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趣投资下午茶 152期:敢讲真话的人：索尔仁尼琴的人格力量

在前苏联或者说在俄罗斯的作家当中，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另一类”写作的典型。这也许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八年的牢狱生活和其后被流放的一段日子，使他天性中所具有的叛逆精神和刚强个性得以发扬光大，这一点我们在阅读他的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以及《癌病房》、《牛犊顶橡树》等作品中完全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在从事文学创作伊始，作者就完全清楚自己所持的立场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在《牛犊顶橡树》中这样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在长期的几乎是无望发表自己作品的“地下作家”的生涯中，索尔仁尼琴把写作作为追求真理的一种手段，抱定必胜的信心，进行着艰苦不懈的努力，这也正是他的成功之处和性格魅力之所在。同时，也注定了他要比同时代的作家要承受更多的苦难和坎坷。 1962年是索尔仁尼琴时来运转的一年，经过长期的寂寞而艰辛的“地下写作”之后，他终于“浮出水面”。这一年的12月，他的反映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生活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允准在《新世界》上发表了，并立刻引起很大轰动。索尔仁尼琴一夜之间成为风云人物，迅速被吸收进苏联作家协会，受到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苏联领导人接见，并被提名为列宁文学奖的候选人等。此时的索尔仁尼琴非常兴奋，这是他多年盼望的时刻，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写作了，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他曾经担心自己的写作被人发现而把写好的手稿背熟后毁掉，他曾经为了写作而不敢结婚怕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妻子）知道他的秘密，他曾经多次把写好的手稿东挪西藏提心吊胆……，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他由衷地感叹道：“没有人妨碍我写作，还要怎样呢？我是自由的，可以写作，还需要什么？”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玛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等作品。然而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1964年10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冷遇和迫害，他的大部分作品得不到出版，有一些还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一些新闻媒介和文学刊物也开始发动对他和他的作品的“围剿”，有人说他有“反苏情结”，是在“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有人说他是纳粹分子，拿的有西方的钱；还有人指责他是叛国者、符拉索夫分子等等，然而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而是勇敢地顶住压力，坚持创作。他说：“我只是不停地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活下去。要么脖颈给勒断，要么绞索断成两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索尔仁尼琴就是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靠着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道德力量和自己顽强的承受力与韧性支撑着“离经叛道”的写作。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抗争，面对扑天盖地的诽谤和诬蔑，他奋起反击，积极寻求各方面的公道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切可能发表的机会。他曾上书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征求作家的签名，希图得到作家们正义和良知的支持；他曾给苏共领导人直接写信，陈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要求改变他的处境；他也曾通过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使自己的声音远播国外从而争取国际舆论的压力……；他还曾把《古拉格群岛》拍成微缩胶卷送往国外，他的长篇小说《第一圈》、《癌病房》也曾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国内流传，而后又在国外出版，这种种努力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同时也深深地激怒了苏联当局。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和监视，索尔仁尼琴没有屈服，他说：“不在作协里我并没有变得软弱，没有杂志出版我的作品我也没有被削弱，正好相反，我变得更加不依附人，更加有力量了：现在我不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这是最大的力量，没有软弱的同盟者，孤独的人的手更自由些。”1970年，在国内受尽冷遇的索尔仁尼琴获得了瑞典文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以奖励他“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这应该说是前苏联或者说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骄傲和荣誉，但这样的荣誉却并没有给索尔仁尼琴的现实处境带来任何的改善，反而招致更多更强烈的攻讦，“有人攻击我为什么专写痛苦的历史，有一些人说纯粹出于政治意图才授予我奖金的。”还有人公开说：“给了他出国的机会，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去！继续留在这里危害社会，千方百计破坏苏联政权！”“报纸上的辱骂时起时伏，时高时低，仿佛波浪型的洋铁瓦片一样。”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巴黎出版后，西方世界反响强烈，忍无可忍的苏联当局最终以叛国罪把索尔仁尼琴逐出了苏联，并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20多年后，当自己的祖国再一次向这位海外游子伸开热情的双手时，索尔仁尼琴已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者了。但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活着回到俄罗斯”的愿望，在登上自己国土的那一刻，这个刚强的老人流下了历尽沧桑的眼泪。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索尔仁尼琴突然感到了深深的失落，这种失落就像是一个战斗了一生的将军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战场和对手。在联邦德国，面对数十家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索尔仁尼琴突然感到无话可说了——“说话？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努力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终于，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自由了，没有斧头悬在我的头顶上，全世界最大的通讯社的十几个扩音器送到我的嘴边——说吧！甚至自然而然地要说！此刻可以发表最重要的声明，然后由他们广为散发、散发、散发……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阻碍着。由于迅速转移，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怎么可能准备讲话呢？现在也是如此。更主要的是我突然觉得不太适宜了，因为在大家都能讲话，都允许讲话的地方，说出真话，毫无顾忌地骂人是欠妥的，于是我说出了发自内心的话语：当我在苏联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我需要沉默。”读罢此书，感慨良多。索尔仁尼琴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确实是我们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所不具备的，而作者对苦难的认识和感受，更衬托出了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浅薄和无聊。长期以来，我们的作家一直习惯于在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里进行自己的写作，从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也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也就像是被一棵巨大的树的绿荫宠罩着的小树，你能指望他有独立的思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吗？你能指望他会长成参天大树吗？而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精神空间，总是拘拘于巨大的树荫下的写作又怎能为这个世界造就出让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都为之骄傲的文学巨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作家群体的人格和精神世界不断萎缩和狭窄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注定了我们的作家不可能写出具有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的振憾人心的作品来，而要打破这种现状，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所有的条条框框，给作家以更广阔更自由的思维空间，使作家只对人类的情感和真理负责。写到这里又使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他这样说：“人们你挤我我挤你地也能生活下去，但是人们会因受辱而死去。我们就有许多人是这样死去的：一次大的社会震动之后再去看，人已经死了。肿瘤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癌细胞一生都在伴着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当人的精神软弱下来躺倒时，癌细胞才繁殖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