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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02:31:17
人口、人种和民族（一）
内容提要：本章首先总结了世界人口的增长过程及发展趋势并介绍了人口转变的主要理论及不同国家的人口转变模式，深入分析了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引用适度人口的概念探讨了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在归纳总结人口分布与迁移规律基础上分析人口分布与迁移的影响机制；其次在阐述人种划分的基础上诠释了人种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系统分析民族的形成与特征，全面总结世界民族分布、迁移与集聚规律及民族的变化与整合特征；最后对民俗与环境、流行音乐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详尽解释。
第 1 节 人口与发展
一、世界人口增长过程
世界人口发展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古猿——猿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五个阶段[1]。一般认为，人类是由南方古猿的一支发展进化而来，时间大约在400万年前，即第三纪的晚期。关于最古老的人类诞生于何地，是独立的多起源，还是单个起源地，学术界尚存在争议。根据近几十年来的古人类化石遗址以及现代人的生物学特征，大多数学者认为，最初完成从猿到人历史性转变的地方很可能在非洲的东非高原，此后人科动物不断向亚、欧两洲扩散。美、澳两大洲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最早也不超过2万~3万年，显然不属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这两个大洲现有居民的祖先是几万年前从亚洲大陆迁移过来的[2]。
世界人口发展演化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属于古猿、猿人、直立人阶段，大约30万年前，进入早期智人阶段；5万年前，进入晚期智人阶段，人类文化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无论从体质上还是生理特征上都已与今人非常相近。在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成功地驯化了动物并有意识地种植农作物，产生了最初的农业。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革命，人类开始由游牧、采集转向定居生活，世界人口增长逐渐加快。
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最早发源于西欧国家，从矿物燃料中提取能量并用作机器的动力，给生产的许多方面赋予机械化的特点，直接影响着世界人口的多方面特征。
纵观世界人口的发展历程，总的趋势是不断增长。把时间尺度缩至10万年，则更易看出10万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的过程，其间在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阶段呈现大幅度增长的状态（见图4-1）。就人口变动情况是人地关系核心的角度而言，农业革命及工业革命都是举足轻重的，因为人口数量的增减将引起包括土地利用、聚落形态、经济状况、迁移模式及社会变动等在内的一系列变化。
图4-1
（一）农业革命之前的人口
农业革命之前是现代人类形成的漫长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原始人群过着极端分散、闭塞的流动生活，靠采集植物、昆虫以及狩猎、捕鱼为生。根据零散的考古材料和对现存的一些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部落的研究，可以较清楚地揭示出该阶段社会及人口的基本特征。
据估算，1万年前地球上疏散地分布着1 千万原始人类。那时地球上群体人口的规模较小，不超过50人，男人是主要的狩猎者，而女人则主要从事植物采集并靠此提供食物。狩猎的对象是较大动物，而采集的则是可食的植物嫩茎叶、果实、块根、昆虫、贝类和一些小动物，这类生产活动的性质决定了当时人口的增长要受到种群增长规律的强大制约[3]，其人口发展特征包括：
一是极低的人口密度。前农业社会人类群体的生存实际上依赖于对土地的粗放利用，史前地球上存在大量未有人居住的地区为原始人类的这种生存方式提供了条件，使得每一个人类群体都生活在远离其它群体的地方。所以，前农业社会人口密度极低，据研究，公元前1.5万年，世界总人口约为300万，按狩猎采集的实际面积计，每平方千米只有0.08人。公元前3000年，世界总人口约为4000万，每平方千米只有0.5人[2]。
二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前农业社会的高死亡率首先限制了其人口的增长，前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生育条件和一定程度控制生育的行为对人口增长也起了限制作用。所以，前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缓慢，人口数量不能超过由狩猎和采集获得的食物所能承受的界限。
最后两个特征是人口的分布和迁移。由于采集狩猎群体对居住场所有着较高的要求，一般选择朝阳、干燥、场地较为开阔、地势较高、接近水源，能有效地抵御外来危险的场所作为固定或半固定营地，因而原始人类的分布又相对集中。前农业社会人口的分布已覆盖了大部分大洲的一些地区。
（二）农业革命与人口增长
一万多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农业。在此后的几千年内，农牧业基本上取代了采集和狩猎，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农业社会与采集狩猎社会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它能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因而也就使人易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口过度膨胀导致了农业的出现。事实上，人口发展与农业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图4-2 世界早期的农业中心[3] （原教材p73图4-3）
传统的看法认为，农业出现之后农业所提供的食物比采集狩猎所得的食物更富有营养、更能抵制疾病，从而增加人的寿命，使死亡率下降，最终促使人口的增长。实际上，农业出现之始，死亡率可能是上升的。因为在密集的社会群中，疾病要比在小而相对离散的采集狩猎群落更易于传播，并且对农业的依赖性使农业社会非常脆弱。
农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也是促使出生率升高的因素。在采集狩猎社会，为使人口与当时的资源基础保持平衡而制订了一系列习俗来限制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小的群落规模得以保持。而农业社会更多劳力能创造更多食物的现实使这类习俗得以松懈以至废除。
总之，自从人类跨入农业社会之后，人口总量比以前大幅度增长，但并非是一贯连续的，一种文明由出现、繁荣到崩溃，良好的及恶劣的气候条件不时出现，饥荒及战争时常发生。尽管出生率及死亡率呈不断波动状态，农业所承受的不仅是高的人口密度及定居的村落生活，而且还有大规模集聚的居民、劳动分工、手工制作业的发展及社会阶层的分化。灌溉业的发展、城市及集镇的出现使社会的经济实力日益集中到富人手里，这些富人控制着大多数的财富和土地。而社会的主体是由贫苦的农业劳动者所构成，他们在土地上劳作并生产出使整个社会得以生存的食物。
农业社会的人口呈现出如下特征：即婴儿存活率低，阶段性的饥荒和低营养，对流行病的抵抗力差，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死亡率呈现大幅度波动状态，出生率也相应变化，平均寿命低[3]。
（三）工业革命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生产系统化、机械化和能量化，从而提高了单位资本的产出水平，并完成财富的积累。早在1750年之前就已陆续得到发展的机械化过程和工厂组织实际上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与传统社会使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作为动力不同，工业社会使用矿物燃料来提供能量。就像农业革命对人口增长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样，工业革命也对人口产生了类似的空间和生态上的作用。
1.工业革命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
高死亡率是前工业社会世界人口特征之一，但自18世纪中叶，死亡率就开始持续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死亡率的下降最早是从欧洲各国开始的，并由此引发了欧洲各国的人口转变。
汤姆森把工业革命后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归纳为：农业改革、工业化、改善运输、社会改革、室内和工作区温度及湿度的控制、公共卫生、改善个人卫生、19世纪约瑟夫·理斯特发明无菌操作法和抗菌法、免疫学等因素。实际上，在工业化和社会化过程中，医疗卫生技术进步和日益完善的服务所起的作用最为直接，它们是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的关键因素。
据18世纪的有关记载，许多传染病特别是一些致死性疾病如斑疹伤寒、天花和痢疾等的发病率在当时已有所下降。英国在1721年就开始天花接种、1750年之后穷人可免费接种，这表明了工业化过程中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公共卫生服务和保健措施进一步使死亡率下降。如16世纪法国即采取措施处理垃圾，在城市中和城市之间实行检疫制度来消除流行性瘟疫的影响；17世纪的战争期间，法国部队医生尽力发展预防药物和公共卫生；18世纪行政机构的改善使检疫和其他预防方法更为生效，改善的接生法也减少了母婴的死亡，所有这些都取得极佳效果，使死亡率大为降低。
18世纪一些国家排除积水、清理沼泽的措施使疟疾的发病率下降。肥皂和可以洗涤的棉布衣料的广泛使用，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欧洲通讯业的发展为疾病知识和预防方法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便捷条件。以致于欧洲一些未发生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地区的死亡率也得以下降。
2.工业革命与人口出生率
在工业化早期的一个短时期内，欧洲一些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曾一度上升，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出生率上升的原因比较复杂，并且地区不同原因亦不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经济良性发展使结婚年龄降低，从而使人们更易于多生育。另外，城市地区曾一度持有和乡村地区同样的态度，即孩子作为劳动力非常重要。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生率就逐渐下降了。到了20世纪欧洲出生率仍持续下降，以至于它与死亡率相差无几。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种：（1）它缘于限制家庭规模的意愿而非由限制生育的避孕方法（直到20世纪才被使用）引起的。（2）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因为在死亡率高的地区，必须生下许多孩子才能保证一些能存活下来。（3）经济因素也与出生率的下降关系密切。在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里，禁止使用童工，因而孩子与其说是一种财产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所以，随着现代社会法制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出生率趋于下降。（4）城市化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特别是传统乡村的大家庭观念也随着文化的普及得以削弱。尤其是对家庭的态度，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控制生育的方便可行性等方面的根本变化都促使了出生率的下降。
进入20世纪后出生率仍持续下降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及控制生育的有效性，妇女晋升机会增多，以及在一些离婚率高的国家人们对传统家庭体系稳定性的怀疑等。现代人的求学、接受培训、就职和恋爱生涯占用了较多的时间，相对地就推迟了生育行为。再加上现代社会将一名婴儿培养成人并使其完成高等教育将花费相当的代价，都使得人们不愿多生育。
3.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5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已经开始加速，据统计，世界人口在15、16、17、18世纪分别增长了28.2%、11.9%、47.5%和80.6%。可以看出，从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大。
而且人口增长及自然变动情况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之间出现了分化。以1750年至1940年间世界人口的自然变动情况为例：发达地区的人口死亡率由1750年的34‰持续下降至1940年的14‰，出生率则由38‰-39‰的水平下降至22‰。发展中地区的死亡率在1900年前后仍高达36‰-38‰，1920年之后才开始下降，至1940年降至30‰以下；同时期的出生率则始终高达40‰-41‰ [2]。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从工业革命直至1940年的人口自然变动过程见图4-5。发达地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趋于下降，发展中地区在后期死亡率才开始下降，出生率却居高不下。
图4-3 1750-1940年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曲线[4] （原教材p75图4-5）
（四）世界人口增长趋势
从美国学者Desmond所绘的“世界人口增长图”（图5-4）中，可一目了然地看出世界人口的增长过程和发展趋势。 1999年10月12日被联合国定为世界60亿人口日，如果回顾一下60亿人口发展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世界人口每增长一个10亿，所用时间在逐渐缩短。
图4-4 世界人口的增长过程图[5]
（原教材p76图4-6）
世界人口的第1个10亿用了近100万年的时间。
从19世纪初至1930年的100余年时间里，世界人口实现了第2个10亿的增长过程。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开始了加速增长，到1960年已发展到30亿。这期间，尽管人类经受了二战的痛苦，但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达国家出生率的回升和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上升都使得世界人口在进入50年代后加速增长。世界人口的第3个10亿过程用了30年。
从1960年到1975年，世界人口由30亿发展到40亿。1950至1970年，世界人口出生率为32‰-34‰，70年代以后则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包括最早实行这项政策的印度在内）力图控制人口，但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并不快，而不像日本和新加坡那样极为有效地控制住了人口增长。世界人口的死亡率虽还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总体水平已较低。虽然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势头已经减缓，但由于占世界人口3/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势不减，世界总人口仍处于增长的状态。世界人口的第4个10亿过程只用了15年。
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的出生率开始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成功的计划生育工作。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处于人口转变的早期扩张和晚期扩张阶段。世界人口增长率在逐渐降低，至1987年已降为17.3‰。但世界人口数量仍处于高增长中，80年代世界人口以每年8000多万的绝对数增长，至1987年突破了50亿。世界人口的第5个10亿过程缩短为12年。
从1987年至1999年，世界人口用了13年便突破了60亿大关。世界人口出生率90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而死亡率基本恒定；2001年世界人口出生率下降到21.2‰，平均死亡率为9.2‰，世界人口的增长率为12‰。。再从人口的增长率来看，从1991年至2001年，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尽管人口增长率下降，由于世界人口的基数巨大，世界人口总量还将持续增长。
二、人口转变理论与模式
人口转变是指由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渡[7] [8] [9]。人口转变模式旨在揭示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过程与经济再生产类型之间的相关规律[9]。
（一）人口转变理论
1934年，法国人口学家兰迪（A·Landy）在《人口革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人口再生产类型随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转变的观点。他总结法国的人口发展过程经历了 “三个序列”，第一序列即原始阶段，特点是极高的出生率、极高的死亡率和极低的自然增长率；第二序列即中间过渡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两者较原始阶段为低）和低自然增长率；第三序列即现代阶段，先是死亡率持续下降、出生率却维持不变、人口增长加速，后是出生率也开始下降、自然增长率由高又转入低。兰迪的“三个序列”理论奠定了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基础。
1944年，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W·Notestein）发展了兰迪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 “人口转变”的概念，他将兰迪的第三序列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高低高”阶段、过渡阶段和“低低低”阶段。诺特斯坦的学生寇尔（A·Coale）进一步深化了人口转变理论，对五个阶段进行了重新命名并提出了各阶段的数量界限（见表4-1）。
英国人口学家布莱克（C.P.Blacker）提出的人口转变五阶段模式，融合了上述观点，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如图5-5所示，布莱克划分的五个阶段是：①高位静止阶段，即HS阶
表4-1
原始静止时期
前现代时期
转变时期
现代时期
现代静止时期
出生率（‰），
50.0
43.7
45.7
20.4
12.9
死亡率（‰），
50.0
33.7
15.7
10.4
12.9
自然增长率（‰），
0.0
10.0
30.0
10.0
0.0
段（high stationary），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并达到均衡，人口增长处于静止状态；②早期扩张阶段，即EE阶段（early expanding），死亡率先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逐渐加速；③后期扩张阶段，即LE阶段（late expanding），死亡率继续下降并达到低水平，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人口增长扩张至最快尔后减速；④低位静止阶段，即LS阶段（low stationary），死亡率和出生率先后降至低水平并重新达到均衡，人口增长再次处于静止状态；⑤减退阶段，即D阶段（diminishing），出生率继续下降并开始低于死亡率，人口呈现负增长状态。
图4-5 布莱克的人口转变五阶段模式（原教材p79图4-8）
上述理论虽然是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过程的经验中归纳出的共同性，但其基本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反映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由于不同国家人口发展背景的不同，虽然人口转变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演变的过程却各有特点。一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出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转变模式。
（二）人口转变模式
1.西北欧模式
代表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它们最早进行并完成了工业化，这一人口转变模式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过程，即经济增长促使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导致出生率和死亡率自然、平稳、缓慢地下降。整个人口转变过程历时长达一个多世纪。
2.日本模式
与西北欧国家相比，日本产业革命进行得较晚。整个19世纪大体上均处于高位静止阶段。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属于早期扩张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口增长放慢，但战后即进入生育高峰，1948、1949两年自然增长率高达21.6‰和21.4‰，使总人口急剧增长，造成社会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日本于1948年在世界上率先颁布了“优生法”，承认人工流产（当时控制生育最有效的方法）是合法的，不久又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使得出生率急剧下降，1957年自然增长率仅为8.9‰。1950-70年代是日本人口的后期扩张阶段，进入1980年代已经进入低位静止阶段，90年代中期自然增长率仅为3‰，预计2010年前后进入绝对衰减阶段。
与西北欧模式相比，日本模式的特点是采取了强有力的人为干预生育行为的措施，因此，人口转变速度快，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西北欧国家一二百年的道路。
3.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
旧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是高位静止的原始型。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剧降，从1949年的20‰降至1962年的10‰，1979年降至6.2‰。1950-1970年间中国人口年均自然增长降至23.4‰，属于早期扩张阶段。7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计划生育政策，迅速而且大幅度地降低了出生率，死亡率则相对稳定在6.5‰-6.8‰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到90年代降至10‰左右。跨入了后期扩张阶段。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将进入低位静止阶段，2040年后进入绝对衰减阶段。
与前两个模式相比，中国的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育控制因素作用更强；另外，内部差异大，多种人口转变阶段同时并存。
4.印度模式
直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印度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高位静止阶段。此后进入了早期扩张阶段。50-60年代，印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20‰，一直到90年代仍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印度的人口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代表性，主要是生育控制较弱，虽然政府和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但由于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国情，导致实效不大。
可见，人口转变不仅取决于技术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因素。西欧国家的人口转变是基于其经济起飞基础之上的，在日本，紧随人口转变之后的经济发展明显为其人口转变的彻底性提供了保障。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无疑给其人口转变设置了障碍。
三、人口与发展
（一）地理环境与人口增长
自然环境为人类发展提供了空气、阳光、水分、土壤等自然条件。人类生存在自然环境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具有依赖性，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都要受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人类发展具有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环境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生存资料的同时，人们所从事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来源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优劣对人口发展、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大的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人口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则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生态环境的有机界和无机界的某些变化，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对人口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从人口发展方面来看，人口的发展状况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适量的人口是开发环境的动力，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便谈不上开发环境；过量的人口增长会对环境造成压力，从而不利于协调人口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自然环境对人口增长的作用集中体现在自然资源上。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各种自然资源提供的物质基础，它们是人类真正的“衣食之源”。其中，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生产着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提供工业以农业原材料，因此“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除了食物资源以外，水资源、能源资源等其它资源也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自然资源虽然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人口发展的决定因素。但不能否认，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自然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程度，对人口的增长、规模以及分布等都会起到相当大的影响。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地球上的资源却日益遭到破坏。以土地资源为例：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植被破坏引起水土流失，损害了土壤肥力；土壤受到污染；城市及其它非农建设用地的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再加上过度垦荒、放牧等经济行为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最终导致耕地面积锐减。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世界粮食消费不足、缺水、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了世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中还包括社会机制的作用，如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文化以及政策等方面。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越富有，其人口增长越慢。由于人口增长率在下降，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刺激人口的增长。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多采取政策减少其人口的增长。一些国家提供避孕设施和信息，也有些国家，政府对减少出生率所做的工作也不仅仅限于自愿的计划生育，还有各种强迫措施。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因素突出地表现出其两重性特征：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消费者而存在。
从作为生产者来看，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 (马克思语)。社会的发展就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改造自然并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过程和人口完成自身生产过程的统一。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是整个人口中的主要部分，所以人口是社会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前提和要素，人口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主体。
从作为消费者来看，经过生产领域所生产的物质资料最终要经过分配领域进入消费领域，从而使再生产流动过程的终点落在人口生活和生产的消费上。而这种生活和生产上的消费需要，反过来又推动着下一次的再生产运动，因此，消费又成为起点。所以，从这个角度，人口实际上是再生产运动的起点和终点。
应该看到的是，不能单从人口作为生产者的一面认为人口越多越利于发展，或者单从人口作为消费者的一面认为人口越多消费越多，越不利于发展。实际上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人口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在探讨人口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时，有必要首先与“人口决定论”划清界线，人口对发展只能起影响作用，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只有社会生产方式。
显然，人口过多或过少都会对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口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发展的影响，即要探讨适度人口的问题。
（三）适度人口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意义
适度人口的概念是建立在人口容量概念的基础上的，前者是后者的主要组成部分。人口容量即人口承载量，是指地球及其各个部分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所可能容纳和抚养的最多人口数量。而适度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它实际上是一种理想人口数量。适度人口理论于19世纪中叶以后形成并流行于西方世界，尤其在20世纪20~30年代尤为盛行，研究者们旨在寻求一种处于“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状态之间的理想人口状态。
适度人口有经济适度人口和实力适度人口之别，前者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最高生活水平（即按人口平均的最高产量和最高收入）的人口，也即获得最大经济福利的人口；后者指一个国家达到最大实力时的人口，即指除去考虑每人平均的最高生活水平外还要考虑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所需要的人口。因而，实力适度人口在数量上要高于经济适度人口。
探求适度人口数量和适度增长率无疑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①适度人口是一个理想的难以确定精确数值的“虚数”，但它的确定对于解剖某个区域的人口过剩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现象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所以区域适度人口的确定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的修编，区域未来人口预测以及各专项事业的评价等都有重要意义。②就国家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而言，适度人口的确定是制定国家人口战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它利于更好地执行人口政策，有助于认识人口政策的科学性、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对现行人口政策的误解。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来讲，适度人口的确定也有着重要意义。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发达的条件下顺其自然地自动实现的；而发展中国家则完全不同，它们不仅经济落后，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实际人口已远远超过其适度人口。所以，只有及早确定科学、合理的适度人口，才能采取政策手段，促使人口转变，并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以持续增长的经济实力保障人口转变的完成，这才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第 2 节
一、人口分布
人口分布是指一定时间内人口在一定地区范围的空间分布状况。它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10]，是人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人口分布的测度
人口密度一般被看作是衡量人口分布的主要指标，它反映一定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是指单位土地面积上居住的人口数。通常用每平方公里常住的平均居民数量来表示，称为人口算术密度（亦称粗密度）。应当注意的是，人口密度提供的只是一个平均数，它掩盖了所计算范围的内部差异。考虑的范围越小，所计算出的人口密度就越能反映出人口分布的真实情况。
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人口分布与自然、资源、经济分布的空间关系，又有农业人口密度、营养密度、比较密度等指标。其中农业人口密度是指一个地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农业人口数量。营养密度、比较密度分别是一个地区单位耕地面积上的人口数量和单位农用地上的人口数量，所谓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及草原牧场（后者按3:1折算成耕地）。这些指标可以更清楚地表示一个地区人口分布的实际状况和土地的承载能力。
（二）世界人口分布特征及一般规律
世界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地球总面积为5.1×109km2，其中陆地面积1.50×109km2，占29%，水域面积占71%。世界上90%的人口居住在仅占陆地总面积10%的土地上，陆地上的大部分地区（如沙漠、高山、热带丛林等）至今仍无人居住。世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除了表现在水陆之间外，还表现在南北半球、沿海与内地、高原与平原之间。世界人口的88.5%集中在北半球，并且主要集中在北纬20°~60°之间的区域。从海岸线向内地约200km范围内集中了世界人口的一半（而其面积仅占陆地面积的30%）。海拔500m以下的低地和平原地区，其面积仅占陆地面积的57%，却集中了世界人口的80%；而占陆地面积43%的高原地区（海拔500m以上）仅居住着世界人口的20%。
表4-2
人口数量
/104人
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
陆地面积
(104km2)
人口密度
(人/km2)
世界
613414
100
14952
41
非洲
81260
13.25
3020
27
欧洲
72631
11.84
1010
72
北美洲
49287
8.03
2423
20
南美洲
35072
5.72
1797
20
亚洲
372071
60.66
4400
84.6
大洋洲
3092
0.50
897
3.4
资料来源：（1）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陆地面积世界合计中包含南极洲1405×104km2
（2）最新世界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
从表4-2可以看出，世界人口在各大洲分布也极不平衡。2001年亚洲人口37.21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60.66 %，而其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9.4%。亚欧两洲合计人口占72.5%，其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6.2%。面积广大的南极大陆无定居居民。在各大洲（或地区）内部人口分布也不平衡。非洲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北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澳大利亚的人口多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俄罗斯人口集中于欧洲部分。2001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有11个，其中中国人口最多，达12.81亿，其它10个依次是印度（10.49亿）、美国（2.88亿）、印度尼西亚（2.12亿）、巴西（1.75亿）、俄罗斯（1.44亿）、巴基斯坦（1.45亿）、日本（1.27亿）、孟加拉（1.36亿）、尼日利亚（1.33亿）和墨西哥（1亿）。
世界人口分布表现出明显的趋向性：即趋向暖湿地区（中低纬指向）、趋向低平地区、趋向岸边（海岸、河岸）。
著名学者邦奇（W. Bunge）等曾用人类大陆图[[1]]（见图4-6）揭示世界人口分布问题。在地图上取消陆地和海洋，仅画出人类密集的地区，人类密集区称人类大陆。从图4-6可以看出，世界上共存在四个人类大陆：第一个为东亚和东南亚；第二个是南亚；第三个是欧洲；第四个为北美洲东部（特别是美国东北部）。这四个人类大陆的面积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但却集中了世界人口的2/3以上。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包括干旱（沙漠）地区、寒冷的两极地区、热带雨林地区和海拔5000m以上的高山地区。这四类地区的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3以上，人口却不足世界总人口的2%。
图4-6
（三）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
人口分布是人口发展过程中，自然、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通过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即人口迁移，亦称社会增长），不断地塑造着人口分布的面貌。
1.自然因素
一般来说，生产力水平愈低，自然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就愈重要、愈明显，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这种影响才会变小。
气候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气温和雨量来实现的。一般说来，过于寒冷、干燥或湿热的地区均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在地球的高纬度地带，特别是极地、副极地地区，由于严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因而成为人口稀少的地区。在干旱和半干旱的沙漠、戈壁地区，由于降水量极少，无法耕种，水源奇缺，使生存环境恶劣，往往成为无人或少人区。而在热带雨林地区，尽管水热资源丰富，植物生长快，吃、穿、住等条件易于解决，但气温过高、雨量过多，使土壤肥力难以保存，且细菌孳生迅速，疾病容易流行，同样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气候较为适宜的中低纬地区（如亚热带和温带）成为人类密集的地区。
人口分布多趋向于低平地区，其原因是气温和气压都随着海拔的上升而降低，它直接制约着人们的生理机能。对某些人而言，1800m的海拔即可引起高山反应，超过4000m就有可能因气压过低而造成死亡。山地和高原与同一纬度的平原相比，具有寒冷、风大的特点，再加上土层瘠薄，交通困难，对发展生产不利。而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易于开发。因此，一般而言，平原地区人口稠密，山区和高原上人口分布较稀疏。但是，低纬度地区人口集中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地。如亚的斯亚贝巴、拉巴斯、基多、墨西哥城、圣菲波哥大、昆明等。
土壤是发展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各类土壤有不同的天然肥力和适耕性能，会导致人们对其开发利用程度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人口分布。
水体除了作为水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所用外，还是一种重要的交通载体和通道，也是人类副食品的一个源地。在人口地图上，我们很容易发现：海岸地区比内陆腹地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古文明的发祥地都出现在大河两岸，中世纪以来兴起的大小城市也大多是沿河、沿湖、沿海分布。目前，世界上的许多大城市是港口。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体往往成为人口分布的先决条件。
自产业革命以来，某些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成为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石油、煤、天然气成为近现代人类的主要能源。早期交通运输还不发达，工厂云集于煤田区，成为人口稠密区。油田的发现使本来没有人烟的地方出现了城市。其它矿产资源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虽然没有能源矿产那么明显，但许多城镇的发展是依赖于对其所在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并以此为核心使服务性人口和农业人口大量聚集起来，有的甚至形成了新的人口稠密区。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资源、新材料的发现与利用，往往成为改变人口分布状况的重要原因。
总之，把自然环境分解为各种要素，分别探讨它们对人口分布的不同影响和作用。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都以很复杂的方式起作用，并相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往往决定人口分布的一般特征，例如极地和沙漠地区的气候、山区的地势起伏和全球的高原地区[11]。如果没有一种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那么不同因素的微妙平衡将能提供一个更多样化的解释框架。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环境极其多样，经常影响到政治边界和人口密度。
2.社会经济因素
虽然自然因素对人口分布有巨大的影响，但它只是提供了人口分布的可能性。人口分布更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水平及其分布是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人口分布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在史前时代，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靠采集食物和渔猎为生，单位土地面积所能供养的人口少，因而人口分布的特点是极端分散、稀疏和流动性。进入奴隶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人类活动领域扩大，人口密度也随之增大；由于城堡的出现，人口分布有了城乡之别，但绝大多数人仍散布于农村。到封建社会，由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农业生产水平成为决定区域人口密度的基本因素，农业发达的地区人口较稠密，其他地区仍较稀疏，乡村人口在各国各地区占绝对优势。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发展，工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创造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产品和财富，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大大提高。随着资本的集中，大量工矿区的兴起，大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在城市的集中，大批农民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大增，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城乡人口比重发生逆转；与此同时，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这一步伐在加快。
现今的人口分布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居住历史长、开发较早的地区人口较稠密，如东亚、南亚、地中海地区；而开发较晚的地区人口较稀疏，如大洋洲。人们长期在一个地区居住生活会养成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因此人们通常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此即所谓故土难离。
政治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也较大，有时短时间内便可改变人口分布状况。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政治地图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每一次都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移动。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欧洲东部迁往德国的人就达600万。欧洲殖民者侵入拉丁美洲，印第安人不得不迁入内陆荒山区。此外，国家制定的人口政策对人口分布也有影响。
此外，文化因素对人口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人口迁移
（一）概述
1.概念与分类
广泛的人口移动（population movement）包括所有人类个体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这种移动现象是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也是区域人口动态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交通运输日益方便，人类流动、迁移的机会大大增加。虽然每个人移动的动机、方式不尽相同。由于人口移动对区域人口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影响甚大，使人口移动研究成为诸多学科的研究课题。
人口移动在空间范围和停留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异。从空间范围上可以划分为短距离流动和长距离流动，从停留时间上则有定居型的迁徙和过往型的临时停留。通常人们出于某种目的，移动到一定距离之外，改变其定居地的行为叫作人口迁移（population migration）；而暂时离开居住地的人口位置变动叫作人口流动。迁移者称为移民，其原居住地称为迁出地，新居地为迁入地。人口迁移常用迁入率、迁出率和净迁移率等指标来衡量。
人口迁移按其涉及的范围是否跨越国界可分为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按迁移的时间可分为永久性迁移、季节性迁移等；按人口迁移的社会组织形式可分为个人迁移、集体迁移、自愿迁移、被迫迁移、自发移民和有组织移民等。
2. 人口迁移的历史回顾
在人类诞生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类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是采集和狩猎，人们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经常移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由早期居住的热带地区逐步向温带、寒温带森林地区迁移。
人类进入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时，因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原因，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断断续续地进行，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迁移，十字军东征，欧洲各民族的大迁移等，但由于交通运输不发达，此时人口移动的规模不大。在我国古代，由于战乱等原因，人口由黄河流域迁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经济重心亦随之南迁，在元代曾因蒙古帝国的兴起而出现大规模西迁。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新大陆的发现、产业革命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人口移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大批移民从欧洲迁往新大陆，欧洲殖民者把大批黑人作为奴隶从非洲贩买到美洲。工业革命也导致了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促使劳动力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村转向城市。逐步奠定了当今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人口迁移大多是穷国向富国迁移。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迁移人口是国际人口迁移的普遍现象，一反历史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落后的殖民地迁移的格局。城乡间的人口迁移作为国内人口迁移的重要形式。20世纪初主要局限于发达工业国家，这一时期已遍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
（二）人口迁移的空间规律
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拉文斯坦（E. G. Ravenstein, 1834-1913）被公认为人口迁移研究的先驱。他通过分析英国等欧洲国家19世纪后期的人口迁移趋势，提出了七条迁移法则，分别是：
（1）大部分的移民只是短距离的迁移，长距离的移民一般倾向于迁移到大的工商业中心。大都市的人口增长主要是人口迁移（即人口机械增长）的结果，相对而言，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大重要。
（2）乡村人口向城市或其它地区的迁移具有阶段性。移民有从乡村到集镇，从集镇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迁移倾向。即“工商业中心（城市）吸引周围乡镇的居民迁入，因此而留下的空缺则由更远处乡村居民所填补，如此反复逐步影响到遥远的村落”。
（3）两地间的净迁移量在总迁移量中所占比重不大。从源地向目的地的任何迁移都会有一个从目的地“返回”源地的补偿流。
（4）乡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富迁移性。
（5）短距离的迁移以女性居多，在较富冒险性且距离遥远的迁移中男性居多。
（6）大部分移民是年轻人，由祖国携家带眷全家移出是很少见的。
（7）迁移的主要方向是从农业地区迁移至工商业中心，迁移的主要动机以经济为主。
拉文斯坦推论道：迁移发生率与源地、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也就是说，迁移的距离越长，移民的人数就越少。
拉氏的迁移法则提出以后，众多学者，如地理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以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些法则。此后，许多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拉氏的人口迁移法则，如斯托福（S. A. Stouffer）提出的“干预机会”理论[12]。按照这一理论，迁移一定距离的移民数，与目的地的机会数量成正比，与沿途的“干预机会”成反比。其实际意义是当附近有机遇时，人们对一个遥远目的地各种长处的感知就会变化。即当近处有机会存在时，远处目标的吸引力就减弱。
李（E.S.Lee）于1966年指出，国内迁移与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及国内人们自身的差异有关。他探讨了不同条件下的迁移规模、迁移流和反迁移流向发展以及迁移者的特征[13]。就迁移规模而言，他认为：①特定地域内的迁移规模因包括该地域的区域的多样性程度而不同。②迁移规模因人口密度而变化。③迁移规模与克服干预障碍的难度有关。④迁移规模因经济波动而变化。⑤除非严格阻止，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的规模和速度趋于上升。⑥迁移的规模和速度随一国或一地的进步程度而变化。
（三）人口迁移的机制
人为什么要迁移？这是人口迁移研究要弄清楚的问题。一般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迁移是人们对特定环境中一系列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的一种反应。这类因素以区位吸引力形式而存在，这种吸引力可能因环境或个人价值观的变化而产生。作为这些变化的一个结果，如果一个人对他所在区位不满意，那么迁移的愿望就产生了。迁移愿望的强度，以及这种愿望能否满足，将因个人的需求、对他的限制和不满足的程度而异。因此，解释迁移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刺激因素，另一类是个人动机变化产生的因素。
尽管影响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即寻找可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机会”，挣更多的金钱。在过去几个世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口大迁移中，经济目的驱使成千上万人离开家乡来到新大陆，来到南半球未开垦的处女地。众多的就业机会、可获得土地并分享矿产财富等使新大陆充满了诱惑力。
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也是造成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如1947年的印巴分治使1500万穆斯林从印度迁往巴基斯坦，因为印度信奉印度教，巴基斯坦信奉伊斯兰教。在孟加拉国独立后，大批原居住在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徒对前途感到渺茫，只得外迁。因为孟加拉国信奉伊斯兰教。
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20世纪80年代非洲萨赫拉地区的大干旱造成成千上万的环境难民。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因洪涝、地震、火山等环境灾变引起大规模移民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