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比众划算便宜的网站:【海子诗全编】序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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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者： 茕雪 2006-4-29 16:32
海子简历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海子生涯（代序一）
（1964-1989）
骆一禾
我写这篇短论，完全是由海子诗歌的重要性决定的。密茨凯维支在上个世纪的巴黎讲述斯拉夫文学时，谈到拜伦对东欧诗人的启迪时说：“他是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这用以陈说海子诗歌与海子的关系时，也同样贴切。海子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海子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悲剧，正如酒和粮食的关系一样，这种悲剧把事件造化为精华；海子不惟是一种悲剧，也是一派精神氛围，凡与他研究或争论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地想起这种氛围的浓密难辨、猛烈集中、质量庞大和咄咄逼人，凡读过他作品序列的人会感到若理解这种氛围所需要的思维运转速度和时间。今天，海子辞世之后，我们来认识他，依稀会意识到一个变化：他的声音、咏唱变成了乐谱，然而这种精神氛围依然腾矗在他的骨灰上，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但精神将蒙绕着尘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件——大的和比较大的，可称为大的过去之后，海子暨海子诗歌会如磐石凸露，一直到他的基础。这并不需要太多地“弄个水落石出”，水落石出是一个大自然的过程。用圣诉说，海子是得永生的人，以凡人的话说，海子的诗进入了可研究的行列。
海子在七年中尤其是1984——1989年的5年中，写下了200余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他将这些长诗归入《太阳》，全书没有写完，而七部成品有主干性，可称为《太阳·七部书》，他的生和死都与《太阳·七部书》有关。在这一点上，他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海子在抒情诗领域里向本世纪挑战性地独擎浪漫主义战旗，可以验证上述拟喻的成立：被他人称为太阳神之子的这类诗人，都共有短命天才、抒情诗中有鲜明自传性带来的雄厚底蕴、向史诗形态作恃力而为、雄心壮志的挑战、绝命诗篇中惊才卓越的断章性质等特点。在海子《七部书》中以话剧体裁写成的《太阳·弑》，可验证是他长诗创作中的最后一部。具体地说，《弑》是一部仪式剧或命运悲剧文体的成品，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宿命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钹、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效果，本世纪另一个极端例子是阿尔贝.加缪，使用过全黑色剧场设计，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黑暗，因为它处于压力和爆炸力的临界点上。然而，海子在这等压力中写下的人物道白却有着猛烈奔驰的速度。这种危险的速度，也是太阳神之子的诗歌中的特征。《弑》写于1988年7—11月。
下面我要说的便是《太阳·七部书》的内在悲剧，这不惟是海子生与死的关键，也是他诗歌的独创、成就和贡献。
《七部书》的想象空间十分浩大，可以概括为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其中是以神话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这个史诗图景的提炼程度相当有魅力，令人感到数学之美的简赅。海子在这个图景上建立了支撑想象力和素材范围的原型谱，或者说象征体系的主轮廓（但不等于“象征主义”），这典型地反映在《太阳·土地篇》（以《土地》为名散发过）里。在铸造了这些圆柱后，他在结构上借镜了《圣经》的经验。这些工作的进展到1987年完成的《土地》写作，都还比较顺利。往后悲剧性大致从三个方面向《太阳》合流。
海子史诗构图的范围内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史诗。如果说这是一个泛亚细亚范围，那么事实是他必须受众多原始史诗的较量。从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看，产生了结构最严整的体系性神话和史诗，其特点是光明、日神传统的原始力量战胜了更为野蛮、莽撞的黑暗、酒神传统的原始力量。这就是海子择定“太阳”和“太阳王”主神殉的原因：他不是沿袭古代太阳神崇拜，更主要的是，他要以“太阳王”这个火辣辣的形象来笼罩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使它们同等地呈现，他要建设的史诗结构因此有神魔合一的实质。这不同于体系型主神神话和史诗，涉及到一神教和多神教曾指向的根本问题，这是他移向对印度大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经验的内在根源。那里，不断繁富的百科全书型史诗形态，提供了不同于体系性史诗、神话型态的可能。然而这和他另一种诗歌理想——把完形的、格式塔式造型赋予潜在精神、深渊本能和内心分裂主题——形成了根本冲突，他因而处于凡·高、尼采、荷尔德林式的精神境地：原始力量核心和垂直蒸晒。印度古书里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也可能是美好的）形象：吠陀神。他杂而一，以一个身子为一切又有一切身，互相混同又混乱。这可能是一种解决之道又可能是一种瓦解。——海子的诗歌道路在完成史诗构想——“我考虑真正的史诗”的情况下，决然走上了一条“赤道”：从浪漫主义诗人自传和激情的因素直取凡.高、尼采、荷尔德林的境地而突入背景诗歌——史诗。冲力的急流不是可以带来动态的规整么？用数学的话说：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在这种情况下，海子用生命的痛苦、浑浊的境界取缔了玄学的、形而上的境界作独自挺进，西川说这是“冲击极限”。
海子的长诗大部分以诗剧方式写成，这里就有着多种声音，多重化身的因素，体现了前述悲剧矛盾的存在。从悲剧知识上说，史诗指向睿智、指向启辟鸿蒙、指向大宇宙循环，而悲剧指向宿命、指向毁灭、指向天启宗教，故在悲剧和史诗间，海子以诗剧写史诗是他壮烈矛盾的必然产物。正如激情方式和宏大构思有必然冲突一样。在他扬弃了玄学的境界的深处，他说了“元素”：一种普洛提诺式的变幻无常的物质与莱布尼茨式的没有窗户的、短暂的单子合成的突体，然而它又是“使生长”的基因，含有使天体爆发出来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海子的生命充满了激情，自我和生命之间不存在认识关系。
这就是1989年3月26日轰然爆炸的根源。
相对论中有一句多么诗意，关于巨大世界原理的描述：“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
海子写下了《太阳·七部书》，推动他的“元素”让他在超密态负载中挺进了这么远，贡献了七部书中含有的金子般的真如之想，诗歌的可能与可行，也有限度的现身——长久以来，它是与世界匿而不见的。海子的诗之于他的生和死，在时间峻笑着荡涤了那些次要的成分和猜度、臆造之后，定然凸露出来，他也就生了。最后，我想引述诗人陈东东的一句话：
“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是的，根由之一是，海子有他特定的成就，而不是从一般知识上带来了诗歌史上各种作品的共时存在，正如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一样。 198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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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念（代序二）
西 川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海子《土地·王》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该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
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被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3篇日记。早在1986年11月18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凡·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在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有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
当我最后一次走进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了，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凡·高油画《阿尔疗养院庭院》的印制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快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16、17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这就是海子从1983年秋季到1989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60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
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却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而却在大地上找到一席之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开始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峰是个大好人。
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海子曾自称为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脑海里挤满了幻象。不过又和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不同。我们可以以《圣经》的两卷书作比喻：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于“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于是海子早期诗作中的人间少女后来变成了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我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在1987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了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期望着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
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的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出自他生命的预言成了他对自我的召唤，我们将受益于他生命和艺术的明朗和坚决，面对新世纪的曙光。
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开始诗歌创作的。
说起海子的天赋，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海子15岁从安徽安庆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们开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的课程。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迎，在谈及“想象”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象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位诗人，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的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哦，那些聆听过他朗诵的人有福了！
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然而海子却为她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这与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三女巫的开场白异曲同工：“雷电轰轰雨蒙蒙，何日姐妹再相逢？”海子曾怀着巨大的悲伤爱恋着她们，而“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出一个。”哦，这四位女性有福了！
海子在乡村一共生活了15年，于是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15年，但是他未及写满15年便过早地离去了。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哦，中国广大贫瘠的乡村有福了！
海子最后极富命运感的诗篇是他全部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独特地体验到了“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现在，当我接触到这些诗句时，我深为这些抵达元素的诗句所震撼，深知这就是真正的诗歌。如果说海子生前还不算广为人知或者广为众人所理解，那么现在，他已经不必再讲他的诗歌“不变铅字变羊皮了”的话，因为他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哦，中国簇新的诗歌有福了！ 19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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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记
西 川
海子去世以后，我写过一篇名为《怀念》的文章，那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现在5年过去了，海子的确成了一个神话：他的诗被模仿；他的自杀被谈论；有人张罗着要把海子的剧本《弑》谱成歌导剧；有人盘算着想把海子的短诗拍成电视片；学生们在广场或朗诵会上集体朗诵海子的诗；诗歌爱好者们跑到海子的家乡去祭奠；有人倡议设立中国诗人节，时间便定在海子自杀的3月 26日；有人为了写海子传而东奔西跑；甚至有人从海子家中拿走了（如果不说是“掠走了”）海子的遗嘱、海子用过的书籍以及医生对海子自杀的诊断书（这些东西如今大部分都已被追回）。海子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了一生，死后为众人如此珍视，敬仰，甚至崇拜，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诗歌的力量所在。当然，很难说在对海子的种种缅怀与谈说中没有臆想和误会，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围观的味道。忽然有那么多人自称是海子的生前好友，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他们是想从海子自杀这件事上有所收益，他们是想参与到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事件”当中来。
或许臆想和误会悉属正常。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个人命运在一个人死后依然作用于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海子自杀这件事上，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两种反应：一种是赞佩，一种是愤怒。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一种高声断喝：“海子是个法西斯！”“海子是自我膨胀的典型！”有一种观点把海子变成了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海子是那类练黑道武功的杀手，虽然武艺高强，但到底不是正宗，因此自身积郁了太多的毒素。海子最终是为自身的毒素所害。大体说来，海子自杀激怒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怀有高尚然而脆弱的道德理想的读者；另一类便是自身尚在谋取功名的诗人。我在美国出版的《一行》诗刊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叹语：“怎么让这小子玩了头一把？” 似乎在自杀上也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似乎海子从对诗歌语言的霸占最终走到了对死亡的霸占，似乎海子的死废掉了别人的死。这几年诗歌界内部对海子诗歌的评价较之1989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些人认为海子的诗歌写作其实尚处于依赖青春激情的业余写作阶段，并未真正进入专业写作，又比如认为海子只有他的梦想却没有他的方法论。这些观点或许都有道理，但是否也有人依然把海子视作一个挡道的人呢？
不过，尽管人们对海子的评价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海子的死带给了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但是，理论界似乎对此准备不足，因此反应得有些措手不及，这一点从有人将海子与屈原、王国维、朱湘，甚至希尔维亚?普拉斯扯在一起就能看出。这种草率的归类表明，人们似乎找不到现成的、恰当的语言来谈论海子，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给海子定位。于是便有了一些想当然的见解。四川诗人钟鸣在其文章《中间地带》里，把海子说成是一个奔走于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间的人，认为海子在两个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便只好让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一种中间地带。上海评论家朱大可在其《宗教诗人：海子与骆一禾》一文中，赋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仪典意义；于是海子便成了一个英雄，成了20世纪末中国诗坛为精神而献身的象征。朱文认为海子选择在山海关自杀也有其特殊的用意，因为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是“巨大的种族之门”，与历史上最大的皇权专制有关。我想，海子若真做此想，那么他定然脱不了演戏的干系，他的自杀也便成了自我献祭。而事实上，海子并没有选择山海关，而是选择了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那是一个适于自杀的地点，海子之前，曾有三个人在那里自杀。
本来在写了《怀念》那篇文章之后，我就不打算再拿海子做任何文章。我想我的责任是把海子的诗歌整理发表出来，使之不致湮没、失散。至于如何评价海子的诗歌及他的自杀，应该由一些更加客观的人去探讨。特别是关于他的自杀，我一直不愿意说得太多。在我看来，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他们的死亡的（我们顶多只能谈谈我们对自己的死亡的猜测），而一个握有死亡这枚大印的人，甚至可以蔑视恺撒这样的强权。当然，我也知道约翰?顿说过这样的话：“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我想约翰?顿虽然指出每一个人的死都与我们有关，但他绝无意使每一个人的死都成为一种话语。换言之，我们从那死去的人身上所看到的，不是那人的死而是我们自己的死。这种醒悟使我们向生命睁开眼睛，知道我们还活着，而且还不得不忍受太具体的生活内容。
海子去世以后，理论界大多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来对海子加以判断。我不否认海子自杀有其形而上的原因，更不否认海子之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意义，但若我们仅把海子框定在一种形而上的光环之内，则我们便也不能洞见海子其人其诗，长此以往，海子便也真会成为一个幻像。在诗人自杀这个问题上，还是加缪有着一种更加实在，也是更加站得住脚的看法。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一书中指出：“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的确，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海子也不例外。 5年来，我对导致海子自杀的一些具体原因不愿多谈，是怕使海子受到伤害。但当我看到人们在思考海子自杀这个问题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诗歌写作和诗人行为上带来某些不良影响时，我又颇感不安。为此我写下这篇文章，以期澄清某些基本事实。但愿它们不会为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 以下是我所知和我所猜测的海子自杀的原因：
①自杀情结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我在《怀念》中已经引述过海子于1986年写下的一篇日记，那篇日记记于他一次未遂自杀之后。此外，我们从海子的大量诗作中（如发表于1989年第一、二期《十月》上的《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也可以找到海子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具体地谈到死亡--死亡与农业、死亡与泥土、死亡与天堂，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海子对于死亡的谈论甚至不仅限于诗歌写作中。他死后，朋友们回忆起他生前说过的一些话，深悔从前没有太留意。有一位海子在昌平的友人告诉我，海子甚至同他谈到过自杀的方式。海子选择卧轨，或许是因为他不可能选择从飞机上往下跳；在诸种可能的自杀方式中，卧轨似乎是最便当、最干净、最尊严的一种方式。我想海子是在死亡意象、死亡幻像、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了，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人说话应该避谶，而海子是一个不避谶的人。这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海子的另一个自我暗示是“天才短命”。在分析了以往作家、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与其寿限的神秘关系后，海子得出这一结论；他尊称那些“短命天才”为光洁的“王子”。或许海子与那些“王子” 有着某种心理和写作风格上的认同，于是“短命”对他的生命和写作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探究海子的写作方式与其写作理想的矛盾时还会谈到。
海子对自己自杀的看法或许与那些批评家的看法有较大不同。谁知道呢？也许那些批评家是正确的，而海子自己反倒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而死。但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了解海子的形而上学，那就是：“道家暴力”。我一直不太明白“道家暴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道者，天道，太初有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可这与暴力有什么关系呢？海子把道形象化为一柄悬挂于头顶的利斧，可道为什么只能是利斧而不能是别的呢？1987年以后，海子放弃了其诗歌中母性、水质的爱，而转向一种父性、烈火般的复仇。他特别赞赏鲁迅对待社会、世人“一个也不原谅”的态度。他的复仇之斧、道之斧挥舞起来，真像天上那严厉的“老爷子”。但海子毕竟是海子，他没有把这利斧挥向别人，而是挥向了自己，也就是说他首先向自己复仇。他蔑视那“自我原谅”的抒情诗。他死于道。
②性格因素 要探究海子自杀的原因，不能不谈到他的性格。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喜欢嘉宝那样的女人，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数情况下，海子像一只绵羊一样对待他人。有一回海子的一个同事给他送信，因为信有好多封，那人便一边读着信封上海子的名字--“海子海子海子”--一边把信递给他。可是忽然，送信人不再读“海子海子海子”，而改口为“孙子孙子孙子”，海子觉得送信人是在说着玩，便只是笑，倒是站在一旁的骆一禾火了起来，把送信人大骂一顿。一般说来，海子是温和的，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而且愤怒起来像一只豹子。有一回他在饭馆里一个人和几个人打起架来，结果打碎了眼镜，脸上也留下了血痕。事后他对我说，因为当时他真把命豁出去了，所以他一个人和那几个人打了个平手。
海子性格的形成，应该既有其先天因素，也有其后天因素。所谓后天因素，自然指的是其农业背景。海子是农业的儿子，他迷恋泥土，对于伴随着时代发展而消亡的某些东西，他自然伤感于心。1989年初，海子回了趟安徽。这趟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至于先天因素，我指的是他的星座。海子生于1964年4月2日，属白羊星座。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出于迷信的兴趣来看待他的星座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发现某些有趣的东西。海子一生热爱梵?高，称梵?高为“瘦哥哥”，而梵?高恰恰也是白羊星座生人，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是否生于这个星座的人都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倾向？早在1984年，海子就写过一首献给梵?高的诗，名为《阿尔的太阳》。诗中写道： 瘦哥哥梵高，梵高啊/从地下强劲喷出
的/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是丝杉和麦田/
还有你自己/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 这首诗写的是梵高，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是海子的某种自况吗？“不计后果”这个词，用在海子身上多么贴切！
③生活方式 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我在《怀念》一文中对此已有所描述。我要补充的一点是，海子似乎拒绝改变他生活的封闭性。他宁可生活在威廉?布莱克所说的“天真”状态，而拒绝进入一种更完满、丰富，当然也是更危险的“经验”状态。
1988年底，一禾和我先后结了婚，但海子坚持不结婚，而且劝我们也别结婚。他在昌平曾经有一位女友，就因为他拒绝与人家结婚，人家才离开了他。我们可以想像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相当寂寞的；有时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与别人交流。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浪漫，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我想是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他的生活缺少交流，即使在家里也是如此。他同家人的关系很好，同大弟弟查曙明保持着通信联系。但他的家人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和写作。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海子死前给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段时间，海子自己大概也觉得在昌平的生活难以忍受。他想在市里找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住得离朋友们近一些。但是要想在北京找一份正式的、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而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一般说来，这张网会剥夺我们生活的纯洁性，使我们疲于奔跑，心绪难定，使我们觉得生命徒耗在聊天、办事上，真如行尸走肉。但另一方面，这张网恐怕也是我们生存的保障，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有可靠的一面。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④荣誉问题 弥尔顿说过：追求荣誉是所有伟大人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个对被社会承认毫无兴趣的人。但和所有中国当代诗人一样，海子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诗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甚至死后）可谓深受其害。尽管我们几个朋友早就认识到了海子的才华和作品的价值，但事实上1989年以前大部分青年诗人对海子的诗歌持保留态度。诗人AB在给海子的信中就曾批评海子的诗歌 “水份太大”。1988年左右，北京有一个诗歌组织，名为“幸存者”。有一次“幸存者”的成员们在诗人CD家里聚会，会上有诗人EFG和HI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海子恰恰最看重自己的长诗，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 1987年，海子到南方去旅行了一趟。回京后他对骆一禾说，诗人JK人不错，我们在北京应该帮帮他。可是时隔不久，海子在一份民间诗刊上读到了此人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概说到：从北方来了一个痛苦的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上万行诗稿。这篇文章的作者评论道：“人类只有一个但丁就够了。”“此人（指海子）现在是我的朋友，将来会是我的敌人。”海子读到这些文字很伤心，竟然孩子气地跑到一禾处哭了一通。这类超出正常批评的刺激文字出自我们自己的朋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为几乎在同时，北京作协在北京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居然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 “罪名”：“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海子不是作协会员，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会议，于是只有坐在家里生闷气，而对于那浅见蠢说毫无还击之力。在所有这些令人不解和气愤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最为恶劣。海子生前发表作品并不顺畅，与此同时他又喜欢将写好的诗打印出来寄给各地的朋友们，于是便有当时颇为著名的诗人LMN整页整页地抄袭海子的诗，并且发表在杂志上，而海子自己都无法将自己的作品发表。
后来，此人欲编一本诗集，一禾、海子和我便拒不参加。
⑤气功问题 有一件事人们或许已有所耳闻，但我却一直不愿谈论，因为我怕某些人会对此加以利用。现在为了客观起见，我想我应该在此谈一谈。这件事情便是海子对气功的着迷。练气功的诗人和画家我认识几个，据说气功有助于写作，可以给人以超凡的感觉。海子似乎也从练气功中悟到了什么。他跟他的一位同事，也是朋友，学气功。有一回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开了小周天。他可能是在开大周天的时候出了问题。他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而对海子来说，无法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也是在那时，海子对自己的身体也有某种幻觉，他觉得自己的肺已经全部烂掉了。海子前后留有三封遗书。他留给父母的那封遗书写得最为混乱，其中说到有人要谋害他，要父母为他报仇。但他的第三封遗书（也就是他死时带在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醒。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自杀后医生对海子的死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海子所在的学校基本上是据此处理海子自杀的事的。但我想，无论是医生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校方都不可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倘若有人要充当冷酷的旁观者来指责或嘲弄海子，那么实际上他也是在指责和嘲弄他自己。他至少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生存。
⑥自杀导火索 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做学生时喜欢海子的诗。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中等身材，有一张圆圆的脸庞。她大概和去年去世的内蒙古诗人薛景泽（雁北）有点亲戚关系。海子最初一些诗大多发表在内蒙的刊物上恐怕与这个女孩子有关。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至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见到她，她对海子很冷淡。当天晚上，海子与同事喝了好多酒。他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延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 以上我谈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正如加缪所说：“最清楚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我想海子的自杀应该也有其更加内在原因，那就是他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海子、白马和我在骆一禾家里聚谈，大家谈到写作就像一个黑洞，海子完全赞同这种看法。海子献身于写作，在写作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所以确切地说海子是被这个黑洞吸了进去。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海子迷信“短命天才”，这势必影响到海子的写作方式。他可以一晚上写出几百行诗，而坐下来的头两个小时所写的可以几乎是废品。这与叶芝那一天只写六行诗或菲利普?拉金那一两年才写一首诗的工作方式多么不同。海子的写作就是对于青春激情的燃烧，他让我们想到一个来自德国文学的词：狂飚突进。然而，海子梦想中最终要成就的却不是“狂飚突进”的诗歌，他所真正景仰的大诗人是歌德。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矛盾。歌德的《浮士德》从从容容地写了60年，并非一蹴而就，而海子却想以激情写作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大诗《太阳》。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上向古典主义的歌德踊身而跃，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他落到了介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荷尔德林身上。海子所写的最后一篇诗学章就是《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最终发了疯，而海子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命运的暗合？这不能不说是海子写作本身的一个悲剧：在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几乎不可跨越的鸿沟。当我们读到他那么多匆匆忙忙写下的未完成的长诗章节时，我们由衷地感到惋惜。以他的才份，而不是以他的工作方式，海子本可以写出更多、更好、更完整的作品来。 海子的一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他肯定受到崇拜太阳的古埃及人、波斯人、阿兹特克人的鼓舞，并且也受到了 “死于太阳并进入太阳”的美国诗人哈里?克罗斯比的震撼。海子终其一生而没有完成的大诗《太阳》，已经足以将其自身照亮。由此说来，海子的一生不是昏暗的而是灿烂的。然而，对我而言，海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致命的弱点。我想我们应该对死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我在这里说的是一些导致海子自杀的具体原因，是他的切肤之痛，至于海子那导致海子自杀的形而上的原因，肯定有人比我有更多的话要说。
此外，我之所以具体地写下海子的死因，是由于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或许病故和被害是我们力所不能止，但对于自杀，我们不应该再在其中掺入太多的臆想和误会。听说浙江有一位青年诗人在自杀前就曾在海子的家乡祭奠过海子，这让我难过。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一种阴郁的气氛只能培养狭隘的头脑，这对于写作是相当不利的。 199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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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西川
编后记
海子在1989年春天去世以后，骆一禾和我从海子在北京昌平的家中运回了所有带文字的纸页。当时我们两人分工，由他负责编辑海子的长诗，由我负责编辑海子的短诗。不幸的是海子去世七十天后，一禾亦作别人世，匆匆上路，我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对了这一场命运的狂风暴雨。
编辑《海子诗全编》的工作既痛苦且漫长。翻动海子的诗稿，并将它们逐一抄写、复印下来，是一个深入死亡与火焰的过程。当时就有朋友劝告我尽量少动海子的遗物，因为那上面遗存着太多逝者的信息。记得在抄写海子《叙事诗》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五次停笔，每一次都恐惧地从“一”数到“十”，我似乎被一种异样的感觉控制着。如果说痛苦、恐惧尚属个人心理，还不足以妨碍我的编辑工作，那么诗歌界一直存在的对于海子诗歌价值的怀疑则是对我判断力和道德勇气的考验。刚开始着手编辑这部厚达近千页的大书时我还缺乏对海子理性的认识，到1992年5月此书编竣，我己毫不怀疑海子作品的跨时代价值。
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海子的创作历程。海子一生自行油印过八册诗集，它们是《小站》（1983）、《河流》（1984）、《传说》（1984）、《但是水、水》（1985）、《如一》（1985）、《麦地之瓮》（1986，与西川合印）、《太阳·断头篇》（1986）、《太阳·诗剧》（1988），其中《小站》、《如一》《麦地之瓮》为短诗集。此外，海子在1988年还与《太阳·诗剧》同时油印过《诗学·一份提纲》。本书“短诗（1983-1986）”部分收入了《河流》、《传说》中的所有短诗和《如一》、《麦地之瓮》中的大部分诗篇；由于《小站》属少年之作，本书只收入了其中的《东方山脉》。
在为《土地》（即名《太阳·土地篇》单行本， 1990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所写的序言《我考虑真正的史诗》一文中，骆一禾开列了《太阳·七部书》的目录，它们是《诗剧》《断头篇》，《但是水、水》《土地篇》、《弥赛亚》、《弑》和《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但是本书编者根据海子各篇作品的创作年代以及海子创作思想的转变过程（可参见海子《日记》，将《但是水、水》从一禾所称的《七部书》里抽出，另补入《大札撒》（残稿），依然沿用《太阳·七部书》的名目。实际上，海子原打算创作的《太阳》远不止七部，有案可稽的便有《太阳·语言》一部，其中三篇《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水抱屈原》和《但丁来到此时此地》曾以《水》题发表于1987年第6期《巴山文艺》。因未见《语言》其他名篇，称“书”太短，故编者将其归入“短诗（1987一1989）”部分。
海子本人相当看重《太阳》的写作。他生前曾表示过他将给世界留下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太阳》。另一部则是他的自传。但他的自传我们永远也不会看到了。在他的遗稿中没有任何自传的章节。
海子作品中最为混乱的要算短诗。他虽有几个横格本抄录过一部分短诗，但多数作品仅存草稿。一页一页不曾编码的稿纸被他用塑料强捆成许多纸卷。我打开一卷稿纸便不敢打开另一卷稿纸，因为我害怕将不同的纸卷混在一起。海子时常有一诗数稿的情况，且未标明创作年代。因此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作品风格与题材，以及同一纸卷其他作品的创作时间，将某些短诗作了大致的归类。这样，本书两个短诗部分便没有严格按照各篇作品的创作时间编排。遇一诗数稿的情况，有些作品本书仅收入一稿，有些作品则数稿并用。或有当收未收的诗篇，流传于世而编者未见，实在编者搜集不周，希读者海涵。
还有几点必须说明：海子行文，“的”和“地”时常混用，我已尽量将它们区分开来。海子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相当随意，我尽量遵从海子的本意：有时诗行末尾有句号，有时没有；有时省略号点三点，有时点六点。由于海子晚期情绪波动较大，其行文难免存在混乱、不通之处。曾有人建议我完全保留这些混乱和不通，以真实地反映海子那时的心境，但我没有这样做。一来这有悖于出版原则，二来所谓“真实”并不在于文字表面的误笔。因比在不损害海子原作词意、语气、风格的前提下，我在几处做了极其有限的更动，例如删除冗句，重新安排诗节等；这些作品包括《叙事诗》、《黎明》（之三）、《四姐妹》、《日全食》。凡我更动之处我在原稿中都一一注明，以俟将来学者研究之用。
我原打算按年代而不按体裁安排本书的目录次序。这样，读者也许会在短诗、长诗、短诗、日记、长诗、文论、小说、短诗、短文、诗剧、短诗面前有零乱和应接不暇之感。尽管海子是一位综合运用各类文学体裁的诗人，但为读者考虑，我接受了上海三联书店倪为国先生的意见，将短诗、长诗、文论等做了次序上的调整。惟有《太阳·七部书》部分依然保持海子综合动用各种文学体裁的风貌。
《海子诗全编》早在1992年5月既已编竣。当初编辑此书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使海子的诗文不致佚散，所以把一份诗文稿变成多份，成了最紧要的问题。骆一禾和我都不知道此书有无出版的可能。一禾曾说在我们这里，无法指望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会有人重新发现一个过往的诗人。我记住一禾此言，所以勉力编成此书。然而此书的出版一直麻烦不断。从1992年起，先后有几家出版杜表示过愿意出版此书，但都终因此书规模大、耗资过巨、份量过重而不了了之。由于出版的耽搁，致使有人对编者本人产生了疑心，以为我欲私有海子遗作，然而我心惟天可鉴。海子留下的精神财富不可能属于哪一个人，它们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民族。所幸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在这样一个重利轻义的环境中决定出版此书，使编者感佩不已。
本书的编辑工作曾得到罗洪依乌小姐的大力协助，在此致谢。当时她正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读书，而现在我们已失去联系。倪为国先生、徐如麒先生他们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特此表示感谢。
愿本书带给读者一份精神的震撼。
愿海子对我的工作满意。 西 川
1996年9月22日
潇遥收藏
发帖者： 茕雪 2006-4-29 16:32
海子简历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海子生涯（代序一）
（1964-1989）
骆一禾
我写这篇短论，完全是由海子诗歌的重要性决定的。密茨凯维支在上个世纪的巴黎讲述斯拉夫文学时，谈到拜伦对东欧诗人的启迪时说：“他是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这用以陈说海子诗歌与海子的关系时，也同样贴切。海子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海子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悲剧，正如酒和粮食的关系一样，这种悲剧把事件造化为精华；海子不惟是一种悲剧，也是一派精神氛围，凡与他研究或争论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地想起这种氛围的浓密难辨、猛烈集中、质量庞大和咄咄逼人，凡读过他作品序列的人会感到若理解这种氛围所需要的思维运转速度和时间。今天，海子辞世之后，我们来认识他，依稀会意识到一个变化：他的声音、咏唱变成了乐谱，然而这种精神氛围依然腾矗在他的骨灰上，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但精神将蒙绕着尘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件——大的和比较大的，可称为大的过去之后，海子暨海子诗歌会如磐石凸露，一直到他的基础。这并不需要太多地“弄个水落石出”，水落石出是一个大自然的过程。用圣诉说，海子是得永生的人，以凡人的话说，海子的诗进入了可研究的行列。
海子在七年中尤其是1984——1989年的5年中，写下了200余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他将这些长诗归入《太阳》，全书没有写完，而七部成品有主干性，可称为《太阳·七部书》，他的生和死都与《太阳·七部书》有关。在这一点上，他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海子在抒情诗领域里向本世纪挑战性地独擎浪漫主义战旗，可以验证上述拟喻的成立：被他人称为太阳神之子的这类诗人，都共有短命天才、抒情诗中有鲜明自传性带来的雄厚底蕴、向史诗形态作恃力而为、雄心壮志的挑战、绝命诗篇中惊才卓越的断章性质等特点。在海子《七部书》中以话剧体裁写成的《太阳·弑》，可验证是他长诗创作中的最后一部。具体地说，《弑》是一部仪式剧或命运悲剧文体的成品，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宿命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钹、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效果，本世纪另一个极端例子是阿尔贝.加缪，使用过全黑色剧场设计，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黑暗，因为它处于压力和爆炸力的临界点上。然而，海子在这等压力中写下的人物道白却有着猛烈奔驰的速度。这种危险的速度，也是太阳神之子的诗歌中的特征。《弑》写于1988年7—11月。
下面我要说的便是《太阳·七部书》的内在悲剧，这不惟是海子生与死的关键，也是他诗歌的独创、成就和贡献。
《七部书》的想象空间十分浩大，可以概括为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其中是以神话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这个史诗图景的提炼程度相当有魅力，令人感到数学之美的简赅。海子在这个图景上建立了支撑想象力和素材范围的原型谱，或者说象征体系的主轮廓（但不等于“象征主义”），这典型地反映在《太阳·土地篇》（以《土地》为名散发过）里。在铸造了这些圆柱后，他在结构上借镜了《圣经》的经验。这些工作的进展到1987年完成的《土地》写作，都还比较顺利。往后悲剧性大致从三个方面向《太阳》合流。
海子史诗构图的范围内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史诗。如果说这是一个泛亚细亚范围，那么事实是他必须受众多原始史诗的较量。从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看，产生了结构最严整的体系性神话和史诗，其特点是光明、日神传统的原始力量战胜了更为野蛮、莽撞的黑暗、酒神传统的原始力量。这就是海子择定“太阳”和“太阳王”主神殉的原因：他不是沿袭古代太阳神崇拜，更主要的是，他要以“太阳王”这个火辣辣的形象来笼罩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使它们同等地呈现，他要建设的史诗结构因此有神魔合一的实质。这不同于体系型主神神话和史诗，涉及到一神教和多神教曾指向的根本问题，这是他移向对印度大诗《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经验的内在根源。那里，不断繁富的百科全书型史诗形态，提供了不同于体系性史诗、神话型态的可能。然而这和他另一种诗歌理想——把完形的、格式塔式造型赋予潜在精神、深渊本能和内心分裂主题——形成了根本冲突，他因而处于凡·高、尼采、荷尔德林式的精神境地：原始力量核心和垂直蒸晒。印度古书里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也可能是美好的）形象：吠陀神。他杂而一，以一个身子为一切又有一切身，互相混同又混乱。这可能是一种解决之道又可能是一种瓦解。——海子的诗歌道路在完成史诗构想——“我考虑真正的史诗”的情况下，决然走上了一条“赤道”：从浪漫主义诗人自传和激情的因素直取凡.高、尼采、荷尔德林的境地而突入背景诗歌——史诗。冲力的急流不是可以带来动态的规整么？用数学的话说：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在这种情况下，海子用生命的痛苦、浑浊的境界取缔了玄学的、形而上的境界作独自挺进，西川说这是“冲击极限”。
海子的长诗大部分以诗剧方式写成，这里就有着多种声音，多重化身的因素，体现了前述悲剧矛盾的存在。从悲剧知识上说，史诗指向睿智、指向启辟鸿蒙、指向大宇宙循环，而悲剧指向宿命、指向毁灭、指向天启宗教，故在悲剧和史诗间，海子以诗剧写史诗是他壮烈矛盾的必然产物。正如激情方式和宏大构思有必然冲突一样。在他扬弃了玄学的境界的深处，他说了“元素”：一种普洛提诺式的变幻无常的物质与莱布尼茨式的没有窗户的、短暂的单子合成的突体，然而它又是“使生长”的基因，含有使天体爆发出来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海子的生命充满了激情，自我和生命之间不存在认识关系。
这就是1989年3月26日轰然爆炸的根源。
相对论中有一句多么诗意，关于巨大世界原理的描述：“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
海子写下了《太阳·七部书》，推动他的“元素”让他在超密态负载中挺进了这么远，贡献了七部书中含有的金子般的真如之想，诗歌的可能与可行，也有限度的现身——长久以来，它是与世界匿而不见的。海子的诗之于他的生和死，在时间峻笑着荡涤了那些次要的成分和猜度、臆造之后，定然凸露出来，他也就生了。最后，我想引述诗人陈东东的一句话：
“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是的，根由之一是，海子有他特定的成就，而不是从一般知识上带来了诗歌史上各种作品的共时存在，正如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一样。 198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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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念（代序二）
西 川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海子《土地·王》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该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
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被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3篇日记。早在1986年11月18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凡·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在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有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
当我最后一次走进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了，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凡·高油画《阿尔疗养院庭院》的印制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快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16、17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这就是海子从1983年秋季到1989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60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
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却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而却在大地上找到一席之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开始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峰是个大好人。
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海子曾自称为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脑海里挤满了幻象。不过又和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不同。我们可以以《圣经》的两卷书作比喻：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于“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于是海子早期诗作中的人间少女后来变成了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我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在1987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了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期望着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
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的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出自他生命的预言成了他对自我的召唤，我们将受益于他生命和艺术的明朗和坚决，面对新世纪的曙光。
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开始诗歌创作的。
说起海子的天赋，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海子15岁从安徽安庆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们开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的课程。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迎，在谈及“想象”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象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位诗人，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的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哦，那些聆听过他朗诵的人有福了！
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然而海子却为她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这与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三女巫的开场白异曲同工：“雷电轰轰雨蒙蒙，何日姐妹再相逢？”海子曾怀着巨大的悲伤爱恋着她们，而“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出一个。”哦，这四位女性有福了！
海子在乡村一共生活了15年，于是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15年，但是他未及写满15年便过早地离去了。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哦，中国广大贫瘠的乡村有福了！
海子最后极富命运感的诗篇是他全部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独特地体验到了“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现在，当我接触到这些诗句时，我深为这些抵达元素的诗句所震撼，深知这就是真正的诗歌。如果说海子生前还不算广为人知或者广为众人所理解，那么现在，他已经不必再讲他的诗歌“不变铅字变羊皮了”的话，因为他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哦，中国簇新的诗歌有福了！ 19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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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后记
西 川
海子去世以后，我写过一篇名为《怀念》的文章，那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现在5年过去了，海子的确成了一个神话：他的诗被模仿；他的自杀被谈论；有人张罗着要把海子的剧本《弑》谱成歌导剧；有人盘算着想把海子的短诗拍成电视片；学生们在广场或朗诵会上集体朗诵海子的诗；诗歌爱好者们跑到海子的家乡去祭奠；有人倡议设立中国诗人节，时间便定在海子自杀的3月 26日；有人为了写海子传而东奔西跑；甚至有人从海子家中拿走了（如果不说是“掠走了”）海子的遗嘱、海子用过的书籍以及医生对海子自杀的诊断书（这些东西如今大部分都已被追回）。海子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了一生，死后为众人如此珍视，敬仰，甚至崇拜，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诗歌的力量所在。当然，很难说在对海子的种种缅怀与谈说中没有臆想和误会，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围观的味道。忽然有那么多人自称是海子的生前好友，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他们是想从海子自杀这件事上有所收益，他们是想参与到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事件”当中来。
或许臆想和误会悉属正常。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个人命运在一个人死后依然作用于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海子自杀这件事上，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两种反应：一种是赞佩，一种是愤怒。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一种高声断喝：“海子是个法西斯！”“海子是自我膨胀的典型！”有一种观点把海子变成了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海子是那类练黑道武功的杀手，虽然武艺高强，但到底不是正宗，因此自身积郁了太多的毒素。海子最终是为自身的毒素所害。大体说来，海子自杀激怒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怀有高尚然而脆弱的道德理想的读者；另一类便是自身尚在谋取功名的诗人。我在美国出版的《一行》诗刊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叹语：“怎么让这小子玩了头一把？” 似乎在自杀上也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似乎海子从对诗歌语言的霸占最终走到了对死亡的霸占，似乎海子的死废掉了别人的死。这几年诗歌界内部对海子诗歌的评价较之1989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些人认为海子的诗歌写作其实尚处于依赖青春激情的业余写作阶段，并未真正进入专业写作，又比如认为海子只有他的梦想却没有他的方法论。这些观点或许都有道理，但是否也有人依然把海子视作一个挡道的人呢？
不过，尽管人们对海子的评价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海子的死带给了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但是，理论界似乎对此准备不足，因此反应得有些措手不及，这一点从有人将海子与屈原、王国维、朱湘，甚至希尔维亚?普拉斯扯在一起就能看出。这种草率的归类表明，人们似乎找不到现成的、恰当的语言来谈论海子，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给海子定位。于是便有了一些想当然的见解。四川诗人钟鸣在其文章《中间地带》里，把海子说成是一个奔走于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间的人，认为海子在两个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便只好让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一种中间地带。上海评论家朱大可在其《宗教诗人：海子与骆一禾》一文中，赋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仪典意义；于是海子便成了一个英雄，成了20世纪末中国诗坛为精神而献身的象征。朱文认为海子选择在山海关自杀也有其特殊的用意，因为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是“巨大的种族之门”，与历史上最大的皇权专制有关。我想，海子若真做此想，那么他定然脱不了演戏的干系，他的自杀也便成了自我献祭。而事实上，海子并没有选择山海关，而是选择了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那是一个适于自杀的地点，海子之前，曾有三个人在那里自杀。
本来在写了《怀念》那篇文章之后，我就不打算再拿海子做任何文章。我想我的责任是把海子的诗歌整理发表出来，使之不致湮没、失散。至于如何评价海子的诗歌及他的自杀，应该由一些更加客观的人去探讨。特别是关于他的自杀，我一直不愿意说得太多。在我看来，一个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他们的死亡的（我们顶多只能谈谈我们对自己的死亡的猜测），而一个握有死亡这枚大印的人，甚至可以蔑视恺撒这样的强权。当然，我也知道约翰?顿说过这样的话：“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我想约翰?顿虽然指出每一个人的死都与我们有关，但他绝无意使每一个人的死都成为一种话语。换言之，我们从那死去的人身上所看到的，不是那人的死而是我们自己的死。这种醒悟使我们向生命睁开眼睛，知道我们还活着，而且还不得不忍受太具体的生活内容。
海子去世以后，理论界大多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来对海子加以判断。我不否认海子自杀有其形而上的原因，更不否认海子之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意义，但若我们仅把海子框定在一种形而上的光环之内，则我们便也不能洞见海子其人其诗，长此以往，海子便也真会成为一个幻像。在诗人自杀这个问题上，还是加缪有着一种更加实在，也是更加站得住脚的看法。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一书中指出：“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的确，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海子也不例外。 5年来，我对导致海子自杀的一些具体原因不愿多谈，是怕使海子受到伤害。但当我看到人们在思考海子自杀这个问题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诗歌写作和诗人行为上带来某些不良影响时，我又颇感不安。为此我写下这篇文章，以期澄清某些基本事实。但愿它们不会为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 以下是我所知和我所猜测的海子自杀的原因：
①自杀情结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我在《怀念》中已经引述过海子于1986年写下的一篇日记，那篇日记记于他一次未遂自杀之后。此外，我们从海子的大量诗作中（如发表于1989年第一、二期《十月》上的《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也可以找到海子自杀的精神线索。他在诗中反复、具体地谈到死亡--死亡与农业、死亡与泥土、死亡与天堂，以及鲜血、头盖骨、尸体等等。海子对于死亡的谈论甚至不仅限于诗歌写作中。他死后，朋友们回忆起他生前说过的一些话，深悔从前没有太留意。有一位海子在昌平的友人告诉我，海子甚至同他谈到过自杀的方式。海子选择卧轨，或许是因为他不可能选择从飞机上往下跳；在诸种可能的自杀方式中，卧轨似乎是最便当、最干净、最尊严的一种方式。我想海子是在死亡意象、死亡幻像、死亡话题中沉浸太深了，这一切对海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暗示。人说话应该避谶，而海子是一个不避谶的人。这使得他最终不可控制地朝自身的黑暗陷落。海子的另一个自我暗示是“天才短命”。在分析了以往作家、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与其寿限的神秘关系后，海子得出这一结论；他尊称那些“短命天才”为光洁的“王子”。或许海子与那些“王子” 有着某种心理和写作风格上的认同，于是“短命”对他的生命和写作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探究海子的写作方式与其写作理想的矛盾时还会谈到。
海子对自己自杀的看法或许与那些批评家的看法有较大不同。谁知道呢？也许那些批评家是正确的，而海子自己反倒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而死。但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了解海子的形而上学，那就是：“道家暴力”。我一直不太明白“道家暴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道者，天道，太初有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可这与暴力有什么关系呢？海子把道形象化为一柄悬挂于头顶的利斧，可道为什么只能是利斧而不能是别的呢？1987年以后，海子放弃了其诗歌中母性、水质的爱，而转向一种父性、烈火般的复仇。他特别赞赏鲁迅对待社会、世人“一个也不原谅”的态度。他的复仇之斧、道之斧挥舞起来，真像天上那严厉的“老爷子”。但海子毕竟是海子，他没有把这利斧挥向别人，而是挥向了自己，也就是说他首先向自己复仇。他蔑视那“自我原谅”的抒情诗。他死于道。
②性格因素 要探究海子自杀的原因，不能不谈到他的性格。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喜欢嘉宝那样的女人，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数情况下，海子像一只绵羊一样对待他人。有一回海子的一个同事给他送信，因为信有好多封，那人便一边读着信封上海子的名字--“海子海子海子”--一边把信递给他。可是忽然，送信人不再读“海子海子海子”，而改口为“孙子孙子孙子”，海子觉得送信人是在说着玩，便只是笑，倒是站在一旁的骆一禾火了起来，把送信人大骂一顿。一般说来，海子是温和的，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而且愤怒起来像一只豹子。有一回他在饭馆里一个人和几个人打起架来，结果打碎了眼镜，脸上也留下了血痕。事后他对我说，因为当时他真把命豁出去了，所以他一个人和那几个人打了个平手。
海子性格的形成，应该既有其先天因素，也有其后天因素。所谓后天因素，自然指的是其农业背景。海子是农业的儿子，他迷恋泥土，对于伴随着时代发展而消亡的某些东西，他自然伤感于心。1989年初，海子回了趟安徽。这趟故乡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荒凉之感。“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说。“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至于先天因素，我指的是他的星座。海子生于1964年4月2日，属白羊星座。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出于迷信的兴趣来看待他的星座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发现某些有趣的东西。海子一生热爱梵?高，称梵?高为“瘦哥哥”，而梵?高恰恰也是白羊星座生人，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是否生于这个星座的人都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倾向？早在1984年，海子就写过一首献给梵?高的诗，名为《阿尔的太阳》。诗中写道： 瘦哥哥梵高，梵高啊/从地下强劲喷出
的/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是丝杉和麦田/
还有你自己/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 这首诗写的是梵高，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是海子的某种自况吗？“不计后果”这个词，用在海子身上多么贴切！
③生活方式 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我在《怀念》一文中对此已有所描述。我要补充的一点是，海子似乎拒绝改变他生活的封闭性。他宁可生活在威廉?布莱克所说的“天真”状态，而拒绝进入一种更完满、丰富，当然也是更危险的“经验”状态。
1988年底，一禾和我先后结了婚，但海子坚持不结婚，而且劝我们也别结婚。他在昌平曾经有一位女友，就因为他拒绝与人家结婚，人家才离开了他。我们可以想像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相当寂寞的；有时他大概是太寂寞了，希望与别人交流。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可没有那种尼采式的浪漫，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我想是简单、枯燥的生活害了海子；他的生活缺少交流，即使在家里也是如此。他同家人的关系很好，同大弟弟查曙明保持着通信联系。但他的家人不可能理解他的思想和写作。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海子死前给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段时间，海子自己大概也觉得在昌平的生活难以忍受。他想在市里找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住得离朋友们近一些。但是要想在北京找一份正式的、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海子的死使我对人的生活方式颇多感想，或许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被一张网罩住，而这张网就是社会关系之网。一般说来，这张网会剥夺我们生活的纯洁性，使我们疲于奔跑，心绪难定，使我们觉得生命徒耗在聊天、办事上，真如行尸走肉。但另一方面，这张网恐怕也是我们生存的保障，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有可靠的一面。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会像一只只手紧紧抓住你的肩膀；你即使想离开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手会把你牢牢按住。但海子自杀时显然没有按住他肩膀的有力的手。
④荣誉问题 弥尔顿说过：追求荣誉是所有伟大人的通病。我想海子也不是一个对被社会承认毫无兴趣的人。但和所有中国当代诗人一样，海子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社会对于诗人的不信任，以及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守旧文学对于先锋文学的抵抗。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受到压制的先锋文学界内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海子生前（甚至死后）可谓深受其害。尽管我们几个朋友早就认识到了海子的才华和作品的价值，但事实上1989年以前大部分青年诗人对海子的诗歌持保留态度。诗人AB在给海子的信中就曾批评海子的诗歌 “水份太大”。1988年左右，北京有一个诗歌组织，名为“幸存者”。有一次“幸存者”的成员们在诗人CD家里聚会，会上有诗人EFG和HI对海子的长诗大加指责，认为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并且把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海子恰恰最看重自己的长诗，这是他欲建立其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的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供抒情之用）。 1987年，海子到南方去旅行了一趟。回京后他对骆一禾说，诗人JK人不错，我们在北京应该帮帮他。可是时隔不久，海子在一份民间诗刊上读到了此人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概说到：从北方来了一个痛苦的诗人，从挎包里掏出上万行诗稿。这篇文章的作者评论道：“人类只有一个但丁就够了。”“此人（指海子）现在是我的朋友，将来会是我的敌人。”海子读到这些文字很伤心，竟然孩子气地跑到一禾处哭了一通。这类超出正常批评的刺激文字出自我们自己的朋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因为几乎在同时，北京作协在北京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会上居然有人给海子罗列了两项 “罪名”：“搞新浪漫主义”和“写长诗”。海子不是作协会员，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会议，于是只有坐在家里生闷气，而对于那浅见蠢说毫无还击之力。在所有这些令人不解和气愤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最为恶劣。海子生前发表作品并不顺畅，与此同时他又喜欢将写好的诗打印出来寄给各地的朋友们，于是便有当时颇为著名的诗人LMN整页整页地抄袭海子的诗，并且发表在杂志上，而海子自己都无法将自己的作品发表。
后来，此人欲编一本诗集，一禾、海子和我便拒不参加。
⑤气功问题 有一件事人们或许已有所耳闻，但我却一直不愿谈论，因为我怕某些人会对此加以利用。现在为了客观起见，我想我应该在此谈一谈。这件事情便是海子对气功的着迷。练气功的诗人和画家我认识几个，据说气功有助于写作，可以给人以超凡的感觉。海子似乎也从练气功中悟到了什么。他跟他的一位同事，也是朋友，学气功。有一回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开了小周天。他可能是在开大周天的时候出了问题。他开始出现幻听，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而对海子来说，无法写作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也是在那时，海子对自己的身体也有某种幻觉，他觉得自己的肺已经全部烂掉了。海子前后留有三封遗书。他留给父母的那封遗书写得最为混乱，其中说到有人要谋害他，要父母为他报仇。但他的第三封遗书（也就是他死时带在身上的那封遗书）却显得相当清醒。他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海子自杀后医生对海子的死亡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海子所在的学校基本上是据此处理海子自杀的事的。但我想，无论是医生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校方都不可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倘若有人要充当冷酷的旁观者来指责或嘲弄海子，那么实际上他也是在指责和嘲弄他自己。他至少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生存。
⑥自杀导火索 每一个人的自杀都有他的导火索。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做学生时喜欢海子的诗。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中等身材，有一张圆圆的脸庞。她大概和去年去世的内蒙古诗人薛景泽（雁北）有点亲戚关系。海子最初一些诗大多发表在内蒙的刊物上恐怕与这个女孩子有关。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至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海子见到她，她对海子很冷淡。当天晚上，海子与同事喝了好多酒。他大概是喝得太多了，讲了许多当年他和这个女孩子的事。第二天早上酒醒过来，他问同事他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讲了些他不该说的话。同事说你什么也没说，但海子坚信自己讲了许多会伤害那个女孩子的话。他感到万分自责，不能自我原谅，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延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想 以上我谈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正如加缪所说：“最清楚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我想海子的自杀应该也有其更加内在原因，那就是他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海子、白马和我在骆一禾家里聚谈，大家谈到写作就像一个黑洞，海子完全赞同这种看法。海子献身于写作，在写作与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所以确切地说海子是被这个黑洞吸了进去。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海子迷信“短命天才”，这势必影响到海子的写作方式。他可以一晚上写出几百行诗，而坐下来的头两个小时所写的可以几乎是废品。这与叶芝那一天只写六行诗或菲利普?拉金那一两年才写一首诗的工作方式多么不同。海子的写作就是对于青春激情的燃烧，他让我们想到一个来自德国文学的词：狂飚突进。然而，海子梦想中最终要成就的却不是“狂飚突进”的诗歌，他所真正景仰的大诗人是歌德。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矛盾。歌德的《浮士德》从从容容地写了60年，并非一蹴而就，而海子却想以激情写作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大诗《太阳》。他从浪漫主义的立场上向古典主义的歌德踊身而跃，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他落到了介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荷尔德林身上。海子所写的最后一篇诗学章就是《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最终发了疯，而海子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命运的暗合？这不能不说是海子写作本身的一个悲剧：在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几乎不可跨越的鸿沟。当我们读到他那么多匆匆忙忙写下的未完成的长诗章节时，我们由衷地感到惋惜。以他的才份，而不是以他的工作方式，海子本可以写出更多、更好、更完整的作品来。 海子的一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他肯定受到崇拜太阳的古埃及人、波斯人、阿兹特克人的鼓舞，并且也受到了 “死于太阳并进入太阳”的美国诗人哈里?克罗斯比的震撼。海子终其一生而没有完成的大诗《太阳》，已经足以将其自身照亮。由此说来，海子的一生不是昏暗的而是灿烂的。然而，对我而言，海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致命的弱点。我想我们应该对死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我在这里说的是一些导致海子自杀的具体原因，是他的切肤之痛，至于海子那导致海子自杀的形而上的原因，肯定有人比我有更多的话要说。
此外，我之所以具体地写下海子的死因，是由于自海子自杀以来，死亡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至今已有少于14位青年诗人或自杀，或病故，或被害，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数字。或许病故和被害是我们力所不能止，但对于自杀，我们不应该再在其中掺入太多的臆想和误会。听说浙江有一位青年诗人在自杀前就曾在海子的家乡祭奠过海子，这让我难过。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一种阴郁的气氛只能培养狭隘的头脑，这对于写作是相当不利的。 199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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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西川
编后记
海子在1989年春天去世以后，骆一禾和我从海子在北京昌平的家中运回了所有带文字的纸页。当时我们两人分工，由他负责编辑海子的长诗，由我负责编辑海子的短诗。不幸的是海子去世七十天后，一禾亦作别人世，匆匆上路，我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对了这一场命运的狂风暴雨。
编辑《海子诗全编》的工作既痛苦且漫长。翻动海子的诗稿，并将它们逐一抄写、复印下来，是一个深入死亡与火焰的过程。当时就有朋友劝告我尽量少动海子的遗物，因为那上面遗存着太多逝者的信息。记得在抄写海子《叙事诗》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五次停笔，每一次都恐惧地从“一”数到“十”，我似乎被一种异样的感觉控制着。如果说痛苦、恐惧尚属个人心理，还不足以妨碍我的编辑工作，那么诗歌界一直存在的对于海子诗歌价值的怀疑则是对我判断力和道德勇气的考验。刚开始着手编辑这部厚达近千页的大书时我还缺乏对海子理性的认识，到1992年5月此书编竣，我己毫不怀疑海子作品的跨时代价值。
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海子的创作历程。海子一生自行油印过八册诗集，它们是《小站》（1983）、《河流》（1984）、《传说》（1984）、《但是水、水》（1985）、《如一》（1985）、《麦地之瓮》（1986，与西川合印）、《太阳·断头篇》（1986）、《太阳·诗剧》（1988），其中《小站》、《如一》《麦地之瓮》为短诗集。此外，海子在1988年还与《太阳·诗剧》同时油印过《诗学·一份提纲》。本书“短诗（1983-1986）”部分收入了《河流》、《传说》中的所有短诗和《如一》、《麦地之瓮》中的大部分诗篇；由于《小站》属少年之作，本书只收入了其中的《东方山脉》。
在为《土地》（即名《太阳·土地篇》单行本， 1990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所写的序言《我考虑真正的史诗》一文中，骆一禾开列了《太阳·七部书》的目录，它们是《诗剧》《断头篇》，《但是水、水》《土地篇》、《弥赛亚》、《弑》和《你是父亲的好女儿》；但是本书编者根据海子各篇作品的创作年代以及海子创作思想的转变过程（可参见海子《日记》，将《但是水、水》从一禾所称的《七部书》里抽出，另补入《大札撒》（残稿），依然沿用《太阳·七部书》的名目。实际上，海子原打算创作的《太阳》远不止七部，有案可稽的便有《太阳·语言》一部，其中三篇《献给韩波；诗歌的烈士》、《水抱屈原》和《但丁来到此时此地》曾以《水》题发表于1987年第6期《巴山文艺》。因未见《语言》其他名篇，称“书”太短，故编者将其归入“短诗（1987一1989）”部分。
海子本人相当看重《太阳》的写作。他生前曾表示过他将给世界留下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太阳》。另一部则是他的自传。但他的自传我们永远也不会看到了。在他的遗稿中没有任何自传的章节。
海子作品中最为混乱的要算短诗。他虽有几个横格本抄录过一部分短诗，但多数作品仅存草稿。一页一页不曾编码的稿纸被他用塑料强捆成许多纸卷。我打开一卷稿纸便不敢打开另一卷稿纸，因为我害怕将不同的纸卷混在一起。海子时常有一诗数稿的情况，且未标明创作年代。因此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作品风格与题材，以及同一纸卷其他作品的创作时间，将某些短诗作了大致的归类。这样，本书两个短诗部分便没有严格按照各篇作品的创作时间编排。遇一诗数稿的情况，有些作品本书仅收入一稿，有些作品则数稿并用。或有当收未收的诗篇，流传于世而编者未见，实在编者搜集不周，希读者海涵。
还有几点必须说明：海子行文，“的”和“地”时常混用，我已尽量将它们区分开来。海子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相当随意，我尽量遵从海子的本意：有时诗行末尾有句号，有时没有；有时省略号点三点，有时点六点。由于海子晚期情绪波动较大，其行文难免存在混乱、不通之处。曾有人建议我完全保留这些混乱和不通，以真实地反映海子那时的心境，但我没有这样做。一来这有悖于出版原则，二来所谓“真实”并不在于文字表面的误笔。因比在不损害海子原作词意、语气、风格的前提下，我在几处做了极其有限的更动，例如删除冗句，重新安排诗节等；这些作品包括《叙事诗》、《黎明》（之三）、《四姐妹》、《日全食》。凡我更动之处我在原稿中都一一注明，以俟将来学者研究之用。
我原打算按年代而不按体裁安排本书的目录次序。这样，读者也许会在短诗、长诗、短诗、日记、长诗、文论、小说、短诗、短文、诗剧、短诗面前有零乱和应接不暇之感。尽管海子是一位综合运用各类文学体裁的诗人，但为读者考虑，我接受了上海三联书店倪为国先生的意见，将短诗、长诗、文论等做了次序上的调整。惟有《太阳·七部书》部分依然保持海子综合动用各种文学体裁的风貌。
《海子诗全编》早在1992年5月既已编竣。当初编辑此书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使海子的诗文不致佚散，所以把一份诗文稿变成多份，成了最紧要的问题。骆一禾和我都不知道此书有无出版的可能。一禾曾说在我们这里，无法指望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会有人重新发现一个过往的诗人。我记住一禾此言，所以勉力编成此书。然而此书的出版一直麻烦不断。从1992年起，先后有几家出版杜表示过愿意出版此书，但都终因此书规模大、耗资过巨、份量过重而不了了之。由于出版的耽搁，致使有人对编者本人产生了疑心，以为我欲私有海子遗作，然而我心惟天可鉴。海子留下的精神财富不可能属于哪一个人，它们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民族。所幸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在这样一个重利轻义的环境中决定出版此书，使编者感佩不已。
本书的编辑工作曾得到罗洪依乌小姐的大力协助，在此致谢。当时她正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读书，而现在我们已失去联系。倪为国先生、徐如麒先生他们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特此表示感谢。
愿本书带给读者一份精神的震撼。
愿海子对我的工作满意。 西 川
1996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