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趣用品专卖店:民国上海滩三大才女的情伤往事

        民国四大才女路人皆知，然而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又被称作三大才女。近期，张爱玲的最后一部作品《小团圆》出版被炒的沸沸扬扬，若是才女张爱玲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而当年与她齐名的另外两大才女，或许大家已经不记得了。三大才女的情伤往事，也许只有在流逝的时间河道里，才能找到支离破碎的电影画面。看看三大才女一生的命运遭际吧，或许我们能够读懂那个乱世年代的纷扰与忧伤。



　　张爱玲出身名门，祖父张佩伦是满清大官李鸿章的女婿。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或许是导致张后来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是她的成名作，也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已经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那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那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县西乡黑胡子冲村（今临澧县佘市镇高丰村）。丁玲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早期追求个性人生，最终走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其文学创作也由最初的单纯抒写个人苦闷逐步转向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
　　她是个双眸如星，令人难忘的女子。健壮，矮小、充满活力与激情，典型的湖南辣妹子气质。一位在延安见过她的外国记者描述这个有名的南方女人：“她显然是一台发电机，有着无可约束的能量和全力以赴的热情。”她年轻时是那个年代女人中的另类，先锋、愤青似的炮打束缚自身的一切，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粗豪之气和楚地张狂浪漫之风在她身上奇异融合。她23岁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平地炸响的一声惊雷，那些大胆的将硬邦邦的封建礼教磨擦得起火的文字，使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写出中国女性爱欲心理的作家。
　　这样一个集烈性与敏感、张狂与浪漫于一体的湖南女子，注定要承受更多的磨难。但她有罕见的强烈的生命意识，有钢铁般的信念与意志，更有宽广如海的胸怀。革命年代，她坐过国民党三年的牢，千方百计奔赴延安后，获得毛泽东极高赞誉，称其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55年开始，她被批判，被流放，在北大荒喂鸡，扫厕所，坐了将近十年的牢，沉冤20年，九死一生。当许多人平反后不停地诉说自己的苦难时，她却淡淡一笑：母亲犯了错误，做儿女的吃点苦算什么？
　　她轰轰烈烈，敢爱敢恨，活得像一个男人，但她的心却是那么软、那么多情的女儿心。对逝去情感的回忆，对故乡的深情依恋，对亲人无限的爱，定格了她生命最后的时光。她爱她的家人，她爱北大荒上那些普通的平凡的人，他们在她最艰苦的时候给了她温暖，并用亲手绣制的“丁玲不死”的红旗，覆盖着她的遗体走完人间最后一程。



　　关露生于一九零七年，原名胡寿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于写新诗，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手笔，是中共左翼文联的活跃女性。　　
　　关露一九三二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组织之命留守上海孤岛。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关露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一九四二年，关露接受新任务，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并见了报。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她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得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然而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痛，孑然一身，孤苦无依。就在获得平反的该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绝望的关露吞安眠药自杀了。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是年关露七十五岁。

　　夹在历史风云里的三位才女命运多艰，虽才情浪漫，但当我们在慢慢回望她们的故事时候，却突然泪下涟涟。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历史的责任？三位才女悲伤而又轰轰烈烈的人生，也为我们写下了一段辛酸的传奇。当我们享受着阳光时刻，在读着《倾城之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听着《春天里》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想起“才女”两个字的千斤重量？每一段文字，都是夹杂着情伤的往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