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兰奇魔法师邀请码:姓氏略考－支姓－历史名人－⑴

　　支　曜：(生卒年待考)，著名汉朝大儒。

　　支　谶：(生卒年待考)，全名支娄·迦谶，汉史简称其为“支谶”；大月氏国优婆塞部人。著名汉朝翻译家、僧人。

　　支娄·迦谶不但是大月氏国的使臣，还是一位高僧，在其于东汉桓帝刘志末年(公元167年)抵达汉朝都城洛阳时，带领有一百多位随从人员，大多为沙门僧人。

　　抵达长安后，支娄·迦谶的使团成员大多未返回大月氏国，而是留在洛阳一带各自为业。支娄·迦谶先被汉桓帝任命为译师，后至河南洛阳一带定居。

　　支娄·迦谶是一位智者，他不仅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也是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首位西域高僧。据说，支娄·迦谶还武功高深，但在其本人迁居洛阳后，主要从事汉译佛经的工作。

　　自东汉灵帝刘宏光和元年～中平年间（公元178～189年），先后译出《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杂譬喻经》等二十三部六十七卷，其所译《道行般若经》最初介绍般若学于中国，成为后世玄学思想的先导。其《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为《无量寿经》之异译，为净土教派经典翻译的先驱。

　　支娄·迦谶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中原佛教文化中的主流宗派即禅宗佛教，后来逐渐扩播至蒙古、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

　　支　越：(生卒年待考)，字恭明，被后世讹称为支谦；小月支国人(今甘肃西北祁连山)。著名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家。

　　其祖父支法度于汉灵帝(公元167～189年在位)时率数百人来华，受封率善中郎将。

　　支越出生于中原，受业于支娄·迦谶的门人支亮，为其再传弟子。支谶、支亮、支越三代师徒合称“三支”，时世称“天下佛知，不出三支”。

　　支越博览经籍，通六国语言，于汉献帝末年(公元189～224在位)避乱入江南东吴。

　　孙权十分赏识支越的才慧，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当时的佛经多为梵本，未全翻译，支越懂梵文，便收集众经，译成汉语。所译除《维摩》、《阿弥陀》两大乘经外，多属小乘佛经，是我国南方译经之始。

　　支越的一生并非僧侣，亦非佛教徒，但其终生从事佛经的汉译工作，从孙权黄武二年～孙亮建兴二年(公元223～253年)的三十余年间，经过不懈努力译出了《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阿弥陀经》、《本业经》、《本起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等大小乘经典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为宣扬佛教般若学，支越还依《无量寿经》与《中本起经》造《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解自译的《了本生死经》等，也是中国历史上为经作注的第一人。在翻译理论方面，支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支越有感于三国战乱，权势纷争，特以大乘佛理译为“般若性空”，为佛教禅宗核心教义的形成贡献巨大，成为安世高、支谶以后最著名的译经大师。

　　支越写的《法句经·序》，是迄今所知我国谈论翻译理论的第一文，文中接触到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译本的“信、达、雅”经典三字均已见于其自作的序文之中。

　　支越的译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他对“文”比较重视，总体上属于意译家。

　　待到东吴太平三年(公元258年)会稽王孙亮逝世后，支越便离开东吴朝廷，到穹隆山(今江苏苏州)隐居起来，直至六十岁逝世于穹隆山宁邦寺中。

　　支　遁：(公元314～366年待考)，本姓关，字道林，世称支公，亦称林公，别号支硎；陈留人(今河南开封)。著名东晋高僧、诗人。

　　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名士清谈，蔚然成风，支遁精通老庄之说，佛学造诣也很深，他家世代崇信佛教，年曾着《圣不辩之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论书，在《即色游玄论》中，他提出“即色本空”的思想，创立了般若学即色义，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善草隶，好畜马。

　　支遁幼年有神理，聪明秀彻。刚到京师时，太原王濛对他很敬重，说：“他在支遁曾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人谈论《庄子·逍遥篇》，刘系之说：“能够适性就是逍遥。”支遁说：“不对。夏桀这样的暴君和柳下跖这样的大盗以残害生灵为性。若说能适性就是逍遥，那么夏桀、柳下跖也是逍遥了？”于是，支遁回来后就着手注释《逍遥篇》，他在各家注释之外，另立新意，使许多名儒贤人都很叹服。

　　支遁又来到吴地，修建支山寺，后又打算到剡县去。谢安这时任吴兴太守，给支遁写信说：“我思念您已有很长时间了，天天计算着时间，希望能见到您。听说您要到剡县去，我感到很怅然。人生短暂，倾刻之间一切风流得意之事都将成为过去。我终日忧心仲仲，触事惆怅，唯恐您迟迟不来。我等待着我们的会面，等一天就象一千年那样漫长。这里多有山水，环境优雅，可供疗养，各方面都不比剡县差。望能前来，以解思念之苦。”

　　王羲之当时在会稽作内史，早就听说过支遁的名声，但他并不相信，认为这不过是人们的传言，不足为凭。后来支遁到剡县路经会稽，王羲之到支遁那儿去，想看看虚实。见面后，王羲之对支遁说：“你注释的《庄子·逍遥篇》可以看看吗？”支遁拿出他的注文，洋洋千言，才思文藻新奇，惊世骇俗。王羲之于是宽衣解带，依依留连，不能离去。并请支遁住到离他不远的灵嘉寺，以便随时往来。

　　随后，支遁又来到剡山，在沃洲小岭修立寺院，跟从问学的僧人有百余人之多。有时有些弟子在学习上有些懒随，支遁著《座右铭》来勉励他们。当时有人认为，以支遁的才能，完全能够经邦济世，治理国家，但他却超脱世俗，这就有违兼济天下之道，于是支遁又作一篇《释蒙论》，来反驳人们的议论。

　　晚些时候，支遁又移居石城山，修建栖光寺。闲居山寺，游心禅院丝林；食野果，饮溪水，浪志无生。在这期间，他注释了《安般经》、《四禅经》等经文，并著《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著作。支遁在佛学方面的功力，可与古印度佛教理论家、佛教诗人马鸣(公元一～二世纪在世)和古印度佛教哲学家龙树(公元二～三世纪在世)相媲美。

　　支遁又来到山阴，讲说《维摩经》。支遁作主讲的法师，许询作唱经的都讲。支遁每阐明一义理，四座无不心悦诚服，都认为许询再提不出驳难；许询每设一驳难，众人都以为支遁无法阐明。如此一来一往，二人难分上下。听讲的人只顾赞叹二人的连珠妙语，却顾不上辨别义理何在。

　　到晋哀帝即位时(公元362年)，哀帝多次派使者，敦请支遁到京城。支遁到京师后住东安寺，宣讲《道行波若经》，朝野士庶、僧侣居士莫不悦服。王濛预先构思好一些精妙玄理，并设计了华丽的词藻，去找支遁交谈。王濛说了几百句话，自认为都是高明的玄理和不凡的言辞，一定能驳倒支遁。支遁缓缓地说：“我和先生一别多年，您的义理言谈一点儿也没有长进。”王濛满面羞惭而退，感叹道：“支遁是佛界王弼、何曼一流人物啊！”

　　郗超问谢安：“支遁在玄谈上与嵇康(竹林七贤七一)相比怎么样？”谢安回答说：“嵇康须不断努力，才能赶上支遁。”郗超又问：“殷浩与支遁相比又如何？”谢安回答说：“如果论娓娓而谈，恐怕殷浩要胜过支遁；若论卓然有识，支遁要超过殷浩。”郗超后来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说：“支遁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以来，绍明大乘佛法，令真理不绝，唯此一人而已。”

　　支遁在京师住了将近三年，又回到东山。临行前上书给皇上告辞。皇上即下诏准许，并赐给很多钱物，发遣支遁。当时的社会名流，都来到长江边上的征虏亭为他饯行。当时蔡子叔先来，坐在离支遁很近的地方，谢安后到，正值蔡子叔起身，谢安就坐在蔡子叔的座位上。过了一会儿，蔡子叔又回来了，见谢安坐在他的位置上，就连座位和谢安一起举起来掷到一边，谢安也不介意。支遁为当时的贤达之士所钦慕到如此地步。

　　随后支遁来到剡山，优游于林泽之间。别人送给支遁一匹骏马，支遁很喜欢，就把骏马养起来，有人却说：“出家人养马，很不得体。”支遁说：“我只是爱它的神气俊迈才养它的。”后来又有人送给支遁一只仙鹤，支遁对仙鹤说：“你是凌云冲天的飞禽，怎能作为人们的玩物欣赏？”于是他放飞了仙鹤。

　　支遁年轻的时候，曾与师父有过一次辩论，他说人们吃鸡蛋，并不是杀生。师父也不能说服他。师父去世后，又显形来见他，着一只鸡蛋掷在地上，蛋壳摔破，雏鸡跳出来，倾刻之间又什么都没有了。支遁由此而感悟，从此坚持素食终生。

　　支遁一次路过余姚坞，在坞中住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还在坞中，迟迟不肯离去，有人问他，他回答说：“过去谢安多次在此与我会面，现在，触景生情，怎能不想呢？”

　　后来支遁病重时，又回到坞中，在东晋废帝太和元年(公元366年)闰4月4日去世，终年五十三岁。死后安葬在坞中，他的墓冢现在还在。也有人说支遁卒于剡县，详细情况不清楚。

　　支遁去世后，都超为他作序传，袁宏作铭赞，周昙宝作诔文。

　　孙绰在《道贤论》中将支遁与“竹林七贤”之间一向秀相提并论，《道贤论》中说：“支遁、向秀二人都雅尚《老子》、《庄子》，二人虽不同时，但风雅玄谈却是相同的。”《喻道论》中说：“支道林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妙之道与神情同任。这就是远流之所以归宗，悠悠者之所以未悟啊！”后来名士戴逵来到支遁的墓地前，感叹道：“大师的德音犹在耳旁，而墓地上合抱粗的树木已经长的很繁茂了，只希望您那精妙的玄谈长久地流传下去，不要同您的气数寿限一起终了啊！”

　　支遁有位同门名叫法度，精理入神，先支遁而亡，支遁叹道：“从前有位石匠因郢人去世而放弃运斧，俞伯牙因钟子期亡故而不再弹琴。由自己此时的感受而推及他人，的确不是虚言。默契的知音已经去世，谈话也没有人能欣赏，心中的郁闷难以排解，我不久也要死了！”于是著《切悟章》，临死前完稿，落笔而卒。

　　支遁生前的著述结集为十卷，至今盛行于世。当时东土还有位高僧竺法仰，以智慧和义解知名，被名士王坦之所推重。法仰去世后还显形来见王坦之，勉励他修持道业。

　　支　雄：(生卒年待考)，月支国人。著名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将领。

　　支雄是后赵政权石勒属下的八骑和十八骑之一，为后赵的龙骧大将军，官至大司空。

　　支叔才：(生卒年待考)，定州人(今河北保定)，著名唐朝时期文士。

　　唐明皇时期知名的文士，因其待母至孝而被时人所称颂。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反隋风暴云涌，其时天下荒馑，支叔才和母亲离乡逃荒，深夜丐食于山野中，结果其母亲为强盗所执，欲杀之以食。支叔才悲泣告以情，强盗们深受感动，悯其孝心，遂放了他母亲。

　　后来，支叔才的母亲又得了痈疽，他为母亲吸疮注药，细心呵护。待母亲去世后，支叔才又在其墓旁筑庐守孝，当时白鹤都纷纷飞来停留在他身边相陪。世人认为这是由于支叔才的至孝感动上苍所致。

　　到了唐高宗李治执政时期(公元650～683年)，支叔才已是当时的知名文士，唐高宗还特意表異其家，赐旌以赏。

　　支仲元：(生卒年待考)，凤翔人(今陕西凤翔)。著名五代时期前蜀画家。

　　工人物故实，多画道家与神仙像。

　　又喜作棋图，松下林间率有思致。笔法师顾、陆，紧细有力。

　　所绘人物清润不俗，高宗题作晋六朝高古名笔者，多仲元所作。有老子诫徐甲、箫翼赚兰亭、商山本皓等图传于世。

　　支　渐：(生卒年待考)，资州资阳人(今四川资阳)。著名宋朝大孝子。

　　年七十，持母丧，负土造坟，筑庐于墓侧，蓬首垢面，三时号泣，哀毁瘠甚。雀、乌日集于垅木，回翔悲鸣若助哀。

　　乡人句文鼎自娶妇即与父母离居，见渐尽孝甚笃深感惭愧，号恸而归，事父母至孝。

　　宋元丰中期，宋神宗下诏褒美，赐粟帛。

　　支　选：(生卒年待考)，著名宋朝画家。

　　仕宗朝(公元1023～1063年)图画院祗候。

　　工画太平车及江州车。又画酒肆边绞缚楼子，有分疎界画之功，兼工杂画。

　　支渭兴：(生卒年待考)，著名元朝四川行省参政。

　　支可大：(生卒年待考)，字有功；崑山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明朝文人。

　　明朝万历年间官礼部主事，清介自守，宰相张居正欲引为铨曹，辞不受。累官湖广巡抚，寻告归。

　　支　立：(生卒年待考)，字中夫，一字可与；嘉兴人(今浙江嘉兴)。著名明朝学者。

　　约明宪宗成化八年前后在世。事母孝。

　　明天顺中期(公元1461年前后)由举人官翰林院孔目。尝为常州学官。与罗一峰友善。精于经学，时人称为支五经。支立的著作今存《十处士传》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支　鉴：(生卒年待考)，字汝同；崑山人(今江苏崑山)。著名明朝画家。

　　整洁自喜，都不与世作缘。

　　小楷学夏昹。每晶起，作百十楷字，蝇头蝉翼，具有寻丈势。或请书宫、庙、墟墓碑版，庄体匀画，无异小楷，人以为得书中三昧。

　　戏作业篠、涧蒲，翠如滴。一时写生家争传宝之。

　　支雪堂：（公元1824～1900年），法名清含澈。著名清朝僧人。

　　自幼聪敏，为龙藏寺主持云坞所赏识，收为徒。支雪堂“精诗文兼书法，人皆以诗僧目之”，在他主持龙藏寺的数十年间，遍求历代及当时的书法精华，特聘名工高手镌刻碑帖数百通，并修建亭阁，嵌立其中。

　　支雪堂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圆寂。

　　著有《禄天兰若诗钞》、《潜西精舍文存》、纱笼诗集》、《纱笼文选》、《方外诗选》、《四川名胜记》等二十余种。

　　支应遴：(公元1889～1959年)，山西闻喜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锋、抗日名将，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1906年，支应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同盟会山西分会委派，担任学生敢死队营长，后率部南下任运城城防司令。

　　后因支应遴反对闫锡山而投冯玉祥，历任上尉参谋，中校团副、团长、旅长、洛阳汾阳军校校长、西北军总司令部高级副官长。

　　抗战期间，支应遴积极率部抗日，恢复失地，战绩辉煌，因非蒋嫡系，屡遭排斥。他倾向共产党，多次策动冯旧部起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0年，被选为省各代表会代表，省政府委员，任山西省法院院长。1955年，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初期，在察哈尔地方军队中，有曾当过骑兵师长的察省人张砺生，是冯玉祥的旧识。另外，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主力虽调至喜峰口一带，在察省还留有一部分军队。宋哲元的教导团，原是冯玉祥在汾阳时办的军官学校(校长李兴中)学生改编的，他们名义上是宋哲元的教导团，由第二十九军发饷，但拒不接受宋哲元的指挥，一直留在汾阳，冯玉祥到张垣后，才把他们调来。教导团的团长就是支应遴，外号“支鞋码”，因为他经常穿着打上鞋码的鞋子，和士兵一起训练。

　　当傅作义的部队于1933年离开张家口开往北平附近抗战时，长年被蒋介石冷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把山西汾阳军校的三千多名学员调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他们扩编为一个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所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不久，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率领旧部从山西介休徒步行军到达张家口。从东北与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军队，以及蒙古自卫军和察哈尔的地方武装，都表示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冯玉祥的老部下吉鸿昌等人，先后来到张家口，各自收编了一部分抗日武装。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五天，张家口举行了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一致公推冯玉祥出任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布同盟军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吉鸿昌的第二军，佟麟阁的第一军，阮玄武的第五军，张凌云的第六军，李忠义的第十六军，黄守中的第十八军，邓文的第五路军，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蒙古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十万人。

　　不久，冯玉祥下令查抄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命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任命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和公安局长。

　　《塘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日寇就开始轰炸独石口，几天后陆续攻陷宝昌和康保，张北告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张凌云军、李忠义军和自卫军等部队防御张北。方振武派抗日救国军的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派张凌云率领一个旅协助防御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接着，同盟军收复察哈尔东部被日寇侵占的四个县。6月22日，张砺生的部队首先进攻康保，经过三小时战斗，崔兴武的伪军向东逃窜，王德重率领同盟军收复了康保。

　　第二天，同盟军兵分两路，吉鸿昌等人率领左路军向宝昌发起进攻，李忠义率领右路军向沽源挺进。沽源有两支伪军防守，其中刘桂堂的部队通电反正。同盟军打退了陷入孤立的张海鹏伪军，收复了沽源。随后，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狠狠打击了张海鹏和崔兴武的伪军部队，迫使他们逃往多伦，同盟军又收复了宝昌。

　　这时，吉鸿昌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要将东北划归日本，多伦也在其中。他决定先发制人，乘胜收复多伦。日寇非常重视多伦这个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派骑兵第四旅团和一部分伪军驻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三十二座，还有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防御工事。吉鸿昌决定集中四个师的兵力攻打多伦。大家商定，张凌云从左路进攻，李忠义从中路进攻，刘桂堂从右路进攻，吉鸿昌和邓文率领总预备队。

　　各路部队在多伦外围集结完毕，三路同盟军发起进攻。日伪军凭借完备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锋。这一场激战打了两天三夜，多伦城还是没有攻下。吉鸿昌急了，连夜率领敢死队，脱掉上衣，赤膊匍匐前进。他连续三次指挥登城，部队还是被日寇的火力顶了回来，付出了伤亡两百余人的代价。

　　吉鸿昌向冯玉祥报告战况，冯玉祥回电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吉鸿昌看了电报，失声痛哭，给冯玉祥发电说：“打不下多伦，就不回来了。”到了拂晓，同盟军又发起几次进攻。突然，日寇飞机过来袭击，部队伤亡加重，只得暂时退回原阵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吉鸿昌眉头紧锁，想到一个办法。他秘密地派出一名副官，带领四十多名士兵，化装成伪军，悄悄潜入城内。凌晨1点钟，天色漆黑，吉鸿昌命令部队发起猛攻。部队接近城墙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日伪军听到后方响起枪声，乱成一团，同盟军趁势从北门、西门和南门冲进城内，与日伪军展开巷战。

　　经过三小时战斗，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同盟军收复了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察哈尔东部的四个县都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同盟军的这次出征，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占领下收复失地。察东战役，抗日同盟军共歼日伪军一千多名，同盟军伤亡一千六百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应遴出任山西省第一任高级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

　　支秉渊：(公元1897～1971年)，号爱洲，族号达瀛；浙江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著名近代机械工程专家、机械工业奠基人之一。

　　支秉渊之父支宝楠，前清秀才，对爱子期望甚高，取名秉渊含有“秉承渊源，继往开来”的意思。

　　支秉渊幼时在家乡阳山书院上学，1915年进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被引为是支鉴路村的一件喜事。不少乡亲往“长亭”送别，使弱冠之年的支秉渊深受感动，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支秉渊被聘为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实习工程师、工程师。负责发电机组、内燃机、水泵、压气机等机器设备的销售业务。在此过程中，他参加安装了不少机器，建了若干个发电厂，熟悉了所经办机器的基本知识、安装和使用的经验。

　　1925年受“五卅”运动的影响，支秉渊联络了大学同学魏如、吕漠承、朱福驷和校友张延祥、黄炎，在上海泗烃路6号设事务所筹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新中动力机厂)。“新中”寓有“新中国”之意，反映了支秉渊等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振兴民族工业的志向。他以企业为根基，以对外经营为窗口，实现“实业救国”远大抱负，开始仿制、试制一系列机器产品，承接设计一系列工程项目，从而登上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舞台，成为一位令人瞩目的机械工程专家。由于支等人热衷于研究开发新产品填补空白，花费了大量资金，使新中多年来仅有微利可图。但支仍锲而不舍，乐此不疲，可以看出他与众不同、目光远大的一面。

　　成名后的支秉渊大义凛然，富有正义感，不仅培养了不少科技人才，而且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下，挺身而出保护了不少科技人才。

　　1947年，支秉渊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技术员吴梅生，为了把锄头造得好一点，快一点，设计了一个压模，并对美制油压机作了一点改进，这样生产锄头不仅效率高，而且外形统一美观。谁知，美方管理人员看到后大为不满，硬说吴梅生破坏了美国机床，要开除他出厂。支秉渊接报后，出面交涉，据理力争，使美方管理人员收敛了蛮横无理的态度，吴才幸免于难。

　　支秉渊为人幽默风趣，心胸豁达，往往不计个人得失，能上能下，表现出一种高尚的大家风范。他敢于承担各种风险和责任，对待科技研究一丝不苟，要求极其严格，但又处处给人一种亲切感，善解人意。不少集体研究项目在碰到疑难问题时，经他一点拨，往往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儿十年来，他走南闯北，涉及领域非常广阔，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够卓有建树，硕果累累。

　　支秉渊早年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1932年当选为副会长，是该学会上海分会的创办者之一，后任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将自己的全部资产交给国家，先后担任华东工业部机械处处长、太原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沈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及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和机械传动学会理事长。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辽宁省第二届政协常委。他工作勤奋，凡是送交他审批的技术图纸和文件，从不耽搁，常工作至深夜。平时上班，宁骑自己的自行车，不坐公家配给的小汽车。从事科技研究工作五十年，竭忠竭智地把自己所学的渊博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是我国机械工业的奠基人之。

　　中国的民族机械工业的起点很低，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的机械设备从国外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机械工业发展速度极慢，机械设备的产量提高不快。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掀起罢工浪潮，提倡国货之呼声日强。是年江浙一带连年苦旱，支秉渊等人创办的新中工程公司，开始仿制成离心式抽水机、双筒双行式抽水机、滤水缸等多种排灌设备，以减轻灾民燃眉之急。

　　1926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举办了一届工业展览会。该会第三会场，为德商天利洋行及丹商罗森德洋行陈列的柴油机、抽水机、电动机等。支秉渊敢于与此一决高低，在天利洋行陈列品之前，设下自制八寸口径离心抽水机，同时开车抽水，以资比较。结果，新中的产品轻巧坚实，价格特别低廉，较之舶来品有过之无不及。令国人非常振奋，觉得国货能与洋货分庭抗礼很是扬眉吐气。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在洋商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倾轧排挤下处境艰难，支秉渊克服种种困难，以坚韧的毅力和不怕失败的精神，领导设计仿制的内燃机品种有：3马力煤油机、6马力、8马力(冲灯式单缸)、10马力(单缸船用)、15马力(单缸)、16马力(冲灯式双缸)、20马力(双缸)、30马力(双缸)、36马力(双缸)、45马力(双缸)、54马力(三缸)，75、90、100马力柴油机作为发电厂的照明及小型动力之用，为安亭以及萧山的永安电灯公司，嵊县的开明电灯公司，嘉定的南翔电灯公司……提供的引擎装机容量达200千瓦以上，约占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售出用于电厂的引擎总装机容量的30％左右。

　　这时，支秉渊又敏锐看到：实用的狄塞尔(Diesel)柴油机是1897年制成的，这种柴油机的热效率高于其它内燃机。但最初它的体积大，用于固定作业。二十世纪初狄塞尔柴油机的应用日益广泛，二十年代中国市场上的狄塞尔柴油机都是外国产品。支秉渊不甘心受人摆布，有志于填补国内空白，于1929年，仿制成36马力双缸狄塞尔柴油机，开中国制造这种柴油机之先河。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关内(东三省除外)长期没有兴建铁路。当时已在修筑的铁路亦都中途停顿，铁路建设队伍几须重新建立。

　　1933年，浙江省主办的杭江铁路开工，支秉渊深感此举为民族振兴之大计。受这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以及新中公司发展的需要，他敢啃“硬骨头”——毅然承包了金华江和衢州东迹江两座大桥的钢梁工程，钢梁共计二十五孔，每孔长二十米，尤其是金华江，十二孔桥孔，有的在深水区，有的在浅水区，有的在滩上，架梁难度很大。支秉渊善于组织和发挥起重工人的经验，在缺乏实践技术和先进起重设备的情况下，经过多次周密勘察，突出一个巧字，研究出在二十米长的承接梁上铺轨，用平车装载把整个钢梁送上桥墩。由于他在工作中善于探索，不断改进，最初安放一孔需十日，最后减至三日。冬季江中无水，支秉渊充分利用这一地利条件，打破常规，将十三孔上承梁全部运至河中间滩地上拼装铆合，用独脚巴杆吊上桥墩，大获成功。初战告捷，使支秉渊信心大增，建桥的劲头更足了。

　　翌年，他率领一支精良的技工队伍开赴崇山峻岭安营扎寨，承包了浙赣铁路玉南段(自浙江江山通过江西玉山至南昌)信河、灵溪、沙溪三座桥梁的全部工程。信河桥的上部钢梁安装架设工程，是跨度二十米的钢板梁.共十孔。支秉渊研究采用新的运载工具；全长四十米的承载梁。承载梁系用型钢构成的方型钢轨，事先在桥头拼装成整体后推向桥台，因长度可跨两孔桥，所以能向前推进而不致落空。承载梁在两个桥台上坐落后于上面铺设钢轨，即可将桥梁推向安装方位。然后经起重工具将桥梁顶高，让装载桥梁的平车退出并拆去钢轨枕木，将承载梁推向前方，使桥梁徐徐落在桥台位子上。此法改变了在河床或船上搭枕木架，把桥梁升上桥台的传统工艺，使桥梁与江中水情脱离关系，不受天时影响，既省时，又节约，且安全，系国内首创，亦可视为后来发展形成的架桥机的雏型和原理。

　　粤汉铁路株韶段樟河桥钢梁架设的施工方法，是支秉渊在桥梁工程史上的另一大创举。樟河桥位于湘粤边界，在湘东南宜章县境内。桥墩高四十米，远望像一个烟囱，平时河床是干涸的，由于火车从半山腰通过，所以桥墩要高。支秉渊报价一万元，路局极为惊异，因为他们对该桥的预算是十万元。该局凌鸿勋局长特此询问支秉渊，支告以自已的施工方案，并称按此方法尚可盈利，结果使凌鸿勋大为赞赏。樟树桥共三孔，两头各有一孔二十米的钢板梁，中间为一孔三十米的桁梁。支秉渊定下办法，中间的方架梁在河中石滩下拼装，在桥墩上分左右安装两副双杆吊梁(A字把杆)，把钢梁分二片从河底吊上桥墩。攀索栓在桥墩的顶帽上，准备将在粤汉路完成安装使命的40米装桥工具切断，安装在桥孔中间作为承载梁。照此计划，若不计装桥工具损失，安装费用不到五千元。

　　但本着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支秉渊和工程师钱义余根据以往用巴杆在桥头两端吊起钢梁的经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用钓鱼的方式将钢梁从空中引渡过去而下面不用承梁的想法。施工中，因为桥墩高，使用四档葫芦速度较慢，从钢梁离地到引上桥墩的整个起吊过程，需耗费十三小时。于是，支秉渊决定实施新构想空渡计划，并作试验。将已运到桥头的40米装桥工具当作钢梁，从对面桥墩上扎上巴杆，模拟性地拖出桥头，引向对面桥墩。试验表明很平稳，复将它拖回原地，结果空渡获得成功。后来，粤汉铁路南萍段的钢板梁架设，基本都按此法进行，均进度超前，路局十分满意。钢梁凭空渡过桥墩的架桥新法，后在全国桥工界广为传播。

　　赣江大桥为支秉渊精心所造桥梁中的最大一项工程。其架梁施工工艺采用浮运法。浮运法安装桥梁，曾在1935年开工的钱塘江大桥工程中得到应用。此桥由茅以升设计，洋商承包建造。支秉渊建赣江大桥采用浮运法架梁，是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之后，加以发展而成。钱塘江的浮运工具为底平且面亦平的方船二艘，用四具千斤顶在钢梁四角同时举高的方法升上钢梁。支秉渊则采用二艘两头高起六米的平底船，因袭潜水艇的原理，将水注入舱内，利用排水船体升高的方法将钢梁举高，其效率及速度均超过钱塘江桥工程的浮运法。赣江桥钢梁的浮运，开始亦用二艘拖轮拖带方船，后因风大危险，改为在拖船上安装绞车，定位下锚后以钢丝绳连接方船，徐徐牵引到位。这是支秉渊一贯善于因地制宜，别出心裁的又一例证。

　　1913年6月，沈阳民生工厂自制部分零部件，利用一些进口关键零部件，制成一辆卡车。此外，三十年代初中国仅有利用进口发动机、底盘等组装汽车的尝试。发动机是汽车的关键部分，最初的汽车发动机多是汽油机，二十年代后期出现了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转速超过每分钟1000转)。由于柴油较汽油价廉，用柴油汽车较汽油汽车经济。在制造柴油机过程中，支秉渊产生了试制柴油汽车发动机的想法，他曾多次在外国汽车面前驻足沉思，留恋忘返。由于制造这种发动机难度大，成本高，技术上无把握，在一般人看来得不偿失。但支秉渊却决心在技术上创造佳绩，甚至在试制过程中连失败的念头都未曾有过，足见是如何自信了。大约在1935年，支秉渊买了辆英国Commer牌卡车，在自己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委托工程师陆景云主持仿制该车的Perkins牌发动机。Perkins牌发动机为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35马力，额定转速达2200转/分。当时它的转速是非常高的了，国内未曾试制过。支秉渊、陆景云得到的有关资料仅有一份使用说明书，其上仅有若干外型照片及简单说明。在支秉渊和魏如的精心组织下，陆景云等人经过简单的试用观察之后，将发动机拆开、逐步分析，并由支少眉、闵根荣等测绘。根据发动机结构紧凑、复杂等特点，陆景云构思各种技术方案。在构造原理方面基本上按样机测绘；在材料方面只好自己选定材料种类；在加工工艺方面也必须自己重新设计。根据参考书，陆景云得知了世界上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的曲轴、连杆、活塞等零件的材料种类，以及缸体材料的要求。

　　在缸体、缸盖等铸件方面，为了能在上海当时条件下获得最好金相组织，支秉渊通过代理商从国外进口了铁镍合金颗粒，使其熔入含矽含碳量较低的铁水中，容易促进珠光体的形成，改善铸铁的显微结构和性能，冶炼出了低镍合金铸铁，经检验分析认为金相组织(细密的珠光体)和强度符合要求，从而铸出了结构复杂，尺寸准确的气缸体、气缸盖。

　　除了铸件，发动机的多数零件是钢件。当时国内一般机器厂所用钢材绝大多数为普通碳钢，没有用合金钢的经验。按有关参考资料，根据零件的不同性能要求，支秉渊向洋行选购必要的合金钢材。为了提高加工精度，支秉渊等人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图纸上加注尺寸配合公差；二是每个零件分别制订加工工艺，这种先进的做法在当时中国机器厂中是不多见的。

　　曲轴是发动机的重要零件，新中因无合用的锻压设备而不能锻造。支秉渊等人在无奈之下，动足脑筋，只好用尺寸较大的方型低镍合金钢锯成坯料，再用机床切削成形，方钢锯下的余料经切削制成连杆。他还在上海市场上购买了部分附件，如德国造的高压油泵的喷油嘴、英国造的凸轮轴传动链和张紧装置，以及活塞环，风扇皮带等等。到1936年大部分零件已完成，1937年春发动机装配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被安装在那辆Commer牌卡车上，由支秉渊亲自驾驶着向市政府公用局报告试车成功。后来，新中内迁时在上海市内运输过程中，装着自制发动机的Commer牌卡车发挥了作用。

支秉渊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陆景云决定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抗口。支秉渊积极响应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继迁长沙以及祁阳。长沙离武汉不足千里，且无险可守，若武汉失守，长沙即成为前线城市，从战争角度看在长沙设厂似无必要，甚至极不明智。而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便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较大马力汽车发动机的夙愿。他对制造技术复杂的内燃机，可谓念念不忘。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支秉渊便复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离职。后经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才批准陆回新中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由于经济部官员出面，杜聿明的二百师将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A.N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陆景云到厂后，支秉渊又将李培金、褚应鎏，喇华琨等技术人员集中到长沙，全面展开仿制M.A.N发动机比Perkins发动机体积大，结构较简单，陆景云等人觉得试制更有把握。于是，支秉渊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仍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可能是合金钢)制的，就用它来制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偏，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得低镍合金铸铁。由于支秉渊，陆景云等人有战前经验，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长沙大火后，新中厂又迁到祁阳，其路线非常之曲折。1943年11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桂林召开学会期间，颇多会员远道到祁阳参观新中公司，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亦特地前来视察。看到新中公司与同业和中国银行合办民生炼铁厂、炼钢厂，因炼钢电炉需要炭棒又与广西化工厂合办中华炭精厂，又因需煤日增与联资公司合组七里桥煤矿公司，又向建湘面粉厂投资，新中所发电力，供应邻厂日新电池厂及建兴器材厂，使祁阳小邑俨然成为一个工业基地，是抗战时期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奇迹。翁感到非常高兴，对支秉渊的爱国之举、强烈的创业进取精神和出色才干倍加赞赏。

　　M.A.N发动机试制工作从1938年夏季在长沙开始，秋季转到祁阳。到1939年存，零件加工陆续完成，开始装配。同年6月，65马力柴油汽车发动机在新中祁阳制造厂制成，装在原来的已修复的旧汽车上，试用成功。

　　1939年夏，去香港购买附件更加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国附件和原料供应中断，新中无法批量生产柴油机。另外，战时柴油成了十分紧张的战略物资，柴油发动机因缺油而几乎停用。支秉渊审时度势，考虑到后方生产煤炭，在M.A.N发动机仿制成功之前就着手把它改型为煤气机。这主要是把油泵换成高压线圈和分电盘，加装冷型火花塞(进口的)、煤气进气管、煤气控制阀，配制煤气发生炉，史改缸径、缸套’缸盖、气门、压缩比、活塞等。材料也有某些变更，如活塞由铝合金改成了低镍合金铸铁，飞轮由锻件变成铸件。为了以后容易造柴油机，煤气机与M.A.N型柴油机大部分零件可以通用。6月以后，新中开始试制煤气机，翌年初试车成功。该煤气机功率为45马力，额定转速1500转/分钟，可与发电机匹配。支秉渊以月产三十部煤气机为目标，最初月产三部，后来达到月产六部。这种发动机在后方很受欢迎，被用于发电或驱动小型船舶。支秉渊下令将它和煤气发生炉装在一辆卡车上。1942年他和司机驾驶这辆汽车从祁阳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的崎岖山路，成功地驶抵重庆，开创了国产煤气发动机驱动汽车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机械史上的一件要事。当时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将支秉渊喻为“中国的福特”。

　　1943年，支秉渊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一辆国产汽车曾行驶于湖南黎家坪至祁阳之间，后因日军侵占祁阳而受破坏，现只保留下照片。

支秉渊研制的中国第一辆汽车

　　当年冬季，中国工程师学会为表彰支秉渊领导制造内燃机的开创性成就，在桂林决定授与他金质奖章荣誉。他成为继侯德榜、凌鸿勋、茅以升、孙越崎之后第五个获得这项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誊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支秉渊从美国考察回来后，出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基于强烈的振兴民族工业的愿望，并根据联合国救济委员会的构想，他制订了一个在中国各大省市建立十八家分厂，在各县设立三千所铁工铺的宏大计划。但后来终因不合美国顾问的意图而愤然辞去总经理之职，改任中农公司下属的吴淞制造厂(现上海柴油机厂)厂长，此计划也付之东流了。虽遭此重大挫折，支秉渊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仍矢志不变。在他的领导设计下，该厂于1948年3月试造出第一批汽油机，原设计5马力，实际达到5.5匹马力，因此称五匹半汽油机，当年就生产了五十台，用它同二次世界大战“救济物资”中，美国制造的水泵配套，作为农业排灌机械的动力。同年该厂还基本完成了年产3000台五匹半汽油机所需的工艺装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信任支秉渊，调他到华东工业部任机械处处长，领导整理各种机器工厂的资产，重新分配任务，恢复生产。

　　1950年5月，中央决定投资3.75亿公斤小米(时折合人民币6075万元)兴建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大创举，曾轰动上海知识界并引起国际上的注目。支秉渊立即响应，以他在上海知识界的威望，不辞辛苦地走门串户，满腔热情地宣传动员。在他的慷慨陈词和细致入微的说服下，一些专家名流很快消除了对共产党尚持的视望态度，有的嫌太原风沙大，生活条件差，还有的对能否建成这么大的重机厂信心不足等种种顾虑，纷纷投入到设计队伍中来，还聘到五十六名技职人员和三十多名技术工人。支秉渊被任命为中央重工业部重型机器厂筹备处副主任(后为太原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兼太原工程处处长、上海事务所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有支少炎、杨廷宝、罗士瑜等四十多位上海各企业的知名工程师、大学教授，怀着对发展祖国工业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利用岗位工作之外的时间，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了许多困难，只用了四十天时间就完成了规划文件。支秉渊意气风发地打着上海事务所赠送的“唯我先锋”锦旗，率领一个考察小组，来到山西的太原、榆次、太谷等地进行地势考察，选定厂址。10月4日，建国二周年的礼炮余音里，又响起了太原重型机器厂正式破上动工兴建的喜庆鞭炮声。它的高速建成和投产，凝聚着支秉渊等专家的高度智慧和辛勤洒下的汗水，为中国独立自主建设大型企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1954年，支秉渊被调往沈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这个“大人物”是这样平易近人——他平时吃住在厂里，经常在空余时间下车间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对于矿山机械，他一往情深，深谋远虑地构划出一副沈矿厂发展前景蓝图。消化、转化了一批苏联技术，增加了工厂主要产品品种。其中有许多技术要求较高的新产品，如鼓型过滤器、除尘搅拌机，螺旋分级机和板状给矿机等，在支秉渊的领导设计下相继问世。还有许多产品创造了我国首占产品记录，如φ2800×60000圆筒混合机，带宽650毫米电动卸料机，带宽650毫米电动漏砂机，CKP11型链式刮板运输机，直径2000毫米圆盘给矿机，FW-24型浮游选矿机，BK振动筛和Bro振动筛。BGN-15、BGN-24型周边传动式浓缩机，无活塞鲍姆式洗煤机等。其中带宽1000毫米的带式磁选机的试制成功，为我国金属选矿提供了新的先进技术装备。他还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桅杆起重机，于1955年被选送到莱比锡工业展览会展出，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这众多新产品，和支秉渊培养锻炼出来的一支设计、开发选矿设备的工程技术队伍一起锦上添花，使沈矿厂充满了勃勃生机，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应有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我国机械行业开始搞标准化，支秉渊马上在沈矿厂成立了标准化科，并多次阐述它的重要性，使一些同志积极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去。在他的领导下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搞了七百多个标准，在我国机械行业中最早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他还是沈阳机械学会的成立发起人之一。

　　支秉渊在六十六岁时调到北京，任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为了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搬运作业机械化水平，他认真研究分析国外科技发展动态，不辞劳苦地登山下矿，考察工厂、车站、港口、码头，同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呈起讨论问题，研究方案，解决技术难题，为发展我国起重运输机械新技术、新产品作出了贡献。另外，他对科研工作不重视经济效益，很早就表现出忧虑，倡议实行研究课题有偿合同制。

　　1966年，支秉渊患心脏病、胆结石等多种疾病，经两次大手术，身带残疾。

　　文化大革命中，支秉渊受到陷害，于1971年8月25日病逝于河南省信阳市，终年七十四岁。

　　1979年2月，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祖为支秉渊平反，移灵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遵照支秉渊的遗愿，夫人黄景卿及子女将其一生的薪金积蓄五万元，全部捐赠给中国机械工程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