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是什么意思啊:在中国，该如何做慈善？

“一掷千金的行为确实效率很高”，但却很容易造成资金的浪费。捐助者无法核实哪些人最应该受到捐助，受助者也不一定得到应有的救助

“慈善不是一个私下的交易”，只要声称自己在做的是慈善，那就需要承受公众的监督

4月26日，第八届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许多人都在寻找一个名字，但是没找到。“首善”陈光标没有上榜，而此前刚刚因“史上最苛刻的捐款”为公众所熟知的曹德旺成为新“首善”。

对陈光标而言，最烦恼的事情并不是落榜，而是不久前被媒体曝出的慈善丑闻。为了摆脱这次危机，陈光标及其支持者正把他本人和中国的慈善事业捆绑起来，许多慈善机构的同行，也认同了这个观点：“慈善事业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中华慈善总会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陈光标这次的遭遇，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伤害。

在中国，该如何做慈善？在这个尴尬的时刻，似乎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

一个成功的案例

2亿元的“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并非曹德旺的最大手笔，“河仁基金”才是。

4月13日，曹德旺家族将其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捐赠给河仁基金，以当天收盘价计算，河仁基金受赠的股票价值达35.49亿元。这个以曹德旺父亲命名的基金会，“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家族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该基金会评价颇高。

徐永光曾经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创始人，1989年他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位，开始做慈善工作，到今天已有二十二年，算得上见证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成长。在他看来，像曹德旺这样，做家族基金会，投身慈善，才是中国企业家做慈善的最好途径。

“在美国的近10万家基金会中，只有1%的社区基金会属于公共慈善机构，企业基金会也只占3%，其余90%以上均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其中大部分为家族基金会。”徐永光说。

据民政部发布的《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民间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已经达到1780个，比去年增加了390个。但许多基金会，都是企业性质的。

徐永光曾把企业基金会划分过三个层次，一是“急功近利型”，通过基金会捐助直接换取实际利益；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对于成立基金会没有短期的商业目的，但是希望借此提升公司形象；三是“公共利益型”，即不谋求公司和个人直接或潜在的商业利益。

“这三个当然有优劣之分”，徐永光说。因此他更希望企业家做慈善，能朝着家族基金会方向去努力，“由家族私人财富投入而设立的基金会由于没有市场利益诉求，因此更加纯粹”。

必须遵守的原则

“公开、透明、监督”，“公开、透明、愿意接受监督”……

廖洪涛一再重复这些词语，在他看来，这就是做慈善时，必须具备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并非只适用于公开募集慈善资金的机构，也适用于那些私募资金，甚至是花自己的钱做慈善的行为。

廖洪涛是香港乐施会中国部总监，该慈善组织自1987年进入大陆以来，一直在进行扶贫发展和防灾救灾工作。“乐施会所有的收入都来自香港市民的筹款”，所以在香港特区，乐施会会通过自己的网站、年报、审计等方式，公开每一笔钱的资金用途。

其中一笔钱，就用在了汶川地震灾后的救灾重建方面。他们每个月、每半年、每年都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清楚列明在这个时间段里，“投入了多少资金，资金的受益地点在哪里，内容是什么”，而且还会通过第三方进行审计，“现在我们正在准备三年报告”，廖洪涛说。

虽然乐施会的资金来源并非大陆，但廖洪涛认为大陆的民众和媒体，依然有权对他们的项目进行监督。“慈善不是一个私下的交易”，廖洪涛说，只要声称自己在做的是慈善，那就需要承受公众的监督。他显然不赞同“没做过慈善的人就没权利批评做慈善的人”这种说法，“怎么定义有没有做过慈善呢？过马路时候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是不是一种慈善？”

资金的透明问题，还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如何处理好利益冲突问题。比如在美洲地区有一些环境保护的NGO组织，如果他们一方面对污染企业进行批评，要求他们修正；另一方面又接受这些企业的资金捐赠，这就是一种利益冲突。

若是不违反法律，慈善组织或个人，并非必然遵守这个原则，“但是这种做法会让人感到荒谬”。类似的案例还有一些企业，一方面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甚至是自己的员工，都产生了伤害，但是另一方面又号称企业做了很多慈善工作，“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实际上是非常不恰当的”。

不与权力结合，是徐永光认为企业家做慈善应该遵守的一个原则。现行慈善体制与政府、权力有割不断的联系，钱权交易式的 “慈善捐款”大行其道，一些企业乐于主动给政府捐款，“给政府捐一亿，政府给的优惠政策或直接好处的价值可能超过两个亿，还送一顶‘慈善家’的桂冠。”徐永光认为，这是对慈善行业很大的伤害。

徐永光还曾收到过一笔很特殊的捐助，捐助者是一名死刑犯，在行刑前，他把自己不多的财产，都捐了出来。

徐永光以这个事例来回答“做慈善者是否应该是道德完人”的问题，“你说一个犯人会是个道德完人吗？”但他同时认为，在做慈善的那一刻，必须应该是真诚的。“诚信是个底线问题”，徐永光说。

不可避免的成本

做慈善是否做得专业，是许多行善者都会面临的问题。像乐施会那样严密的捐赠制度，一般企业家确实很难做到，而廖洪涛所介绍的，还只是这个制度中的一部分。

但是廖洪涛和徐永光都坚持，要做慈善的话，就应该尽量做得专业。虽然一旦要做到专业，就需要付出更多成本，进度也不如直接过去发钱那么迅速。

乐施会从项目开始，到项目实施过程中，都会有非常严密的制度来保证每一步的合理进行。“比如采购，无论是货比三家的招标，还是约标，内部跨部门的监督和制衡都会发生作用”，虽然会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的速度，但却能“避免可能出现漏洞”。

“一掷千金的行为确实效率很高”，徐永光说，但却很容易造成资金的浪费。捐助者无法核实哪些人最应该受到捐助，受助者也不一定得到应有的救助。这也是曹德旺“史上最苛刻的捐款”过程中所尽力避免的。

虽然做起来困难，但企业家并非不能做到。曹德旺、比尔·盖茨等人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被忽视的伦理

台塑大王王永庆的儿子，曾捐助过大陆的一所学校。在捐助工作完成后，他觉得自己还能为这个学校进一步提供一些帮助，于是很谨慎地把助理叫到一边，要他去问一下校长，看是否还有其他困难。交代这些事儿时，他一再提醒助理，要注意说话的语气、措辞和方式，千万不要给人以施予的印象。

这个事情，让徐永光印象深刻。“我们现在捐钱，巴不得人们都围上来，对你千恩万谢，但是人家却在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一直以来，徐永光都特别反感新闻报道或者晚会中，受助者被要求唱《感恩的心》这首歌曲，“我去一些学校，也经常遇到孩子们列队迎接的情况，这些让我很难受”。

这是慈善工作中的一个伦理问题，但显然，现在还很少为人们所注意。

“这是一种慈善家的暴力，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长久的伤害，不能这么做。我们确实要反思，不管是管理层面还是执行层面，公益慈善界都要反思。”徐永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