民为骨干的关系网建成后，便形成相应的操作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现在被人们称之为“关系学”或“关系术”。

　　为了对“关系学”这一课题进行探讨，作者在这十年的观察、研究中，留意对搞关系的基本招数和手法进行系统的、当然也是初步的归纳，得到以下十四种基本手法。这十四种手法源自“老江湖”们应酬时候的口语，因而依然属于很感性的层面。一方面明显有含义重叠，另一方面囿于作者学力浅薄以及地域时间限制，内容也可能有所遗漏。因此，这里的归纳只算是初步的，按时下流行语言，叫作不完全手册。

　　江湖社会中，搞关系的术语很有意思，基本上每招只一字，每字一招，归结下来主要有十四字：拉、托、攀、套、做、捧、拍、拜、跟、认、串、应、培、袭。顺口念起来，颇有中国功夫十八般武艺的味道。十四个字各有侧重，其中几字讲战略战术，另几字讲技法，还有一些明示源头。口语中，最频繁一个字就是“搞”——搞关系。认真地说，“搞”不是一种招数，而是这十四种招数的总和。

　　对于老江湖来说，这十四个字的含义毋庸这里赘言，不过考虑到读者中亦有涉世不深的青年，略作交代。

　　1．拉

　　成语说：拉拉扯扯。拉，带有拽的意思，就是用力拽过来。把谁拽过来？把要搞定的人拽过来。查遍媒体，所有查处的腐败案件的当事人，几乎都很会拉关系，就是刻意地、无所不用地增加关系网的人数。拉的含义很复杂，但主要包含两重意思：一是拉起来，二是拉近来；即是：既要缔结新关系，也要增进旧关系。

　　怎么拉法？江湖的特点是没有教科书，没有理论，凡事靠悟性，靠榜样。厦门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这就是老江湖的悟性，知道怎么拉，怎么对症下药。没悟性的，则要模仿老江湖的榜样，去感悟，去体会，看看老江湖怎么拉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复杂，总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条最基本，那就是请客和送礼，所谓搞定对象就是让他欠自己人情，欠了人情，下面就好办了。

　　2．托

　　你要做一件事，又不认识人，那就只好托人了。机关办公室经常有这道风景，常常有人对着同事或对着电话另一端高声询问：“要办某某事，在某某部门有没有熟人？”要办事，又没有熟人，通常急得团团转，只想快点找个中间人托出去，花多少人情都愿意。开始还避人耳目，后来也公开无所谓了。

　　托的本意是委托或转托。托关系，也就是通过关系人辗转传递，寻求满足需求的资源。这是一种传递需求信息、交换支出和收益的本领。托的现象以及附在现象上的技巧，是关系网能做大做强的根本原因。一个人认识的熟人有限，通常不过一百人到二百人。通过托关系，就可以将需求信息，附带成本支付意愿播散开来，像渔网一样撒开来，层层传递，播及很大的人群。关系网的“网”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托”的机制，“托”造成了传递。一般而言，平均的传递规模可以达到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

　　3．攀

　　许多人在与地位较高的人相处时，总喜欢称自己与对方是“校友”、“远亲”、“同乡”、“本家”，期望与对方确立关系，这是典型的“攀关系”。拉关系拉到贵人身上——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就变成攀，具体地说法是攀亲戚、攀上级、攀校友、攀同乡、攀门生等等。

　　“攀”这个字之特殊，是因为其中包含着等级意味。所谓攀，也就是纵向（垂直方向）拉关系，在等级秩序中缔结关系。由此，“攀”的内涵就等于“拉关系”再加“等级规矩”，平添一道尊卑色彩——低姿态，低三下四，恭维，甜言蜜语等等。

　　中国文化积累日久，意蕴复杂。“攀”的妙用，有时还能看到另一种相反情况，即自谦。在平等的交往中，自称“攀关系”表示自谦。譬如：“我和您攀亲戚”，“我跟您攀校友”，或者“我高攀了”，此处“攀”被用来表示恭维和尊敬，抬举对方。

　　4．套

　　中国文化讲究地方本位，地缘优先。中国人刚认识，总习惯问一句：“您哪儿人啊？”你若答道：“吉林的”，极可能听到：“嘿！咱们半拉老乡，我辽宁的”。你若说：“俺山东的”，你还是听到：“咱们半拉老乡，俺娘山东人”。反正不管你是哪儿人，最后都逃不出“半个老乡”，总有办法绕回来。如果你说你姓李，那就“五百年前是一家”，是本家，更亲了。相比之下，北方人比南方人习惯套近。有位东北人在南方做经理，有一天对新招聘的员工很满意，顺口唠起了家常：“这两天真冷，昨晚和你嫂子睡觉着凉了”，听得新员工差点昏过去，我嫂子怎能和你睡觉？其实经理不过是自称大哥而已。

　　套，就是套距离，俗话说“套近乎”。套是个模糊概念，语义可以大约意会，却不易言表。

　　大致上，“套近”近似拉关系中的“拉近”。不同的只是，拉关系的“拉”带有强势的动作色彩，颇具实干性、实践性，多用于讲述行动，讲动作。相比较，“套”是一种嘴皮功夫，嘴力劳动者的活儿，用语言构建二人关系。所谓“套近乎”，就是以语言套认与对方的名义关系，还没有动实质的，晋升至用礼物或金钱来拉关系。

　　关系，光说不动真格肯定没用。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所以“套”，往往是拉关系的前奏，它首先要解决双方的关系名分，建立相互认同。有了这种认同，才可以付诸行动。

　　5．做

　　上世纪80年代，广东地方流行说“识做”，许多场合都可派用场。上司安排你当先进分子，晚上赶紧拎两斤点心上门送去，叫“识做”；得罪流氓了，有人来修理你，临走撂一句：“下次识做嘀”，意思是老实守规矩点儿；圈子里有人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旁人都夸他：“佢（他）几‘识做’哟！”。总之，“识做”都和规矩有关，意思是符合江湖规矩，符合隐形规则或者地方行业陋规，隐含着潜在的江湖因素。这些所谓的规矩都是“江湖规矩”，不是公开的章程。

　　做，是模糊概念，依赖特定语言环境。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种不同意思：一做关系，二做人情，三“做人”。

　　做关系，就是制造关系、拉关系和套近乎。做人情，就是制造人情，在人情债务核算上成为债权一方。这里只谈“做人”。会做或者识做，关键是个“做”字。怎样才叫“会做”？悟透这个字，无非在于顺应江湖规矩，尤其是当下流行规矩，又以江湖体制对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为核心。什么才算江湖的利益规矩呢？简单归纳一下，主要有三条忌讳：一是“利益均沾”。道上混的人，“捞”利益不可一人独食，多少要讲些哥们义气。二是“保全面子”。对所有同道均要顾面子，切不可让人没面子。不给人面子，即不给人活路，江湖上的脸面比生命还重要。三是讲等级。如果是依靠上司、大哥、靠山获利，酬谢时要额外加重筹码，不惜超过自己所得。所谓会做，无非就是懂得这些背后的规矩。江湖规矩以心口相传的习俗存在，不成文字，又随时随地变幻，只得靠个人去体悟。

　　6．拍

　　拍，就是巴结，俗称拍马屁。

　　在中国，拍马屁无人不知。看中国人拍马表现就如同看人吃饭一样常见。在一般的老板、上司办公室里，常常聚集一些亲信和门客，以溜须拍马营生，有事替办事，无事伺候茶水，甜言蜜语恭维上司。拍，是权力专制和等级制的产物。

　　拍不是具体的动作和过程，而是讨上司欢心这个目的驱使下的一系列行为。通过讨上司欢心，加深上司与自己的关系。这是下对上的关

　　系术。

　　7．捧

　　人们常说，某明星草包一个，是被唱片公司老板“包”起捧红的；某地上市公司业绩平淡，被地方领导造假捧红；某个名人原是二混子，巴结娱乐圈大把头被媒体捧红。这些说法，表明“捧”蕴含着一种提升力，是一种有价值的手段，用以发展关系网。当然，捧非白捧，时下流行“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捧人的老大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其间必有人情授受，利益各得其所。

　　捧和拍含义接近，以至于有人混同使用，譬如“捧领导”和“拍领导”意思相同。但是，二者还有差异。拍，基本含义是巴结，也就是讨好上级，寓意自下而上。捧，不限于“自下而上”的讨好，自上而下的提携也可称作“捧”，譬如“捧场”、“捧明星”、“捧红”、“捧杀”等。这里，捧的意思是提携、栽培、扶持，提升地位和名气。

　　无论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是平级之间，“捧”都适用，它的含义是从不同方面提升对方等级，譬如名气、面子或社会地位。其中面子是虚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是实的。这当中有讲究。下级捧上级，务虚为主，说好话、给面子，满足虚荣心，上司欢心；上级捧下级，务实为主，给地位、造名声，提拔下级，下级得实惠。

　　8．拜

　　蒋介石早年“混”在上海滩，炒股亏空，投贴拜黄金荣为师父，黄老板遂介绍其往广州投靠孙中山，方有后来成功之日。这是第一拜。蒋介石后来做了合法名义的大总统，但无奈军事上打不下军阀，无法一统天下，于是曲线救国，与奉系张学良、直系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结拜金兰兄弟，借结义方式巩固地位。这是二拜。军事上不一统，就江湖上一统。蒋委员长一生不知曾拜过多少拜，真假兄弟难辨，但名义上缔结的关系网巩固了个人实力。

　　拜，原意是拜祭。结拜是早期江湖中的一种宗教性的仪式，通常要焚香、歃血为盟、投贴、拜天地、拜师祖、拜关帝爷，还要发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在信仰上，江湖文化普遍属于儒、道、佛三教合一，仪式上以道教形式居多，精神内容上以儒教或修正的儒教居多。

　　根据纵和横关系，“拜”再分成拜师和结拜。拜师，是缔结师徒、师生关系。按照儒教伦理，师徒、师生之间形同父子，参照父子伦理相处，属于纵向关系。结拜，是缔结兄弟关系，一般按照年龄排序，偶尔以能力和本事排位，以义兄弟相称，是横向关系。在旧社会的江湖帮会里，青帮以拜师父为主，红帮以拜大哥为主，形成不同称谓结构，但长幼尊卑并无差异。

　　近代以来，拜师和结拜一直是缔结关系的手段。民国时的红伶艺人，一般要拜江湖上的把头或龙头老大为师父，以保饭碗。而做买卖人，则喜欢与警官拜把子。说是“兄弟”，其实无非纳些孝敬，舍财免灾。结拜后，商人有了靠山，可以免遭流氓欺负凌辱。贼子知道富商与警察的关系，也懒得惹麻烦，自讨苦吃。

　　9．认

　　“文革”前，作者随父亲返福建老家，所闻最惊奇者有二：一是满街焚香拜佛，二是人人拜干妈。经过“文革”又经过改革开放，拜佛和认干妈现象都有些许减少，不过自今仍是流行习俗。至少在福建沿海，“文革”以前人人有干亲，形成事实上的“制度”，甚少例外。而在邻近的广东地区，即便没有人人拜干亲，也是十分普遍流行的习俗。“干妈”的“干”字是北方说法，在南方沿海地区，一般称为“契”，即“契妈”和“契爸”。认或者拜的行为，称为“契”，认一个干亲或干儿子被称作“契一个”。新中国成立后，认干亲的仪式已经演化得甚为松散。以福建为例，双方家长商量过后，亲父母带孩子本人，携带一副猪脚和几斤龙须面作拜礼，寓意干妈辛苦了，腿脚多有劳顿。然后，干爸干妈赠送干儿子一套新衣服或其他贵重礼物，即完成仪式。

　　认干亲的道理很简单，认了干亲就多一门亲戚，日后两家人，尤其是干爹妈干子女之间，也好相互照应。由于双方主动认亲，具有半友半亲色彩，属于友上加亲，亦友亦亲，关系肯定比一般的远亲和一般的朋友更密切。事实上，干亲家成年人之间原本多是至交好友，本来就十分融洽，认完干亲，关系则更加巩固。

　　就功能而言，认干亲与结拜兄弟或拜师很接近，都是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缔结类血缘关系，文化学上叫做泛家族主义制度。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首先，认干亲主要发生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或者个人与家庭之间，至少在作者考察的闽南地区普遍如此。而结拜和拜师，主要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个人与江湖帮会之间。这就凸显两种不同的群体特征：认干爹干妈，多是居家生活的本分人，而结拜兄弟、拜师拜祖，多是游民、会党分子、流动生活者。其次，认干亲是一种家庭概念，它的传播范围局限在两个核心家庭，甚至不扩散到双方的家族外围，譬如表亲堂亲，外戚们的态度并不因为这个小家庭认干亲而有明显改变，干亲关系和名分是不传递的。而结拜和拜师具有团伙甚至会党性质，一拜就可以拜许多人，比如《水浒传》有108人。通常拜师后，师父门下所有弟子都是自己师兄弟。归结说，认干亲是两家人的互助，结拜和拜师以结伙为要义，这是二者最大差别。

　　10．跟

　　杜月笙早年在上海滩混得有头有脸的时候，人称聪明“小诸葛”，放着十六铺码头的大哥不做，毅然托人引荐入大亨黄金荣公馆做杂工，为的就是“跟”上大船，他日东山再起。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有意延揽并培植。李登辉“跟”上蒋经国后，先后任“政务委员”、“台北市长”、“省主席”。1984年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被刻意培植为接班人。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总统”。从这两个例子看，“跟”是混世要决，它缔结了与权威人物的关系，颇有借力打力之妙，如同船上的乘客们不费吹灰之力，跟着老船长再创辉煌。

　　跟，就是跟线。线，就是江湖名利场的派系。

　　跟线，是一种战略，一种洞察力，并未涉及具体手段。若要付诸实施，还得动用其他手法诸如攀、拉、套、拍、捧等等。为什么说跟线是战略而已？因为“跟”的作用仅限于制订规划。跟不跟得上，还得看悟性，看自己努力。能跟，则是比这悟性更大的悟性。但别小看这种规划，如果跟线不对，一辈子前程就葬送了。

　　跟线，需要小人物的“高瞻远瞩”，所谓拿破仑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虽位卑而眼界开阔，身处在下层，却要站在高层的地位来分析大趋势。这对自己选择攀附目标极为重要。选择那些前途看好但处在成长期的“潜力股”做靠山，“良好的开端已是成功的一半”，不仅投资低（因为在靠山崛起前就开始依附），而且捷足先登，先下手为强，一伺靠山崛起，便是享受瓜熟蒂落之时，与之已建立生死关系基础。当然，跟线也有极大风险，一旦跟错满盘皆输。

　　11．培

　　培，就是栽培，即培植党羽和亲信，这是对大人物而言。

　　李登辉对蒋经国是“跟”，反过来，蒋经国对李登辉便是“培”。从先后说，是蒋先发现李在农业资本运作方面的见识，欲延揽其入阁，培植为自己亲信。“培”比“跟”在先，但二者肯定相对存在。想“跟”的，人家不赏脸不“培”，不成；想“培”的，人家不赏脸不来“跟”，也不成。

　　大凡在权力场混——不限于官场，还有商场、社团、机构、会党、教门等等，总有自己的对立面。欲与对立面竞争较量，就必须强化自己的势力，强化就意味着培植“自己人”——亲信和党羽。跨阶层之间偶尔也有培植，比方说商人生意做大了，自然希望在官场安插自己的代言人，这也是一种培植。譬如当年厦门私枭赖昌星居然在海关里全盘买通，其他走私商人通关如果想逃关税，那就要向他交钱，他成了代理海关，自己收税。

　　栽培的主要方法，就是安插和提拔。安插，是把自己的密友、亲信、关系、铁哥们安排在要害部门，使这一座山头犹如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私人势力范围。提拔，就是提升亲信的职位，安排更重要的权力，进行笼络、拉拢，使之更效忠。

　　只有手中有权力，才能栽培别人。但是，即便手中有权，栽培也需要做许多小动作，因为栽培本身与法律纪律相抵触，不能公开声称谁是亲信提拔谁，而必须通过正常的法律和行政程序，使栽培合法化。这里有很多学问。举例说，要把一个不合格者安插上某个职位，必须在经历和业绩上做假，编造业绩和简历，对熟知内情的人还要软硬兼施，使其三缄其口。

　　12．串

　　串，就是串联和串通，它的意思是联络。

　　某副教授欲发表论文升教授，询问国家一级刊物的关系。于是，有朋友自告奋勇，挨个找通杂志社的朋友，然后，再把这些人的联系方式记下来交给副教授亲自接洽。这个过程，就是串，把能办事的关系们串成一溜。

　　经常听人说某个人很能“串”，就是指很会联络关系。所以，“串”部分类似拉关系的“拉”。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同，其实很难分辨，是个模糊概念，与方言或者个人语言习惯有关，正应了那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老话。若要推敲，“串”可能是“一连串”，也就是同时拉一串关系，是“拉”的复杂技巧。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串”的本事比“拉”更高超，它不仅能拉，而且能够拉出一长“串”，具有系统性和全局观。

　　13．应

　　应，就是应酬。

　　但凡有一官半职的，下班前对家属最常说的就是：“今晚有个应酬，不回来吃了”。话说得多了，家属们便习以为常，压根儿就不准备夫君饭菜。1994年前后，我有工作要找一位乡长，连续一星期晚上家里找不见人，后来寻遍酒店踏破铁鞋才遇着，原来他从来就不曾回家吃过饭。朋友笑他：“工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三顿基本不在家”，最后一句讲的就是“应酬”。

　　应酬是关系网的保养，就像汽车需要定期保养。没有应酬，关系就会松懈，人走茶凉。依照江湖规矩“面对面”的基本要求，熟人关系需要经常见面，热乎熟络，加深“感情”。而在应酬之中，个人想办的事情就各自想法委托出去了。这就像一个市场，而市场通常设在红火的酒店里。否则不走动，关系就会慢慢松懈、淡化，人走茶凉。我很理解那位乡长，假如天天不去应酬，晚上在家陪老婆，乌纱帽维持不了几天。

　　关系网的应酬，有几种简单的方式。

　　对女人来说，最普遍方式是串门，拎点小礼物到对方家里唠家常，嘘寒问暖。

　　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喝酒聚会，插科打诨，聚众取乐。男人们表达亲密就说：“好久没在一起喝酒啦”——不仅要碰面，还要灌倒几个。酒菜上齐，还有一些套近乎、从不腻味的老生常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一点点”，“不醉倒一个，谁都不准走”云云。所以，衡量男人关系的深度有一个很特别的指标，叫做“在一起喝过酒的”——潜台词是已经认识了，是准哥儿们。喝酒对维持江湖关系很重要。

　　14．袭

　　老张师傅退休，儿子小张补员顶替进厂，开头没人搭理他，没人认识他。这时，老张的哥儿们老王向大家介绍，新来的是老张的儿子时，大家“啊”地一声忽然围过来问寒问暖，诉说着跟老张关系如何不一般。从不搭理到嘘寒问暖，背后的力量就是“袭”，关系的世袭和承袭。“袭”，是一种看不见的制度力量，在关系网文化里，老王一声招呼，小张就将他爹的关系承袭过来。接上头了。

　　所谓袭，就是自父母、师父、老大、上司、老板和靠山等处承袭关系的资源。因是袭，就牵涉到上下辈分关系。这就要区分各种关系资源的具体情况。最典型的承袭莫过于世交，自父母处承袭关系。由此，中国话产生两个特殊称谓：一个“世伯”，一个“世侄”。这不是一般的“叔叔阿姨”，而是密友与密友之子之间的关系。只有密友的前后代才可称“世伯”、“世侄”。其次，从上司、靠山承袭资源也是重要方式。怎么才能把靠山、大哥、上司的关系转化为自己的关系，这是“袭”的学问。袭，并不像领受遗产那样自然而然，靠法律程序，而是要靠自己主动去努力。这就是袭的关键所在，它是一种积极的努力，而不是被动的继承。袭，取决于靠山的认同和分享的意愿，只有他把你当作亲信、心腹，才可能让你分享他的资源。

　　以上谈的是中国关系网的十四种关系术，下面再看经过个人刻意经营努力之后形成关系网的结构。每个人的关系网都有结构，概莫例外，而每个关系网结构之间都具有相似性。这个相似，反映了关系网的结构共性。 　　

费孝通描绘关系：一枚石头扔进湖塘

　　凡组织必有自己的结构。单位有单位的结构，政党有政党的结构，公司有公司的结构，帮会有帮会的结构。譬如公司，一般都有治理结构，通常有图示贴在办公室，上面是董事会，下面是总经理，再往下是部门，最后是业务员。欲与组织打交道，首先必须了解组织的结构。搞关系也一样，想搞好关系必先在脑子里有一张蓝图。关系网是江湖的一种组织，它也有自己的结构、原理和规矩。

　　关系网和帮会团伙，这两种模式都是从古典社会家族组织蜕变而来，只不过蜕变的路线、方向各不相同。在关系网里，大家虽然不具亲缘关系，但具有与家族组织类似的相处之道。关系网与家族组织进行类比，类似特性有三条：（1）亲疏，（2）上下，（3）内外。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梯度格局，提示了等级性和异质性的普遍结构，无怪乎费孝通设计一个“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社会，尤其家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往大里说，西方社会学提炼不出这个“差序格局”，因为那里不具有典型的社会学所谓的特殊主义原则，这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西方社会是一个普遍主义的、均质性的社会。

　　说到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乡间社会的模式，不能不提费孝通的理论。在五十多年前，费孝通著的《乡土中国》①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一次提出一个有关乡土社会的结构模型，叫做“差序格局”。其大意说：中国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特定的结构原理，用图像来表示，就像一枚石头扔进宁静的池塘，泛起一圈圈涟漪：涟漪外形酷似一圈圈同心圆，以自己为中心，一层一层向外推，向外扩散。这个同心圆图式有三个要点：（1）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外在的别人、有形的团体或国家为中心。（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均等，有亲疏之分。所谓圆圈，便是由自己某层亲密关系们组成的一串点，越是靠近中心，越是亲近；越是远离圆心，关系越疏远。（3）个人与每一圈上亲疏不同的人际关系，都有特定的伦理规范和各自不同的相处之道，方式规则各不相同。

　　这个模型提出大半个世纪了，始终都是本土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理论完全取代它。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学者对乡土社会的认识，在理论上没有进步。

　　费孝通研究的是乡土社会的格局，即定耕农业社会的构造。与之相比较，本书讨论的是江湖社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关系网的结构。前面说过，江湖社会是从乡土社会（定耕农业社会）蜕变而来，家族的封闭团体结构蜕变成近代江湖会党和教门，家族里的人伦关系蜕变成了超出家族的人际关系网。江湖的两种形态——帮会和关系网都与家族模式有关，异质而同构，尽管成员不拥有亲缘关系，但结构和操作方式在某一侧面类似，道理相通。家族是各种江湖的通用摹本。

　　差序原理，用通俗话说就是亲疏二字。亲疏原理不仅适用乡土家族社会，同样适用于江湖，适用于关系网。家族里有亲疏，关系网更有亲疏。搞关系，最讲亲疏。有三个档次——“关系特铁”，“关系一般”和“没有关系”，是人们通常表述关系亲疏的三个等级。除此之外，江湖社会不仅有亲疏，还有“内外”——自己和任何外人，以及“上下”——上人和下人，交往规则极其复杂，繁冗之中又有一定之规，不学不得以悟透。

　　亲疏有别

　　依中国人的标准，亲兄比表兄亲，亲表兄又比远房表兄亲，远房兄弟只要不出五服，还算自家人，总比外面熟人亲。再往外说，熟人比点头之交亲，点头之交比陌生人亲。陌生人当中，本地人比外乡人亲，中国人比外国人亲。这就是亲疏的一种解读。关系社会讲的亲疏，肯定不单指血缘亲疏，也不单指空间远近，而是由交往频度构成的牢固性和利益深浅。

　　依前面所说，关系是一种“面对面”相处，所以处不处得好是一切关系的前提。以“面对面”观点看亲疏，亲疏就是面对面交往的密切度，以及滋生的默契度。相处频密、融洽就是亲，俗称“关系很好”、“很熟络”；反之，不频密就是疏，所谓“关系一般化”、“点头之交”、“没什么来往”。

　　在亲疏尺度上被定性，这还只是起点，然后在俩人亲疏被定位之后提出不同的交往规矩，依此相处，最终效果就有了大差别。越亲密，相互委托办事越有义务感、责任心，做事越卖力、效率高；反之，越疏远，办起事情来积极性不高，卖力程度差一些，推三诿四，效果难有保证。亲密即是动力，甚至是压力——人情的压力，情面的压力。假设委托不够亲的人办事，担心动力不够，那就需要加油送礼，这是一套规则。俗语称之“金钱开路”，或者“银弹开路”，“炸开一条路”。这是另一重人情因素。

　　关系亲疏格局分化产生不同伦理规则和不同行为效应。顺势分析下去，就会一清二楚。起初，亲疏字面上仅是指往来的频度差异；而后由于频度增加，就逐渐积聚了相互认同感——关系的“铁”和“磁”，这“铁”和“磁”孕生了替对方担责的义务感。责任大小与关系亲近呈正比，典型的责任感就是把哥儿们的事情当自己事情来做，那就是常说的江湖义气——“替朋友两肋插刀”。私底下，你可能是愿意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即便不情愿，也要装着“哥儿们的事就是我的事”。熟人之间有情面，有情面必“抹不开”，情面越大，越难拒绝求情。对于哥儿们的请求，不管出于真心还是被迫都要表现出更积极的姿态，先一口应承再说，再咬牙去办理。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譬如有的人自己花钱应付人情，买商品当作赠品以应朋友之托，买球票当作“蹭”票满足朋友虚荣心。当然，江湖文化一旦开创了这个方向，哥儿们的感情建构还会一路朝前走，当主动的态度和感情发展到极点，就产生一种极致升华，变成了江湖常说的“共生死伦理”：“上刀山下火海”、“为朋友两肋插刀”、“咱俩谁跟谁”。

　　上下有别

　　成语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就表明权力等级的厉害，而且刚好一级压死人，高两、三级则未必有用。等级是封建社会的一般秩序，大臣晋见皇帝必须“叩见”，也就是五体投地，三跪九叩首，撞青额头为止。“叩见”后，还不能坐下，要一直站着，皇帝“赐坐”方可坐下。在世界其他文化里很难看到这般侮辱性的“五体投地”。更糟糕的是君臣关系被当做脚本推广至地方上的臣民关系，乃至官场内的上下级关系。这就将“等级”二字浸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也顺势进入了关系网。

　　关系网的第二特性是等级。

　　譬如有下面几位长辈：父亲、叔叔、姨妈、堂叔、远房表叔、世伯，以差序观点看，随着血缘、生活空间变化，这些人与自己关系有亲有疏，形成典型的“差序”秩序。但是，无论如何变化，长辈总归是长辈，撇开亲疏，下辈对他们都有一些共同规矩——恭敬、孝顺，不能犯上顶嘴，不能与同辈晚辈的规则相混淆，否则是违规。这就提示了另一个关系学规则：上下有别。以上举例都是亲戚，上下差级的区分主要不在亲戚，而在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处理权力和权贵的态度原型，却来自家族。上下有别，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等级伦理，是古代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遗迹。无论乡土社会，还是江湖社会，等级都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的一般特征。

　　等级制是抽象制度，需要演化成具体的尺度来执行。具体的尺度是年龄、辈分、权力、行政级别、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师生（徒）关系等。儿童不知道等级制为何物，但知道在家族里区分长幼，在学校区分师生，因而掌握了一些尺度。

　　进入等级的语境，就必须遵守一系列模糊的规矩。这些规矩隐性地存在，譬如以下三条：

　　第一是恭敬态度。这是所有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地位低者对高者，最起码的规矩。恭敬的态度首先体现在语言和姿态，其中磕头便是封建时代遗留的一种极端仪式，代表人格的依附。

　　第二是奉献“心意”。晚辈向长辈，下级向上级，奉献金钱、礼物来回报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栽培和呵护。现在逢年过节，每每可见子女向父母送礼，下级向上级送礼，群众向领导送礼，小弟向大哥送礼。这是一种制度规范，即便不求人也要送礼，只为确认这层模糊的依附关系。除了贪官以外，礼大礼小无人嗔怪，关键是记得他老人家，强化和确认上下关系的认同。

　　第三条是交换不对称。这是前一条规矩的延伸。上下级之间如果发生利益交换，双方支付的成本不能对等，在大致认可的折算标准上，下级理当付出多，上级理当付出少——所谓倚上卖上是也。譬如，下级帮上级办事（包括门生帮宗师办事），所获酬谢应该比当上级反过来酬谢时的情形要少一些。不是上级舍不得代价，而是通过差额凸显双方的等级格局。酬谢少到最少的地步，可能只剩下夸奖和口彩。

　　假若上级在一桩交易中偶然付出超标准的过多回报，下级通常应该表现出诚惶诚恐和不敢当——很可能是上级在考验你的归附心。除非你确认上级刻意施舍，刻意表现慷慨大方，方可收受。但是什么叫“过多”，习俗规矩并没有明说，全靠个人揣摩，依赖对上级价值观的了解和当前行情折算，因时因事而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模糊思维。此外，在更森严的等级关系中，譬如江湖会党，大哥对喽啰的酬劳，甚至都不叫回报，而叫做“赏”。事情干得漂亮，赏钱、赏物、赏女人。

　　这条惯例的立意，一来确认双方关系的等级差异，二来保证双方交往历史的总量平衡。在传统价值观中，上级对下级的提携、栽培、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恩情”。恩情之大，有如再生父母，终生报答不完。因此，这种附带恩情交换的不对称性，也被当做是下对上终生报恩的一部分。瞬间的不对称，是为了交换历史总量的对称。

　　内外有别

　　在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中，个人人际关系像一串同心圆向外推开。我们在此问道：这究竟能推多远呢？在费孝通的“涟漪”图示中，水塘有多大，人际关系规模就有多大。然而，水塘不是大海，究竟有限还是无限，费氏未言。

　　中国人的关系网范围，即个人关系网的规模，从道理上讲是不能无限发展的。关系网的容量之所以受限制，是因为中国人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熟悉”即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认识几个人，关系网的规模就是这拨人，不可能无限扩张，何况认识人当中还有不能搞关系的。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阅历都有限，不可能认识无限多的熟人。以婚礼喜酒的嘉宾规模作为样本切入熟人圈子，一户普通市民喜筵的嘉宾规模平均在200～300之间（喜筵20～30余桌，平均25桌）；好客的、善交际的家庭稍多一些，一般达到500人左右（喜筵50桌）；不善交际的人还达不到平均数（10桌以内）。假定关系网的人数规模约等于婚礼喜酒规模（实际上前者略大一点，取其近似值），以喜筵规模代表熟人圈子，那么便可以说：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在200～300人左右；可以取250人近似值。以喜筵数代表熟人数，在逻辑上基于一个假设，就是喜筵人数约等于熟人数。这是普通百姓的情形，活络人营造的熟人圈子要大得多，基本上近1000人。不过这样产生一个坏毛病：熟人的名字很难记全，经常无奈地说：“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

　　因为熟人数量有限，所以关系网暗含了结构上的闭合、分界和不开放，它的特征就是闭关自守，形成“自家人”和“外人”的分野。“自家人”是共生圈，一起捞，一起吃；“外人”是对手，是竞争者或者是漠视的对象。简单地说，关系网的周边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就是“自家人”理念，它是关系网的边际。“自家人”和“外人”两个概念关涉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体系和游戏规则：“对待‘自家人’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外人’就像秋风扫落叶”。

　　什么是自家人？什么是外人？

　　自家人就是关系网里面的人，特别是关系圈里层那些亲近人；外人就是关系网以外的人。二者之间有一片过渡的模糊界区，界区又有三道概念作防线——狭义、中义和广义，形成不同的规矩和语言环境。狭义“自家人”就是自己家族的人，这是辞源本义，是家族主义文化的起点。若是乡里有械斗，当然是帮亲不帮理，同姓帮同姓。中义“自家人”是认识的熟人——哥儿们、姐儿们，平日来往频繁，有事情相互帮忙。广义“自家人”是本地人，或延长到操同一方言的人群。譬如潮汕人听到乡音便称“自己人”，热情异常。在泰国，讲潮州方言就可以得到潮州人照顾，可见潮州人乡谊之盛。凡称“自己人”必定待遇不同，遵循的规则不同。一旦界定“自己人”，脑海马上进入特定语境、价值体系和情感体验。“自己人”有优惠，有互助，遇到“自己人”与外人纠纷要先帮“自己人”，而不论是非曲直。

　　相反，如果对待自家人的基本态度是“照顾的义务”，那么，对待外人基本的态度就是漠视和排斥，这种二元伦理的本性是排他。

　　北方人常说南方人排外，尤指广东人和上海人。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在广州以普通话问路通常没人答理。改革开放伊始，外地人到广州高第街买东西通常在价格上要吃亏，若问价后不买，粗野的商贩绝不轻易放过。在前现代化时代，南方地域多排外。沿着海岸线看中国地图，北至上海，南到广西，排外心理十分普遍，南方地方文化普遍具有排外性格。

　　譬如，闽南人对闽南以外地方一律称“北方”或“内地”，称闽南人以外的所有国人，包括本地讲普通话的移民，一律称为“北方人”、“北仔”或者“内地仔”，甚至歧视称“北仔戆”，即北方傻。一次，两个小青年骑摩托车不慎撞倒了一辆自行车，二人起初面带愧色，不想被撞人踉跄站起来，用北方话嘟哝一声“他妈的”。两个小青年不干了，交换了一下眼色低声道：“北仔戆，揍不揍？”另一个答：“揍！”两人转身回来，又对骑自行车人拳打脚踢一顿，随即逃之夭夭。俩人能瞬间达成一项打架默契，关键在歧视理念背景。按他们想法，本来低人一等的外地人，撞了也白撞，我能面露歉意已经不错了，还敢骂我娘，绝饶不了你。

　　以上，我们分别谈及关系网的三条“有别”原理：“亲疏有别”、“上下有别”和“内外有别”。概括来说，三个“有别”原理是一种广义的费氏差序格局——即由异质性和特殊主义原则建立的格局。半个世纪前，费孝通总结了中国乡间社会的特殊主义：差序背后的梯度性和异质性，而不是现代法治社会强调的平等、均一和普遍主义。而这种“有别”差异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是普遍的，不局限于乡间家族，更涵盖江湖，包括帮会和关系网。 　　

见面熟人二百余

　　前面谈到，关系网由亲戚、朋友、同学、校友、街坊、邻居、结拜、世交等十七种人脉组成。不同背景和个性的人，关系网规模大小肯定不同，它标志了个人的活动能耐。老实、不善交际、好清静的人，关系网肯定小；活动能力强、有本领、长袖善舞，关系网肯定大。然而，不论个人关系网有多大，它总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一个人在河南呼风唤雨，不可能到河北还能搅事，按行话来说：“这不是他的码头”。一个普通人的“码头”，可能遍及一个小城，但不可能涵盖一省。

　　关系网迥异于现代法人团体组织，后者的规模在理论上没有限制。以跨国公司为例，它究竟可能容纳多少员工，在世界法律制度上没有明确限制。譬如，当今麦当劳加盟连锁店全世界总数已达到三万以上，员工总数过百万，坐落在美国伊利诺斯州Oak Brook总部的老板们纵使一辈子不停地巡视，也不可能逐一莅临旗下分店。然而关键是，不去分店还能赚钱，以中国文化背景来看，真是绝活。在那些靠关系起家的中国老板眼里，麦当劳等跨国公司不啻一宗奇迹：老板投资一块不打算去的地方，居然有本事财源广进，简直匪夷所思！擅长裙带关系的中国小老板坚信，做生意第一靠自己亲力亲为，第二要靠任用亲信来弥补不足，譬如老婆管账，小姨子管货，兄弟管客户。每有新人开店，总有老行尊善意规劝：外人不可信，否则权力旁落外人，早晚被人架空云云。家族人手不够用怎么办？要么维持生意现状罢了，要么去“契”——即“干”几个儿子，或者拜几个把兄弟充数。这实际上是两种组织观念的差异：企业组织到底是依赖面对面的熟人，还是不需要面对面的熟人，只要铁板板的制度。

　　“面对面”是关系运作的局限，它决定了关系网的规模十分有限。

　　如何寻找关系网规模的代表样本呢？我们以现代团体类推。一个团体，由章程、契约、证书设定界限，成员角色明确。欲调查团体规模，可以观察该团体的会议，会议是团体的集会，要详细了解团体大小和成员构成，到会议室里一目了然。但是，关系网不同于现代团体，它不开会，没有纲领、章程和纪律，没有成员证书，没有合同契约。实际上，关系网只是一个松散的、边界模糊的人群，它以自我为中心，从不以任何集体为中心，每个人的关系网各自不同，相互之间通过人情纽带编成一张虚拟的“网”。也就是说，社区内部同样一拨人，在我看来是一张网，在你看来又是另一张网，在他看来则是他的网，网与网不同。它是虚拟的，属于各自内心的知觉，甚至是康德式的先验图式，只有网中流动的利益是客观的。关系网是社会心理的，没有物理凭证。

　　关系网虽不举行会议，但总是有一些场合“召集”成员出席“会议”。对于有志于观察关系网的人来说，结婚吃喜酒是一个特殊机会。除喜酒外，拜年、婴幼儿满月周岁、丧葬等民俗都可作关系网集会样本。以拜年来说，春节期间的拜年人，可涵盖家庭大部分关系网成员，尤其地位低于本家长的成员，一般来说关系近的集中在前几日，稍远的集中在后几日，但凡拜年的都属于关系。相比较而言，依然以喜筵场合下熟人到得最齐，其数量最接近一家一户关系网。下面我们以福建南部地区为例，以喜筵宾客来解读关系网。

　　在闽南社会，喜筵依例办两次，一次男方，一次女方。个别的，也有由双方家庭联袂操办的，宾客总合双方亲戚熟人。我们只讨论单方操办的情形。

　　闽南人的婚俗，沿袭古礼之“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聘、请期和迎亲。改革开放后，老规矩有所淡化，剩下来主要是“吃酒”：宾客奉分子红包，然后按固定菜谱饕餮一顿。至于纳彩、问名、纳吉在城市很少人奉行，纳聘有部分人遵守，请期的人较多。至于喜筵，精髓绝不在菜肴，而在排场，摆桌越多，人气越旺，气派就越大。那么一般喜筵请多少桌，来多少人呢？近十年来，作者发现闽南地方普通市民喜筵大多数在20～30桌之间，这个数据采自许多酒店管理层和市民口述。以平均每桌10人计算，宾客人数约摸200～300人。这相当于个人关系网规模的约数。

　　然后要做一点校正，剔除其中不属于关系、根本不能办事的人，譬如孩童和老人，以及那些凑热闹的间接关系——譬如“关系的关系”、“亲戚的朋友”、“熟人的熟人”，这部分来宾与新人并不熟悉，将来不能直接互助，依赖别人介绍。依闽南习俗，喜筵以父母名义操办，是“某府喜筵”而非“某人喜筵”，这是一种家族主义文化，是家族里的大喜事，部分宾客属于父母朋友或其他亲戚熟人。剔除这部分人后，剩下来基本上是新郎官个人关系。对普通市民而言，这部分人平均大约在200人左右。

　　换言之，个人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是200人。这个半定量数值虽不精确，但勾勒了关系网的大致规模，决定了关系网作为一种组织体制在制度上的前景，最终制约了关系网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放社会。通俗说，搞关系搞不出现代化，因为它才运作了200人，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网大有用武之地，但它必然会被现代制度代替。以200熟人为中心，经过人际传播的层层传递、引荐，重新配置资源与合作，最大也就能涵盖数十万人的规模。关系网繁荣兴盛之地，总是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或城镇。50万人口这个约数与200人平均关系网有内在联系。在中小城镇，关系经过介绍人三传两递，就可以通达本城任意角落。常听人说：“咱们这地方真小，说起来都是熟人。”相反在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不可能找着这种“遍地熟人”的感觉，茫茫人海偶然遇着一位旧识，直可比古人“他乡遇故知”，其欣喜丝毫不逊色。在大城市，尤其对于大城市的新移民，因为熟人太稀少，托关系的难度也增加了，这个格局抑制了作为城市主体的新移民们利用关系网的活动。譬如北京和上海，新移民最难搞关系谋取特权。

　　通俗说，城市越小，关系越好搞；越大，越难搞。关系运作难度与社区规模呈反比。 　　

关系传递：寻觅熟人的熟人

　　过去几十年来，经常发生如此这般凡人小事。你办一件事情，遇到难度便要托人，如果自己的熟人当中无人胜任，就要委托熟人再寻找关系，然后前赴后继，一直请客送礼推动下去。譬如，早年出国办护照不容易，你跟出入境管理处不熟，便可能找公安局其他部门的朋友：“最近要出国办事，你跟出入境管理处熟不熟？”如果熟，这事交给他去办，事后你负责答谢。这就是关系网默认的社会规则。申领护照本来是你的权利，但是改革开放初期，诸多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完全，公共制度的交易费用高得惊人，于是个人保障权利不光靠法律，也靠关系。直接关系不行，就靠间接关系。老江湖道：“有关系要上，没有关系创造关系也要上”。这不是俏皮话，而是江湖的真谛。

　　在中小城市生活，市民都需要托关系，极少例外。这些托关系情形，又可分成两类：一类在自己的熟人小关系圈内就可办成；另一类直接托熟人还办不了，须请求熟人转托他们的关系才可办成。将事情通过熟人转托他们熟人的过程，这里称作“关系传递”。前面说过，普通人的关系网规模一般在200人左右，且因职业、家居等原因集中在职业、居地的周围。譬如，教师的关系网多集中在教育界，艺人的关系网多集中在娱乐圈，警察的关系网的多半在公、检、法，东城区居民在东城认识人多……这是由生活圈子及其“面对面”交往性质决定的。与此相反，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恰恰是突破狭小群体，实现更大范围的生存合作，什么都讲究一个“大”字，大经济、大合作、大循环、全球村。在哲学上，读者可以将关系网的发明和诞生理解为全球现代化的一条岔路。现代制度、关系网制度都诉求突破传统家族，扩大社会合作。开放社会和现代宪政制度是一个世界通解，关系网是一个儒教特解，由儒教家族主义制度蜕变出的特解。这是关系网的特征，对家族视野而言，它是外向型的，是努力超越家族的。为什么拉关系？就因为家族帮不了忙。希冀通过关系网承办的事务首先是外向的，全方位的，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幼儿入托涉及幼教，子女读书涉及教育界，购房涉及地产和家装行业，看戏涉及文化界，看病要有医院熟人，买便宜货跟商家打交道，出国跟公安局联系，开店办厂要工商税务有人照应，开发房地产要跟规划局、土地局打交道。一个普通人不可能认识如此多的熟人，如果正统渠道走不通，就只有托人。

　　两相对比，问题就来了。

　　一个人认识的人有限，而要办的事情无限。所办事务，如果恰好能在熟人中解决，便属万幸；如果熟人解决不了，只好再托人，求助于“关系的关系”，请“熟人的熟人”帮忙解决。从社会学说，这个间接方法等于将一个人关系网带入另一人的关系网，为了一个临时目标，暂时并网运作。此时，假若还解决不了，那就再转托一次，委托“关系的关系的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更多……将大量人员牵连进来产生链式的社会合作模式。在合作中，凸显一种链式人际关系：A→B→C→D……你传我，我传他，正是关系网突破了家族窠臼，扩大了人们交往的空间。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家族主义文化，从“薪火相传”价值观到“宗法”制度，再到经济生产组织，都离不开家族二字。至现代以后，生活格局改变了，国际环境开放了，传统家族生活解体了，唯有家族主义文化延迟落后。在此背景下，出于家族胜于家族的关系文化应运而生，适时地扩展了国人交往的范围，大幅度增进了社会交换。换言之，国人不依靠西方式的契约和法律，而依靠旧式人际关系的反复传递，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达到个人扩展交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关系网和关系社会在中国必然会发生，而且会长期延续下去。

　　关系传递突破个人熟人的局限，使原本不容易办成的事变得可以办成。这种功能把传递链上所有人的小关系网串联起来，变成一张硕大的网——复合关系网，产生组织人数上的“规模效应”，使得小关系网望尘莫及。关系网有能力与当代法治相抗衡，譬如“递条子”、“打招呼”通达法院和检察院，死刑能跑成死缓，无期能跑成有期，就因为它在小城市组织的人群规模和累积的权力，与宪政和行政程序等量齐观，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形成一个“体制外”运行的惯例制度。关系网最大的江湖属性即在于此。 　　

打折扣，传递加速衰减

　　我们看一个典型例子：

　　甲受他人委托办一件事，请乙帮忙。乙通常要问：“他同你什么关系？”

　　甲的回答通常有两种：（1）“他是我很好的朋友。请将这件事当做我的事来办”。（2）“他同我一般关系。能办就尽量办，办不了就

　　算啦”。

　　此处看到，不同关系享受不同待遇，关系传递在传递过程中可能被打折扣。

　　作者跟踪大量实例，发现如下规律：

　　经熟人介绍，委托间接的熟人办事，效率和成功概率都比直接熟人办事降低，不论具体路经和情景，只要不请客送礼，大势必呈衰减。

　　如果再辗转二三道，关系被转托两次以上，几乎只剩下情面上的应付和敷衍，办事效率极低，实际上经常办不成事。关系在传递过程中，它的动力逐渐减弱，办事效率和成功概率呈加速衰减趋势，此处称之“传递加速衰减”。“加速”是指衰减趋势呈几何级数，越衰越快，而不止数学级数的均匀衰减。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金钱礼物作推助剂。没有金钱的传递，称自然传递。

　　假使一切用金钱作推助，凡事靠利益驱动，经关系转托达到的程度几乎无限，转托的次数也无限。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这涉及到一种制度下交易费用问题，假如交易费用大到超过事务价值本身，这样的行为是无价值的，不能凡事都靠金钱开路。金钱开路，仅限于吃小亏占大便宜，譬如行贿。以市井头脑的精明计算而言，除非特别重大事项，没有人请客送礼会不计成本，成本不能大于办事的价值。除了政客和商人，老百姓要办的事都是日常生活小事。既然要计较成本，托人办事打折扣便是大趋势。市井生活的期望值，总是以收益来确定成本，决不做亏本生意。收益固定，所以成本最好也固定，托N次最好跟托一次开支差不多，因为事情还是那件事情，它的价值不变。所以，在没有或者有限利益驱动下，关系的自然传递呈现一种渐次衰减规律。所谓“没有利益驱动”，即纯粹基于人情关怀，纯属情面作用的关系越传越弱，辗转多次后跟没委托一样，几乎办不成事。不可能转托一百人后还能办事。不论如何长袖善舞，都需承认关系是有限的，长袖之长，终有鞭长莫及之时。

　　为什么衰减？

　　属于直接关系的两人处在义务压力状态，当甲求乙办事，乙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这是习俗，是一种惯例制度，即便不情愿也要勉力为之。习俗压力被表述为碍于情面。但是，当丙帮助乙的朋友甲——丙并不认识甲——办事时，这种义务状态立时松绑，由“义不容辞”变成一个问号：“那人跟你什么关系？”潜台词说：你的事情麻烦我尚可；别人的事也来麻烦我，那得看方便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此时，乙已经基本松绑，原本由关系网惯例制度赋予的压力此时步入悬疑区。如果甲与乙关系密切，丙愿意承担的义务就多一些，办事卖力点；如果甲与乙不那么密切，丙就择顺水推舟态度，方便就做“顺手人情”，不方便就不了了之。

　　这个问号显出一种微妙意味：关系被传递到第三人后，第三人的动力取决于第一、二人的亲疏。前二人关系亲密，第三人就积极；前二人关系一般或疏远，第三人态度就消极。这是在自然传递下的情况。假若再传到第四人，规律还是一样，他的态度比第三人更加消极。总结下来，纵使关系不停传递，办事的动力却一层层衰减，变得越来越应付了事，越来越像走过场。对于丙而言，甲（原始委托人）纯属于陌生人，无论甲、乙两人关系何等亲近，甲和丙的关系都不可能比和乙更亲近，因为丙只认识乙，不认识甲。未曾谋面，能认真吗？能办事完全看在乙的面子上。因此，丙帮甲办事时的精气神儿，超不过帮乙的情形。至于丁、戊……的态度，就一个比一个更消极。这就是关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传递衰减现象。托来托去，最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关系传递一次，效率究竟衰减多少？加速的速率是多少？

　　根据作者对有限样本的观察统计，在自然传递条件下，假设没有利益驱动，关系传递一次后，效率衰减大约一半，成功率也降低一半，这里模糊地表述为50%，当然这只是近似值。继续推理，关系转托一次成功率，大约相当于直接认识人效率的50%；再转托，再衰减，效率只有（50%）2=25%；转托第3次，只剩下（50%）3=12.5%。这是一个估计近似值。

　　关键是，当事人托人前那一瞬间的思维也依赖粗略定量，托还是不托，基于当事人的模糊计算。人们总是先估计某条线索成功的可能性，判断可行，然后选择委托的关系链。譬如，有人翻盖旧屋要办手续，他决不会向一位毫无路子的人委托此事，他会找建委式房产局的人。期望值为零的事情不会开启委托，毕竟欠人情于己不利。又譬如，办“农转非”肯定首先要找公安方面的关系，而不会是找医院方面的关系。所以，“万一”的事情没人做，“百里挑一”的也没人做。一般来说“十之其一”也就是10%概率的事情有人做，而且是多数人会做。10%也就是大约三次传递后的成功率（12.5%），它意味着还有可能性。对于一般人来说，事情辗转三次以后还办不成，基本上属于没指望。不如改弦更张，另寻门路。改弦更张本身，反映了传递的前景是有尽头的，这种思维方式不打算追求无限，也无能力追求无限。这是关系网的局限，关系网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管理的极限仅仅是一个小社区和小行业，它的人口规模是由三至四次传递到达的人口规模，正如上面谈到：这大约是50万人口。考虑到估计衰减率估计值的误差，更谨慎地说应该处在30～70万人口之间。一个完全靠关系运作的社会，人口至多30～70万人口。

　　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作为一种由家族主义文化蜕变而来的开放网络，关系网运行依赖“面对面”的相处，“面对面”是关系网的支柱，也是其运行的引擎。搞关系开口闭口不离见面“应酬”，一旦抽掉“面对面”，关系网运行就遇到障碍。俗语说：“人一走，茶就凉”。人走了，没了应酬，所以凉了。以上述甲、乙、丙三方为例，丙与甲因未曾谋面，所以缺少“面对面”基础，替甲办事的信念和做法都有障碍，效果必然衰减。这还仅就传递一次而言，若传递两次以上，困难就更多。常言道：“关系隔几层，办事不容易”。

　　怎样才能不衰减？

　　一是利益驱动。通常送礼物、红包，且礼分量足够。所谓足够，既看要办事情难度，也看事情对自己的价值。送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系转托的衰减，逢山开路，遇河搭桥。民间也称这种办法为“金钱开路”。投下的金钱增多，就要盘算这趟办事的价值，不合算的事情没人做。

　　二是通过努力，变间接关系为直接关系，这叫“关系引荐”。只要牵涉重大或长远利益，譬如寻找官场靠山、投资办企业，上项目弄批文，就值得费功夫，把朋友关系弄成自己关系，然后求得办事不打折扣。此法与前法大同小异，都要请客送礼。不同之处，这种方法要经中间人撮合，大家“见面”。相反，前法不一定见面。前法基于送礼，此法却基于请客，还加送礼。同是请客送礼，道理不同。有见面，便开始“面对面”交往，相互关系在渐渐认同中发展。 　　

不同城市的关系生态

　　按一般习惯，城市人口千万以上称特大型城市，百万以上称大型城市，50万上下称中型城市，20万以下称小型城市。人口以城区为限，不包括周边农村。

　　关系网的运作模式和兴盛程度都与社区的人口规模有关联，由于关系传递的衰减现象存在，关系系统的整合能力仅限50万人口以下。一旦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万，关系网的控制功能随即衍生两种趋势：一退出社会舞台，由城市公共体制（宪政和市场）取而代之；二转入50万人口以下的社区（譬如城区、街道、居民区）或者行业（譬如文教、交通、公安、商业、制造、服务行业）。

　　在50万尤其在20万人口以内，关系网可以从容地组织、控制城市社区生活，借能人口话说：“只要在本城，哪里都可以找到熟人”，或者更狂妄地说：“在本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推行法制和现代市政体系非常艰难，主要阻力来自全城居民业已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惯例制度。要推行现代城市制度的社团化、法制化，原有关系网络就会毁坏，这不仅改组原有居民互助体系，更涉及利益分配重新洗牌，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人口超过50万后，关系网控制力就开始削弱，也削弱了人们托关系的意志。此时，城市生活出现关系真空，能托关系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不可避免要寻求一种新体制作为替代，而合适替代物只能是宪政体制——社团、法律程序和市场经济。城市越大，补偿需求越大。随着补充的宪政成分增加，它就与旧的关系网产生冲突。当城市超过100万人口，关系网体制就无可奈何的退出主导地位，而让位于正式规则。

　　这里，作者谈一谈对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是福建和广东的一些城市的印象，同时以特大城市上海、北京为参照。本书主要是以这些南方城市城镇为观察样本写成：

　　特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

　　大型城市：深圳、福州、厦门、佛山；

　　中小型城市：东莞、惠州、肇庆、汕头、潮州、江门、建阳、泉州、漳州、莆田、三亚。

　　上海

　　上海搞关系的风气相对最淡薄。有事找市场或找里弄，而非找关系，是普通市民的正常心态。普通上海人也有托关系的时候，频率比较低，不当作生存依靠。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老居民，或者握有实权的权贵，搞关系的便利多于新移民。但上海地域相当广大，即使老上海也觉得找关系很困难，以前的同学、相识、熟人平时很少来往，毕业工作后数十年杳无音讯。这个城市的巨大规模以及殖民地时代延续的市政传统，限制了关系网的潜力。在全中国，上海人最少诉求关系网，这个事实既起源于超大规模城市人口，也起源于租界的公共管理传统。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最健全，求助于关系的事务也最少。

　　北京

　　北京也很相似。除非是特权阶层，在北京营造关系网也不容易，原因同样是地方太大了，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熟人之间平时难得串门，“面对面”互动模式难以维持。除此之外，北京又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市民赖以做关系17种人——亲戚、同学、朋友等等多在原籍，到北京后缺乏人际关系基础，这也决定了移民们营造关系网的困难。所以，在北京能够附着关系网生存的主要属三种人：权贵、老北京和老移民，而且局限于小圈子。

　　但据作者观察，行业内以及大型机构内关系网运作盛行，而这些行业或机构人事规模相对很小，大约一万至数万人，很适合关系网运作。举凡人事晋升调动、生意合作、举办活动、传媒推广，许多都以关系网的方式运作。还有娱乐圈、传媒界已经形成了山头，产生了垄断人物，新人要出头，都须与之攀关系。譬如北京聚集数十万“北漂”移民，口号是“混在北京”。以娱乐圈为例，歌星影星与媒体、穴头、演出商、唱片公司、影视公司聚合成一个圈子，完全依靠关系网和帮派运作，人数在数万之间，属于关系网的实力控制范围。

　　广州

　　改革开放前，老广州可分成东城和西关两个区域。

　　西关聚集本地人，以商人、市民为主；东城主要聚集移民，以官员、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为主。广州人擅搞关系的多半是老广州和老移民（定居二十年以上）。新移民也托关系，多半在老乡之间。新移民的事务辗转相托，最终多半落到老广州手里，因为他们的关系资源最丰富，且有实权。

　　三城市比较

　　看大局，三个特大城市都拥有基本健全的城市行政体系，拥有现代社团格局，居民生活的一般需求可以从中得到初步保障，不托关系也可生活，尽管质量差一点。现代制度可以保障底限的生活。与之对照，小城里的现代制度无法完全保障底限的生活，需要部分求助于私人关系。这三个特大城市有一共同特征，存在着人数众多的自然群体，他们很少或者基本不依赖关系网生存。这个群体的数量，在三城市有差别，他们尽管受私人关系网的挤压，遭受待遇不公，但基本生活无妨。这是与50万人口以下中小型城市的情形有根本差别，后者基本不存在抛却关系网的群体。越少拥有关系网，越被挤向城市的边缘。

　　深圳

　　深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是近二十年间迅速窜红的大城市。二十多年来，这个新兴城市的，人口从数万历经数百万达到千万，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都市。对于研究关系学而言，这样的样本真不可多得，特别适合于观察一个新型关系社会如何兴起。

　　20世纪80年代深圳建市，人口规模特别小，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之间没有渊源瓜葛，是典型的新移民城市。那时，深圳很有现代社会气息。人们找工作、办事情，多半靠自己的本事，依赖公共程序。然而好景不长，深圳毕竟是中国人的深圳，各地人群聚集多了，即开始各自扎堆，相互之间拉起山头，形成了地缘体系——“东北帮”、“湖北帮”、“湖南帮”、“潮汕帮”、“梅县帮”等等。这些民间地缘势力形成后，开始参与控制城市的组织体系。城市关系网形成后，想在深圳闯荡，光凭本事就不行了，要懂得利用关系资源，否则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大约在深圳建市十年以后，深圳社会的关系网及运作平台初步形成，托熟人办事的风气开始兴起。连一些小事，譬如过罗湖海关，都可以开后门。20世纪80年代罗湖一地特点，每逢节假日海关人山人海，排队过关需要几个钟头，十分辛苦。如果有路子，托海关、边防的熟人直接带到联检大楼二楼，就可以轻轻松松插进排队行列，直接办手续。众目睽睽，那些老实排队的香港同胞们，实在敢怒不敢言。

　　过去十几年，深圳的关系网从无到有，进而兴盛。这个例子彰显了中国社会的特性：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关系网。关系网作为近代泛江湖化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存在于中国人灵魂深处，是江湖习俗沉积的心理结构。

　　厦门

　　厦门是一个范例，彰显与深圳相反的情形。

　　深圳显示了在一张白纸上，关系网如何发育，如何枝繁叶茂。而厦门，原本即是一座海滨小城，关系网早就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前，它就是一个小型关系社会。十几年改革开放，将她从人口仅30余万的传统封闭小城，变成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型开放城市。

　　厦门原本是个很不“正规”的城市。二十年以前，厦门是中国城市中最能搞关系、开后门的城市之一。1979年，厦门只有三路公共汽车，从业人员很少。一次一位仁兄坐车，他上车就开始与司机、售票员聊天，下车打个招呼就走了，也不买票。下车进电影院，也是只跟检票员打声招呼，扬长而入。你问：“为什么不买票？”他答：“都是同学或相识的，您若买票，他们会笑你！”

　　这样童话般的经历，在今天厦门很难寻觅。但是，在更小型的城市里还是可能遇到，譬如，在厦门附近的同安、龙海，晋江、石狮、南安、安溪，遇着朋友开客车，蹭车也不算奇遇。

　　当然不是说小城市完全没有现代社会的宪政程序，没有市场经济，只是说，在小城市里，依托权力、利益的关系网，以及相关的惯例制度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城市闯荡，特别是想做点大事，光跑政府部门不懂得搞关系，必然四处碰壁。

　　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目前，中国城市人口90%集中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只有10%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简言之，中国城里人多是小城人，也就是最适宜关系网生长环境的居民。

　　“关系社会”的特征就是不通过任何公共程序，仅仅通过熟人就可以直达目的。譬如，某地机动车辆年检时，可通过朋友将行驶证拿去盖印，而无需到车管所排队，更无需开车去真检验。结婚婚检，也不需要真体检，拿上表格找熟人盖戳即可。类似例子决不限于车检和体检，而是涵盖所有权力领域和商业领域。关系社会盛行的城市有两套运作系统：一个公共系统（宪政和市场），一个关系网系统。有关系的走后门，没关系的走“前门”。这是数百年历史积聚的传统。不怪谁，这是一种惯例制度，中国人生存博弈的结果。

　　在上海这类特大型城市，仅城区人口就近1000万，几乎没有听到人敢称其为“关系社会”，尽管上海也有不乏会搞关系的能人，但是这样的能人凤毛麟角。大部分百姓行为都中规中矩，遵纪守法，所以关系网未泛滥成“社会”。有些生意人声称，尽管自己不喜欢上海人性格，但最喜欢和上海人做生意，因为他们做事按部就班，讲程序守规矩。俯览上海，不靠程序而靠关系“捣糨糊”的能人不足1%。然而与此相反，在其他典型的关系网生态城市，依托关系网生存的市民不低于50%，生活大小事宜一应依赖“关系”，连买一根葱都可以讨便宜。

　　为什么形成这种差异呢？

　　背后原因复杂，但是城市生态是关键，而城市生态的第一要素是人口。关系网最怕人口多，它的整合力天然不足，最佳人口规模当属20万以下，最好不超过50万，一旦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纵然长袖善舞也鞭长莫及。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关系网必须在适当人口生态中发育。

　　由社区、行业、私交、裙带诸种关系网编织而成的关系社会，遍及依赖关系营生的本地人群。由于关系传递衰减规律的制约，任何关系生态圈生长的规模都有限，不可能无限滋长，不可能通达全省全国。在自然条件下，关系的传递呈一种阻尼性衰减，像地上滑出去的石头，越走越慢。这决定了关系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社会，最终有一个尽头。论规模，它比宗族村落大，但比现代社会小。现代社会的规模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能够达到地球村。而“关系村”，顶多一座小城。

　　作者通过比较南方沿海中小城市，以观察、数学估算和推测相互印证，认为50万人口是关系网规模一道上限。亦即，50万人口以下城镇容易被关系网制度征服，50万以上人口城市只能部分被关系网统治。

　　前面我们说过，关系每传递一次，办事成功概率衰减一半。传递三次后，效率低于10%，关系网机器就近乎不能转动。于是，我们就依三次的假设来估算上限。

　　假设甲是第1人，第2人乙替甲平均办事效率为100%，第3人丙替甲办事只有50%；依此，第4人丁的效率是（50%）2=25%，第5人戊的效率为（50%）3=12.5%。这个数值已经接近10%，也就是关系机器接近停滞，俗说称其“多半不可能”、“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救命之急，或非干不可的大事，否则人们不会选择只有1/8成功率的关系路径，宁可更换路径，改弦更张。

　　初步结论是：关系网内的传递平均次数约为三次，从甲至丁为止。

　　现在我们来估算在自然传递状态下，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实际估算过程只需要考虑二种因素：

　　①效率的加速衰减；②关系网重叠部分的剔除。

　　因为第2人认识的熟人中，也有相当部分是第1人认识的，因此不能认为二人的关系网延展总人数，就是甲乙二人熟人数乘积，而应该扣除部分重叠因素。根据作者对福建南部城市一般的观察和估计，更新系数大约70%，亦即重叠系数大约30%。也就是说，平均七成朋友是独自的，三成是共有的，是要剔除的“交集”。

　　估算过程如下：

　　设定私人关系网平均人数200人；设定本人甲传递第2人乙的效率为100%。

　　甲（第1人）托乙：传递效率100%，可传递范围200×100%=200（人）。

　　乙托丙：效率50%，相对于甲的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

　　200×50%×70%=70（人）。直观地说，丙本来认识200人，扣除乙也认识的，再扣除动力衰减因素，丙的新关系资源只有70人。而不是想象中的200人。

　　丙托丁：效率25%，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200×25%×70%=35（人）。也直观地说，丁本来认识200人，因为是甲的事情，精气神儿只剩25%，还有少量与丙的关系重叠，最终只有35人的新资源。

　　三数相乘：200×70×35=490000（人）。

　　也就是说，关系网生态系统的极限，理论上可以达到50万人左右，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这既是基于一部分假设的估计值，也符合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结论。

　　换言之，在一个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或者社区）之内，通过关系传递所营造的关系网可通达社区每一角落，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关系社会”，这也是我们实地比较不同城市后的结论。置身此种地方，人们有一种感觉，“说起来大家都是熟人”，你的二婶是我大嫂的姐姐，你的同学的哥哥是我的表弟，你的熟人也是我的熟人。身在小城，熟人遍地开花，这种感觉甚为明显。

　　如果城区规模超过50万人口，则纯靠关系链条来联系新人，就会产生困难。城市越大就越困难，越不容易靠关系保障日常生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大，关系网逐渐淡出主流社会，蜗居城市一隅低调运作，同时宪政制度和现代公共体系逐渐占上风。

　　在中小型城市或城镇，关系网是一种主要组织模式和惯例制度，这是中国社会高度江湖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域，关系现象兴盛程度不同，产生的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程度各不同。

　　即使是大部分认为自己吃亏的底层平民，事实上默认了关系网这种中国近代移民阶级创生的惯例制度。因为，在宪政制度功能不健全的共同体里生活，关系网是共同体居民首先可以依赖的互助体系和保障体系。

　　尤其在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居民出门满街都是熟人，习惯上倾向于靠熟人办事。在这样的小城市，推行现代法治和市政程序非常困难。以司法诉讼为例，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之间都是熟人，背后渊源瓜葛一言难尽，难免有内幕交易。

　　小城市虽然不代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代表了中国90%以上的城市人口，因而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

　　不过，当城区人口增长至约50万左右，这时人口规模已接近关系网整合力的极限。此时，城市市民会自发产生宪政秩序的需求，对“正规办事”的呼吁就具有真正民意基础。

　　随着21世纪来临，关系网与现代法治制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某些事情上，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现代法律体系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关系网打通法官、官员，与前一部分人相抗衡；在另一些事情上，双方位置则可能对掉，后一部分人找不到特权保护，所以只能求助于城市法律体系。换言之，人们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信念，只有一以贯之的利益博弈，并不能理智地确定自己是一个“现代人”，还是一个传统的“江湖人”。一句话，人的现代性尚未建构。

　　不论城市有多大，关系网都不会自动死去，它都会在某一个局部里顽强存在，譬如一个行业、一个街区、一个科层制团体……关系网，是多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理念，不会轻易放弃。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现代性变迁，正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但是环顾眼下中小城市，关系网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并未见衰退之势。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中国人究竟希望更加江湖，还是更加现代化？答案是：普通中国人既不热爱现代化也不热爱江湖化，只渴望富裕。谁让我富裕，我热爱谁。这种心态，决定了对制度的选择。 　　

三、人情制度 没有人情，便没有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欠人情是一种勇气，表明你敢承担义务，不怕还不起；敢于欠人情也是一种态度，表明认同对方，愿意与其交往。义务和认同这两条，是搞好私人“关系”的要诀，如果这两条都不拥有，就妄谈讲人情了。人情与关系二位一体，它们是一个大制度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个大制度就是关系网络的惯例制度，是一种体制外的体制，是一种不黑不白的灰色江湖。

　　按民间习俗，有人给你恩惠，你须记住人家好处，这叫人情债。欠人情的心态就仿佛欠金银债，若不想被人称作“白眼狼”，不想被人疏远，就须早日寻求偿还。这一欠一还，一来一去，就叫人情来往。

　　说到人情，日常生活随处都是例子，送礼、帮忙、借钱、救急、托事、赏脸、开后门、送特权……都是人情制度运作的表征，其中暗含玄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情是近代中国社会，尤其关系社会运作的轴线。人情是维护关系网运作，并管理“网”民们进行利益交换的不成文制度——从未明文颁布过的“制度”，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靠关系“网”民心口相传，在生活中互动学习。它的表征是感情，它的要害是利益交换。关系网络因交换而得以凝聚，关系秩序因交换而得以维护。假若交换不对等，譬如来而无往，或有来无往，便惹上“不会做人”的坏名声，属于人际关系惯例违规。违规自然要受罚，第一道是舆论非议，第二道是朋友疏远——没人跟你来往。

　　依社会学交换理论，一切社会形态——从原始部落到发达国家都以社会交换为根基，没有不交换的社会，也没有社会不交换的。交换与社会两个词蕴含同一个精髓，即分工合作。纵观古今中国社会，交换机制可简单分为两个平行系统：一个公众市场经济机制，一个关系网的人情惯例。谈及经验，许多读者对两种交换都不陌生，而一旦涉及理论知识，不光普通读者，就连经济学者对人情知识的储备都很少，对人情惯例控制社会再分配的知识，相当贫乏。譬如，关于经济市场，我们拥有现代经济学，拥有正在实施的民法、经济合同法、企业法，还知道国家从市场中抽税抵作国家财政，维持国家运营。反过来，国家可曾从人情交换的礼物和红包中抽过税？哪位经济学家能设计一种税制，对“份子钱”、红包和礼物课税？人情是一种以民俗惯例为依托的利益交换，单笔交易数额少则数元，多则数十万之巨。对于人情运行的内在空间，既无相应理论研究，也无相应法规管理，理性知识受制于经验习俗，行为上被某种集体无意识控制，谁都不敢越轨犯规。这个无意识代表着一个幽灵，它是贯彻人情规则和维护关系网的压力。这个压力形成一块“无为而治”的社会空间，没有领袖，没有团体，但是有惯例规则。

　　抚今追昔，人情对中国人生存的价值不可谓不大。

　　近代中国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制度反复更迭，社会局势动荡，在正式制度转型之际，宪政尚未学会，礼教早已分崩离析。危难之时，惯例挺身而出，人情习俗制度变成民间社会的实质法理基础，以及维系中国社会不至瓦解的纽带。这个人情制度，是由许许多多习俗碎片拼凑而成的。任凭家法、宗法、民法、刑法、宪法如何更迭，人情制度始终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法则。

　　私人关系网得以聚集成规模，完全依靠有序的人情往来。抽掉人情，关系网连维持一分钟都困难。全然可以说，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人情是关系之母。

　　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网的繁荣。大规模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结构，既是组织，必有运作制度，尤其涉及利益交换的制度。仔细辨析每一次关系运作，都可以发现其中含有人情交易，以人情始，以人情终，以人情着眼，以人情皈依。

　　换言之，搞关系就等于做人情，关系往来等于人情往来。人情往来，就是“酬”、“酢”，即给予和偿还。人情后面是交换，交换后面是利益。人情与金钱，既相通又不相同。 　　

人情如虚拟货币，支持交易

　　以社会交换的观点对人情和金钱作一对照，肯定受益匪浅。

　　大家都知道，货币背后有一套制度，譬如，价格制度定义货币与商品关系，债权制度规定债务关系。假使我欠你100元，这叫债务，如果欠债不还，你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会强制执行。

　　同理，人情背后也有复杂制度，它的运作在某些方面类似金钱。譬如我欠你一笔人情，这叫人情债，如果长期不还，就要承受人情压力，类似于债务压力，俗语谓：“人情重于泰山”和“人情紧过债”。承受人情债务，你觉得处处低人一头。依据人情“债权优先”原则，被债权人呼来唤去不得表达怨气，因为人家对你有恩，换言之这是你的义务。权衡之下，你觉得还是早点还掉人情更轻松。这个效果，等效于法院判决。唯一不同的是，人情制度没有公布的价格行情，对人情多少的定量不具体，仅靠双方心领神会达成默契。

　　从这里也可看出，货币经济是公共社会事务，人情是私人关系事务，这是二者的最大分野。

　　2000年8月11日，《燕赵都市报》刊登《高官堕落为红颜》，报道成克杰一案，此一例属于典型的人情交换：

　　1994年初，某国营企业的厂长张某在李平（成克杰情妇）的推荐下前来拜访成克杰。张某道明来意：现在国有企业不好干，能不能请成主席帮忙调到机关工作。成当即答应，可以考虑。有了这句话，张某如获至宝，往成家跑得更勤快了。当然每次都不会是空手前往。事后查明，张某先后4次送给成克杰现金2.9万元，同时送给李平金项链一条，价值3888元。不久，成克杰亲自出面，疏通关节，把张某从企业调到某机关工作。

　　这里可以看到人情的典型往返模式：求人情和还人情，一来和一去。

　　另有2001年8月19日《新快报》发表《赖昌星用金钱美色织保护网，反腐纪检组长成腐败者》一文：

　　……赖昌星利用红楼小姐套牢了赵克明之后，赵克明对于赖昌星送上的10万港币也就不再推辞了。

　　赵克明说：实际上这十万港币我也不想要，我何必拿他十万港币呢？他是一个那么巨大的大款，他应该给我一百万甚至更多，几百万，我可以帮他做很多很多事情，我可以配合他。

　　按赵讲话的意思，赖应该拿几百万求他，然后他帮赖做很多事情。反过来说，他能做的事情决不只值10万。

　　这两个例子表明，人情操作在基本层面上存在共同模式，先送人情，然后再还人情，二者内含对等交换，简称：“一来二去”。其间，逐次、逐项掂量人情价码大小，譬如赵克明说赖昌星送他10万港币太少，以他的价码至少100万，这就是评估。赖昌星是商人，当然更懂得评估，面对着“道高一尺”，显得“魔高一丈”——要是对等交易，我哪有油水？所以要用透人情规则，从中赚价差。先用红楼小姐套牢赵克明，捏着把柄后，迅速挫降他的报价，100万变成10万。降价后，捏着录像带还可以随时治他，占一先手，这是精明之处。赵克明吃了哑巴亏还不敢吱声，谁叫自己裤腰带不听使唤，有了丑闻受制于人。这两个例子呈现现实人情运作的复杂，与人间百事——譬如金钱、调动、生意、婚外恋、裤腰带……盘根错节，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不能驾驭自如。

　　民间人情的模式十分简单：甲向乙送礼托其办事，乙收礼替人办事。简称：送人情和还人情。做人情只管办事，不管法律，只因人情与法律是两个不相干的制度平台，各自为政。而且，诉求人情的事物多半归属无法诉诸宪政一类，譬如诉求特权或打政策“擦边球”。 　　

人情的两个意义空间

　　在直面人情要义之前，先分析人情的两个含义：一是媒介，二是制度。人情既是人们从事交易的媒介，譬如礼物、金钱和帮助，又是管理交易的惯例制度，俗称：规矩和“礼数”。人情本身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负载利益的软媒介，同时也是控制交易的惯例。

　　说到交易，必参考金钱。金钱不完全类似人情，但在社会交换功能上可作人情的参照物。金钱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标识商品的价值，在间接或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充当中间物。货币曾给人类初民“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带来交换制度的革命，扩大了原始经济共同体的范围。故而，货币是聚合经济共同体的基本原因，甚至是统一社会制度的经济学原因。古代兽骨、贝壳、纸张乃至金属能成为货币，不在物质本身，而在人们对其替代商品价值的功能，加以制度性约定。假若不依托制度，纸币仅仅是纸，硬币仅仅是金属，支票、银票更是废纸一张。

　　与货币相像，人情有也交换及凝聚功能，也在交换背后存在制度，也像货币一样凝聚了一种共同体，人情凝聚的共同体便是私人关系网。

　　以西方的社会交换论看人情，或许带有一丝跨文化的不确切，但是它的观点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能看到人情的精髓，而不被人情的“情”字所蒙蔽。中国学者很难研究人情，就因为被“情”字欺骗，尤其具有古典文化基础的学者，习惯将商周至唐宋的“人情”语义与现代人情相混淆。西方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乃至它背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人情对于中国近代关系网制度的核心意义：交换和凝聚。因为交换，而得以凝聚。假若没有交换，关系和关系网便无法联系。人情中的那个“情”字，并非固化的感情（或许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而是虚拟之“情”——凝聚、认同和团结。按照中国古语习惯，情感之“情”和世情、民情之“情”都是“情”，前者作情感解，后者作情势解。人情与其说源于感情，不如说源于世情和民情、行情。人情是为人处世的规矩和“礼数”。及至当代，大部分人送人情都无关“感情”，只是办事而已，包含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冷漠态度和计算，一码归一码，从不拉拉扯扯。办事背后，要么有感谢费，要么先搁着，以后再还。至亲至友的真正感情也存在，但大多数关系户们做不到。出门在外混社会，人情到处充斥，然而“世态炎凉”没有多少感情。人情只与利益有关，是假冒之“情”。

　　生活中的人情，原本很复杂。然而，再复杂的人情都可被还原为一双基本概念：送人情和还人情。其他更复杂的范畴，诸如做人情、卖人情、托人情、欠人情……都可涵盖在“送”和“还”之下，譬如“做”、“卖”、“托”等于“送”，而“欠”牵涉“还”。这一“送”一“还”是一对哲学范畴，可比作牛顿定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并列存在，然方向相反。这一来一往的互动，负载着利益诉求，譬如金钱、礼物、恩惠、便利和关照，于是作为一种社会惯例的基本单元构成社会交换，成为独立于金钱之外的另一种交换。

　　于是，人情的基本点可归结为一来一往的通行模式。最简单的样本就是常见例子：甲送礼给乙，乙替甲办事。这个简单模式是人情的细胞，包含了人情的基本奥秘。

　　首先，甲对自己所呈礼物价值自然心知肚明，必依办事价值大小调整礼物大小，大事大送，小事小送。在交易规范上，头一次礼物类似经济合同中的定金，与交易总量有关，一般占小几成的比例，大约5%～30%，但比经济合同模糊。

　　收礼后，乙对礼物评估则要花工夫，若是金钱自然明了，若是礼物便要猜测。收礼者很少圣人，估价是必然的，如果稀罕礼品价格不明便要询问朋友。送礼物而非礼金，是可进可退的世故方式，是一层台阶。若事情托得成，遂转成定金；托不成，权当串门，也不难看。况且头一次如果礼太大，乙也不敢收受。另一方面，乙对替人办事付出的代价一定要预评，他明白事情的程序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迟早一天摊到自己身上。两相比较，便知道托人值不值，是赚钱生意还是亏本买卖。但不管未来办事代价有多大，只要大家默认人情制度，认真处理好人情关系，就拥有一种信用背景，乙就不怕折本吃亏。反因有恩于人，得意洋洋。

　　一旦办事毕，用人情衡量，等于乙还甲一个人情，通常超过礼物定金绰绰有余。这时又轮到甲欠人情和还人情，这次人情则是整个人情往返系统的一部分；推而广之，还可看作二人过去和将来长期交往的一部分。此时，作为一个明白人——俗语称“会做人”、“识做人”的人，甲必须综合评估事情于自己的意义，加上乙已经付出代价，然后拿捏二者平衡点，折算成一份大礼还与乙。可以是钱可以是物，也可以与其他事情相抵。

　　常规下，只要二人处于类似社会阶层，遵循类似心理评估方式和文化规则，评估结果就会接近，因而保持正常沟通和互动。故而其乐融融，相安无事，并大大裨益各人，增进二人情谊。若非如此，反而出现意外误解和矛盾，譬如甲所还人情尚不及乙的办事成本，至少在乙看来如此，便出现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危机。然而，人情习俗的“软肋”（或故障）是：乙一般碍于情面绝对不便开口，开口小气，没有人当面指责对方让自己折本，而将矛盾隐藏心里，或在背后向别人诉苦，一不留神传到甲耳里，往往恶性循环导致私人关系危机。危机的结果往往不确定，实际取决于乙的态度——忍让，还是爆发。这个看似拉拉扯扯、纠缠不休的过程，其实是中国人情互动的特色。拉扯和纠缠，是真正的维系力量。

　　鉴于人情依赖价值观的沟通，因而人情交往必然产生对象的筛选，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价值观接近而聚拢，又以价值观分歧而分开，这是关系和关系网因人情交换而得以凝聚的原因。价值观像一把筛子，成为替不同背景的人群划线的裁判。实际上，日常生活的人情交易远比此复杂，私人的毕生交往是一个人情增减损益的开放计量系统，是一张反复颠倒的损益表，有时我欠你，有时你欠我，没完没了，无法割清。无法割清，正是人情得以凝聚的要义，它像一束纽带，维系关系和关系网生生不息。若割清，关系便淡化，转而消逝。

　　譬如华人走向世界各地，为何聚而不散，有人说是儒家文化。作者敢言非也，此言过于大而化之。答案是中国人的人情制度，它源于儒家而非儒家，是中国的泛化江湖制度，是中国移民文化的延伸。有人情，则有关系，有关系也有网络，于是生成遍及世界的华人圈。

　　此篇概述人情与金钱相似之处，后面要说人情与金钱不同属性，譬如遵守刻意的不等价交换，还有忌讳清算。

　　人情诉求利益交换，既养成做人做事规范，还让本身充当交换媒介，让不同类型利益——譬如帮助、关心、优惠、金钱、救命、通融、后门、特权、服务等等，相互进行心理换算和复杂交换，每一次收受之后都折算成人情，然后以另一项利惠去偿还。要进行如此复杂的折算，背后必有类似价格制度的天平，用以评估人情数量大小，否则无以知人情多少。这项制度保障人情往来的总量平衡，维系公正和正义，维持私人关系正常运作。然而，依例而行的人情评估也是一项繁琐哲学，它不具明文制度，也无法明码标价，完全依赖私人交往的感性过程，以及当事人背景的相似性，此外，还要参照双方昔日交往曾经发生的债务损益表，一起算总账。然而在某些特例下，存在类似的人情市场行情可供参照。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甲帮乙办一本护照，酬谢可能只是一瓶洋酒。托人的辛苦与洋酒之间本没有可比性，如果当地行情一概如此，那也是一个参照，双方遂无异议。但是，如果甲帮乙不是一本护照，是一块地皮，那酬谢肯定不止一瓶洋酒，而是土地金额的一个适当百分率。

　　不论多大人情，大家最终追求的结果都是二人在人情评价上达成认同和默契。假如不认同，便导致冷淡或破裂。 　　

人情二字的各种含义

　　中国人几乎天天接触人情，若在中小型城市或乡镇生活，则几乎浸泡在人情的汪洋大海。由于人情起源于习俗、口语和惯例，未经显学校正，所以具有民间性和含糊性。同样二字，有时指一件事，有时指另一件事，并非违背逻辑同一律，而是从来就未被整合过，相互之间关联未被廓清。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

　　1．人情最常见的是礼物

　　做人情大多要送礼，钱或物，皆可入“礼”。“礼”，最低限度上必须是有意义物品，其意义可务虚，也可务实。务虚诉求精神价值，譬如纪念品或个人嗜好，务实涉及钱财，其中暗含邀约，欲托人办事。至于称“礼”而不称其他，从“礼”字可推测其来源于西周古礼制度。在上古年代，“礼”是宏大涵盖一切的制度平台，超过现在宪法，是法律、伦理、宗教三者的总和。关系网将托人办事称作“送礼”，暗示一定规范，而非彻头彻尾商品交易。

　　2．不是钱物的人情

　　人情除了是礼物，有时也不是钱物，譬如典型的人情是救助、赞助、提携、帮忙、支援、通融、特权、后门等非物质、非经济“软类目”……是一般的泛化生存价值，当中部分可折算成金钱，部分则不可。在现代话语里，人情是利益的一种类型，是有中国特色的、拥有特殊交换机制和惯例制度的利益载体。

　　3．人情含有模糊的情义

　　21世纪以来，人情现象受市场经济冲击而彻底蜕变，渐与生意市场混淆不清。但在典型传统之下，人情蕴含一种无法剥离的情义，譬如救命之恩、助人之善，以及心存报答、感恩戴德，这当中除开好处，还有情义。人情之所以叫人情，就因为传统人情曾经含有过“情”和“义”，传统人情是以“利”带“义”的二元设计，至于这情义是真心还是做戏，礼教文化并不看重。它是一种格式，允许真也允许假，唯表达心意即可。人情既是江湖宪法，江湖既是蜕化的礼教，那就不可能不受礼教影响。

　　人情的启动在讲义气，朋友之间尤其如此。情义既付出，即便主人不要求回报，制度规则上也要求对方回报。既回报，便要基本对等。财物归财物，情义归情义，两路各走。若大家只专注钱财，帮助者、受惠者都对财物锱铢必较都等于一笔勾销人情背后应有的情义。往更高层次说，帮助者吃亏，是对帮助者情义的不尊重，被对方或自己践踏了。

　　4．人情只存于二人之间，无关群体和公共现象

　　两人间的事才算人情，若离开两人关系，一旦涉及团体或公共社会，利益问题就不是人情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是社会合作和分配问题。人情与私人关系网相互依存，二者共济组成一组组以各自为中心的交叉群落。人情是二人关系通过利益传递结成关系网的机制，同时也是虚拟的价值载体。

　　5．凡讲人情必有交换

　　民间社会交换合作需求是人情的根基，人情不过是社会交换大系统之一环节。所有人情运作都存在双向互动：假设在某个方向上（甲→乙）出现一次人情，那么必然在相反方向（乙→甲）隔一个时间差，产生一个相反人情来履行义务，类似牛顿第三定律之“大小相若、方向相反”。这是人情的互动性。人情往来遵循“来而无往非礼也”规矩，其中包含自然辩证法。一人“送人情”，就这事情本身，意味着对方开始“欠人情”，二者是同时发生的。“欠人情”，就要“还人情”。依规则，“还”还要过量（孔圣人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理当所还超过所欠，于是导致效果倒置，反过来对方欠自己人情。如此欠还相生，纠缠不清，就保证了人际关系越绑越紧，维系持久和稳定，人情活水不断更新。

　　交换是人情运作的内在特征，但是人情交换与市场交易相比有根本不同。人情交换中，规则故意安排明显的时间差，不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以免“绝情”、“无情无义”。人情倒更像期货生意，订立与交易，买与卖，“送”与“还”之间要错开，让人情债务拖延一段时间。拖延本身比债务更重要，它是维系私人关系的制度因素。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人情制度。除了交易时间差，人情交换还不能像结算债务一样，欠一分钱还一分钱，这样也是“绝情”。这两个特征——时间差和不结算，故意回避“交易割清”，诉求私人关系维系与凝聚。交易割清，两人没有瓜葛，维系就不存在了。恰恰是不时反复倒置的人情债务成全了两人的团结。时间差和不结算是博弈生成的惯例制度，也是非人为的巧妙设计。如果没有这两条，人情就不成其为人情，而是买卖。

　　6．人情本身就是交换媒介

　　这种媒介不是物质，不是纸币不是硬币，而是由习俗规范和个人默认的虚拟价值，是一种心理评估值。它在于心，而不在物，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价格体系。它不像货币那样，有一张纸或一块金属承载面值，用制度保障其公信力。不同的是，对于每一次人情的大小分量，都要以二人价值观的公约数（共同部分）来评估，得到彼此相近的模糊值。两人估量不接近不要紧，这也是正常人情现象的一部分。合则聚，不合则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咫尺不相逢。人情以自然主义方式维系私人关系，毋须外力压迫。

　　说人情是交易媒介，因为它是交易的直接操作对象。看看常见的习语，譬如“买人情”、“卖人情”、“送人情”、“做人情”、“欠人情”、“还人情”……“人情”都作宾语，是被“做”的对象，是操作客体，等效于“买商品”、“卖商品”、“欠债”、“还债”种种说法中的商品或钱财。上面说“人情”是抽象制度，这里说它也是操作客体，即交易载体，这是一词两用，统称“人情”。人情尽管是虚拟、模糊的心理载体，但它承担交换活动的媒介功能，这种功能大体相当市场中的货币。市场交易行为——买卖、送货、提货、消费、欠账、赊账、还钱……最后要用货币结算，货币是市场交易的媒介和商品价值载体。与之相像，人情交换的内容形态也丰富多样，包括钱、物、恩惠、帮助、支援、服务、提携、解难、特权……这些差别可对应商品的种类差别。货币在公共市场交换中作媒介，人情在关系网的利益交换里作媒介。

　　人情作媒介，可产生关系网中价值的转换和流动，譬如，恩惠换礼物，服务换权力，权力换金钱。人情场（也就是关系网）也像大市场，个人各取所需，相互交换，人情充当中介，人情制度充当监控。

　　总之，要准确地理解人情的含义，须将以上六条对照辨析。人情是以中国江湖社会为背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利用惯例制度进行利益交换的媒介物。人情，也泛指相应的交易惯例。 　　

追溯人情名称由来

　　翻阅史籍，发现今日所谓人情并非自古有之。相反，今天的人情概念很晚才出现，大抵是在清朝初年。唐宋以前，古人也说人情，但不是这个意思。用计算机检索史籍，发现明代以前“人情”，主要指民心、世情。

　　譬如，宋代小说《太平广记•周穆王》：“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此处所谓“人情”乃人之常情，而非今日的人情债务，含义相去甚远。

　　又明代洪武元年所编《元史•张起岩》：“起岩奋谓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虑妨大计。’”此处“人情”则是民情、局势，与上述人之常“情”又不同。另外，《元史•叛臣李鋋》：“至是，人情溃散，鋋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此处“人情”仍是人心、局势。还有《元史•奸臣》：“翰林学士赵孟頫等，亦以为‘世荣初以财赋自任，当时人情不敢预料，将谓别有方术，可以增益国用’”，词意同上。《元史》总共出现“人情”六次，次次当人心、局势讲，与今日人情无涉。

　　综合检索历朝文献，“人情”由古至今历有三变，分别以上古、中古、近代为界，前后各不相同。在魏晋之前，人情作人的感情解释。譬如，《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到了唐宋，人情又主要作民心、局势、世情来讲。到了清代，人情在民间社会主流话语中才被注入新含义——一种囊括了情义、社会地位和利益交易的载体。这个现象标志着一种特殊的交易制度逐渐形成，它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意义。人类各种文明都有类似的人情现象，但是人情作为一种系统的惯例制度，甚至当做民间社会运行的支柱，是中国近代独有的现象。

　　那么，近代以后的人情概念具体起源于何时？用计算机检索经典文献发现，现在流行的人情概念出自明朝中叶后的市井口语和白话文学，与官方规范语言无关。

　　先说官方规范语言文本。在以文言文、书面语体为基础的官方文献系统中，直到清朝、民国初年都没有类似的现代“人情”概念。清初顺治年间编修《明史》，全书有四十六篇出现过“人情”，都当人心、局势讲。甚至到民国初年，柯劭忞主编《清史稿》，在《志八十三•文科武科》中依然有“王道本乎人情”说法，依然指民心、常情。可以肯定，这是“人情”的传统书面语含义，也就是中古史以前的含义。

　　再说民间文学。从口语白话文学的传统看，明朝出现大量白话小说，记录市井生活的流动状态，也就是移民生活方式。这批白话小说最早涌现了类似今日概念的“人情”，这里列举一二。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作《水浒传》，在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写道，“薛霸道：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顾俺处。”这里“人情”完全是今天含义。不过，《水浒传》全书一百二十回，只在这一回出现“人情”，其他章节未出现，这一现象值得细细咀嚼。依该书题材，内容存在丰富的人情、利益互动，只讲一次“人情”反倒不相称。推测的可能性，便是那时人情观念刚刚处于萌芽状态，话语并不频繁。到明中后叶石玉昆著《三侠五义》，全书有三回讲到“人情”，勉强称得上正式运用了“人情”一词。譬如，第十五回《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其谈论人情口气之自如，形同今日之酒桌应酬。

　　至清朝，小说资料反映“人情”进入日常生活主流。譬如，清初小说《儒林外史》大量出现“人情”说法，全书有五回说到人情。最典型者莫如第二十七回说到“份子钱”：“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基本是今日凑份子习俗的雏形。凑份子习俗，当时就已成型。清朝中叶以后，人情就开始从市井渗透上层社会，譬如，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的做人情。’”又譬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很显然，类似今日的人情概念以及背后的惯例制度已进入上流社会，而不再局限江湖草民。

　　从文献史料的分析结果看，人情观念的萌芽、发展历程贯穿明清两朝，与江湖社会的兴起、成熟过程同步。究竟是人情生江湖，还是江湖生人情，作者无意断言二者的因果关系，但是二者在产生时间上的同步及高度的相关性是存在的。因此，推测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整合，江湖借用和吸收了人情惯例，而人情促成了江湖的成熟。人情惯例在时间上伴随江湖产生，即便不是江湖创造了人情，也是发扬光大了这个概念，使之发育成一种成熟的惯例制度。后世使用至登峰造极者，也非江湖莫属。 　　

非正式规则蕴含的老词儿

　　参透人情，最要紧是进入人情语境。进入语境，要借用人情老词儿、老说法。唯有老词儿，才代表人情的古典含义。不过要深入理解老词儿的含义，光看字面没用，还得结合背后非正式规则，也就是老规矩。此处分两步，先看老词儿，下节再说非正式规则。

　　作者统计，最常用的传统人情术语主要有以下10种：做人情、讲人情、送人情、求人情、托人情、欠人情、还人情、卖人情、留人情、走人情。这10项都以“人情”作宾语，只有一字谓语不同，分别代表一个动作，一个态度或一个状态。再刨去人情，这组术语核心就是10个字：做、讲、送、求、托、欠、还、卖、留、走。它们勾勒了传统人情生活貌似纷繁、实则简单的轮廓线。所以人情老词儿，关键看前缀的那个字。

　　做，也写作“作”，既是制造又是当做，有两层意思。首要意思是制造，即制造人情，产生人情债权状态。譬如送人一瓶酒、一件精美礼物，对方高兴之余念叨你的好，这就产生了一个适度人情债权状态，将别人套牢，对方成了欠债人，你成了债主。往后，你若有求于对方，由于这层人情债务存在，你使唤对方就很主动、方便，省却了心惊胆战地求情送礼。这种非正式规则被老于世故的人运用了，就拿来控制人、使唤人。

　　生活中有一类人，其“乐善好施”几近于滥施人情。今天请你吃饭，明天送他东西，来往酬酢之间纵横捭阖，把甲送他的东西转送乙，又把来自丙的礼物转送丁。来自别人的不值钱小玩意儿，他先当你的面吹嘘一通，然后送给你，让你受宠若惊，感恩戴德。这样的交际方式被当做一种策略，不仅广结善缘，人脉贯通，更关键的是跟所有人打交道时自己都处在人情债权主动地位。

　　另一方面，做也有“当做”的意思，此为介词，譬如当做人情。有些人，家里有好烟好酒不舍得消费，留着有求于人时当做人情，把好酒当礼物求人情或还人情。

　　讲，就是讲究。讲人情并没有具体操作内容，只是强调认同人情规则的态度。讲究人情，就是重视以人情规则解决问题，重视人际交往中人情往来和利益平衡。不言自明，只有同讲人情的人打交道，人情游戏才做得起来，才可以发展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也就无所谓私人关系。

　　送，就是送人情。至于为什么送，没有明说，与具体生活背景有关。可能是做人情，也可能是还人情。

　　求，就是请求、央求。求人情就是求人帮忙办事，然后以人情方式予以酬谢。“以人情方式”很重要，它就是人情规则，俗称规矩。求人情之要点是以人情规矩完成酬谢。酬谢内容，由自己拿捏，只要符合人情规矩即可。20世纪以后，平民酬谢人情的首选方式是送礼，官场方式是送红包。除了送礼，其他方式或媒介也可选用，譬如帮助或恩惠。今天你帮我，日后我帮你。

　　还，说到酬谢就引申出还人情，还人情就是酬谢。还人情，源于被人“做”过人情，或送过人情，所以依“来往规则”必定要还。偿还方式有学问，按老规矩，首先要掂量欠债价码。基于价码，还人情要过量，比欠的要多。这叫做“过偿原则”，下节细谈。

　　欠，表明一种债务状态——别人曾经帮助，或者“送”过或者“做”过人情给自己，导致在两人人情平衡损益表上的债务赤字。人情像一场戏，不仅有剧本和规则，还有角色与情景，做人情要入戏。欠人情是一种消极心理状态，心里搁件事儿，不舒服，总想找机会把人情债还上。

　　卖，卖人情是做人情的一种世故玩法。说它世故是因为耍赖，会利用但并不信奉人情规则，利用对方墨守成规之本分，大玩有利于自己的游戏。

　　人情的首要规则是义务原则——俗称讲义气，它源自儒家的义务伦理，体现在人情规则中就是主动为他人尽义务，不计较得失。这样岂不自己吃亏？作为长期博弈形成一种稳定均衡，作为一种惯例性制度，人情保障人际交换平衡的办法是双方都自觉尽义务，主动清除自身债务，不赖账。对尽义务者宣扬不计得失，对受益者谆谆教诲以报恩。报答的结果是达致人情债务平衡。

　　而所谓卖人情，就是根本不信奉“义气”（主动义务原则）却诉求回报，假装讲义气，骗取对方还人情，而且就是那个自己想要的东西。做个假人情，就是“卖”出一项人情。

　　留，留人情与卖人情意思相通，只不过话语背景略有差异。譬如甲托乙办成一件事，乙主动还人情，请甲吃饭。而甲对吃饭毫无兴趣，声称以后再说罢。这就叫做留人情。留人情不是勾销，而是赊账，以后要还，其效果与卖人情近似，但没有卖人情那么故意，工于心计。留人情是被动的，卖人情是主动的。

　　托、走，两字都与求人情相通，只不过行为特征有差异，显示了中国语言感性化的特点。托，即委托和转托，表示求人情要辗转委托；走，即行走，表示事情有难度，费工夫，要四处走动。走字，把求人情的辛苦生动刻画出来，十分贴切。 　　

人情规矩，乾坤方圆

　　以上乃十种人情说法，这些老说法浓缩人情的操作特性，有带入人情交往语境的功效。然而，它们只是表象元素，还不足以反映人情的精髓。

　　人情的精髓是什么？是人情的运行法则，也就是非正式“制度”，是江湖的规矩。那些经数百年发育成熟的老规矩，是人情灵魂所在。若要讲人情，须按老规矩来，否则坏了规矩、吃了亏还不知缘由。老规矩是众人利益博弈自然形成的均衡状态，均衡产生了习俗，学理上叫作习惯法。因为有一群人以规矩结成关系网，才确立了江湖秩序，习惯法是这一秩序的非正式制度。

　　这就引申出人情的功能这一话题。

　　近代江湖发育五百年，比起中华文明五千年只抵得一个零头，但比起西方现代国家就不算年轻，比美国二百年历史长一倍有余。在江湖社会发育时间中，人情之所以被江湖关系网络提升到类似于宪法的制度地位，原因在于人情向江湖社会提供两种基本功能：

　　（1）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持、凝聚；

　　（2）私人间利益交换合作和利益平衡。

　　以下所讨论的六种老规矩，即基本的人情规矩，无一例外膺服于这两种基本功能。这六种规矩是：

　　（1）主动讲义气；

　　（2）礼尚往来；

　　（3）过量偿还；

　　（4）错开时间；

　　（5）争取债权；

　　（6）忌讳清算。

　　在陈述这些人情规矩之前，首先要强调人情规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关系网；离开了关系网，即超出它的适用范围。

　　主动讲义气

　　做人要讲义气，这是关系网极力推崇的价值规则。讲义气可被概括成如下态度：

　　如果我认为某人值得交往，那么应该主动向他（她）尽义务，向他（她）行善施惠，而不计较得失。

　　义，义务；气，态度。义气，义务之态度。

　　江湖义气，就是行善施惠当先。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奉献精神来自儒家义务伦理，在这里，人情代表的江湖制度继承了儒家的衣钵。

　　放眼历史长河，可知这条规矩并非始于近代江湖，义务伦理是儒教最基本的特征，自孔子算起也有两千多年，江湖人情不过承袭这种价值而已。江湖是后儒教，或是蜕化的儒教，在许多重要规则上，江湖与儒教前后相袭，换汤不换药。这里，义务伦理演化成“义气”，昔日士大夫嘴里的义理，到了江湖就变成了义气。因而义气是通俗化、大众化、江湖化的义务伦理。

　　讲义气的常见例子是吃饭买单，中国人到饭馆吃饭，大家争抢付账，不管真的假的，扭胳膊抱腰拧作一团，为争尽义务。

　　在人情规矩体系中，此条规矩具有原初启动功能，开创了二人的人情关系。一个人开始讲义气，等于在人情制度里施人情，老词儿叫做“做人情”、“送人情”、“卖人情”、“留人情”。违背这条规矩，该讲义气时不讲义气，舆论说你“不仗义”。“不仗义”的人会被别人疏远，甭想在圈里混。

　　礼尚往来

　　孔子云：“来而无往非礼也”，这是“来往规矩”的精神源头，也是人们交往的实际操作准则，亘古不变。大凡常人要还人情债，多半念叨“来而无往非礼也”，表达了自己的压力。

　　礼，即礼制，现在叫制度；来，意指主动送礼或帮忙；有“来”必有“往”，赶快还人情，这是来往规矩着重强调的规则元素。人情未必都指钱财，看望也是人情，回访也是人情。

　　礼尚来往的效用，是保障二人来往的交互性和利益平衡。

　　甲的“来”——即“主动义务”，给乙带来了的利益或恩惠。但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中，甲的利益该由谁保障呢？这规矩明确说：应该由乙的“从动义务”来保障——由“往”去保障。这只说了二人关系，而二人关系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起点，有了二人关系即有了一切关系。通过交互的义务或者说义务互动，达致两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

　　深入分析这一规则，就会发现它与现代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法律制度强调进行交换的两个公民身，必须同时体现权利和义务平衡，而不是通过时间差的二人交互作用慢慢完成平衡。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个人价值之上，以个人为本，以个人为皈依，市均经济还要求精确结算个人财富。而人情规矩，建立在儒家二人互动基础上，强调通过交互的义务，来维护双方的权益平衡。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设计，就像两种不同发动机设计，就其本身无可厚非，尤其不能简单依据现代制度立场武断否定交互式人情平衡机制，因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服务对象。人情平衡法以互动为原理，功能多样性是其优点——即不仅保障权利平衡，还能强化人际关系，增进群体凝聚与合作。这种设计虽然很古老，却不乏智慧。而现代民法的权利义务平衡设计，功能更加专一化，只管平衡，不管人的沟通，不管人文关怀。所以，这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智慧。

　　当今人情被喻为债务，也源于本规矩，“有来必有往”体现了一种压力。所谓“来”，就是接受了别人恩惠，欠下了人情。孔子说：“来而无往非礼也”，“非礼”二字完全是精神压力（古语称性骚扰也为“非礼”，可见其严重），逼你赶紧“往”——偿还人情。这种心理，同欠债还钱如出一辙。

　　从文化渊源看，这规矩也源于儒家哲学，具体地说是报偿伦理。

　　“报”——报答、报恩、报仇等等，是儒家哲学一个重要概念。“报”是一个关系范畴，它相应于一个交换背景存在，这个背景就是别人曾经给予自己恩惠。从消极一面说，报的内容也可能是伤害，譬如报复和报仇。“义”与“报”，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儒家范畴，换作人情老词儿，就是“做”与“还”，这是一种对称设计，演绎到民间社会，就成了“有来有往”，“一报还一报”，“做人情”和“还人情”。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夸张口吻强调了“恩”、“报”之间的不可分离以及放大的关系，除了隐含“礼尚往来”以外，还延伸下一条规矩：“过量偿还”。它说滴水之恩不仅要报，而且要用涌泉——无数倍于滴水来回报。

　　偿还务求过量

　　还人情时，有时要对等，有时要过量，看是否合适，伤不伤感情。不伤感情的，可等价偿还；若等价偿还肯定伤感情，那就要过量偿还。为什么伤感情？因为只专注财物，把人情包含的情义一笔勾销，这意味着不尊重对方情义。此外，有些人情很大，根本无法还清，更遑论过量，譬如救命之恩一类，只能先表示一下，然后欠着了。

　　什么时候伤感情，什么时候不伤，没有标准答案，还须自己的人情功夫拿捏。人情所负载，一为利惠，二为情义，每桩人情之中成分比例各不相同，要靠自己用心去揣摩。以利为主，可酌情等价偿还，譬如借钱还账，甚至多加一些利息也不为过；以情为主，忌讳等价偿还，譬如别人从外地带来特意的礼物，或许本钱很小，如果按价回赠就犯忌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针对情义型的人情，过量偿还规则要求尽量“过量”。所有的“报”，也就是还人情，都面临价值数量和方式选择——以什么方式？还多少？怎样做才合乎情理，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别人？若只考量利益数量维度，就简化成：还人情的分量究竟应该大于、小于还是等于所欠人情？

　　如果回报小于所欠人情，客观上等于对方吃亏。在某些个案上可能无关紧要，但从规则高度来看，无法维持私人关系的总体利益平衡。一旦失衡，别人肯定说你小气，老占便宜，不跟你来往。因此，若作为规则，“小于”行不通。

　　再说“等于”。如果回报数额刚好等于所欠人情，这种方式在利益交换上可操作，能够维护平衡。然而，人情中包含有感情成分，它不光是交易，另一方面也是人际关系的沟通、维系。回报价值死抠所欠人情，计算得一清二楚，一点亏都不吃，在传统习俗上意味着暗示对方：你我只有利益，不讲感情。这不符合人情制度功能的宗旨，同时也是对对方的伤害，因为对方给予你感情，表现得不计得失，你却对利益锱铢必较。

　　所以，还人情在分量上既不能“小于”，又尽可能“不等于”，于是就剩下“大于”一种答案。“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关于“大于”的诗化格言。

　　明确过量后，问题尚未结束，还有一个评估标准问题。你认为过量，对方认为不过量也不成。这个问题涉及双方评估标准异同，而差异在生活中常常出现。譬如你某事托人，对你来说一包茶叶、几斤水果足以表达谢意，这是你的标准；然而，也许你不了解对方办事过程的辛苦，如果成本代价高，一点茶叶水果就显得不明事理、不识做人，令人不愉快。不愉快不在于钱，而在于不知趣，不洞明世事。

　　评估很重要，还因为人情涉及不光金钱，还包含帮助、援、提携、后门等多种恩惠，这些恩惠之间相互折算困难，有些根本无法折算，譬如，情义和后门，后门有价，情义无价，折算困难，容易产生误会，这也是人情交换矛盾多发地带。

　　合乎情理的做法是，既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也要尽可能站在对方立场评估价值，然后在二者当中选择较大者，至少折中作为答谢的依据，并留有一定余量。此时，务须牢记“涌泉相报”。经过相互体谅后的过量，才是真过量。这是传统人情忠厚仗义的性格。以流行的话说，叫做“换位思考”，心理学上叫做符号互动。评估的过程是双方心理符号互动的过程，是沟通的过程，因互动派生出沟通，这是人情能凝聚人际关系的原因。学习站在对方立场来评估价值，相当于努力去了解对方价值观，这虽是费神的功夫，但是利大于弊。通过这样的心理符号互动，人情交往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认同。如此持之以恒的结果，是通过价值观沟通最终推进了周边私人关系圈广泛的价值观同化。江湖人的价值观容易趋同，趋同过程甚至带有强迫性，大家恪守主流价值，就像一个模具倒出来产品，非此不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是一种同化力量。

　　对根本不能过量的偿还，譬如“恩人”的“养育之恩”、“救命之恩”、“再生父母”等等，就只能终身不停地还下去。生命不息，偿还不止，这叫做报恩。不停息的报恩是对“过量”的追求，虽不能至，却向往之。

　　时间差：往来刻意错开时间

　　甲与乙是熟人，甲到乙办公室托他办一件事。事毕，甲立即要付钱酬谢，乙嗔怪甲见外了。甲还执意要谢，乙更加生气了，双方不欢而散。酬谢要不要？当然要，但是时间不对。

　　还人情，光讲究过量不行，还得讲究时机，具体地说，就是要控制还人情的时间差。所谓时间差，就是既不能与欠人情同时，也不能久拖不决。不能拖太久，是避免对方误解你忘恩负义，别人不会与忘恩负义者即不守规则者玩游戏。不能立即还人情，则由人情本性决定。立即偿还相当于市场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者之间没有瓜葛，也就无情义可言。而人情功能偏偏就是诉求瓜葛，制造瓜葛，所以注定不能立即还人情。

　　人情作为一门没有人设计、却自发生成的惯例制度——即习惯法，它的难题就是在利益与情义之间作平衡。通常，利益博弈是欲望的火药桶，易于导致冲突，讲利益就难讲情义。情义是功利的对立因素，功利心贪得无厌，情义要求不计得失，装扮糊涂，差不多就好。解决这个均衡问题，不同民族有不同智慧。中国人情现象之巧妙，就是把这两种对立因素统一起来，以偿还过量抑制贪欲，以时间差承受债务，以情义促进交易，以交易维系感情。这感情虽看不见摸不着，但朦胧之中大家自有分寸。

　　时间差是一种惯例规则，还人情安排在自己欠人情之后，时间既不长也不短，要恰当维持赊账。并非不愿意偿还人情，而是刻意留下一段时间领受对方盛意，确认对方情义，表明牢记恩惠。从某种意义上说，牢记比还账更重要，还账诉诸利益平衡，牢记诉诸人际关系建设。所以，人情维系私人关系，难免拉拉扯扯、婆婆妈妈，并非当事人无智慧，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谁欠谁一清二楚。

　　对传统型人情来说，时间差一定要控制，但时间长度是灵活的变数，靠个人根据情况掌握。无论如何，时间差本身很重要，它必须存在，正是这段时间直接维系了两人关系，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人情关系。如果受益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段时间差就不存在。时间差不在，两人情分就不被时间老人挂着；情分不挂着，关系就无以为继。假如马上还人情，哪怕过量偿还，都等于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不想欠你人情”，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想留你这层关系”。这样的例子生活中还很常见，一般来说，下层向上层送人情，譬如百姓向官员亲戚托人情，或乡下人向城里亲戚送人情，由于阶层的隔阂，冷面就很常见。如果后者不愿接受前者人情，又不想撕破脸面加以拒绝，委婉的方法是马上向前者回赠分量相等或者更多的礼物，诸如闲置的烟酒或点心一类，远比乡下亲戚一麻袋番薯花生值钱，以此表明不想亏欠人情。不欠你一袋番薯人情，就不用替你办事。惯例规则是：不欠人情，就没有办事义务。这种婉拒，既合人情规矩，又不授人以口实，可谓人情练达，游刃有余。

　　控制时间差是一门学问，能衡量一个人通晓人情世故的熟练程度。还人情，一要早还，二不能立刻还，三不能久拖不决。民间习惯，还人情最早是当天晚上，通常送礼答谢，或者酒楼宴请。

　　在人情制度环境中，还人情拖延不利于自身心态平衡，人情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不利自己。只要自己认同人情，只要依赖私人关系，只要舆论对自己有压力，就得赶紧将人情窟窿堵上。为使对方放心，双方打照面时还得经常念叨感谢，面子上矮人一等，实在难受。真正想一拖再拖，只有那些开始就想赖账的赖皮，这种人因为不守规矩，难于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

　　以上“过量”和“时间差”两种规矩都相对传统人情而言，到21世纪以后，人情习俗有向经济交易蜕变趋势，人情愈益淡薄，经济愈益抬头，宏观上反映了江湖习俗向商业制度转型的趋势。香港是中国最早开放地区，香港人有两句话反映了这个趋势，一句“人情紧过债”，一句“人情薄过纸”。前者说人情压力之大，后者说人情渐渐淡薄，大家依靠不得。这个变化是大趋势。人情惯例制度萌芽于五百年前，但近一百年来人情尤其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情，并不完全遵守经典规则。还人情的时候既没打算“过量”，也不要时间差，最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譬如，我介绍生意给你，你给我提成5%；或者你帮我办手续，我给你一千元。这样的“人情”，就已经很像做生意，而不再是人情。看得出，人情明显慢慢退化了。但是却没有消失，只是边界日臻模糊，日益淡薄。

　　争夺债权

　　有些老于世故的中老年人，初认识时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和乐于助人，时间一长露出真面目，每一次帮人背后都有所图，且不马上有所图，而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策略，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他人，玩他人于股掌之上。

　　讲义气的规矩再向前走一步，就会变得世故、老辣，变成假讲义气而真争夺人情债权。

　　讲义气的性格，确是人情高尚的一面。但是世上不求回报的绝对义气终究难觅，人情乃是一种弹性平衡，而不是慈善事业，尽管其相互交换在时间上拖延不定，分量上也模糊不清，但毕竟最终有规则维护平衡。既然有规则确保利益平衡，那么对于做人情一方来说，其实可以预期后果，直至控制后果。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想得到对方什么，就施予对方相应人情。

　　于是，这样的情形时常发生：利用规则漏洞，为图回报而设计圈套，佯做人情将对方套进债务状态，然后役使和奴役他，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这必须在人情行之有效前提下。若离开人情制度，离开双方对私人关系的相互认同，人情债权便毫无意义，红眼狼遇白眼狼，一切打水漂。

　　争夺债权不是一种规矩，而是利用规矩的策略，与人情现象密不可分。什么是争夺债权？就是尽量让别人欠自己，而不要欠别人。己欠人被动，人欠己主动。这就要主动地、不失时机地做人情，直至滥施人情也不为过。有些工于心计的人调进新单位，会针对同事主动做一些小人情，显摆自己的关系资源，譬如三姑六舅在哪里公干，可帮大家办什么事情，或者主动请人吃饭……尽管新来，也可求得主动。一旦站稳脚跟，滥施人情也会停止，转向其他更高级的目标。

　　还有，中国人吃饭争着买单，有些人只是为债权，为大家欠他的情，将来托大家好办事。究竟真讲义气还是假讲义气，还要看做东的今后表现，是否挂着自己卖出去的好处，以后加倍索回。由于有这种人的危险，加上人心隔肚皮，所以人们一般都害怕欠债，患上“人情恐惧”，免得以后遭人逼迫。

　　人情债权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规则役使别人，满足自己需要，而且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会帮他说话。凭什么役使？就凭对方欠你的人情债。如果对方守规矩（在圈里混肯定守规矩），他就必须还人情。你托他办事，他便有义务，不做还不行，直压得喘不过气。如果你控制他做事，引导走向满足自己欲求，你就控制成功了。这便是役使和差遣。

　　除了差遣，债权还有其他好处，这里一并罗列：

　　（1）可以差遣别人，在交往中主动；

　　（2）有助于建立自己讲义气的形象和口碑；

　　（3）有助于获得对方（欠债人）的感激和尊重；

　　（4）有面子，可以获得自我满足和优越感。

　　所以，在人情的氛围或气场下，争取债权是一种强力模式，信人情就要争人情，必得为之。

　　从讲义气到夺债权，表面上看来没有差异，实际上价值观已经蜕变。讲义气背后是义务伦理、奉献精神，讲给予不计索取；而争夺债权，表面上佯装义气，实际为了以后差遣别人，这是一种人情策略，价值观已经从义务伦理蜕变成功利主义。

　　忌讳清算

　　人情规矩还有一道“清算忌讳”，就是人情交往过程中不准盘点，不得清算，不能当面提及对方欠自己的债务，损别人面子。行话说：“算那么清楚干嘛？”“咱俩谁跟谁？”

　　反之，如果两人决意中断往来，不仅不避讳清算，而且应当结清，一是一，二是二。

　　为什么人情忌讳清算？清算就是清盘了结，这等于绝交。假如清算人情，人情后面承载的人际关系和情义元素就没有依托。反过来，正是相欠债务——不管谁欠谁的，恰好维持两人持续交往。因此，人情互欠体现一种共识，反映继续维系双方私人关系的意愿，它比到底谁欠谁、谁是黄世仁谁是杨白劳更重要。为不破坏人际关系，避免对方误解，就要尽量避免人情盘点，避免清算，这是规矩。如果犯忌，轻则引起不快和误解；重则绝交，干脆不来往。

　　清算忌讳只相对于正常人情往来而言，想来往的人忌讳清算。如果两人关系走到尽头，需要一个了断，清算恰是合适的程序，在仪式上宣布绝交。具体做法十分简单，债务人将自己所欠进行估算，最好等于所欠，原封不动退回。算不清楚部分，干脆多给一些，临了加上一句“以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等于宁吃亏也要绝交。这是传统中国人的常见断交程序，也是武侠片里恩怨情仇了断的台词套路。

　　现代人遵守清算规矩、程序和仪式日渐减少。现代人的价值立场，已经逐渐由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转变成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不再奉行人情至上。尤其相对于当前社会转型的制度空白，法律管不了，人情不顶用，许多人对于自己所欠债务大抵很少主动偿还。所谓“欠钱是大爷”，折射出了制度执行的空白。

　　近二三十年来，在市场经济转型后，商品交换慢慢兼并人情交换，两种交换体系产生了融合的趋势，人情慢慢淡化，经济交换愈益兴起。生活在民间，经常观察到这般例子，替朋友帮忙干活，他将你半天辛苦，按人工每日80元市场行情折成40元，晚上送等价礼物到你家酬谢。客人到外地寄宿亲戚家，临走留下相当旅馆半价的住宿费，表明利益均沾。时过境迁，老规矩渐渐失传，如今人们即便愿意做人情，也难免不伦不类，又像人情，又像买卖。 　　

份子钱：人情联盟背后

　　份子也写作分子，是一个老词，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这种叫法，本身显示凑份集资、群策群力的风气。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便是一例，四处募捐修祠堂，颇有古代乱集资、乱摊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际，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里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结婚，自己心里就发紧。唉，又要破费了，请柬似罚款单。遇着好友办喜事还心甘情愿，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诸如没见过面的亲戚、同学的弟弟、单位管锅炉的临时工，不胜其烦。但是，请柬本身具有制度强制力，效力不亚于交通警察开的罚单，收到请柬的无一例外赶紧凑份子钱。这规矩打从明朝就开始了，一直传到现在。

　　今日的婚礼有多重功效，作江湖样本效果神奇，涵盖江湖化社会许多元素，譬如关系、人情、面子，是江湖化社会运作的范例。中国小城市婚礼运作，乃是关系网制度运作之集大成。譬如，前篇“关系网”，曾借用喜筵宾客名单为素材，研究了关系网一般规模大小；后篇“面子季场”，还要分析婚礼大操大办中的面子诉求。本篇，我们还以婚礼为样本，分析“份子钱”的人情运作。

　　所谓份子钱，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原本并不局限于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寿、满月、动土、丧葬等等都可以凑份子，但是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

　　份子现象与东亚文化紧密相关，与儒教泛家族主义以及群体取向的社会组织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光中国人凑份子，日本、韩国也有凑份子风俗。

　　为透彻分析份子钱的运作，这里选闽南人的婚事习俗作一案例，透过份子钱，分析当中包容的人情制度成分。

　　凑份子的程序

　　在南方小城，婚礼送份子的运行程序大抵如此：

　　一择来宾。

　　主人制定涵盖所有亲戚和熟人朋友的来宾名单。名单的第一顺序是所有近亲。主人不请亲戚，或者亲戚不来，按习俗都会被人责怪。第二顺序是单位、公司同事，如果单位、公司规模太大，就只请本部门同事，尤其关系要好的同事。再往后是同学，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主要涉及常交往的同学。最后，依个人工作历程，邀请部分战友、工友、客户等等。

　　其中最要紧，爱面子的家族会尽力邀请当地名流来撑门面。

　　二派帖。

　　拟完名单，到酒店定了酒桌，就要开始派帖子送请柬。按照旧礼，送红帖的同时还要奉上一包糖果糕点，表示喜气均沾。红帖和糖果包的形式，是婚礼CI设计的一部分，显示主人的品位和地位。

　　三呈份子。

　　客人收到请柬后，开始准备份子钱，包在红包内并写上自己名字。这一点很要紧，不写名字就不能确认礼金属主，而礼金是双方人情交易的一部分，大家都很在意。譬如，在福建南方，送红包时间没有严格限定，但原则上不能迟于喜酒，迟于喜酒会被拒收，不是主人不想收，而是规矩规定不收。送红包时间一般有三种情形：一在通知下达时，在收帖的同时委托来人捎去；二如果没有准备不要紧，可以在婚礼前任何时候呈交；三没有空也不要紧，可以在喜筵当天亲手交给主人。按习俗，主人家在酒店门口有专人收受红包，散席后汇总。

　　四汇总。

　　主人收到份子钱，客人吃完酒，从人情角度说，这一轮互动暂告一段落。但事不算完，喜酒吃完了，人情在加深，债务纪录要刷新，人情平衡表面临改写。晚上，主人把这些份子汇总，列表一一记录在册。这本册子，就等于一本人情账，是本次人情的一个明细项目，来宾中将来任一方有红白喜事自己都要如法炮制，凑份子给对方。若时间隔得久了，价码有变化，还要随行就市。

　　人情账很难彻底算清，陈谷烂糠刨起来不计其数。以前有张三欠李四的，也有李四曾经欠张三的，甚至还有家族中几辈人欠下来的，来回份子，算不清谁欠谁。更加上两个家族除婚礼外还有其他人情交易，所以份子钱就与总的人情债搅和一起，难解难分。这个烂账其实是好事，正是人情体制和关系网系统追求的境界，无形之中加深了相互纠葛和联系，维系了私人关系。

　　凑份子的背后

　　每份份子价码与筵席市场行情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态博弈均衡，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物价水平及民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屡试不爽。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

　　既如此，盈余从何而来？答案是少量至亲好友为了表达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钱作贺礼。比行情多出的钱，在人情语言上意味不同寻常关系，是造就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闽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普通市民份子行情是每人50元，90年代中期涨到100元，近亲好友则需300～500元乃至1000元，各城乡社区风俗略有不同。看凑份子的消费机制，经济学看到的是客人自己宴请自己，但社会学看到份子钱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人情语言，客人们要表示的信息尽在其中。除了运作人情，份子钱的功能也包括向主人捧场，以及熟人圈的交流聚会。

　　份子钱现象折射出熟人系统运作目标：一，自己要排场（即面子）；二，熟人要捧场。旁观者有义务，所有人不能例外，这折射出一种共生哲学。讲排场要有财力，如果主人不够财力，就利用人情制度融资，有点像民间标会或互助会，大伙儿集资来给主人捧场。主人落下面子，客人们赚个热闹。单就个案看，似乎主人占便宜，但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家都会有红白喜事。

　　反过来，有了凑份子制度，婚礼只能大操大办，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亲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还要风俗做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闽南民间只认“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认法律夫妻和结婚证夫妻。夫妻不管有未婚姻登记，都要鞭炮、排场公示，否则大家就不认他们夫妻。若在农村，甚至不给新人分地。

　　面对凑份子大操大办，各人心态不一。主人有喜欢热闹的，也有好清静的，有爱排场的，也有怕劳命伤神的。客人有衷心祝贺的，也有应付了事的。大家各怀心事，逢场作戏。但习俗带有强制性，演员要演出，观众要出席。越是现代，熟人关系越淡薄，人情习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应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应酬二字，越来越具无奈之意。主人拟定名单伊始，就颇费心机。每选定一个对象，都面临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请，还是不请？如请，会不会来？不来，自己会不会没面子。如果不请，对方会不会怪罪？熟人的舆论是否会怪罪？这种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边缘熟人时很费神。与此同时，客人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接到一张请帖，不啻接到罚款单，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烦，费钱费时，应付不起。

　　有请必赴更麻烦。前面估算，一个熟人圈平均大约二百多号人，当中每户都可能办喜事。即便每家平均十年办一次红白喜事，每年就要应酬二十多摊份子酒席。花费时间不说，以平均每次红包100元论，每年支出两千元以上，这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碰上至亲好友结婚，额外红包高于平均数。再遇上农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办婚事，城里大小酒店爆满，这时红包支出就是天文数字，压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风”变成“人情疯”。

　　收钱的主此时当然高兴，热闹有了，排场有了，还有赚头，不亦乐乎？然而，快乐何其短暂，忧郁何其漫长。低头看人情账一五一十地挂着，那都是债主啊。霎时间，笑容烟消云散，手中盈余不够下月凑别人份子，轮到自己背包袱。

　　从经济学看，凑份子带有民间金融互助性质，凑份子在排场和铺张之余，构成一种互助和交换功能。这种功能带有惯例制度强制性，交换提高了关系网的凝聚力，从而维系关系网在民间社会第一组织系统的地位。 　　

活的腐败通道：以人情行贿赂

　　在中国，红色代表吉利。送人的礼金都会放在一个红纸包内，以示祝贺。份子钱只是其中一种，其他人情也都喜欢用红包，比如寿礼、压岁钱……甚至贿赂。所以，红包是礼金代名词，但凡小额礼金送人情，都叫做“送红包”。

　　但是现在，红包的主流语义发生变迁，现在“红包”特指小额现金行贿。譬如，病人向医生送红包，家长向老师送红包，店主向税员送红包，旅客向列车长送红包，商人向官员送红包……这样的“红包”当然不是合法报酬、正常馈赠或贺礼，而是另有所图，属于权力寻租。但是文化语义的双关性在于，只要他们之间是熟人，那么红包也属于人情，必须以人情规矩操作。所以，形成红包是贿赂和人情的混合型态。

　　人情本身当然不是贿赂，而是一种江湖习俗文化，但是现今的中国贿赂已经融入人情。红包演变成行贿，具有社会学上的微妙的含义。换言之，有些贿赂被包装成人情往来的传统形式，被钱权交易借用。以人情之名，行贿赂之实。这是中国腐败现象在形式上的特色。作为对比，我们看到西方人行贿通常不用红包，常见方式是向指定账户打款或支付现钞，然后受贿者做该做的事情。因此遵循生意方式，先付定金，事毕付讫。就过程而言，付款与做事大体上同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换句话说，西方贿赂主要是一种经济交易。贿赂，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学名叫“权力寻租”，这是一种理论总结，寻租理论以西方式贿赂交易为背景，贿赂现象在经济上相当于权力租赁交易，用金钱购买权力使用权，譬如项目审批和文件签署。

　　中国社会也存在这种市场式贿赂，但不是主流。大部分中国贿赂者不会这样“薄情寡义”、“不懂做人”，而是竭力把贿赂包装进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在中国，小额贿赂遵循的法则在形式上是人情交换。这样的贿赂看上去不大像贿赂，与其说像租赁不如说更像是人情往来，与“七大姑八大姨”交际不同的只是数额不同。对于熟人圈子构成的中小城市权力层，贿赂更多是“权力作人情”，尤其是不断的小贿赂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悄悄地融入了传统人情往来，变成关系网运作的部分机制。当然，这种贿赂绝非不图回报，贿赂不图回报是自相矛盾，只是回报不要搞得像买卖那么难堪。最好遵循人情方式，没有明细结算，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

　　贿赂怎样包装成“正常”人情往来呢？

　　每逢春节，某些地方官员住宅区交通极为堵塞，四乡送礼车辆水泄不通，几成一道景观。年礼多是洋酒、香烟之类，当中也有红包塞在烟盒、酒盒内。红包大小，依对象官阶及其与行贿者交情而定，但各年行情不同。一般巴结孝敬的大概数百数千，有大事相求价码另计。官员依自己职权大小，获得礼金的单价和累计总数各不相同。位高权重者，每数分钟就接待一位，拜年者川流不息，一晚收入颇丰。由于来人多，接待时间也短，来客识趣地把礼物放在不显眼处，寒暄几句喝口水，也就告辞了。此时，往往门铃再响起，下一位在楼下候着。这种人情，一晚上数十万很常见，说它是寻租，却没有明确的回报契约，只是惯例而已。

　　通过年礼腐败，是中国腐败特有的方式，原因与人情惯例制度有关，与关系网组织模式有关。中国的行贿者总在主观上避免将贿赂当成冷漠交易，极力把它打扮成熟人间人情往来。与此同时，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层不经捅的薄面纱，但是又必须维持，因为这是一种面具制度。

　　人情贿赂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1)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希望加深双方利益同盟关系，建立持久战略联盟。如果用经济交易方式作贿赂，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就只有交换功能，不具结盟功能。用人情行贿，不仅具有交换功能，还具有结盟功能，提供长期合作空间，提高交易安全，不轻易败露。

　　(2)除非避嫌，否则行贿者和受贿者在多数情况下喜欢以朋友名义交往，加强合作互助。这是由小城市社区的熟人特性决定的规律，生活在小城市关系网络社会，各色居民相互依存，不仅别人求自己，自己也求别人，平民求官员，官员也求教师和医生。如果对方有交换资源，受贿者也可能免收贿金，而将特权当人情放出，将来再求收租。其诉求并非金钱，而在交易合作。因而，人情贿赂比商业贿赂更加具有可塑性，外延形态更丰富。

　　(3)人情可以调和利益与义气，熔于一炉。在一个熟人圈，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合作是难免的，俗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双方有意做哥们的背景下，又要得利又要做哥们，二者在做法上有冲突。光做朋友不得利，谁那么傻啊？光得利不讲哥们，也很难混。在江湖传统中，做朋友讲义气，帮人不计酬报。受贿的本质是寻求回报，不能白帮人。以博弈论解读，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它的均衡解就是把讲义气纳入讲人情，也把贿赂纳入讲人情，这样就找到人情这个恰当的均衡点。有了这个均衡点，交情、利益各得其所。盖因人情中有讲义气和偿还，偿还可得眼前利益，义气是长远利益。 　　

四、面子秀场 “两面国”的故事

　　清代李汝珍搜集民间传奇所著小说《镜花缘》第二十五回《越危垣潜出淑士关　登曲岸闲游两面国》讲述了一个离奇的“两面国”故事，影射清代中国之怪状。

　　话说徐承志遭驸马爷猜忌时，驸马爷恰巧将宫娥司徒妩儿许配徐承志为妻。徐承志大惊，疑为奸细，乃以毒攻毒将妩儿告发，结果妩儿遭毒打一顿，惨遭遣媒变卖。此时，徐承志方知错怪贤妻，后悔万分，乃求助于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助其翻越城墙，逃往海外。数日，众人途经两面国，唐敖、林之洋二人入国闲游观光。

　　多九公留在船上正在前舱同徐承志闲谈，只见唐、林二人回来，因问道：“这两面国是何风景？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这是何意？”唐敖道：“我们别了九公，又走十余里，才有人烟。原要看看两面是何形状，谁知他们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并未看见两面。小弟上去问问风俗，彼此一经交谈，他们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与别处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说笑，俺也随口问他两句。他掉转头来，把俺上下一望，陡然变了样子：脸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说话只有一句，两句，怎么叫做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说话虽是一句，因他无情无绪，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却只半句。俺因他们个个把俺冷淡，后来走开，俺同妹夫商量，俺们彼此换了衣服，看他可还冷淡。登时俺就穿起绸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闲话。那知他们忽又同俺谦恭，却把妹夫冷淡起来。”多九公叹道：“原来所谓两面，却是如此！”

　　唐敖道：“岂但如此！后来舅兄又同一人说话，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后，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里面藏著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他见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小弟一见，不觉大叫一声：‘吓杀我了！’再向对面一望，谁知舅兄却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吓得喊叫也罢了，林兄忽然跪下，这却为何？”林之洋道：“俺同这人正在说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识破他的行藏，登时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张脸变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条长舌，犹如一把钢刀，忽隐忽现。俺怕他暗处示人，心中一吓，不因不由腿就软了，望著他磕了几个头，这才逃回。九公！你道这事可怪？”多九公道：“诸如此类，也是世间难免之事，何足为怪！老夫痴长几岁，却经历不少。揆其所以，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幸而知觉尚早，未遭其害。此后择人而语，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

　　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却用意颇深。在动物学分类上就无单头双面哺乳类，更遑论人类。然而，以两面暗喻人格，则隐含深意。两面国纯属杜撰，欲借海外奇谈暗喻海内做人，结尾处多九公画龙点睛：“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为做人的总结。读者试想，是否有老者曾教诲自己“做人检点”和“祸从口出”？

　　这是一个以唐代背景为假托的三段体象征性寓言，环环相扣，逐级象征。从后往前逆推，有（1）结论、（2）两面国奇遇、（3）妩儿悲剧、（4）清代社会影射四个心理层次。多九公在故事结尾处感言，是对两面国奇遇的总结；两面国奇遇，是徐承志生存逆境的象征，手法属文学“超现实主义”；再往前，徐承志、驸马之间猜忌误害妩儿的故事结构，又影射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乾嘉年间）。而通篇寓言故事都影射中国社会，不囿于清中叶，作者甚至将唐代牵涉进来，欲表明源远流长，非一时之偶然。徐承志之境遇，在近代中国官场属僚阶层甚为常见，迫害与被迫害为常情之写照。猜忌之下，虚实交融、言行背离、口是心非成为一种结构。明代以来已有端倪，清中叶以后至清末、民国……情势愈演愈烈，已不止于官场属僚，而向全社会蔓延开去。

　　两面国，无非近代中国情状之写照，其源头尚在面子文化，及其背后是名分体制。一股近代的汹涌力量，使面子文化崩溃分裂为两面国，这股力量就江湖化。明、清、民国三代，儒教文化体制大盘蜕变，名分体制彻底蜕变为面子体制和两面国——口是心非、逢场作戏和弄虚作假……一生混世，须修炼两面三刀功夫，方保人生太平无事。

　　儒教国家在江湖化后，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镜花缘》之经典，在于影射了中国社会这一悲剧。求解这一悲剧的起因，还在于面子文化的源头。 　　

“人活一张脸”

　　自周公旦修典章、创礼教三千年来，面子——人格面具化现象渐与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长，情势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国登峰造极，趋于鼎盛。

　　面子不属于儒教主流，是儒教义理经民间社会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矿物质一样，溶解于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今日中华文化的锌、铁、钙，并外显为许多中国人爱面子的性格。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略含荒诞成分的伦理情感。如果说世界人民都讲面子，那么毫无疑问，最讲面子的应该是中国人。若论最简洁的证据，便是鲁迅怒其不争的“阿Q精神”。踏破铁鞋走世界，也难寻比中国阿Q更阿Q的阿Q，和比阿Q精神更虚妄的“精神胜利法”。中国，无疑是阿Q精神的故乡。

　　阿Q精神如何得来？窃以为，背后本是面子体制作祟。

　　物质与精神脱节，才可能搞“精神胜利法”。但是，谁让它们脱节呢？面子是也。

　　讲面子既是中国社会的刚性铁律，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支脉——江湖，自不例外，甚至比传统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江湖面子不仅继承古典面子，而且进一步蜕变成江湖的一种交易工具，即俗称的面子规矩。比传统社会只提倡价值观、只借助舆论监督更严酷、更约束。江湖第一谚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潜台词即是社会约束多，个人自由少，连自己的荣耀都反过来捆绑自己，简直不是自己的财富，倒像是自己的主子，自己沦为丧失自由的奴隶。

　　江湖道上比民间百姓更讲面子。尽管大家都讲面子，但是分量大大不同。在“道上”——会党、帮派、山头，或者关系网络……不仅讲面子蔚然成风，甚至具有强制性惯例，形成一种专制力。因惹面子是非掉脑袋的事，在江湖上不在少数。江湖面子的要紧，远超过未江湖化或江湖化程度低的百姓。涉世不深的平民百姓，若不爱惜面子，至多落得尴尬脸红，大家嬉笑，过后不再思量。然而，江湖面子则不然，不仅要求内心严格自律，更有舆论压力，周遭无数双眼睛盯住你的一言一行，随时诉之铁律。违反者，必受罚。这就是所谓“江湖规矩”。谁坏规矩，修理谁。在“道上”，损面绝非小事，只要伤到头面人物的面子，都是惹事闯祸。实力人物之所以称为“头面人物”，就因为实力与面子的复杂渊源。

　　面子三要素：荣誉、规矩、资信

　　为梳理面子知识，需要对江湖面子的语义做一重新解读，以利展开叙述。江湖面子源于传统社会，但蜕生了新的意义，即目的手段化，目的手段相混淆，假戏真做，真伪难变。而传统面子仅囿于价值观，在逻辑上属于目的范畴。

　　首先，面子是“道上混的”的主要生活目标之一。

　　仅就这点而言，并无特别，与明代以前传统社会的面子完全相同，比如项羽乌江自刎以谢江东父老，还有韩信蒙受“胯下之辱”。这属于人生价值观，与买卖交易无关。明清以后，以江湖为代表的面子，要害就是做买卖——买面子、卖面子……面子工具化，藉以交易。

　　先说人生价值观。江湖面子的特点是讲面子更甚，不遗余力，不顾其他。可以不计成本、撑门面、拉场子、铺张排场，动辄千金散尽、负债累累，却毫不在乎。偶尔，为了争面子大打出手，一句话抹不开就拳脚相向、动刀拔枪，闹出人命。这种非理性的故事，充斥于旧社会帮会为面子火并的故事。面子之大，肯定不亚于地头、金钱和女色，有时候为了面子，还会将女人让给别人。

　　其次，江湖面子的新增功能并不囿于价值观或人生目标，而延伸成手段和工具，参与利益交易。它僭入江湖制度成为“规矩”，成为惯例制度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蜕变。价值观工具化，人生目标手段化，是江湖面子的新特色。价值观连同新的面子规矩，称为“面子制度”，这是一种基于习惯和博弈力量的不成文体制。

　　至于各地“面子规矩”的细目，则千变万化，一般在帮会章程、戒律或“海底”里有明文条目。至于紧密的私人关系网，面子规矩则更加复杂，附着于具体的地位、身份及当时的私交状况，也依附于当事人的直觉判断，旁人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也。人情练达，是“老江湖”的标志，也是区分老江湖和小喽啰的分水岭。

　　“面子规矩”虽难归纳，却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简单方程式。譬如，最少要给人留面子，不伤人情面；最好能恭维人、戴高帽、捧场……效果便能八九不离十，言行不逾面子规矩。在此，不妨称作“面子傻瓜定律”。

　　综合以上二点。面子，第一是人生目的，属价值观，第二是制度，属手段。接下来，谈论一种新情形（算作其三）——老手段又生新手段，制度工具衍生的交易工具。

　　其三，因有刚性制度作保障，促进行为规范性、可预见性，江湖面子的数量呈现累积特性，个人面子可以越做越大，渐渐滋生了类似金融的“资信”功能，发展到名声当饭吃。这种面子资信的演变，大约发生在元明之际。元明之交的14世纪，诞生了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二者都是江湖精神启蒙之作，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灵魂。表面上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故事互不搭界，一个北宋一个东汉，然而骨子里都是借古寓“今”，即元明民间社会。《水浒传》展示朝廷外的广阔社会生活，《三国演义》讲“桃园三结义”和私人关系网的道理，二者连读，互为补充。虽为历史演义，其实篡改史实，迎合茶楼听众的江湖口味，是历史的“戏说”和“江湖说”，是对体制外空间的想象。《水浒传》说帮会，《三国演义》说结拜，是元明江湖教门、会门和移民关系网络的投射。是故，担当中国人学习江湖的教科书，专事教授“四书五经”里学不到的功夫。所以，《水浒传》、《三国演义》实为中国江湖文化苏醒的宣言书。

　　《水浒传》里的男主角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行走，不论到何处都呼朋唤友，连不谋面、仅闻其声的江湖汉子都奉其为上宾，热情款待。用经济学眼光看，宋江的名声相当于今天的信用卡消费。今人没有“及时雨”的名声，但只要有一张信用卡，到外地也能享受宋江般的五星级服务，吃喝享受，“唰、唰”两下搞定。没有宋江哥哥，有信用卡也行。

　　古代的名声与现代的信用卡，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经济学视野里都属社会信用体系。宋江的牛气，直出于“呼保义”、“及时雨”的江湖名声。江湖文化信奉为人仗义，笃行者天下共景仰。义气之重要，在江湖里等同于宗教，备受推崇。这是一个关于面子资本化、信用化的范本，今日仍不乏大量“宋江遗迹”，譬如有名气的人物到外地旅行，当地人盛情款待，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好面子的主人因接待名人而满足，日后当自吹自擂的本钱，而客人更落得方便安逸，好吃好喝。

　　其实，江湖上已经形成惯例，面子大等于有本钱，于是精明人便挪来做事，变作资本生利。

　　作家沙叶新写有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一时，骗子主人公假扮衙内行招摇撞骗，几乎得逞，却在千钧一发时被戳穿。剧作家借主人公台词说：假如我是真的，就应该得逞吗？主人公尽管未得逞，却反映衙内的名分和面子肯定可以当饭吃。所谓名声，即名分包含的“声势”，源出于名分；而名分蕴含面子。一张名片印有“总经理”、“××长”，既是职业身份，也显得有面子。

　　名声，之所以藉以招摇撞骗，背后道理是面子的资信。

　　譬如，一句“您老面子大”，等于你的面子负载的资信，可承担一定的信贷抵押，用于人情上或财务上的债务交易，其功能类似银行业的商业信用。之所以能抵押，是因为按“道上”规矩——强制性的惯例，面子比钱财重要，没有人敢为钱财不要面子。面子买都买不来，岂能自损？生活中，只有人舍财追逐面子，无人舍面子换财。所以，借钱的不怕有面子的赖账，全因有面子作抵押。面子只要不是假的，都可以抵押。面子大，等于资信水平高。面子小，自然资信低，抵押不了什么。

　　荣誉、规矩、资信三点勾勒了江湖面子的大轮廓。以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看，目的里有手段，手段里有目的，相互渗透，手段目的集于一身，这便是中国江湖的面子。

　　世界各国几乎都讲面子，譬如英国人“lose face”是丢面子。不同之处在于，全世界的“面子”或其类似现象都仅限价值观，具体说是尊严和自尊的一种表述形式。面子仅是尊严的口头语，特征是道德自律，自己管自己。这是一道中外面子的分水岭，也是古代与近代中国面子的分水岭，也是本分面子与江湖面子的分水岭。面子工具化是江湖面子的一般标志。江湖面子不仅是价值观，更多的是交易工具和惯例制度。

　　明清以后，面子背后的尊严内涵日趋空壳化、形式主义化，反而工具和功利精神愈演愈烈。只要大张旗鼓地逢场作戏，将面子做疯做活了，反而不愁换钱财、得便宜。给别人捧面子，别人给酬劳、给赏银，可以坐收回报。劳作一日，未必比捣鼓一日来钱。一旦面子与事实脱节，虚伪欺骗之风蔓延，骗术在中国就成了家常便饭。

　　骗子能耍花招，面子是一个默认的惯例平台，撑起面子逢场作戏，半真半假之间反倒惹人上钩，甚至自投落网。譬如，高干子弟或大媒体记者不愁有人自来攀附。这样的诈骗，模糊了诈骗的概念内涵，诈骗与攀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钩者要自担一半责任。还有更小的诈骗，几乎与中国人做面子、撑门面难以分辨，譬如“万元户”自称“百万富翁”，科长冒充处级……连半诈骗都算不上，依然有人投怀送抱，自愿攀附。穷光蛋着一身西装，到外面骗吃骗喝，能算诈骗吗？要算，也只怪受骗者自己。所以，做面子的文化是骗子的温床。

　　面子之所以被骗术利用，是因为依照面子惯例，有面子就稀里糊涂地有了资信。一旦惯例制度制约的虚拟资信，触角伸进经济市场，就变作中国商业市场挥之不去元素。面子体制的漏洞被骗子们利用，越戳越大，最终骗术被融入面子体制，成为惯例默认的合法元素。

　　爱面子：不惜荒诞求荣誉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复杂，常常为了小事纠缠不清，这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面子问题。面子与江湖本是两回事，但关系极为密切。“面子”外延比江湖更大，如果说“江湖”特指合法体制外的社会，那么面子横跨体制内外，于朝野广泛存在，是一种十分泛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中国的一种文化。所以有两种面子，传统面子和江湖面子。江湖面子继承传统面子衣钵，是传统的衍生物，但是在当今的作用更大。

　　古往今来，解读面子的文字汗牛充栋，但说到位的少之又少，大多属于经验之谈，意在用面子猎奇。中国人向有志怪奇闻文学传统。有一则古代笑话，说一位私塾先生家境贫寒，过年只吃得上白薯。大年除夕，有一善良学生携猪肉孝敬先生，先生眼尖，门外老远瞧见怕不好意思，赶忙关上门。这还不放心，怕学生趴窗偷看见，便掩耳盗铃地指着白絮絮的薯块嗔怪老婆道：“今天这肉太肥腻，真不好吃”，惹得在外偷看的学生咯咯偷笑。故事以面子的荒诞取乐，开涮做假面子的人生态度。先生大呼白薯为肥肉，反正落得面子上过得去，不戳破也罢。戳破的“破”字，在中国代表一个特殊语义，洋文并不易翻译，它与面子文化有关。语境背后的惯例制度是：大家都知道消极的事实，只要不说破，就不会伤害面子。所以，中国的面子带有精神分裂症成分。

　　这则“笑贫”故事，它耻笑的对象固然有轻度病态，但拿穷人开涮，似乎存在道德立场问题。除了缺心眼听者傻乎乎一乐，基本不具反思价值。细究之下，还涉嫌笑贫不笑娼的势利眼人格大成问题。教师少收学费，减轻学生家长负担，自己付出贫穷代价了，反遭人挖苦，真是不幸。较真起来，该谴责的是社会不尊师重教的惯例，该表扬的是先生的风范。依理，私塾先生收入靠学费，多收则富，少收则贫，收费全凭良心。故而，先生若真想一日三餐有鱼肉，并不困难，只是苦了那些贫苦学生。过年只吃白薯，分明高风亮节。这样一想，一丝都不好笑。类似如此，古代许多志怪奇谈里的面子笑话大多不动脑筋，只求一笑而过，无益解释背后的道理，令人无从反思。无反思，则不会有进步。中国人日复一日讲面子，前脚笑古人要面子，后脚自己跟着要面子。事实上，大家都被面子奴役，却始终摆脱不了。

　　最严重的面子荒诞后果之一，乃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阿Q是面子荒诞性的集中凸显。鲁迅让同胞们意识阿Q精神的存在，强行扒开人们的眼睛生生瞧一瞧。他像一位专治不治之症的医生，高举柳叶刀，一刀下去开膛破肚，将“病灶”指给大家细看，希望人们警醒啊警醒。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力切掉病灶。大半个世纪过去，阿Q精神渐渐变成恶性肿瘤，一种江湖文化病和游民习性癌。中国人每每前脚嘲笑别人阿Q，后面自己也跟着阿Q，明知故犯，甚至干脆以阿Q自嘲。明知不对，也改不了，因为不知道错在哪里。

　　面子制度是阿Q的制度依托，制度不变革，行为不可能彻底改变。擅自改变者将会受罚，“出头椽子先烂”，其损失比墨守陈规更大。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其一哀一怒之后，不明背后为何仍然不争。制度分析理论告诉我们：不争，其并非弱智，也非固执，还是因为面子制度的管束。人不能改变惯例制度，自然不会改正行为错误。此处错误并非源自个人，而是文化制度，背后有很深的群体结构基础，非一人能改。若想让集体一起改，又面临“囚徒困境”：谁先改，谁倒霉。

　　鲁迅的面子故事

　　鲁迅《且介亭杂文》有一篇《说“面子”》很透彻，很有外科医师执柳叶刀架势，摘录如下：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

　　只几十个字，中国面子之尴尬跃然纸上。

　　先仔细琢磨其心理。银子（赔款），人所共求之，既然洋人要了，只能无奈给他们；边门，奴才进出的通道（至少自己理解如此），洋人被哄得钻过去了，嘿嘿，等于是暗中给他下了“扣”。一顿偷笑后，等于赢了一回。这样一想，洋人便吃亏了，我就得了便宜。什么便宜？就是“面子”占上风。我在银子上亏了，至少面子上赢了，还没亏得精光。

　　这条逻辑显示，面子属于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目的，肯定比金钱重要，因为银子可给人，面子不可给人。迫不得已之时，银子给你，但面子打死我也得留着。

　　但面子很虚幻，不可当饭吃，也不似宗教可以安身立命。面子是一种惯例制度，是礼教文化发展三千年生成的游戏规则。规则就是默认的契约。譬如，下围棋点目数，又譬如，踢足球几脚传球可以射门，外行们觉得虚幻。然而这就是一种游戏前由群体联盟拟定的章程，它根据盘面目数或者皮球进球数判定游戏胜负。胜负之后，各有奖赏。游戏不重要，胜负背后的东西——荣誉和奖金重要。而决定荣誉和奖金份额，恰恰是胜负。

　　借这个类比可知，面子乃是人生胜负分水岭，落在左边和右边大不一样。有面子即有所得，没面子即有所失。有得，有人捧你；有失，有人损你。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三千年依附礼教边缘而生。捞到面子总有好处，好处有实有虚。即便虚，哪怕虚得没一文钱，总落得别人羡慕，比没面子好。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人家对同僚也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回头说不定皇上赏黄马褂一件。

　　面子的分水岭是如此鲜明，有面子就有尊严、有荣耀、有自信、有资信、有人缘、有艳羡、有追随者，有嫉妒者……这么多好事占尽了，大家何乐不为？相比较下，偶尔阿Q一下的尴尬算得了什么？人们不知道面子背后的利益如何兑现，只知道有比无好，正比负好。如此乐此不疲的游戏，越玩越火，越追越虚，变成虚假和虚妄。正数追成零，零追成负数。于是，鲁迅的阿Q诞生了。

　　三千年之悠远，几乎贯穿人类文明史。中国文化之所以消极面多，乃因为历史太悠久，仍然拖着沉重的身躯走到今天。走不到今天，便无所谓缺点，只剩下博物馆里的感怀。走到今天，自然毛病多多。一只青苹果，总是油光润泽，完美无缺；但是，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便难免有烂点。中国是一只熟苹果，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仅存的硕果，岂能不熟透？凡生命，必有生、长、熟、老之周期，文明也不例外。日久必衰，衰不可怕，端看如何更新。而更新，始于反思。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

　　明恩溥是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居住了半辈子，是地道的中国通。明恩溥说面子的文字，见于《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该书展现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其中谈面子的篇幅虽不大，可取之处却不少。而且，尽显百年前原汁原味的老事儿、老情状。

　　此处摘几段叙事，只可谓古意盎然，又发人深省，比之“私塾先生吃白薯”的笑话高明得多。

　　一位地方长官犯法，被朝廷处以极刑，在杀头以前，还念念不忘他的面子，请求穿着官服就刑，以保全他的面子；

　　一位放债人收不到债，虽然明知钱讨不回来，还是要装腔作势到借债人那里大吵大闹，严厉恐吓，回来向自己周围人绘声绘色地形容一番，以表明自己并非不懂得如何讨债；

　　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贵重的银勺子，他明白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解雇。若那样，就大丢脸面。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先炒主人的鱿鱼，并且当着大家故作大度地说，算我倒霉，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其实，是拿工资抵那个银勺子的钱。

　　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明恩溥一针见血评论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何以见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诠释：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并不理会事实真相，只根据双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个方案，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达成均势。就好像欧洲政治家处理国际纠纷时，奉行的势力均衡原则。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来更显生动，如果没有这种旁观式的记载，也许至百年后今天，原生态面子早已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现代语境中的遗迹。细忖四个故事：第一个说性命不要紧，第二件说债权不要紧，第三件说丢职业不要紧，第四件说事实真相不要紧；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独不可丢面子。说明面子胜于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人生最终目的，即绝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拼命。

　　归纳鲁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个面子观点：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

　　古今面子对照看

　　一个世纪后，面子又有新发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时，面子在现代社会蜕变为交易手段，变成资本载体和交换媒介，譬如“捧场”、“卖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当代面子则更可笑，譬如街头“乳头红晕”和“处女膜再造”广告。妓女们和“二奶”隔三差五再造“乳头红晕”和“处女膜”，损一回造一回，嫖客们便兴致勃勃地享受“开苞”，在嫖友面前自诩“只玩开苞”，感觉十分有面子。背地里，妓女、老鸨们一边点票子一边偷笑。这类现象，在面子目的之外，滋生出面子手段，比之传统社会的面子增加了复杂性。读者留意，手段性是江湖面子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世界性面子和传统中国面子的标识，譬如“捧场”、“给面子”、“轧台型”、“拉场子”、“踢场子”都是手段性面子。为透析面子，先将它分成手段和目的两型，目的型便是传统的面子，甚至是世界型面子。它是现代面子的前身，所以要先分开谈。

　　明恩溥说的那位仆人的传统面子，几乎一直延续至今，在城市打工仔群体中仍很常见。但凡确认自己将被解雇，某些人会先炒老板鱿鱼，在老乡或者打工圈子保全自己的面子。看起来，好像不是老板嫌自己不好，倒像是自己嫌老板不好，虽丢饭碗却不丢面子。如果既丢饭碗又丢面子，那就麻烦了，传出去名声不好，下一碗饭不好找。

　　另外，还可以信手拈来一些与古代面子相似的例子。

　　故事一，搞赠票比买票有面子：

　　2001年某老牌足球甲A劲旅因为经济压力面临危机，原因是球票卖不动。在该城，大家沾亲带故都是朋友，每逢比赛球迷们千方百计托人蹭票。例如有一位教练，他的朋友平素有恩于他，所以每场比赛必让教练弄票，赛毕再请教练和另几位球友暴撮一顿，花的钱比球票还多。这位朋友图什么呢？教练说，就图每次给他送票时的那种有面子的感觉——“瞧！咱哥们给咱送票来啦”。这叫有面子。球迷面子有了，经济上也没有占便宜，请酒的花销可能比球票更多，肥水流了餐馆、饭店，倒误了足球俱乐部的收入。球队作为主角反倒亏了，该得的收入没得到。

　　故事二，被人冤枉丢了面子：

　　据央视《今日说法》2000年4月8日、9日两期连续报道，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一位体面人家的孩子放学时摸了一下路边的自行车，被保安员当作小偷扣留下来盘问，并做了口供笔录。事后，极爱面子的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听说此事，勃然大怒，斥责孩子母亲没管好孩子，惹出了丑事，让全家没面子。万万没想到，悲愤之下，母子二人羞愧难当，第二天双双自杀了。

　　明恩溥的警句：“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便是中国人讲面子的实质。中国人讲面子仿似一种“洁癖”，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表象为依归。不论多么干净的自尊心，一旦遭损就变肮脏了，而不管它是否真正干净，反映了面子与事实的分裂。

　　80多年前，鲁迅以小说《阿Q正传》鞭笞“精神胜利法”，国人一片叫好，一片溢美，并人人自省。新中国建立后，更被编入学校教材，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臭名昭著，尽人皆知。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日常百姓生活的阿Q精神有增无减。老阿Q们一批又一批故去，新阿Q们一批又一批诞生，连吸奶嘴上大学的新人类都不乏大量阿Q。不论文人和百姓如何耻笑阿Q，阿Q总是不断地冒出来。甚至连文人圈子自己都不乏大量阿Q，一面骂一面做阿Q，颇有“贼喊捉贼”的意味。如此一来，阿Q便生成一个怪圈，你骂归骂，嘲讽归嘲讽，我逍遥得很。

　　原因不复杂，这个社会具有批量生产阿Q的土壤。归根结底，追求“精神上”即面子的胜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江湖社会的惯例制度，几乎积习难返。社会生活的基石不是理性，而是教条主义的礼数，而礼数的基本单元是名分。人的一生，生于名分，死于名分。面子，是对优势名分的追求。如此一半，礼教为树根，面子为枝叶，阿Q为叶梢。治理阿Q，等于给树梢剪枝，结果可想而知。阿Q精神不啻中国文化森林里的一株小苗，而面子制度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文人骂得舒服，骂得安逸，但只要基于名分的个人角色体制不变，中国的面子将始终不变。阿Q精神包含的深层性格，与其他传统国民性乃至文化制度元素交织一处，这些制度元素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盘根错节。若单铲除一枝，其必故态复萌，不消多久又新叶繁茂。此乃“骂不死的阿Q”之缘故。

　　阿Q精神怕什么？怕制度革命。

　　制度未变，人生置身的社会结构就不变——阿Q精神、面子、关系、人情和“混”世态度……这一条藤上的瓜瓜儿都不变。此一切，皆因惯例制度使然。解读阿Q，必先解读面子制度。 　　

面子要素浅说

　　尊严

　　对中国人来说，面子的第一要素当然是尊严，这是面子语义的源头。

　　尊严属现代语义，而面子属传统语义，假若忽略历史语境差异，可以说尊严是面子的现代同义词。尽管二者并非完全同义，但大多情况下可以互换调用。此处枚举几例：“没面子”等于没尊严，“丢面子”等于丢尊严，“有面子”就是有尊严，“保全面子”也就是保住尊严……后面要说，也有不少例外。

　　自然，尊严是现代名词，古汉语不常用此名词。古语但凡涉及尊严语义，便可说“面子”；稍严肃一些，也可说“脸面”、“颜面”。“脸面”和“颜面”，主要用于明代前；明代后，“面子”用得越来越多，这与民间社会江湖化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是，这种互译性肯定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条件限制。

　　尊严比面子内涵大。一切人类皆有尊严，面子只是尊严的一种具体民族文化，是尊严作为普遍人性在中国礼教中的投射。古人，尤其拥有话语权的统治者和教化者，通过礼教以及延伸的礼俗，规定尊严的价值判断方式，并且以礼教特有的脸谱方式对个人行为进行表象化，浓缩为“面”的符号。准确地说，“面”不是脸庞，而是文化赋予的面具和角色。用儒家的话说即是名分，名分是儒家设计的一种关于角色和身份的先验概念，用以建构儒家社会组织。“面”导入一种礼教的通俗贯彻方式，简单易行，便于民间群体推广。凡符合礼俗标准就有“面”，凡不符合则没有“面”。

　　所谓礼俗，是礼教制度在乡土环境的习俗化，相当于法学中的习惯法和先例法，也相当于制度经济学中的惯例制度，是儒教诉求与百姓生活博弈的均衡态。比“面”更口语化的词儿，就是“面子”。村里子弟金榜题名，全村人都说很有“面子”，因为“学而优则仕”符合主流价值标准。凡符合主流价值便有面子，可见“面子”是抽象价值体系与具象行为之间的“孵化器”。

　　潜移默化地沉积在百姓之间的礼俗制度，即所谓风俗化的儒教，是“面子”文化诞生的制度背景。这一点，正好是“尊严”演化成“面子”的逻辑条件。讲面子，就是礼教或礼俗制度的尊严观。尊严价值一旦进入礼教，或进入作为礼教遗迹的江湖，便是面子。而面子的价值，一旦走出礼教，进入现代话语，便是尊严。

　　礼教本自西周诞生以来，即具脸谱化和程式化特征。一部儒家经典《仪礼》似如一部剧本，许多章节就同戏词无二至。譬如《仪礼•内则》规定，孝子清晨向双亲问安，台词、服饰、装束、饰佩、动作样样俱全，一概依照脚本，不得丝毫僭越。中国的尊严观不可避免染上面谱色彩，爱面子变成做戏。所以，反过来说，尊严一旦脸谱化，便成面子。

　　尊严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具有跨文化价值。不光中国人讲尊严，世界所有民族都讲尊严，凡人类必讲尊严，不过其具体形态依赖各民族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观念。感性的、能实践的民族性尊严观，最终被整合成不同的模样，在中国人、玛雅人、印度人、西欧人……身上各有体现。同样讲尊严，讲得却不同。

　　中国人讲尊严，首先是面子。做人越传统，就越讲面子。

　　做秀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有尊严多半很有面子，这很好理解。

　　但是，并非尊严越多则面子越多，“有面子”不与“有尊严”呈正比。最有尊严，不一定最有面子；最有面子，不一定最有尊严。譬如，某文人不愿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然不会飞黄腾达，于是在众人眼里没什么“面子”；但反过来，做人却很有尊严。因为不仰人鼻息，活得自由自在。有一则德国的故事说，歌德与贝多芬一同在花园散步，恰逢公爵路过，歌德立刻停下，伫立路边——脱帽弯腰、鞠躬；而贝多芬却不屑一顾，顾自继续谈笑风生，成鲜明对照。这个故事，若置于中国语境来诠释，便是：歌德有面子而无尊严，贝多芬面子小而尊严大。后来，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西方化、令中国人意外的结尾：当贝多芬旁若无人时，公爵居然退向路边伫立，向贝多芬脱帽致敬。这也许令中国读者不免吃惊，其实这是西方人借故宣扬人格独立的精神。《艾子》说：鬼，专欺负怕鬼的；同样的道理，奴隶主奴役甘愿做奴隶的。中国古代有不少贝多芬式的人物。譬如，道家宗师庄子，一世不愿为官，自甘清贫，浪迹江湖。在庄子眼里，自由就是逍遥，做官就是奴役。然而，社会主流与之不同，捐官买官晋爵，对下耀武扬威，自忖“很有面子”；对上却低三下四，人看“面子全无”。此时，讲尊严是一种奢望。此处是面子来尊严去，二者分离的。古代所谓“官痞”、“衙棍”，即有面子无尊严之人。

　　再说，百姓当中也有家境贫寒者，执意套取“份子”大张旗鼓地办喜事，学着富人讲排场。一番心机下，终于得以大操大办，面子固然有了，别人不定真看你高一筹。毕竟排场是别人给的，龙虾鲍鱼是大家凑钱买的，彩电冰箱是某人送的……不是你有本事。就算有面子，也是表面的，与自己的尊严无关。甚至是对尊严的揶揄。

　　面子这东西总是以一种假冒的“尊严”陶醉自己，自己跟自己做秀，明知道一切是假的，但是却很满足。这种“掩耳盗铃”的症状，经常导致面子与尊严决裂。死要面子，放弃尊严。那些极端爱面子者不免带“白日梦”症状，游离于精神分裂患者和常人之间。

　　观中国人日常生活，特别是那些高度江湖化的日常生活。譬如，应酬、做人情、走过场和逢场作戏，假面子多于真面子。即便真面子，通常也掺和些许水分，变作几分真几分假。中国人但凡说面子，无形之中都有水分。而不掺水分的人，是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实在人”、“老实人”。

　　《红楼梦》有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中国文化有特点，它不透明，就像伦敦雾。雾里行走，须有导盲系统，做人须有拨云见日的功夫。譬如面子这东西，假戏真做，飘如浮云，真假莫辨。读者不妨自忖每次面临“面子”的语境，是否能做到“世事洞明”，是否每说“面子”都体悟到自己和他人各有“里子”内藏。“面子”的复杂，就是一直与“里子”纠缠不清。

　　“里子”即利益，银子、欲望、权力、地位。面子在外，里子在内。面子可说得天花乱坠，而里子说不得，戳破就不好了。面子与里子相对存在，面子在嘴边，里子在心底。所谓拨云见日，就是拨开面子看里子，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当中包含双重诉求：面子最大化和里子最大化，又涉及双方的均衡。一旦涉及面子，潜意识要谨慎自省：这只是面子不是里子，千万别上当啊！于是，就有了逢场作戏，大家相互恭维，虚的面子到处送，实的里子到处抢。

　　“透过面子抓里子”，是中国人做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做中国人，不管其他方面多么成熟，如果这关过不去，肯定就不成熟，显得傻乎乎的，稚气未脱，听不懂别人逢场作戏的潜台词。不懂套话背后的双关语，不懂暗含的指令或威胁，不懂装疯卖傻，跟在别人后面傻笑。一晚上别人谈些什么，一字儿未听懂。面子上的逢场作戏，几乎相当于黑话，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打暗帮忙，明捧暗贬，直至搅得天昏地暗。中国人若把面子当真，肯定遭人家嘲笑，昏头昏脑，幼稚可笑，被人骂作“白痴”、“十三点”、“木瓜”、“笨蛋”、缺心眼儿……与此截然相反，成熟的心智是跟着你们玩儿，俗语说：“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场面如何玩法，空话怎么分辨，背地里怎么回事，一清二楚。透过面子抓里子，正是混世江湖之道。

　　这就是面子的表面性、做秀性，它瞄准下面的“里子”，做大面子，为里子服务。

　　自我形象

　　在中国，“做面子”是树立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譬如，青年人结婚时租借豪华轿车作排场，豪华轿车不属于自己，婚礼借来风光一下。它让结婚者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真实角色和地位，在梦乡中进入向往的境界。此时，结婚者努力以豪华形象示人，俨然处在向往的那种富有状态，因而“很有面子”。时下流行的豪华婚仪，但凡以“一辈子只一次”名义满足新人的虚荣心。在这种语境下，面子即个人形象，个人形象即面子，二者同义。新人类们所谓“展现个人形象”，是古人“有面子”说辞的现代版。在受过一些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看来，说“面子”既传统又老土。

　　另一种例子，初出茅庐的商人与新客户谈判，有些人会借一部豪华轿车赴约，希望新客户认为自己很有实力，以使谈判天平倾向自己。反之亦然，经同一文化熏陶的新客户也可能如法炮制，也借豪华轿车赴约。于是，二人演一出假凤虚凰“二人转”，直落得双方头次见面便云里雾里。江湖商人比普通人更狠之处，是他愿赌服输的性格，宁愿承受虚假交易的风险和竹篮打水的亏本，也要冒险争主动占先机，以求暴利。虚增个人形象，并非预谋诈骗。只有少数人真正从事诈骗，对多数好大喜功者来说，做面子只是一种默认的文化游戏，即“演戏”，也称逢场作戏。“演戏”是面子体制的派生物，当然也是礼教的派生物，它极力演出那种自己向往、以为别人也向往的样子，那种风度和气质，那种派头和实力，其逼真的程度，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不由得他人不信。至于对手，信不信则由己，这种逢场作戏的游戏，中国人习以为常。

　　两人演对手戏，如此假凤虚凰，巫山云雨中还能从事商业合作，便是对游戏参与者的智慧考验。所以，成熟的中国人一般显得很聪明，比外国人聪明，尤其比发达国家的老百姓聪明。令人惊奇的是，去欧洲旅行的友人一概认为欧洲人很笨，中国人比较聪明，当然限于普通人，不说哲学家和科学家。但是，所有的友人都不明白，笨欧洲何以比聪明中国富裕，人均GDP高20～30倍。聪明人折腾半天，比笨人贫穷，这在逻辑上不好理解。普通中国人之所以显得聪明，是因为社会文化和制度语境比欧洲复杂，要应付的压力多，其中之一便是面子语境。复杂语境孕育了一批小聪明，毫无意义穷讲究。越穷越讲究，规矩则越多。

　　不少男人随身揣两包烟，好烟请客，坏烟自用。形象固然“好”，但是消耗了面子制度的支付成本，使人不堪重负。“文革”期间，成年男子流行穿一种衬衣领子，只有领子没有衣袖，原因是省布料省钱。因为多数人很穷，喜爱干净衬衣的样子，买不起大量衬衣。自从发明了“衣领子”，就可以给人“天天换衬衣”的印象。

　　什么是自我形象？乔治•米德互动论心理学认为，自己的主观评价和群体对自己的评价，经过互动交流被整合成一个感性意象，就是自己的形象。从根本上说，自我形象关注别人对他的评价，也关注自我评价，是两种评价互动融会的产物。在江湖文化中，面子的属性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形象。江湖人的形象就是面子。

　　命根子

　　爱面子与不爱面子的差别，在于是否把面子当生活目的。对爱面子的人，面子就是生活最终目的，不容挫伤、侵犯，更不许剥夺。所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生命的价值就在一张脸。脸不能弄脏，谁弄脏我的脸，我跟谁拼命。背后反映的是世俗人生的价值观，主要是江湖世界和家族社会的价值观。当然，中国也有许多不太爱面子的人，他们遇上爱面子的人，若有事相求，则只好逢场作戏，曲意逢迎。假装自己也爱面子，迎合对方，捧对方，让对方欢心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面子是生活目的，当然只限于爱面子的人，尤以江湖人为重。过去，家族主义者是爱面子的主角，不过当今，家族主义时代已然过去，面子文化的主要继承人是江湖。面子是江湖的生命价值，是混江湖的主要目标之一。让江湖人丢面子是一种禁忌，面子丢大了不亚于挖祖坟，他追到阴曹地府也跟你没完。

　　“命根子”的含义，相当于现代逻辑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意思？逻辑上，目的和手段是一对相对概念，可以相互转化。一个目的，在另一条件下可能变成另一个手段。譬如，就业的目的是挣钱，而挣钱的目的是生活，生存是就业的最终目的，这组成一个目的手段链。以此可以类推，存在一长条逻辑链，直至一个目的，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即这个目的不需要其他理由来解释，它自身就是最终和唯一的理由，那么它就是最终目的。譬如生存就是终极目的，不需要解释，是人生的公理。类似说，爱面子就无法用任何原因解释，假如我们问爱面子的人：“你为什么爱面子？”多半回答不出。即便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回答，爱面子就是爱面子呗，还问为什么？对他来说，背后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我，二位一体。

　　若理性解读，何以面子是爱面子者的终极目的呢？答案是，它是尊严的载体，是儒教制度下的尊严价值形态。而尊严于人性之重要，不需要解释原因。依照亚伯拉罕•马斯洛说法，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面子既附着于尊严，所以爱面子也没有原因，是基本需要的体现。

　　所谓终极价值等同于生命价值的观点，有一个显著特征，如果受到伤害，将不惜一切抗争。如无力抗争，可能选择死亡。严重的丢面子，可能导致自杀。“文革”期间，作家老舍、傅雷，钢琴家顾圣婴皆遭到侮辱性批斗——“阴阳头”、殴打、“喷气式”、戴高帽……种种野蛮残忍羞辱之后，他们自杀了。这个事实，不同人有不同解读。从传统语境去解读，就是彻底伤了面子。羞辱摧毁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消解了生存的意义。三位艺术家自杀，折射了面子中包含的尊严的毁灭。面子与尊严，密不可分，故而当作命根子。

　　这一类例子可分出几种层次，显出微妙不同之处，凸显面子文化的形式主义精髓。

　　更有甚者，有些例子表现出面子与尊严分离，不因尊严毁灭而自杀，却因面子被毁灭而自杀，显示面子的价值高于尊严。面子比尊严重要，因为它是个人在传统社会和江湖社会中主要的角色形式，面子是群体角色的准入证，个人必须依靠角色跻身群体，有些人损尊严倒无所谓，损面子却翻脸了。因为你动了他的“奶酪”，危害了他的生存。譬如，儿子被保安员错怪偷车，母亲遭父亲责骂，母子双双自杀的例子，显示面子与尊严的微妙差别：面子看重名义，尊严看重实质。若站在理性主义角度说，没有事实证据而遭人诬陷，个人应该奋力抗争，讨回公道。但在传统面子制度上，面子是一张漂亮窗户纸，薄如蝉翼，伤害就是捅破了，即使被冤枉的也不可挽回，唯一死了之。这里面反映了一种“贞节”式的人生观，是一种主观的“洁癖”心态。不论一个人面子在逢场作戏场合何等风光，他的面子防线仍很脆弱，一旦被指责不管是事实还是冤枉，都是被玷污了。面子是生命最后的防线，是做人的底线。面子都没有了，还活什么？

　　中国人的婚前性关系是尊严与面子分离另一个典型例子。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在传统文化中以“奸”字定义。但是它的惩罚程序，并非发生在性行为之时，而是败露之日。换言之，不论有多大恶果，皆非出于自律，而是他律。自律和他律的机制差异，便将尊严与面子分离，因为尊严的核心是自尊，面子的核心是他律。

　　“文革”时，有位女学生跟人相好怀了孕，后来大腹隆起终被发现，羞愧难当，服敌敌畏自杀了。若以面子观点琢磨这件事，可以悟出中国人有关“面子”的微妙信息。婚前性行为本身并不让她感觉“没面子”，也就是说，在良心上没任何问题。恰恰怀孕被人发现后，就觉得丢脸了，死活要自杀。这个差异反映了“面子”的舆论依赖，而无关事实本身，也和自我评价无关。如果不怀孕，或者怀孕后偷偷堕胎，没人知道，那么婚前性行为就不关乎面子，就不可能导致自杀。所以，不是婚前性行为杀死了她，而是面子杀死了她。而面子背后，是别人的口水杀死了她。

　　“面子”还有“脸”，都属周围人群给予的评价或舆论。“脸”，就是熟人群体授予她的角色身份，是她一生获得别人尊重的源泉。源头断了，只得一死。

　　资信

　　以上四点都说面子可做人生目的，现在再说近代面子的新蜕变，新面子也可以做手段。两人之间做面子游戏，相互哄抬、追捧、炒作以达到其他目的，这是在晚清民国以后的新机制，而现今十分流行，几乎超过“命根子”的原生态。

　　有个普通故事展示了面子工具化的特点，是作者考察的一个案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近郊有一家农场尚未通自来水，其近邻啤酒厂有自来水大管。因为是邻居，老场长穿一身劳动服，骑着自家破自行车越过2公里菜地就往啤酒厂求情去了，声称要找厂长。不想，没进大门就被门卫拦住，上下打量盘问一番，经过折腾终于来到厂办公室，还是被厂办主任婉拒。

　　场长郁闷几日，遇到一位“师爷”支锦囊妙计。“师爷”道：谈不谈得成是另外一回事，能不能谈是一回事，奥妙是面子。骑自行车进人家大厂，不仅自己没面子，也不给别人面子，大家没面子自然没生意。场长茅塞顿开，专程绕道市区，买了一身名贵西服，租了一辆豪华轿车，径直驶进啤酒厂。这一回，面子文化产生有趣的结果，居然连门卫也不阻拦，“啪”地一声敬礼。得意之间来到办公楼，厂领导热情相迎，谈判尚未开，厂长就笑嘻嘻地“大家邻居，好说好说”，实际上等于应承了。

　　这个故事说明，做面子可以代替谈判，或者中国的谈判遇有障碍，须以面子开道。有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这个案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每日在中国各地上演不同版本。在商界，面子相当于一种商业资信，显示身份尊贵和实力雄厚。譬如借款10万元，有面子的人连借条都可以不打，没面子的人想借都借不来。即便借，也要办繁琐手续。至于面子资信大小，取决于个人面子大小。商界是中国面子文化发源地之一。明清以来，在“重农抑商”制度中发育起来的商界，命中注定地带有浓厚的江湖气息，除了交易平等、透明规范、公开这些世界性商业共同元素外，其独有的江湖面子、人情、关系、人缘要素尤显重要，并且成为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构成商业惯例的一部分。不给面子肯定谈不了生意。故而，面子居于个人资信之核心地位，不仅可抵做商业资信，而且效用大于商业资信。在生意场上，老板在银行记录里有几个“A”，都不顶“有面子”三字好办事。一旦圈子中普遍认为你有面子，那就等于拥有身份、实力、地位和排场，不论从文化务虚，还是从功利主义务实，都产生攀附、追随、结交者络绎不绝，人气绝对兴旺。所以从现代商业角度说，在江湖惯例制度支配下，面子可以代用资信，具有资信的同等功效。

　　面子越大，优惠越大，省却了办事的繁文缛节。在商业银行，办抵押手续可能耗费数周，而在私人老板之间，凭一个电话就可以划账。多大的面子，允许划多大的账。假若涉及公务，公事私办，则可先划账后办手续。一切都很安全，因为面子担保。

　　以面子作交换，可换得不同结果，常见有以下类型：

　　以面换面：甲给乙面子，乙也给甲面子。譬如甲到有关部门去办事，点头哈腰给乙递根烟，算给乙面子；乙不刁难甲，笑哈哈给办了，这叫顺水人情，还了甲给的面子。小镇子上，半生不熟的人群最易发生这类事件，不定日后酒桌上友人介绍相遇，还有说头。况且，这也是广结善缘的策略。

　　以面换情：甲给乙面子，乙还甲人情。比方说，乙孩子做满月，甲奉上红包大礼，给乙做足面子。于是乙欠下甲人情，下回甲有难事，乙尽心帮忙。这是面子换人情。

　　以面换利：甲给乙面子，乙高兴之余给甲实惠。上面农场兴办自来水工程，就是以面子换实惠，这是面子工具性的常见形态。面子具有浮夸虚增个人资信的作用，使别人乐于与你做买卖。从这种意义上说，面子既是资信，也蕴含泡沫成分。

　　以面生权：面子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支配别人，演变成社会权力。一位当红明星，被一个贫困县请去做副县长，为的就是借明星效应提高知名度。面子与权力之间，转换很容易。日常生活中，鉴于江湖化的惯例规则，面子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权力支配性，有面子等于能支配人。结婚交份子钱被称“红色罚款单”，就是受规则支配的表现。熟人向你下喜帖，结婚摊派“份子钱”，你敢拒绝？俗话称“碍于情面”，这“碍于”便是服从。面子导致服从，服从的是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世俗社会的权力。面子大的人，可以支配他人，此乃江湖权力机制。

　　做人情

　　在一定情境下，“给面子”相当于“卖人情”，即甲给乙一次面子，相当于乙欠甲一次人情。譬如黑老大欲捧红女歌星，朋友们到歌厅里捧场，等于给黑老大面子。当面子语境转换成人情语境时，“给面子”即等同于“给人情”；给了人情，对方便欠下人情。于是，给人情随即变得很有面子。人情和面子之间可行灵活转换，面子一旦变作人情，便可参与人情债务的折算，进入更广阔的人情流通领域。这一部分的面子便与人情相通，譬如俗语“卖面子”和“卖人情”含义大致相同，只是视角和语境不同。

　　进入人情制度，面子便可当作一种软交换媒介，活跃于“给面子”和“卖面子”的特定情景。无论“给面子”或“卖面子”，按照规矩都要偿还。一给一还，便形成一个对等交换。正如人情一般，面子充当了一种交换的媒介，类似于货币，面子的给和被给，相当于一次支出和一次收入，类似会计账面上一“借”一“贷”。

　　面子之能成利益交换媒介，盖因面子能向人情转化。转化后，面子给还问题就变成人情计算问题，计算问题又变成“债务”问题（人情债），而债务问题最终可以金钱来解决。所以，面子、人情、金钱、债务等四项元素形成一条利益兑换链，实现了江湖化社会的社会经济合作。在近代中国江湖化社会平台上，可用于社会交换的媒介系统是一个综合体系，其间含有金钱、物资、关系、人情和面子等五种载体。这五种载体各有侧重，功能各有不同，它们之间皆能融通，相互转化。涉及金钱、物资的债务，在一定条件下可用人情、面子偿还；而涉及关系、人情、面子的债务，也可以用送金钱，即礼金偿还。但是，江湖规矩忌讳以金钱赤裸裸方式偿还，做人最好要符合礼数，寻找一个送礼的借口，譬如寿礼婚礼之类，奉上隐含深意、价码适当的红包。

　　关系、人情和面子三种无形媒介水乳交融，难分莫辨，极其复杂。三者当中，又以面子交换力最弱，交换范围最小，仅仅通过“给面子”的情景间接转化为人情，方才参与交换媒介工作。面子实际上是变成人情后，间接地成为交换媒介。

　　“双关语”

　　大约八十年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发现了作为人类心理基本规律的“互动模式”。他的研究证明人类交往乃至人性的生成，都遵循“符号互动”模式，是符号交流的产物。在互动过程中，主要的互动符号体系是语言，其次则是非语言的“语言”，譬如，角色、肢体动作、眼神、气味、音调等等。

　　中国面子的操作过程基本遵循乔治•米德的“符号互动”模式。也就是说，中国面子历经数千年积淀，尤其近五百年繁育，已生成一种可传达信息的“符号”体系。更准确地说，则是一种“双关语言”，譬如巴赫音乐的复调或赋格，左手一个旋律，右手一个旋律，双手合起来三四个旋律，亦即三四个声部。面子话语的具体操作过程为：语面一层意思飘逸在外，潜台词另一层意思攥住要害。逢场作戏，大幕开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听者透过对方语面揣摩背后意蕴，尔后设计新语面回应对方。这一来一去，不仅像巴赫赋格，也仿似高手玩乒乓球，一招破一招。甚至比乒乓球还难，因为有双旋律，等于双手同时打两个乒乓球。一番腾云驾雾后，直至双方拨云见日，心领神会，分别达到目的。老江湖说的话，圈外人听了如同黑话一般。

　　譬如，两个互不买账的老熟人在街头看热闹，一抬头遇着了，不免寒暄一番。因为做人互不服气，不免带些抬杠和贫嘴，当中不乏使用双关语，又要损你又不伤到面子。甲道：“您老兄不容易，腿脚不利索还出来关心社会。”明里给您留面子，暗里笑您无聊，退休在家闷了，出来打发日子。乙听出话音后不乐意了，赶忙回敬：“您老弟更不容易，上班都抽时间外出溜达，真懂得浮生偷得半日闲，养生之道高明。”意思是您也不咋样，没退休也照样没事干，比我更无聊。但话语之间都给对方留面子，绝不伤和气，这就是面子规矩，不能逾越。话匣可开，意思可表达，但是不能拂面子，否则闹得大家反目，也给周围人瞧不起。只要留面子，怎么揶揄都成，反正是抬杠闹着玩。

　　中国的双关语并非全因面子而生，但面子是导致双关语使用的重要压力情景之一种，人们因碍于面子又要务实，只得以双关语来陈述。

　　譬如，单位竞聘上岗，表面上显示了人事制度的进步。但事实上不少单位的人事由一把手做主，造成了人事改革表象与一言堂事实的落差，衍生出许多人事工作上的双关语境。比方说老领导离职，耍心眼的新领导一定搞一轮“全员竞聘”，具体程序各有不同，大致包含竞岗演说、群众评议、领导定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箭双雕，表面上推行人事改革，实际上是促使全体员工对自己的忠诚表态，尤其敦促中层干部表态，究竟是否认同新领导权威。在规定情景下，大部分中层干部也意欲表达拥护姿态，但苦于口说无凭，唯一的表达途径便是参加竞岗。即便无望当选，也要表现竞选的积极姿态。竞不竞是态度问题，竞不竞得上是上级意图问题。有前朝旧臣，明知新领导不赏识，假如没有调离机会，便只有改换门庭投怀送抱，前提是要投入竞岗。将全过程综合来看，便呈现面子情景下各得其所的双关语言。富有江湖意味的竞岗，或者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人事改革，实质在于大家伙表态，是否给新领导面子，认同新权威。但是，场面上的热闹——文件、会议、演讲、评议……都属于人事改选。

　　人事问题的核心是权力，在该单位由一把手说了算。这是问题的里子，但不能直说。能直说的是面子，须要精心装扮一番，叫做“人事改革”。不参透江湖文化，便搞不明白中国人何以“认认真真走过场”。“语言双关”背后“过程双关”的要害不在过场本身，而在过场幕后。表面上看，过场是荒诞的，缺乏实际意义，但是过场的衍生物解决了一个机构权力博弈的真正问题，值得当事人“认认真真”。

　　在千年礼教熏蒸之下，中国的社会产生显著的形式主义特征，即形式与内容分别演绎的双轨体系。双关语言的逻辑，以及言行表里的分野，成为一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也是江湖社会以及江湖化社会的一般形态。在中国，日常生活言行不少具有双重逻辑甚至多重语义。一个言行，至少要分出两个路径，一边解决现实问题，一边解决面子问题。在这两点中，保面子优先，如果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保面子，那么许多人宁愿先搁置问题，而不损害面子。或者诉求互相妥协，部分解决问题，部分留面子。我们经常听到“碍于情面”或“这事就算了”的惯用语，背后隐藏的就是“面子优先”规则。面子，阻止人们认真做事。但凡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或熟人之间，每当权利被无意地侵害，譬如楼上滴水、隔壁吵闹、座位挤占一类，一般都“碍于情面”，不了了之。在情面和事情之间，自古以来只有“事情碍于面子”，从未有“面子碍于事情”。在面子价值观大旗下，思维被如此格式化：事情无碍，无非不做而已。情面第一，事理第二。做事，只能在情面之下做，而不能在情面之上做。

　　这种双关逻辑的实施，导致了两种常见的结局：

　　（1）既解决问题又保全面子，皆大欢喜；

　　（2）碍于情面，搁置问题。

　　第三种可能的结局——不惜伤害情面以求解决问题，在规则上不允许。不惜伤情面来解决问题，不仅双方破坏私人关系，反目成仇，而且必定遭到关系网舆论的批评——“不近人情”，“做人不地道”……违反江湖为人规矩，违反面子规矩。

　　角色调节

　　面子与私人关系网络的运行有关，此运行基于各种角色的设置。在一般社会中，角色都是社会运行的细胞。

　　一个社会角色相当于一个社会单体，但不等同一个人的全部。为此，社会学有一比喻，将社会运行比作一部戏剧（演剧论），将个人比作戏里扮演的一个角色，依附于规定的脚本——台词、动作和唱腔，一切依照剧作的既定方案运转。社会运行的法则和要义，在剧本中得到贯彻。“角色就是他人对自己行为的期待”。一个社会无论多自由，成员都不许为所欲为。个人不能以只能塑造自己，钻进一个贝壳参与社会运行，套上面具的才是角色。现代人所谓人格“成熟”，一个人很“社会化”，或者传统儒家所谓“修身齐家”，在概念上等价于角色塑造——自我反省和社会规范，以符合制度的标准。所以角色，乃是制度构造的细胞。

　　角色概念出自西方社会学对西方社会的提炼，尽管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照样适用，但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未必可直接使用。毕竟，传统社会并未直接提炼“角色”概念和相应思维框架。不过，它涌现过一些类似于“角色”的概念，这就是“名分”和“面子”。所以，我们不妨借鉴“角色”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反过来考量面子在传统中国及江湖社会中的地位。

　　以传统思维的方式讲，名分是面子的内容，面子是名分的形式；有名分才有面子，无名分则无面子；名分要以面子来体现，面子以名分为依托。在世俗社会和江湖社会，二者几乎混用。对照西方角色概念的内涵，面子和名分几近于中国人的角色。世俗江湖化社会正是在面子即角色概念基础上，运行它的规则和制度。

　　纵览中国人交往互动，轨道之一是面子互动，面子是传统中国人交往中必戴的面具。大家戴了面具，才开始说正事。即使是兴师问罪，也要先“张兄李兄，请坐看茶”之类。传统社会，包括江湖社会和家族社会，决不允许两人戳破面子赤裸地交流，双方对话应透过脸谱完成。这是脸谱与脸谱的对话，面具与面具的对话，否则就是失“礼”。“面”，是贯彻“礼”的先决条件。这个脸谱或面具，就是面子，也指背后的名分。面对不同名分之人，即不同面子之人，言行皆有不同，分寸自有不同。譬如，长辈要用敬语，下辈直呼其名。

　　面子在调节个人行为，贯彻关系体制中的首要机制是担当影子法官，消化关系社会中的内部矛盾和纠纷。

　　一个社会共同体总有人违规，一旦违规，须有办法抑制和惩戒。而关系社会属于非团体性结构，秉承不成文法和惯例制度，靠众人博弈而非强权维持秩序，没有法院，没有仲裁所，甚至没有长老前辈，唯一的仲裁机制只是面子——别人让你没面子，或自己觉得没面子……以此手段制造伦理禁忌，从而减少或杜绝违规，维护关系社会的秩序。面子是私人关系的要害，兼具监督和修复机制。

　　面子运作最基本的机制，是一对同步使用的评价范畴——“有面子”和“没面子”，背后的依据关涉关系社会的基本准则，尤其是核心价值。符合价值观，就有面子；不符合，就没面子。

　　面子准则

　　欠钱不还，很没面子　做人不得赖账占便宜

　　衣冠不整，没面子衣冠楚楚乃君子本色

　　开破车，没面子　没钱没本事

　　公司门面破旧，没面子公司应该有实力

　　孩子没规矩，父母没面子　养不教，父之过

　　办喜事，场面冷清没面子　提倡人缘好，办事热闹

　　捉奸拿双，没面子男女之事务必基于名分，不得苟且

　　寡妇改嫁，没面子从一而终做节妇

　　判断面子的关键是价值观，价值是面子的主宰，而讲面子直接服务于价值。强化价值体系下的社会秩序，无形中达到共同体自治的目的，而无须借助强制力或专门机构，譬如法院和仲裁所。因而爱面子的人以及爱面子的群体，至少在某些方面严于自律，清规戒律繁多。

　　价值观是面子的核心，对面子的判断，随价值观演变而不同。价值观一旦变迁，面子标准也随之改变。曾几何时，“未婚先孕”在过去属于丑事，甚至是家丑，是因为在家族主义价值框架下，薪火相传、根正苗纯的血缘论是头等大事，所有社会价值都须在这一基本价值下重估。譬如，热闹的新婚仪典，实质性的潜语言是给新娘肚皮贴上种姓符号，生儿育女，其血缘才名正言顺。一旦未婚先孕，即代表了一种性生活随意态度，最大的祸害是给家族血缘掺进杂种，怀上别人的骨血，奇耻大辱。而今，时代变迁了，现代制度转型已然发生，家族主义本位过渡为个人主义本位，生育事务逐渐回归人类生物本色，薪火相传、根正苗纯退去神圣光环，繁衍使命渐渐让位于爱情幸福。故而，人们对“未婚先孕”逐渐持宽容态度。这是价值变迁导致面子变迁的例子，学者汪丁丁称之“意义的漂移”。

　　面子内涵之一是充作江湖角色载体，建构规矩、制度的秩序，是一种约束机制。不怕人违规，一旦违规，通常只一句“没面子”即能使其收手，无须兴师动众诉诸法庭，浪费大量程序成本。当今法庭开庭一日，法官、助理、书记员、律师的薪酬，再加庭租、水电，运作费用不止数千元。在江湖体制中，譬如关系网或者帮会，只一句“没面子”便胜过这一切，真正四两拨千斤。

　　面子可比一位节俭“法官”，协调人际关系几乎不花钱。然而，它平日的“保养”成本却很高，讲排场和耍派头也很浪费，应酬也不容易。养面子千日，用在一时，临了，一句“没面子”可抵千金。面子维持民间江湖社会的秩序，似春雨润物细无声。平日里，大量潜在冲突在爆发前都被面子消解。因而，它是一个协调员，能够避免大冲突爆发出来。而一旦爆发，它亦无用了。

　　依托面子，关系社会变成融会儒家礼俗和道家“无为而治”的自治体系，与西方现代政治的自由秩序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譬如，经济方面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者政治方面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若以中国的儒、道学术看，市场和自由秩序都属于“无为而治”，即不通过外力，由自身机制自发生成秩序。 　　

面子术语

　　中国面子，特色有三：

　　（1）复杂、完整的功能，既包含人生目的，又属于牟利工具；

　　（2）拥有系统化的行为规矩，并依惯例方式加以传承；

　　（3）独特的面子俗话概括独特的惯例。

　　这三项属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体制——面子制度，其中，尤以面子俗话最富特色，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认真地说，世界各国文化或多或少都有面子或类面子现象，但仅中国拥有完整的面子制度——面子价值观、面子工具和面子语汇，三者构建了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

　　面子术语是运作面子的符号，一切涉及面子的生活语境——包括内在面子追求和外在舆论评价。这些术语承载和规范了中国人的面子生活，特别是江湖化的面子生活，使它们依照中国特有方式运行。

　　作者搜集了五十八条涉及面子的常用传统术语，其蔚然成俗，上至先秦、下至现代，既涵盖清朝以前封建时期，也囊括“五四”乃至“文革”以后。从中读者可见出面子生命力之坚韧，与中华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命运，纵使社会制度改变它也不变，换了名词术语又冒出来，换了招牌重新崛起。中国人习惯了，就说：“换汤不换药”。何以鲁迅之后，阿Q百骂而不倒，此中藏有秘密，读者不妨细忖之。骂阿Q，其实等于骂汤不骂药。药为何物？背后面子惯例制度是也——面子价值、面子方法以及面子术语，三位一体结成制度。

　　第一类属基本术语或综合术语，每条包含“面子”二字，描述基本手法或效果，共二十二条：

　　爱面子、要面子、讲面子、顾面子、做面子、撑面子、光面子、有面子、没面子、丢面子、面子大、给面子、留面子、卖面子、看面子、靠面子、扫面子、碍于面子、迫于面子、拂面子、拉下面子、抹不开

　　面子；

　　再细分，此二十二条包含：

　　十六种手法：爱、要、讲、顾、做、撑、光、给、留、靠、看、卖、扫、拂、拉、抹；

　　四种效果：有、没、丢、大；

　　二种状态：迫于、碍于。

　　先看爱、要、讲、顾，这四种手法大同小异，属于行为态度。爱即爱护，讲即讲究，要即要求，顾即顾及、顾全。四种手法都表明了一种面子价值观，之间有微妙差别，但以爱面子最具代表性。

　　爱面子，是中性词。在爱面子的人心中是褒义词，在不爱面子的人心中是贬义词，因人而异。

　　要面子和顾面子，带有善意的贬义，指面子已经与里子脱节，仍装模作样地维持。多用于自嘲或熟人相互揶揄。更进一步，若说“死要面子”，甚而“死要面子，活受罪”，口气开始变硬，贬义趋强，多用于批评或谴责。

　　讲面子，除了涵盖类似爱、要的含义，另包括两层新意。一，讲面子不仅要自己的面子，还要注意保全别人的面子。二，在特定语境下与做面子相通。

　　做、光、撑，是手段。其手法极具“泡沫经济”特征，一面明知自己面子与里子脱节，一面仍要“制造”（表演）虚假面子，以满足虚荣心，或者达到蒙骗他人的目的。这个表演，就叫做面子；做得漂亮，脸上有光，就叫光面子；做得吃力，气喘吁吁，就叫撑面子。光面子这个词，现在用得少，不过在清末、民初评话里用得极多，反映了当时的语言习惯和时尚。

　　给即给予、奉送。送面子不同于送财物。给面子，并非将自己面子奉送别人，而是替别人做面子，是做面子的互动状态。面子不同于物质，不遵守物质守恒定律，面子会越做越多，产生“泡沫经济现象”，就像房价或股市。结果在世俗生活中产生面子膨胀，一眼望去，满街招牌尽是“豪华”、“王宫”、“皇家”、“总汇”、“金奖”、“金牌”、“样板”、“形象工程”……其中大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闹至物极必反，大家都开始反感面子。

　　留、卖与给之间，大体上是同一个用法，都涉及面子运作中蕴含的人情交换。其中，留面子完全是给面子的同义词，因语境或习惯而异。从字面上看，汉语中“留”与“给”是反义词，但在面子术语体系中，它们给定的动作向度恰好相反，数学上所谓“负负得正”。给，是我给别人；留，是替别人留，受体都是别人，所以意思相同。

　　至于卖，是从一般社会交换的观点看面子，具体对中国人来说，是从人情交换观点来看面子，带有商业习气。因为有人给，所以有人还。给、还之间，形成（人情观念上的）对等价值交换，形同买卖生意。

　　靠和看，则涉及第三人，是三人参与的面子游戏，是人情交换的三维博弈均衡。譬如甲请求乙办事，乙不允，遂请来丙说情；乙“看”在丙的面子上，即“靠”了丙的面子，乙才答应了。透过此两种术语，可见面子游戏的多人互动关系，逻辑上不排除三四种……乃至N种，完全依赖当事人的社交、智慧和经验。靠和看，提供了多人参与的可能性，如此，使面子游戏变作一个开放博弈。

　　接下来是“碍于”和“迫于”。这两个词几乎同义，只是承受压力大小不同，或语言习惯不同。之所以有“碍于”或“迫于”，就因为“留面子”已变成江湖群体或江湖化民间社会的戒律，成为面子制度的基本成分。替人留面子的心理压力，不是惧怕对方，而是来自共同体的规矩和习惯法——面子制度。风俗如此，人人皆受到监视。

　　扫、拂、拉、抹是面子的负面手法，即破坏手法。扫即清扫，拂即掸，拉即撕拉，抹即揩擦。这四个字搭配面子，都指不给面子，是给面子的反义词。然而须格外留意，四个字大多用在否定句式——即不扫面子、不拂面子，拉不下面子和抹不开面子，以符合江湖维护面子的规矩。少数用在报复或破坏性语境，譬如“让这小子面子扫地”。

　　以上是第一类，都有“面子”二字。

　　第二类，是由基本术语衍生的面子俗称或别称，看不到“面子”二字，却有面子内涵，共十条：

　　门面、派头、排场、场面、型款、赏脸、台阶、脸皮、牛气、死扛。

　　其中，死扛，源自死要面子；台阶，源自保全面子（找个台阶下来）；牛气是北京话，源自有面子；型款是粤语，派头的同义词，上海话叫做台型。

　　第三类是面子延伸至道德、人情和公众传播三大领域形成的交叉用语，一共四种：

　　脸：是面子在严肃道德场合中的说法，比如丢脸和不要脸。它是面子分量的进一步加重，富有浓厚的道德意味。

　　情面：是以人情视角称呼面子，例如讲情面和碍于情面，等于讲面子和碍于面子。情面的词源，来自人情和面子的合成。情为人情，面为面子。

　　名声：面子超越家族、超越熟人群体向公众空间传播的效果。

　　面子的根基，依托于熟人群体，即宗族或关系社会。然而有些人面子特别大，声名远播，一下越出他们的熟人圈，面子就变成名声，向公众社会传播。为什么特别大，这又是一门学问，前面说过面子是对做人符合特定价值观而获得的回报和奖赏。做人符合某种规矩，堪称楷模，面子就会越出小圈子，生成名声。反过来说，不认识却能感受到某人面子，那就是“名声”。譬如《水浒传》里宋江，“呼保义”、“及时雨”就是他的名声，这不光是赞誉，也是他在江湖上混饭吃的本钱。江湖好汉，但凡未见其人先闻其名，这就是名人效应。我们已知，面子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又知名声是对面子的进一步超越，所以可推论，名声是面子的更高境界。若面子是命根子，则名声是命根子的命根子。世俗哲学谓中国人，其一为名，其二为利。

　　“影响”：是名声的另一种说法，正面说法譬如“影响很大”，负面说法譬如“影响不好”。影响二字加引号，因为非影响之本意，而是指公众形象和舆论反响。“影响不好”，即名声不好，很没面子。

　　第四类是余下其他杂项，涉及面子的程式、表演、隐藏和伪装等，共二十二种：

　　客气、客套、套话、官样文章、花架子、假大空、浮夸、放卫星、逢场作戏、“宣传”、走过场、形式主义、换汤不换药、葫芦里卖什么药、城府、扯皮、踢皮球、“会说话”、双关，两面派、招牌和“名正言顺”。

　　放卫星：起源于“大跃进”时代，指吹嘘、邀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地称粮食亩产几十万斤，另一地报道西红柿比南瓜大。后来，将这种吹牛、浮夸的做派叫做放卫星，意即吹牛可以吹上天。

　　“宣传”：宣传二字加引号，是制造假相，误导舆论，欺骗群众。为了应对恶意宣传，鲁迅活学活用古书《推背图》，发明“推背法”，专门对付“宣传”。你说“前方打胜仗”，即反推你输得一败涂地；你说“形势一片好”，就反推你“不好”了。

　　招牌：即表面上的名义。鲁迅说中国人开公司，就是往大门口外挂块招牌完事。现在也称“翻牌公司”，即是机构不变，变名称。

　　走过场：即不解决问题的程序。面子源于礼俗，礼俗源于礼教，礼教有许多固定程式，不论当事人真实意愿如何，程式必须履行，就像戏曲舞台的过场。过场也称龙套，不及主角重要，但也不可或缺，非走不可。依礼教缘木求鱼般的思维定势，走完这些程式，问题就当作解决了，对真实后果置若罔闻。问题可以不认真，走过场一定要认真，否则不合规矩，或者不符合“上谕”，不符合朝廷指示。所以，必须“认认真真走过场”。甚至反对形式主义的运动，也一概走过场。 　　

面子的功能

　　面子在中国社会之流行，大大咧咧登堂入室，还因为它有许多实际功用，对中国人的生活贡献不小。尤其对儒教社会和江湖社会而言，不啻为“黏合剂”。

　　缓冲人际矛盾

　　在五十八种传统面子语境中，“碍于面子”、“留面子”和“给台阶”此三者，无疑与冲突相关，隶属于冲突语境。一旦“碍于”、“留”或“给”成功，必能缓冲或制止矛盾。在冲突爆发之前，矛盾得到缓解。面子像苏秦、张仪，是位不错的外交调停家，平祸于萧墙之内，御争端于千里之外。

　　但面子机制能防御的冲突通常都是小事，大事管不了。面子只是柔性防御机制。

　　旧时，两派黑帮喽啰打架滋事，如背后两位老大是仇人，面子问题必引发一场激烈火并；若老大间有交情，比方说师出同门，或拜过把子，结局就大不相同。为维护各自的面子，老大们会故意当着对方面前惩罚肇事的手下，以达到给对方留面子目的。于是大家言好如初，甚至有意到酒楼聚会言欢，冰释前嫌。这种情形，显出熟人圈子是一道界限，如果落在圈内，面子机制具有缓冲的功效。

　　这是江湖帮会的例子，更进而言之，在民间日常百姓中也不乏其例。面子维护日常关系的平稳，根源在关系网的博弈均衡。讲关系处，必有面子；讲面子处，必有关系。

　　再谈一件居民例子。城市居民多住公寓楼，生活空间距离近，频繁发生的冲突是四邻骚扰，譬如，麻将声、卡拉OK、弹钢琴、喝酒划拳、烹饪油烟，还有楼道空间、公共卫生……尽管有大量矛盾，但居民很少为邻里纠纷诉诸法院或者社区中心。除了吵架外，更多情形是忍耐，忍无可忍时再作主张。忍字第一，吵架第二，法院第三。为何忍字第一？多数答案是“碍于情面”，即面子机制防御。尤其邻居关系不错时，更是如此。

　　选择忍耐是为不伤感情，不伤感情是为日后有照应。在一个由关系主导的社会，相互都是资源，谁也不敢保证不落到他人手里。冤家宜解不宜结。表面看它似乎回避矛盾，然则“有所失必有所得”，其内涵符合中国文化“和”的取向。中国人讲“和为贵”——“天时、地利、人和”，数“人和”最高，高于真理，也高于日常利益。换言之，矛盾没什么了不起，绕道行之，则当作无。小事忍了，就是为了在小事上尽可能讲秩序，秩序是关系网的博弈均衡，破坏秩序就是破坏均衡，波及面太大，影响复杂。

　　再说借小钱。一般中国人借出小钱后，很少主动追债，这是规矩。小钱索债，紧逼不舍，那是双方都没面子的事儿——小气、难堪。究其原因，答案也是“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拉不下脸”等等，等于是面子机制作调停。当然，是消极的调停。消极，即搁置债务。然则在消极与积极之间，存在一道转换界限同。若债额较大超出忍受范围，就会化消极为积极，主动催债、逼债。不过，战略反攻的前奏，必演出一段“台阶”插曲。讲面子者不愿破坏祖宗惯例，故而常选择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预兆将由守转攻的“台阶”，给对方一个台阶，既让对方还债，又不让对方失面子。成例通常如此，可作教科书：“嘿嘿！不好意思，最近手头有点紧，我那笔钱……”后半句通常咽下去，不要说得太白，意思是啥时还啊？给过台阶后，若对方不顺竿溜，按规矩便属对方违反惯例，自己必欲讨伐之，产生一种典型中国情境：“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面子你不要，那只好撕破面子了——到单位告你，搞臭你名声，赖在你家不走，到法院告你……

　　“台阶”代表一种双轨制，属于面子二元互动模式，外面一个理由，里面一个利害。敲外面听里面，挤里面看外面。中国有一摞成语形容之，譬如“敲山震虎”，或“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茶壶煮饺子，心里明白”。与“碍于情面”的消极性相比，“台阶”的态度趋于积极，开始着手战略反攻。它把事情分成两面，一个面子，一个里子，分头处理，争取互不妨碍。当两人冲突发生时，或者自身面子与里子矛盾时，寻找一个变通的理由，力争既解决事情也保全面子。无论谁对谁错，损面子都不对。面子比金钱重要，讨债人必须避免使对方又赔钱，又丢脸。故而，上策是既追债又留面子，下策才是不惜面子硬行追债。这个下策导致对方损失的最大化，钱也没了，面子也没了。这样做人，未免太狠毒。所以追债的博弈，一定要寻求最优化策略组合，建立优化的均衡，自己能拿到钱，对方能拿到面子。这样一个圆滑的均衡，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台阶”。

　　表现和宣泄自我

　　面子之滥觞，提供了一个心理空间，即一个弗洛伊德式发泄豁口，让礼教压力下循规蹈矩、生性压抑的中国人，在合法场合充分释放个性利比多，突显自我的形象，满足平日难得之优越感。表现自我是人类天性，各民族表现途径不一样。中国人选择面子，用面子炫耀自我，是其特色。面子是中国人自我表现的形式，深具形式主义色彩。

　　论及众多面子术语，数“有面子”最能体现自我呈现的愿望。“有面子”是人生终极目标，背后没有其他目的，从而体验自我价值的升华。这是终极意义层面的心理游戏。故而，“有面子”时常伴随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表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照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标准，可视是一种“高峰体验”——瞬间的满足感、成就感和自我肯定。

　　“有面子”的追求是永恒的，但“有面子”的价值判断具有时尚性，随人不同，随时代不同。“文革”时期有面子的时尚是“老三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今日有面子的时尚是名服、名车、豪华别墅……某些底层平民通过奋斗成为大款、大腕，便急于返乡炫耀卖弄，俗语谓之“衣锦还乡”。在中国，“衣锦还乡”不仅是成语，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诉说中国式飞黄腾达的梦想。在这里，“衣锦”实非漂亮衣服，而是面子的借代用语。面子的荣耀，高于锦衣玉食、宝马香车。

　　再说中国人“小气”和“慷慨”之争，也隐藏面子显摆派头的秘密机制，“慷慨”不过是“爱面子”的同义词。节俭本是美德，但以江湖观之，节俭不符合核心价值观“义气”。以“义气”标准看来，节俭就是小气、抠门……小气，被人瞧不起，让人没面子，人前抬不起头。日常生活中被人说小气，大大没面子，周围人当笑话传播。纵览生活，人们愿意与义气者相处，而不愿与小气者为伍。是故，一旦节俭和义气不期而遇，决不能因贫穷、节俭丢失面子，因而必须勉强做面子、撑面子、光面子，克服小气节俭习性，掩盖贫穷家底。所以，义气先于节俭。而面子，则是协调二者的机制。

　　上世纪80年代初，某人到乡下看望同学，同学尽管生活窘迫，仍然偷偷向亲戚借来30元钱，买了螃蟹、黄鱼摆了一桌酒，以表达慷慨之情。虽吃得自己心疼，但是客人开心。做面子实际上担当一个反向调节机制，若要有面子，务须掩饰贫寒，跟节俭本性较劲，“打肿脸充胖子”，摆阔装大方。在私人交往上尽量出手慷慨，心里流血，脸上留笑。这是江湖规矩，也是私人关系交往的写照。

　　反过来看，不论真节俭或真小气，只要你表现慷慨，出手大方，都很有面子。有面子就有人缘，有人缘就有资源，路路通。所以越穷，就越要摆阔，就越需显慷慨，方有翻身一日。某日读报，一则故事反证了这一规律。有个贪官对老婆说，有个“张经理”很义气，出手大方，值得一交，打算帮他，将来肯定不会吃亏。老婆深表赞同。后面故事老生常谈，毋庸赘言。关键的事实是，“张经理”不过是负债累累生意人，是假大方。我们身边的“张经理”们多是资不抵债或资金短缺的主儿。他既不是大方，也不是义气，所谓“义气”的假象无非下手够狠，一锤子敲死对手，不想夜长梦多。一锤敲得死，方能“吃小亏占大便宜”。若一锤敲不死，反而心惊肉跳，只怕扔进更多。假使行贿不套利，商人不行拔一毛利天下之事，何慷慨之有？张经理行为的内涵，是经营面子提升自我形象，从而达到背后的目的。

　　以“有面子”凸显自我形象，是面子的特有作用，是中国人自我实现路径的特色。谈论这一中国特色，自然要对比西方之“自我实现”，探讨中西社会体制下不同的自我概念。

　　中国的“有面子”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实现”的根本区别，来自面子与自我概念的区别。虽然中国古代观念有“己”之概念，但“己”不同于“自我”。现代中国的“自我”概念，源于西方文化。论自我，若从心理学定义，是人格的自我意识，是他全部性格组成的整体；论面子，还从心理学定义，仅是人格的一部分，是舆论与自我评价两股交汇生成的自我意象。另外，从社会学诠释，面子是儒教制度下的个人角色。以面子为工具，儒教体制对个体角色进行程式化、格式化修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套符合儒教价值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是费孝通所称的“礼俗”①。在这个空间中，个人的真实本性消失，按照礼俗规矩扮演角色，言行拘泥于《周礼》、《仪礼》精神编纂的各种剧本，譬如各种世俗化“蒙学”、“家训”、“家风”和“规矩”。

　　扮演角色，生成的外部形象，就是我们的面子。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本身不见了，留下的是我们的面子。面子是“我们”的影子和痕迹。

　　有面子与西方人自我实现有何区别？

　　在西方心理学体系中，谈自我实现最多的是亚伯拉罕•马斯洛。早年，笔者曾依照马斯洛学说调查中国社会“自我实现”的人物，结果意外地发现，作为价值观的自我实现，在中国下层社会基本不存在。不仅人物不存在，价值观也基本不存在。“自我实现、“自我设计”的“粉丝”（fans），多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大学师生。学生们在校期间，通常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实现、自我设计意愿，一旦踏入社会，旋即发现社会根本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土壤。作者跟踪调查这批人，多数投身社会后便改弦更张，回归传统轨道发展。反潮流的弄潮儿，最终多顺应潮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浪漫主义者”变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人一旦踏入社会，就要应酬世情，融入江湖规则。江湖混久了，大抵被磨得没了个性、没了脾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遑论凸显自我价值。自我价值是幼稚代名词。江湖路上，成功标准是“混出模样，给大家看看”，关系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无关自我真实。自我愿望，自我个性，无关紧要。

　　江湖社会不鼓励个性，不鼓励自我实现，反而鼓励个性融进既有秩序。切合规矩、遵循价值被称为“有面子”，受大家褒扬、羡慕。由此，但凡人性表现的欲望，可以通过面子工具加以包装，间接地宣泄出来。因为有面子，所以受人夸奖。这就是面子突出自我形象的奥秘。

　　代用个人资信

　　“有面子”是一种交往本钱，即互动资源，面子越大越有人缘，人气越旺。这是江湖中的硬道理。

　　在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一带是面子之乡，讲面子风气鼎盛，堪称中国一品。民营企业家擅长撑门面，门脸光鲜羡人，厂房富丽堂皇；大门口立着雇来的民工，头戴大盖帽，身着笔挺制服，气派不逊于当街执法的公务人员。恭请地方实力大员题写厂名，意在炫耀背后保护伞。通常走进办公区域，主人与名人大腕合影的巨幅相片悬挂于显耀处，令蓬荜生辉。主人离厂外出办事，热衷驾二手豪华轿车，毕竟外人不知，又省钱又有面子。曾几何时，来自香港、台湾的翻新二手豪华轿车大行其道，在一弹丸之地，大奔、宝马、凯迪拉克川流不息，令内地商人到此瞠目结舌。

　　假若有读者以为这纯粹炫耀面子，便大错特错了。比面子虚荣心更重要的，是以面子生财，吃小亏占大便宜，其中亦不乏骗术。豪华轿车是谈生意的障眼法，商人未开谈判先看气派。门面做得好，客户被蒙了，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也稀里糊涂、多多少少掺杂对主人实力的相信，便乐于与之交易。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找有实力的做生意乃是天经地义。撑门面可以一举两得，做人既风光，生意又做得好。

　　一次，一个沿海小市（姑隐其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山区寻求商机。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境内群山逶迤、山路崎岖，情状不逊于蜀道之难。从沿海到山区，交通工具自然以飞机最适宜，可避免舟车劳顿。然而徒步进山城，爱面子的老板们深恐当地民众不信自己是大老板。“震慑”，对于爱面子的人，以及对于讲面子的江湖文化，那是需要的效果。既然说白了，撑门面不乏骗术成分，不如干脆多榨些油水。在充门面思想主导下，老板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凯迪拉克、林肯、奔驰、宝马组成的豪华车队（主要是二手车），颠簸辛劳、浩浩荡荡开进山城。霎时间，整个山城被镇住了，万人空巷，民议沸腾，达到了老板们的预期效果。宾主数日言欢，商人们在山城买下大片土地，签下一摞摞意向书，暗地狂喜而归。

　　在商业法系尚未健全之时，有面子不仅省去资信审查的麻烦，甚而虚提资信，产生“泡沫经济”效应。

　　在商界，类似例子不绝于耳。有位商人驾驶宝马轿车去有关部门办出境手续，办事员顾自忙于审视文件，头也不抬撂下一句：“回去补办担保！”，忽又抬头看见豪华车，忙改口道“开宝马来的啊，那就不用了”。这是当地的一件真人真事。驾驶豪华车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担保，至少在这等小事上是担保。在办事员看来，这么大的款儿，总不至于放着家当不顾，潜逃不归。

　　在深受江湖习俗浸染之民间社会，或江湖化社会，面子作为一种资源，与其他资源——权、钱、关系、信息等可以相互转化。譬如，面子可以变成关系；反过来，拥有关系也滋生面子。面子可以生成钱财和权力，如上例交易和借贷资信；反过来，有钱有势也很有面子，受不少人羡慕。

　　基于这种相互转化特性，面子实际蜕变为一种工具，从尊严价值蜕化为敲门砖和垫脚石，被彻底工具化了，凭借面子可达到实惠目的。

　　面子之能够成为工具，背后基于一个社会原理：

　　面子在江湖社会，或江湖化后的传统社会里，代表社会地位的相对优势。

　　在一个大量遗存“上下有别”等级的社会秩序里，地位优势是一种活跃因素，它能主动带来收益优势。面子是生活质量的温度计，是江湖“混”得好歹的指针。一人混得好不好？看面子便知。是故，面子变成群起效尤追逐的目标，有时导致供不应求，稀缺之下有人需要交易，用金钱来买面子，用财物换面子——譬如捐官，或捐慈善，面子的交易性油然而生。

　　面子是一共同体内的相对优势地位，因而是一种相对稀缺资源。公共资源一旦匮乏，人们只能用高价购买，这个交易过程导致面子工具化。

　　关系网络自治

　　面子的第四种作用，就是维持传统社会形态——关系社会、民间会党和家族社会的自治，帮助这类共同体建立个体约束机制，减少行为出轨，维护秩序。它的特点是道德自律，从“我”做起，从个人内心做起。

　　中国处在一个后传统时代，也称转型时代，一面宪政制度迅速崛起，一面传统习俗的惯例制度依然起作用。在中国比较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群落——家族、宗族、乡村、街坊、行业圈、关系网，乃至江湖行会、行帮、教门……一切尽以“面对面”交往为基础，社会学称之“初级群体”，俗话谓“低头不见抬头见”。此处，“初级群体”是理解关系社会的重要概念，它是关系网这一现象的属性。关系网，是“初级群体”之一种，其他种类还有帮派、邻里、乡党、家族等等。

　　最典型的初级群体是“面对面”交往依托的群体——家族、宗族、街坊、熟人或乡亲等。离开了“面对面”的感性交流，纯粹依靠公文、法令、书信等抽象媒体，面子便无所依托。试想，没有人热衷于对着陌生人或公共场合讲面子，那是对牛弹琴。面子，是小圈子的面子。面子的根本诉求，在于寻求熟人面前的心理优势——“我比你行”，或者“我比他行”……共同体将这种优势给予他，既是讲面子人的得意，同时也意味着对周围人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甲影响乙的同时，乙也影响了甲，最终要建立一个均衡，达到秩序自治。面子做秀的过程是互动的，每个人讲面子的同时，社会也按照一定规矩塑造了他，使每个人都融入规则。个人得到面子，社会得到秩序。面子促进关系社会的自治。

　　关系社会是“无为而治”的松散人事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中心，没有警察法官，全靠本人自觉守法，自愿维护秩序。以现代宪政学的观点看，关系社会也遵循一种“自由秩序”原理，遵循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秩序。这类似于道家的政治概念“无为而治”。

　　关系网的性质可以“无为而治”，不需要专人维护，秩序自然天成。在无暴力胁迫下，当事人之愿意维护关系网秩序，就其原因有二：一靠利，二靠面子。说利益，维护关系规则，等于维护自己财路，但凡劳动、雇用、生意、为官等，一概依靠人缘。面子是一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讲面子就是进入角色，不讲面子就是拒绝角色。进入角色就是遵守规则，弘扬共享价值观。一旦个人照此执行，众人面前就很有面子。大家羡慕发财，你发财了；大家羡慕轿车别墅，你有了；大家谈美女，你娶了……如此，面子制度客观上等于一种快乐工具，有面子等于快乐，群体借快乐规范了个人行为。这就像大自然，借性欲诱使人们生育，使人们毕生辛劳。面子实为一种“面子欲”，人们欲罢不能。

　　人称国人素质差，作者不完全苟同，也不完全反对。但是有一点需要留意，显露坏习惯大多不当着熟人面，即尽量不在熟人面前没面子。作者尝跟踪调查询问，答案还是“不好意思”，或“没有面子”。在熟人面前随地吐痰、墙角溺尿，“顺”人兜里的香烟、打火机、食品、商品……被人知道后很脸红。但是，一旦没有熟人在旁，这一切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尤其江湖化的男人来说，又是如此自然而然，俨然旁若无人。

　　在熟人交往中，面子诉求对个人具有约束力。所以，在民间生活，面子文化变成一种约束，防止行为出轨。面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苦行。反过来，作为奖赏，它带给个人满足和荣耀，不管是真实荣耀还是虚拟荣耀。一旦虚拟化，就变成鲁迅式的阿Q。从这种层面说，面子是江湖社会的伦理元素，是可言说、可执行的通俗道德，而不是书本上的抽象道德。

　　于是，在众多的小事上，面子承担了某种整形作用，对个人一言一行细加督导，从而维护群体自治。

　　中国地域辽阔，爱面子风气参差不齐，不可一概而论。譬如操闽南语的闽南、粤东至台湾尤爱面子，而操粤语的珠江三角洲甚少爱面子，说话可以直来直去，不怕伤人。面子风气不同，时兴的做人方式也不一样。譬如贪官腐败，以贪多少金额为目标，有何自律，是否越多越好，两地大抵不同。当然，贪官本来没良心，不讲道德，也不顾法律。良心自律机制是不存在的，但是面子自律机制存在——我知道我很黑，但我不能容忍别人说我黑。这是讲面子的贪官的特征。这里说说面子与贪贿目标的内在关系。

　　腐败现象在不同国度有不同模式。在中国，腐败者绝大多数以关系网和死党为依托，如此一来，作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几个哥儿们集体犯罪，攻守同盟，共进共推。腐败的方式，与江湖团伙斗殴的方式并无不同，肥肉若想一人独吞，在中国难上加难。近十年媒体披露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集体案件。窝案联手经营的战略，植根于人脉关系，机制是交换人情，我跟你“帮忙”，你给我“感谢”。“权力寻租”多半以“人情来往”兑现，通常数字不菲。如此一来，腐败与人情味混淆不清。

　　腐败一旦借助于关系网，操作自然与面子有关，受面子因素制约。换句老话说，既然是大家伙一起捞食，拿钱也要漂漂亮亮，脸上有光，不犯规矩，不遭大伙嫉恨。

　　在金钱面前，讲面子多则约束多，讲面子少则肆无忌惮。所以在行腐败时，面子也是一种自律机制。腐败，腐到什么程度，面子参与做主。此时，面子称为“影响”和“名声”。但凡顾忌“影响”和“名声”，就是顾忌面子。无形中，构成贪欲边际。从这种意义而言，不讲面子的人可以无法无天，它的好处是捞得更多；坏处是倒霉更快，因为不讲面子，没有人缘。讲面子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看起来好似吃亏，其实也是一种均衡。要捞一起捞，要倒一起倒。一圈人倒，比一个人倒困难得多。

　　各地面子民俗多有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影响贪官策略以及结局。若面子风气淡，贪官便如狼似虎，经常单独作案无所顾忌，腐败涉案金额巨大惊人，八辈子用不完。

　　不讲面子铸成单案，讲面子铸成窝案。因为面子与“窝”——关系网和死党，一脉相承。如果借助关系网和死党，案情既不容易败露，数字也难达到如此巨大，彼此关系盘根错节，有许多顾忌因素——家口老小、三姑六舅……此时，面子和人情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从江湖意义上说，腐败仅是“混世”方式的一种，与打家劫舍、敲诈勒索、做坑蒙拐骗无异，腐败者本人把腐败当作谋生，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家庭、家族和亲戚朋友等传统价值。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故而腐败者必顾及自己名声和影响，因为它比钱财重要。有此顾忌，便形成一个“面子自律控制腐败规模”的制约，目的是维护家庭亲情的稳定，而非损害家庭，自己远走高飞。也就是说，在腐败与恋家之间存在一种博弈，顾及面子是一种均衡。

　　这是一种微妙的价值差异，演绎结果始终不同。譬如勒索一项工程，爱面子的腐败者必关注建筑外观，甚至夸张地加以美化，坚决不搞成“豆腐渣”。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勒索越多，越要美观，欲盖弥彰。就在这种观念背景之下，作为行贿者的建筑商，相应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潜规则”，老板、工头、师傅一应知晓，构成腐败分肥的安全机制。顾忌面子、名声和影响，可保大家不出事。盖一栋大楼，水泥标号可以降几分，钢筋可以抽掉几根，盘圆可以烂到哪一地步，劣质水管如何假冒国标，根据建筑性质和用途都有相应的经验数据，以此达到一个最优策略均衡，保障双方利益最大化。施工一旦越过这些常识，极易生成倒塌事故，不同的当事人都会站出来拒绝，避免后患。

　　只要有面子制度的无形约束，腐败者贪小便宜顾忌“影响”，犯大案更如履薄冰、小心万分。

　　讲面子和不讲面子的腐败者，尽管都腐败，但在手段、目的和结果选择上有所不同。一切腐败都是非法敛财手段而已，背后各有目的。目的不同，过程和分寸自然不同。如果混在江湖，混在关系网，立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子孙满堂、望子成龙，必以面子价值作人生目的。一旦面子作了目的，必然反过来成为约束，成为自律手段。面子能制约利益行为的分寸，促进关系网络的秩序平衡。面子是江湖社会和江湖化社会秩序运行枢纽环节的初级调节机制，它能消解江湖社会和江湖化社会中许许多多的细小矛盾。

　　传统人际关系并不直接使用严肃道德概念，比如“高尚”、“满足”或“羞耻”一类。现实生活的道德俗语，是“有面子”和“没面子”，及“丢脸”、“汗颜”等其他类似语言。道德“满足感”和“羞耻感”，要翻译成“很有面子”、“丢脸”、“牛×”才易于被人理解。日常语境里，讲道德等于有面子，不道德就是没面子，面子替代了江湖道德的功能。

　　在面子的功能体系中，仅当面子参与道德运行，才促进了关系社会或其他江湖群体的自治。这种自治不需要暴力，不需要成文法，不需要专职法官和司法程序，只需要共同认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然后由自己内心和熟人群体进行双重约束。 　　

“假人”、演戏与做假

　　做假的原因，是大家都习惯演戏；习惯演戏的原因，是面子制度的存在；当世间一切都戴上面具时，真相慢慢变得丧失价值；当真相不能支持人们的生存，人们只能求助于假象；当虚假泛滥成灾，一个民族文化就被颠覆了。

　　江湖人有一些泛化的面子性格：（1）名实分离；（2）逢场作戏；（3）弄虚作假。此三条往往是江湖人格发展的三部曲。一个江湖人，先学会名实分离——撒谎的技巧；然后逢场作戏——江湖互动的技巧；最后弄虚作假——骗钱、骗色、骗权牟利。以文学作品为例，金庸《鹿鼎记》的韦小宝，便是少年学撒谎，青年学演戏，壮年巧取豪夺，背后遵循一个从名实分离开始，进而练习捣浆糊，终而骗权、骗财、骗色，大获成功。江湖上公认成功的混子，都不免要经历这三级跳。

　　自从明清社会江湖化伊始，规则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面子制度便深深植入江湖化生活，假、大、空，两面三刀，心口不一，逢场作戏……成为五千年民族进入老龄病的征兆。套话比真话多，“假人”比真人多，“假、大、空”盛行，形式主义泛滥，大家对自身痼疾早已习以为常。面对它，不光外国人看不惯，中国人也知道不光彩，所以，媒体上经常出现要注意国际“影响”言论。“影响”何物？面子是也。

　　面子制度泛滥的后果，就是让许多国人成了“假人”。曾几何时，百姓做人的幸福感渐渐远逝，不幸感愈益增多，应付亲友熟人的虚伪和欺骗疲惫不堪。何故假人多如牛毛？撇开少数恶意诈骗者不谈，数量巨大的普通人习惯于假、大、空，根源多在面子制度的熏陶孵化，将爱面子价值观扩大化——戏剧程式化、工具化、交易化和功利化。逢场作戏的人们，生活轨道被高度江湖化，大部分时间要应付人情世故，用假话、套话、奉承、两面派来周旋，借此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是一套文化机制的结构束缚，即面子制度禁锢。

　　假、大、空泛滥的背后，是基本生存的需要。许多成功人士的生涯证明，玩假、大、空比老实做人来钱容易，符合做人的经济效益计算。这格局看起来极不合理，然而早已存在一二百年，既然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我们便要反思这个悖论何以产生。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何以投机取巧比老实本分更适于生存？答案只有一个：社会环境被江湖化了。五百年来的制度裂痕，不仅是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也是江湖化的原因。

　　名实分离

　　门面、台阶、死扛、城府、两面派、走过场……单字面就可看出，中国人的生活围绕着两个分立的平行面：一个是场面，一个是里面。就像一个汉堡包，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中间夹心是自己。做人的技巧，就在夹心空间中发扬光大。场面的东西可以直接看到；里头的东西超越感觉，藏在话语背后，须自己用心揣摩。这是做中国人，尤其做江湖人最费功夫之处。

　　关于中国人的双重世界，费孝通称之为“名实分离”。①名即名义，实即事实。名实分离，即名义与事实脱节。

　　认真分析面子，发现面子与里子的分离是假象，本质非但没有割裂，反因分开拉开距离更相得益彰，互动更有弹性，产生更大的舞台空间和更强烈的戏剧效果。

　　面子特征性的二元体制——形式和内容分别运作，妙处是藕断丝连，既断开又粘连。面子表面上从里子里独立出来，被空壳化、荒诞化，一旦进入独立空间获得独立的轨道，反过来又促进里子的发展，产生双赢。

　　譬如西方社会里骂人，最严重大概是You Lie（撒谎）——说一套做一套，在上帝眼皮下不诚实。然而，反观江湖，“撒谎”算不得恶行，反而是夸你，说你会说话、聪明机智。江湖人脸皮厚，撒谎是本事，是江湖智慧的象征——哈哈，这小子还真能说，把白的说成黑的，死的说成活的！此时，无人在乎真假，只在乎是否圆场，是否合乎江湖规矩。规矩比撒谎重要。会糊弄，口才好，可派出去骗人，做新闻发言人，搞公关，做“仙人跳”，设骗局。

　　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传统，在文化上源远流长，可回溯自先秦诸子百家的纵横家，至清末民国登峰造极。混江湖不擅撒谎，必被讥笑为笨蛋。至于名实分离，江湖混混们习以为常，江湖人从不因说辞不一、前后矛盾而羞耻。在面子制度的语境中，面子撒谎不代表实质性的恶意，只代表面上和面下的，要分开来处理。这一切，源自面子制度的压力。

　　名实分离以治国大事最富代表性，说一套做一套的谋略，与面子做秀有关，能够忽悠人，裹挟正义的名义。

　　古代战争征伐之前，通常要发布战争檄文，以正义的名义公布战争的理由。敌人一概犯下滔天之罪，我等一概义愤填膺。实质上，观乎人类战争原因，无非环境安全、资源争夺、殖民主义和个人霸业。倘若有人公然声称为一己私利，悍然杀戮异族，属于师出无名，惹起公愤，从技术上说增加战争对立因素。所以，名实分离——将正义的名义从非正义事实中分离出来，演一出“双簧”给不明真相的群众看，倒是一招高手。一裹挟愚民出征，二不授舆论口实，三减少战争成本和抵抗。

　　譬如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名义为秦二世胡亥篡夺太子扶苏帝位，理该匡扶正义加以诛灭。这样的理由，无疑理直气壮。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揭短，少年陈胜已有江山野心，并以陈胜语录“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和“苟富贵，毋相忘”为证。皇帝他做得，老子做不得？但是真话不能明说。情急之中，陈胜搞了名实分离，没拿“老子当皇帝”做幌子，深知此口号不会有追随者，而是凸显秦二世残暴无道，号召众人匡扶太子正统，“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其实，整个西汉演义不关秦太子扶苏啥事，“失期当斩”也罢，“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也罢，都是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自己的说辞。欲望，被隐藏在名义之后。

　　名实分离，乃是基于个人名分的面子制度之必然。在此情形之下，所有名义皆不可信，真相又不外露，遂有做人城府这一概念。在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过程，交流沟通的过程，甚至劳动合作的方式，如何由名义而事实，如何由形式而内容，如何由现象而本质，互动变得十分困难。

　　逢场作戏

　　阳货拜见孔子，孔子讨厌其为人避而不见。为不违于礼，孔子特意派人去打听，趁阳货不在家时，前往登门拜访，以所谓还礼。阳府门前，不期阳货办事返回，撞个正着，孔子十分尴尬。

　　圣人乃逢场作戏之蓝本，百世之后延及民间，至明清江湖时代趋于鼎盛。

　　几千年后有一句经典俗语：“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个典型情景可见于许多戏剧，譬如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第四场《智斗》，典型地呈示了“双语义平面”挤压的夹心层：

　　唱腔

　　刁德一：这个女人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呃）刁，一点面子都不讲……

　　阿庆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对白

　　刁德一：哦，这么说新四军伤病员都走了？

　　阿庆嫂：都走了。你把个沙家浜里里外外搜个遍，也不见一个。

　　……

　　一段对白，合着一段唱腔，穿插进行，用以展示场面和里子的双面互动。正反两个对手，一个要将新四军伤病员问出来，一个要将真相搪塞去；中间一个胡司令，傻乎乎全未听懂，一个劲地责怪自己的参谋长不买账。对白絮絮叨叨，套话应付，唱腔则表白心机，相互暗中较劲。

　　撇开战争背景，这是一个江湖日常应酬、相互探底的典型范例，一个逢场作戏的蓝本。它之所以经典，源出于展示逢场作戏文化的精髓，而不仅囿于20世纪40年代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内涵。“智斗”之智，乃在于巧用面子，逢场作戏，在历来商战、政争中大量充斥。

　　范例是对共性的浓缩。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偶尔葫芦里卖一次药，偶尔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总在卖药，总在装糊涂，老江湖们几乎变成开药店铺子的，货色千变万化。嘴里滔滔不绝说的尽是垃圾，心里藏着、掖着要害。只偶尔，露出一字一句，精义暗示给你听，既让你明白，又不让你认为是他说的——“我没说过，我啥时说过？”要的正是这种效果。生活中，若要学习阿庆嫂“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的真功夫，便要先在垃圾话语中，挖掘有价值的碎片。这是在中国做人、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做人的艰深费力之处。《智斗》一场之成为经典，在于展示近代面子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展示逢场作戏的真谛，它因触动观众集体无意识而备受欢迎。

　　面子制度下的逢场作戏，与名实分离密不可分。若以资深程度比喻，名实分离是小学，逢场作戏是中学，弄虚作假是大学。专业都是江湖。

　　江湖逢场作戏，原本源于做面子和撑面子，即拉场子、捧场、做门面。明知自己或对方达不到面子高标准，故意伪装一个“高姿态”，赠对方一个高帽，以虚拟地迎合面子标准。于是，演戏应运而生。所谓演戏，包含的基本技术就是面子术语“做”、“撑”和“装”，就是假象制作。江湖人逢场作戏居多，油腔滑调居多。所以，江湖社会总弥漫着一种装腔作势氤氲，没有一定的智商，很难如鱼入水，畅游其中。

　　譬如，手机在中国就是一个很有江湖意味的道具。手机与江湖人有天作之合，只因江湖人骨子里属漂泊者，生活走来走去，行踪不定，手机正可派上用场。围绕手机，产生了许多逢场作戏的文化。譬如将手机倒扣于脸盆屏蔽信号，或者干脆开机状态下取下手机电池，既不显示关机，又不在服务区内，既可以躲避也不授人口实，令呼叫者无可奈何。手机来电，若是追债、求情、老婆查岗之类麻烦事，你不接听，随后必有麻烦。下次见面，情面如何过得去？所以，一定要逢场作戏，靠即兴发挥的假话缓冲紧张——东北人说“忽悠”，福州人说“满说”，上海人说“捣浆糊”。编一堆瞎话，撒些无关痛痒的谎——譬如忘带手机、正在开会云云。只要属追债、求情一类情景，对方也知道你撒谎，无奈之下也予以接受。不接受又怎样？无非大家反目。反而，你撒谎有利于保全他的面子，不是不尊重他，而是粗心和疏忽。若戳破真相岂不是拂他面子，大家下不来台？故而大家心照不宣，该追债的继续追，该求人的厚着脸皮求人，该躲的继续躲。就像一场战争，攻者继续攻，守方继续守，看谁坚持到最后。

　　大部分演戏带有程式性，像民间戏曲一般拥有相对固定的台词和脚本。中国人常说：“舞台小社会，人生大舞台！”做戏与做人一脉相承，这也是中国民间戏曲发达的社会基础。但凡某地逢场作戏文化繁荣，地方戏曲必根基深厚。从严格的逻辑关系上讲，前者未必是后者必要条件，却肯定是充分条件。逢场作戏文化促进了戏曲生活，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滋养。

　　晚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初到中国，惊诧于中国人的演戏本能无时不有无时不在。譬如，两人吵架，旁边分明无人，当中一人偏要转过身来，指着周围一个空地方，口中念念有词，大声叫道：“你，还有你，大家都听到了，这可是他说的！”仿佛周围真有证人存在，仿佛他不是自己，而是戏里某个角色，仿佛台下黑压压一片观众。①这种情景，现在渐渐稀少了，真正是改革开放消灭了这种性格。仅仅在三十年前，在作者少年时候，仍时常看到成年人如此装腔作势。

　　演戏的核心是程式，尤其是脚本和台词，这种程式与传统戏曲一脉相承。生活就是戏，戏就是生活。生活里演戏与戏里演戏，不可能断绝关系，面子文化与戏曲文化一样源远流长，甚至比戏曲艺术更久远，对戏曲艺术影响颇深。不管面子影响戏曲多些，还是戏曲影响面子多一些，二者相辅相成构成艺术社会学的互动是毫无疑义的。每当戏曲角儿一身行头上台，“哐切”甫一亮相，十足地有面子，台下叫好声一片，既为演员的做功喝彩，也为有面子的感觉称赞，那一瞬间浓缩了面子文化的精华，是面子痴迷的集中体现。

　　“亮相”和面子，都牵涉人的脸。究竟是“亮相”继承了面子，还是“亮相”启蒙了面子，只有戏曲史家才可考据。然而，二者共处一条演戏生态链，是面子文化不可分割的元素。演戏源于面子，面子源于名分，名分源于礼教。

　　生活演戏的脚本，源头来自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古人向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各种行为都有程式和脚本，不可随意篡改。儒教千年熏陶，遗存的不仅是仪节，同时还有形式主义的思维定势。儒教衰亡后，演戏的剧本不再囿于残存的儒教，也可以改作其他新教条。套话、官话、官样文章仍不绝于耳，内容与儒家没关系，譬如某某主义、某某精神，模式源于儒家。“文革”时代“批林批

　　孔”——已经开始批判儒家了，报刊社论仍是科举八股。换言之，以儒家的方式批判儒家，无非一场笑话。

　　逢场作戏的程式和脚本，不囿于儒家“三礼”，可以是任何时尚和主流规范。

　　中国最小的逢场作戏是寒暄。“寒暄”这个词，本身具有演戏意味。两个熟人街头偶遇，大抵会应酬，不像外国人见面“哈罗”一声完事，若是两个男人，还要掏出香烟，倚着墙角对吸，消磨功夫。寒暄即是应付，并无知心话。中国人很少在街头说知心话，大多是逢场作戏，事先编好了台词——好久不见/混得怎样/老人还好/孩子胖了/有空来玩/啥时聚聚……应酬的话语，都是陈词滥调，却不能不说。这是台词，是寒暄的礼节。这个仪节暗含一种表态，互相留个情面，认同这层关系。如果不再想留情面，不认同旧关系，寒暄就可省却。

　　中国的逢场作戏是面子制度的产物，面子制度相当于西方社会角色体制。可以说，面子是中国式的角色体系。世界上任何角色体制分裂后，都可能导致逢场作戏。中国面子敢称世界第一，若延伸到演戏，戏子精神未必敢称第一，只可称一流。论及此，美国社会不遑多让。此处将美国演戏做一借鉴，以比较文化的观点探求演戏的共性。

　　美国人没有礼教，但是拥有强制性的价值规范——资本的专制和形式主义的个人主义，偏执的个人独立观和游戏式的两党政治。这些东西形成的游戏规则，个人不论认同与否，都要遵照执行，还要假装出热爱与执著。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去美国生活，能感受到类似的舆论专制，自由名义下的不自由感，以及权力的压迫感。价值规律的压力，是演戏的根源。

　　美国人，小到白领求职面试，大到总统竞选，都演戏。譬如就业指导书籍通常强调找工作要善于夸大其词，适当吹牛。按照一般规范，美国人求职默许吹嘘，可以适当夸大。一般先摸清公司底细，然后刻意装扮自己是公司急需人才，面试时表演一番。考官问：“会开车吗？”“当然！”“会打字吗？”“当然！”不妨先应承下来，然后现学。

　　吹牛是演戏的一种，即表演一个比自己更有能力的角色。环顾世界，几乎所有移民国家都或多或少流行吹牛性格，即演戏文化。吹牛是移民社会不可避免的传统。在中国，是混子；在美国，是牛仔；在日本，是浪人；在欧洲，是骑士。在中世纪农耕社会，人民定居一地，朝夕相处，知根知底，连隐私概念都不存在，更不用说吹牛了。近代以后，伴随工商化进程，人民开始大肆迁移，移民格局逐渐生成。移民之间了解不深，在交易中留下虚提信用的空间。吹牛作为一个技术惯例，借以展开各式各类逢场作戏活动，并被默许、吸收进社会交易体系。

　　好莱坞的商业娱乐片，也属这方面典型。本来无非渲染暴力和色情，刺激观众胃口，却要编造主人公维护正义、英雄救美人的苍白故事。这也是名实分离，逢场作戏。

　　至于总统竞选演说，更无几句实话。候选人台上口若悬河，絮叨的都是台词，多半与真想法不相干。竞选班子先做民意调查，自此基础上设计演讲稿，诓选民上当，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譬如，2004年总统大选，克里当参议员时曾投票赞成布什出兵伊拉克，一旦着手竞选总统，态度180°大转弯，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原因很简单，做参议员代表利益集团的声音，竞选总统代表选民的口味。他竞选失利的原因，或许与两面派脱不开关系，选民们认为其不可信。无独有偶，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参议员，起初主张巴勒斯坦单方面立国，后来为争取犹太人选票慌忙改口，狠狠威胁说：“如果巴勒斯坦单方面立国，就给它颜色瞧瞧……”前第一夫人想干什么，只有天知道。

　　美国这个典型的吹牛移民国度，其价值体系不仅认同日常社会的演戏，而且还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在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戈夫曼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被奉为经典。按照戈夫曼自己的说法，该书主题在于“如何管理自己给别人的印象”，用中国话说，就是教人如何做面子、演戏。也就是如何装扮自己，给人以假象，诳人上当。演戏在美国，不光合理合法，居然还有理论，令人大开眼界。这是美国演戏比中国还要高明之处。

　　但凡演戏，都有规范与事实的冲突，这是名实分离的起源。只不过各国规范不同，演戏也不同。

　　美国人演戏的根源，是基督教传统信仰与极端功利主义之间的紧张。基督教是美国人的精神名片，是名义上的价值主流；而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实际上的主导价值观。美国人从近代走向现代过程中产生了精神蜕变，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取代了基督教的核心地位，但是基督教的正统地位依然被保留。功利主义者掏空了基督教的价值内核，保留了基督信仰的空壳地位，从而产生了美国式的“名实分离”——基督教正义与极端功利主义的分离，导致美国人在公共领域里逢场作戏，特别是涉及信仰和价值领域演戏，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人演戏囿于信仰和职业能力这两块，不似中国人演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从这一点上说，美国人演戏容易看透，但凡涉及“耶稣”、“正义”、“人权”，不轻信便是。或者拿起鲁迅“推背法”，从反面推导真相。他说耶稣就是亵渎，他说正义就是贪婪。

　　弄虚作假

　　逢场作戏往前走一步，便是弄虚作假。这一步乃是诉求真利益，譬如，钱与权，不再是演戏务虚。

　　有一座小村庄，几个村干部早就盯上村里砖瓦厂欲据为己有。1995年，国家鼓励农村集体企业改制，建立村民股份合作企业，此乃天赐良机。几个村干部遂趁机向村民们“宣传”上级政策，然后做一个假账，超低廉价地将砖瓦厂变成自己名下的合伙企业。捞到好处后，年底尚可向上级写总结汇报，又成了“推动改革”“办实事”的政绩。

　　演戏一旦存心蒙人，诈骗牟利，就变成做假。因循逢场作戏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做假也戏味十足，与演戏难解难分。演戏和做假，既相通又相异。演戏要假戏真做，做假也要借助表演，二者密不可分，不过它们有一道楚河汉界——利害关系。演戏无关乎利害，只关乎面子应酬，是逢场作戏。戏是艺术，艺术则无关功利。做假绝对关乎利益，利益是做假的动力，做假是谋利的手段。逼近利益的演戏，便是做假；无关利益的做假，才是演戏。

　　做假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官场和商场。在朝为官，对上虚报政绩，掩盖过失；对下编造税名，强行摊派。这已成为历代官场的老大难。做假导致官方的社会统计数字丧失信度，朝廷决策丧失依据。譬如，《二十四史》里粮食、人口、耕地数据，不少地方前后抵触，许多官员根本不调查当年粮食、土地和人口变迁，而是抄袭上年数据，稍作随机增减。

　　当代也有许多种假执法，一些投机钻营的官员，借执法之名行敲竹杠之实，四处敛财。一些地方的交警、路政、计生、工商、税务、城监皆不乏其例，一旦贿赂到手，就网开一面。一个交警私下里透露，他没钱就上公路提款。依他的说法，公路就是他家提款机。一次，一位倒霉司机只塞了100元给他，他装腔作势嚷道：“你把‘政府’看成什么人，就这么容易让你糊弄？！”司机再加100元，他不吱声了。假执法的腐败问题，当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每日浏览媒体，也知情形不轻。

　　做假已经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问题，反映了社会运行的裂痕。

　　当代中国的做假，已至无以复加地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每天看到的、经历的、听说的、从传媒获知的造假案件，像洪水一样汹涌袭来。曾有一段时间，作者不敢读媒体造假报道，实在骇人听闻。譬如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每期看后心惊肉跳。

　　这里摘一段《杂文报》说假账：

　　面对假账泛滥，财政部会计司高一斌处长痛心地断言：中国的会计造假水平已达世界一流。对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总理指示“挤水分”。假账成为公害，恐怕没人否认这一事实。股市虚假报表，东方锅炉、蓝田股份、大庆联谊、广东飞龙……去年底财政部查了100家国企，81家虚列资产37亿，89家虚列利润27亿。审计署1999年查出，12个省国税系统违反税收法规金额93亿元；水利建设资金挪用30亿元；工商银行系统和建设银行总行及19个省市分支机构资产负债普遍不实；73家国有企业损益不实，国有资产流失70亿；18户企业假破产逃废银行债务19亿元，假账比比皆是，没几家企业、没几个地方敢说自家账清白，敢让人随便查。

　　以上是官场和商海做假一瞥，然而，做假岂止限于官场商海，“全民做假”当属另一番景象，有深圳作家王四四文章《我们现在还相信什么？》为证。这是一份令人窒息的文字。窒息，因为赤裸裸的真实，严重到让我们质疑生活的意义。读罢这篇札记，作者将原先精心准备的一手素材大都放弃，权用这篇充实的杂文举证：

　　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潲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于是边吃边看电视。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回家路上，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博士硕士文凭是真的，但论文是部下写的，部下还要麻烦更下面的人写一些部分，所以花了些钱，打印稿上有他的笔迹，你不能说他买文凭吧；新闻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话不是那个人物说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书是真的，但汇编还是著作闹不清；论文是真的，但好几个署名中哪一个是真的作者闹不清；档案是真的，但有好几个出生年月，哪一个是真的，闹不清。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假的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没法编出来的情节。然后是假文凭、假档案、假广告、假名优、假新闻，以及二百八十块钱一个的“中央军委”和六十块钱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这些东西资本主义那边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后是假数字、假政绩，这些玩意还没听说人家有，想辩解一下还有点难，得注意了。

　　阅毕，作者无言。做假泛滥至极，已经成为一些中国人性格之一部分。以名利场和市井社会为舞台，塑造了许多谎话人物。这些人多是江湖大小混子、老油子和滚友，数日数月无几句实话，满口尽是谎言。按武侠文学说法，类似《鹿鼎记》里韦小宝。依媒体所作各类“金迷”调查，韦小宝位列金庸小说最受欢迎人物前三位。金老先生塑造韦小宝这一形象肯定不是诲淫诲盗。但事与愿违，韦小宝反而成为大众情人，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的江湖化高度关联。

　　做假泛滥，直接原因是社会监管体制失范，社会控制力下降。五百年来，经历数次社会转型和频繁的社会变迁，正式规则体系始终未臻成熟。转型愈频繁，正统主流体制愈脆弱。只要正式规则不稳定，行骗便大行其道。江湖具有做假基因，做假源于演戏，演戏源于面子，面子则源于儒教文化传统。

　　当世间万物都戴上面具，面具价值渐行压过真相，真相的意义就日趋渺小，甚至渐渐地变得毫无价值。当人们的生存无法依托真相，必求助于假相。求助者，先学习辨认假相，然后学习制造假相，此为弄虚作假之源头。当真的价值日渐式微，假便成唯一的依托。 　　

历史流变中的面子

　　面子是中国社会的特色，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与世界面子相同之中有不同。它分化为目的型和手段型。

　　目的型面子是古典面子，它与中华文化与生俱来，有“上下五千年”文化，便有五千年面子。手段型面子是近代面子，也是江湖型面子，诞生于近代中国江湖化背景，寿命不过六七百年。

　　“面子”一词是口语，属于白话文范畴。在元杂剧及明清通俗小说以前，中国古典文献均采用文言体。因此，即便“面子”一词可能出现于元明社会之前，也不会在文言体文献中大量存在。所以，源头不易查找。不过，面子并非无源之水，中国也不会一夜之间生出“面子”说法，面子背后拥有的社会机制和文化体制不会一夜之间突然降临，它一定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仔细分辨古典文献的文言文，与面子的概念最相当或接近的语词应当是“面目”和“脸面”。

　　《史记•项羽本纪》写道：“且藉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这里“面目”相当于面子的含义，等于今人说“没面子回老家”。但依今人标准，它比面子分量略重。除《项羽本纪》外，《史记》在《吕太后本纪》、《齐太公世家》等七篇都用到“面目”一词，“面目”在汉代已明确包含自尊和尊严的含义。这是面子的古典含义，即目的型含义。所谓目的型，即只作人生目的，不当行事手段。

　　作为文言词的“面目”，与“面子”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根本区别。相同之处，二者皆以“面”借代人格，来描述个人的尊严。不过，中国的面子在秦汉上古时期，并未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特殊品质，皆属于寓尊严于脸。以脸比喻尊严，在世界文明中并无特殊之处，例如英国人说“lose face”，face也是“面子”，同样“以脸代尊严”。

　　古典型“面目”或“面子”有一个根本特征，就是目的化，而非手段化，只当做人生目的，不当做交易手段。也没有那么系统化、复杂化的操作。现代型面子的特征是手段化，类似于买卖，我给你一个面子，你还我一个人情，具有交易行为和交易制度。所以，“面目”的“以面代人”古典模式，只是中国面子文化发育的初始阶段，从世界范围看，符合人类社会心理一般规律。只有现代型的面子，才算得上中国社会的特产。

　　从古籍文献资料看，在贯穿秦汉至明末清初的一千多年里，“面目”的使用占据绝对优势，是主流话语。明清之后，文言文本依然使用“面目”而不用“面子”，譬如明朝人宋濂著《元史•列传第二十六•朵而直班》：“唐其势怒曰：‘御史不礼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见人耶？’”又如清代平话小说《杨家将演义》第四十七回：“宗保大怒曰：‘不戮此蛮类，何面目见天子？’”都是“面目”古典用法。

　　与“面目”使用同时，“脸面”与“颜面”也大行其道，含义随语境略有差异，但大同小异。如《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贾政道：“若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此处说“颜面”，不说“面目”。然而《红楼梦》用得最多的是“脸面”，在一百二十回本中，至少有十六回说到“脸面”，不少章节反复出现多次。

　　文字学上，“面目”是多义词。作面子解，只是“面目”的引申义。“面目”直解脸、眼，一般通指五官。在古典阶段，虽然“面目”的尊严含义的语词频率要大大高于本义（五官），但是本义也时常出现于文言文献，例如“面目清秀”、“面目和善”等等，偶尔还出现另一种引申义——真相，还事物本来面目。

　　时光流转，光阴荏苒。到清朝后期，在主流文献上开始出现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预示着“面目”本义和引申义的分别，“面目”作为类似“面子”的尊严含义逐渐淡出，面目的本义——即五官面貌重新回归，占据上风。譬如，清代曾朴著《孽海花》，全书共四章出现“面目”，都指五官面貌而非面子。后来，随着语言的分化，尊严含义的“面目”渐渐淡出公众语言，新的“尊严”概念——“面子”登上舞台，进入主流话语和价值体系。这一进一出的交替，标志面子文化制度进入新的成熟阶段，演变出独特内容。

　　清末以后，面子现象由古典时期进入现代时期，由目的型演变成目的—手段混合型，由原本纯粹的价值观蜕变出工具性，产生了手段型面子的操作规矩，以及手段型面子的话语载体——“给面子”、“还面子”、“赏脸”、“捧场”、“踢场子”……从此，面子操作就从目的领域延伸至手段领域，变成一种社会互动的技术体系，并与人情制度、关系网络融于一体，共同建构了关系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正是中国社会的江湖化过程。现代型面子的生成，是近代江湖化进程的一个侧面。

　　清代以后，“面子”不仅替代“面目”的原有内涵和社会功能，而且还衍生出超越“面目”的新内涵。“面子”与“面目”，一字之差，含义却扩展许多。如果说，“面目”仅牵涉尊严的伦理取向，那么面子不仅部分继承它，而且还进化出一套工具性制度，发育出一套操作手法和专用术语——卖面子、做面子、死要面子等五十八种。这些专用术语不能替换成“卖面目”、“做面目”、“死要面目”和“给面目”，显示出其内涵已经更新，标志着新“面子”崛起，和相关文化机制的整体转换。

　　那么要问：面子一词究竟何时出现，如何发展，最后在清末全面取代“面目”的？

　　以正史为样本，从《二十四史》查寻到的最早出现“面子”文字的是五代（后晋）时期编撰的《后唐书》。《后唐书•张濬传》载：“张濬出军讨太原，杨复恭奉卮酒属濬。濬辞曰：‘圣人赐酒，已醉矣。’复恭戏曰：‘相公握禁兵，拥大旆，独挡一面，不领复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从上下文看，这面子与现代面子相通，既有荣耀之意，又有工具性授受行为。其中，张濬“圣人赐酒，已醉矣”一句——圣人赏赐美酒，未饮先醉，现在称“戴高帽子”，满口恭维地婉拒对方，反映时人已熟练运用双关语言逢场作戏，耍“太极功夫”。

　　但是，我们无法断定五代时面子体制就已经产生，因为自《后唐书》之后，接下来“面子”在经典史籍中很少出现，显示“面子”萌芽与“面子”制度尚有天河之遥。不仅是严肃的史籍，即便由宋人编撰、专收汉魏至宋初野史、小说、异闻、笔记的类书《太平广记》，亦无“面子”一说。小说是民间生活的窗口，是世情的晴雨表。一般而论，若民间有“面子”，则小说极可能有“面子”。若小说无“面子”，虽不能说民间无“面子”，充其量也只能说很少。至元明清，通俗小说诸如《水浒传》、《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章回小说中也都未出现“面子”，它们依按文言文传统，用“面目”、“脸面”或“颜面”表达类似含义。然后，至《红楼梦》的写作年代（1750前后），该书第五十二和六十五两回，王夫人与薛姨妈的对白两次出现“面子情儿”，始有“面子”二字。譬如，第五十二回薛姨妈道：“真个少有，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这个“面子”，其内涵是礼俗意义上的规矩、形象、人情的混合物，与现在的“面子”含义基本沾边，但还不完全吻合。

　　从《红楼梦》往后，从1750年到清朝覆灭的1900年，这一百五十年间发生了“面子”语汇使用的大爆发。譬如，在清末以《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谴责小说”中，面子语汇的使用达到了泛滥的地步。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例，该书七回讲到面子，譬如，第十九回：“有了银子，就有面子”，简直是现代功利主义面子观的宣言。而另一部小说《官场现形记》，其中面子话语的堆砌达到无以复加地步，全书竟然共166次说到面子，涉及大部分当代面子的操作手法和情景，譬如，讲、顾、要、给、留、卖、看和靠等等。

　　民国以来至当今，面子话语普及程度已尽读者所知，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亦成为江湖化结构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面子语义的革命性转变出现在清朝末期，这种转变表面上看是以“面子”代“面目”的语词替换，实质上反映了面子价值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转变，和转变背后的更大背景中国社会结构的江湖化变迁。

　　制度江湖化的本质，就是从传统的家族社会出发，进行脱宗族化、迁徙化和移民化。反映到价值观，尤其是尊严与自尊价值，中世纪以前的“脸面”蜕变为近代的“面子”，内在的尊严蜕化为表面的虚荣，虚荣进而蜕变为交换媒介，尊严外化为交易工具，被整合进江湖制度，以适应移民社会的利益交换和组织结构。这种工具性蜕变，实由人地紧张、人满为患、大举移民和游民泛滥的格局所催生。

　　人感冒时便会发烧，发烧是人体的一种病理性适应，是机体借升高体温，抑制病毒在体内繁殖，以牺牲局部利益维护生命总体利益。病理性适应破坏正常适应秩序，所以发烧肯定使人体感到不适——头晕、恶心和痛苦。

　　以面子制度为代表的江湖文化在晚清时代骤然崛起，相当于中国社会对近代移民格局的一次文化病理性适应，以病态的社会结构去适应无政府主义的风气和游民泛滥的格局。要注意的是，这种适应至今仍在进行，转型尚未成功，适应还在继续，不适、愤懑、隔膜、猜忌、压抑、恶心……还在延续。俗语“打肿脸充胖子”是面子的形象化解读。肿是病理，充胖子是用病理充生理。病理虽有害，却不乏其价值。以此为鉴，今人检讨江湖也要一分为二，看透弊端背后的益处。假如没有面子文化，没有江湖，近代中国也许早已消亡了。 　　

后记

　　1958年，人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出版了《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该书详细地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Montegranesi中普遍存在的利己、家庭本位和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称其为导致贫困的“贫穷文化”。村民们甘心做“家庭的囚犯”，只想最大限度地去获得一些即刻的、眼前的现实利益报酬，没有人愿意增进乡村或公众的利益。班菲尔德解释，社会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族主义”，他称之为这个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族主义”，又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形成恶性循环。班菲尔德强调“非道德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部的力量”。

　　我想说，中国江湖文化类似于爱德华·班菲尔德书中描述的意大利南部乡村“非道德性家族主义”文化及其制约的落后社会。本书中，我的结论与其惊人类似：社会结构因素（人口与制度矛盾）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非道德性泛家族主义”江湖，同时江湖内化了国人的心灵，以其破坏性制造、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贫困，形成中国近代贫困的恶性循环。在意大利，这种文化孕育了黑手党；在中国，这种文化孕育了江湖。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江湖的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它是社会转型大潮中淘出的沙砾。很可惜，这是一盘散沙。

　　此书脱稿后，作者摘少量章节张贴于互联网，有读者误认作者为江湖隐士，更将本书比作清末李宝嘉《官场现形记》；还有读者欲拜作者当“老大”，修研江湖术，令作者啼笑皆非，深感互联网上江湖情结泛滥成灾。如果单看互联网，毋宁说中国是一个江湖化国家。《官场现形记》与本书没有可比性，想看故事的人没准会对本书失望。然而往深远打量，彼此之间那样不同，一个是反思，一个是暴露；虽同系草根社会，诉求大大不同。作者坚持：一个江湖国家不能回避对江湖的反省。

　　著名学者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有高论：史学是历史记录和历史哲学的整合。有哲学而无史实属天书，有史实无哲学是“官场现形记”。所谓现形记，不免流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价值立场游移不定。

　　作者这里自称“草根”学问，诉求一种“公民读本”，从草根层面探究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而不是从官学形态探讨中国的“真相”。所以，作者选择胡适、唐德刚的“启蒙体”，还有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费孝通（《乡土中国》）的“通俗国学”为榜样，务求深入浅出，务求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所谓深入浅出一概出于本土诉求，深也因草根，浅也因草根。至于是否有启蒙作用，作者不敢自诩，仅以此为自励和鞭策。

　　童年时，我便与本书有缘。

　　不是说我的环境很江湖，倒恰恰相反，它很不江湖。读小学遇到“文革”，学业勤勉，成绩也不俗，常常就引出一种故事情景。但凡沾沾自喜之时（譬如学业期末，一纸成绩单在手），常遇到如此这般：一圈人围着，左边人夸你好，右边人泼冷水，大放“读书无用论”厥词——“成绩好有鬼用，到社会一钱不值”……幼稚的我，如云里雾里，神情茫然。所以，自小我就接受一种二元知识观——书本知识vs社会知识，二者互不相干。具体说：做学生的，要想被人夸奖，去啃书本；要想混世，去学社会知识——抽烟、赌博、拜把子、结死党……简称“社会上的”。当中的奥妙，非一般孩童可以拆解，譬如书本为什么不敢说社会真相，社会为什么不愿渗进书本，这鸿沟怎样形成，大人们也说不清。问题是我提出的，既然大家都说不清，这就等于我自讨一道使命，争取将来有个话语权，尽力说清楚。

　　这一道自不量力的使命深埋于潜意识，只偶然想起。以后的岁月，忙于学业和谋生，这破“鸿沟”早已抛至九霄云外。“文革”中，先学提琴，巴望参军或者招工，进文工团混口饭，逃避上山下乡；后来赶上恢复高考，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鸿沟的问题，与我渐行渐远。不过，后来听说当代人文学者许多出自78级，不知这78级与勤思考是否一种缘分，这是后话。

　　不过，抛至九霄云外的潜意识，风筝线仍拽在肚里。

　　我这一辈所谓“60年代生人”，时值社会反复动乱，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动乱，是对体制反复变革、振荡、冲击的耐受，长期处于无所适从的矛盾心态。这看起来可能是坏事，说不定也是好事，因为世事变幻看多了，累积对体制内在结构的体悟，以及对体制变革趋势的敏感。就以我个人为例，半生经历了家族中的礼教残余，读书后经历集体主义时代洗礼，工作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制度转型，一切公开的社会体制冲突都遇见过了。三十而立后，因生活所迫下海了，还要混迹、周旋于江湖……回头看，这简直就是四种社会体制。一个人仅仅在青春期短暂瞬间，就经历三种以上的体制变革，头脑简直发晕，真是十分不幸。然而，这究竟是一种苦难，还是一种机遇，很难说得清。管制我们的制度框架如此急速地变迁，今天向左，明天向右，规矩多变，世事无常，令60年代出生的人们无所适从——既无奈，又多疑；既接受一切，也怀疑一切。唯一得天独厚的就是能身处社会转型中琢磨制度转型。近水楼台先得月，历史上没有一代人能够经历如此之多的制度动荡。无论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还是清末民国，都没有形成过四种社会制度成分混淆一处，如此难于应付。

　　十年前一次邂逅，拾回了忘却的记忆。1995年，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先生来大陆讲学，赠我台、港“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论文成果汇编十数卷。这套丛书对我启迪之大，在于它凑巧试图解答我心底的困惑——用“书本上的”研究“社会上的”，努力使二者贯通，弥合鸿沟。当然，这可能只是我心有灵犀之下的片面读解，是否“中国化运动”原意并不了然。但是它在效果上相当于贯通中国书本和社会，激起我莫大兴趣。书本和社会的裂隙，我历来认为是近代以来中国的麻烦事。

　　换个思路说下去，中国读书人向有读闲书、杂书、禁书、野史传统，文人们逮着《金瓶梅》、《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爱不释手，私下传阅……简单的原因就是真。“文革”期间，甚至《第二次握手》、《少女日记》都广为私下流传。正经书本腻味儿，漫天假话、套话，不契合社会；而闲杂书、禁书反映了社会背后真相——包括无耻的真相，所以读书人爱读，兴趣甚于正经书。我原不关心“西方学术中国化”，以为那是象牙塔里的玩意儿，但我长久以来关心书本与社会的鸿沟，这就与学术中国化内涵“搭架”了。所谓学术中国化，就是关心中国社会的实际；说得更专业些，就是希望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叙述体系。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其内涵小于社会制度，这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

　　自然科学的内涵大于社会制度，其性质超越国界、超越文化。而所谓社会科学的规律，不过是特定社会制度下演绎出的特定惯例和模式，人们将这些惯例称之为“规律”。它是有条件的，局限于本民族社会，实际上它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物理学的规律，从上海坐飞机到洛杉矶，升空前和降落后始终不变；而所谓社会规律，一下飞机就变了。上飞机时，亲戚免费送你到机场，奉送礼物价值不菲；下飞机时，亲戚接机可能要你掏汽油费，吃饭自己埋单。再说大一些的例子，譬如经济学上提高银行利率，有利于降低房地产投资热度。仔细一看，这一“规律”仅相对于彻底市场化的、充分竞争的金融制度而言（依照边际效用学说和一般均衡理论），尤其是相对于开放的投资制度而言；一旦离开市场经济制度，这便是傻话、废话。当然，社会规律跨越不同社会制度后，并非完全失效，也可能是此一部分失效，另一部分有效，因而具有一定借鉴性。

　　长远来说，要构建一种针对中国文明的解释系统，只能先构建独立的叙述模式。换作托马斯•库恩的哲学概念，叫做建立“范式”，即从草根生活提炼一套特殊的概念体系，砌筑一种针对性的解释系统。

　　五百年来，尽管中国社会不断经历制度转型，但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社会共同体，性格和特色十分鲜明，一切照搬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对之分析都显得勉为其难——背后的制度背景不同。这既是常见的“隔靴搔痒”式尴尬，也是近代以后中国书本与社会断裂的原因。其实，回想起来“四书五经”与唐宋以前古代社会原本没有鸿沟，鸿沟是近代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后形成的。毕竟，现代学问大多来自西方，内含的语言、语境、定势都来自西方。直至今日，也未见一部西方社会书籍能囊括中国的基本现实。我说句大实话，不少西方社会学书籍近乎天书，具体内容大大不契合中国实际。今天读完社会学课程，明天肯定不能到社会应用，必须经过一些实际变量的转换。但是，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西学可充作借鉴，其基本原理对研究中国具有良好的参照意义。在本书中，作者就试图移植了霍曼斯、布劳的社会交换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还有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假若没有这些西学依托，作者自认为很难理解关系、人情、面子、死党以及混，这些草根范畴的深刻社会意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持使用关系、人情、面子、死党以及混这一类型的中国概念，吸收西学，然后回到中国社会的草根处，这是本书的思路。至少，它不让我们觉得中国现象太过于纷纭杂乱——“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对此，作者十分感谢杨国枢先生编著“人文科学中国化丛书”的启迪。

　　将手伸进靴子，痛痛快快地挠挠，是我十年前对中国社会学的最大兴趣。1995年，我本人就在“靴子”里挠起来——短暂地“下海”从业于一家房地产公司。房地产，这号称中国最“江湖化”的行业，就成了我观察实际社会规则和惯例的窗口。以此为起点，研究草根的学问前后分作三段，我自己感觉就像啃甘蔗，从梢到根，越吃越甜。

　　这十年的成果，是深入调查、思考了两个小城市样本的主流社会，从而确认一个“江湖化假说”，或称“体制外体制假说”：这些地方在宪政体制之外，存在一个完整的不成文的惯例体制，控制着、或部分控制着地方权力分割、利益分配的运行。

　　这结论类似于吴思的“潜规则”，不过在我看来，又不止于“规则”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换言之：一种体制。说白了，它就是体制外的“体制”，或法外“体制”，或与体制对立的“体制”，或僭越体制的“体制”。怎么说都可以，就是不同于合法体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就是浸淫中国极深、无孔不入的所谓“江湖”，未意识到是中国社会江湖化的事实，未意识到是持久不衰的“武侠热”、“金庸热”，以及金庸、梁羽生、古龙在中国经典化、莎士比亚化……这一系列现象背后深厚的文化基础。

　　体制和体制外，换传统语言说，即“庙堂”和“江湖”，历来属于中国政治老范畴。中国自古称朝廷或官方为“庙堂”，称“庙堂”以外为“江湖”，泛指一切非政府组织，即今日所谓NGO。江湖，就是中国古代背景的NGO，古代的非官方社会。“江湖”作为古词，辞源难于密考，不过就作者接触的史料看，频密使用“江湖”第一人，乃是道家大宗师庄周。《庄子》中，大量充斥“江湖”用语，其意虽未完全契合现代江湖意蕴，但也相去不远，很适合做现代江湖始祖。熟读《庄子》的读者尽知，《庄子》向以鱼、鸟类动物行为借喻人生。若取近能譬，触类旁通，“江湖”（今日所谓“湿地”）作为动物的栖息地，无疑暗含着“政治体制管束外的一片自由自在天地”这一寓意。

　　《庄子•大宗师》：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鱼，即人；泉，即身边资源，暗喻家族环境和宗法制度；江湖，即自由栖息地；尧、桀即庙堂，正反两极端，囊括官方体制。言下之意：尧也好，桀也好，都无所谓，反正不想在官方体制里受夹寞。

　　一旦大道衰落，与其苟且偷生在官方体制之内，不如游离其外，笑傲于江湖。

　　金庸名作《笑傲江湖》的精神源头，便来源于此。武侠之所以受人追捧，也因读者文化背景来源于此。这便是国人的语境，国人对政治文明的体悟。

　　二千年前，庄子的“泉涸”是说着玩的，那是一种假设，意思是“一旦如此”；但也不能说不靠谱，泉水嘛，必有干涸那一天。果不其然，二千年后，一句“泉涸”终于显为谶语，时值明中叶至清中叶后人满为患，儒教大厦即将倾覆，“道统”衰竭。圣贤们搞得很晕啊，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真是回天无力。圣贤之道，历来好好的，怎么人口规模一上亿，就不灵了？合着并非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多灾！

　　从清中叶再往下看，紫禁城内控制的官方体制越来越萎缩，控制面积愈益减小，力道越来越弱；与之相反，体制外的江湖倒是越来越兴盛——天地会、哥老会、青帮、太平军、捻军、军阀、土匪等等近代“NGO”们层出不穷，直至肆无忌惮扩散至体制内，一个个江湖老大当上大都督、大总统、大议长，颠覆了合法正统，导致社会大面积江湖化。这是江湖的鼎盛时期，流氓当你的大老板，管你饭吃，管你死活，民众能不江湖化？回头看，谁敢说“江湖”这说法和庄子没有远缘？民国的大军阀们，真是“泉涸”四散，个个笑傲江湖，“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没有庄子，江湖可能不称“江湖”。当然，一定会出现江湖现象，可能不一定叫“江湖”，也许取名“浪人”、“武士”、“牛仔”、“骑士”、“吉卜赛”、“波西米亚”……不得而知。“江湖”二字真正带有文学修辞技巧，甚至带有一些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意般栖居”的味道。风景画般的描绘，美化了古典政治文化的破败、衰弱和崩溃，时常令幼稚的人们沉湎其间，梦里喊打喊杀，麻醉自己。流行的武侠文化更是铆足了文学修辞功夫，大量注入诗情画意，像鸦片一样将大量同胞卷入幻觉之中，径直变作乐观享受。这是什么？这就是摇头丸、白粉。看今日中文互联网，江湖语言已成范式，“马甲”、“大侠”网名横飞，有哪个网站不浸淫江湖文化？

　　关系、人情、面子和混这四样东西，是作者归纳的初步成果，它们组成了关系运作的一串链条。同时，它们也是当今“江湖”使用最频密的口头语。

　　关系网是作者研究江湖唯一可用实证方法的考察对象，其方法参考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的做法，即亲历某个关系网之中，采集样本和数据，得出第一手结论。我当时很难使用现今流行的问卷和采访方法，因为在江湖黑幕中，玩猫腻的当事人不可能傻到来公开来接受采访和问卷，甚至不让你轻易凑近猫腻儿，除非你愿意冒生命危险一试。正常情况下，你只能偷偷观察，装作不知，就像警察在卧底。这是方法上的难度，我想中国的江湖文化反省和启蒙，之所以迟迟未开展，取证难度可能是一大问题。懂江湖的不去写，写书的不懂江湖，这是个死结。

　　打开死结，作者能效法的只有用摩尔根方式，自己投身到关系网里——在酱缸里打个滚，然后记录酱油的齁味。至于说到关系网，作者尚有可能轻松投身其中，从内部观察它的运作；假如对于帮会或者死党，作者就根本无法做“卧底”。后者难度太大，其中还有出卖隐私甚至生命安全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一、知道了不能说，二、知道的也少。这是实话实说。

　　关系、人情、面子和混这四者，足够以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化的社会学著作。细读费孝通半个世纪前写的《乡土中国》，获益良多，就依样画瓢取名《江湖中国》。一来缅怀先生，二来特意区别于“乡土中国”，三来区别于学院派以儒道释搭建的“文化中国”。乡土中国和文化中国，都是中华传统的正道。而江湖中国是歪道，是游离乡土的游民群体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颠覆，其意义不比正道小。在中国，谁忽视江湖谁就吃亏，办不了大事，成不了气候。自古在中国，正不压邪是常事，所以做个严肃的中国人，这背后道理一定要挖掘。国人不能老是稀里糊涂，几千年了走不出怪圈，这关乎宪政在中国的未来命运。

　　中国人要反思民族现代化，绕开江湖那绝不可能。现代化，首先要从心理上反思自己的历史。拿江湖化当镜子，比照现代化，洞察现代化，总结现代化，这便是本书最初的意旨。

　　这年头，大量国民沉醉于江湖武侠，实在太小儿科了。很遗憾，爱读武侠的人还真不少。作者辛苦写江湖，不厌其烦，黑发写成白发，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

　　将江湖放进历史里解读，这是发现其历史真相的途径。

　　2001年，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个古籍书库，主要是古代经典文献，使我对江湖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江湖的种子，怎样萌芽，怎样生长，相关的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是什么，答案在一次次检索中始见端倪。

　　以五千年文明史和三千年文献跨度作坐标，此下三个词的起源意外地接近：“面子”起于明晚期，“人情”起于清前期，“关系”起于清末。明末至清初，或再放大一点说，大致算上明清两朝，从制度史或通史层面看，是中华古典文化的尾声，也是新时期启蒙和转型发轫期。再往后，古代文化和典章制度的地位和名声逐渐暧昧不定，甚至有时声名狼藉。

　　明清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什么”之重要，在于它导致了中国社会体制在近代的无声巨大改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偷偷转型，导致官方制度被架空、被僭越——事实上崩溃了；然后，社会转由一种“不成文法系”——江湖操纵。这“不成文法系”足以与任何官方体制呈鼎立之势，历经礼教、共和宪政、社会主义和新时期现代法制这四个正统的强悍对手，而无溃败征象。

　　它太大了，大到成为中国的累赘。

　　很快地，这一阶段告一段落，既留下一些线索，也留下巨大疑问。往后的路数更需要想象力，也离形式逻辑越来越远，使用假设越来越多。

　　回顾下来，这一阶段主要依赖两个逻辑要件：一、大量史料显示上述三个词汇发源于移民群体，尤其是游民社会；二、史家何炳棣所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中提供的经济史资料，该著论述了明清时期人口增长趋势，与古典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衰退，以及经济供给力破产的详细关联。

　　明代以来，国家土地开发日臻边际化，而人口规模在文化价值观激励下却不断攀升，二者冲突的交汇点发生两次，一次发生在明中叶偏后时期，人口攀升过亿，然后在明末战乱调节下趋于缓和；另一次发生在清乾隆晚期人口超过三亿，直接导致古典制度崩溃，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整个中国近代史悲剧的序幕，就发生在后一次期间。难道说，中华民族近代百年国耻与人口过剩、文化盛极而衰没有关系？难道仅仅归结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凌辱？

　　何著给我的最大震撼是引述19世纪士子汪士铎（1802-1889）所著《乙丙日记》几句骇人听闻的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一句话：穷得丁当响了；两句话：人口是土地之“癌”，失控了。

　　当代人健忘，类似的丑闻奇闻在清晚期不绝于耳。譬如光绪二年“丁丑奇旱”，仅山西一省饿死逾百万，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当时消息闭塞，消息传至朝廷已是第二年。

　　想想真奇怪，五千年文明啊，如何最后竟落得全民素质不如立国二百年的西方新兴国家。几千年岂不白过了？你吃过的盐呢？走过的桥呢？曾经吹过的牛皮呢？都到哪里去了？说穿了，你不过是一个破落户，一根枯藤朽木而已。

　　事实就是如此，文明并非越悠久越好，就像苹果一样，并非越老越好。一切生命，都有一个黄金时期。文明也吃“青春饭”，就像漂亮的女演员。儿童幼稚，青年靓丽，壮年性感，中年必有更年期，年老必色衰。儒教文明既衰，“丑陋”、“吃人”、“素质低”肯定接踵而至，那还用说吗？一切便顺其自然，挡都挡不住。

　　汪士铎《乙丙日记》促使我将江湖问题并入人口背景考量，并由此推及对制度转型初始原因的探究。

　　因此，我更怀疑促使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最早原因，并非所谓“西风东渐”，而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什么问题？人口危机和经济危机，背后是儒教价值及其生产关系承载体系的矛盾。延绵至今日的文化转型，制度反复更替，不仅起源于西方文明的竞争压力，更早先起源于儒教生产关系承载力的破产。这是内因和外因的差别。儒教向以鼓励人口繁衍为宗旨，又缺乏对人口规模的有效制度性控制，失控的人口规模先搞垮了典章制度；恰逢此时，西方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不断东扩，在这种国际压力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演化分别走向两边——一面向西方学习解决“救亡图存”之道，另一面蜕化成江湖化。在现代化之前，先诉诸江湖化，即儒教游民化和流氓化，这一切都符合晚期儒教社会的自然趋势。江湖化，先下手为强；现代化，在弱势中缓慢集结。现今的教科书，大多只说一边，不说另一边。江湖化与现代化互释，应是我们秉持的基本叙事架构。作者以为，这更符合近代中国历史的事实。毋宁说，江湖化是中国广义的、立体的、辩证的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

　　放眼世界各国，但凡有体制，必有体制外现象如何管理的困扰。假如说，中国仅有体制外运作，那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体制外的体制”，也就是非官方的体制文化，它像孙猴子一样钻进体制内“大闹天宫”，颠覆了官方体制，暗中主导官方体制运行。

　　史家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England），这里称19世纪以来中国江湖颠覆官场为“不光荣革命”。不光荣，就是做事不磊落，偷偷摸摸。反不如光明磊落者，譬如刘邦、朱元璋之类，尽管原本是流氓，但是当上皇帝后，就彻底按皇帝规矩办事，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不像“不光荣革命”在其位不谋其政，通俗地说，就是流氓混进政府，当上总统、皇帝，继续耍流氓。自古流氓当皇帝或者总统不足为奇，前有刘邦、朱元璋，后有袁世凯、曹锟；纷攘莫辨之间，还有孙中山、蒋介石黑白两道，乃是史家尽知的事实。没有天地会帮助，便没有同盟会成功；没有青红帮扶持，老蒋也没那么顺利。

　　说得形而上一点，天底下本无所谓官方或非官方，哪一种体制取得主导权，都可以“官方”一下。“官方”之后，再来检查规矩的合理性，然后逐步调适，最后无非发现合理的官方制度都趋同，都必须迁就当时的大众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又影响当时的文化。周而复始，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生态的元素链。无论太子继位，还是权臣篡位，只要制度执行得下去，结果都一样——迁就背景文化。就像不论大陆台湾，分离50年后，经济起飞的路径大致相同，此纯属国民使然，文化使然。所以台湾岛屿经济饱和后，商人可以跑到大陆继续发展，重复使用岛上的成功商业模式。中国社会近五百年之所以江湖化，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文化趋势如此，或曰儒教文化破产的趋势如此。问题是，扭曲的不在于谁做官方，谁做在野党，而在于将冠冕堂皇的“仁义礼智信”或者“人权共和”这些理想的符号当作官方，偏偏又不信以为真，背地里以非官方的“下三烂”充塞期间，当作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就是作者解读的“潜规则”——非正式的腐败规则的起源。

　　冠冕堂皇图名，非正式规则图利。中国有江湖不奇怪，奇怪的是以下一种二律背反现象：

　　冠冕堂皇说得，做不得；下三烂做得，说不得。

　　欲走出这一怪圈，只能靠彻底的现代化改制。

　　过去十年中，国内反思流氓领袖、法外规则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较有建树的有吴思的《潜规则》。读《潜规则》后，我感受到作品题材与自己的同源性，他来自早年在农村当生产队长以及后来做农业记者的经历，我来自在小城从业房地产的生涯，都来自草根生活。大家观察的是同一个现象本体，不过没有交流，各自解读不同——一个看到“潜规则”，一个看到“体制外体制”或“江湖”。外延不同，或许内涵并无差异。不过，他走向对专制的批判，我走向对文化制度反思。按照康德或者波普尔说法，预成图式不同，就是原先心底里埋藏的东西不一样，潜意识不一样，所以走向不一样，而且运用的理论工具也不一样。潜规则较多地运用了博弈论及其“纳什均衡”。扪心自问，这是本书薄弱之处。实际上，“混”这一篇，也可以博弈论的权力话语写出，或许那将会更增色一些。

　　潜规则不可怕，可怕的是正式规则失控，是主规则和正式规则的失控——儒教道统失控或现代宪政失控，造成法外规则的泛滥；而不是法外规则泛滥，造成宪政失控。宪政失控是原因，潜规则泛滥是后果。因果关系倒置，很容易造成对真相的误读。我们不必纠缠潜规则，而应着重审查主规则。江湖、潜规则等法外体制这一系列现象都是镜子，映照出了主规则的松懈和瓦解。而这些现象是社会制度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症候群。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也只能仰仗正式规则建设完善，而不是消灭潜规则。加紧正式规则建设，方可能让潜规则退出生存空间。一旦正式规则产生缝隙，潜规则自然当仁不让。

　　任何社会的规则都不会只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序列，一个系统。其中拥有主导权的是正式规则，其他的是非正式规则。背地里诉求腐败的非正式规则，就是潜规则。脱离合法规则运行的规则，是江湖或称“江湖规矩”。合法规则里运行江湖，就是江湖化。合法规则的江湖化，反映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深远矛盾。

　　如果我们相信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我们将更加乐观。所有合法的正式规则，都是交易追求费用最小化的规则。毫无疑问，宪政的交易费用是最低的，所以宪政战胜潜规则、战胜腐败是必然的。江湖蕴含着腐败，所以交易费用必然提高，虚增部分恰好是贪赃枉法的收益。尽管眼下猖獗，它的寿命并不长久……

　　江湖，还有它包容的帮会、死党、关系网、人情、面子、混世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现象。

　　对一种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但是要读透，只能选一个角度。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中间数篇都是尽量本土化的社会学解读。譬如关系，还有关系网，本书将它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去考量。

　　关系网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和社会现象，为避免大而无当，本书仅扣紧组织属性来叙说。这既是本书特色，也成为本书局限。关系网是一种有趣的社会组织，可以生成独立的组织原理，而不依赖严谨的团体规章。在与团体构成互补体系，补充现代团体合作效能不足以外，关系网络在其他领域也有潜力可挖，譬如信息互联网Internet，或者营销领域的直销网，以及街坊邻居的互助网、治安网等等，都是网络结构的典型空间。此外，司法实践中的批条子、说人情，也是这种组织价值的素材。

　　人情。在对人情的叙述模式中，作者交替使用了社会交换论和符号互动论。中国的人情，怎么看都可以，问题是要读懂它的不成文法的要害，就必须回到社会秩序的原点：一是交换、二是互动。假若不以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作工具，便很难说透人情，一不留神就流于“人情现形记”式的流水账。运用交换和互动交替分析，不经意就凸显了人情的“不结账”这一特殊属性。“不结账”——不清算或过量偿还，是一种拉拉扯扯的磨蹭性格，这种农业时代的行为特性对于维系关系网具有根本意义。江湖式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能维持，原理上在于人情中包容的交换和往来因素。可以说，没有人情便不会有关系。关系是硬件，人情是软件。不结账或不结清，维系了所谓“人情味”——即江湖人相互的认同和感情。

　　面子是一种江湖互动的特殊工具，但是其原理复杂。早先，面子起源于儒教正名制度中的“名分”，仅运作于士大夫文化，至近代后，面子逐渐蜕变为民间交往的通俗文化机制，逐渐具有独立性。值此，江湖将面子吸收入江湖文化，并改头换面，进一步加强工具化，从而变作江湖主流价值观和利益交换媒介，“买面子”和“卖面子”就这样产生了。

　　“混”这一篇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应该说，作者尽管很早就发现“混”的普遍性，在江湖中的特殊地位，但是如何界定它，一直是难题。直到一日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受到启发。按照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结构都是服务于功能的，那个功能，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那个结构人群的价值观。因此，在江湖复杂的社会结构背后必然隐含价值结构。这个价值结构，现在看来必然就是“混”。“混”，是江湖的价值观。无江湖不混，不混不江湖。

　　接下来，“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种制度史的板块式解说，不仅将江湖与官方制度揉在一块评说——即所谓整合，而且将江湖化与现代化这两个背道而驰的历史过程相互呼应，互作镜子对照评说。而构成这一对照的方法条件，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思路将一种制度、一种体制抽象为一个板块，在板块的冲撞和更迭中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之所以借鉴结构主义思想，在于当初作者发现江湖的基本元素与作为主流的儒教制度元素基本不通，之后分析民国的共和制和新中国的集体主义制度，发现它们的组成元素都不相同。为了发现其中的联系——事实上在中国它们是有渊源的，所以一定要发现共同性，作者提出了三角形体制结构的假设，并应用于江湖、儒教、社会主义和现代法治之间的整合诠释。这一方法的启迪，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著作《忧郁的热带》。结构的方法并非万能，但是它有助于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变革的整体性原因，而不拘泥于“历史大事记”的微观方法。事实上，用结构的方法得到的结果，用微观史学方法是得不到的。

　　本书最初的出发点完全建立在现实观察之上，然而观察本身无法提供思维超越，它只提供一些纪录。所以，写作后期更多地演绎各种西学方法，譬如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以及结构主义图式。现在看《江湖中国》，毋宁说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转型史的启蒙读物，一部大众读本，作者依据现实社会中残存的历史遗迹，对过去500年草根社会历史提出了转型叙述，展示了更真实、复杂、迂回的转型原因和过程，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人忽略的江湖蜕变、崛起和干扰因素。作为心志健全的民族，中国人要了解自己，要反思近代走过的道路，决不能患上江湖失语症和江湖健忘症。这是本书的初衷。

　　江湖的未来，谁也不敢妄言。尽管本书末篇颇费笔墨，大胆臆测它的未来趋势，然而坦率地说，主动权不在我手里。江湖的命运不由我说了算，由全体中国人民说了算。尽管如此，我臆断这背后是有规律的，多数人说了都可能不算，由规律说了算，这个规律就是中国人的利益博弈和民族利益最大化。如果江湖有幸带来利益最大化，那么中国人可能继续奉行江湖，就像现在的名利场、商界、政坛，还有网络论坛和网络文学（江湖不能说一点益处没有，对于突破儒教具有辅助作用）；反之，如果江湖妨碍了利益最大化，虚提了社会运作管理的交易费用，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一定有看不见的机制去抑制江湖，而弘扬现代制度文化。何去何从，究竟是多数人说了算，还是规律说了算，抑或规律通过多数人的利益话语说了算，读者须拭目以待。

　　脱稿前，作者看了一期CCTV《对话》节目，当期嘉宾曾仕强先生来自台湾，是台湾管理学者。在我看来，节目讲述的所谓中国传统，实则是一些非常江湖化的企业管理原理，或者说江湖与现代企业制度相互解释和融会的原理。高度重视关系、人情、面子，重视“和稀泥”和“捣江湖”，是对台湾企业的本土化经验的高度归纳。其中一段关于本土化管理文化的论断，可移作对江湖与未来中国关系的预言：

　　延续当中有变化，变化当中有延续。

　　这延续，就是是江湖传统；这变化，就是现代化和法制化。

　　就现象进程而言，江湖化治理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正反两个方面。其结果是江湖，加上残余的儒教，与现代制度文化相互解释，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尽管文化形态可能不好看，也可能整合得不太好，松垮、粗俗、土洋不分，甚至有一点假洋鬼子味道，但是十分受用，简单易行，顺其自然。我想不出来，中国还会有另外的前途。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尊重历史进程的自然趋势，而非人为地创造历史篇章。真正江湖的命运就是这个民族的自发命运，自我反省和消化的命运，它会融会在自发的趋势之中，不管是否有人冒充思想家来评说。

　　关于宪政vs江湖制度战争的未来结局，作者毋宁相信人民的博弈力量，及其对最小交易费用制度的选择；最小交易费用的制度，就是博弈的最后均衡。而作者认为最小交易费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管它叫做“江湖”还是“宪政”呢。

　　作者　谨记于2006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