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玩具批发商:温州的投降 ---从600亿元的乞求演变为国务院中小企业管理局

  中国两千年历史的舞台，戴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眼镜，我只看到两种基本力量的长期厮杀，其一称为“市场经济”，其二称为“官僚政治”。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温州，成为市场力量的重要立足点之一。不过，最近的事变意味着，温州投降了。请参阅我9月29日写在这里的那篇日志，市场力量的投降，一定早已开始，例如，十年前就开始了。据凤凰卫视报道，国务院筹建“中小企业管理局”。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熟悉的名称。它无非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二轻工业系统”，国务院的“二轻部”，地方政府的“二轻局”，以及，作为统购统销商业系统的必要补充，各地政府的“二商局”。当初，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力量，在城市里，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这个“第二轻工业系统”和“第二商业系统”，所谓“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业系统。当初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斯大林式绝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冲突，也表现为中国允许了这样一个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第二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在苏联人看来，这是中国“小农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再长期一些吧，盐铁官营还是私营？广泛而言，盐铁茶丝，以及任何曾经盈利的行业，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都有过“官营”还是“私营”的论辩和厮杀。总而言之，凡有利可图之处，必有“官营-私营”之争。因为，“利润”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企业家创新的报酬。有利可图之处，就是激发潜在企业家才能的机会。利润（而不是亏损）的实现，常引来官僚争利，谓之“国家利益”，干预的形式当然可以千差万别。我仍想到的，是义乌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偏见”：女儿嫁给公务员？不好，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小人物随意的言谈，却令我感受到市场经济的伟大。“伟大”？当然，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迫使我们每一个人独立选择，也就是“自由选择”。哈耶克补充说明：“自由”绝不直接意味着“幸福”（请回忆“幸福感”的三种来源），因为你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奴隶，尤其是，当你失业或破产的时候，你仍然是自由的，温州人，请不要忘记，你仍然是自由的，只要你不向你的敌人求援。一个自由人，康德论证，与一个奴隶相比，他永远是伟大的。因为他有独立之人格。一个自由人，他应当预期会有人生的“高潮”和“低潮”，也会有“失业”和“破产”，这是“自由”这一概念意味着的“不确定性”的题中之义。恰恰因此，他才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如奴隶一般服从于物理世界的“必然律”。企业家能力，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潜质之一，被定义为“应付不确定性的能力”，奈特指出，正是这样的能力，引领着人类社会进步（通过创新而有进步）。这样的企业家能力，如果表现为一个地区的民众的“群体气质”，就称为“企业家精神”。温州人，曾几何时，以这样的精神为骄傲。今天，温州投降了。

下面转贴我多年前认识的一位朋友最近发表的文章：

王巍的文章

温州的民间信贷问题本来是小地方的小事，但温家宝总理亲临温州考察后就成了国家大事了，大家都在谈“救温州”。问题是，温州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需要全国救温州？

                                                         温州模式错了吗? 

          温州模式突然再次被关注，一如以前，仍然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关注，但首先要理解到底什么是温州模式。我个人认为，温州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温州商人始 终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坚持市场的立场，不是跟着政府的指导、被“计划”引路。这才是真正的商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其次，温州商人始终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经和投资经。过去投机倒把是一个坏词，今天大家也理解了，在没有任何政策资源的条件下，商人的投机倒 把恰恰是捕捉市场变化的正常经营行为，无可厚非。其实不仅商人在投机，我们的改革历史也是一部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历史。这是求生存的本能。最后，温州商人 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当年温州是从做针头线脑等蝇头小利的生意起家的，但现在提到温州，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地下钱庄和民间融资。这就是温州的变 化。最近参观了温州博物馆，感受到了南宋浙江永嘉学派的重商功利思想对温州商人的影响──实用而不是信念决定选择。

        这个温州模式是非常成功的，温州产生了巨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创造了无数优秀的品牌，温州商人和生意走向了全世界，而且温州商人的抗风险能力极强。这么多年 来，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各级政府和传媒都喜欢到温州抓典型、找问题。但是，每次调整一过，温州又迅速发展起来。抗风险能力是温州重要的竞争力。

        为什么温州在全球各地可以获得成功却在中国经常是负面典型? 温州模式给了全国中小企业最丰富的创业和成长经验，为什么总是在低潮时期被批评和打击? 温州模式在政府眼里到底是好模式还是坏模式? 

        我认为，之所以有温州模式，恰恰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是一个参照系。特别是过去十年来，国有经济高歌猛进，把民营经济都排挤 到墙角了，温州模式就更有现实意义了。温州模式是成功的，在一无所有的环境中创造出这么大的企业家群体和产业，温州模式值得骄傲。

                                                           民间金融怎么了? 

       提到温州，就要谈民间金融。民间金融长期被忽视、被打压，但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讨论民间金融。我创建了一个中国金融博物馆，一直关注中国金融历史的演 化。民间金融在全世界始终是合法的，现在的全球金融巨头都是从私有的民间金融发展起来的。直到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国的民间金融也是合法的，民间的钱庄和 票号甚至拥有铸币权，可以发行地区货币。

       金融不过是一门生意，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中国政府始终与民争利，要把金融垄断在自己手里。不容许老百姓搞金融，对已经运转几百年上千年的民间金融进行封杀，把一门正经生意变成非法，贴上了诸如特殊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之类的标签。

       有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政府清理民间融资时数量仅在20多亿，打击了二十年，结果现在到了几千亿，也有上万亿之说。这就出现了逻辑问题──如果它是坏 的，打击这么多年为什么却越打越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一定是政府无能。另外，浙江当年没有多少国有资产，也没有多少国有银行的贷款，中小企业却 发展成为全球的奇迹，这其中温州民间金融功德最大。

       我们老是讲民间金融放高利贷扰乱金融秩序等等问题，但什么是高利贷不应该是政府说了算，而应当是当事人来判断。而且，当一个个国有金融机构口口声声为客户 服务却始终旱涝保收的时候，这可能才是高利贷。当中小企业大发展时，中国的银行业大赚钱，这是好事。可是过去几年，中小企业都亏损时，中国的银行业却更赚 钱，不与企业和消费者共存亡，这还不是高利贷吗?

        以我二十多年的金融从业经验来看，真正扰乱中国金融秩序的是国有金融机构。行长是政府任命的，利率是根据政策不是市场决定的，从老百姓手中收集的社会资金 本来都是公共资源，却都投向了政府项目，造成了十几万亿不良资产。五六年前，四大国有银行本来已经技术上破产了，但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外汇储备和包装 上市来华丽转身却变成了所谓的世界优秀银行。

       我认为温州才是真正金融家的土壤，市场定价、市场选择行长、市场淘汰机构。可惜，我们没有给他们环境让他们合法公开经营，从而发展成为真正的银行。只要允许按国有银行一样剥离不良资产，同业互注资金，给上市的机会，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将是非常健康的。

        不久前，浙江省有关机构准备建立一个民间金融的监管中心，我的建议是，如果从来没有干过民间金融，也不了解市场需求，泛谈监管意义不大，还不如叫民间金融的服务与促进中心。所谓规范管理的核心应该是服务，而不是封杀和摧残民间金融。 

                                          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更重要 

        我注意到温州当地报纸对温家宝总理来温州欢欣鼓舞，对温州成为国家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抱有很大期待。我不以为然。三十年前的改革需要一批有视野能担当的精英 们的高层设计，依靠上层政策推动基层的变化。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要自下而上地发动。

         温州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智慧，不是政府救济。市场上有更多的变通办法，例如担保、租赁、抵押和保理等中间业务应当凝聚力量，实现集团化和跨域化经营。民间金融不能始终停留在做生意的阶段，要学习做公司，有长期经营战略，健全公司治理和财务透明度。

         实际上，股权投资是一个重要转型机会，可以帮助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通过公司运作方式进行投资，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的集合资本炒楼盘、炒棉花、炒大蒜和炒股权等，而是从赌上市机会到赌公司的经营状况。

                                              温州需要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 

        温州目前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不要妖魔化温州，更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提出空洞的口号和政策，这只能是透支政府的信用。例如，当年提出的支持中小企 业的36条，过了五年又提出新的36条，我仍然看不出来有什么机会可以实现，也许过几年又要出新的新36条了。

        对政府来说，应该提出些具体的能落实的措施，例如，10月12日国务院提出的给小型和微型企业减税的政策。另外，可以考虑建立重组基金来支持重组公司。中 央可以给四大银行注资帮助重组，民间企业没有这个条件，但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建立一些重组基金。公司有了头寸问题，只要不是破产就应该给机会重组，逼迫 它破产通过强制执法来清算这些有问题的公司，实际上是再次剥夺。特别是公检法系统应该保持距离，别越位执法或非法介入清算。

        最近，从报纸上得知许多“跑路”的商人这几天又回来了，这是好的现象。至少比起七八年前清算德隆集团的时候要大有进步。另外，能不能允许建立中小企业银行？给温州一个试验的机会，让它建立十个小银行与大银行竞争试试？

        总之，温州不需要被救，如果有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温州可以自己渡过困难，而且，如果温州能有机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战胜危机，给全国中小企业一个模式，那就不是全国救温州，而是温州救中国了。

下面转贴人民大学经济学论坛发布的2011年第五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的“议题流程图”，也就是中国经济现状及问题的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