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龙扫码有什么用:朱学勤：国民性可教化不可改造 改造人性适得其反

2011年03月13日 15:49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朱学勤

        为迎接中国加入WTO，最近本报与中山大学“马文辉科学哲学论坛”联合举办了“WTO与人文”讲座，邀请贺卫方、高毅、朱学勤、袁伟时四位人文学者，谈论中国入世问题。这些学者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丰厚的学养，阐发了WTO之于中国的更丰富的内涵。虽属一家之言，却也发人深思。今天九、十版刊发的即是演讲的精华（本报有删节），敬请读者垂注。

朱学勤 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9日刊  作者：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博导） 原题为：从马戛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

从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失败，到今天加入WTO，竟然还是这8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为了选择一种优秀的制度，中国在200多年里走出了一个“之”字！

这一历史单元长达210年。我只能尝试以最简略的方式，交代我对这一历史单元的基本理解，即：两个对子，四个国家，中国在这其间走过了一个“之”字形。

两个对子的交接所谓两个对子、四个国家，是从近代社会制度试验与政治文化的类型对比而言：英美为一对，法俄为另一对，双峰对峙，二水长流。

我不认为从1945年5月12日邱吉尔致杜鲁门电报第一次说到“一道铁幕在俄国那一边落下”，到1989年苏东巨变这一所谓的“冷战时代”有多么了不起。除了意识形态符号上有一点独特色彩，它并不具有独立于前后历史的内容，相反，我认为，所谓“冷战时代”只不过是上述历史单元中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发展阶段。

与其关心那些意识形态符号，不如看一看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内容：这两个对子中的“传棒”与“接棒”，都是在战场上分别完成。1783年，英国在战场上失败，却把政治传统的接力棒传给了它的对手美国，后者把前者开辟的宪政方向推向深远，制度文明走得更远。

无独有偶，1812年，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拿破仑帝国，也是被沙俄领头的反法联盟打败的。就在沙俄军队占领巴黎期间，哥萨克骑兵席天幕地，放马香榭丽舍大街，这支军队中的青年军官则为法国革命的炫目色彩所激动，寻访让·雅克·卢梭的浪漫遗迹，下马接受被占领国政治文化的洗礼。

再加上此前彼得大帝改革，强迫俄国脱亚入欧，实际上是脱亚入“法”。这样的俄国在战场上打败了那样的法国，实际上是打败自己的精神之母，就此接过后者在政治上的接力棒激进革命传统。1812年的胜利者回国不久，果然发动俄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运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此后前仆后继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法国革命的后延，都是把自己的事业视为法国革命的接力赛。

世界历史如此相反相成，富于戏剧性，可能超过生活于这一历史单元内所有文人的艺术想象之总和。马克思曾说：“只有世界史才是最伟大的诗人。”诚哉斯言！

最早发现英法对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不是我，而是法国人托克维尔。150年前，托克维尔就发现英法两国相互在暗中偷窥，悄悄较劲，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决定此后文明的命运。我只不过顺此思路，发现还有后来一幕，即他们的接班人都是战场上的对手，他们是在战败时把手里的历史大棒传给了胜利者。那么，这两根棒子有哪些不同呢？

两个对子的不同之处

通俗地说，问题可能从人性基本假设开始。英美这边要暗淡得多，具备所谓“历史的幽暗意识”。他们至多只能想到这一步：“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民主是必需的；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他们不敢碰，更不敢设想能去兜底翻，以道德运动或文化革命刷新之，彻底改造之。他们至多只敢在制度层面用心，铺陈“繁文缛节”，以监督掌权者人性之恶。

法俄这一边，有多少只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最后都是“敢教灵魂换新天”。人性既能至善，人间也就能建天堂。倘若建设人间天堂的革命进程遭到阻抗，则阻力必来自最终根源人性中私心之蒙蔽。

英国在革命前只有一个弱启蒙启蒙人的理性，是为了认识人之理性局限，人之本性无奈；美国革命之前则几乎无启蒙，1787年宪法并不是来自革命前的启蒙成果、国民性之改造，而是建立在承认并肯定社会各阶层利益分殊，在此基础上摸索黄仁宇所谓“在数字化上的管理”。

而法国革命则不然，之前不仅有强启蒙，而且是长启蒙，启蒙是为了认识理性之无限，人性之至善。这就注定英美革命不浪漫，无审美，充满妥协，尤其是它那有限革命论，从不敢有革命崇拜：不得已政治革命，则尽可能不触发社会革命，已经进入社会革命，则万万不能深入至文化革命，革灵魂深处的命。英国革命以“宗教容忍法”结束，所谓“宗教容忍”，在那个时代几乎是“精神自由”的同意语。美国革命则在宪法中规定人的精神状态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彻头彻尾的政教分离，政不归咎于教，教不归结于政。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法俄则不在制度层面用力，而是绕过制度，直逼人性，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一幕总要有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杀灵魂不刹戏”。早在我们中国“文化革命”之前，他们已经搞过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如公元1794年，法国人把他们的雅各宾专政的深入发展，即称为“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断头台疯狂起落，罗伯斯庇尔论证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本·拉丹应该感谢法国政治文化，早在200年前就准备好如此对称的理论表述，足够他今日受用。我们所熟悉的“文化革命”各类剧目，两百年前的法国都已试过：包括改人名、地名，甚至扑克纸上四个花牌的称呼，都有过革命化的改名。

世界1与世界2失之交臂

几乎与法国人轰轰烈烈搞文化革命的同时，英国人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即1792年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后者之历史意义，不亚于前者，但是被法国革命的夺目烈焰遮蔽。马嘎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WTO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乾隆拒绝这八个字，是因为外夷不肯行双膝下跪大礼，“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天朝体系和英国人开始搞的条约体系，是当时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世界2要求贸易自由，协定关税，世界1则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鸡同鸭讲，云里雾里。马嘎尔尼退让，但只能以单腿下跪为限。也不知道是少跪了哪一条腿，总之是铩羽而归，而中国则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

乾隆“圣恩眷隆”，只看重使团中最小的一个成员11岁的斯通，曾把这个虬发碧眼的西崽唤上龙膝抚弄，惊异不已。48年后，斯通参加英国议会有关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中国屈辱不已的鸦片战争。

清华大学历史系前主任蒋廷黻总结这一段历史，言简意赅：“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公正，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公正。”世界1和世界2，其实也如幼儿园里的跷跷板，总是一头高一头低，二百年摆不平。

中国的“之”字形道路

中国因此而落后，因落后而追赶，所幸方向还没有选错。马嘎尔尼此一事件，不亚于中国二十五史中的改朝换代。它给近代中国破题，是“之”字形上面的那一点。“一点”之后的“一横”是徐继畲、林则徐开笔，所谓“开笔”，也就是开眼正视而不是侧目俯视那个世界2。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基本上是以英美为师，曰船坚炮利，则以小农经济参加世界军备竞赛，居然也能弄成“远东第一舰队”北洋水师；曰政制改塑，也能建立“远东第一共和”“驱逐鞑虏，建立合众政府”。这两项成就，是那“一横”里的基本内容，当时超过日本，今天也不逊于我们这些后辈。

这“一横”里也有隐患。隐患多多，首推政制老迈，虽改制亦难起步。今日或可说其二：作为文化大国，这一国家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学资源过剩，自然向文学之外漫溢，以文化或者干脆以文学问政，不耐制度层面的积累和坚持，将初创共和起步阶段的一时曲折归咎于人心蒙蔽，逐渐发生文化决定论，产生文化革命的冲动。始作俑者可能要数梁启超，所谓以小说改造人心，以人心改造政制，一害小说，二害人心，三害政制；继起者有胡适，“新文化运动”把注意力从政制转向文化，悲情可悯，但也有糊涂处。

中国者，以文学思维问政之卢梭太多，以数学头脑研制宪政之汉密尔顿太少。走到这个时候，它已经离法国的大门不远了。故而陈寅恪在那时就说：“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1992年版第7页）

以文立国，中、法如出一辙。愿闻其详者，可参阅托克维尔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那一章起名也直白得可以：“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一个很形而下的“原因”是：土壤里文化含量太高，文人过剩，除了谈文化，什么都不会，于是只能在产生这一文化决定论的土壤上反噬文化，表面上是呼唤文化革命，强化文化之重要，实际上是强化他们的文化优势。要这么多文人离开文化话题，那就无异于让这么多人流离失所，谁也不忍心。

由此，中国一旦启蒙，必然是强启蒙、长启蒙，而且总是观念第一、人性改造第一、文化革命第一，然后变成革命文化第一。将这一历史单元里中国发生的灾难全部归咎于文人好谈文化，与基本史实不合。文人之外，还有多少强暴因素插入？当有更多文章可说。但是，从今日可以总结的内部教训而言，以大文化小文学干政，或虽不是文学青年，总不脱以文化论政，以文学问政，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法俄革命，其领袖阶层中文学型小愤青之多，令洛克、汉密尔顿咋舌，也与其灾难性后果成正比。但是若与中国相比，则属小巫见大巫。

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一横”之下的那“一撇”，锐角急转弯，发生于1919年。这一年巴黎和会上日本以退出国联为要挟，威尔逊为此所动，将山东从德国交给日本，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大转向，难辞其咎。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亦为苏俄空言“撤销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所惑，则有其上述内部教训。两个国际因素，加一个内部因素，使中国一个急转弯，从英美为师折向以俄为师。

这一“撇”之陡峻肃杀，以我之见，还不是别的，恰是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军事统帅、政治领袖。他在五四时期饱吸文化革命的空气，晚年对人性改造有大胆播弄：“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至于“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催雨洒江天”，这个“世界”，当然是上述“世界2”，这个“热风”，既与鲁迅某一杂文集同名，也是他青年时代饱吸法俄政治文化的忠实比喻。

至于鲁迅，我不赞成以轻薄的语气谈论，而想以敬惜之情讨论。自谓心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说错。鲁迅骨气之硬，硬到当今鲁学界无人望其项背。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国民性者，全体国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事务不可以搅动，不可以“改造”？“改造”一词，凡五十年代过来之人当会有特殊惊悚，记忆犹新。但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人之“改造”，并不是新名词，而是从五四以来就年年讲、天天讲、日日讲的惯用词。就这样习焉不察，积非成是，为整个社会接受，这确实需要启蒙。两人都是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而且都是因改造不成黯然西去。

如何走出那一“捺”

1976年打倒“四人帮”，结束了向左转弯那一大“撇”，开始了一“撇”之下的这一“捺”，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一“捺”里。如果说，1976年的“一举粉碎”，是在内政上结束那一“撇”，那么1979年的对越战争，则是在对外关系上结束那一“撇”。那场战争从其他角度看去，可以讨论处甚多，但从今天我们所涉的角度看去，这一仗实在是非同小可，可惜至今还不在历史学家的视野。是否能这样说，没有这一仗，就没有此后的中美关系，没有世界2与世界1的重新弥缝？

此后的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国与世界2，风雨飘摇，摇而未拔。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一“捺”，确实反映汉字的美学特征，逶迤多姿，“捺”出了那么多曲折波动。打引号的“文化革命”结束了，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君不见，各种改造国民性的运动还时有冲动？各种来自法国的后现代文化小时令还在遮蔽应有的体制改变？更有多少文学青年，满怀多少文学愤怒，正在文学之外频频涌动？他们的情绪，就是他们的主义。

中国政府首席谈判官龙永图曾在电视里慨叹，他为了中国加入WTO，谈了15年，头发都谈白了。WTO是应该加入的，而加入的方式与时机，也应该容得下各种可商可议。中国的启蒙也是需要的，但首先需要启蒙的，可能是哪一块软地方不能“启蒙”，启“不能启”之“蒙”，启“启蒙者”之“蒙”。而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视野里，15年也不算太长，漫长的是1792年以来的210年。从马嘎尔尼访华失败，到今天加入WTO，竟然还是这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中国实在是一个磨炼人类耐心的好地方。

210年过去了，有一个官员谈白了黑发头，有一个民族等白了少年头。为了选择一种优秀的制度，中国在两个对子、四个国家中走过了一个“之”字形！她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不结对，也能开出自己独特的制度试验呢？那就不是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轮回了，恐怕首先是一个制度方向的选择，走完今天这一“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