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威鱼竿官网:在何种程度上，五一九运动与五四运动可以相媲

在何种程度上，五一九运动与五四运动可以相媲

                         王书瑶

一、什么是五一九运动？

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五四运动的，但是，对五一九运动，则鲜为人知。就是亲身参加了这次运动的人，也常常不知道“五一九运动”就是自己参加了的这次运动。

如果提1957年的反右运动，过来人和城市的文化人都会知道，说反右运动扩大化到了五十五万人，大家也都知道，可是，却极少有人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所以能扩大到55万之众，其关键因素却是五一九运动。没有北大的五一九运动，1957年的右派人数就不会达到55万之众。

五一九运动到底是什么呢？

公元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张大字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全校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提出了许许多多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的敏感问题和重要问题，但是，这个时期之内，北大的大字报运动是孤独的，直到5月26日之后，北京高校、全国高校，才开始出现大字报，进而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校都贴出了大字报，由此大字报运动遍及全国，迅猛之势，如大火燎原。

这就是五一九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体是北京大学，影响遍及全中国；五一九运动的主体也是北京大学，它的影响也遍及全国。它们遥相呼应。

它们的差别是：五四文化运动不仅没有受到当时政府的封杀，运动的主要干将，还享受政府高额薪金的鼓励；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虽然火烧了赵家楼，学生们却一个也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五四运动还被大字写在了历史上。五一九运动却决没有那么幸运：它的所有运动参加者都受到了共产党的严厉惩罚，都被打成了右派；这个伟大的全民的民主运动，还被精心地掩盖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之下，在五十年的时间内，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不仅没有人知道和提及这个运动，就是明确认定这是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的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经常是三缄其口。

人们只知道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却极少有人知道五一九运动。

二、五一九运动是北大的同学和老师主动发起的民主运动

1957年5月19日中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第三届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们？署名是历史系几名团员，实际作者是许南亭。

到了下午，又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其中建议在墙上建立民主论坛或者是民主墙；同时他还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作者是哲学系一年级的学生龙英华；另一张的主题是“建议设立民主墙”，开辟自由论坛，取消党委负责制、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必修课等四项建议。作者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四人。

到了晚上，又有一首诗贴出，题目是“是时候了”，内容是

    是时候了！……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在纸上！……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作者是中文系的沈泽宜和张元勋。

到了第二天下午五时，全校共有162张大字报贴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的大字报“一株毒草”，他说：“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除此之外，他还说了许多令人“目瞪口呆”的话。

21日，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了“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的大字报，赅人听闻。

还有其后的许多大字报，都把矛头对准专制主义，要求民主政治，因此，这是一次北大学生借整风之机，或者在整风的口号之下，主动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五一九运动是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的。

三、北大五月十九日后的校园活动，构成一次运动。

按着《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运动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

五月十九日后，北大出现的群众性的大字报活动，符合这里面有关“运动”主要条件。

1、这个运动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的问题；2、它的目的是消除社会各种弊端，反对独裁专制，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保卫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顺利发展；3、它的声势很大，不仅北大的学生老师参加了这一运动，而且还在全中国到处都引起了大字报的活动；4、这个活动是群众性的。

    唯一不符合的条件只是，它不是有组织的活动：党委、团委、学生会都不曾领导和组织过它，就算有这么一、二个群众性的组织出现，也很难说这个运动是有组织的：它是没有组织的群众自发的活动。

四、为什么说五一九运动是使当年右派人数达到55万的决定因素？

55万右派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干部、学生和教师，这些人原本并不在毛泽东打击的范围之内的，他主要是着眼于“民主党派”中的高层人士，他始终都没有动员大学生参加“整风运动”就是明证。

首先，北大错划了800右派，如果北大根本就没有出现大字报，北大本身就不会有学生被划为右派，任何人都没有表达意见，共产党自然就不会在学生中抓右派，但是，后来北大的学生跳了出来，于是北大就成了“反右运动”的重灾区。

不仅自己贴大字报，而且还引发了全国上下都贴出了大字报，于是，打击范围就自然扩大了：贴大字报和对大字报运动发表意见，是这些干部、学生和教师成为右派的主要原因。

我在前面说过，在5月26日之前，北大的大字报运动是孤立的，只是由于不断地宣传和传播，才在北京高校和全国高校、最后到所有的机关团体都贴了大字报。这个过程相当艰难，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其他高校才给予响应，如果没有北大的创举，全国一定不会有大字报运动！

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五一九运动”的作用，不过，任何一个普通右派，都可以想一想，你不贴大字报、或者不对大字报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你会成为右派吗？如果没有北大的大字报在前面的引导，你所在的学校或其他单位，会有大字报吗？

北大的许南亭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没有这个先导，你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可能，大胆地贴出大字报？

我相信，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也许有的地方也有大字报贴出，可是，只有北大的大字报才引起了全国的反响。

五、五一九运动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从1957年5月19日大致到7月9日的50天时间内，仅在北大校园之内，就贴出了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自然非常之多，钱理群在《原上草》一书的序言“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中，对当时北大的大字报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我把它们分成若干条条，罗列于后。

1、三害（指当时整风运动所要整顿的三个作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制度。

数学系学生徐克学在“卫道者们看”一文中说：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原上草》22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牛汉、邓九平主编，下同。）

物理系的学生岑超南在“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说：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目成风。”（《原上草》211页）

2、社会主义需要公有制，同时也要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在“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一文中说：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原上草》132页）

群学（物理系气象专业一群学生）在“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说：

“不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给个人崇拜的产生留出了肥沃的旷野。”（《原上草》135页）

数学系学生张景中在“我的看法与解答”中说：

“候选人名单应多一些，有选择，目前提几个选几个，你随便改掉一个人也会选上的。”

“这种选举制度是不好的，显然不是民主，但说不民主，要被别人说是诬蔑，因此说是有缺点，要改。”（《原上草》第70页）

3、党的领导只能是教育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宪法没有赋予共产党这种权力。

物理系学生王存心在“谈‘党的领导’”一文中说：

    “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共产党只能争取人民群众接受他们的领导，但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他的领导一定要服从，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4、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高度集权同样也是危险的。

物理系学生王书瑶在“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即“从斯大林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一文中说：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原上草》207页）

5、民主不是恩赐的，是人民自主的权力所在，要靠自己去争取。

中文系学生王国乡在“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一文中说：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搅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原上草》149页）

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在“声明”中说：

“一个人的力量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不管你有多好的建议，喊破了喉咙也起不了好多的作用，往往会遭到官僚主义的打击，逐渐被镇压下去。但是如果把许多人的共同意见集中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原上草》205页》）

物理系学生燕遯符在“怎么办”中说：

“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本分，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却认为民主自由是领导者给我们的恩赐，有则感激不尽，无亦不关紧要。”

“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原上草》263、364页）

6、百家争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要有批判和怀疑精神。

东语系学生刘绩生在“我要问、问、问？？？”中说：

“世界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在内）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原上草》255页 ）

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第二株毒草”中说：

“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原上草》第33页）

7、真理是要经过实践检验的。

物理系学生严仲强在“压制不了的呼声”中说：

“立场、正义等和真理不同，真理反映了客观规律，他可以通过实践去检验。”（《原上草》82页）

8、胡风不是反革命。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在“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一文中说：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原上草》113、114页）

9、对“利己主义”做了科学地阐述。

物理系学生王存心在“‘利己主义’原理”中说：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做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原上草》85页）

这样一来，我们就都成了利己主义者了。

他还把利己主义分为“以对别人的利害关系作标准，利己可以分为：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

他还少说了一项，就是还有一种“损已的利己”。

比如说，我们这些右派，干的这些蠢事，就是“损已的利己”，我们为了国家，自己却吃尽了苦头。

10、对民主自由的认识

上个世纪初，严复曾经费尽心思给出的自由的定义，严复对自由的定义是“人生而有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刘军宁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1-2页）

这个“定义”还是有点问题的，金岳霖先生一定会不同意，它违背了形式逻辑，因为在定义项中包含了被定义项（自由）。

1957年数学系学生杨路说：

“民主就是个性的解放，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13页）

“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每个人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受任何束缚。”（《原上草》221页）

他还说：

“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

11、面对强权压迫，表现出争抗与自我牺牲精神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右斗争，黑云压城，每个右派都受到挨整的威胁，陈奉孝于7月5日，在名为“如此伎俩”的大字报中说；

    “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会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来，……进行逮捕和法办，

    “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 （引自文献三）

仅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北大校园中出现了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总数总有千万字以上的论述，这里所引，只是挂一漏万的摘要。

如果这次运动不被镇压，中国的思想文化将会是怎样一种繁花盛开的景象！

六、两个运动时间的长短的比较

五四运动是由两个并不是直接相关的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新文化运动；一部分是爱国运动。我们一般所说的五四运动，主要是指新文化运动，也就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名字由此而来，它对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也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主要是爱国运动而不是民主与科学运动）；碰巧，五月四日的爱国运动，又在这个文化启蒙运动基础上发生了，于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力”，“五四运动”这个词组，就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不朽篇章。

这样算来，新文化运动应该从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时算起，到1919年五月四日，就有两年四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后，一直延续到1949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新思想、新观念，不断地滋润着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虽然发自北大，但是南京、上海、天津等等许多地方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而“五四爱国运动”本身，只一日的时间，但是，由于国难当头，立即引起了全国的响应。由于得到全国的一致认同，乃至不朽。

五一九运动没有那么幸运，它只有短短的五、六十天左右，它的影响虽然非常之大，但是，由于燎原的速度太快，它的最主要的思想尚未传播，它的形式却很快在全国传播起来，社会对于五一九运动提出了哪些问题并不了解，各地的民众根据自己的认识和需要写自己的大字报，这是五一九运动不被承认的重要原因。

全国各地的大字报各有特点，也有许多精彩、深刻的作品，但是，相对于北大的大字报而言，却有所不如。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暑假回上海，复旦的同学领他去看大字报，多半都是具体问题，很少全局或根本的理论讨论，那位同学说：“北大是出思想的地方”，这句话没有错。

北大大字报的内容被掩盖、被歪曲，是它的思想没能广泛传播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北大还不能或来不及产生公认的、有影响的大学者，当时北大写大字报的，都是一些小人物，仅仅是一群学生娃子，他们还很不成熟，即使不被打压，是不是能成为文化大师，也很难说，这也很难被社会像对陈独秀那样认同。

加起来，五一九运动在思想上不能产生更大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决不能说当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不深刻。

七、政治环境与所针对问题的差别

1919年前后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一个时期，尽管军阀混战，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是专制的，但是，1923年曹琨要花大洋来贿选总统，说明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或派系具有绝对的统治能力。

在新文化运动方面，五四运动批判的是礼教，是“打倒孔家店”，是一般地反对专制，没有直接针对当时的北洋政府，相反，北洋政府还对北京大学的文化运动给予十分的支持，最高的一个专职教授月薪600多大洋，像陈独秀、李大钊兼有行政职务的，月薪200——300多大洋，当时的一个大洋可以雇一个保姆，一个大洋也可以雇一个人力车夫（月薪）。毛泽东一个月八个大洋，他就觉得是一个“大数目”了。

1949年之后，共产党就开始对中国的“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经过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国的不论“新”、“旧”知识分子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哪个还敢说话？到了1957年，尽管不断地重复“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还是只有少数勇敢分子，不计后果发表意见。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即使是五四爱国运动部分，也是莫名其妙的。

当时的爱国内容是阻止巴黎合会的签约，主攻对象应该是总统府、总理衙门或外交部，游行队伍受阻，却在少数人的呼喊下去了赵家楼。曹汝霖固然是亲日的，可是，当时签定“21条”卖国条约，主谋是袁世凯，除袁世凯之外还有外交总长，曹只是一个外交次长。到了1919年，曹已经是交通总长了，不管外交了，中国政府应不应该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与曹已经没有关系了，却一把火把个赵家楼烧了。

即使如此，也没有一个学生受到处罚。政治环境是宽松的。

1957年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可没这么幸运。

关于爱国，还有话要说。

与爱国相对的，不仅有卖国，还有乱国、祸国和害国。

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同样也是爱国行动。因为它反对的是乱国和祸国。

违背规律，倒行逆施，就是乱国和祸国：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祸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乱国。乱国和祸国的条件就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独裁。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主张的就是民主，反对的就是专制独裁，因而，五一九运动也就是爱国运动，五一九运动是集民主、科学、爱国与进步于一身的伟大的学生运动。

但是，他们受到了严厉的镇压。

八、概括的比较

现在把这两次运动的同异之处概括一下。

1、          相同之处。

①都是爱国、民主、科学与进步的运动；

②他们基本上是都失败了。五四运动的目的是打倒“孔家店”，现在是孔子学院遍布全世界，祭孔大典越演越烈；只有巴黎和会没有签约是部分成功了；

③他们都要求民主，1949年之前的中国还进行过大大小小的多次选举，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哪一个公民曾经得到过任何有意义的选票。民国时期是自由的多少问题；共和国时期则是自由的有无问题。

在1936年的时候，鲁迅是可以自由写作的，可以骂政府和“走狗”，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说：如果鲁迅还活着，或者闭上嘴巴；或者在监狱中写。这就是自由的多少与有无的问题。

就是毛派也攻击现在没有言论自由，虽然在毛的时期，更没有言论自由。

相当好笑。

2、          相异之处

①历史背景不同，1919年因为国家的生死存亡，危在旦夕，全社会都要求变革，要求民主，所以五四运动有其基础；1957年中国正在从“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走向一党专政、个人崇拜和社会主义的时代，五四运动是顺潮流，五一九运动是反潮流。

②、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此以下我们只谈文化运动而不讨论爱国学生运动）的攻击对象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物质承担者（没有具体的人受到攻击）；五一九运动则针对的是具体的党的领导，“党天下”受到攻击是党所不能容忍的。

③五四运动的主将都是大学教授；五一九运动的主力都是学生，其社会地位与知识阅历之别，何异天壤？

④五四运动有讲坛、有刊物，他们的思想可以自由地传播；五一九运动则只限于大字报，所有报刊杂志对五一九运动全面封锁，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对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做反面宣传，北大的右派学生都被说成是妖魔鬼怪，只有各别的学生通信，才可以使少部分人对北大的真相有所了解。

⑤五四运动的主力都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五一九运动的右派学生与老师无不受到惩处，成为戝民，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受到整个社会的专政。

    我把五一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媲，有人会以为我狂妄，且慢：

一个人妄自尊大固然很坏的，但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妄自菲薄，却更加有害：知识群体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它代表一个社会的良知，它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如果这个社会的知识群体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与自尊，从而使这个知识群体的集体失职，也就会使整个社会的灵魂变得野蛮、黑暗、腐败和无耻，说假话不脸红，是这个社会最典型的丑恶现象。

难道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就只能出现在1919年？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一句话，1957年的知识分子就都成了白痴？现在的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一群爱国“愤青”？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和批判，就只能在监狱中进行？

谭天荣说，右派是人类真正的傲骨。

他们爱国爱人民，但是，他们感受到的悲凉与磨难，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200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