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渔具批发: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研究
——由内在论向外在论的转变
宋 霞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摘 要：二战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最瞩目的变化是外在主义取代了内
在主义。学者们不再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内部，而是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
济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科技、高新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
研究，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专门研究科技与社会的科目——科学、技术与社会学。
二战后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高新科学技术的研究，而科学技术化、技术
科学化和科学技术社会化是高新科学技术的特征之一，这是被历史所证实了的。
本文旨在通过评介二战后国外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成果，指出在这一领域由内在
主义向外在主义转变是必然的。
关键词：内在主义 外在主义 高科技 社会
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是一个很久远的历史现象。几乎有了科学技术的萌芽，就有了对它们的研究。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宏大理论研究等。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主要处于“内在主义”（internalism）阶段，即从哲学或历史角度对科学和技术本身进行研究，他们很少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持“技术乐观主义”立场，但也已出现了技术悲观主义。如德国学者阿格瑞巴的《论科学和技艺的无益和不可靠》（1530年）和法国学者卢梭的《科学和技艺的复兴有助于敦风化俗吗？》（1750年）等著作。他们认为科学和技术使人堕落。卢梭的这一观点被20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称为“卢梭问题”。
另外，20世纪以前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仍是分散的，不成派别，影响很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人们还无法及时认清科学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科学与资本、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结合日益密切，科学技术象飓风一样充斥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时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骤然增多起来，并形成了多种派别。而且他们大多是从各个角度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始转向“外在主义”(externalism)阶段。二战以后，随着高科技革命的发生，这种转变真正完成。60年代还兴起了一个专门研究科技与社会的科目——科学、技术与社会学（STS，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科技以及科技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一
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发生的从内在主义到外在主义的转变有着特定的历史
1
背景。第一，源于美国的高科技革命，带来了高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了科学、技术和产业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使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物质领域的生产模式和交换方式，并渗入到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领域，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第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也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领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娱乐方式，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和技术不再孤立地发展，而是与社会产生了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只研究科学技术本身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也无法厘清社会和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说这是人类认识领域的一次革命；第三，二战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科学技术成为真正全球化的东西，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因此，对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一个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对科技的研究从内在主义转为外在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科学技术的研究不再仅仅是科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理论家的范畴，而是逐渐成为学术界各个领域的研究课题。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科技问题，加速了科学技术研究从内在主义向外在主义的转变。二战后学术界和理论界掀起了一场研究科技和社会问题的风潮。一些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科技问题。如以哈贝马斯为首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利奥塔、日本的堺屋太一、美国的波斯特、德鲁克以及加拿大的斯特尔等。他们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理论进行了重构。现实的需要也大大促进了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
应该说，二战后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探索有一定历史特色，即受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在科技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倾向于从不同角度研究科技与高科技本身，以及高科技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联动作用。笔者认为，对科技问题的研究就象科技本身的发展一样，是极其复杂的。而且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加速度发展，学科也在不断细化，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众多，因此很难对研究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派别进行确切地分类。
一般而言，二战以后，国外学者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主要分为3个时期：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学者们主要对科学和技术分别做理论上和哲学上的探讨，同时开始尝试关于技术变革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思考；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理论界开始将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进行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技术经济理论；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是一个研究高科技的高潮时期。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都对高科技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新技术尤其是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创新和普及，使得技术开始真正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形成了一种“信息爆炸”的社会现象。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和新型社会理论，如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等，而且高科技的发展真正成为全球化的焦点，世界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和各种国际机构纷纷召开各级国际会议，重视高科技的交流和传播。
二
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对高科技理论进行初步探索。 2
（一）科学理论的重构。从1950年代以来，分别以波普（Karl Popper）和库恩（T.S.Kuhn,1922-）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学派，从哲学和社会学领域重构了科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50年代，波普强调证伪的作用，认为科学是靠不断发现和改正错误而发展起来的，以“批判理性”为动力的“试错法”（Trial-and-Error）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方法。波普提出了一种科学发展的波普模式，即“四段图式”（tetradicschema）——问题——猜测——反驳——新问题（P1→TT→EE→P2……），认为科学增长的过程是一个无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1]（P121）波普的这一理论和方法对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大影响。他指出了高科技发展的某些特色，如自动试错性或除错性。
196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教授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进了“范式的概念”（concept of a paradigm）①，提出研究科学的理论问题和科学发展的一个开放范式，即库恩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 [2]（P102），这就是“库恩式革命”（Kuhnian Revolution）。这一范式开始将科学作为“大科学” ②，即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了的科学来研究，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和历史产物。
（二）新技术理论的探索。这一时期技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埃吕尔和芒福德等。他们关于技术发展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对我们理解高科技是有指导意义的。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他的信徒阿诺德·格伦、赫尔穆特·谢尔斯基等注重对技术本质的研究。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问题》（1954）、《关于存在的问题》（1955）和《关于事物的问题》（1967）等书中对技术的本质作了考察，指出：“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二者是一体的。”因此，“技术就不仅仅是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das Entbergen）方式。”[3]（P931）他认为技术是达到真理的手段和方式。
法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法律学家和社会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则侧重技术伦理学以及技术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他在《技术社会》（1954）和《技术系统》（1977）等著作中提出了“技术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思想。技术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并且不受人类控制的生命有机体。他指出，技术不仅仅是机器或一种物质手段。机器只不过是作为方法的技术的一个结果。技术还有其社会性，技术统治（Technocracy）就是这种社会性在政治领域的表现。笔者认为，埃吕尔对技术的探讨实际上是对现代高科技的探讨，因为只有程序化的高科技才是一种连续性的、有自身发展逻辑的有机体，它们不再是可以相互独立的机械性互联。另外，只是到了高科技发展阶段，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独立的技术专家阶级。
以美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为代表的英美学派，对技术进行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方面的探讨。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1934）和《机器的神话》（1967、1970）等著作中，把技术分为综合技术和单一技术，认为综合技术以生活为中心，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这是好的技术；而单一技术是权利技术，
① paradigm（规范，范式）原指拉丁文动词变位的规则，库恩则指科学团体在研究中共同遵循的守则，
更多时候则是指科学发展的规律。
②“大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1890年，德国历史学家曼逊（T. Mommsen）正式使用“大科学”的
概念。第一个对大科学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贝尔纳，他于1939年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
是科学学的奠基作。1962年美国科学学家普赖斯（D. Price）的名著《小科学、大科学》，提出一套大科
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将“大科学”思想科学化。 3
是为了经济扩张，保持军事优势的技术，是有悖人性的。可见，芒福德批判的并不是所有的技术。他试图一分为二地、辨证地看待技术，但却将技术绝对地割裂开来，也将生产和生活决然割裂了，否认了技术的渗透性和融合性特征。
以上这些理论都是将科学与技术分开来研究的，他们或是从技术本身发展的角度，或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而几乎没有真正从经济或生产的角度进行剖析，因此都没有抓住科技或高科技发展的本质。但他们关于技术的某些论断，如海德格尔技术是手段和方法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高科技本质特征是大有裨益的。关于高科技理论的问题，应该提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这时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到马尔库塞等都对高科技发展下的科学与技术以及它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马尔库塞，他将高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并由此认为技术统治最终导致了单向度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和单向度思想的产生。[4]（P12）
（三）高技术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学探讨。这一时期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对高科技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以面为主，较为笼统。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高技术变迁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同时也出现了技术传播的经济计量研究和对某一产业部门或技术领域的微观研究等。①
所罗门·法布里坎特（Solomon Fabricant）、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witz）和罗伯特·索洛是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他们分别于1956年和1957年对技术进步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中索洛的观点最具有影响力。他对美国1909—1949年间非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了计量研究，指出这期间美国人均产值增长率的约90%归因于技术的变革。[5]（P312，320）因此他认为“技术的发展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原动力，利用科学技术比利用资本和劳动有更重要的作用。”[6] （P430-431）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著名技术史家和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堡博士（Nathan Rosenberg）在这一时期运用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高科技和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打开了研究技术变迁的黑箱”，并创造了一些新概念，如“科学创新企业”（scientific enterprise）和“知识创新企业”（intellectual enterprise）等 [7] (P71)。
最早对技术传播进行经济计量研究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兹维·格里利奇斯（Zvi Griliches），他认为技术传播过程可用经济术语解释。他的观点在50、60年代具有代表性。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农业革新的社会收益率。他通过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来测量单个技术创新的社会效益，指出“杂交水稻的社会收益率是37%。”[8]（P17）他的这种研究虽有价值，但并未把握整个农业领域的革新情况，也没有对私人和社会的收益率进行比较。格里利奇斯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美国公司的研究与发展问题，以及基础研究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等领域，则是在80年代中期。② 笔者在下文将予以介绍。
埃德温·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则主要研究工业间的技术转移。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技术变革和模仿率》和《工业革新的社会和个人收益率》
① 对这些研究的详细评介，可参阅 Nathan Rosenberg , Inside the Black Box :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Edwin Mansfield ed.,The Economics of Technical Chang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1993. 在这两部著作中，内森·罗森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与技术中心
主任埃德温·曼斯菲尔德对国际学者有关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分类、分时期地介绍点评，是研究
科技问题的重要参考材料。
② 参见Zvi Griliches,“Productivity, R&D, 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86, 76(1), pp.141—154. 4
两篇文章，① 其中后者是关于工业革新的社会和个人收益率的最早的研究。“他是对传播过程进行经济计量研究的最有影响力和最多产的学者” [7]（P21）。除此之外，A.R.霍尔、内森·罗森堡和道格拉斯·诺斯等对技术传播也有论述。60年代初，一部分学者还开始关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管理问题。② 以上经济学家对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不是特意探讨高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但却是在高科技革命过程中，受高科技革命的影响，因此对我们正确了解高科技有一定借鉴作用。
（四）社会学领域对高科技革命下新型社会模式的探讨（以美国为例）。
60年代的学者们大多偏重于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和社会现象的同时性研究，对高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开始有了初步探讨，但对高科技本身的发展历程、特征和实质缺乏论述，这不利于深入理解高科技对社会所产生的冲击。高科技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快速性，使人们很难认清其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也出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多样化描述。仅对高科技影响下的美国新型社会就有60多种解释和描绘。[9]（P3）主要的是：
美国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提出了“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的概念和理论，致力于研究知识在美国的生产和分配 ，认为美国在60年代已进入“知识社会”。另外，他在《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中还创造了“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概念，将知识分为五种类型：实践的、智力的、闲谈和消遣的、精神的和不需要的（偶尔得来，无意保留的）[10]（P21，22）。他认为高科技就是知识，这实际上是将高科技泛化了。
60年代初，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美国出现的新型社会进行剖析，提出了“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新概念，认为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团体是“知识工作者”，他们是知道如何将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知识专业人员和知识雇员。他在《中断的时代》一书中提出了“组织社会”的概念，并指出：“我们已经从物质经济（美国在不久前的二战时还是物质经济国家）转变成知识经济了……在先进的、发达的国家中，近百年来的经济历史，可以称之为‘从农业到知识’的历史。”[11]（P264）
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③ 理论，从社会——技术层面和产业结构
① Edwin Mansfield,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Rate of Imitation”, Econometrica, October 1961, 29（4）,pp.741-
766; “Social and Private Rates of Return from Industrial Innov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77 , 91, pp. 221—240.
② Kenneth Arrow,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une 1962,
29, pp.155—173; Richard Nelson, “Uncertainty,Learning, and the Economics of Paralle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61, 43, pp.351—364.
③ 关于“后工业社会”的争论：后工业（post-industrial）一词最初是由印度文化改革家A.K.Coomaraswamy
创造的。英国行会社会主义者亚瑟·彭蒂（Arthur Penty）在《旧世界的创新：后工业国家研究》（Old Worlds
for New: a Study of the Post-industrial State）一书中首先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休闲国家”
(leisure state)的概念；贝尔在1950年代末期第一个系统地对后工业主题进行论证；1969年法国学者阿
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在《后工业社会：一种新社会的诞生》（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Random
House, 1971.）中，用这一术语来界定社会的种种新力量，但不是对社会结构本身的分析；法国学者亚
伯拉罕·莫尔斯（Abraham A. Moles）接受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但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认为：“所
谓后工业社会，就是一种超级工业社会，或者说，一个把工业化的结果推向极端的社会。”[12]（P37）后
工业社会非物质生产也即服务业的生产更加依赖来自高度专门化和高技术制造业的物质生产；70、80
年代中期，出现了关于后工业社会中美国的地域发展和区域性工作变迁，以及人们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意
识的论述。到90年代，美国学者W.E.哈拉尔将后工业社会又分为两个时期，即“服务社会时期”和“知
识社会”时期或“信息时代”。 [13]（P49）澳大利亚学者巴里·琼斯将后工业社会看成是服务社会，认
为：“制造业取代农业作为主宰一切的雇主是经济史上两个重大过渡的第一过渡。第二过渡就是服务业
（后工业）就业取代制造业（工业）就业。后工业时代将是短暂的时代。1980年代的技术革命将带来
第三次重大过渡——过渡到‘后服务社会’。” 琼斯将社会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 5
的变迁来分析高科技对美国社会的改变。认为“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化以后整个时代的广义的临时性概念。”而“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秩序的图画。”[14]（P132）
1970年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对西方社会的消费现象进行了社会学的剖析。提出了在高科技发展下的新的消费现象和消费理念，认为西方一些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消费社会，主要是对“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15]（P297）生产的消费，对个性化消费等作了哲学上和理论上的探讨；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则将当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消费文化，“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16]（P21）
另外，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对高科技革命下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技术专家（Technocrats）阶层，从而导致技术结构或技术专家结构（technostructure）[17]（P62）的形成，并最终出现技术统治（technocracy）① 体制。1954年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一书中对技术统治思想进行了较详尽的研究。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和法国社会学家阿隆的《工业社会十八讲》也是研究“技术统治”问题的有价值的参考书。60年代末，著名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探讨了“技术统治”的危险性，但他不完全否定技术统治。他指出，“技术统治和政治的科学化是20世纪中叶先进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命运。”[18]（P26）90年代，汉斯弗里德·凯尔纳和弗兰克·休伯杰两位学者从理论上提出了技术统治的隐蔽性问题，研究了飞速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与正在发生新变化的传统资本主义、阶级和权力等的关系。②
三
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是科技研究领域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高科技研究的特色是，学术界和理论界一方面开始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也开始注意到高科技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注重地区研究、产业研究和微观经济的研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渐渐具体化和微观化。这一时期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也达到了高潮。
（一）在高科技理论上的进展。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尤根·哈贝马斯
业社会——后服务社会；（参阅Barry Jones, Sleepers,Wake!: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注：“后服务社会”一词是伯拉姆·M.格罗斯于1971年在一篇题为《社会革命
时代的计划》的文章中创造的。）当然也有反对贝尔的后工业理论的，如英国学者J. I. Gershuny认为所
谓的第三部门，即服务部门（tertiary sector），包括运输、传递、银行、保险和金融等几乎都与物质产品
生产系统有直接关系，除了卫生保健和教育外，服务都可以被产品代替，因此休闲时代对物质的需求大
于对服务的需求；未来学家迈克尔·马林认为贝尔的著作不是对未来的研究，而是对现在的研究，甚至
在某些方面是对过去的研究，所以他引用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量资料，反驳贝尔的“隐蔽的乌托
邦主义”（covert utopianism）；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认为贝尔虽然指出后工业社会是“科学驱
动的社会”（science-drive society），但他并没有认识到1957—1973/74年的科学扩张。[9]（P32）
① 技术统治（科技治国）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他将技术专家阶
层——工程师、建筑师、计划工作者等称为“新人”，认为他们可以领导法国通过革命进入工业社会；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反思了他研究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纯理论模式，开始注意到一
个新阶层的出现，即以经理、技术专家和其他白领工人等为主的“新中产阶级”。 technocracy一词最先
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工程师威廉·史密斯于1919年创造，指“人民通过他们的公仆即科学家
和技术人员来进行有效的统治”；1930年代，科技治国论由霍华德·斯科特普及推广。从此“技术统治”
一词便成了技术与专制的代名词，即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技术人员统治。
② 参阅Hansfried Kellner and Frank Heuberger, Hidden Technocrats: the New Class and New Capitalism,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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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把握了高科技发展的脉络和实质，并提出一个系统和完备的高科技理论。他吸收了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有关科学和技术的理论，较早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提出“科学技术是首要的或第一位的生产力”（the leading productive force）[19]（P105）和高科技是“隐形或背景意识形态”（background ideology） [20]（P62,63）理论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高科技不仅成了社会发展最革命的力量，而且还作为意识形态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包括精神领域。他的高科技理论是我们从历史角度认识高科技的有力理论依据。哈贝马斯虽然以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范例，但其理论同样适应整个人类高科技发展的历程。哈贝马斯高科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即20世纪30、40年代以后，高新科学技术开始成为首要的或第一位的生产力，并进而成了剩余价值的一种独立来源。其中制度化了的国家干预是高科技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力量。高科技发展的渗透性和国家作为行政力量的参与，还使技术与科学成了一种隐形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苏联学者叶吉阿扎良则从生产力结构的角度剖析高科技，并得出同样的理论，即“科学是生产力体系中的独立因素。”[21]（P8）
（二）技术经济理论的突破。历史上，从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到卡尔·马克思，都对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提出了相应的理论。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产品周期理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突变创新理论和W.桑巴特的企业创新理论等，是经济学家在高科技发展的影响下对传统经济学重建的思想基础。但他们作为“经济哲学家”（Economic Philosophers）[8]（P7），主要将技术变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外在变量”（exogenous variable）来研究。到了70、8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对高科技的研究开始把技术作为经济中的“内在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而不是一种“外在变量”（exogenous variable）。
这一理论转变的承上启下者是雅各布·施穆克勒（Jacob Schmookler）。他在其代表作《发明和经济增长》一书中强调市场需求在革新和技术变迁中的作用，但他忽视了供应方面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内森·罗森堡则在《技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对技术变迁中供应方面的复杂性作了探讨，弥补了施穆克勒理论上的不足。这样他们就将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到经济领域，对科、技、产一体化作了纯经济学的探讨。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格拉斯曼等在索洛和其他经济学家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技术变迁是经济“内在变量”的理论，① 将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完成了技术研究在经济领域由内在主义到外在主义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罗默不仅将技术看作是一种无竞争性的、可部分排除在外的物品，[22]（前言P11）而且他还认为人力资本决定着经济的增长率。[22]（前言P12）高科技社会，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超过资本和土地等物质资源，脑力劳动正在取代体力劳动，成为经济发展和人们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
（三）在60年代末科技一体化理论的影响以及70、80年代科技产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这一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高科技产业与地域发展、高科技与就业、高科技与小企业发展以及高科技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等。
首先，高科技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的变化，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区域发展问题，是80年代学者们研究高科技的焦点，也是目
① 参阅Paul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98(5),
pp.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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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高科技研究成果最多最深入的领域。① 其中有从宏观上研究高科技与地区发展关系的学者，他们被称为“地区经济学家”（regional economists）和“经济地理学家”（economic geographers），如美国的安·R.马库森、曼纽尔·卡斯泰尔、戴维·克拉克和英国的A.T.思韦茨、雷蒙德·奥基等；也有从微观上对某一地区高科技发展进行探讨的，其中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开发区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② 如丹·卡纳对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崛起、发展、衰落和复兴的分析。他认为，硅谷的崛起“促使美国社会从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过渡到信息时代（informatoin age）”，[23]（P3）而80年代中期硅谷的衰落是国内和国际因素，尤其是日本的竞争，交织作用的结果，硅谷的复兴则是科技创新和发展相对优势的结果。他们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选取美国高科技发展的中心进行探讨，使我们对美国高科技的发展有更加集中和直接的认识。
其次，从产业和经济角度对科技和高科技以及科技与产业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的成果也越来越多。③ 在农业方面，主要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工联合企业（agribusiness）中技术革新的研究；在制造业方面，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对制造业的改造问题，美国国家工程学院制造业研究委员会曾对美国制造业的变革进行研究，详细探讨了制造业引进新技术，从事程序革新，由传统产业变为高技术产业的历程；约翰·埃特利和巴迪鲁则致力于研究制造业中技术和组织的创新等。他们都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了高科技对制造业等传统工业的改造。另外，关于高科技革命影响下的服务业问题，乔纳森·格沙格和约翰·墨菲所编著的书籍具有一定代表性。这一时期关于高技术产业，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和电子技术等产业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布罗德和肯尼思·弗拉姆是这一领域的主要代表。④
再次，70年代初以来，部分学者开始真正关注技术，尤其是高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出现了一些极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高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学者埃德温·莱顿[24]和鲁蒂·沃尔蒂[25] 等。有些学者如乔治·斯滕利布、拉里·赫希霍恩和戴维·莫厄里等则选择在微观层面上对后工业美国高科技与就业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对高科技影响下的就业结构进行
①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Manuel Castells, High Technology , Space and Society,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5；
David Clark, Post-industrial Americ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Methuen, 1985。
② 英文选本可参考John Rees ed., Technology, Regions, and Policy, New Jerse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6；Thomas Mahon , Charged Bodies: People,Power and Paradox in Silicon Valley，New
American Library, 1985；Roger Miller and Marcel Côté, Growing the Next Silicon Valley:A Guide for
Successful Regional Planning, Lexington Books, 1987；A.Saxenian,“The Urban Contradictions of Silicon
Valley:Regional Growth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3, No.7, pp.237- 261. 中文选本可参考《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
地区的文化和竞争》，安纳利·萨克森宁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硅谷热》，M.罗杰斯、K.
拉森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③ 关于高新科学技术对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变革问题，可以参阅Manufacturing Studies Board,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Toward a new era in U.S.Manufacturing : the need for a national visi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6；John Ettlie,Taking Charge of Manufacturing :How Companies Are Combining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to Compete Successfully，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1988；Adedeji Badiru, Projec Management in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Operations，Wiley, 1988；John
Murphy and John Pardeck, eds., Technology and Human Service Delivery : Challenges and a Critical
Perspective，The Haworth Press, 1988。
④ 布罗德和肯尼思·弗拉姆对计算机和程序问题，尤其是关于计算机等高科技给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问
题有深入的理解和独到的研究。C.Brod, Technostress: The Human Cost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Addison-Wesley Publishers Co., 1984；Kenneth Flamm,Creating the Computer: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High
Technology，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8。 8
了翔实地剖析，重新解释了美国战后就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原因。① 70和80年代，学者们对高科技与政府政策的研究力度大大增强，意味着高科技已经渗透到政治领域。这一方面说明高科技正在改变政府的人员构成和政策结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高科技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如尤根·施曼、罗伯特·威尔逊、理查德·R.纳尔逊和弗朗西斯·W. 拉欣等的研究使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认识到，政府已经成为高科技发展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②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是高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又是高科技发展最充分的国家，“全世界科技方面的文章中有40%是美国人写的，美国政府对研究与发展的投资占整个世界全部R&D投资的50%以上。”[26]（P54）因此对高科技的研究大多是美国学者以美国为范例进行的。但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发展情况的研究日益增多。如菲利普·艾达洛特和戴维·基布尔的《高技术产业和革新环境——以欧洲为例》，③ 即是一本综合研究欧洲高科技发展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高科技的著作，但主要停留在对政府高科技政策的研究以及与发达国家政策的比较方面。以巴西为例，巴西政治科学家玛利亚·巴斯托斯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高科技发展的著名专家。她将巴西的信息技术政策（BIP，Brazilian Informatics Policy）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比较，指出巴西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发达国家的不同，它受外国企业和资本的限制很大，外企是巴西高技术发展中三足鼎立模式（tripartite model）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27]（P197）德国学者迈耶·斯塔默则探讨了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一个“国家革新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的原因，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在高科技发展模式上的缺陷。④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学者在70和80年代关于高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要成果有，法明斯基的《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奥·阿·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的《美国科学机构网的形成和特点》，波波夫等编的《科技进步的管理问题》，叶吉阿扎良的《科技进步与生产效率》，叶尔曼斯基的《科学的劳动生产组织和泰罗制》，拉赫金的《科学机构经济学》和普宁的《科
① 60年代末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开始大规模应用于社会。同时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
题层出不穷，因此在70和8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学者关注较多的还是高科技对社会尤其是对就业的
影响问题。George Sternlieb and James Hughes, Post-industrial America: metropolitan decline and inter-
regional job shift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1975；William Falk and Thomas Lyson, High Tech, Low
Tech, No Tech: Recent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South，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Larry Hirschhorn, Beyond Mechanization: work and technolog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the MIT
Press,1984；Richard Cyert and David Mowery,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U.S.
Economy，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7。
② 关于科学技术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著作有，Jurgen Schmandt and Robert Wilson, Growth Policy in the Age of
High Technology: the Roles of Regions and States，Unwin Hyman, 1990；Promoting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
Initiatives and Policies for State Governments，Westview Press, 1987；Harold Brown & John Armstrong, The
Government Role in Civilion Technology : Building a New Alliance，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2； Richard
Nelson, Government and Technical Change: A Cross-Industry Analysis，Pergamon Press1982；High Technology
Policies: A Five Nation Comparison，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4； Francis
W. Rushing & Carole Ganz Brown, National Polices for Developing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Westview Press, 1986。
③ Philippe Aydalot and David Keeble,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s: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88.
④ Meyer Stamer, “New Departures for Technology Policy in Brazi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995, No.5,
pp. 295-304.
9
学技术革命与世界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等。苏联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科技发展也有独到的见解和可借鉴的地方。如马林科在《什么是科学技术革命？》一书中指出，以前的科学和技术革命与当今的科学技术革命（高科技革命）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互相分离地发生，而后者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当今的科学是技术密集型科学，而技术是科学密集型技术。[28]（P14,82）这是一个新的文明的开始。
（四）从历史学角度对高科技的探讨：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史分为内史论（internalism）和外史论(externalism)两种。到目前为止，对科学史和技术史还是分别进行研究的，没有一本关于高科技发展的历史或从历史角度对高科技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60、70年代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既有内史论，又有外史论，但以外史论居多。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主要代表人物有，尤金·弗格森、罗杰·伯林盖姆、埃德温·莱顿、霍尔和索尔斯坦·维布伦等。
特拉华大学的现代技术史家弗格森教授是当代技术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技术史书目》一书是重要的入门书。弗格森将技术看作知识，关注的不是单个的发明或发明者，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和技术家团体之间的联动；K.惠特福格尔则用比较法研究技术史，在《东方专制》一书中，探讨了技术进步的制度因素为什么只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在远东和亚洲出现的问题。技术通史方面的著作则有霍尔的《技术史》和辛格博士的《技术史》；另外，凯斯西部预备大学的科学技术史教授莱顿和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维布伦对技术阶层——工程师的历史地位作了详细的探讨。莱顿在《工程师的反叛，社会责任和美国工程师职业》一书中，指出工程师是利用技术剥削人的阶层之一；维布伦则在《工程师和价格体系》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历史理论，认为历史是两种本能的辨证，即掠夺性本能（Sportsmanship）和创造性本能（workmanship）。掠夺性本能注重阶级差别，企业家通过打断或阻碍生产即“sabotage”来获取利润；[24]（P147）创造性本能则是重事实的思想和行为。“工程师曾是美国最保守的集团之一”，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程师集团的不断扩大，“工程师将组成美国的革命阶级。”
这些对技术的历时性研究虽然不是专门针对高新科学技术的，而且也不成体系，但它们对技术发展脉络的研究已经从内在主义转为外在主义，尤其是对与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相连的不同职业群体的探讨，为我们认识并进一步研究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历史，大有裨益。
四
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开始系统研究高科技对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对经济的纵向和横向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高科技影响下新型社会发展特征和本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是对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数字社会和网络经济等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是对高科技某些问题研究的爆炸时期，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但大多较为琐碎和不均衡。90年代以来，各级国际会议把高科技作为真正全球化的因素对整个世界的高科技进行探讨。
（一）重构新经济理论和新社会理论的尝试。高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继续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的规律和观念,来看待新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变得越来越困难。必须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新经济的发展。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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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尝试中，较有成就的有：
1985年，日本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堺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提出了 “知识价值社会”说，探讨了新社会的新价值理论，强调知识或智慧的价值，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这是一本极具理论深度的著作。他对知识价值社会与传统的工业社会作了比较，指出其本质不同。如他提出的新型社会是多样化、信息化和小批量发展的社会，出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一体化趋势” [29]（P42）等理论，都是非常中肯的，但他未注意到雇佣关系的本质变化。他对传统经济学，尤其是一些计量方法的全盘否定也是值得商榷的；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等著作对新型社会即知识社会提出了一些开创性理论，如知识生产率和知识工作者等；90年代中，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斯滕·托雷教授对高科技作了理论和实证探讨，提出了“高科技资本主义”（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的概念和理论。他指出：“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演化成了高科技资本主义。”并论证了高科技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即多样化和复杂性[30]（P7）； T.G.勒维斯则在《非摩擦经济——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信息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网络经济的新规则，如“莫尔定律”（Moore’s Law）、“达维多定律”（Davidow’s Law）和“新兰切斯特策略”（New Lanchester Strategy）等，[31]（P7）这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很好地解释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发展的情况。
（二）对新经济和新社会的实证研究。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是对信息和知识进行研究的一个集大成时期。信息业可以说是第一个实现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产业。信息技术如半导体、计算机和微处理器等的发明和普及，使一部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认为美国已进入所谓的“信息时代”，美国社会已经是一个信息社会或数字社会。许多学者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归入未来学研究，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实质是对现实社会的描述。这一时期关于信息和知识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首先，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的论述。了解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情况的最好参考书是乔根·谢门特和特里·柯蒂斯的《信息时代的趋势和张力：美国信息的生产和分配》①，它分析了美国学者近来研究信息经济的概况以及信息的发展历程。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拉特以政府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了九卷本的《信息经济》，其中包括《信息经济：定义与测度》（第一卷），《测度一级信息部门的资料和方法》（第二卷）等。他将美国的信息部门分为两类，即一级信息部门（如信息设备的生产和专业性信息服务部门等）和二级信息部门（如政府机构的服务部门），并对美国的信息业和信息从业人员进行了定量分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信息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则是“惟一一本反映了最近20多年来经济思想革命的教科书。”② 另外，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权利的转移》等著作，对美国的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也做了有价值的探讨。
其次，有关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研究。美国是知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知识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也称为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但有关这一方面的学术论著却不是很多。主要的有，达尔·尼夫主编的《知识经济》，美国信息研究所编的《知识经济——21世纪的信息本质》等书。关于知识社会的研究颇多，主要的有加拿大学者尼科·斯
① 参见Jorge Schement and Terry Curtis, Tendencies and tension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in the U.S.,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②《光明日报》，2000年9月8日。 11
特尔的《知识社会》和美国维纳·艾莉的《知识的进化》等著作。另外，关于高科技以及知识经济和知识发展的论述，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也有相关的报告，如美国政府的科学技术报告，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公共组织的报告以及有关会议的报告等，其中关于知识经济的最重要的报告是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对知识的定义作了较权威的界定，并对知识的测量提供了一些新标准等。
第三，有关“新经济”（New Economy）的探讨（“新经济”的概念比较模糊和宽泛，主要包括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数字经济等）。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曼纽尔·卡斯泰尔在这一时期从对区域经济的研究转向对信息业的研究，被誉为“‘新经济’方面的导师，‘网络社会’最优秀的思想家。”① 他的宏篇巨制《信息化时代》包括三卷：《网络社会》、《同一性的威力》和《千年之末》，从历史、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对信息化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断言因特网创造了一种新资本主义即“信息资本主义”；另外，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迈克尔·曼德尔的《高风险社会——新经济中的危险和希望》和《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等著作，对新经济和互联网的研究也极具前卫性，他不是从硬性的客观数据来研究新经济问题，而是从人们的感受和经验的角度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史进行分期和探讨，认为新经济的特征是金融化的、不确定的和高风险的。[32]（P7,57）这对我们正确理解网络时代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大有帮助的。
第四，有关数字经济的研究。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唐·泰普斯科特专门对计算机和网络经济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代表作有《数字经济》、《数字化成长》、《范式的转变》和《数字经济蓝图——电子商务的勃兴》等，另外数字革命的领先思想家如查克·马丁的《数字资产》和尼古拉斯·尼格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尼格洛庞蒂还提出了从原子时代到比特时代的过渡理论，直接影响了我们对网络和当今社会的认识。
（三）对重组后的经济结构中不同产业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征。60、70年代的学者们对高科技以及高科技影响下的社会的认识还比较笼统，只是提出了一些新观念，未能展开分析论述，到80年代末尤其90年代，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渐趋丰满了。
首先，重新研究高科技对农业的影响和改造，出现了对新兴高科技农业的探讨。如，国会研究局的塔德洛克·考恩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精密农业》中，对这一新兴的高科技农业管理系统进行了简要研究，认为：“精密农业可以在生产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33]（P2）罗伯特·汤普森在《90年代农业的发展趋势》中指出，“90年代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高科技产业，这是90年代农业发展的第五个趋势。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不再依靠化学，而是依靠不同作物的基因，这是一种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34]（P3）
其次，80年代中期以来微型计算机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于生产，使90年代关于高科技对制造业改造问题的研究，集中在高科技对制造业生产范式的改变上，如蒂莫西·布什内尔的研究。②1992年，以研究拉美经济和工业发展著称的卢多维科·阿尔科塔博士向联合国大学新技术学院提交了一份工作报告，研究了新技术对世界范围制造业规模的影响。指出，“微电子、信息和组织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革新，这些革新极大地改变了制造业的性质和规模，由计算机辅助
①《参考消息》，1999年7月10日。
② 参见Timothy Bushnel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Paradigm，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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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机器人、自动处理、灵活制造系统（FMS,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计算机辅助制造（CAM,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和即时生产（JIT, just-in-time techniques）等技术形成的单一目的、专门化、批量生产模式代替了大众生产模式。”[35]（P1）
第三，90年代高科技与产业的一体化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利润雄厚的新兴部门——高科技产业部门，有关这一部门的探讨更加体现了科学技术研究外在主义的特征。这一时期集中于探讨高科技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认为高科技产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格里利奇斯是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有《“研究与发展”和生产率：经济计量研究》和《服务部门产出的测量》；里查德·阿特金森则以加州为范例分析了生物技术对生产的影响。指出“加州拥有价值130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产业，居世界第一位。”[36]（P2）这是加州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因为“知识的应用是美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最佳战略”；对高科技和就业关系的研究开始转向高技术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如小比尔·卢克和唐纳德·莱昂斯的《美国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结构的重组》① 等。
第四，从政治领域研究高科技问题。90年代开始对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科技政策分开来研究。立法部门的科技评估政策开始成为研究的焦点。加里·布林纳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学：国会政策分析》②是第一本研究国会对高科技的不同群落如核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等领域进行评估和制定相关政策的著作；美国商业部的格雷厄姆·米切尔对美国的科技政策进行了历史回顾，指出，美国在二战以后的高科技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到80年代，以发展军事技术为主，第二阶段是80年代到现在，以发展民用技术为主。[37]（P1）
第五，高新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更加渗入人们的精神、思想和意识领域，影响到最深层的思维过程和情感模式。它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感知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③ 早在60、70年代即有理论家对科技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探讨，如哈贝马斯提出了“隐形或背景意识形态”的理论，鲁蒂·沃尔蒂则指出，“技术是一种隐喻（metaphor），可以将一种观念转变为另一种观念。”[25]（P9）。但是对这一问题集大成的研究还是在90年代，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④ 和网络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点。如马克·第亚尼认为由电子和微电子技术生成的虚拟现实和计算机网络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感。“微电子学被解释为一种新的时间结构，它的精微的等级顺序非我们的生物感官所能感知”，“微型电脑允许我们以十亿分之一秒控制程序。”[12]（P168）。
① Bill Luker, Jr. and Donald Lyons, “Occupational Restructuring in U.S.High-Tech Manufacturing, 1983-1995,”
the Western Economics Association, May 1999.
② Gary C. Bryner, Science,Technology,and Politics : Policy Analysis in Congress, Westview Press,1992.
③ 关于高科技对传统文化的改变，高科技文化的生成，以及高科技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冲击等著作有，英文
选本：John Iovine, Step into Virtural Reality，New York:Windcrest/McGraw-Hill, 1995；Michael Heim,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Dennis A. Trinkle, ed., Writing,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History in the Eletronic Age: Historians and Computers, M.E. Sharpe, Inc., 1998；Thomas
Mahon , Charged Bodies: People, Power and Paradox in Silicon Valley，New American Library, 1985；中文
选本有：《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马克·第亚尼编著；《理解媒介——论人
的延伸》，马歇尔·麦克卢汉，商务印书馆，2000。
④ 1968年首先出现在美国的虚拟现实技术（VR,virtual reality），是一种电子模拟技术，它可以制造一种人
工的或“假想的”、由计算机生成的综合的（synthetic）、交互的（interactive）三维图形世界，也就是“虚
拟世界”。“虚拟现实”技术所形成的“虚拟世界”，对人们的传统世界观和感知产生了巨大影响。虚拟
现实的基本特征是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Immersion-Interaction-Imagination）”。人们在虚拟世界里，
更注重一种体验，而不是强调客观性。 13
（四）9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开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技术以及高新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艾伦·马库斯和霍华德·西格尔的《简明美国技术史》。这虽是一本关于美国技术的通史，但它用了较大篇幅对美国50年代以后的技术，即高技术做了较详尽的探讨，而且，此书不同于美国其他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学家写的技术史书，它是“在研究物质生产技术和组织技术（即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美国社会和文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不是相反。”[38]（P4）
戴维·莫厄里和内森·罗森堡最近的新书——《革新的道路：20世纪美国的技术变革》，以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对美国整个20 世纪的技术发展历程做了详尽探讨，是我们研究高科技问题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书中对美国式革新制度化问题（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novation）以及发生于1947～1990年的美国电子革命（Electronics Revolution）[39]（P11,123）发展的脉络做了历时性研究，对美国政府、企业和大学间的“研究与发展（R&D）”关系等也有相应论述。
P.R.莫里斯的《全球半导体工业史》则是对具体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历史进行探讨。它以整个世界为背景，研究对整个高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极为重要的基础技术——半导体发明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其理论和技术基础，是我们认识和研究高科技问题的重要参考书。①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思想史教授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主要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对美国在高科技影响下的新型社会作历时性研究，其代表作有《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The Mode of Information,1990）和《第二媒介时代》等。他还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提出了一个与物质生产方式相对应的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40]（P13）
综上所述，这些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科技和高科技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美国学者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对高科技的探讨，经历了一个从面到点、从抽象到具象、从笼统到周详的研究过程。他们的成果是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高科技问题的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和材料来源。尽管由于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以及研究角度和使用的标准有别，他们的研究仍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和不平衡性，对有些领域如信息技术等的研究力度较大，有些则较薄弱，如关于高科技的定义和范畴，高科技群落中的其他领域如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和产业的探讨等。但二战以来已经取得的成果仍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使科技和高科技研究完全进入真正的外在主义研究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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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ternalism to Externalism
——Studies outside china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igh-Technology After WWⅡ
SONG Xia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internalism to externalism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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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post world war two. Internal studies are just limited to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 itself, but external studies more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chievements which are mostly specialized in advanced sciences, high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s on modern and post-modern societies researched by scholars outside china from various realms, such as history,sociology, economics, etc.. By appraising those works, the paper aims at proving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to externalism is an inexorable trend, 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ngoing of history.
Key words: Internalism Externalism Science and High-technolog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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