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漫画邪恶篇战争:陶铸的革命人生

         2008年是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作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在革命一生中，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从木材行的学徒到广州起义中的警卫团参谋长

            　　陶铸是湖南省祁阳县人，原名陶际华。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祁阳县石洞源乡下院子村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陶铁铮，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曾参加同盟会，投身于反清斗争和武昌辛亥起义。陶铸从小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在学校深得老师的喜爱。1918年6月，父亲因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而惨遭北洋军阀杀害，陶铸一家的生活濒临绝境，他不得不中途辍学，以砍柴火、当脚力勉强换回一些粮食来维持家里生计。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埋下了对反动军阀的深仇大恨。

            　　1922年，年仅14岁的陶铸离开家乡前往安徽芜湖，进了由同乡族人开的一家木材行当学徒。学徒的活计繁重，他却坚持刻苦自学。1925年5月，他由族人介绍到汉阳竹木厘金局当负责开票的录事，薪水并不高，但能保证日常衣食。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经过五四动动和大革命洪流的洗礼，呈现出一片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新气象。生活稍稍安定的陶铸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中国青年》《楚光日报》等革命报刊，并经常到举办时局辩论会的中华大学去听演讲，对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思想上萌发了改造旧制度的朦胧愿望，觉得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非走革命的道路不可。

            　　1925年秋天，他满怀向往革命的壮志来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准备报考黄埔军校。先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教导二团二营当司书，然后进入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二团五连当司书。1926年6月，陶铸被保送到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队，接受了四个月的艰苦训练。同年10月，正式升入黄埔军校军官班步科，编为第一学生总队第三大队第十二区队学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先由党组织分配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开赴北伐前线。随后转到叶挺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二营任副官。7月下旬，他随部队进驻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期间，他带领营部特务连，与二营连指导员萧克带领的一个排，负责解决敌驻城内守军一个团部。起义军撤出南昌后，他被任命为二营六连连长，先后在广昌、瑞金、会昌等地艰苦转战。9月下旬，部队在丰顺县汤坑地区与优势敌人激战失利，伤亡惨重。接着在普宁县再次遭敌截击，主力损失殆尽。陶铸等人带领一路收容的200多名指战员奋力突围，冲杀到惠来县甲子港。为了摆脱尾追的敌人，他在当地农会帮助下，雇了三条大渔船把这些幸存的同志渡海带到了香港，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11月初，他在广州接上了党的关系，被介绍到叶剑英掌握下的警卫团从事秘密工作，协助训练由省港大罢工纠察队组成的第三营。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后，他临危受命担任警卫团参谋长，率部一直战斗到最后撤退。起义失败后，他几经周折回到湖南祁阳，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下

         1929年8月，陶铸奉中央军委的指示准备前往闽西红四军工作。途经厦门时，被重新安排到缺乏军事干部的福建省委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委秘书长、漳州特委书记、厦门中心市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他根据中央军委和福建省委关于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武装工人、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的指示，动员了几批工人去闽西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并先后建立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武装自卫队，进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这些游击队武装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编为新四军的一部。他还十分注重兵运工作，派出有斗争经验的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通过各种途径来启发低层士兵的觉悟，很快就在国民党驻厦门的军队中建立了几个士兵支部，并成功策动了国民党军两个连的起义。1930年5月25日，他以卓越的军事组织才能和超人的胆略，出色地指挥了震惊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亲自率领“特务队”的11名队员从敌人戒备森严的厦门监狱里成功营救出被关押的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柏生等40多位同志，整个行动只用20分钟，不仅自己无一伤亡，而且毙敌数名，一时间使厦门国民党当局草木皆兵、惊惶失措。

          1933年4月，陶铸被中共中央局调往上海另行分配工作。同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在上海被捕，关押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里是闻名全国的杀人魔窟。每间牢房要关押二三十人，睡在地上都得侧着身子，吃饭、大小便、活动都在这里面，阴暗潮湿，臭气冲天，跳蚤臭虫成群。面对严酷黑暗的环境，面临时时可能降临的死亡，陶铸始终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限忠诚。敌人的严刑拷打、手铐脚镣不能使他屈服，利诱劝降也不能使他动摇。国民党的军法官对他说：“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义？”陶铸大声回答：“不！你们放了我，我也不相信三民主义。信仰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我不愿意骗你，我只相信共产主义！”他横眉冷对敌人的多次诱降和威胁，被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监狱编号为1271。

         陶铸在1935年写的《狱中》一诗这样记述牢狱中的斗争生活：“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施罗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化名为施义）、罗登贤，他们于1933年下半年英勇就义在南京雨花台。邓中夏被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牢房后，陶铸立即通过难友询问情况，邓中夏说：“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也是共产党人！”深深感动了陶铸和难友们。

         在监狱被囚禁的四年里，陶铸利用“放风”“听教诲课”等机会与其他同志取得联系，成立秘密党支部，对狱中难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为反抗敌人的压迫和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合法斗争。他在狱中刻苦学习，除阅读《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古典作品，《东方》《新中华》《国闻周报》等刊物，还比较系统地涉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艺等理论，对找得到的马恩著作进行了深入钻研。后来他曾戏称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拼将赤血灌春花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1937年9月26日，经周恩来、叶剑英的多方交涉，陶铸被营救出狱，随后被派往武汉，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湖北临时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等职务。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大力发展抗日力量，壮大党组织。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他受命前往湖北省应城、京山、天门三县交界的汤池，以班主任的身份负责领导湖北省建设厅开办的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训练班招收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的青年参加学习，按照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模式讲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等课程，并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和抗日宣传。汤池训练班共举办四期，前后培训了300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干部，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批学员毕业后，以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合作委员会下派的合作指导员的身份分配到湖北各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湖北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奉周恩来的指示，他负责指挥抗日武装在鄂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他坚定执行毛泽东关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武装的方针，很快就在鄂中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首战伏击日军运输船队，毙伤日军20余人，其中，有一名日本皇族成员。接着夜袭日伪军占据的云梦县城，打响湖北省自抗战以来抗日武装第一次反攻夺取县城的战斗，再次击毙、俘获50多名敌人。战斗胜利的消息马上在方圆几百里传开，极大地鼓舞了鄂中地区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大批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队伍，爱国商户也慷慨捐款资助抗日部队。在随后的两年中，他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代理政委，领导鄂中党组织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创建了鄂中抗日游击根据地，树起新四军的抗日旗帜，扩大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影响，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新四军五师的南下和鄂豫边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39年11月至1940年初，豫南、鄂东、鄂中等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逐步统一起来，成立了豫鄂边区党委和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陶铸同志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委员兼统战部长，分管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并任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指挥长，参加领导军事斗争。

        1940年3月，陶铸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七大暂缓召开，他被留在延安正式分配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委员。为了配合整风运动，帮助高级干部学习，他参与选编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学习材料。1942年，他担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1943年，他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认真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大力恢复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他经常深入到连队进行调查研究，整理总结部队基层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管理工作以及生产和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介绍基层部队的工作经验的文章，编写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领导作风》三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印发全军，是当时指导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1945年4月，他以华中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闭幕前夕，陶铸被任命为湘粤桂边区党组织副书记兼部队副政委，率领八路军警备第一旅前往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离开延安前他向毛泽东辞行时表示：“我要去外地战场了，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绝对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纵横驰骋在东北、华北、中南解放战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率部南下行至洛阳附近的陶铸接到中央急电，命令部队调头北上，特别指示他与曾志等17名领导干部立即赶往关外，参与开辟东北根据地。他们奉命日夜兼程，于10月上旬抵达中共东北局所在地沈阳。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陶铸来不及恢复长途跋涉的疲劳，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他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培养干部，组织工人武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了辽宁保安司令部，下辖四个保安旅，一个工人训练总队，一个回民支队，一个公安大队。同年12月，按照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东北局和辽宁省委撤出沈阳，成立辽西、辽东两个省委，陶铸任辽西省委书记。辽西是关内与关外的走廊与通道，也是联结华北、东北两个解放区的枢纽，因此成为东北国共双方交战的一个主战场。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辽西省委既要配合主力部队抗击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又要深入农村清匪反霸，巩固后方，以支援前线作战。在协同主力部队进行的秀水河子战役、金山堡战役和四平保卫战时，他都亲自做好部队的战前动员，深入前沿阵地检查战勤，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始终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政策。他在1946年1月30日《胜利报》上题词“深入民间，实事求是”，号召各地县干部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亲自组织土地问题调查小组去康平、昌图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带人去昌图金家屯搞试点，并将调查研究情况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印发给各县、区委，对指导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作出《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7月28日，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和东北局指示精神，陶铸在县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各级党委必须以最大决心，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并且把它作为进一步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任务来抓。会后，他带领工作团到基层一边搞试点，一边检查指导，要求土改工作团注意调查清楚贫农与中农、上中农与富农、富农与地主之间、大地主与小地主之间的阶级关系，要求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政策水平。

　　1947年6月，辽西省委改为辽吉省委，并成立辽吉军区，陶铸兼任军区政委。他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东北局《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和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强调必须给辽吉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为此，他抽调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以贫雇农为主的新政权，武装基本群众，肃清土匪。1947年4月，他任西满军区野战军（后改为“七纵”）政委，与司令员邓华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作战，相继参加了四平攻坚战、夏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了大量敌人，攻克了县以上城市60多座，把东北的敌人主力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据点。他狠抓“足食足兵”工作，在西满军区迅速地扩建了七个独立师、两个蒙古骑兵师和两个朝鲜步兵师，为迎接全东北的解放和入关作战提供了后备兵力。1948年4月，辽吉省委改为辽北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

　　1948年8月，陶铸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在辽沈战役中，他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督察和组织后方勤务，并组织分区部队配合主战场作战。沈阳解放后，他曾任中共沈阳特别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东北局陈云领导下进行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改造旧政权的工作。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解放军挥师入关，和华北解放军一起发起平津战役。1949年1月，他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平津战役前线，他被委任为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全权代表，同国民党守军傅作义将军进行和平谈判，为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立下了汗马功劳。傅作义对陶铸这位谈判对手由衷地钦佩，称他“能文能武”，慨叹“共产党能人荟萃，得天下是必然的”。

　　在叶剑英领导下，陶铸参加接管北平的联合办事处，负责改编傅作义的起义部队，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和北平的和平解放建立了特殊功勋。平津战役结束后，陶铸组织和率领南下工作团，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追歼国民党军队，接管地方政权。1949年5月，他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协助主任谭政解决了城市交通的恢复和稳定物价、恢复经济秩序的问题。不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同年８月，他赴长沙负责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受中央军委委托，对长沙起义改编为二十一兵团的全体官兵授旗授印。他领导所属部队的宣传部门和各种舆论工具，宣扬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联系实际撰写《部队思想问题解答大纲》，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组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动员，鼓舞那些来自东北翻身农民的解放军战士，从最初的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的朴素思想上升到为解放全中国受苦群众，建立一个新中国而英勇献身的高度，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在渡黄河，过长江，直到解放海南岛，横扫大半个中国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了昂扬的斗志。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浪潮中，陶铸为中南地区的解放长途跋涉，忘我工作，完成了一系列重要任务。陶铸从投身革命，到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他英勇战斗20余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贡献了一份力量。

　　建国后,陶铸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他在地方和中央领导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幸福安康奋斗不懈,谱写了新的壮丽的人生篇章。

从1949年随军南下到1966年离开,陶铸在中南地区工作17年。他主政广西期间,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即取得了清匪反霸的全面胜利。在广东,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部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注重发展工业生产,领导建立了一批工厂企业,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注重农业发展,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在培育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要求把祖国的南大门建设得更加美丽。他重视宣传和文化工作,深信“没有文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领导创办了《羊城晚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建起珠江电影制片厂等一些重要的文化设施,关心作家、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支持他们创作了一系列优秀文艺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的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10余年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陶铸遵循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为了让世世代代生活在破旧木船上的“水上人家”能够到陆上安居,他多次深入到珠江岸边的“水上人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亲自找来设计人员共同研究,分期分批为水上居民建造新的住宅,使水上居民“居有其室”,结束了“以船为家”的历史。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他十分重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亲自抓了棋盘寮农业合作社和冠山农业合作社两个全国闻名的典型,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再三强调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要自愿、自觉、互利,所以广东的农业合作化开展得比较平稳。他狠抓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培育优良品种,关心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经过数年奋斗,广东百分之八十的农田灌溉设备得到改善,改变了从外省调进粮食的状况,逐步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并大量发展了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和其他事业的蓬勃发展。

　　1959年初,他从实际工作中看到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倾向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意识到生产力脱离生产关系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地停止了这些错误做法,开始对工作中的失误进行纠正,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于同年4月在汕头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省委常委作《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报告,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在随后召开的党代会上,主动承担领导责任。

　　1960年10月,他出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这一时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陶铸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中南地区的实际出发,切实抓工农业生产的调整和恢复。他抓住大办粮食和安排好群众生活这个中心环节,深入调查研究,摸索农村经济走出困境的路子。他明确支持河南省委提出的农民借集体土地种菜,以渡过困难的办法;他深入广东省南海县,总结推广包产到生产小队的经验,以解决生产小队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决定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并指定陶铸担任《六十条》的起草委员会主任。陶铸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5月回到家乡祁阳县,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的四个生产队,去看公共食堂。对农村分配、生产责任制、公共食堂等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怎么调整有了底。为了进一步掌握调整生产关系的情况,他与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深入广西龙胜县的贫困山区搞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出一份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批道:“问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陶铸支持下,中南几省区不少地方农村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对于恢复生产,渡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61年初,他总结清远县洲心公社试行的“五定一包”的生产责任制经验,并逐步组织推广。为了打消基层干部的顾虑,他多次在会上说:“我不怕说资本主义,我就怕饿死人!”他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持召开中南地区经济工作会议和工业问题座谈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下发《对当前工业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初步意见》等调整工业生产的文件,深刻指出中南地区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退够”、“搞活”的总的要求和调整工商业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南地区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

　　作为中南局、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他善于团结和爱护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上的进步和生活上的困难。早在1955年12月,他就在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1年,他指出,不要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1962年,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戏剧工作会议上,他第一个发言,主张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当时参加会议的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也予以肯定,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这个转变当时对团结全国的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亲自过问和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上的困难问题,专门成立“高知”办公室,要求有关部门适当解决他们的副食供应,给予必要的照顾。他特别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亲自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带头为学校的建设捐款。每年春、秋两季,他坚持与教育工作者见面座谈,并定为制度,戏称为“春秋两祭”。在他的直接关怀下,广东盖起了科学馆、眼科医院、电影制片厂,办起了《羊城晚报》《广东画报》,编印出版著名画家选集。他深知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努力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他经常与党外民主人士座谈,向他们传达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诚恳征求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他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进行了妥善安排,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积极性。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广东为归国华侨建起了华侨新村,一些知名人士的住房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他不止一次地用“千金市骨”这个典故来启发教育干部,提出要‘不拘一格’地去物色人才,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

　　陶铸在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文字水平较高,在战争年代他就勤于写作,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发出的许多文件和指示就出自他的笔下。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依然笔耕不止,联系实际生活和工作,撰写了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数百万字的著述,对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

　　“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那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真理、英勇乐观的革命情操,令人景仰。他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著作,反映了一个革命家的精神境界。他在所著的饱含革命激情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他号召党员干部学习“松树的风格”:“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而且毫无怨言,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他的心与广大农民的心贴在一起,他动情地说:“为农民一日三餐干饭,我奋斗死而不惜。”陶铸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他还写过一首七律《赠曾志》,诗云: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杨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的散文和诗,陶铸的人生历程和精神风范,充分反映了松树般的革命风格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壮阔胸襟。他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说过: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旷达的人生,也给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陶铸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陶铸曾说:“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从珠江两岸到粤北山区,从潮汕平原到五指山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先后在东莞、花县、番禺等县的社队蹲点调研,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召开调查会、座谈会,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1957年初,陶铸带领杜导正等人去新会县农村调查时,就提出一个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认为发展农村经济光靠种粮食不行,新会要利用本地优势,开展多种经营。

　　陶铸艰苦朴素、严于律己。每次到基层工作,事先总要“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有同志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陶铸说:“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陶铸听说毛泽东带头不吃猪肉,便也响应说不吃猪肉。1962年,他出差湖南,坚持不吃猪肉。接待人员觉得实在过意不去。陶铸说:“你们不要管这个,你们把农业搞好,把老百姓生活搞好,比什么都重要。”

　　陶铸在《革命的精神生活》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理想和情操即精神生活的观点。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当然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要使大地上都长满庄稼,使荒山野岭都种上果木,使山坑山坳建成湖泊水库,使湖泊水库里都养上鱼,使所有的海滩都种上树木,变成为绿色长城,使沙漠种上葡萄、棉花,使每个人都能住上舒适的房子,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都能丰衣足食。过去的统治阶级也强调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只强调他们本阶级的,只强调少数人的;他们过的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是榨取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而我们却是要使得每一个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都能过上丰富的物质生活。他强调说:在我们来说,一刻也不能没有精神生活。我们之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充满活力,朝气勃勃,意态昂扬,勇往直前,原因是什么呢?决不只是由于吃多少斤猪肉,吃多少斤砂糖,或增加多少工资,即是说,我们前进的动力,主要是靠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使大家都能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充实丰富的革命的精神生活。他最后指出: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者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能把这三个问题都解决好,那我们就会不为物质所束缚,就会创造出一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世界。

　　苌弘血化碧

　　从1965年1月至1967年1月被“打倒”失去自由前的两年间,陶铸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宣传文教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协助周恩来总理为克服“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对工农业生产的严重影响做了很多工作,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陶铸重视教育科技工作。他要求党委领导经常检查了解并帮助解决科学和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全日制学校的经费必须保证专款专用;要大力发展中小学,鼓励学生参加劳动,勤工俭学。他指出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不可以设想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可以不要科学,要求各级党委重视科学工作,认真领导科学工作;在国防科技方面,他要求国防科技人员虚心和顽强地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争取尽快熟练地掌握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登上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高峰。这些思想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对于促进社会各界重视科技事业,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陶铸重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1965年6月他在接见“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时,鼓励农村筹办“乌兰牧骑”式的文化轻骑队,要求这样的队伍能进行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性演出,活动方式要轻便灵活,人员要一专多能,真正深入农村。他还就办好省一级党报的“农民版”、做好农村电影和幻灯放映等工作提出要求,促进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陶铸对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改进公费医疗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1965年8月他在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和中山医学院医疗队时指出,医生、医学和卫生要为农民服务,当然城市也需要,但最迫切的还是农村。对于当时的公费医疗制度,陶铸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公费医疗制度本来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险,但是实行起来还有不少毛病,甚至助长一部分人成了“吃药专家”,药物的浪费也非常严重,要设法加以改变。

　　陶铸协助周恩来总理为限制、减少“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做了很多有益工作。1966年6月,经过邓小平提名,毛泽东首肯,陶铸奉调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国务院文办主任。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被任命为“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按照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意见,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力图限制“文革”开展的范围,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城乡生产战线的破坏。尔后,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根据中央常委办公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主持起草了《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两个文件,明确提出农村县以下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文化大革命”中,陶铸经常通宵达旦,协助周总理处理来自各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左”的错误对城乡生产的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的损失,缓解了当时工交战线和农村的混乱情况。

　　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国家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的部门,都在陶铸分管之内。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陶铸,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对江青等人搞乱党和国家的作法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宣传文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负责修订准备提交这次全会通过的党中央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他坚持党性原则,坚决删除其中关于“黑线”、“黑帮”专政等内容,尽可能抵制江青、陈伯达等人塞进这个文件的极“左”观点,坚持写入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以及军队不搞“四大”等内容。陶铸对“打倒一切”十分不满,竭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针对文艺界所谓“歪曲工农兵形象问题”、“方向性问题”、“才子佳人戏问题”、“中间人物”及“毒草”问题等说法,陶铸敢于发表正确意见,甄别、澄清了不少认识问题。

　　在196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陶铸坚持工矿企业不搞“四大”,坚持八小时生产的主张。陶铸的正确作法为林彪、江青等人所不容。由于他坚持原则,拒绝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并千方百计地保护老干部和革命群众,成为林彪、江青等人篡党窃国的障碍。1967年1月4日,江青等人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捏造罪名,诬陷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把他与刘少奇、邓小平同列为打倒的对象,进行步步升级的关押揪斗,从此失去人身自由,遭到造反派揪斗。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他不能同前来探望的女儿谈任何现实情况,就给她讲历史上的直节忠臣的故事,满怀激情地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阉党作斗争;情真意切地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如何不畏权贵,抨击时弊,在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陶铸愤激地说:“我就是因为不会给他们叩头下跪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以后,我还要凭着这点骨气活下去!”

　　1967年9月7日晚,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9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陶铸公开点名批判。陶铸在极端痛苦之中,为明心志,用毛笔写道:“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问题搞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陶铸的身体受到了致命的伤害,1968年10月前后患了脑腺癌,并且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扩散。1969年10月18日,林彪、江青一伙以“战备疏散”为由,不顾他已病体枯槁,仍将陶铸押送到合肥某部队医院。在那里,他度过了43年革命生涯的最后43天。

　　陶铸在被迫与曾志生离死别时,曾写下包括前面那首七律在内的两首《赠曾志》,抒发“乾坤永照余肝胆,生死难忘负马恩”的信念和“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襟怀。在字廊,陶铸还留下一首七律《1969》:“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入杳冥。静坐偶欣唯蝶舞,夜眠深苦长蚊鸣。汉家狱辱周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1969年春天大手术后,陶铸力弱体衰,每日在室中读书练字,用毛笔将这首七律写在旧报纸上,夹杂在毛主席和鲁迅的诗词中间,以行书书写较难辨认,得以保存。陶铸年满花甲之际,写了《过客》一诗,表达了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的坦荡胸怀,表达为党为民死而无憾的心境:“过客匆匆六十年,无须悲痛写诗笺。全球沐浴东风里,万紫千红死亦欢。”

　　1969年11月30日,陶铸不幸去世,年仅61岁。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直接过问下,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负责重新审查陶铸这起重大冤案,决定予以彻底平反昭雪。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隆重的陶铸追悼大会。邓小平主持,陈云代表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陶铸光辉的一生。2008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纪念陶铸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指出:“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民群众熟悉和爱戴的革命前辈。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