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平面设计公司:姜伟岗: 历史最大谎言

历史最大谎言----文革经济崩溃论

    姜伟岗

    本文将重点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下同)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强其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本建设的关键时期，一些大建设、大工程、大项目都是这期间完成的，它在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把它看成是毛泽东时代的完全失败的典型例证。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时期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的说 “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等。是也、非也？对此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澄清事实，应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

    客观事实不容抹刹“文革”

    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对它究竟作如何评价，它将对历史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有待历史验证的问题，或许在短期内是难能有统一认识的。然而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它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则是完全能够得到正确说明的。

    其实，要正确说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文革”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较。人们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经过了十年 “文革”，中国经济与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没有变化，还是大大提高、发展了？这对于稍有一些历史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两个时期相比，中国经济状况不仅存在着量的巨大差别，而且存在根本层次的差别。

    1965年中国经济形势虽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调整、恢复的结果。应该看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工、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还没有什么 “大东西”，发展并无后劲。工业方面，那时独立、完整的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落后；农业方面基本建设很差，水浇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产量不稳定。可以说当时在工、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继续大发展的需要。而这一根本状况的改变，主要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发展都上了一个很大台阶，基础、实力大大增强。它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灭。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文革”虽然是在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被宣布结束，但到 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工作指导思想和经济方针并未改变，当时华国锋明确宣布“按既定方针办”，因而这一年就经济工作来说仍可算到“文革”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 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①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

    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 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而这类现象在“文革”时期是极少见的，因而更加真实。

    有人说“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

    有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 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文革”期间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经济岂不更是“濒临崩溃”吗！

    有人说：“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耽误了二十年”。还说“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步入低谷，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事实真的如此吗？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 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轮的经济危机，美苏两霸冷战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趋缓，但这时中国在“备战”的拉动下投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据韩德强《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 4.7％。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步人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于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文革”时期中国工业、交通建设的发展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 “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文革”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 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 倍。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在看待“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南方正在进行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军事飞机还不断侵入我国领土上空；北部与苏蒙的边境上苏联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等。在当时形势下既要搞建设又要加紧备战，为此工业发展不能不采取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 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 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中国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文革”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很快。在国际航空方面开通了北京、上海与巴黎、与日本、与巴基斯坦、与苏黎世、与瑞士、与德黑兰、与地拉那、与亚的斯亚贝巴、与万象等许多新航线，与外国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国内，新开了上海——兰州——乌鲁木齐、上海——桂林、兰州——拉萨、成都 ——上海等航线。到1973年国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全国70多个城市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从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注：文中有关数据和资料主要援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国统计年鉴(1993)》，国家统计局编，1994年出版。

    (3)《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陈东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陈东林，《回首“文革”》，第45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德强，《思潮》第1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