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好看的海报素材下载:第二章 人类权力的本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1:50:22
第二章 人类权力的本源
首先关于“权力是什么？”在西方，权力在词源上对应的拉丁语或英语词汇大致上有两种取向，一种认为是拉丁语中的Potere，原意为能够，或具有作某事能力，后派生出英文Power。另一种认为“权力”一词出于拉丁语Autorias，一是指意识和法令，二是指权威，由此派生出“Authority”这个英语单词。在汉语中“权”原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后引申为变通，后来又变成某种能力如“大夫执国权。——《谷梁传》”。国权指统治国家的能力。现在把权力引申为“一个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影响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即使遇到参与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能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关的概念“权利”，这个词更多的用于法律概念，源于英文right，比如财产权、继承权、人权等等。德国法学家耶林使人们注意到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说，“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权利看作受到法律保障可以行使的权力。比如财产权就是处置财产的权力。在这里我们把权利right作为权力 （authority）的一部分看待。丹尼斯·朗（Dannis·H·Wrong）将权力定义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但是这个定义似乎还是将权力视为一种能力，更多倾向于强势的个体或组织。这样的表述并不能涵盖权力的全部，因为显然权力这个概念应当是中性的。比如现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拒绝把权力视为压制和禁止的消极观点。
在这里我将权力简单的定义为，权力是——行为在环境中被允许或者被接受的范围。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这更符合各种权力的共同特征，即社会行为动态的被接受的边界。权力也是一个量的概念，它和物理学中的能量一样存在着多种形式。权力在此也表示一种行动的能力。比如，一个总统有权否决没有达到三分之二通过的法案，但这只是总统的可能选择之一，实际是多数情况总统会签字通过，无论总统是否否决法案他都有否决的权力。一个乞丐也有权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唱歌，当然他选择不唱。无论总统还是乞丐都是没有做的行为，但是如果他们想那么做，他们可以这么做。所以把权力定义为行为的范围更符合事情的面貌。社会的权力是生存竞争和繁殖竞争的产物，人类的权力包括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在内，权力欲由人类的本性驱动。权力本质上是群体之间或个体之间由在的驱动力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也就是说权力是群体或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和互利利他驱动的行为边界。比如国王的权力来自其所在的王国允许其行动的范围。比如调动军队、罢免官员、制定法律等等。而这种行动的范围显然是由国王的能力决定的。历史上充斥着，独裁专制的
我打算证明：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
再用物理学来做一个比喻：权力和能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应该是补会科学的任务。
——罗素《权力论》
多数哲学家社会学家都把权力的概念限定于人类，但是实际上权力并不是人类的发明，权力在自然界也有着普遍的存在。自然界中最广为人知的权力，是争夺头领的权力和交配的权力，在很多时候这两种权力合二为一，这种情形最为常见的是在猴群和狮群之中，只有取得了首领的权力才有资格取得交配的权力。
黑猩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是年纪更大的雄性杀害刚出生的小黑猩猩。此外，雌黑猩猩也会杀害其它黑猩猩的小宝宝。如果它们认为小黑猩猩可以当食物或成为其潜在的交配对手的话，雌黑猩猩就会不择手段地干掉这些小黑猩猩。
科学家们发现当母黑猩猩与此群体中职位最高的雄性交配时，她们最能叫。其用意在于说明她们生育力强，可以接受交配。这可以增加她们与这些黑猩猩交配的机会，从而混淆其后代的父系关系。如果雄性怀疑自己是一只新生黑猩猩的爸爸，它更加有可能地保护这位妈妈和孩子。
当高级别的雌性黑猩猩在周围时，雌性黑猩猩交配时会保持沉默，以确保她们不知道她和一只好质量的雄性交配，从而避免其它雌性前来攻击她们，并阻止她们交配。
在《人类的猿性》一书中，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之一，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人类及其两个最亲近的灵长类物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关系。他的发现是，人类的侵略性、权力欲望和父权家长制的趋向归结于黑猩猩，而另外一方面，人类的爱好和平、平等主义和雌性权制的品性则归因于倭黑猩猩。
通过这些自然界的例子可以看到，权力的内在动力是自然形成的，并非人类社会独有的行为模式。人类的权力模式只不过是更为复杂而已。
人类的祖先直到500万年前才和黑猩猩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人类的本性中依旧保留了类似黑猩猩的古老的行为模式，比如人类的交配和婚姻制度和黑猩猩较为接近而不像猴子那样由猴王独享交配的权力。低等动物比如鱼类昆虫等的繁殖采用的是多卵子政策，即后代数量众多，通过自然选择（多数都无法存活到交配时期）繁殖后代，这样后代无法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而繁殖力较弱的生物，比如鸟类中的鹤类则有着相对固定的性关系。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则由于主要是单卵子的和多精子生殖模式，这种方式对于后代从父母那里获取更多的教育非常重要，同时由于一次只生一个孩子，孩子的存活对于父母的意义也更为重要，所以相对固定的性关系和家庭关系对灵长类动物的繁衍至关重要。由于人类的后代的成熟期在灵长类动物中最长，早期面对严苛的自然环境，人类的幼儿需要同时来自父母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更多的生存机会，这种自然的力量逐步形成了人类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的家庭雏形，并逐渐向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家庭制度过渡。
我相信，哪怕是在原始时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者几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习性。他们彼此发生性关系，共同养育子女，男子是家庭的保护者和扶养者。
——E· A·韦斯特马克 《人类婚姻史》 1891年
人类的本性存在着种群内的互助和个人的生殖竞争，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个理想的繁殖对象，在原始人类时期，母亲不可能不知道哪一个孩子是自己的，而父亲也同样在意这一点，即使他们还无法完全的确定。女人之间可能相互帮助看护幼儿，但是这种种群的互助和对儿女的养育还是有巨大区别的。黑猩猩的例子证明，黑猩猩的交配都是复杂而有序地围绕生殖权竞争展开的。有记录表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的一个黑猩猩家庭，它们由一对成年黑猩猩和两个幼仔构成，两个幼仔的年龄差距较大由此可以确定这个家庭至少存在了两个繁殖季节以上。雄性的黑猩猩还会给磁性的黑猩猩和幼仔在树上搭建巢穴，而自己则睡在下面的枝杈上。
在黑猩猩的社会中，体格健壮崇尚勇武的现象明显较猴子和狒狒要少很多，一群黑猩猩的首领并不一定是最强壮者，反而通常是一位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熟练驾驭并协调社会组织的智者。
人类在远古时期就形成了夫妻的家庭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自然形成的，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幼儿需要的后天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巩固配偶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进化还产生了爱情这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把男女双方在交配期强烈的联系在一起，并使男女双方都对第三者都具有强烈的排斥性。生理学告诉我们，像所有情感一样，爱情源于大脑。我们感受到爱的激情，是因为大脑中特定的神经化学体系让我们产生这些情感。最近进行的几项研究揭示了人类爱情的大脑化学机理。像那些一夫一妻的大草原田鼠一样，人类的催产素感受器位于大脑中几个富含多巴胺的区域。
人类学会使用工具，特别是学会制造工具之后人类的生存技能有了质的飞跃。原始人开始向猛兽投掷第一块石头之后，人类的攻击能力已经没有竞争者了，人类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旅程，人类开始从非洲向世界扩散。由于工具和武器的出现个体之间的能力比较平衡，特别是石斧、矛、弓箭的使用使得剧烈的打斗更加危险，人类逐步放弃了群体内部，雄性之间以打斗为主的求偶模式，转而寻求相对平和互相制约的竞争方式。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但力量比我大，而且还相当腐化、懒惰、凶恶，竟至强迫我替他觅取食物，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呢？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下定决心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在他要睡觉的时候，还得十分小心地把我捆绑起来，免得我会逃掉，或者把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远比他自己想避免的和他所加给我的还要大得多。除此之外，他的戒备会不会稍微松懈一下呢？
——雅克·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卢梭告诉人们，在原始的自然状态奴役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南非的土著在发生争执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别说谁大谁小、谁高谁矮、拿起家伙来，让我们用弓箭说话。”武器的发明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使得部落内部更加趋于平等。但是随着武器的复杂程度和杀伤力的增加，在某些时期武器又成为人压迫人的工具。
部落内部的平等使得生殖机会的选择机会更加公平。近现代的记录显示在许多原始的部落民族中，一夫一妻制也是主要的婚姻制度。虽然很久以来文明世界的传说往往把这些原始民族描绘成处于乱交阶段的野蛮人，但是认真的田野调查都越来越趋向证实，无论原始部族多么落后，这些部族主要的家庭结构依旧是一夫一妻制。列维·斯特劳斯记载在巴西的原始部落中，已婚的夫妻和未婚的单身男女分开居住。欧洲殖民者在发现夏威夷群岛之时，岛上的原住民社会还处于新石器时期，但是虽然已经有了稳定的社会阶层划分和集权制度，但是实际的家庭形态依旧是，以一夫一妻制为主的间有一夫多妻的现象。
十九世纪末，人类学家对马来群岛的原始塞芒人的记述表明，当地的原始部落依旧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一夫多妻的现象只能在与马来人交界的部落才能见到，而在纯种的部落中淫乱和通奸一般会受到严惩乃至被处死。那里的夫妻多是一夫一妻制而且很少离婚。
2003年，美国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欧文·洛弗乔伊日前提出，男女身材大小差距很小，表明人类祖先多实行一夫一妻制。欧文认为一夫一妻制正是保证早期人类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进化领域里，异性之间夸张的体形差距意味着，雄性需要依靠巨大的体形赢得配偶争夺战的胜利。另一方面，较小的体形差异意味着雄性之间打架的时间较少，照料配偶和后代的时间较多。
人类在原始社会的平等来源于，人类个体成员之间能力的差异减小。投掷的石头的技能使得即使不是那么强壮的个人挑战强者成为可能。女性也可以由此拒绝多数其不中意的男性求偶者。
人类内部的生存和交配权竞争成为社会的主线。在此过程中人类逐渐稳定了一夫一妻的家庭规则，而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制度，出于种群内部相对平等的生殖竞争关系，说明人类在远古时期就有了原始的成员之间平等的社会规则。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家庭结构是人类平等的自然习性，这种制度说明人类的竞争已经摆脱了完全靠体力竞争交配权的阶段，人类的多数成员都可以得到交配繁殖的机会，人类的生殖竞争走入的体力和智力等多方面竞争的新阶段。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成为原始部落中要求权力平等的重要基础。自然的权力是能力的天然体现，人类的进化特别是武器的出现形成了早期人类社会权力平均的基本原则，并把反对不平等权力的愿望强化并根植在每个人的意识之中。虽然人类的文明历史中集权政治几乎一度垄断了所有大国的政治体系，但是多数普通人依旧延续着原始部落时期流传下来的公平、平等的法则，他们在家庭中、朋友中都遵循者这样的原则，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社会环境。
另外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权力则是群体中的领导权力，而在现代社会中国家领导权力的争夺成为社会竞争的一条主线。在原始时期作为首领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和交配机会。另一方面，作为首领也可能会承受更大的风险和承担更大的责任，个人对领导权力的欲望也是人类群体意志或者超我（super-ego）的驱使，每个人的内心都希望社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这也说明了为何有时某种权力并没有非常实质的利益仍然被激烈的争夺。原始人类的部落首领在早期已经脱离了单纯依靠体力竞争的阶段，在部落中年长而有经验的长者常常成为部落的首领。小的原始部落只有20-50人，他们的成人之间大致平等，他们没有制定的首领也没有等级。男人必须要和邻近的部落通婚，待嫁的女子则必须出嫁到邻近的部落，这种外部通婚关系逐渐联系成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成为后来国家的雏形。在部落需要做出决策时候，他们会集体讨论并作出一致的决定。原始阶段由于人类能力的平均和血缘上的纽带，造就了部落中原始的民主决策机制，当然首领的产生也是通过民主讨论形成，民主的保证是成员间的权利和能力的平均。首领的权利多数情况在于决定公共事务而不是决定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个人之间的问题通常由部落的伦理决定。罗素认为“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一向是存在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了解所及的远古时代。”这确实是表面的现实，但实际上这些原始阶段的权力差异大多是对公共事务的权力而不是个人的人身权力的不同。大多时候原始的部落首领不可以独享猎物，但另一方面，虽然首领可以通过某种不明显的措施使得自己的亲友获益，但这样做也带来了失去头领地位的风险。然而，从石器时期开始人类开始信奉原始的巫术，巫术的出现使得公共权力从部落首领向巫师倾斜，同时首领和巫师的地位也愈加稳固了。
至于巫术的起源，心理学家的实验可以证明：巫术的来源——迷信大多来自人类环境认知的偏差，人类对环境的认识来自某种因果关系的探索，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比如认识到草种子和果实的关系使人类有了原始的农业，有些是错误的，比如下雨和鬼神的关系。自然界中动物会条件反射般的把某些结果和实际没有关系的因素联系起来，这一过程为的基本模型为：情境→→行为→→结果→→学习（将结果和某种因素联系起来）。1948年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Skinner·B·F）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实验，实验证明即便是鸽子也会在某些情境中产生了特定的迷信行为。
斯金纳把鸽子放到一个箱子里。箱子里有食物分发器，每隔15秒落下食物。然后什么也不做。就观察鸽子就可以了。几天后，实验结果出来了。在每次间隔的15秒没有食物的时候：
一只鸽子总在箱子中逆时针转圈。
一只鸽子总是用头撞箱子的某一个固定的地方。
第三只显示出某种上举动作……
斯金纳的那次试验放了8只鸽子，其中6只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奇怪习惯。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鸽子的行为与获得食物没有因果关系。但鸽子还是这么做了，就好像它们这么做了，确实就会得到食物似的，鸽子变“迷信”了。另外在持续多次的失去联系后迷信也会消失，而实验中鸽子迷信消失的次数居然达到一万次。斯金纳就是用这个实验来解释人的迷信行为的原理。同样的原理人类产生了古代中国人求雨的巫术，现在人们知道下雨实际和那些巫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长久的干旱后，举行的巫术活动，遇到下雨的机会将逐渐增大。
1961年，两名心理学家布鲁纳和列维斯基（Bruner & Revuski）用这个原理给人类作了实验试验。实验非常简单。4个高中生，按电报机的键。键有多个，如果按对了，就能得到硬币。按错了，什么也没有。真正的事实是（当然4个高中生并不知道），3号键是奖赏键，只要按他就能得到硬币。但必须要间隔10秒，3号键才会起作用。也就是说连续快速按3号建没有用。
实验的结果是，一段时间后，高中生变得“迷信”了：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固定的一套按法，比如按1，2，3，4，再按1，2，3，4……因为他们认为这么按就会得到硬币——他们确实能得到硬币，因为里面有“
随着原始人类的迷信行为不断加深，巫师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巫师们发明了很多骗术来巩固他们的巫术的可信度。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记录了巴西土著的巫师们利用骗术来验证他们的法术的例子。巫师们用一种藏在自己口中绒毛和自己口中的血来验证巫术的成功，这种骗术类似今天的魔术。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巫师们显然已经从巫术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巫术在原始部落中可以用来决定一个成员的生死，通常看到的记载是，巫师们判定某个部落成员是魔鬼的化身或者被魔鬼附体，这样巫师的压迫手段就变得越发恐怖了。
古代埃及的法老，就是一种神的替身的角色，法老被指定为伟大的太阳神之子，法老的大臣都是僧侣，自己则是僧侣的首领。中国古代的国王如商王、周王也自称为“天子”既上天的儿子，在商代大祭司的地位仅次于国王。史书记载，商俗迷信，商王武定为了任用地位低下的伊尹为相国，命令画工画出面貌四处寻找，由于迷信那些贵族们也不敢反对。到近代中国西南的苗族人依然虔信巫术。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此时的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村寨的长老。人类社会的进化在巫术出现后完全走向了靠智力竞争头领的阶段。
巫师的专权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不是那些原子弹和坦克飞机而是人们心中的思想，要解放现实中的奴役最主要的还是改变人们的特别是士兵们的思想。公元前3世纪，印度历史上著名的阿育王，在多年的征战后，曾经留下这样的感慨，“真正的征服是精神上的征服”。1989年的苏联和华约专职国家的崩溃，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当派去镇压集会群众的士兵们，要么倒戈要么拒绝执行命令的时候，思想的力量让苏联的坦克和大炮相形见绌，那个美国武装到牙齿的战争机器也无可奈何的专制集团，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因为无论怎样的武器都要由人来完成（这些人多数来自平民的子弟），人的思想发生坚决的改变，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的了。思想的解放才能达到社会的解放，否则即使有民主的制度也会形成事实的压迫，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巴基斯坦、伊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林肯曾在任命一个总司令时写道：“他们告诉我，你有志于独裁。达到独裁目的的途径是打胜仗。我指望你打胜仗，甘冒出现独裁的危险。”林肯这样做错不了，因为美国的军队不会追随一个将军去攻打文官政府。这是因为士兵们普遍信仰美国的自由精神。而两百年前，在十七世纪，英国克伦威尔的士兵很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去解散长期议会，但在假如十九世纪的威灵顿公爵或者二十世纪的麦克阿瑟也计划这么做，那么，谁也不会听从他的吩咐。
领导权力的获得并不是都是有利于自身的，或者说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头领在争夺的过程中受伤甚至被杀的几率远大于一般的成员。另外，领导者同时负责群体的决策，这些决策对群体的生存往往至关重要。作为头领往往最先面临危险，对群体的安全负有更大的责任。自然界中猴子和猩猩的头领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的可能性非常大，我曾经在一个关于动物的纪录片中看到，一群鬣狗的头领在于狮群的争斗中首先成为牺牲品，被一只雄狮扑到咬死。在中国和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皇帝的寿命大多很低，非正常死亡的例子也有很多。但是人们还是全力争夺这个终极的地位，这种驱动还是归之于群体动物首领的天然的竞争机制是群体动物的本性。
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头领对于一个群体的意义虽然事关群体的生死，但人类对领导权的争夺却产生了一些异化，比如世袭制，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世袭制的本源是人类部落头领权力的增加和巫师武士的利益集团联合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的世袭制，始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源于大禹个人权力和声望的空前增长。从《史记》的记载中大致可以推定，大禹可能和一些重要的军事头领达成默契，大禹把首领的位置传给儿子——启，作为回报，大禹承认或者支持重要职位的头领们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的行为。这就是后来的封建分封制的雏形。事实证明，后来的军事首领们对反对派的镇压，在启的即位和夏朝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还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群体中，成员对于头领的遵从。牧羊人懂得只要控制了头羊就可以控制羊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原始社会的意识围绕着两个极点聚集，一个是萨满(泛神论的巫术)的内心体验，一个极点是群体的共识。自然界中任何一个群体的头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显然也需要多数成员的共识和认可。
在自然界中，一方面尊从头领有利于群体迅速的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而迅速的反应意味着生存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遵从是非理性的。这主要来自人类的大脑模块，进化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类的大脑在进化工程中产生了多种相矛盾的能力，其中一种是仔细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需要相对较多的时间，这种能力属于大脑中的高级模块。另外一种是直接的感觉能力，这种反应通常在很快的时间完成，这用能力相对比较模糊，出错的机会也很大，但是这种能力对于比如人们总是把一些紧急的事件有所反应，这个模块来自人脑的遗传的躲避掠食者模块，属于大脑中的较为低端的模块。比如，我们现在依旧会被任何突然的声响惊吓，无论这种声音是否真的有威胁，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警报是错误的，但是由于这种本能的反应机制的存在，对于个人脱离危险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群体而言，在危急时刻对头领的无条件服从和跟随也是社会动物的天然本性。例如在火灾时多数人们会非常自觉地听从任何人的指挥，而根本不会去想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帮助。而这种遵从心理显然也是盲目的和无理性的。但是这些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追随者，被一些人比如巫师酋长的利用，这些人甚至自身也不知道为何大众会听从他们的指挥。但是，这些盲目的遵从者最终对巩固原始时期人类压迫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人类早期，领导权、说服、操纵、遵从、等级制度，这些权力形式是构成文化的基本因素，而文化则是人类进化的又一里程碑，同时文化本身也暗含了对权力秩序的某种安排。
从长远利益来看，遵从头领的策略会取得很多好处，在自然界可能可以获得优先分享食物的机会，在人类社会则可以获得世袭或者变相世袭这样的利益。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盲目遵从甚至成为了某种文化现象和心理机制，如日本文化中对领导的绝对服从，和日本武士道文化。又如一个现代的公司的员工会盲目的遵从上司明显违背法律的命令。心理学家发现，在社会中人们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盲从现象。而年轻人的盲目成为最容易被煽动或蛊惑的目标。红卫兵、党卫军、都是以年轻人为骨干建立的，这些组织中士兵的年龄因素无疑是将其训练成杀戮机器的绝好条件。
监狱工作带来的利益从来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不过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已。但是让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个问题，事实上，现在的研究表明，十八世纪，监禁才被决定作为一种主要的惩罚模式。这时综合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把人限定在特定的空间，强迫他们做出特定的姿势，服从特定的习惯，——简而言之，这些都是和马戏团的驯兽方式一样的模式。于是我们看到了十七世纪从来没有的某种部队营区，出现了大型的基督教寄宿学校，这也是17世纪所没有的。18世纪，出现了有几百人工作的大型工厂，于是就发展出了一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无休止的监视。简言之，就是出现了一整套“管理”技巧，监狱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这些技巧，就工厂而言，是用于生产相关的目的，就军队而言……培养一支职业化的部队，使之能够完成艰巨的任务。
—— 福柯
武器的发明使得人类的头领的产生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靠体力的打斗不再是单一的方式，原始社会的部落成员间的权力也更趋于平等。在人掌握了武器后，还有一项显著增加的重要事务就是合作捕获猎物，虽然在没有武器之前可能也存在着捕猎的行动，但是那算不上不是原始人类的主要来源。人类学家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人类学发现，非洲塞内加尔的雌性黑猩猩经常会咬下树枝，当作矛来追捕猎物。很多动物都懂得使用工具，但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发现动物使用武器猎食，显示黑猩猩比人们所想的更近似人类。雌猩猩和发育未全的雄猩猩常会用树枝觅食，但有能力捕食较大猎物的成年雄猩猩则鲜有这种行为。黑猩猩会用武器追捕丛猴。黑猩猩不会弄断丛猴栖息的空树干，这样会让牠们逃脱，黑猩猩会先用尖树枝戳进树洞。可以推测人类最早的武器必然是投掷出的石头和弄尖的木矛。人类在掌握了较为实用和专门制造的武器后，大规模的猎杀行动开始了。这个时期人类的食物逐渐丰富了起来，从小羚到大型的猛犸都可以成为人类的美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分配这些大型的猎物。显然参加狩猎的人都有资格获取一份蛋白质丰富的鲜肉，但是许多考古学家并不认为猎物的分配仅限于参与捕猎者。
人类学家对当代狩猎采集社会进行了研究计算，结果显示女性对于族群的饮食比男性贡献了更多的热量。作为蛋白质的来源，肉类是饮食结构中相当关键的补充。不过，在狩猎的途中男人们仍然靠着植物食品来补充能量，当捕猎的行动失败时，整个族群都要依赖植物食品维持生存。
——《全球史》 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人类早期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群体内部互助的模式，对于捕获的猎物具有共有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分配源于早期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较为不均衡，有人做过统计，六个人协作捕猎和一个人单独捕猎其分险降低了约80%。一小组人也可能连续数天一无所获，所以需要别的成员接济些食物，另一方面对于捕获的大型猎物来说，比如野牛，其能够供给的肉类也远超捕猎人员未来几日内的食量，在没有发明可行的保鲜方法前，供给其他成员食用也可以换取下次的获取其他成员接济的权力，由于食物贮存的瓶颈和人类耐受饥饿的能力限制，将“一无所获的”风险分摊在众人头上，共享猎物是一个群体和所属个体之间现实和明智的选择。
直至今日聚餐仍然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联络情感的方式。从原始的亚马逊部落到国家元首之间的外交餐会。分享食物是人类最为普遍的表示友好的方式，这种习俗无疑是人类远古的祖先们共同捕猎和生活的遗传。另一方面人类从原始时期开始就倾向于把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和小型猎物归于个人所有。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yanamamo）人常常一起分食从森林中捕获的大型猎物，但是小猎物和采集的香蕉却都归个人所有，这种分配方式是由于小猎物和采集通常是由一个人独自完成的，同时也便于采集者藏匿。一方面原始人的食物分配方式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在另一方面，原始人分配食物的方式又由于其地理环境的不同和可获取的食物的不同以及获取食物能力的不同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类分配食物的方式也引发了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的复杂的交错和划分问题。
生活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至今仍旧处在农业社会的边缘，哈扎妇女一般从事采集植物和蜂蜜的劳动，而哈扎的男子则沉迷于用弓箭捕猎大型的猎物，羚羊通常是男人们日常的猎物，但是偶尔他们也能捕获长颈鹿这样的大型猎物。长颈鹿等大型猎物无法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保存，所以捕获的长颈鹿都归部落共有，甚至捕猎者在分配食物时也难以获得特别明显的优惠，甚至存在着猎物越大猎手得到的越少的现象。一旦鹿肉被抬回村子，捕获者就无法将其收归己有，而且吝啬的行为会被大家所唾弃，与捕获者非常不利。而作为小型的猎物比如珍珠鸡在习俗上则完全归个人的家庭所有。
虽然这样，哈扎男子还是醉心于捕获大型的猎物，这是因为哈扎男子获得了一些无形的社会回报。成功的捕获者被其他男子嫉妒同时被妇女们仰慕。这种荣誉的欲望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罗素在《权力论》中说，“ 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对于荣誉的取得，虽然也有功利的因素存在，但是单纯的荣誉依旧驱动着各色人等。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曼克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社会刺激，为公共利益效忠的行为就很容易解释。比如，一个成功的商人会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宣布自己愿意出资建设一座灯塔。通过上一章的关于人性的描述，我们知道这种社会刺激正是人性中内化的种群驱动力量。同时这种荣誉的获得也有助于，个人获得妇女的青睐，而妇女的青睐本身也是某种群体意志的内在驱动。比如，战时的妇女往往非常青睐战场上的英雄，尽管这些英雄可能很快就会丧生，这种驱动和女性日常的物质偏好。有着截然不同的趋向。人类权力的欲望，不仅仅是个人自利的驱动也同时来自群体意志的驱使。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获得社会的肯定，同时很多人把社会肯定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
回到人类的原始阶段，人类初期的权力是由集体和个体的利他行为、互利行为、排他的行为,三种行为交错构成。人类初始的财产的权力自然由公有、私有按照部落的伦理构成，而所谓分配的伦理实质是部落成员之间达成的分配协议。
英格兰北部山区的摩尔人至今依旧保留着一种传统，这种传统限制各家放牧牲畜的头数。摩尔人的绵羊可以在那里任意走动吃草，但是牧羊的主人却不得私自增加羊群的数量。羊群的数量限制保证了牧场不会被过度放牧毁掉。限制放牧数量不过是保证公有的财产被公平的使用的措施。
在非洲中南部一个沙漠中，还生活着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始部落——卡拉哈里。这个部落习俗规定，用毒箭射杀的猎物，箭头的主人享有分配食物的权力。但是作为狩猎者，可以先喝掉动物的血。对于集体获取的猎物，捕猎者只能先行分食猎物的内脏。如此严苛的分配食物习俗，源于这个部落处于严重的食物匮乏状态。箭头所有者的分配权是原始的资本主义。集体获取的猎物分配权则是原始的配给制度。人类分配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完全被文明所改变。在二战期间的崇尚自由资本主义的英国也由于受到德国潜艇对航运的严密封锁,不得不对基本民生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制约分配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件是社会可获得的资源总数。
在自然界中较为常见的另一项权力是动物对领地的占有权，雄狮经常会用尿液的气味标注其领地的范围，每当有别的雄狮侵入都会有一场新的争斗。作为群体动物，人类的领地观念也是天然形成的。人类的部落和国家之间也延续着同样的游戏。争夺领地的内在驱动依旧是保障生存的权力和交配的权力。黑猩猩也有着巡视领地的习性，由于群体间的争夺，那些巡视领地的黑猩猩会面临致命攻击的危险。人类的领地观念是群体的概念和个人的领地的复杂的混合，这种领地观念在现代文国家中依旧得到了保留，即使在最文明的国家中，国家之间、中央政府、地方州或省、到县、到镇再到居民家庭，人类的社会群体内部和家庭内部无不有着层层嵌套的划分。
即使在土地没有私有化的文化中和原始部落中，领地的争夺同样也产生残酷的战争。从化石证据来看，远在距今14万到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部落之间就开始使用武器互相杀戮了。科学统计显示当时的原始人至少有5%的人口死于相互的争斗。
原始部落的领地里，部落成员一面要共同维护领地的边界，另一方面部落成员内部语言存在某种程度的划分，人们会自发的形成某种形式的个人或者家庭的势力范围。在巴西的原始部落中，已婚夫妻和未婚夫妻分开居住，在部落居住地的中央有着公共活动的广场。在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群岛，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特洛布里恩群岛中的奥马哈卡纳（Omarakana）村子的平面图。村子中中心的广场属于男人，街道部分属于女性，单身汉有特定的居住区域，已婚夫妇必须住在周边。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原始社会的部落中，人类的领地也有极为复杂的划分方式，这些划分就是明确的又是相互重叠的。
人类社会对于集体领地的观念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观念，但是个人的土地私有概念和相应的土地私有权力却应当是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而出现的。即使在古代，土地也很少完全被个人真正占有。国王拥有征用权，所有者拥有开垦的权力，路人拥有通过的权力。
由于权力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长期的进化，人类早期的权力形式就注定是复杂而交叠的，人类社会的基础是权力，权力有着公共事务的权利和个人事务权力的划分，但是很多情况下权力是二者的混合。权力的划分、分配、组成是社会良好运转的基本条件。
人类之所以组成社会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繁衍，而不是为了被压迫、剥夺和奴役。为了更好的生存和抵御野兽和恶劣的环境，人类从进化的开始阶段就已经是群体动物和社会动物。在原始状态，部落成员都存在着采集和狩猎的共有阶段，一般妇女采集，男人打猎，虽然收获多有不同，但是每个部落成员拥有获得一份食物的权力，即使在最原始的部落中也存在着复杂的权力范围划分。列维·斯特劳斯就曾提到
在北美洲，（印第安人）神话解释了火种的来源，但是火种则置身于一系列的财产中，这些财产的排列标准只有一个：那些财产是用来交换的，那些财产是用来共享的，哪些是留给自己的，一些乍一看粗俗可笑漫无目的的故事，一旦经过细致的分析，就会显示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哲学。
——《人类学讲演集·裸人》
作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能过持续运转的关键就在于，社会成员内部的权力划分。原始的部落中一般存在着，成员个人的权力，家庭的权力，血族的权力，等等复杂的划分。一般情况下，这些权力的划分由于长时间的延续被固定下来，成为部族的基本伦理。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天然的拥有管理自己身体权力，比如是否留胡子，穿什么样的衣服，今天是否出去打猎，当然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力是选择交配对象的权力。另一方面，一些权利则关系到公共资源的权力，比如妇女可以在所有的部落领地内采集植物根茎和果实。另外还有一些，则来关系到每个个人，但是必须由集体决定的集体选择权，比如部落要向哪里迁移，是否要和别的部落交换富余产品选择什么进行交换，这种选择权力必然会因人而异，所以常见的方式是，推选一个首领或长老来决定部落的集体选择问题，把分散的个体成员的选择让渡到少数人手中。而这种方式就产生了民主代议制度的雏形。而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核心依旧是权力及其行使范围的划分。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复杂程度的增加使得权力的范围和关系也必然相应的更为复杂。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也应当是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人的权力，资本的权力，产权，集体谈判权之间的关系也仍旧是一个模糊的和充斥着利益博弈的领域。而现今世界上，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资本的权力，大于人的权力，甚至存在着资本权力大于生命权力的现象。巴西政府面对艾滋病逐渐蔓延的严重局势，1997年巴西政府决定鼓励国内的制药公司复制抗艾滋病的专利药品，也就是公然倡导废除这些药品的专利权。这样做的结果是，巴西国内市场中，这些药品的价格大幅下降，只达到美国同类药品价格的1/4，个别药物甚至只有1/16。然后，巴西政府付费买下这些仿制药，免费发放给艾滋病患者。这项措施，使得巴西艾滋病患者的死亡人数急剧下降。
面对资本的专利权和患者的生命权，人们又处在了两难的选择之中。美国政府接受了专利持有者的立场。美国威胁要实施贸易制裁那些侵犯专利权的国家。同时，美国还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控诉巴西，指责其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但是在世界和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之下，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宣布不再对侵犯专利权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好几个国际组织都积极出面进行协调和组织谈判。一些私人基金则提供了资金支持。2000年，5大制药公司同意就出售给亚非国家的药品价格进行谈判。2001年，主要大公司宣布，它们决定仅以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药物，这相当于西方国家药价的1/10。其中一家公司宣称：它们不打算在非洲的艾滋病药物上获取什么利润。
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放任资本权力的危害，同时也看到了资本权力和其他的权力的平衡和谈判最后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所以，需要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加以检讨，重新界定和审视资本的权力，并对资本的权力加以限制应该是未来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在德国根据该国法律，雇员在董事会中有其代表。尽管离真正的权力平衡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但是这个例子说明，民主本身也给予社会一种缓慢的自我调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