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出版

核心提示：近日，中国著名时评家熊丙奇教授新书《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出版，对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做了细致解读。

代序

我的教育梦想

1. 2010年4月，您的新书《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出版。这也是您出版的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多年来笔耕不辍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我的四本关于中国教育的图书——《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和你提到的这本《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所写的内容，都是如何解决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初，我关注的主要是大学教育问题，而随着对教育发展关注的深入，已经涉及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问题。这些教育问题虽然有不同的表现，但实质差不多，即受困教育制度。而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不能指望一蹴而就，需要持久的关注，这也就是我不断坚持写作的动力所在。

2. 2010年一季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一度引起热议。您也曾试问2010年能否成为教育改革年。回顾这即将过去的一年，您如何评价教改纲要的推进和落实状况？

2010年是教育改革年，这是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部署201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时所提到的。如果从今年教育系统的两件大事看，这是比较贴切的。这两件大事，一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与颁布；二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也是落实和部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但如果要从教育改革的推进看，离教育改革年还有很大差距。

3. 真正落实教改纲要的目标，关键的推动力或要素在哪几方面？

推进和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最关键的是，对教育行政部门“分权”，即按《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原则，界定政府、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然而，目前的《教育规划纲要》推进，牵头的恰是要“分权”的教育行政部门，这给教改的推进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曾提到改革“教改”，即教育改革的推进，不应该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而应该由全国人大统筹，这方可使行政部门放权，重构全新的政府与学校关系。

4. 您曾说过，希望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再是一个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教育改革已经提了无数年了。1987年，我国就已经有了素质教育的概念，而过去二十多年里，围绕素质教育，各地也进行了很多“教育改革”，但有目共睹的是，应试教育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教育改革”，其实是“伪改革”和“反改革”。评价教育改革是不是改革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政府部门的权力通过改革，是增加、维持还是减少，如果进一步“增加”，必是“反改革”，如果维持，就是“假改革”，如果减少，把权利赋予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是真改革。以这样的标准去观察过去20年的所有教育改革，几乎没有真正的改革。而进一步的原因，是改革由政府部门主导。如果这种改革模式不变，教改很可能就是一个传说。因此，我一直主张，改革应该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主导。

5. 您曾经说中国的教育已经病入骨髓了。可正是这种病入骨髓的教育培养着中国的新一代力量。您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80”、“90”一代？

教育的效果是“隔代见效”。“80后”、“90后”一代崛起了？我没有看到。他们中有多少有独立的人格？懂得个体的尊严？现在一个敢说真话的韩寒就把网络搞得风生水起，但真正健康的教育之下，不是只有一个韩寒——韩寒还是教育体系之外的异数——而应该有成千上万的韩寒，他们有个性、有兴趣、有责任——至少能说真话。没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我们的年轻一代就不可能崛起。

6. 从默默无闻到现在的知名教授、博主、教育问题研究者，出席场合越来越多，媒体评价越来越高，您如何看待出名这件事?

我觉得“出名”这事挺好。不是从“出名”中获得什么现实好处，而是可以让我的教育改革建议，具有更大的传播力，我不断写文章、出席各种论坛、接受记者的采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哪怕一星半点也好。幸庆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有的已进入《教育规划纲要》文本，有的已经在一些高校推进。

7. 多种角色于一身，您更倾向于给自己做哪一种身份定位？

中国教育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8. 有一种说法，真正的教育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您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吗？

面对教育的问题，我有过沮丧，但从来没有失去对教育的希望。我在文章中，勾画的是比较理想的教育图景，但提出的建议，却注重现实可操作性。我想，这可算为理想和现实的结合吧。

9. 您理想的中国教育是什么样子？

学生具有充分的教育选择权，无论对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这意味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以及高等教育的充分市场竞争。

（摘自2010年网易教育年度新闻人物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