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网站幻灯片代码:全球文明的三个来源

全球文明绝不是上述三大文明模式的简单相加、硬性垒拼，而是在三者彼此撞击、互相融合的基础上，把每一种文明的合理因素提取出来、升华为新的要素——一种构筑“世界文明”整体的要素。

希腊文明在本质上属于人一— 物文明即“如何做事的文明”，它强调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的肉体的需要、理性的作用，提供的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即哲学性的智慧；中国文明在本质上属于人—人文明即“如何处人的文明”，它强调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的社会性需要、道德的作用，提供的是一种价值观、人性论即人学性的规范；希伯来文明在本质上属于人一神文明即“如何做人的文明”，它强调的主要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的灵魂需要、信仰的作用，提供的是一种上帝观、信仰论即神学性的意境。

可见，希腊文明立足于人的“身”，关注的是人周围的“物”，揭示的是人周围事物的“真”；中国文明立足于人的“情”，关注的是人周围的“人”，揭示的是人间的“善”；希伯来文明立足于人的“灵”，关注的是人上面的“神”，揭示的是理想中的“美”。

所谓“人的存在”，也就是身、情、灵的三位一体；所谓“人的来源”，也就是物、人、神的三位一体；所谓“人的出路”，也就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

一、 希腊理性文明对全球文明的贡献

希腊文明是一种哲学性质的文明。比如个体为本、功利原则，皆生发于强烈的人的理性意识。

以个体为本、以功利为目的，就会调动起人的理性力量认识自然、认识外界，形成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的知识体系，从而使这些活动表现为“理性文明”的特点。

理性文明在此后的2000年间，曾经经历了泰勒斯时代的本体论(如单子论、共相论、理念论等）阶段，牛顿时代的决定论（如牛顿定律，内决定论或内因论，外决定论或外因论等)阶段，近代的主体论(人本主义理论、权力意志理论、人道主义理论等)、现当代的非决定论(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阶段。进一步讲，前两种均属于决定论，后两种均属于非决定论。希腊文明圈的民族，无论是古代的思辨理性、近代的知识理性，还是现代的工具理性等等，都是围绕着决定论、非决定论这个问题展开的。

不过，这里始终存在一个悖论，即：决定论既解释不了非决定论的合理性，又反驳不了它的不合理性；同样，非决定论不仅没有丢弃决定论的不合理性，反倒排除了它的合理性。这说明：第一，决定论、非决定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第二，在二者的背后肯定有一种真理。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发现，世界不单单是决定论的，也不单单是非决定论的。恰恰相反，世界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是二而一”，即是“决定一反决定论”的。世界既是被决定的，同时又是反决定的。万事万物只有在决定与反决定这两类相互作用的交错点、作用点、汇集点上才能产生，又只有在各自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决定一反决定作用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回过头再去分析古希腊文明精神就会发现，它原本就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以单体为本体”的哲学。所以这种哲学的长处在于重视个体、单体，从而引发出了自由、民主、自我，其短处则在于忽略群体、整体，从而只能派生出分别、分离、分裂——总之是分析的思维方式。

决定一反决定哲学的被发现，使得人类从此有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这种新的哲学，宇宙间万事万物既不是纯粹单体存在、内部分裂、彼此斗争的，也不像“人是机器”所说的那样是简单同一的，当然也不是像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那样用外力硬性地让一方“适合”另一方的。恰恰相反，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先前诸多相关事物决定一反决定作用的产物，产生之后又必须处于纵横交织、环环相扣的决定一反决定关系之中。这就使得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伴随“终生”的本性——决定一反决定性。恰恰是由于这一本性，使得万事万物既是一个个界面分明、个性鲜活的单体，彼此之间又因“共一”本性而处于相互维系、相互促进的状态。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万物“共相”的原理，万事万物之所以具有共相性，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共性”的，即万事万物在本性上是“共一”着的。

这样，“决定一反决定哲学”、“万物共一”的物性观念，也就成了根植于古希腊文明体系又升华了这一文明精神，既与希伯来文明的“造物主”相连、又与中国文明中的“整体思维”相通的全新的哲学理念了。

二 、 中国道德文明对全球文明的贡献

中国文明是一种人学性质的文明。比如集体本位、专制主义，皆根源于人的情感需要、道德理念。

人们一直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2000多年属于“封建主义社会”。其实，秦以前的500年到800年间，才是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秦以后的2000多年，乃是一种名副其实、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社会”。尽管秦以后曾几次发生封建割据，即便在这时，其政治制度的实质也是专制主义的。“封建主义”就是诸王割据、彼此分封，所以有着严格的规定。试想，在封建割据的时代里，是绝不需要儒家思想来辅佐的，即使个别国君偶尔用之，也只能是暂时的个别现象。相反，如果是专制主义社会，并且只有这种专制主义的社会，才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只能是那种教忠、教孝、教仁、教义、教忍的意识形态来帮助它。

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一旦以集体为生存基础的专制主义与以集体为根源的仁德教化联姻，这种社会制度就会因两者构成的自洽机制而变成超稳定系统、进入自循环程序。奇怪的是，由于仁德和专制的结合，必然使仁德“以专制为目的”从而由善而恶、使专制“以仁德为手段”从而由恶而诈，所以，由仁德主义支撑的专制主义社会，有着极端的自残性、破坏性和伪善性。由于这种自欺性、自残性是建立在自洽性、自足性基础上的，这就造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用集体胁持个人、以个性的血肉喂养血腥集体这种自然而又残酷的历史。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极其悲壮的奇迹。这是一个奇妙而又合理的“政治金字塔”：专制者、武功自上而下，儒生们、教化自下而上，“上”一呼而“下”百应，“纲”一举而“目”全张。皇帝指鹿为马，文武百官天下万民就按照皇帝的思路去想：“是马，绝对是马，皇帝说是马，怎么可能是鹿呢?”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的一举一动都由皇帝一人发令。令行禁止，齐齐刷刷，威风凛凛。鸟瞰人类2000多年，这种极不道德的道德社会，这种极其道德的不道德制度，这种建立在自洽性、自足性基础上的自欺文化、自残制度，而且发生在如此庞大的国度里并且持续2000多年不变，在世界上只此中国一例。

这对中国人自己来讲，也许是一种不幸。但是，在这一对“矛盾”结构的下面却有一块强大的“人性论基础”。正是这块基础，滋生出了世界三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

我们可以从矛盾着的双方的各自逻辑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专制主义“专制”谁呢?专制人民。为什么呢?因为皇帝要保住自己的和世袭的帝位。为什么要保“帝位”呢?因为可以推行专制。为什么要推行专制呢?因为除专制之外，人世间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保证和满足皇帝本人、皇帝一家、皇亲国戚、皇族派系，那种作为人的本能欲望和物质的需要，即所谓“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所以，尊重人的自然本能——当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那部分人的自然本能；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当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那部分人的自然欲望；发展人的自然本性——当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那部分人的自然本性，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专制主义者们不自觉地对人类文明——“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的一大贡献。回头看，中国历史上凡是有资格冠之以“中国文明精华”的吃(食文化)、穿(服饰文化)、住(阳宅风水)、医(宫廷秘方)、性(房中术)，生(出生文化)、老(养生文化)、病(病床文化)、死(礼丧文化)、葬(阴宅文化)等等，没有一种不首先诞生于宫廷、御内、皇族。

专制主义制度最大的破坏是对“人品”、“人格”、“人性”、“人权”等“人”的破坏。可以这样说，专制制度下的大到国家、社区，小到村落、家庭，统统都给专制化、官场化了。专制制度下的人们，还没摆脱被欺，就已学会了欺人；还没有学会积累，就已开始了挥霍；还没认识诚实，就已懂得了虚伪；还没弄清做“人”之学，就已熟练了为“官”之道。所以，历史地看，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充满犯上、作乱、造反、革命的民族；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又是人人都想称王、称霸、作威、作福的民族。这是人间特有的一片永恒动荡的土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万民皆政客的王国。且不说皇帝、官吏，就连一个终日围着锅台转的村妇，在处理家庭、亲戚、邻里关系中的文韬武略，都足可以让外国总统总理们汗颜。

事实上也是这样，专制制度一面造就了痛恨这一制度的民反，一面又造就了江山轮流坐的专制主义民心。千百年来，从文武百官到黎民百姓，很少有人不痛恨专制制度，但是，中国人中又有谁不日思夜想过一把“皇帝瘾”呢?甚至，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目不识丁的农民大爷大叔大哥、大娘大婶大嫂们，又有几个不是在望子成龙、盼女成风或者攀龙附风呢?

何以如此?归根到底是皇帝、皇家、皇族、人相、做官最容易实现人所为人的那种“自然本性”、“物质需要”。

可以说，正是专制主义者们不自觉地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尊重和高扬，才使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功利精神接通了——只是古希腊文明中的功利精神是生发在个人、人权基础上，而专制主义者的自然欲望则根植于集体、皇权的土壤中。

第二，再看专制主义者们所推行的儒家仁德教化。可以说，先秦孔学与秦以后的儒家、特别是被统治者“钦定”的儒术是不同的。后来的儒家——人们常把他们称为“犬儒”——的仁德教化根本说来是对付百姓、麻痹人民、愚弄官吏的。儒家学说条理清晰、体系庞大、继者代代辈出、著述汗牛充栋，但可以用四个字概而言之：抽象人道。从人类的生存逻辑上看，人，一旦把来自于动物本能的“人的自然本性”，脱离开限制它的“人道主义”河床，立即就会使人的贪欲、肉欲、占有欲以及由此派生的权力欲、功名欲，无限制地膨胀起来。为了适应和保证少数专制主义者这些自然欲望，必须限制多数人的欲望，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为了限制专制主义集团以外的广大百姓的自然需要，儒士们就必须把专制者与被专制者从人格、天命、心理等多种角度区别开来，进而把仁德教化水涨船高地发挥到相应的水平。应当说，中国儒家教化的深刻性、系统性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其罕见的，几乎都达到了“经书”的地步。从官方的《四书》、《五经》，到民间的《孝经》、《忍经》；从女人的《烈女传》、《女儿经》，到小孩的《千字文》、《三字经》，纵横交错、网络有序、壁垒森严。然而，这些经书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们是立足于强化专制主义基础之上的。男女之间男人是专制者、女人是被专制者，长幼之间长者是专制者、幼者是被专制者，兄弟姐妹之间长兄是专制者、弟弟妹妹们是被专制者，一直延伸到整个国家：皇帝是最高的和最终的专制者，等级森严、层层叠叠的相臣官吏、一至九品、天下万民是被专制者。这个庞大而严整的专制大厦，却是儒家砍去中国人那自由、民主、个性、人权的棱角之后用忠义之石和着忍让之肉浆砌成的。比方说，儒生们常常用引以为荣的这句话昭显天下：“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然而，2000多年来却没有一个儒生敢说：“皇帝犯法，与民同罪。”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最关键的“天条”，其他“律条”最终都会成为“面条”。

所以历史地看，先秦孔学与秦后儒家越往后越貌合神离了。孔老夫子原本为了限制专制者们的自然欲望、原本为了教导人们不要像专制者们那样重利弃义，才创立了仁义之学，可是专制者和后来的儒生们却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自然欲望。无论从哪里出发，结果殊途同归，最终却意想不到地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人道主义”这块文明瑰宝。

可以这样说，正是“人道主义”精神才沟通了中国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圣善”理念——只是希伯来文明中的圣善是建立在独立个人、私有制度上的，而中国的人道主义是以集体为根基、与自然主义相脱离的。

重大的理论突破，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比方说，一旦把专制者们发挥到变质程度的人的自然本性、儒生们发挥到变态程度的人的人道本性退回到正常状态，一旦把发生在专制群体中的自然主义和受制群体中的人道主义整合为人类任何个体的本性，一旦把专制者身体力行的人的自然本性与儒家一再深化的人道本性从学理上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或者说，一旦把“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潜在精神挖掘出来、整合在一起，那么，这正好是被秦以后中国的专制体制、儒家传统挤压在底层的“中国文明精神”——“自然一人道主义精神”。

是的，单单从自然角度或单单从人道角度，都不足以说明人的本性。

人之所以为“人”，恰恰是因为人能够把人的自然本性引向人道本性，能够让人道本性引导、制约和限制自然本性；反过来，人之为人，恰恰是由于人的人道本性是根植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从而不同于神灵的那种高尚和无私。离开人道主义规定，自然主义就会成为脱缰野马、溃堤洪水；离开自然主义基石，人道主义就会成为空洞说教、空穴来风。一切豁然明了了：所谓人，无论男女老少、黑白黄棕，就其本性来看，无不表现为这种“自然一人道性”。

由于人人无不具有这种自然一人道本性，所以人类也是“共一”着的；由于人类是共一的，即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自然一人道本性，所以人人应该是平等的，个人应该是自由的，人才有着无论他人、家庭和政府都无权剥夺的权利——人权，即尊重、实现和发展自己的和其他每个人的自然一人道本性的权利。“自然一人道论”人学，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之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三、 希伯来信仰文明对全球文明的贡献

希伯来文明是一种神学性质的文明。比如上帝本位、重灵修德，无不根源于人的信仰本性。

生而为人，有些东西是人不能认识、无法认识、永远认识不了的。并且，越是对人来讲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往往越是无法了解的，但是，这种东西又是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假设出来的。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神，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谁也无法否认，人是父母的产物，父母是地球的产物，地球是宇宙的产物。那么“如此地”创生了宇宙，让宇宙“如此地”创造了地球，让地球“如此地”产生了父母，让父母“如此地”生育下我们，让我们“如此地”出生、成长、成熟、思考、作为、死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人类无法认识它，无法清楚地解释它，却又无法否定它。怎么办?只有靠信仰、靠“灵”感、靠诚信。敬畏上帝、以神为本，这正是希伯来文明的精神实质。

的确，与其他宗教相比，希伯来文明中的宗教信仰与人的生活是最密切的。直到今天，犹太民族仍保持着古希伯来的优良传统。例如，儿女们在婴儿时期，父母就在《圣经》上滴上蜜，让孩子知道“神”是甜的。例如，犹太民族是一个把情操的陶冶和知识的追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的民族，如果女儿嫁给一位学者，父母会倾其所能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而且许多犹太家庭都极为重视书籍的收藏和保护，几乎家家都把书籍摆放在显著的位置，如此等等。应当说，这是犹太人之所以无论在哪个国家生存，都能“出人头地”的重要历史根源，也是希伯来文明能为近现代欧美国家的文明跃迁、经济腾飞作出突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人有没有对神的信仰，人对神的信仰是为己的还是忘我的，人的信仰是!始终的还是随遇的，人的信仰是虔诚的还是被动的，这是人之间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人乃万物之灵长，有思维、能劳动、会创造。所以，人很容易骄傲和狂妄。回顾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凡是敬虔上帝、道统为本的国家或时代，无不尊严自己、尊重与人、享受自由、实行民主。相反，凡是背离道统、缺乏信仰的国家或时代，无一不是人欲横流、色情泛滥、尔虞我诈、战乱频仍、人兽杂陈、人鬼混淆。有信仰不一定就会有自由、有民主，但要真正地实现民主、拥有自由，则必须有一种坚定的信仰，一种对产生了人、主宰着人因而高于人的某种神圣力量的信仰。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信仰，是对创造了人、引导着人，因而高于人的宇宙中那种“神圣存在”的信仰，而不是约定俗成的呆板的礼拜、诵经或其他神事活动。上帝信仰与宗教意识有着本质的不同，一神信仰与多神信仰有着根本的区别，神灵意识与教派情结也是对立着的。皈依受洗，只是成了一个教徒。相反，理智清醒继而不由自主地信仰那种神圣的存在，才是一个人成为自觉的人、一个人成为自明的人、一个人成为文明的人的唯—一条道路。

离开神的参与和内导，人的自然本性无异于野兽本能，人的道德水准无异于动物的血亲族情，人的智慧无异于自私驱动下的心术。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不存在的，而像沿着埃及法老的太阳神信仰——希伯来文明圈的一神信仰——***的独一上帝信仰一道走来，而且有理有情、有经有典、有始有进、今天反而越发年轻的希伯来信仰文明，在世界上仅此一家。

问题在于，基督徒信仰的是上帝、***教徒信仰的是安拉、佛教徒信仰的是佛、道教徒信仰的是道，如此等等。这些神是不同的，这些教派之间又是不相容的。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神”究竟是一个，还是宇宙间确有几个神选择了不同的人群呢?神究竟是像人一样的另一个人，还是完全不同于人的另一种东西呢?从逻辑上讲，宇宙间只能有一个神，这

个神也只能是创造了宇宙、育化了万物、催生了人类、掌握着万有、引导着全体的那个神。假如有两个宇宙、十个宇宙，也只能有一个神，否则就会不时发生如科幻作品所说的“星球大战”、“宇宙大战”了。同样，假如这个神像人一样，那么，无论它多么伟大、万能，终归只能像一个伟大的人与一些普通的人的区别那样是人与人的区别。所以，宇宙间不仅只有一个神，而且这个神既是***所指的上帝或耶和华、***教所指的安拉，又是佛教所指的佛或光或大日、道教所指的道或太极或太上老君。

这也就是说；被不同宗教用不同的概念所表述的、创造了并主宰着宇宙的那个唯一的神，其实是一种“宇宙的精神”。我们人类是有精神的。但是，产生了人类并让人类具有精神的那种力量是什么?显然是远远高于人类精神、又与人类的精神血脉相连着的另一种精神。这种“宇宙精神”，按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不可名”之“名”，“不可道”之“道”；按照印度古人的说法，就是“五色”之“色”，“无空”之“空”；按照我的说法，就是宇宙中固有的那种决定一反决定本性。

的确，在茫茫宇宙内，有一种强大无比而又存在于冥冥之中的“精神”。宇宙按照自身固有的这种精神，创造了万物并给了万物灵机，创造了植物和动物并给了它们生机，创造了人类并给了人类智慧和良知。往后，它还要驱使人类用人类所理解到的“宇宙精神”，去创造出高于人类能力的“超人类”智力生命种群。

“宇宙精神”——把“宇宙”与“精神”统一起来，乃是一种历史给出的结论，文明进步的必然。科学家们只是看到了宇宙、揭示出了物质的结构和规律，神学家们只是看到了精神、觉悟到了精神的本质和意义。所以，正如神学家们从来没有驳倒科学家的结论一样，科学家们也从来没有驳倒过神学家的结论。这也是一种二律背反。不过，二律背反从来都是通向真理的桥梁。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宇宙是物质的，但在不同形态的物质内部都含纳着相应层次的“精神因子”，这些因子在与众多其他物质形态的相互作用中又会形成新的高一级的精神(如果条件合适，也就会产生出我们“人类的精神”这种达到自觉水平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各种物质形态得以形成结构、得以相互作用、得以运动发展。所以，宇宙，按其形态来讲是物质的，按其本质而言则是精神的。科学家们只盯住物质，当然发现不了宇宙的精神本性；神学家们只是盯住宇宙的精神，当然又会以极其蔑视的心态对待宇宙的物质性。

如此说来，真正的上帝或“宇宙精神”与人是毫不矛盾的，恰恰相反，二者是内在地“共一”着的。宇宙精神既然赋予人许多特性，那么确证和实现这些本性就是在彰显上帝或宇宙精神。真正的上帝不是让人经过信仰渐渐成为“神”，恰恰相反，它是要人通过信仰而越发让人成为现实的真正的无愧于人性的“人”。

这就是说，神与人或天与人，也是因为共秉同一种“宇宙精神”而“共一”着的。这种天人共一的天人观念、“宇宙精神”的信仰层次，便是我们研究希伯来文明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