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班徽多大:第五章 货币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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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货币和流通
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商品交换媒介当然是货币，货币本身也是权利的集中体现，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货币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货币的定义向来颇具争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将货币定义为：“货币或货币供给是任何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或在偿还债务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著作《货币的祸害》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多世纪以前，有个叫威廉·弗瑞斯（William Henry Furness）的美国人类学家闯入在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其中有个人口在五千到六千人的雅浦岛（Yap）给他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货币制度。岛上没有金属，唯一的资源就是石头，在消费中他们支付“石轮”，一种当地人叫做“费（fei）”的媒介，材料是来自离雅浦岛四百里的另外一个岛上的石灰石。岛上的交易结束之后往往不移动笨重的“费”，而让它留在原处，甚至连标志也很少作。岛上某家人曾经试图运回一个壮观的比例和非凡质量的“费”，但是却在靠岸时候沉入海底，尽管如此，但是当地人还是觉得他们拥有那块“费”，所以这家人被认为岛上最富有的人。——这就是传说中的石币岛，而人类学家一次不经意的探险解开了人类法定货币的本质：是大家基于信用共同并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换句话，货币的基础是社会对所有权力（那块海底的石头）的确认。
上面的例子颠覆了传统的货币在人们中的观念，石轮根本不用来回的流转。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费不过是某种所有权的确认而已，当这种叫费的石轮沉入海底时，岛民们流转的实际是一种权力。所以，货币根本上还是一种权力。这在里我以权力的角度定义货币。货币是一种所有权的量化的凭证，所以货币也是一种权力。货币这种权力凭证一般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或者被法律强制要求接受，并尽量提供精确的可量化的尺度。
事实上马克思晚年也对货币的权力属性有所感悟，马克思说，“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关系、社会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当作一件物品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就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社会联系，社会的物质变换本身通过货币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
货币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和纪录财富的数量，现代的货币甚至仅仅是一些电子数据而已。货币本身就是商品的替代品，货币也是商品。货币的基本社会作用是规范交换的秩序。所谓规范交换秩序是指通过媒介使得交换得到很好的量化。比如，假设物物交换时两只羊可以换取一头猪。那么，交换时的差异性就很大，无论羊和猪的重量品种等等都有着多种差异，这就使得交换的公平特点难以保证，可能有的人会有意少味饲料用两只瘦羊去换取一头肥猪。由于劣币淘汰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 Law），养羊人的可能会效仿，在民风不够纯朴的地方，市场上的羊会越来越瘦。而这些差异性带来的困扰在货币时代都迎刃而解，因为货币可以量化。普通一头猪100个钱币，羊一只50个钱币，但是你的羊瘦这样就只能换取40个钱币。
未开化社会，据说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牲畜无疑是极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了，古代往往以牲畜头数作为交换的评价标准，亦即用牲畜交换各种物品。荷马曾说：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牛九头，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牛一百头。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变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
——亚当·斯密《国富论》
为了更多的了解货币的形成，然我们回到人类社会货币的形成之初。看看货币的形成过程。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用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在完成了基本的分工之后就需要一种交换来完成生活必需品的交换。物物交易的困难导致某种商品成为通用的交换媒介。这些商品，因为环境各地多有不同，常见的有牲畜、盐、贝壳等形式，而通过长时间的筛选，金属货币以其耐久和可以分割成为后来的基本货币。但是使用价值很大的稀缺资源作为货币不得不说是社会的一种损失, 逐渐一些低使用价值的商品成为主要货币。中国最古老的货币是贝壳。贝壳成为我国最古老的货币也是有记载可寻的，司马迁《史记·平准书》里提到夏朝曾使用“龟贝做为货币”。考古发现的原始贝币产生于距今三千年的商代，是一种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的贝类货币，出土于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地，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这类海贝主要出产于我国的东海、南海等地海域，反映了商代商业交流的情况。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也铸造成贝壳的形状。从考古资料中，河南仰韶，山西苪城等文化遗迹中也发现了贝的存在。这些发现显示，贝壳成为了远古时期所有权的一中凭证。古人卖出一只羊，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贝壳，就表示说社会承认这些贝壳等于一只羊的财富数量。这些贝壳也可以在几个月后买回另一头羊，或者用两倍的贝壳买回一头猪。在本质上，古人卖羊得到贝壳和现代人卖出羊得到的银行卡中增加的若干货币单位的电子记录没有区别。由于货币的本质是权力凭证，而且这种权利必须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行使。
货币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又一个关键性的飞跃，货币使得大范围多方面的交换更加便利,保障了社会分工的有效运转。由于货币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各个人群和部落之间的联系被货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货币犹如社会生活的血液，把需求和产出有效的联系了起来，生产者通过货币交换得到需求，消费者通过让出货币满足了自己得需求。货币就如血液里的红细胞，带来氧气（产品）带走二氧化碳（消费）。由于货币的贮存特性，又极大的刺激了生产者的生产欲望。一般情况下，货币的流动又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过剩。
在商代晚期又出现了铜质货币，形制也仿海贝形式。铜贝出土于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铜贝是现在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
货币商品的选择，实际上是从使用价值向价值尺度和财富储藏的功能转移。以贝币为例，贝壳很早就用在原始人的首饰和墓葬中。贝壳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实际的生理需求比如食用御寒等已经脱节，成为分工出现后最先也最有可能脱离出来成为货币的物品。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货币的媒介使用价值要相对较低，通俗的说，也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财计》记载，东晋的权臣桓玄曾经想废止用铜铸钱，（这可能是由于战乱时期大量的武器铸造的需求。）用粮食和布帛代替货币，一位叫孔琳之的官员劝阻他说：
孔琳之曰：“先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此钱之所以嗣功龟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者，著自於曩。”
孔琳之的讲述中提到了古代的货币选择有意得选择无用的东西，如龟贝等物品。也就是说，这些媒介物品在古代并不是有着许多劳动，而仅仅因为是比较稀缺有利于作为权力的凭证。黄宗羲的文中又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各个地区金属货币由于流通和价格的不足民间存在着，以布帛和钱币金银等货币同时流通的状况。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杂以穀帛，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陈用钱兼以锡铁栗帛，岭南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北齐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绢布。后周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而官不禁。
——《明夷待访录· 财计》
这里可以看到古代的货币是多种形式流通的。并不是金属货币为单一形式，这也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金银的实际开采能力，实际上无法供应足够数量的货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期，适应着当时经济的繁荣和商品交换的需要，白银也逐渐作为货币使用。大致在唐末到五代阶段，白银正式成了货币。虽然白银的使用并没有经政府明令认可，但事实上它已取得了货币的地位。宋代发明了纸币，纸币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纸币使得货币的实用价值接近最低,使得大量的金属回到生产生活领域，促进了商品流通,曾在宋朝盛极一时。纸币天然的把货币的实用价值降到最低，同时纸币天然的带有信用的色彩，即一种被信任的能力。
到了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把纸币当成榨取百姓的工具,无节制的过度发行纸币，（这种无节制也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制约失控的因素）使纸币走向衰落，元朝社会也由此走向崩溃和灭亡。但是元代的纸币有个突出的特点是，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了两种纸币：一种是宝钞，一种是“丝钞”，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这是罕见的一种丝本位货币，但是由于丝的贮存和转移的问题很快就不使用了。
两汉赋税制，按亩收租，按丁口收算赋，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曹操改革赋税制，直到唐租庸调法，有按亩收租调，或按丁收租调两种，朝廷收入全部是实物。唐两税法改为按资产收税，实际是按田亩收税，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
——范文澜《中国通史·隋唐卷》
中国后来的明清社会选择金银作为主导货币，明初一度曾经想恢复纸币的使用，但是由于元末纸币的噩梦，百姓普遍不愿使用只好作罢。而储量较多的铜由于相对较多无法成为主要的世界性的流通手段，古代中国铜钱的用途虽广，但是大额流通还是很不便的，铜钱一千枚为一贯重约4
二百馀年，天下金银，纲运至於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
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於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
——《明夷待访录· 财计》
这里黄宗羲指出由于明朝二百多年来富商权贵对白银的囤积,到了明末的十七世纪中期,由于市场上白银的缺乏，土地价格折合银价已经不到明初的十分之一。考虑到明代长时期的出于和平状态，人口的增长很大，土地的稀缺性明显的是不断的增加的，这也表示真实的通货紧缩不止是原来的十分之一。史书记载，由于白银的吃紧，十六世纪末的明神宗派出宦官为矿监，到处开矿，以图增加赋税之外的白银来源。
明末这种通货紧缩应当不仅是总量不足引起的，而是由于财富过渡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引起的。通俗的说就是富人钱太多，穷人钱太少的缘故，而最要命的是富人的消费有限，甚至金银被埋入墓葬，另外由于通货紧缩，白银越贮存越值钱，加之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人口的增加加剧了对货币的需求，最终这种通货紧缩情况让流通几乎瘫痪。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十五世纪的日本侵扰和十六世纪末的中日朝鲜战争，原本大量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被迫中断。原本脆弱的通货危机雪上加霜。
即便现代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认为：“我主张抛弃从货币总量出发而不问用途的传统方法，改而从社会的报酬或货币收入流量以及其所分成的两部分出发。”从明朝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达官显贵拥有大量白银，而民间白银吃紧，在总量基本恒定的情况下，流通性的货币量既货币分配是否平衡是比货币总量更为重要的货币因素。
明朝通货紧缩的情况到了清代又有了另一种改变，这种改变是由于白银又可以大量的供应市场了，这一方面是战乱对权贵的重新洗牌，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外部白银的入流。十八世纪清代乾隆时期，清朝财政的最高峰时一年纯岁入1182万两，积累库存白银达到8000万两。这些白银则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地美洲的银矿大量进入中国的缘故。
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这些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卖给其他的亚洲买主，其次是供应马尼拉一美洲贸易。另一个同样被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在于，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
——贡德·弗兰克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
正是这种来自美洲的白银流入才缓解了中国的通货紧缩。这种白银的入流使得清代中期突然开始出现了一个经济的繁荣时期。货币的供血功能和新陈代谢的功能，生动的显现了出来。适量的货币是社会经济的一种很好的润滑剂。
这也反面说明，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中期，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着痛苦的通货紧缩时代。由于明朝末年政府的税收单方面依赖白银，使得商品的流通缺乏足够的货币支持，明代的手工业无法继续高速运转和大量的吸纳农业富余人员。不幸的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北方又遇上气候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中国北方连年的干旱，一些地方甚至长达一年没有降雨，气候历史上称之为小冰河期，这个气候危机最终诱发了明朝的崩溃。而明朝的单一的白银为主的税制无疑加重了这种通货危机，如果能够加以某些实物作为税收的物资或许明朝的财政会好很多。
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的王公贵族和达官显贵们，大量伪造阿拉伯银币。尽管这些假币上镌刻着“只有安拉才是唯一的真主，穆哈默德是主的门徒。”这样在基督教世界大逆不道的句子。权贵们的贪婪使得假币铸造的行为风行欧洲大陆，以至于惊动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虔诚的路易九世对这种亵渎行为大为震惊，敦促教皇英诺森四世加以禁止。显然这种禁止的成效是有限的。有学者估算基督教国家在整个13世纪大约共筑造了30亿枚假币，在阿拉伯世界流通的假币价值等于约4000吨白银。这相当于整个欧洲银矿连续25年的产量。但是这样大量的伪币流入并没有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或许这种伪币的缓慢流入造成的温和通货膨胀，由于适应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反而大大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成为一种难得的润滑剂，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根据《剑桥欧洲经济史》的记载，美国在十九世纪40年代以前，小工厂主要依靠来自附近农场的临时工，他们的工资也多用实物而非现金的方式支付。也就是说明，在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会被迫的回归到以物换物的流通方式。
1991年，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恢复货币信用，阿根廷政府启动货币兑换计划，开始实行货币局制度。1991年4月，阿根廷正式开始实施“兑换计划”。其基本内容为：比索以1：1的水平钉住美元，每发行一个比索都必须有一个美元的储备作为支持，并且可以自由兑换。中央银行不得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必须严格依据国家外汇和黄金储备发行货币，其国际储备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低于基础货币总量。一般认为，“兑换计划”的实施标志着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建立。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可以与联系货币自由兑换，使阿根廷经济逐步走上美元化道路。
虽然实行货币局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阿根廷的恶性通货膨胀，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也是阿根廷美元化带来的深刻教训，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货币局制度使汇率政策失去弹性，造成比索对美元的比价严重高估；二是货币局制度使货币政策失去主动性，削弱了阿根廷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国民经济的能力；三是货币局制度使财政政策失去灵活性；四是货币局制度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002年1月，阿根廷议会通过了经济改革法案，决定放弃比索与美元1：1的固定比价，实行比索贬值。由此，阿根廷联系汇率的货币制度终于宣告结束。一方面联系汇率和金本位也会造成了事实的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对于外贸依存度不大的国家这种币制设计显然是创造性的毁坏。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货币的分配方式又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货币既然是一种商品，货币的价格和购买力实际也存在着波动。这一点对于现代人特别是熟悉外汇市场的人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种货币供求的波动，导致了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既然货币是一种权力，权力本身又不可能是恒定的，所以随着权力的变化，货币随权力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纸钞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
史书记载，在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四川的商民已使用一种叫“交子”的纸币。由于四川使用铁钱，铁钱分量重、价值低，携带极为不便。商民就自发地产生了以纸制的符号来代替铁钱流通。后来发展到由十六家富商主持发行，官督商办。富商称交子铺或交子户。这种纸币实际是由地方的私人发行的金属货币本位的纸币。北宋时因四川是铁钱区，交子的面额单位和实际使用只能直接表现为铁钱。南宋会子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和白银的比价，但孝宗时一再用银、钱回收会子以保持其价值，说明纸币和仍旧和贵金属货币有内在的联系，虽然会子的面值单位是钱而不是银。南宋时期，由于财政困难，因而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取得收入。南宋最初发行的是“关子”，后一度改为“交子”，但流行最多的则是“会子”。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达一亿一千五百多万贯，比最初发行时增加了三十三倍，引起了物价上涨。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时，“会子”二百贯尚不能买一双草鞋。纸币初期的金属本位的制度本身是允许有一定比列的增发的，但是显然这个比例是不可能无限降低的。当时的政府当然也应该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但是由于南宋王朝面临蒙古人强大的军事攻势，显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显然毫无节制的增发纸币只会加剧社会的动荡。
元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为少。元代初期发行的中统钞以白银或金来维持币值。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钞币的发行额也有限制，在初发行的十来年间，物价尚称平稳。到了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于蒙古统治者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十七年（公元1280年），纸币就贬值成为原来的十分之一。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时，物价与至元十三年比较，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由于发行增加，币值不稳，就在这一年又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新钞一贯当旧钞五贯，仍以金银为本。
到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又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钞两贯或铜钱一千文。这次发行根本未提准备问题。发行不久，贬值严重，物价暴涨，人民只好用铜钱、白银或实物相交易，公私积存的钞币视同废纸。而在此后不到20年元朝就被各地人民的反抗推翻。同样战乱又加剧了这种纸币的增发和泛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巨额战争赔款，战败的德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德国工人甚至要求，工厂主每天中午就发给他们当天的工资他们好在午餐间隙把钱变成商品。中国的四十年代末也曾发生过高强度的通货膨胀，1937-1948年上海的通货膨胀达到363660%，高强度的通货膨胀经常都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出现，因为那个时候除了配给制看不出怎样才能迅速的恢复社会的运转。实际上这两次通货膨胀的最大的问题是，战场上的失利导致政府的信用破产，而货币则是权力的证明，当这个货币的证明人——政府，失去证明能力时，货币的效用就会突然下降，这才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祸首。
为了应对超速通货膨胀，后来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又发明了所谓——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本是医学术语，20世纪8O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引入经济学领域。当时玻利维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经济负增长12％，导致政局动荡。萨克斯向该国提出建议：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述做法一反常规，短期内造成经济剧烈震荡，仿佛病人进人休克状态，但随着市场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GDP增长2％，外汇储量增加了20多倍。这个做法看似有效，但是很显然这个方法会给所在国的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
1973年，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来的民选总统阿连德。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被邀请到智利，智利政府在弗里德曼的建议下制定了后来也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智利在经过了5年所谓的滞胀期，经济开始突飞猛进。而实际上更为中国人熟知的则是著名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现在看来这个所谓5年的“休克疗法”简直可以称作是“自杀疗法”。这是因为，无论俄罗斯还是智利实际上都有着较好的生产能力，只是货币信用系统危机而已，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实际上这个休克疗法本身比配给制还糟，因为他把政府的调控功能大幅度削弱。或许临时采用配给制和市场交易的双轨制并逐步放宽并取下配给制，就可以完成平滑的过渡。
货币信用的重建，完全不必以停止生产为代价，停止生产完全是本末倒置。在一个习惯于权力掌控的社会中，突然的让政府的角色消失，无疑会造成经济的瘫痪。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的重要的错误是激进的私有化和放开物价。休克疗法的重头戏，也是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当时的俄罗斯叶律钦政府规定，从
对于有急救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快要冻僵的病人是不可以马上把他放入热气腾腾的浴缸里的。而俄罗斯休克疗法这种做法，正好是这样一种致命的不当措施。在1991年俄罗斯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生产者由于计划分配和配给制度，生产的动力严重不足，在改革初始阶段，先重点应当放在鼓励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上比如劳动者给以产品数量给以适度奖金的方式。至于国有化的问题也必须充分的考虑和探讨后才能渐进的实行私有化的改革，且有些部门入能源和通信电力等部门完全没有必要私有化。而这种改革显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键性的政治经济权力再分配问题。当时的国有化政策，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权贵的阴谋，当时的政策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这等于增发了一个庞大的货币存量。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因为这些证券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货币，但是当时市场上的商品严重不足，突然增发这么货币只能使得通货膨胀到达一个灾难性的水平。
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应对方案中，重要的不是让政府的职能消失，而是规范限制政府的行为，和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自由市场从来就不是什么万能丹。或许采用逐步实行私有化改造，俄罗斯原本可以很快恢复经济活力。而激进的私有化政策犹如炸毁了一座大坝，必然导致货币的洪水泛滥。
好了，问题来了怎样的货币才是适当的货币发行量。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方程式。比如常见的有：
货币量 × 货币流通次数 = 商品价格 × 交易数量
货币量 × 货币流通次数 = GDP(国内生产总值) × GDP平减指数
具体的方程虽然有所差异，但是现代的经济学家们大多都将货币的总量同商品的总价值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货币公式实际是依旧无法估算货币流通次数。这个公式并没有实际的令人信服的基础，一个显著的反例是，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并不受到政府调控，但是很多时候依旧可以运行良好。实际上，比货币发行的总数量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的分配。这里，我回到简单的货币周转的模型，再来看看货币的简单流通过程：
假设在一个独立的与世隔绝的小岛，岛上有农夫、石斧工匠、商人三类职业。但是商人是不从商品交换中渔利的，这些商人由年老的长老担任，无偿为岛民服务。农夫将生产的农作物直接拿到长老处，长老则给农夫出具相应价值的证明，有长老手印的小木片。同样石斧工匠也把石斧拿到长老那里，换取相应的证明。显然这些长老的小木片就是货币。这里一个天然的货币供应量应当是所有商品的总和。长老就是货币的发行人，长老们就是岛上的中央银行。这里首先可以看到货币上面并不存在着所谓等量的劳动，货币是一种证明，这和现代的纸币一样, 小木片和金属已经没有了关系,不存在任何等价的劳动。货币的发行是基于这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的。这种状态下，每个生产者都会按自己愿意达到的最大生产能力生产，因为所有生产出来商品都可以直接的换取货币。农夫们积累货币等到需要更换农具的时候去长老那里购买石斧，而石斧工匠则经常性的到长老那里购买食品。小木片货币的出现极大的方便了农夫和工匠。只要这些长老不会私自使用货币，这些货币的数量多少并不会引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或通缩。这些长老在送来的商品多的时候就多发一些小木片，买走的东西多的时候就可多贮存一些小木片。这个小岛上，货币的发行量主要是和生产能力和流通的需求直接挂钩的。而现实的最大困境和复杂的因素是，所有的政府同时是货币的发行者也是货币的消费者，同时供求关系也是靠市场的滞后的反应来表达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货币流通的模型。假设，有个农民养了2头猪，每头价值等于100￥。如果交易成功，那么通过交换农民就可以间接从中央银行得到这个200￥，这200￥等于证明农民等价于2头猪的通用所有权。但是没有交易成功的话农民就不可以获得这200￥，农民则没有证明，农民可以通过用猪和其他人交换别的货物币如羊。但是，实际生活中这样得交易并不容易，而且可能交易成本极高，所以货币交换依旧是最有效的交换。再假设，一个牧羊人养了4只羊，每只价值50￥，总价也是200￥。还有，中间商，每收购和卖出一只羊，获取10￥的利润，一头猪20￥的利润。
首先，中间商要先出200才能买入2头猪，这200￥来自储蓄或贷款，能够有200￥中间商才能存在。假设中间商转手卖了两头猪给牧羊人获得240￥，同时用200￥收购了4只羊。由于可以相抵，农民实际只需要40￥就可以了。后来，中间商又卖了3只羊给农民得到180￥，那么农民的剩余现金为20￥，牧羊人剩余现金为-40￥，中间商得到40+180=220￥现金扣除200￥本金，实际得到20￥和1只羊50￥，共价值70￥。
这里提供的货品和服务总价为，农民的200￥，牧羊人200￥，中间商70￥，共计470￥。
消费的总价为，农民180￥，牧羊人240，中间商0￥，共计420。
这里启动的资金必须是大中间商加牧羊人的240￥，关键是牧羊人要有至少40￥，这个交易链条才能运转。另一方面，牧羊人还要保证能够相应的卖出他的羊。
如果牧羊人只有20元的现金，这个交易就变成了牧羊人只能买一头猪，120元，同时中间商就只能买2只羊，农民只能卖出一头猪，同时只能买一只羊。有30元现金。这个交易链中：
提供的总价为，农民100￥，牧羊人100￥，中间商30￥，共计230￥。
消费的总价为，农民70￥，牧羊人120￥，中间商0￥，共计190。
而牧羊人会认为市场的需求是2只羊。而在以后的生产中每年只生产2只用于交易的羊。中间商也会认为，社会对猪的需求只有一头，也就相应的只收购一头猪，以后农民也只养一头猪。
这个简单的模拟，是货币流动的基本分析。首先，商业需要最多的货币或者信贷，再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都要基于交易的结果和货币的核算。这里可以看到，货币对于生产和消费的某种杠杆作用，牧羊人的现金减少20￥，会给整个交易带来210￥的损失，而消费则减少了230￥，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生产和消费预期的减少。这个例子也说明在货币供应末端（普通消费者）的货币拥有量对整个社会国民产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经济学》中提到：
货币对经济的作用是比较间接的。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会使消费者钱多发烧而增加他的开支。相反，货币供给的变化导致利息率和信用条件的变动，并由此引起开支（在房屋建筑、企业投资、净出口等方面）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变化。
这个论述显然和大众的直接经验不符，因为如果一个乞丐货币多一些就会多买些食品，一个孩子货币多一些就会多买些糖果，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我们总有数不完的需求。货币的存在显然是对需求的直接反映。
从历史上看，由于金银货币的稀缺往往导致了，在许多时候社会出现大规模的通货紧缩的痛苦，如明末的经济崩溃。现代的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也大大限制了二战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金本位一度让美国的货币政策难以维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美国脱离了金本位的美元发行体系后，美国的经济不但没有衰退反而成功的抵御了石油危机并迎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较之通货不足，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货币的分配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无法获得足够需要的货币用于流转，另一方面社会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必须要有所储蓄，人们的消费意愿的不足也会使得货币退出流通领域，造成通货不足。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认为投资的拉动和刺激作用表现为，一个部门的新增投资，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追加新投资获得新收入，致使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若干倍于最初那笔投资。这里的投资拉动就是货币的注入经济循环的过程，但是这种刺激一般还是周期性和暂时的，因为所有的投入只有在得到市场的回报后才能延续。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利益集团的博弈，真正流向普通雇员的货币流量是大打折扣的，而最终政府投入的货币直接进入消费者的口袋的比例可能比市场化的选择要差很多。所以理论上说最有效率的拉动方式，就是直接向公民派发公共产品的红利，而这些在非金本位时代也来的容易的多。因为相对而言，消费者最知道他们自己的需求，而资本对这种需求也最为敏感。
至于准确的货币发行的公式应当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测算出所谓的货币供应量，因为货币需求应当取决于微观的交易环境的需求，而非简单的数学公式的估算。上面的公式至多作为参考而已，即使构建一个基于交易行为的巨型计算机程序模型，以便评估社会的货币需求和流动状况，程序模拟的结果也只能是参考，因为要对程序的设计进行评估，要比对数学公式的评估困难的多。这种货币需求的根本是非常微观的变化，就像你很难估计，吃一块面包要分泌多少口水。现代社会，提供货币的方法是通过银行的信贷需求来决定货币的供给，这是社会的需求的某种直接的反映。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则采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小幅度调节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但是这些需求也不可避免的带有某些扭曲和欺骗的风险，政府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要立足于对银行的行为和风险加以某种规范，另一方面也通过发行国债增发货币给社会注入货币。还有一方面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增加基础的货币供应。增加基础货币的方法一般为发行国债，印发钞票，核销坏帐等。货币存量的一个基本的天然的规则是货币发行量不可以超出社会（非指单一国家）的生产能力的极限。银行的发明在本质上说是一种缓解货币流动性不足的机制，这种流动性不足在金银本位的货币体系里尤为显著。
配给制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货币分配和供给规则，配给制使得产品能够最大效能的分配给最需要的人。配给制的票证也是一种货币而且是一种优先的货币。这就让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饥荒等导致的紧缺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分配。而在福利国家中对底层百姓的货币和实物配给也是非常有利于经济循环的。
在市场环境中缺乏基本的信用能力的中下层民众的货币需求一般是不能仅仅靠商业银行来解决的，这些民众对经济的重要性往往被轻视。但是孟加拉国的格拉敏银行则通过向底层民众发放小额无担保贷款而享誉世界。这家银行通过走访乡村，和当地人建立相互信任了解贷款项目，保证了贷款的回收，其贷款回收率达到惊人的98.9%。这样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普通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这也证明了底层的大众对于货币的需求和经济上效率，并不比企业来的差。但是可悲的是目前这种模式还是无法推广。
从整体上看，社会底层民众的货币供应问题一般还是需要社会的福利回馈，而福利货币的来源首先就应当是公共资源的权力收益，主要有是土地使用权的拍卖所得和探矿权和资源税的收益以及公共事务的权力比如出租车营运权，这不是什么施舍，而是一种排他机制中失去机会的补偿。例如一个村落原本每一家都跟中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由于机械化农业的发展，显然没有必要再有那么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了，村民们决定竞标一户人家负责全村的粮食生产，这样的竞争中必然是出价最高和生产技术最好的人得到机会，这样其他人当然也就不必再自己耕种了。而中标者的出价也平均的分配给各位村民。这当然不是施舍，而是排他竞争中的补偿，这种补偿是的村民耕地所有权力出让的价格。
社会通过福利政策，使得公共资源的排他权力最终又回馈公众，这种回馈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消费，消费市场有了需求，商人就会去银行贷款，贷款的数额就是货币的需求量的重要指标。这样使得社会财富的生产和流转更加有效。在货币政策中，政府更为重要的责任是，从政治上关注整个社会的货币分配秩序货币流向及其和基本的国民权力的关系。我曾经有位朋友，到了冬天就会手脚冰凉，这是一种微循环不好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经济或许最大的问题就是微循环的不畅通。世界经济要良性的发展，首要的目标是货币在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阶级之间均衡的流动。人体的心脏和大脑固然需要大量的血液，但是这不等于脚趾和手指可以缺乏血液。同样的道理，企业家和银行家们固然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但是这不等于可以削弱大众在货币分配上的应有权力。
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是，国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各项产业是否完整。比如，美国政府曾经在2008年2月通过了约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刺激消费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将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则可得到1200美元的退税；年收入超过30000美元但不必纳税的低收入者，也可获得300美元的退税。现在8个月过去了，这项措施显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这是由于，美国的消费品很大部分来自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消费品的利润大多集中在少数进口商和品牌输出的大公司手中，美国很大一部分消费支出一方面刺激了别的国家的生产，另一方面利润又大量的集中到少数中间商手中，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就相应减慢，所以这样的刺激方案必然效果有限。像美国这样高度消费的国家，刺激经济的主要方式还是要靠增加就业机会。一个可以考虑的应对措施是加强福利产业的发展，美国的社会福利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比较滞后的，如果能够充分的发展福利产业，将提供很多的服务业工作岗位，而这些岗位是难以被进口取代的。
货币的发明使得交换的成本大大降低，但是货币分配中的不均衡，反过来又使得社会的财富和资源无法正常合理的流转。比如，人类的基本温饱消费实际上是大致相同的，一个亿万富翁日均的粮食和蔬果和一般平民的差别是不大的。但是由于富翁过多的积累了财富，而普通的民众则可能被迫削减蔬果甚至粮食的消费，在种情况在人类走入国家和所谓文明世界后，就一直般随着人类社会。如果亿万富翁过多的主导了货币的分配过多地集中了财富，那么普通民众则会被迫节衣缩食。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资本积累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资本家唯一的目标把利润和贷款不断地转化为新的追加资本，导致资本积累呈现出脱离社会需要而无限扩张的态势。另一方面以广大雇佣工人为主体的社会需求和消费却相对萎缩，因为 “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 以最大限度地推动资本价值增长。这种现象使生产扩大和工人消费水平降低并存，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异化与扭曲，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工人的有限消费和需求，经济危机就有了爆发的可能。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社会能够生产的商品总量也大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大众的收入水平来说,大众收入的提高确是严重滞后的。也就是说，科技发展的社会福利也过多的向资本倾斜了。这种倾斜导致了产品大量生产，大众的购买力却严重滞后，而购买力滞后又导致企业破产裁员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这样的危机导致了，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所以，归根结底，货币分配的问题依然是权力分配的问题。
据说列宁公开说过，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是使货币贬值。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能够秘密地和不被察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量财富。
——J·M·凯恩斯。
关于货币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显然是指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其中最为人们所知的引发通胀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滥发纸币引发的通货膨胀，这当然不错，但是还有一些主要的因素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最为主要的引发通胀的原因是货物的短缺或者由于垄断和投机造成的阶段性通货膨胀。战争时期，由于大量的精壮劳动力被投入战争，武器生产又占用大量劳力，食品生产减少，生产秩序混乱，使得食品价格暴涨，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也说明了在古代，货币甚至成为
关于通货膨胀的最常被人提到的是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经济学家菲利普斯于（Alban William Phillips）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此后，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解释，尤其是萨缪尔森和索洛将原来表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之间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发展成为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
对于菲利普斯曲线，首先令人质疑的是这种关联的确切性。因为这种曲线本身没有根本上的直接关联。人们向来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纪录，比如某个球队的球衣颜色和球队的胜率也可以产生某种规律，但是人们大多认为那是迷信和巧合，更没有几个教练用它来指导球队战术。而这种荒谬的事情居然发生在经济学界，实在让人感到无法理解。
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关于错误因果关系的疑问，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将挪威海岸的观光人数和有记载的苍蝇数目联系起来，这就导致了将游客的吸引力归结为苍蝇数量的多少。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一项数据将卡布吉诺咖啡机和婴儿的健康概率联系在了一起，这显然也是毫无关系的。通过上面的例子说明，数字的统计不能直接引发因果关系，菲利普斯曲线的致命错误就在这里。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要有完整的理论假设，才能比较接近事实。
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形成的，商品少货币多形成通胀，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上失业增多也是一种减少商品的供应的反应。剔除技术进步因素，失业大多是市场对销售不畅的反应，既购买力萎缩导致的销售萎缩。但是，看不出通货膨胀却和就业和工资增长有多大的关系。在英国的高通胀期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战争导致的物资缺乏。如1916-1919年的第一次世纪大战，英国工资涨幅从16年的14%开始持续上涨，至1919年达到32%，而这种涨幅是建立在金本位的英镑制度上的。根据《英国财政政策研究1914-1925》一书的统计，同期的通货膨胀则由1914年为100的基数，增加到1918年的297。二战时的英国，由于美国的商品援助和配给制度显然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强度。所以一个基本的因素是，通货膨胀首先是由商品减少引起的。这在纸币发明前或金本位制度的历史中尤为明显。
菲利普斯提出：通货膨胀是由工资成本推动所引起的，这就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把货币工资增长率同通货膨胀率联系了起来。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战时由于劳动力缺乏自然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但是这也导致了生产能力不足，这才是当时通货膨胀的根本。而美国1971-75年的通胀显然是美元和黄金脱钩后，以及因越战美国政府增发了一些纸币所致。1978-1981年的通胀则应当是军备竞赛升级所致的增发纸币。工资的增长并不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在工资增长后，人们的购买力增加，但是这并不会导致商品的减少，因为工业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健全，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在许多领域存在工业和农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工资的增长反而有利于市场提增商品供应量，增加工作岗位。这样就形成了难得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而这个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扬的是自然资源性商品如矿产能源的价格上升。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上升显然是温和的可以容忍的。但是，这种温和的上升，则由于资本投机市场的存在而被显著的放大。这就产生了显著而剧烈的伤害，这也是所谓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如汉代和唐代，官府的税收有时候是实物的形式体现的，实物实际上也有着其自身的优势，比如用途明确价值比较稳定等。在现代社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通过现代高度发达的电脑网络开展以物换物的交易平台，或者用一些证券换取剩余的商品比如用现金收购食品生产商的食品，用食品券的形式分发给大众，大众自由选择食品商，限定只有食品商可以用来食品券同政府兑换现金。1964年美国的食品券, 以国家补贴的形式低价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食品, 以缓和入不敷出的矛盾, 不仅解决了贫困家庭的吃饭问题, 而且同时也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农业生产的过剩问题。政府用纳税人的赋税去购买剩余农产品,再将过剩农产品用于食品券计划、强制免费儿童午餐计划及儿童营养牛奶计划等项目。
既然食品可以医疗服务是否也是可以的呢？这些代用券的发放即刺激了消费，又可以控制货币的流向和周期，对平衡经济发展和矫正也更为有利。美国卫生人力占全美人力资源的3%。卫生服务的职业包括医生、护士、牙医、药师、检验师、心理医师、病理医师、理疗师、等等。1960年代和1970年代，针对医生短缺，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案，使美国医生数量增加了一倍。70年代之后的十年仍在稳定地增长。2000年美国有165,000个医生过剩，约占医生总数的20%。1965-1992年，每100,000人口医生数量由115个增加到190个，增长65%；1996年医生数量增至每100，000人口200个。到2000年，这个数字达到260个。与之相对照的是很多低收入家庭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美国医疗体系占国内生产总值15％，美国人的医疗费用无论是绝对值还是比例都是世界之最。随着婴儿潮人口进入老年，这个比例还有快速上升的趋势。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又有超过人口总数15％的4600万人完全没有医疗保险。
如果能向低收入者发行医疗保障或福利票券，那么一方面增强了低收入者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医疗领域的竞争也避免了腐败和官僚的低效率。现在，面对金融危机我们或许要重新考虑是否单一货币就是最好的货币形式？我们是否还需要别的像食品券这样的有限流动的货币？怎样使用，同时考虑怎样监督政府发行和杜绝这些货币的非法交易。货币是经济的血液，血细胞包括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红细胞负责运输氧和二氧化碳；白细胞是人体的防御机构，负责保护身体，抵御病原菌的侵害；血小板主要起止血作用。而现代货币制度是只有红细胞的血液。我们亟待设计一些新的辅助性的货币用于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
关于原料上涨引发的经济失衡，我们也用一个简单模型来分析，假设某种原料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平衡时都为100万吨，原料的年增长能力极限为10%。由于技术的进步价格产品下跌，产品需求增加5%，这样原料的供应紧俏，原料厂商开始扩大生产，但是不幸的情况是，原料厂商的反应会有所滞后，这样可能带来暂时的需求紧张，价格随之上涨10%，这样就使很多中间商多得10%的利润，由于利益驱动，高利润的行业必定就有更多资本进入，由于新增资本的库存、流转、囤积、投机等因素，许多人购买原料只是为了转手再赚一笔，流通领域突然又产生了超过平时40%以上的存货，这样市场上对原料的需求突然就增加了骇人的50%达到150万吨，但是原料供应的极限只有10%，这样一个人为制造的供需矛盾就出现了。这时的原料价格可能已经增长了100%。过高的价格导致消费萎缩，需求量急剧下降20%，过量的供给导致价格下滑50%，需求回到90万吨的状态甚至更低，这种下降使得资本市场的50%需求顿时成为泡影，并立刻出现20万吨的过剩，这样原料价格也会出现暴跌。经过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后，供需在105万吨达到平衡，而这个过程如果有积极的规则和调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这样就是说，多数投机者，原料生产者，加工者都成为了输家。而其中最为有害的是资本市场的假性需求和投机预期。而一向被认为可以最佳配置资源的自由市场，在这个模型里反而危害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最近的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就非常显著和典型。2004-2006年世界经济处于膨胀期，而由于资本市场的投机性获利放大了原料价格的上涨，在原料市场上涨和销售萎缩的双重作用下，资本大量进入原料市场的投机领域而这种介入越多就会引起原材料的越大的涨幅，这种涨幅直到一个阶段，涨幅超出市场的承受能力，直接引发消费市场急剧萎缩，从而引发一连串的崩溃。这种崩溃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贪婪，也就是说，资本希望通过控制稀缺的原料资源，从而达到把社会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这种控制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短期奏效，但是随着工业成本上升引发得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的消费萎缩，最终使得原材料需求下降，而需求下降显然和许多资本的预期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崩溃。例如，2006年高盛公司曾经预测2007年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00美元，2008年底石油要达到200美元每桶，而事实是2007年底石油顺利突破一百美元，2008年初油价最高突破140美元，到了2008年11月石油已经跌破50美元每桶，这样得错误预期显然会在期货市场导致大量资本的蒸发，这种蒸发又导致金融系统的危机和失业潮的出现，继而再次导致制造业的萎缩，另外在制造业中由于在原料价格高企时所付出的成本增加，导致消费萎缩，这就导致了可怕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逐步扩大，直到2008年中期全球危机大爆发。对于资本市场的资本蒸发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肌体的突然的大出血，这种出血就会导致肌体中的每个器官缺血。
当我写到这里，奥
再回头看看历史，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主要现在看来是由于工资增长的停滞引起的。一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原料的价格依旧坚挺，这也导致了价格下降的空间有限。192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生产力的增加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大众被排除在外，大萧条下台的总统胡佛后来有所醒悟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由于这种分配权利的不平衡导致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大爆发。
1933 年 3月，美国政府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其后随之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1933 年 5 月，美国政府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这项措施的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给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同时恢复经济交换的循环。
货币最主要的功能是保证流通和交换，但是历次经济危机的经验证明，过度的投机反而会导致资产蒸发，随之而来的是货币的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危机的构成因素。解决的方法则是，政府给大众一些启动消费的货币，让他们去消费，而市场会自然会提供和反映需求，这种需求显然比政府的投资拉动更能反映社会的基本需要。
货币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政治的经验告诉世人，如果权力不被恰当的运用必然会造成对社会的侵害。货币的根本作用在于规范交易的秩序。就现代的经济规模而言，金银本位已经完全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运行的货币需求。所以作为货币的发行方，政府对于货币的权力、信用、分配的职能也愈发重要，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其中尤其是要杜绝政府把货币随便发给自己。而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而言，货币的供给工作是经济运行之至关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货币是一种长期的社会机制有如法律一样，一个朝令夕改的货币制度是必然会失败的，所以应当成立一个独立的货币发行机构——中央银行，这个机构要同时向议会和政府负责，负责人也同时应当是像大法官那样具有独立的执行能力且不受政府换届影响。政府赚钱很容易，所以要把政府置于多种社会机构的监督之下；同样，金融行业赚钱也太容易，当然亏钱也很容易，而这些钱显然不是只是和机构本身相关，金融机构牵动了全社会的神经，所以当然也要把金融机构至于多种机构的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