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year: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

上一篇: 刘崇文：胡耀邦最后的日子 李凌：從蘇聯到俄羅斯李凌 @ 2011-12-22 18:48
從蘇聯到俄羅斯研究系列

一、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1991年8月25日之後﹐蘇聯共產黨作為一個擁有90多年歷史﹑近兩千萬黨員﹑獨掌大權74年的大黨轟然倒塌﹐蘇聯國家也因之瓦解。舉世各界人士在震驚之餘﹐紛紛提出猜測﹑進行研究﹕是什麼原因使這種事情能夠發生﹖

有的人認為﹐蘇共的垮臺﹐主要是由於西方的“和平演變”政策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固然﹐西方的宣傳能起到一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那頂多只能是外因﹐決定性的因素還在於其內部。正如美國學者大衛.科茲所說﹕“無法想像﹐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連在美國大門口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古巴）都消滅不了﹐竟有能力策劃把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搞垮”﹐“外部壓力始終只是事態發展的一個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因”﹐“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的腐敗分子﹐我這裡指的是十萬人左右的佔據著黨政機關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正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有的學者說﹕“蘇共的垮臺﹐是經濟失敗必然導致政治失敗的一個例證。”這一論斷似是而非﹐同樣經不起檢驗。

對此﹐需要作具體分析。20世紀30年代﹐在當時特殊條件下﹐蘇共以強制的方式﹐在短短的時間裡走完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花一百多年才走完的工業化的道路﹐一躍而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國﹐尤其在航天和軍事科學領域﹐成為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在戰後的幾十年間﹐蘇聯的經濟發展雖然落後於西方﹐但是生產力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當政期間﹐國際市場原油價格猛漲﹐蘇聯屬於石油出口大國﹐著實發了一筆大財﹐同時蘇聯人民的福利也有一定的提高。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曾提出過一個簡明的公式﹕“蘇維埃＋電氣化＝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但最終蘇聯卻是﹕蘇維埃（政權）有了﹐電氣化也有了﹐而社會主義卻消失了。

這說明﹐即使生產力有所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並非就萬事大吉了。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腐敗﹐還是會垮臺的。

有人把蘇共的垮臺﹐歸咎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這也不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斯大林的統治開始﹐幾十年的暴政以及長期的腐敗﹐像火山噴發後結成的熔岩﹐積累起來﹐壓在戈爾巴喬夫身上﹐他雖然發現了問題﹐但也無力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

在蘇共垮臺前不久﹐即1989年前後﹐蘇聯社會科學院曾做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是﹕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認為蘇共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這項調查說明蘇共已嚴重脫離了群眾﹐盡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棄。

應該說﹐這才是使蘇共垮臺的主要原因。

造成這種情況﹐蘇共歷任的第一把手們當然不能辭其咎﹐但根本的原因還是應從制度上去找。

鄧小平曾經說﹕“過去發生的多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1

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在論及蘇聯事件時也講過﹕像斯大林那樣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現象﹐在英﹑美﹑法等民主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2 也就是說﹐連毛澤東也承認﹐這些民主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制約國家領導人不能為所欲為﹐因而不可能發生斯大林那樣的暴行。

那麼﹐究竟是何種制度上的因素促使蘇共遽然垮臺呢﹖

曾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任俄羅斯共產黨第一書記的久加諾夫認為﹕蘇共之所以垮臺﹐是由於在長期一黨專政的制度下﹐實行了“三壟斷”。這是久加諾夫根據親身經歷﹐深刻反思得出的結論。

何谓“三垄断”？

即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經濟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和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下面我們通過蘇聯的情況對此作一些分析。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謂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即享有不受任何監督﹑任何制約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只有在一黨專政或變相的一黨專政情況下才能發生。斯大林統治蘇聯近30年的劣跡就是這種壟斷的惡果。

由於蘇聯和第三國際對輿論的控制﹐過去人們長期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以後才初步揭開了黑幕的一角﹐以後又陸續暴露了一些真相﹕

在十月革命期間﹐和列寧一起領導革命並負責軍事指揮的主要是托洛茨基﹐此外其他領導人還有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而斯大林只是該領導集團中的一人。但當他一旦掌權並坐穩了江山以後﹐就以種種藉口﹐逐個地從肉體上消滅了這些革命元勛。托洛茨基雖已流亡國外﹐斯大林也沒放過﹐還是派特務去暗殺了他。同時﹐還在“托派”的罪名下﹐牽連到蘇聯國內外包括中共在內的許多革命者均被無辜殺害和殘酷迫害。

其實﹐早在1934年前﹐蘇共的一些老幹部已經覺察到斯大林的弊病﹐曾經醞釀要撤換斯大林﹐以挽救革命。米高揚﹑奧拉赫拉什維里﹑彼得羅夫斯基﹑奧爾忠尼啟則等﹐找到當時在黨內有極高威望﹑時任列寧格勒黨委書記的基洛夫﹐提出有必要撤換斯大林﹐並請基洛夫出任總書記﹐但卻被基洛夫拒絕了。不知是出於對斯大林的忠誠﹐還是為了討好或恐懼﹐基洛夫竟將上述動向如實地報告給斯大林。1934年﹐蘇共十七大選舉總書記時﹐斯大林有三百多張反對票﹐而基洛夫卻只有三張反對票。卡崗諾維奇向斯大林彙報了投票的結果﹐斯大林下令只保留三張反對票﹐其餘的反對票就地銷毀﹐並向全黨全國隱瞞了真實情況。為此﹐斯大林對蘇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們懷恨在心﹐在而後的1937~1938年大清洗中﹐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中竟有1108名被捕﹐而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人（佔70％）被槍殺。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帥銜在內的陸海軍高級軍官中﹐被鎮壓的有512人﹐佔全體人數的66％﹐其中肅反運動開始前的六名元帥中﹐有四名被處決﹐195名師長中有110名被殺掉﹐220名旅長中有186名被殺掉﹐海軍艦隊司令員只留下一人。另外﹐航空國際委員會和化學委員會的領導人幾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殺掉。從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肅反運動到底鎮壓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個謎。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從戈爾巴喬夫時代（1987年開始）到葉利欽時代一直擔任為政治迫害犧牲者恢復名譽的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最近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在肅反運動中受迫害的人數可以說有兩千萬人﹐也許還要多。我認為多於此數。天才的學者維爾納茨基院士說是1600萬﹐而我傾向於兩千萬。全部問題在於﹐在這些數字中目前還沒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復名譽的人計算在內。例如那些被從其居留地流放到遙遠地區的農民。”雅科夫列夫十幾年一直在從事受難者的平反工作﹐他的說法應是權威的。1937~1938年是鎮壓的一個高潮。據1953年底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在宣佈社會主義建成後的這兩年有134.4923萬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692萬人。同時﹐肅反擴大化還嚴重毒化了社會氣氛﹐也毒化了人的心靈。社會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連身任政治局委員高位的赫魯曉夫﹐每天早上出門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為了自保而捕風捉影地向當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訊逼供下﹐提供偽證。據雅科夫列夫說﹐大約75~80％的人是因為告密被捕的。肅反運動只舉行過三次公開審訊﹐其餘全都是秘密逮捕﹑審訊﹑槍決﹐這種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做法﹐在全世界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嚴重損傷了蘇共的形象﹐同時也在共產國際時期各國共產黨之間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種子。

赫魯曉夫雖然揭露了因斯大林的個人迷信造成的惡果﹐並頻繁地大規模更換幹部﹐但是他本人卻仍搞集權制﹑終身制和新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尚比較注意維護集體領導原則﹐防止個人集權過多。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經濟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領袖地位漸趨穩固後﹐也開始大搞個人集權﹑大樹個人威望。在報刊﹑書籍和廣播中﹐大量傳播他的語錄和指示﹐任意拔高領導人在歷史上的功勛﹐大肆宣揚當前的政績﹐給自己頒發各種勛章﹑獎狀﹐掩蓋和粉飾種種失誤和缺點。對涉及國內外局勢的重大問題也是由極少數人專斷獨行。像1979年底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這樣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葛羅米柯（外交部長）和烏斯季諾夫（國防部長）等幾個人作出決定。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選和任命各級領導幹部時﹐也存在嚴重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現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丘爾巴諾夫﹐此人長期以來受賄和濫用職權﹐欺壓幹部﹑群眾﹐卻一直未加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後﹐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爾巴喬夫儘管喊“公開性”和“民主化”比誰都響﹐但他本人在黨內也很專斷﹐出了問題則找一個“替罪羊”。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總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

在各級幹部身上﹐個人專斷﹑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的政治特權現象也比比皆是。前蘇聯著名學者阿法納西耶夫在《別無選擇》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在前蘇聯﹐“在提高黨的領導作用的口號下﹐領導者們事實上自我宣佈為各共和國﹑邊疆區﹑州﹑地區的‘家長’﹐他們取得了不受任何監督﹑高居於法律之上和處於法律之外的權力”。3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裡﹐稱勃列日涅夫時期為“停滯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裡“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是一手遮天﹐鉅大無邊的”﹔“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會有誰有膽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違令不去滿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純潔的黨員幹部和他們的熟人就是在這種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濫用了這種權力”﹐因而任人唯親和賄賂“氾濫成災”。4

高度集中的體制導致等級森嚴﹑個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個人崇拜條件下﹐斯大林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幾乎可以說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作是絕對正確的﹐他的獨斷專行﹑濫用權力被看作是合理合法的。作為幾乎被神化的人﹐黨和國家的領袖不僅與人民群眾之間在人身上處於一種不平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就是在與其他領導人之間﹐他也是處於一種不平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斯大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在她的記述中有兩段話極其形象地描述了在個人崇拜形成之後人們的心理狀態。她寫道﹕“臨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圍只剩下一些噤若寒蟬的﹑忠實的﹑害怕得兩眼發滯的契卡們和那隨時準備‘不假思索就跳進火裡去’的‘謙虛的’同謀者們。”5 在等級森嚴﹑個人崇拜的條件下﹐很自然地會出現人身依附關係。這種人身依附關係在前蘇聯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幹部地位的昇降往往以領導人的好惡為依據。斯大林周圍的人是否官運亨通“並不取決於工作成績﹐而是取決於‘領袖’的賞識”。二是最高領導人周圍的人物大多對領袖俯首帖耳﹑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膽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謀求信任與提拔。阿利盧耶娃在《僅僅一年》一書中說﹐當她的父親斯大林在世時﹐從貝利亞到馬林科夫﹑米高揚﹐“無一不是唯唯諾諾﹐亦步亦趨”。6 三是領袖周圍的幹部與領袖之間有時甚至是一種人身屈辱的關係。例如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就曾經記述﹐自己如何受斯大林之命在眾人面前跳舞出醜的情景。據前蘇聯歷史學博士鮑里索夫教授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在斯大林周圍的人中間﹐對斯大林產生了“主人”這個詞。“既然這樣﹐斯大林和貝利亞之間的關係﹐就是主子和聽差的關係。斯大林可以淩辱他﹐打他的耳光﹐往他臉上潑茶水。”

“任人唯親﹐蔭庇親友﹐排除異己”是普遍現象。雖然蘇共有時強調選拔幹部要貫徹民主原則﹐並在一些基層單位和科研單位表面上實行領導幹部的直接選舉制和聘任制。但實質上﹐還是缺乏民主﹐在選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門的領導幹部時﹐往往以領導者個人的好惡﹑印象代替考核﹐以對領導者個人是否忠誠代替德才標準。任命前不廣泛聽取群眾意見﹐任命後也缺乏群眾監督﹐在選舉黨﹑蘇維埃﹑共青團﹑工會等組織的領導幹部時﹐候選人名單實際上由上級決定﹐並實行等額選舉。這種選舉很難充分表達選舉人的意志﹐選舉只是形式﹐實質還是委派。許多地方和部門未能堅持選拔幹部的標準﹐出現了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的現象。斯大林對此曾指出﹕“挑選工作人員常常不是根據客觀的標準﹐而是根據偶然的﹑主觀的﹑庸俗市儈的標準。有人常常挑選所謂熟人﹑朋友﹑同鄉﹐對個人忠實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慮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稱職。”7 在1952年蘇共十九大上﹐馬林科夫的總結報告也指出﹐幹部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有些領導者在挑選幹部時不以他們的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為根據﹐而以親戚關係﹑朋友關係和同鄉關係為根據。常常有這樣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曉業務的工作人員﹐因他們對缺點不肯容忍而使領導感到不舒服﹐結果便在各種藉口下被排擠出去﹐而代之以品質可疑或者完全不稱職但被一些領導者認為隨和可親的人。”從而﹐“形成了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他們互相庇護﹐把他們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上”。8 這說明﹐包括斯大林﹑馬林科夫在內的領導人﹐對這種制度的缺陷是認識的﹐但他們無法也無意加以改變。就任人唯親而言﹐據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說﹐斯大林的廚師和專為他的廚房採辦食品的人員中﹐有的當上了陸軍少將﹐有的當上了陸軍中將﹐並且還不斷被授予各種勛章。阿利盧耶娃在《致友人的20封信》中則指出﹐斯大林身邊的警衛人員儘管粗魯不文明﹐卻成了在“幕後操縱大權的人”。有的甚至還擔負起向一些藝術活動家們講授“斯大林同志的口味”的工作﹐並向藝術家們轉達斯大林有關電影﹑歌劇以至建築物造型方面的意向。9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蘇共對經濟利益的壟斷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質的特權制度。

這種壟斷必須和前面說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結合在一起來考察﹐即包括了﹕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醫療條件﹑交通條件﹑子女上學條件﹑出國旅遊以及享受多種文化娛樂項目……當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當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權力得到的就越多﹐而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僕”的名義下得到的﹐一些依附於當官的各種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絕大多數被稱為“社會主義”的人民大眾則是與此無緣的。

應當說﹐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和蘇聯建國初期﹐蘇共領導人還多少能保持一些共產黨人應有的品德﹐特權現象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著簡樸的作風﹐他女兒阿利盧耶娃說﹕“父親只穿一件尋常的夏布軍衣過夏﹐而過冬就是一件尋常的毛料軍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還有一件怪模怪樣的皮領大衣﹐革命後就穿著它﹐再加上那頂帽子”。“一件大元帥服也打了補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盧耶娃去一個工業學院學習時﹐不僅不坐汽車上學”﹐甚至還不讓其他學生知道她是誰。1932年她自殺去世後﹐女兒回憶說﹕“我們的生活是非常樸素的。”10

但是﹐領袖個人一時的樸素改變不了整個制度。因為斯大林掌握著對他的下級臣民的昇降﹑任免﹑賞罰以至生殺之大權﹐因此許多人就千方百計巴結他﹑討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種好處。漸漸地斯大林就習以為常﹐認為理應如此了。

斯大林手下的人為他在南方“建過好幾座別墅”﹐斯大林有許多兼職﹐每個兼職每個月都會送來一袋錢﹐多到斯大林“連封條都懶得拆開”﹐反正整個國家的財富都幾乎等於是他的﹐所以負責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為了討他歡心﹐開支毫無節制﹐“猶如是把政府的錢往陰溝裡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畢業於一個航空學院﹐開始投身於戰爭時只是一個20歲的上尉﹐戰爭結束時已是一個24歲的中將。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儘管這時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卻立即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阿利盧耶娃說﹐他無所不為﹐“沒有什麼特權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麼就怎麼﹐可以要啥有啥。”“他作為軍區高級官員﹐有權支配大筆款項。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過著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的生活。”11 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之外﹐1930年代初期開始﹐高級幹部包括汽車﹑別墅﹑僕役在內的一切家庭生活費用由政府開支已經成為一種“制度”﹔不僅黨內要員享受著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們的親屬也利用其特殊地位“為自己﹐以至他們的近親遠戚﹐過上了豪華生活”。

這裡以一位中央某工業部部長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為例。部長月薪是2.7萬盧布﹐據曾在克里姆林宮生活多年的沙圖諾夫斯卡婭說﹐這大約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師﹑醫生﹑熟練工人的工資高20~25倍。除此之外﹐還經常會得到“紅包”。因為不便於無限制地提高幹部的工資﹐於是當局想出了發“紅包”這樣一個巧妙的辦法。所謂“紅包”就是一個封好的裝錢信封﹐這裡頭裝了多少追加的錢﹐按什麼樣的秘密名單分發﹐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是無從知道的。關於這個“紅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對一位採訪者曾經談到過。他在談話中不僅證實了這種“紅包”制度確實存在過﹐而且指出這一制度是在二戰後由斯大林親自提議實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給黨內和軍隊領導幹部送一大筆錢”。12

斯大林在位時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設立了一套特權制度。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作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裡﹐為高爾基服務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裡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羅曼.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苦奮鬥的狀態之中”﹐沿途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羅蘭斷言﹕“這個黨今後還會繼續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們把榮譽﹑財富與金錢的優勢都攫為己有”。13 關於蘇聯領導層的特權化﹐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 — 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裡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四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檯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14

應該說明﹐斯大林時期確有一部分領導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比較高﹐還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並不等於“特權”﹔而且這些人為數較少﹐也不是在全國普遍存在。當時處於革命與戰爭時期﹐國內物質條件還不富裕﹐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理想在廣大群眾和幹部的思想上還是非常神聖美好和金光燦爛的。斯大林對各級幹部的不斷清洗和衛國戰爭的艱苦鬥爭也使得幹部隊伍無法穩定。所以﹐在斯大林時期還不具備產生“特權階層”的成熟條件。這一群體是在赫魯曉夫時期開始出現的。這時幹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因自己的地位和命運隨時可能出現不測而提心吊膽﹐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這一時期頻繁的黨內鬥爭和赫魯曉夫主觀隨意性的體制改革以及關於幹部輪換的硬性規定﹐使得這一隊伍經常處於變動狀態之中。

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在得勢的幾十年間﹐紛紛把分管財務變成自己的家產﹐各級官員和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據1962年5月19日的蘇聯《紅星報》報道﹐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三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污了120萬盧布。另據1962年5月18日的《烏克蘭真理報》報道﹐哈爾科夫的一個傢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幾個老婆﹑幾輛汽車﹑幾所房子﹐並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這些企業負責人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系統和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者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幹部的支持和庇護。據1963年10月20日的蘇聯《消息報》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報.星期副刊》報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夥﹐通過賄賂﹐獲得了58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同52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係﹐幾年中賺了三百萬盧布。他們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是其執政後期﹐一方面由於體制的僵化和幹部隊伍的穩定﹐特別是事實上的終身制得以確立﹔另一方面由於黨內外民主和群眾監督機制的破壞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對幹部的侵蝕﹐“特權階層”終於開始形成。據俄羅斯學者最近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三百萬人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

這個“特權階層”成員的主要特徵是﹕第一﹐他們掌握著一些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業﹑農莊的絕對領導權。第二﹐多數人文化程度較高﹐受過高等教育﹐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經常去西方國家訪問。第三﹐這些人已不是當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來說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的東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在他們頭腦中已經淡薄。第四﹐他們不以享有比一般規定的高級幹部待遇還要大得多的特權為滿足﹐而且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家財產。他們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領導的企業﹑農莊當作資本﹐從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產經營活動﹐獲取大量利潤。據估計﹐在80年代初期﹐各種不同類型的“影子經濟”的收入已達到數十億盧布之鉅。用美國學者大衛.科茲的話就是﹐這個“特權階層”非常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沒有意識形態的立場﹐最會重複官方的意識形態詞句而不去想念它﹐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和利益﹐只有極少數人相信社會主義。

這個“特權階層”對蘇聯社會產生的消極影響主要在於它因循守舊﹐反對進行有損於自己利益的任何實質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從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的1987年開始﹐蘇聯許多部委改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過企業法等文件﹐使這個時期的部長﹑副部長合法地變成了康采恩董事長﹐財政局長變為銀行行長﹐物資局長變為交易市場老闆﹐石油部變為石油公司。這是一個變革過程﹐但是實施這個變革的主體錯位﹐在許多情況下權力已經人格化。當時蘇聯官僚權貴階層羽毛已經豐滿﹐他們成為實施這個過程的主體﹐並且已經窺視到了以國家名義支配國有財產的機遇。由於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權貴階層以集權方式支配國有資產的途徑十分方便﹐藉口也堂而皇之。權貴階層作為實施這個過程的主體﹐可不費吹灰之力將財產的國家所有實際上變為官僚支配。同時﹐由於國家法規不健全﹐國有財產管理混亂﹐使國家和國家所有權變得十分抽象和空泛﹐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權逐漸演變為隱性的佔有權。當時連共青團也動了起來﹐開始經營“共青團經濟”﹐開辦共青團商品交易所。“人們委託我成為百萬富翁”﹐成為當時一些青年幹部的口頭禪。官僚利用權力開始在國有的名義下暗自積聚個人資本﹐但這個時期他們還不具有階級屬性﹐而是蘇聯制度下的權貴階層﹐是對人民財產獲取的特殊佔有形式﹐即以隱性佔有的方式來積累資本。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誤為官僚加劇變異提供了特殊的客觀環境和條件。這一階段﹐蘇聯的權貴階層以通過權力支配國民財富﹑加速對國有資產的隱性佔有﹑權力人格化為基本特徵。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揭露的特權現象則要嚴重也具體得多。葉利欽在他的書中指出﹐在他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也就是蘇聯解體前夕﹐各級幹部在生活上享受各種等級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 —“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他以別墅為例﹐“關於我的別墅情況﹐我想另外再說幾句。這個別墅在我之前是屬於戈爾巴喬夫的﹐後來﹐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別墅﹐他就搬到那兒去了”。 15

葉利欽在書中還談到地方州裡和莫斯科市的特權現象。由於葉利欽本人先後擔任過一個州委的第一書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來是比較可信的。關於州裡的情況﹐州委第一書記是個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當你想讓全州的人們都過得更好﹐“都能真正過上人的生活﹐讓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個州委第一書記會感到權力不夠用﹐很為難。但是如果你想為誰安排一個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給某人一點什麼好處﹐那麼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就會顯得“鉅大無比”。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扎”。

“這種情況以前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16


關於戈爾巴喬夫時代的領導幹部的特權問題﹐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中寫道﹕“當人們瞭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後一丁點的信任。”“沒有信任﹐也就談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17 曾被蘇共視為異己分子的葉利欽﹐可以說恰恰在這一點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擁護。戈爾巴喬夫下臺前曾會見葉利欽﹐希望自己下臺後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權﹐但被葉利欽拒絕了。

蘇聯解體後﹐由部長﹑局長等轉變而來的總裁和經理們便利用權力公開掠取國有財富。蘇聯解體使原來的國家制度消失了﹐原來國家對財產的所有成了空話﹐這造成前蘇聯國有財產在時間和空間上一度出現無人管理狀態。但在高度集中體制條件下由官僚變成的總裁﹑經理階層還在﹐他們利用前蘇聯集權體制為他們佔有財產所創造的便利﹐借制度轉換之機﹐搭乘從權貴階層走向官僚資本階級的直通車﹐開始公開地以實實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國有資產。另一方面﹐制度的轉換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轉換的不可逆轉和完成。俄羅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將蘇聯時期的國有資產轉移紿權貴階層。因為這些權貴在制度劇變時很容易由蘇聯時期權貴階層直接塗上資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帶著資本直接演變為官僚資產階級。蘇聯解體後於1992年開始的人人有份的證券私有化鬧劇只是從法律上﹑政治上承認官僚對財產的事實私有。可以說﹐俄羅斯私有化本是資本領域的變革﹐它宣佈前蘇聯權貴階層對國民財富的濫用合法化﹐宣佈前蘇聯所創造和積累財富的隱性佔有為公開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資產階級的順利生成。

伴隨著權貴階層的形成過程﹐蘇共逐漸走上了腐敗變質的道路﹐切斷了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係。從蘇共蛻變變質的過程來看﹐蘇共的腐敗從根本上來說是權力的變質﹐一切腐敗現象都同沒有正確對待和使用權力有著密切的關係﹐即“權力異化”。

所謂“權力異化”﹐概括地講﹐就是﹕

一是理想權力化﹐即背棄革命理想﹐單純地追求權力。列寧時代的革命者面臨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而在後來持大學文憑和口講良心的入黨者面前﹐則是飛黃騰達﹑特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乾的物質的滿足。如果把權力看得高於一切﹐就會把革命理想拋到九霄雲外。權力慾越膨脹﹐思想信仰就越少。18

二是權力特權化﹐就是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個人的特權﹐變成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蘇聯官員的特權名目繁多﹕（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靡費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佔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權。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三是“公僕”官僚化。許多黨的領導幹部在成為國務活動家之後沾染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毛病﹐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而且“高級官僚已經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幫派。”“最可怕的是﹐提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係﹐而不是憑藉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會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個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麼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19

四是權力商品化﹐就是進行權錢交易﹐把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手段。特別是在1970年代改革的浪潮興起以後﹐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惡性地蔓延開來。許多官僚和企業領導﹑在黨政機關和外貿部門工作的幹部跳上公司﹑銀行經理的寶座。他們依靠手中權力﹐採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斂財富。公司的辦公室往往設在黨團市委和區委的辦公室裡﹐成為官商合一。這些人賺錢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領域中倒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甚至走私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金屬﹑核原料﹐大發橫財。這些活動並不是孤立的﹐在監察和司法機關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國家機關中高級官員的支持和庇護。就連派赴阿富汗軍隊的軍官也從事武裝走私活動﹐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对真理的垄断

所謂壟斷真理﹐實際上是一種對思想的鉗制﹐它的最初表現形態就是宣稱﹕只有黨的理論﹑理想﹑文件才是真理（進而又發展為凡是黨的領導者的思想﹑言論﹑指示都是真理）﹐必須無條件絕對服從﹐它是一切媒體﹑言論的導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說的就是對的﹐凡有任何一點懷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違反真理﹐就是“階級敵人”﹐應予以鎮壓﹐甚至肉體消滅。

這種情況﹐在斯大林統治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斯大林極端專橫﹑粗暴﹐由於他的暴政冤枉而死者以千萬計﹐幾乎涉及每個家庭都有受害者﹐它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幾十年以後還能覺察到。但是當時斯大林被奉為神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對蘇共﹑蘇聯﹐以至整個共產國際的神聖指示﹐是絕對正確的真理。不僅對平民百姓﹐斯大林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就是斯大林周圍的高級幹部也對領袖俯首帖耳﹑唯唯諾諾﹑卑躬屈膝﹑唯命是從﹐以求保全自己的地位﹐或謀求信任與提拔。

赫魯曉夫雖然揭露了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但他自己當權後也培養了對自己的個人迷信。他讓自己的女婿當上蘇共中央報紙《消息報》的總編輯﹐並掌握了蘇聯的新聞局﹐以求嚴格地控制輿論。

1964年﹐勃列日涅夫用陰謀的手段﹐搞掉了赫魯曉夫﹐自己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寶座以後﹐也繼續培養對自己的個人迷信。

前蘇聯《真理報》主編阿法納西耶夫曾是蘇共報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員。他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一書中回憶說﹕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並不要求有什麼“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麼“獨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於把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應當說就已經體現出十分的“創造性”了。“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一週一週地﹑一月一月地寫作﹑炮製﹑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工作好像十分光榮﹐但是“當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詞和信誓旦旦的許諾與事實不符﹐你就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痛苦”。20

這是一個有良知的人的真誠坦白。但就是這種與現實不符的所謂“領袖的文件”﹐卻要全國官員和人民當作真理﹐當作教條一樣頂禮膜拜﹐不許有半點懷疑﹐否則就會受到嚴厲的懲處。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和宣傳中﹐蘇共也是採取壟斷的教條主義的態度。

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和馬列主義背道而馳的﹐但是卻被認為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他所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被奉為學習馬列主義的經典。其實這本書大量歪曲事實﹐把十月革命的勝利說成是列寧和斯大林兩人領導的﹐列寧已死﹐實際上就是說斯大林一個人領導的﹐這就為他從肉體上消滅十月革命的其他領導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製造了“根據”。列寧去世前﹐曾給黨中央寫信說﹐斯大林太粗暴﹐他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能否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沒有把握﹐列寧建議黨中央另選一人當總書記。這就是所謂“列寧的政治遺囑”﹐但卻被斯大林長期隱瞞起來﹐知道此事的許多人都被殺掉。這樣他就以列寧事業的唯一合法繼承人的身份控制整個黨。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發動對資本主義的“全面出擊”﹐批判德波林學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殺”﹐在文化﹑思想領域也進行“大清洗”。到戰後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藝術﹑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的大批判﹑大鬥爭﹐使人們不敢講真話﹑說實話﹐否則﹐各種批判和打擊會接踵而來。正如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所說﹕“戰後進行的意識形態運動﹐如反對對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對‘世界主義’﹐反對文學﹑電影﹑音樂﹑遺傳學﹑語言學和其他領域中的各種‘偏向’﹐一個接著一個在我們眼前展開。我們看到﹐一些全然無辜的人如何受到殘酷的批判和‘撻伐’﹐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智力和經驗已足以理解這些事情。許多人對這些事情深感難受﹐雖然很少有人敢於出來公開表示反對 — 這幾乎就等於是自殺。就像這樣﹐許多人也已懂得﹐當時一些荒謬的事卻被當作科學來宣揚。誰要是對把無辜的人說成有罪﹐或對把荒謬之事說成真理表示懷疑﹐誰就會遭到無情的迫害。”“政治家﹑理論家和新聞記者只能用別人的思想﹐即用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說引用斯大林的話﹐要比引用列寧的話多二三倍﹐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多五六倍）的﹑當時被確認的其他‘領袖’以及《真理報》的近期社論（它們很快就會過時）的思想去寫作﹑講話甚至思考（儘管是很細心和慎重 — 要審﹐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煩）。一句話﹐我們根據自己的經驗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種奴化意識。”21

迫於強大的壓力﹐絕大部分人都選擇了扮演“夜間人”的角色。他們白天處處注意與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間則過自己的生活﹐與家人和朋友議論時政﹑揭露時弊﹑抨擊權貴﹐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私下表達對現實政治生活的不滿。1980年代初﹐蘇聯已經出現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的徵兆﹐但蘇共沒有對面臨的嚴峻形勢作出客觀的分析﹐指出擺脫危機的道路﹐尋求社會主義的復興﹐相反他們卻迴避現實﹐繼續在全黨宣傳蘇聯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論原則宣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無可置疑的優越性”。一場猛烈的風暴即將襲來﹐而蘇共全黨卻缺乏認識和思想準備﹐聽不到“盛世危言”的聲音。隨著歲月的流失﹐問題和“失誤”愈積愈多。本來像蘇共這樣一個大黨在其執政過程中﹐不出現失誤顯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頭來不僅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求實的態度去改正和彌補失誤和矛盾﹐而且不以為然﹐總是堅持一個冠冕堂皇的理論﹕說這些缺點不過是偉大勝利中的一個小挫折﹐無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個小黑點。待到問題積重難返時﹐悲劇隨之而來。

最有代表性的是勃列日涅夫﹐他不愛看文字報告﹐而喜歡聽彙報﹐習慣於讓秘書或寫稿人把文件唸給他聽。勃列日涅夫在世時﹐蘇聯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講話和報告﹐這些文件都是他的寫作班子為他寫的。他晚年出版的獲得了“列寧文學獎”的《小地》﹑《復興》和《墾荒地》等幾本書﹐也都是專門組織作家和記者為他寫的。他的一切講話﹑報告﹐甚至簡單的致詞﹐都要別人起草。他極少脫離稿子講話。在他晚年的時候﹐即使唸稿﹐也常唸錯。但這樣的人的“報告”﹐卻要全國人民頂禮膜拜地學習。

勃列日涅夫愛好虛榮和愛聽別人阿諛奉承﹐他對表面的榮譽和獎賞有奇特的癖好。他擁有的勛章和獎章總共達兩百多枚﹐其中包括四枚列寧勛章﹑四枚蘇聯英雄勛章。他的有些勛章是在他暗示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帥軍銜就是這樣獲得的。他死後﹐送葬行列中為他捧勛章和獎章的軍官達44人之多。

在勃列日涅夫的帶動和影響下﹐形成了蘇聯歷史上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所特有的那種保持表面穩定﹑安於現狀﹑脫離現實﹑空談盛行﹑自安自慰﹑盲目樂觀的“勃列日涅夫風氣”。各級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大發展﹐黨政機構和人員編制大大增加。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歷史上機關膨脹最大的時期。機構一多﹐製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諉﹑互相扯皮之風日盛。遇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成為常事。據俄羅斯社會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當時黨政領導機構所作的決議能得到執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在蘇聯﹐很長時期內根本談不上什麼輿論監督﹐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它們都要按照官方的統一口徑﹐作為官方的喉舌進行宣傳。明明某些官員劣跡斑斑﹐但是不讓揭露﹐說揭露了就是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抹黑﹔有些官員做的壞事太多﹐官方無法隱瞞﹐也只有以黨紀﹑政紀代替國法﹐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昇官﹐某些部門﹑某些地區明明問題很多﹐民眾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讓說﹐媒體只能報喜不能報憂﹐民眾無可奈何﹐於是就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普遍有被欺騙的感覺。

因為蘇聯長期實行的是官員委任制﹐官員們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下級官員只要取得上級官員和組織﹑人事部門領導的好感就可以昇官。因此﹐官員們弄虛作假﹐誇大虛報成績﹐縮小﹑隱瞞工作中的缺點﹔任何敢於揭露問題真相的媒體記者往往受到打擊。因此儘管下面貪污氾濫﹐人民怨聲載道﹐而媒體上還是到處鶯歌燕舞﹐形勢大好。上層的官員們滿足於報刊上虛假的繁榮和表面上的輿論一律而沾沾自喜﹐因為這些上層官員還有他們的上級﹐他們可以此作為自己的“政績”博得自己上級的歡心達到自己昇官的目的。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
3 阿法納西耶夫﹕《別無選擇》﹐遼寧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4 葉利欽﹕《我的自述》﹐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5 阿利盧耶娃﹕《僅僅一年》﹐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1980年編印。
6 阿利盧耶娃﹕《僅僅一年》。
7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頁。
8《蘇聯共產黨第19次代表大會文件彙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10 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
11 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
12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48~51頁。
13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 葉利欽﹕《我的自述》。關於葉利欽反腐敗請參看黃葦町著《蘇共亡黨十年祭》第
64~65頁。
15 葉利欽﹕《我的自述》。
16 葉利欽﹕《我的自述》。
17 葉利欽﹕《我的自述》。
18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115頁。
19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117頁。
20 阿法納西耶夫﹕《“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
21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頁。
22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第9頁。
23《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4~145頁。
24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第329頁。
2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3頁。
26 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書信集》﹐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頁。
27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122頁。
 

垄断真理的后果

 由於壟斷真理﹐對思想的鉗制﹐對思想文化的專制﹐稍有不同於官方的意見﹐就認為是異端邪說﹐就批判﹑就處分﹐就動用專政工具整肅﹑鎮壓。或投入監獄﹐或關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國和剝奪公民權﹐等等﹐這就引起一系列災難性惡果﹐最終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

第一﹐思想僵化﹐教條盛行。蘇聯建立後﹐先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教條﹐進而又將它變成了宗教。以後﹐則把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斯大林文集》當成宗教教科書。由於領導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見解﹑新理論﹐御用學者們看領導者的臉色行事﹐以照抄教條﹐編造大話﹑空話﹑假話為能事﹔廣大學者則懾於專制的恐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十月革命後的70多年中﹐儘管世界上和蘇聯社會都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但在思想理論上﹑各個社會學科上都沒有得到相應的反映。僅就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變化來說﹐殖民主義崩潰了﹐發生了兩次科技革命﹐高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階級的面貌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可是對於這一切﹐作為本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沒有任何變化﹐還是老一套。正如阿爾巴托夫所說﹕“所有這
一切在我們的社會政治思想中實際上都沒有得到多少有一點兒能說得上是合適的反映﹐因此也就不可能在政策中得到應有的考慮。其後果是災難性的。”22

第二﹐禁錮思想﹐毒化氛圍。斯大林死後﹐那種動輒鎮壓的惡行收斂了一些﹐但指導思想和專制的政治體制及其運行機制沒有絲毫改變﹐仍然實行文化專制﹐壓制不同意見﹐毒化政治氣氛﹐使文藝界﹑新聞界﹑一般知識界一切善於思考的人們本來已經感到很沉悶的氛圍繼續惡化。

對於一些不同政見者﹐實際上就是一些在政治上與官方持不同意見者﹐除了動用充當“思想文化警察”的宣傳部不時地打壓外﹐還動用專政工具克格勃﹐指令基層黨組織和居民區的群眾予以監視﹐鼓勵“揭發﹑檢舉”﹐檢查私人信件﹐竊聽﹑監控電話。這樣一來﹐一方面造就一些小特務﹑告密者﹐他們為一己私利﹐不惜昧著良心﹐陷害那些敢講真話的公共事務代言人﹐其影響便是社會道德淪喪﹔另一方面是廣大幹部和群眾隨時提防遭人揪到辮子﹐害怕被監視﹑告密而噤若寒蟬。同事﹑朋友間乃至家人之間也不敢講真話。在公開場合﹐大家都一起按著上面定的調子唱頌歌﹐說空話﹑套話﹑廢話。表面上﹐好像風平浪靜﹑高度一致﹐實際上是萬馬齊喑﹑鴉雀無聲的後面﹐掩蓋著即將噴發的火山。鄧小平說得好﹕“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23

第三﹐扼殺精英﹐庸才輩出。由於領導者拒絕逆耳之言﹐聽不進不同意見﹐自然就會對各路精英和有識之士或拒之千里﹐或壓制扼殺。正如阿爾巴托夫所說﹕“極權專制的最可怕的後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資源的貧乏和枯竭。”24 人們看到﹐無論是赫魯曉夫時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提拔到最高領導層的政治局成員﹐其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與他們擔當的職務要求很不相稱。這些人中﹐除個別外﹐可以說是“絕對平庸”。這既指他們的天賦和才能﹐也指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他們差不多都是些雜牌學校出來的﹐什麼函授學校﹑黨校訓練班之類﹐說明他們的基本文化科學素質都十分欠缺。這樣的人之所以能爬到黨的領導高層﹐並非是有什麼真才實學﹐或有什麼顯著業績﹐而是由於能夠緊跟上司﹐亦步亦趨﹐在多次政治風浪中能夠巧避鋒芒﹐有一套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因為他們壓根兒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另一方面﹐由於機遇﹐進入了黨魁的視野﹐被安排為接班人。而領導者之所以喜歡這種平庸之輩﹐除了聽話﹑能貫徹自己的意圖外﹐還因為免除了強者對自己權力的挑戰。領導者自己挑選接班人這個傳統方法本身﹐就是一種十分落後的封建主義的作法。沿襲這種辦法﹐是專制制度所必需﹐因而庸才輩出也正是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

鄧小平說過﹕“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25 蘇聯的垮臺﹐不正是這樣的嗎﹖由於思想僵化﹐生機磨滅了﹐社會停滯不前了。而領導者還不願意承認這一嚴峻的現實﹐轉變思路﹑探索改革﹑激活生機﹐而是堅持教條﹐掩蓋矛盾﹑抵制改革﹑維持現狀。社會上經濟停滯﹑民族矛盾﹑生態破壞﹑教育和健康狀況惡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貧困等等﹐在領導者眼裡似乎都不存在。於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各種被掩蓋的矛盾終於爆發﹐貌似強大的蘇聯崩潰於一旦。 

.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使问题无法解决

“三壟斷”使蘇共獲得了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俄共在一夜之間﹐從被壓迫者變成了統治者。但是如何治理好這樣一個滿目瘡痍的龐大國家﹐對於俄共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他們並沒有做好治理國家所必須的思想﹑組織﹑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準備。由於文化和政治素養不高﹐許多俄共黨員並不具備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觀念﹔他們在政務活動中不斷表現出了諸如專橫跋扈﹑驕傲自滿﹑爭權奪利﹑腐化墮落等歷代統治者常見的惡習。為此﹐被列寧譽為“革命之鷹”的國際工運活動家盧森堡曾經不無憂慮地指出﹕“黨內過度的集中制和日益增長的專制因素﹐將使國家的政治生活陷入窒息和癱瘓。沒有普選﹐沒有廣泛的新聞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思想的爭論﹐官僚政治將會橫行﹐並使公共生活銷聲匿跡。出類拔萃的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和精英人物﹐只能被‘請去開會’﹐為的是給領袖人物歡呼﹑喝彩﹐並為他們提出的議案舉手通過。”26 托洛茨基也在給黨中央的一系列公開信中批評了黨機關的“官僚化”﹑“特殊化”和“脫離群眾”﹐並說﹕“官僚主義的橫行有使黨陷入絕境的危險”﹐“我們的‘老近衛軍’有逐漸蛻化﹑僵化的危險”。托洛茨基的話並非危言聳聽。

對於上述嚴重情況﹐列寧也早有察覺。為了有效制約政治權力的過分集中﹐列寧曾於1920年9月4日蘇共九大召開的前夕﹐以黨中央的名義向全黨發出了一封公開信﹐提出設立“一個同中央委員會平行的監察委員會”的建議。幾天後﹐此建議在蘇共九大獲得通過。它的主要任務是向違反黨紀現象以及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作鬥爭。它獨立於中央委員會﹐而直接向黨的代表大會負責。同年﹐列寧又提議設立“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又稱工農檢查院﹐由斯大林領導）﹐專門負責對國家機關各部門工作進行監督和檢查。它雖然取得過一些成績﹐但很快又變成一個有濃厚官僚習氣的機構﹐因而遭到了列寧的嚴厲批評。

列寧逝世後﹐蘇共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操縱下﹐作出了削弱中央監察委員會（簡稱中央監委）職權的決定。大會規定只有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委員各五人有權出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且僅有發言權而無表決權﹐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央監委委員可以參加“一切”黨的會議的規定。

1929年﹐蘇共開展了“清黨”活動﹐這本應是一個打擊投機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以及一切腐敗行為的活動﹐但卻在斯大林把持下﹐利用監委去打擊不同意見者。許多敢說真話的黨員被清除出黨。27 監委領導人奧爾忠尼啟則因無法理解殘酷的現實而被迫自殺了。

1934年1月﹐蘇共召開了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使對斯大林的崇拜達到空前高漲。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撤銷了以往歷屆《黨章》中關於監察委員會的章節﹐取消了監察機關監督黨委會制定有關決議的規定﹐致使監察機構完全變成了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再也無法對中央委員會行使監督的職權。而且新《黨章》還規定﹐它（中央監委）對中央委員會的任何決定均無權參與和監督﹐而只能對這些決定的貫徹和執行進行監督。由此可見﹐列寧所倡導和設計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黨內監督體制已被完全“修正”。致使黨內民主氣息越來越少﹐封建家長式作風和官本位現象日益盛行﹐黨內官僚主義極度氾濫。

1953年﹐赫魯曉夫當選蘇共第一書記後﹐曾為克服斯大林專制的後果﹐恢復正常的政治制度和黨的監察制度﹐作過一些努力。1962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再次決定將黨和國家的監察機關合併。但由於赫魯曉夫逐步以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取代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往往不顧別人的意見﹐專斷地發號施令﹐黨的監督對他本人來說﹐仍是空白。

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當權後﹐也曾對黨和國家監察機關進行過一些形式上的變革。但由於勃列日涅夫不僅安於現狀﹐而且實際上更熱衷於舊的體制﹐使腐敗現象更加大規模地氾濫起來。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蘇共實行的是“老人政治”﹐在政治體制上沒有多大的革新﹐儘管從形式上看﹐蘇共的監察機構一直存在（1981年各級監察機構共4600人﹐人民監督員達一千萬人）﹐但實際上這些監察機構已形同虛設﹐只是為某些人就業提供了不錯的“飯碗”。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總書記。起初﹐人們曾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能領導蘇聯走出困境﹐健全法制﹐強化黨的監察體制以遏制腐敗。1986年2月25日﹐蘇共二十七大通過決議強調﹕“黨內不應當存在不受監督和拒絕批評的組織。”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又提出了監督不應該有禁區的原則。1988年﹐蘇共召開了二十九次代表會議。大會指出﹕“建立一個選舉產生的權力機關的﹑統一的國家~社會監督體系﹐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3月﹐蘇共鄭重討論了恢復列寧時期的監察體制﹐即將中央監察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地位保持平等﹐並制定了《中央監察~檢查委員會條例》。隨後又規定﹐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不能同時兼任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也不能擔任蘇共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蘇共二十八大更通過了《蘇聯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條例》﹐並詳細規定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任務。

從表面上來看﹐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監察制度﹐特別在蘇聯解體前夕召開的蘇共二十八大制定的監察制度﹐似乎又恢復了列寧時期的監察體制。但監察工作從來都不是脫離整個黨的工作﹐以及黨的一貫主張和政治路線的﹐特別是不能脫離社會的發展狀況而孤立存在的。由於蘇共長期削弱黨的監督體制﹐黨內民主和監督很不夠﹐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太深的傷害﹐大多數黨員和群眾對蘇共遲到的監督體制改革已經失去了信心。加之戈爾巴喬夫的整個改革缺乏嚴謹的方法和步驟﹐致使黨的隊伍渙散﹐無政府主義氾濫﹐最終導致政治局勢徹底失控。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最好的監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蘇聯黨和國家垮臺的命運。1991年9月23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蘇共解散﹐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長期被虛置或被扭曲的命運也隨之結束。

縱觀蘇共監察機構曲折的歷史﹐就會發現不少問題。一是黨的監察機構的權力弱化﹐缺乏獨立性。這違背了列寧的初衷。斯大林時期﹐蘇共監察機構成為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權力不斷弱化。顯然﹐如果被監督者領導著監督者來監督自己﹐監督者籠罩在被監督者的權勢之下﹐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人們所期望的清明廉潔的政治就只有寄託於當政者的民主素養和道德良心﹐但這往往是靠不住的。二是黨的監察機構被扭曲﹐一度成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見﹑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三是監察機構本身演變成一個具有濃厚官僚主義習氣的場所和部門﹐讓官僚主義者來反對官僚主義的腐敗現象顯然是不現實的﹐至少是不可能徹底的。

就這樣﹐在沒有任何有效監督的情況下﹐蘇聯的官僚階層長期以來已經通過種種不正當甚至不合法的手段佔有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所謂私有化的經濟改革﹐不過是使他們侵吞社會財富的事實合法化而已。蘇聯劇變後的進程表明﹐最大的贏家不是“倒爺”﹐也不是不同政見者﹐而是過去黨和國家的高級官員。他們搖身一變﹐成了今天俄羅斯的新顯貴。據俄國《消息報》報道﹐到1996年﹐前蘇聯官方出身的人員﹐在總統周圍佔75％﹐在政黨領袖中佔57.1％﹐在地方精英中佔82.3％﹐在政府中佔74.3％﹔這些人在前蘇聯時期就屬於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絕對不會贊成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因為民主改革就會限制他們的特權和權力﹐他們可以用種種藉口如什麼“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等藉口﹐頑固地阻止民主改革。於是﹐28 本節為作者與李英合作。文中關於柏林牆的倒塌和兩德統一這一部分是李英留學德國時親歷的紀錄 — 作者註。

他們就徹底喪盡了人心﹐因此在蘇聯解體時﹐很少有群眾出來支持蘇共﹐解散蘇共並沒有遇到任何抵制。後來﹐重新成立的共產黨組織也聲稱﹕“並不想使前共產黨復活”﹐因為它已經“名譽掃地”了。

而這也就是“三壟斷”的必然結果。

當年列寧把遏制腐敗的希望寄託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他以為﹐由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可以和執掌黨權的中央委員會長期平起平坐﹐並監督制約它。但列寧忘記了自己說過的話﹕“總書記掌握無限的權力。”正因如此﹐總書記（以及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可以操縱選舉﹐使選出的代表不代表廣大黨員和廣大人民的意志﹐而成為總書記的馴服工具﹐這就是監察委員會逐漸成為總書記（以及各級黨委第一把手）的“下級”的原因。蘇共長期堅持一黨專政﹐任何不同聲音和發表不同聲音的人﹐很快被鎮壓下去。執政黨和官員們即使犯了多大的錯誤和罪惡﹐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它﹐廣大群眾長期積壓起來的憤怒一旦爆發﹐便會形成摧毀整個舊制度﹑使國家改變顏色的鉅大力量﹗

蘇共“三壟斷”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二、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及其完结
 

（一）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蘇論戰中﹐中國共產黨曾多次譴責蘇聯共產黨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1968年﹐蘇軍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周總理發表談話﹐譴責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侵略行為。

1969年﹐我國發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0週年的口號﹐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社會帝國主義﹗”﹐把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都列為“反對”的對象。

1970年4月21日﹐《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題為〈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的文章﹐對此加以論述。什麼是社會帝國主義﹖列寧說﹕社會帝國主義就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29 列寧幾十年前說的話﹐完全符合後來的蘇共的許多對外行為。

為什麼蘇共實行社會帝國主義﹖

應該說﹐蘇共曾經對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各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很大的幫助﹐但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蘇共長期以“老子黨”自居﹐對他國的共產黨﹐名義上說是“兄弟黨”實際上常視為“兒子黨”﹐干涉他們的內政﹐要求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照搬蘇聯的模式（在政治上一黨專政或變相的一黨專政﹐在經濟上實行單一公有
制的計劃經濟和對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要求各國的共產黨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必須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並且把一些國家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與美國爭霸。這就是蘇聯實行社會帝國主義（或稱霸權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的根源﹐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且看一系列事實。

1﹑蘇﹑南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947年9月﹐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意大利﹑法國九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的領導人集會﹐建立了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總部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

南共提出“把工廠交給工人﹐把土地交給農民”的社會主義自治思想﹐在意識形態方面與蘇共相左。1948年3月﹐蘇聯以蘇專家在南“被敵意所包圍”為藉口﹐撤回駐南的顧問和專家。南共領導人鐵托致函蘇外長莫洛托夫﹐指出蘇所得的情況“不一定都正確”﹐但是蘇置之不理﹐於同年6月﹐情報局宣佈開除南共﹐並號召南國內的“健康分子”起來取代南共領導人。9月﹐蘇宣佈“停止履行”蘇南友好互助與戰後合作條約﹐同年底蘇開始對南實行貿易制裁。10月﹐蘇要求南駐蘇大使離蘇。11月﹐情報局宣佈南共是“劊子手和特務當權”。1951年7月21日﹐莫洛托夫宣佈“南的命運已落入間諜和奸細的手中”﹐“成了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工具”。1952年10月﹐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上指責南共領導人“充當了美國的代理人”。

南共一直拒絕蘇共的指責﹐並表示願意同蘇合作﹐但“這種合作必須以尊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獨立﹐並且不干涉我國內政為基礎”。

1952年11月3日﹐鐵托在南共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說﹕“南原來很信任蘇聯﹐但後來發現蘇聯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走上了沙皇俄國的道路﹐即大俄羅斯國家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用帝國主義的方法以促進蘇聯國家利益的道路﹐同時力圖用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的詞句來掩蓋這一切”。應該說﹐鐵托根據事實作出的分析是深刻的﹐完全符合列寧關於社會帝國主義的定義。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6月蘇聯主動向南表示了恢復正常關係的願望﹐接著蘇﹑南雙方領導人互訪﹐並發表聯合宣言﹐蘇﹑南關係有所好轉。但1956年10月發生匈牙利事件﹐蘇聯出兵鎮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民主改革﹐蘇聯又出兵鎮壓﹔1979年﹐蘇軍侵略阿富汗﹐對於這些﹐南斯拉夫都予以譴責﹐表示憤慨。南共宣稱﹕我們只是在思想上信仰社會主義﹐但不屬於“社會主義大家庭”。1969年4月﹐蘇軍侵捷後﹐南發表聲明﹐表示不承認任何人對南的“監護權”﹐並表示將“全民防衛﹐對付任何想攻擊南斯拉夫的人”。

以後蘇南關係雖有不同程度的緩和﹐但一直到1985年3月﹐由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蘇南領導人會晤﹐雙方關係才完全恢復正常﹐經貿也得到發展。

2﹑華沙條約

1955年5月14日﹐蘇﹑保﹑波﹑匈﹑羅﹑捷﹑民德（東德）和阿爾巴尼亞等八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在波蘭首都華沙會晤並締結了友好互助條約 — 《華沙條約》。根據這個條約﹐這些國家成立了“軍事政治同盟”﹐名義上是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的﹐但實際上蘇聯成為這些國家的“保護者”。在這些國家裡經常駐有大量蘇軍（如在民德有35萬蘇軍）﹐華沙條約國聯合武裝部隊的總司令﹑第一副司令和參謀長以及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委員會的秘書長﹑各國國防部長委員會的主席等主要職務均由蘇方人員擔任。條約並規定﹐在未來的“聯合作戰中﹐各成員國組成的戰役兵團”也由蘇聯統帥部指揮。這樣實際上蘇聯成為華沙條約各國的“太上皇”。

3﹑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在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東歐六國和蘇聯所定的條約中﹐都規定“尊重各國主權﹐互不干涉內政”﹐“不以武力相威脅和使用武力”作為相互關係的準則﹐但實際上蘇聯多次出兵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如1968年蘇軍鎮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5日﹐諾沃提尼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職務﹐杜布切克繼任。3月22日﹐諾沃提尼又辭去總統職務﹐由斯沃博達繼任﹐同時捷共中央改組﹐提出新黨綱﹐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並允諾給斯洛伐克以較大的自治權。這種行動被稱為“布拉格之春”﹐但引起了蘇聯的疑慮。不久﹐捷共新的中央又通過《行動綱領》﹐提出打算著手建立一個“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社會”。

蘇聯認為這就是捷的“自由化”。6月下旬﹐華沙條約國武裝部隊開始在波﹑民德﹑捷等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7月中﹐蘇召集民德﹑匈﹑保﹑波等國領導人在華沙舉行會議﹐討論所謂捷的“自由化問題”﹐並聲稱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7月22日﹐杜布切克拒絕蘇提出的去華沙或莫斯科參加會議的“邀請”﹐於是蘇聯宣佈由蘇共政治局全體委員組成的龐大使團將訪問布拉格。7月29日﹐蘇共使團和捷共中央主席團舉行會議﹐雙方分歧如故。8月30日﹐蘇﹑民德﹑匈﹑波﹑保等五國領導人同杜布切克舉行會議﹐會議後聲明說“保衛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成果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8月20日﹐蘇糾集上述各國部隊對捷進行突襲﹐佔領捷全境﹐入侵部隊達65萬人之多。

8月23日﹐中國總理周恩來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及其追隨者侵捷並指出這是社會帝國主義行為。南共及世界各國也紛紛對蘇進行譴責﹐但蘇悍然不顧﹐於8月27日用坦克把杜布切克等押到莫斯科“會談”。原來準備把杜布切克等秘密處死（罪名是“反革命”）並任命一個新的傀儡班子﹐但新的總統斯沃博達堅決反對﹐和勃列日涅夫爭吵甚至拿出手槍準備自殺﹐這才使勃氏妥協﹐發表公報﹐把武裝部隊侵捷說成是“盟國軍隊暫時進入捷領土”。10月3日﹐蘇強迫杜布切克等接受“關於蘇軍暫時留捷的條件”。11月中旬﹐勃氏在波蘭工人黨的會議上﹐提出所謂“有限主權論”。羅馬尼亞總統發表聲明說﹐限制華沙條約的某一成員國的主權的理論﹐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的準則。

蘇軍的入侵激起捷廣大的人民強烈憤怒﹐1969年捷克布拉克查理大學學生帕拉赫悲憤已極﹐在廣場自焚表示抗議﹐捷各地數十萬群眾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反對蘇軍佔領。對於這些﹐蘇聯不屑一顧﹐不僅繼續強佔﹐而且強迫捷共解除杜布切克的第一書記職務﹐由比較順從的胡薩克繼任﹔並對捷共黨員幹部實行大清洗﹐佔黨員總數三分之一的50萬黨員被清除出黨。30 31 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用陰謀的手段把赫魯曉夫搞下臺﹐勃氏擔任總書記﹐執政18年﹐1982年11月去世﹐安德羅波夫繼任﹐1984年2月9日﹐安又去世﹐由契爾年科繼任﹐1985年3月10日﹐契又去世﹐由戈爾巴喬夫繼任。

這是捷人民的不幸和悲哀﹐因為當時在蘇主政的是勃列日涅夫﹐而到了1989年﹐在蘇聯主政的人換成了戈爾巴喬夫﹐在兩德統一時﹐民德（東德）的人民就幸運多了。31

4﹑關於柏林牆倒塌和兩德統一

二戰結束後﹐根據有關協議﹐戰敗國德國被美﹑蘇﹑英﹑法劃分為四個佔領區。1949年8月14日﹐西部美﹑英﹑法佔領區合為一體﹐宣佈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國東部（蘇佔區）也組建了政府﹐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民德）”﹐兩個德國就這樣形成了。作為戰前首都的柏林位於東德的中東部﹐它也被劃為四個佔領區﹐蘇佔區稱為東柏林﹐是東德的首都﹐美﹑英﹑法佔領區稱為西柏林﹐是西德的一個州﹐它如同孤島一樣處在東德的四面包圍之中。
這個孤島﹐曾經爆發過一場國際危機﹐把“冷戰”演繹到了極致。

1948年﹐蘇聯切斷了西柏林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一切鐵路﹑公路和水路交通運輸線﹐企圖迫使西方國家放棄他們在西柏林的權利。於是美國和英國從這一年6月26日開始每天向西柏林空運生活必需品﹐持續達11個月﹐直到1949年5月4日蘇聯同意解除封鎖。此後﹐空運又繼續到9月30日﹐耗資共2.24億美元﹐運送食物﹑原料﹑機器和其他物資共232.3738萬噸。而結束封鎖的原因是﹐西方對東德的交通運輸也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特別是西方禁止進口東歐集團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資﹐使東歐集團受到鉅大的壓力。

由於東德實行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而西德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東德的經濟落後於西德。戰後的頭五年﹐即1945~1950年﹐東德的經濟只相當於1936年的73％﹐而西德則為117％。1960年﹐民主德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974美元﹐聯邦德國為1320美元﹐相差只有三分之一多一點。而到了30年後的1990年﹐民主德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4144美元﹐聯邦德國為23980美元﹐聯邦德國是民主德國的5.8倍。這必然引起生活在東邊的民主德國人的不滿和對聯邦德國富裕生活的嚮往。32 而且西德比東德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因此有大量的東德人不斷逃向西德。儘管1957年通過的東德法律規定﹐未經允許逃離東德者將被處以三年的監禁﹐但截止到1961年﹐陸續有近350萬東德人逃亡西德﹐約佔東德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數是醫生﹑教授﹑工程師和政府官員。因此東德政府千方百計予以阻止﹐在東西柏林之間建立了柏林牆﹐在東西德之間﹐也拉起了鐵絲網和隔離地帶。

1961年8月13日﹐一個陰鬱的星期天。東柏林人一覺醒來﹐聽到的第一條新聞是﹕“華沙條約國請求東德政府對柏林內部和周邊地區建立有效的控制。”一個小時內﹐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81個路口均被封鎖﹐剩下的也隨即關閉。東德與西柏林間所有的交通路線全部切斷﹐地鐵和有軌電車也不再通行。一道被稱為“柏林牆”的東西一夜之間從天而降。

“柏林牆”是用灰色水泥預製板和磚塊砌成。全長166公里﹐其中46公里橫穿柏林市﹐其餘為西柏林同東德波茨坦專區和（奧德河畔的）法蘭克福專區的分界線﹐把整個西柏林環形包圍﹐只留有九個過境通道。柏林牆並非只是一堵牆﹐而是東西兩堵牆﹐均高約3.5~4米﹐兩牆之間是一條寬窄不等（平均50米寬）的狹長地帶﹐作為控制區﹐其中建有一條寬6~7米的軍用車輛通道﹐在108公里長的地段挖有攔截汽車的坑道﹐有的地方深達五米。沿著柏林牆總計有265個瞭望塔﹑137個碉堡和274個養有警犬的設施﹐牆上普遍裝有報警器和照明設備﹐一接觸鐵絲網就會發出警報聲。

西柏林的青年人用彩筆在柏林牆上畫出各種各樣的斑斕圖畫﹐以此來表示無奈和憤慨。

在建柏林牆的同時﹐東德在與西德的整個邊界上也拉起了鐵絲網﹐挖掘了鬆土帶﹐並逐步設立了嚴密的觀察哨所和自動射擊裝置（直到80年代﹐在西德人的強烈抗議下﹐同時西德政府以兩筆鉅額貸款為交換條件﹐才使這些自動射擊裝置被清除）。1963年6月21日﹐東德國防部長簽署了一條命令﹐對居住在距離邊境線30~100米範圍內的東德居民進行嚴密控制﹐任何人企圖進入這一區域都需要特殊許可﹐否則就要接受嚴厲的懲罰。在東西方關係最緊張的時候﹐邊境線一帶還埋設了70多萬顆地雷。

據說﹐這個柏林牆工程的代號﹐竟然是“中國長城第二”。

聞名天下的中國長城﹐修建在崇山峻嶺和大漠戈壁﹐綿延萬里﹐中國人建它是為了抵禦外族入侵﹐不曾想竟成為後人引以為榮的歷史文化遺產﹐更沒料到會有外國人拿它說事兒﹐借其美名﹐卻附加給功能涵義完全不同的另一道牆。

柏林牆建起之後﹐仍然有人不顧危險冒死翻牆逃跑﹐東德士兵便向逃跑者開槍﹐釀成了一幕幕悲劇。西德人在牆的這一側為死難者立起了墓碑﹐一個十字架就是一個冤屈的靈魂﹐每一個十字架上都標有死難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大多數是“無名氏”。根據史料﹐從1961~1989年的28年間﹐在柏林牆和兩德其他邊界上﹐共有201名“偷越國境者”被開槍打死。他們用生命實踐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格言。最後一名是一個叫古埃勒夫的20歲青年。1989年2月5日晚9時﹐古和他的朋友高迪安試圖偷渡柏林圖爾托夫運河﹐在匍匐三個小時後﹐古因觸動警報器被打死﹐高受重傷。有人嘆息﹕“如果他們有先知﹐再過幾個月以後就可以自由進入西柏林﹐就不會這樣白白犧牲了”。

誰都沒想到﹐搬動柏林牆上第一塊石頭的﹐竟然是匈牙利這個中歐小國。事情是從羅馬尼亞的匈牙利族人大批逃出羅馬尼亞開始的。當時的羅總統齊奧塞斯庫要求匈牙利交還出逃人員﹐匈牙利予以拒絕。1989年3月底﹐匈牙利總理內梅特前往蘇聯摸底﹐戈爾巴喬夫明確告訴他﹕“只要我坐在這個位子上﹐蘇聯就不會干預。”當時蘇聯在匈牙利有八萬駐軍。蘇聯的態度給匈牙利吃了定心丸。內梅特回國後﹐匈牙利正式加入了《日內瓦難民公約》﹐憑這項公約匈牙利就有權拒絕交還難民﹐這等於給東歐諸國送去了一個匈牙利脫離東歐集團的信號。5月﹐匈牙利又作出一項決議﹐開放與奧地利的邊界﹐清除埋設在260公里長的邊界的地雷﹐打開了東歐國家與西方的通道。6月27日﹐匈牙利外長久拉.霍恩和奧地利外長阿洛依斯.莫克象徵性地在奧匈邊界剪斷第一截鐵絲網後不久﹐一批批東德人便通過到匈牙利旅遊的機會逃往奧地利﹐繼而逃往西德。新一輪更大的逃亡潮開始了。

柏林牆的歷史竟然與“逃亡”一詞共生共滅﹐它因逃亡潮而建﹐又因逃亡潮而垮﹐真是匪夷所思又耐人尋味。

人們在德國﹐幾乎天天從電視上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 成千上萬的東德人借著去匈牙利旅遊的機會﹐越過匈奧邊界﹐進入奧地利﹐然後再從奧地利奔向西德﹐而西德對東部的同胞兄弟敞開懷抱﹐來者不拒。

捷首都布拉格同樣成為東德人逃往西德的通道﹐一群群東德人開車來到布拉格﹐他們把車扔在大街上﹐飛快地跑進了西德駐布拉格的大使館﹐成人們先把孩子和玩具熊舉過欄杆﹐送進使館內後院﹐然後乘警察未趕到時自己也翻牆而入。這時警察趕來了﹐把正在爬牆的人往下拉﹐院裡的人則把他們拼命往裡拽……天黑了﹐使館內成百上千的難民輪流睡覺﹐大廳裡搭滿了雙層床﹐後院扯起了應急帳篷。下雨了﹐冰冷的雨水把院子弄成了泥潭﹐可是仍然有更多的人想闖進來。

第二天﹐更多的人來了﹐重複著同樣的事情﹐警察也多起來﹐把使館圍住﹐可是新來的難民更多﹐又把警察圍起來。他們說什麼也不肯回去﹐他們只有一個願望﹕要西德政府接受他們。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波蘭﹐近兩千多名東德難民匯聚在華沙的西德使館門前﹐他們不願再回東德﹐要求做一名西德人。

時間很快到了9月底﹐一直密切關注局勢的西德外長根舍於9月30日﹐飛抵捷首都布拉格﹐在西德使館陽臺上亮相﹐他宣佈﹐在那裡的東德人將獲准移居西德。話沒有講完﹐欣喜若狂的聽眾就爆發出陣陣歡呼聲。

西德的一位護送者隨這些東德移民一同乘車奔赴西德﹐當他目睹列車夢幻般地從東德通過時﹐他也感到兩德統一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一列列專車載著成千上萬的叛逆者奔向西方﹐這使東德局勢更加動盪﹐人民要求開放邊界自由來往﹑要求兩德統一的呼聲越來越高。東部各大城市不斷舉行遊行集會﹐廣場上的群眾講壇和教堂裡的自由辯論磁石般吸引著普通市民。萊比錫市更是欲罷不能﹐漸漸形成每逢星期一下午人們上街遊行的勢頭。東德民眾不僅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更喊出“我們是一個民族”﹑“德國﹐統一的祖國”等新口號﹐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此時的東德政府還被頑固保守的昂納克控制﹐一個鎮壓人民的方案在緊鑼密鼓地暗中準備著。但是﹐今天的東德人民一改幾十年來的逆來順受﹐表現出蕩氣回腸的大無畏勇氣和智慧。

10月9日﹐七萬萊比錫人舉行了空前規模的示威遊行﹐就在這個時候﹐“當局要嚴厲鎮壓”的消息也在四處流傳。警察全副武裝﹐手持手槍﹑衝鋒槍﹐在卡車裡待命﹐所有的卡車都沒有熄火。群眾毫不畏懼﹐高呼“我們是人民﹐我們要統一﹐不要暴力”的口號遊行示威﹐東德的警察被感動了﹐沒有開槍。11月4日﹐在東柏林爆發了東德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示威﹐近百萬人走上街頭。警察也沒有開槍﹐11月7日東德政府辭職了。

1989年11月9日﹐在記者招待會上﹐主持會議的民德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宣佈了東德新旅行法（草案）的內容﹐並說“私人出國旅行今後無須說明理由”﹐接著又說﹕“按我的理解﹐該法從現在就生效﹐立即生效。”這時是下午6時53分。其實﹐當時新旅行法草案還沒有獲得通過。

這個時候﹐東德的其他領導人正在閉門開會﹐誰也不知道發生了這種事情﹐而東德的群眾從電視實況轉播中都清楚地聽到了沙博夫斯基的話。世界各大通訊社幾分鐘後紛紛轉發這一消息﹐稱“民主德國開放邊界﹐柏林牆不復存在”。

在西德首都波恩﹐聯邦議院中斷了會議﹐向媒體發表聲明。社民黨主席弗格爾說﹕“這一決定表明﹐柏林牆在28年之後﹐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義。”議員們激動地唱起了國歌。

當晚8時15分﹐第一批約80個東德人已經來到柏林牆邊打探消息﹐到晚上11時﹐過境關卡上聚集了三萬人。11時過後不久﹐東德的國家安全部少將尼布林下令打開邊界。其實﹐晚上9時30分左右已有數不清的人從東柏林進入了西柏林﹐東德的邊防警察已經無法阻止他們了。通過缺口向外湧出的人越來越多﹐懸念變成了狂歡﹐西柏林人也加入到夢想變為現實的神話之中。他們衝向東柏林人湧入的入口處﹐給客人們拋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以示歡迎。他們甚至把客人汽車排煙的汽油味稱為“自由的芬芳”。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相互擁抱﹐新結識的朋友痛飲香檳﹐人人眼裡閃動著淚花。他們叫呀﹑笑呀﹑唱呀﹑跳呀﹑鬧呀﹐一片沸騰﹐他們將柏林牆由一座監獄變為一個舞臺﹐從而永久地驅散了那裡的邪魔。一批人首先爬上了牆頭﹐像馬戲團裡雜耍戲那樣﹐他們把一個又一個的人也拉了上去。他們打著V型手勢﹐齊聲呼喊﹕“把牆推倒﹗把牆推倒﹗”並唱起“我們必勝”的歌曲﹗

甚至連東德的邊防警衛和國民軍部隊也被捲入這一歡鬧之中。他們在瞬間由看守變成同慶者。一位軍官接受了插在他的步槍膛裡的鮮花﹐又有一位軍官羞答答地把自己的軍帽贈給了一位姑娘﹐這位要軍帽的姑娘給了他一個回報的吻。在勃蘭登堡門前﹐還有一位軍官起先堅守警戒線﹐不讓群眾通過﹐爾後在一位只想在有生之年體驗一回步入另一半柏林的老太太的憤怒和痛苦的眼淚下屈服了﹐親自護送這位老人到了西邊。

此時﹐有些人站在這道“反法西斯的防護牆”上開始用錘子砸牆﹐這些彩色斑斕的柏林牆石以後成了寶貴的文物。

在那個難忘的歲月裡﹐幾乎每一天都是節日。柏林牆開放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在西柏林市政廳門前﹐東西柏林人幾十年來首次聯合聚會。西柏林市長在集會上說﹕德國人如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威利.勃蘭特﹐這位在1961年柏林牆出現時的西柏林市市長﹑在1969年首創對東方緩和政策的前西德總理﹑德國社會民主黨老一輩政治家﹐發出這樣的感嘆﹕“本來就是同根同屬﹐現在又攜手共進﹗”

時任西德總理的科爾也登臺亮相﹐他中斷了對波蘭的訪問﹐風馳電掣般地趕回來﹐這位老練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識到﹕創造歷史的時刻到來了。

幾十年來德國人夢寐以求的國家統一﹐民族團聚﹐竟以這樣的方式拉開了序幕。以往﹐曾經有人評論﹐德國人鬧過不少次革命﹐但是都沒有成功﹐原因在於德國人過於規範化﹐過於拘泥規章制度。但是1989年的秋天﹐東德人民卻鬼使神差﹐沒費一槍一彈就結束了一個時代。萊比錫大學的校長說﹕“難以置信﹐沒有人被殺﹐沒有人受傷﹐沒有一塊玻璃破碎﹐就像有位天使從這裡路過灑下了鮮花。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憶的一刻。”

普通的東德民眾半個世紀以來還是頭一次不用顧及威脅。他們像過節一樣高興﹐他們在西德免費喝豌豆湯﹑喝啤酒﹐免費看西德的足球比賽﹑聽搖滾音樂會和交響音樂會。西德的銀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開業﹐讓每個東德人領取一百西德馬克的“歡迎禮”。然後東德人就去商店買隨身聽和牛仔裝﹐甚至連商店在這個時候也不用遵守嚴格的法定營業時間。東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鐵可以不買票﹐西柏林還備有城市遊覽圖﹑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費提供給東德人。

在那段魔幻般的時間裡﹐兩邊的德國人都發現他們真是同根同族。西德人過去一直粗線條地支持統一﹐但同時又把他們的窮親戚當成負擔﹐現在卻認識到﹐他們的的確確對自己的兄弟姐妹極為關心愛護。而東德人呢﹐此時被他們到處遇見的富裕和盛情弄得眼花繚亂。

1989年12月11日﹐由東德﹑西德邊防軍同時行動﹐在一天之內炸毀拆除了邊界上的全部界障﹐把二戰後的冷戰產物一掃而光。為紀念這一天﹐西德電視臺播出一幕幕動人的現場鏡頭﹕屏幕上出現了三姐妹﹐姐姐在30年前遷往西德﹐從此和家人隔斷了聯繫﹐離別時她們風華正茂﹐歷盡滄桑後﹐鐵幕拆除﹐她們終於久別重逢﹐此時的三姐妹﹐個個飛雪染鬢﹐她們無言以對﹐相擁而泣。

從1990年6月13日起﹐三百名東德士兵和六百名西德士兵借助13臺推土機﹑55臺挖掘機﹑66臺起重機和175輛重型卡車的力量﹐開始徹底剷除已被民眾大面積搗毀的柏林牆。到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六段留作紀念的柏林牆﹐其餘的全被鏟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後﹐作為鋪設道路的材料﹐250塊柏林牆牆體分別以1~15萬馬克的價格被拍賣。

1990年10月3日﹐德國正式宣佈統一﹐10月3日被定為神聖的“統一日”。

蘇聯軍隊在東德土地上有35萬駐軍﹐是唯一能夠阻止德國統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幾十年中﹐蘇軍用坦克和刺刀維持著東歐集團的統一。50年代﹐蘇軍鎮壓了東德的民眾起義﹐60年代末﹐坦克軋平了“布拉格之春”﹐這些事件﹐人們記憶猶新。那麼﹐今天呢﹖

戰後幾十年﹐蘇聯不僅是戰勝國﹑佔領者﹐而且是社會主義集團的“老大哥”﹐在雙重身份的重壓下﹐東德人只有俯首帖耳﹐低眉順眼﹐無論是第一任黨和國家領袖沃爾特.烏布利希﹐還是後來的鐵腕人物埃里希.昂納克﹐都要唯蘇聯馬首是瞻。任何一項重大決定﹐沒有蘇聯點頭﹐就無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牆﹐就是經過赫魯曉夫的批准﹐才開始閃電般行動的。

“蘇聯老大哥”對東德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控制著東德﹐同時也牢牢地扼住了東德的經濟命脈。

英國作家艾倫.沃森在一本書中寫道﹕“當西德享受著馬歇爾計劃的各種優惠和西方不斷湧入的投資時﹐東德正在對付蘇維埃竊賊。”二戰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歐洲復興方案》﹐撥款支援殘破的西﹑北﹑南歐各國經濟復興﹐從1948~1952年共撥款131.5億美元（約相當於現在1100億美元）﹐完成了支援復興的任務。而東歐呢﹖經濟重建終於開始了。“老大哥”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後來又叫“經互會”）的招牌下﹐給東歐各國作了分工﹐你生產這個﹐他生產那個﹐不能不服從。東德的任務是製造船隻和重型機械﹐別無選擇﹐因為他們現在的原材料都只能來自東方﹐煤炭﹑鋼鐵都要從蘇聯進口﹐這些進口還必須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產品和價格償還。

“東德的計劃經濟被打敗了”﹐艾倫寫道。“在它最後的五年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從5.5％下滑到1989年的2.8％﹐外債大幅度增長﹐煙霧和粉塵的污染使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大工業中心薩克森成了貧民窟﹐褐煤的露天開採場在鄉村的土地上撕開了幾公里長的傷口﹐住宅樓破敗不堪﹐像哥利茨和阿爾富特這樣的古老而依舊美麗的城市已在市民眼中失去了光彩”。33

上點年紀的東德人或許還記得﹐他們曾在1953年6月對嚴酷的工作規範進行過抗議﹐很快便遭到蘇聯坦克的鎮壓﹐從此﹐他們似乎學會了馴服。

1985年3月起﹐充滿“新思維”的改革領導人米哈依.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他一改前幾任的強硬態度﹐給予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夥伴們更多的自由。他許諾“尊重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方式”﹐承認“誰也不能壟斷真理”。在1988年6月的蘇共大會上﹐戈爾巴喬夫明確否定了蘇聯過去對東歐的做法﹐確認了自由選擇的原則﹐並對“以任何方式﹐甚至軍事方式從外部將一種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強加於人”的行為予以譴責。

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推動了東歐國家的改革﹐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都出現了民主運動﹐蘇聯均不插手不干預。就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東德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兩德統一的“1989年革命”。戈爾巴喬夫本來可以拒絕給東德人以自由﹐拒絕給德國以統一機會的﹐但他決定不這樣做。1989年6月﹐戈爾巴喬夫訪問波恩﹐與科爾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德國自決的權利﹐表明了他願意接受德國統一的信條。從那以後通往“革命”的道路便是不可逆轉的了﹐推倒了柏林牆﹐開放了邊界。在1989年11月那些大事件發生時﹐戈爾巴喬夫雖然看到了兩德統一的可能性﹐但是他認為統一之路還很遙遠﹐並且沒有路標指引﹐需要摸索。然而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簡直就是“一天一個樣”﹐戈爾巴喬夫明智地順應了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這一天﹐科爾提出統一計劃後僅僅兩個月﹐戈爾巴喬夫就認同了德國統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爾和戈爾巴喬夫在高加索舉行了


會晤﹐戈爾巴喬夫同意統一的德國加入北約組織﹐同時他還同意在四年之內撤離在東德的35萬軍隊﹐並承認新德國應擁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權”。

這一協議對雙方來說是“雙贏”﹐對於科爾﹐這意味著統一將馬上成為現實﹐而他將同俾斯麥一樣作為一名統一的總理而名垂青史﹔對於戈爾巴喬夫﹐這是他為建立共有的歐洲大廈而實行的嚴謹外交及緩和政策達到的頂點。在他的推動下﹐舊的聯盟不復存在﹐舊的恩怨一筆勾銷﹐一個新歐洲誕生了。世界性的冷戰結束了。

5﹑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加速了蘇共垮臺和蘇聯的解體

阿富汗是西亞東部的一個內陸國家﹐面積65.23萬平方公里﹐東部與巴基斯坦﹑西部與伊朗﹑北部與當時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為鄰﹐東北部有一塊狹長的地帶與中國接壤﹐全國人口約兩千兩百多萬﹐是一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包括有普什圖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在內的多民族國家。

二戰期間﹐阿富汗宣佈中立﹐1953年阿富汗的查希爾國王任命達烏德為首相﹐期間﹐阿與蘇聯關係密切。1963年﹐達烏德被解除首相職務。1973年查希爾國王到國外就醫﹐達烏德發動政變﹐推翻查希爾王朝﹐宣佈成立共和國。1977年以塔拉基為首的人民民主黨又發動政變﹐推翻達烏德政權﹐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繼續親蘇。1979年9月﹐人民民主黨內訌﹐塔拉基被該黨另一領導人阿明殺死﹐阿明出任黨的總書記兼總理﹐因不滿原來親蘇傾向﹐逐走蘇駐阿大使﹐蘇阿關係日趨緊張。1979年11月29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和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聯名向蘇共政治局提交一份秘密報告﹐說“阿明的政策走向有利於華盛頓”﹐“我們必須竭盡全力避免反革命在阿富汗獲勝﹐防止阿明投入西方懷抱”﹐因此“應採取果斷措施”。此報告獲勃氏和契爾年科同意﹐政治局通過﹐遂於1979年12月23日開始侵阿。12月24~27日﹐蘇軍出動運輸機350多架次從高加索和中亞等地區﹐派遣三個空降師和傘兵團﹐於27日晚搶佔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電信大樓﹑主席府﹑主席官邸等要害部門。整個行動迅速順利﹐只經過短暫戰鬥﹐便殺死了阿明﹐逮捕了一批重要官員﹐後任命人民民主黨另一個領導人卡爾邁勒組成新政府和政府軍﹐配合蘇軍作戰。

蘇聯後又增兵先後共動用了七個摩托化步兵師﹑一個坦克師﹑三個空降師﹑一個殲擊航空兵師﹑三個武裝直昇機團及後勤部隊共十萬多人﹐裝備坦克兩千多輛﹑步兵運輸車和裝甲車三千多輛﹑大炮兩千門﹑戰鬥機和武裝直昇機數百架。他們採用空陸並進的閃電戰方式﹐僅用七天時間就佔領了阿富汗所有重要城市﹑軍事基地和戰略通道﹐他們本以為憑藉先進武器裝備和優勢兵力速戰速決﹐就可以徹底消滅穆斯林反蘇反政府的游擊隊﹐以確保阿富汗繼續留在蘇聯的勢力範圍。

但是蘇軍的入侵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強烈反抗﹐他們拋開過去互相之間的某些分歧﹐聯合起來組成兩百多個游擊隊﹐利用本地人熟悉山地地形的優勢﹐採取避實就虛﹑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使蘇軍機械化大兵團的進攻收效甚微。他們還埋地雷﹐炸斷道路﹑橋樑﹐襲擊機場﹑襲擊分散的蘇軍哨所和巡邏隊﹐使蘇軍疲於奔命。此時﹐美國抓住時機﹐大力支持穆斯林游擊隊﹐稱他們是“自由戰士”﹐包括後來成為恐怖主義組織“基地”領導人的本.拉登的隊伍﹐都曾得到過美國的大力援助﹐美國每年給他們以億美元計的軍事援助﹐給他們精良的現代化武器﹐還幫他們訓練﹐把蘇軍打的焦頭爛額。

這個時候的蘇聯﹐雖然沒有像斯大林時代那樣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但仍然通過克格勃等組織嚴格控制人民﹐他們把國內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抓進監獄或強迫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境。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葉賽寧等都是由勃氏親手批准驅逐出境的。

1968年蘇軍侵捷時﹐蘇聯國內人民強烈反對﹐但勃氏等一意孤行﹐把反對侵捷的人加以逮捕。如格里哥倫科是一位將軍級的蘇聯軍官﹐曾獲列寧勛章﹑兩次紅旗勛章﹑一次紅星勛章﹑衛國戰爭勛章﹐968年他反對侵捷﹐被逮捕﹐精神病專家證明他思維正常﹐但官方硬以患有“偏執狂型精神分裂症”為由硬把他關進精神病院﹐1973年﹐又被判決長期監押。

一位曾經被表揚為蘇共模範黨員的伊凡.雅霍伊莫維奇﹐因反對侵捷被取消模範黨員稱號﹑被免職﹐1969年被逮捕押到精神病院。

1975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蘇聯著名物理學家薩哈羅夫院士獲悉1979年蘇聯決定入侵阿富汗﹐立即表示反對。如果當時蘇共中央認真考慮﹐停止入侵﹐以後的許多損失即可避免﹐但蘇共不但不聽﹐反而說他是“思想自由化”﹐於1980年1月把他逮捕入獄﹐剝奪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取消他國家獎金獲得者的待遇。

其實這些人﹐並不是要打倒蘇共﹐他們只是要求改變蘇共的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政策﹐要求法治和民主。但勃氏等人﹐連這些都不能容忍﹐連蘇聯將軍﹑模範黨員﹑院士這些著名人物都遭到迫害﹐一般群眾只能敢怒不敢言。當時在蘇聯﹐表面上鴉雀無聲﹐實際上民怨沸騰﹐而當權者自以為得計﹐於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很快便使蘇共垮臺﹑蘇聯解體﹗

蘇軍侵阿傷亡慘重。據《真理報》於1989年9月17日公佈的數字﹐蘇軍陣亡1.3833萬人﹐負傷1.1381萬人﹐失蹤和被捕330人。據西方不完全統計﹐蘇軍傷亡約五萬人﹐損失各類飛機數百架﹐耗資金五百億美元。34 還應注意到﹐蘇聯所謂對外援助﹐有許多是要償還的﹐如對我國抗美援朝﹐蘇答應支援32個師的武器裝備﹐但其中有不少是蘇二戰期間淘汰下來的二手貨﹐先進的如反坦克炮就不給﹐使我志願軍遭受許多不應有的傷亡。蘇聯對我國的援助是要我國用大量的農副產品償還的﹐還要計利息﹗而蘇侵阿所耗費的五百億美元﹐如同死亡的軍人一樣一去不復返。

入侵阿富汗是勃列日涅夫等決定的﹐勃氏於1982年去世﹐先後主持蘇共中央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當年都是發動侵阿的決策者﹐他們雖然明知侵阿戰爭損失鉅大﹐但為了保住自己的威信和權力﹐他們是絕不會真正承認錯誤﹑不會真正同意撤軍的﹔只有當1985年3月契爾年科去世﹐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才會考慮撤軍的問題。他考慮到包括中國﹑巴基斯坦﹑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他考慮到蘇國內人民的憤怒﹐更知道侵阿的鉅大傷亡和損失﹐如果戰爭繼續拖下去﹐泥潭只會越陷越深。於是派出代表與有關方面談判﹐1988年5月15日﹐阿富汗﹑巴基斯坦﹑蘇聯和美國達成日內瓦協議﹐蘇軍開始撤離阿富汗﹐1989年2月15日撤軍完畢。

蘇軍侵阿慘敗﹐不只使蘇聯國際地位和聲譽一落千丈﹐而且在國內造成嚴重的問題﹐加促了蘇聯解體的過程。

（1）由於戈氏開放了報禁﹐使人們逐漸知道﹐像侵阿這樣重大的問題﹐竟是只由蘇共政治局幾個寡頭決定的﹐這就是對政權的壟斷。薩哈洛夫一開始就反對卻被逮捕﹐這就是鉗制思想和對真理的壟斷。人們聯繫斯大林時代的暴行﹐就更加深切的感到必須打破這種壟斷﹐實行民主改革的必要﹐這種思想日益普及﹐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強大動力。

（2）戰爭的失敗使高層政治領導人和軍事領導人互相推卸責任﹐矛盾加深﹐軍方地位下降﹐對下級控制乏力。

（3）侵阿的蘇軍中有許多人是中亞加盟共和國的穆斯林﹐而且與阿富汗的穆斯林是同族同裔﹐同是塔吉克人﹑同是烏茲別克人﹑同是土庫曼人﹐這就使不少人認為這場戰爭﹐是蘇共為了俄羅斯人的利益﹐利用穆斯林打穆斯林的“俄羅斯戰爭”﹐這就使蘇聯內部本來就存在的民族矛盾加深。因此﹐在蘇聯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時﹐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迅速宣佈獨立。

（4）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撤退回來的蘇軍老兵﹐紛紛自發的組成許多非政府組織﹐成為對抗蘇聯政府的重要力量。

（5）大慘敗使“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

（6）陸續透露出來的關於蘇軍暴行（如狂轟濫炸把阿富汗很多地方夷為平地﹐約一百萬無辜平民死亡﹐大量難民無家可歸﹐其中三百多萬人逃往巴基斯坦）﹐以及軍官武裝走私等醜行﹐使蘇軍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一落千丈。蘇軍軍人也感到羞恥﹐他們的心靈受到鉅大創傷﹐普遍滋生厭戰﹑反戰情緒﹐並同情政治改革。

在這種大背景下﹐1991年政治改革正在進行時﹐8月19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發動政變﹐把總統戈爾巴喬夫軟禁起來﹐宣佈戈氏領導的政治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命令蘇軍向要求改革的力量開槍﹐被蘇軍拒絕。

政變派還要追捕改革派領導人﹑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這時他跑到俄羅斯國會（白宮）﹐曾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軍官柯亞利別捷夫率領一個團的蘇軍和四輛坦克來白宮保衛葉利欽﹐葉站在坦克上對數萬前來保衛白宮的市民發表演說﹐痛斥政變派的活動為非法﹐此演說影響鉅大﹐震奮人心。政變派又派來十輛坦克和更多的部隊﹐但這些蘇軍還是不向人民開槍﹐支持政治改革﹐於是政變失敗。改革派勝利。

蘇共﹑蘇聯的政權本來就是建立在軍隊暴力之上的﹐現在軍隊拒絕向人民開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日子也就到來了。1991年8月25日﹐戈氏宣佈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並呼籲蘇共“自行解散”。從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和作為全聯盟組織的蘇共中央﹐都停止了活動。1991年12月25日﹐蘇聯改稱為俄羅斯聯邦﹐同日蘇聯總統戈氏把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第二天﹐蘇聯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議﹐宣佈蘇聯停止存在。

這一切都是在和平環境中進行的﹐幾乎沒有任何共產黨組織或黨員個人對此表示公開抗議﹐因為蘇共已經失盡人心。1989年﹐蘇聯社會科學院曾以“蘇共代表誰”為題進行調查﹐結果是﹕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認為蘇共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這說明蘇共已經嚴重脫離群眾﹐遭到了普遍的唾棄。

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引起我國強烈震撼﹐有的先生們如喪考妣﹐他們罵戈爾巴喬夫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在這些先生們的心目中﹐只有像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那樣對政權﹑對經濟和對真理實行三壟斷﹐對內專橫殘暴﹐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對我國虎視眈眈﹐並揚言要對我國實行核打擊﹐對外窮兵黷武鎮壓捷克斯洛伐克﹑侵略阿富汗的社會主義“才是”正宗的“科學社會主義”﹐這些先生們對於社會主義的這種“理解”真是令人難以理解。

馬克思說﹕“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為自身鍛造鐐銬”。恩格斯說﹕“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它用來壓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後總是要反過來反對它自己的。”35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兩段名言﹐像預言一樣準確地指出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正是促使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

29《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8頁。
30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77頁。
31 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用陰謀的手段把赫魯曉夫搞下臺﹐勃氏擔任總書記﹐執政18年﹐1982年11月去世﹐安德羅波夫繼任﹐1984年2月9日﹐安又去世﹐由契爾年科繼任﹐1985年3月10日﹐契又去世﹐由戈爾巴喬夫繼任。
32 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第79頁。
33 艾倫.沃森﹕《德國人 — 他們現在是誰﹖》（中文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大使館1997年印行﹐第196~197頁。
34 從1954~1983年的30年內蘇聯為40個發展中國家加強國防﹐給予援助約六百多億美元﹐而1979年入侵阿富汗一項即耗資五百億美元﹐可見侵阿耗資之大。
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586頁。


三、俄罗斯联邦改革的阵痛和进步

 

1991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是蘇聯的法定繼承國。

俄羅斯聯邦在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經濟改革中﹐出現了大規模經濟下滑。據官方統計﹐1996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比1991年下降約50％。

 
（一）


但實際產量是否下降了這麼多﹖影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些需要具體的分析。

1﹑在蘇聯時期﹐GDP中﹐包括大量的軍工廠的產品﹑未完成的建設項目和計劃經濟下的劣質產品（有人估計這些共約佔當時GDP的50~70％）。因此﹐蘇聯當時GDP數字雖然很高﹐但居民生活消費品卻很少﹐商店貨架經常空空如也。當時的蘇聯政府中了美國的詭計﹐和美國大搞軍備競賽﹐消耗了大量國家資源。冷戰結束後﹐大部分軍工企業被迫停產改造﹐連帶引起一部分重工業﹑化工業﹑電子工業也停頓或減產﹐引起許多工人失業。軍工產品特別昂貴﹐一輛現代化的坦克的產值相當於幾十輛汽車﹐更不要說飛機﹑導彈和核武器了。這些產業一停產或減產﹐必然出現整體GDP數字大幅度下降。

2﹑蘇聯時代實行的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地方官員和公有制企業的經理們﹐為了表現自己的政績得到獎勵和提拔﹐往往誇大產量﹐所報的數字有很大的水分。實行私有制後﹐私營企業主為了減少或偷漏稅負﹐所報產量往往少於實際。

3﹑蘇聯解體後﹐地下經濟迅速發展﹐不算入官方公佈的GDP數字之內﹐但對居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有人估計﹐地下經濟約為當時官方公佈的GDP一半以上﹐實際如何﹐無法統計。

但必須承認﹐在經濟改革中﹐主要由於俄羅斯聯邦政府的某些人接受了西方學者的餿主意﹐1992年起實行所謂“休克療法”﹐物價一下子完全放開﹐在當時居民日用商品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引起物價數十倍﹑成百倍地迅速飆昇﹐這才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由於某些人所喋喋不休地宣傳的政治改革。


（二）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的人民寧願忍受改革的陣痛﹐也堅持政治改革﹐用一次又一次的全民公決和總統選舉﹐表明人民寧願拋棄什麼﹐需要什麼。

葉利欽是政治改革的倡導者﹑執行者。俄羅斯第一部憲法就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人民群眾通過一次次的全民公決表示了對他﹐也是對改革的支持。

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劇變不是靠暴力強制﹐而是俄羅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羅斯公佈的《全民公決法》規定﹕“全民公決是就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最重大問題進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進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國均需遵照執行。”全民公決解決了國家重大變革的合法性問題。

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羅斯就是否實行總統制舉行全民公決﹐75.31％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選民投贊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羅斯總統選舉中﹐74.7％的選民參加投票﹐其中57.3％的選票投了葉利欽的票﹐只有16.8％的選民支持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

1993年4月25日﹐64.5％的選民參加了全民公決﹐其中58.76％的選民對葉利欽表示信任﹐53.04％的選民對葉利欽總統和聯邦政府自1992年以來實施的政策表示贊成。

1993年12月12日﹐俄羅斯舉行全民公決﹐參加投票選民的58.4％贊成通過俄獨立後的第一部憲法。

俄羅斯於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舉行了四次總統選舉。1996年大選時﹐與1991年相比﹐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約50％﹐然而﹐是葉利欽而不是俄共的久加諾夫獲勝。

1999年12月﹐普京代行總統職務﹐並於2000年3月26日當選為俄羅斯第三屆總統。在2004年俄羅斯第四屆總統選舉中﹐選民共1.09億﹐選民投票率超過61.18％﹐普京在這次總統選舉中獲得71.31％的選票﹐遠遠超過2000年當選時的52.94％。俄共推舉的候選人哈利托諾夫只獲得14.7％的選票。這就是俄羅斯人民的選擇。 

（三）

他們選擇憲政民主﹐選擇了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俄羅斯頒佈了《政黨法》﹐根據該法﹐各個政黨在司法部註冊後﹐就可進行活動﹐提出本黨的政綱﹑總統和議員候選人的名單﹐進行競選。

自由選舉。公民通過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總統和議員。國際觀察員們對選舉中媒體報道不平衡和偶爾出現的差錯提出過批評﹐但他們對整個選舉還是給與了很高的評價。例如﹐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把1993年和1995年的選舉評為“自由和公正”。隨後的代表團在評價1996年和1999年的選舉時﹐認為“鞏固了代表性的民主”﹔1999年和2000年選舉的計票過程也被評為顯示了“透明﹑可靠和準確﹐完全達到了普遍認可的國際標準”。

在所有的俄羅斯選舉中﹐投票率從來沒有低於54％（1991年為最高﹐達到75.31％）。而在美國最近國會和總統選舉中平均只有約50％的合格選民參與了投票。

立法機關由蘇維埃制改為議會制。議會分為上下兩院﹐上院稱聯邦委員會﹐下院稱國家杜馬﹐議會為常設的活動機關﹐議員和本選區的選民有直接的聯繫。議員不得擔任政府官員﹐也不得參加商業活動。議會的主要職責一是立法﹐另一是對政府官員的監督。而過去蘇維埃的代表們大部分是黨和政府機關的領導幹部﹐開完蘇維埃會議以後回本地區就是官員﹑是領導。蘇維埃的代表們既是立法者又是執行者﹐等於自己監督自己﹐這樣是很難有效地進行監督的。

任何意識形態都不得規定為國家的或必須執行的意識形態﹐居民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

新聞自由。《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法》保障了新聞自由﹐取消了新聞檢查﹐這就有利於各種思想進行自由的交鋒﹑辯論﹐有利於探索真理。馬克思曾說﹕“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又說﹕“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厲害﹐發射的光輝就越燦爛。”俄羅斯聯邦立法保證新聞自由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自由還有利於對官員們的專橫暴政和貪污腐敗等不法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

司法獨立。俄羅斯聯邦統一行使審判權。法官的工資待遇完全由聯邦政府支付﹐法官統一由總統任命﹐實行終身制﹐如無違法行為不能撤換﹐法官不能成為任何黨派成員﹐法官只對聯邦法律負責﹐地方的規定不是聯邦法官審理案件的依據。這些規定排除了地方官員干擾的可能﹐保證了司法獨立。

憲法法院制度。它有效地保證憲法的全面實施。憲法法院由19名大法官組成﹐如無違法行為﹐一經任命就連任12年。憲法法院大法官的職責為﹕解釋憲法﹐審理包括總統的命令在內的各項法律是否違法﹐審理關於公民人權是否遭受侵犯的案件﹐等等。

獨立人權代表制度。人權代表由議會任命﹐任期五年﹐一經任命﹐就成為獨立於一切權力的聯邦機關﹐其職責就是受理公民就基本人權問題提出的申訴﹐並按期將全俄的人權報告書提交總統﹑憲法法院﹑聯合國以及歐盟的人權委員會審議。

憲法規定國際法準則和俄羅斯聯邦簽署的國際條約優先於國內法。俄羅斯聯邦承認聯合國人權憲章的優先地位。憲法規定﹐俄羅斯人民有權向歐洲憲法法院提出俄羅斯聯邦政府侵犯人權的申訴。


（四）


俄羅斯現在還存在諸如人口減少﹑吸毒﹑車臣問題﹑恐怖主義橫行﹑金融資本和政府官員勾結﹑分配不公平等許多社會問題﹐其中官員們貪污腐敗問題尤為突出。為了反腐敗﹐俄羅斯聯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並實行政府官員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官員們在就職前必須申報個人和家屬的財產和收入。葉利欽總統於1997年5月15日簽署了這個總統令﹐並率先行動﹐公佈了自己和家屬成員收入和財產﹕總統夫婦的不動產價值為11.891472億盧布﹔1995年買的寶馬轎車700萬盧布﹐沒有有價證券﹔1995年購置的地塊面積四公頃﹐上面建有別墅452平方米﹐位於莫斯科州﹔在國外沒有不動產﹔根據租賃合同的住宅323平方米﹐和總統夫婦居住一起的還有小女兒夫婦﹐共六口人﹐葉利欽年收入為2.43575027億盧布﹐包括工資和利息。 普京就任總統後﹐也公佈了自己和夫人的收入和財產。

俄羅斯聯邦的領導人深知﹐加強對公權力的操作和政府官員們的收入和財產的透明度﹐是反腐倡廉的必要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敗的決心的表現。有的國家以種種藉口﹐事事“暗箱作業”﹐使公民不知情﹐想監督也無從監督﹐這實際上是保護了貪官。

以上就是俄羅斯人民做出的重要選擇﹐是俄羅斯人民自由意志的表現﹐俄羅斯向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已經不可逆轉。憲法的權威得到尊重。自新憲法通過之後﹐沒有發生過嚴重的政治對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夠在憲法的框架下公開地﹑和平地參與政治。比如﹐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哈利托諾夫在初步選舉結果公佈後承認自己在大選中失敗。選舉失敗的政黨和政治家都承認選舉結果。權力分配和運行進入了法制軌道。在憲法框架下﹐俄羅斯政治日益成熟﹐並朝著文明﹑和平與合法的方向發展﹐為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


（五）


在新的制度中﹐俄羅斯聯邦總統擁有鉅大的權力﹐以保證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轉。但是這種權力是受到制約的。憲法規定﹐總統最多只能任兩屆。每屆總統都必須通過競選﹐由選民普選產生﹐這才能有合法性。總統在任內﹐和一切官員一樣﹐如有違法行為﹐要受到國會﹑憲法法院﹑各黨派和獨立自由的輿論監督。

由於轉型為市場經濟﹐各種資源得到比較合理的配置﹐許多原來公有制的軍工企業以及為軍工企業配套的重工業﹑化工業﹑電子工業等先後轉變為私有制企業﹐從事居民消費品的生產﹐社會生產結構逐漸趨向合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生產也有所發展﹐商品豐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補發了以往的工資﹑退休金等白條欠款。從20世紀90年代末﹐生產下降的趨勢得到扭轉並逐漸好轉﹐其後幾年增長迅速。例如﹐人均居住面積從1990年的16平方米上昇到2000年的19平方米。1991年每百戶擁有汽車14輛﹐到2000年增至27輛﹔出國旅遊的俄羅斯人從1993年的160萬人已昇至2000年的430萬人﹐再昇到2004年的650萬人。

還要提一下﹐俄羅斯在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福利制度。俄羅斯聯邦對學齡前教育﹑基礎普通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是強制性和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也實行高額獎學金制度。

在醫療方面﹐治病免交掛號費﹑檢查費和治療費﹐藥品的費用由國家控制和高額補助。

俄羅斯居民住房﹑水﹑電基本上是免費的﹐有的收費也很低。

 
（六）
 

俄羅斯聯邦近年的經濟情況如何呢﹖且看俄羅斯總統普京2004


年12月23日在新聞發佈會上對記者們的開場白﹕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
 

俄羅斯的經濟現正在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斷地提高﹐這是我們從每天的媒體中看得出來的（這是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的公開報告﹐是經得起公眾審核的）。

據《參考消息》報道﹕普京兩屆總統（共八年）任滿時﹐民意調查對他的滿意率為83％。

2011年9月﹐俄羅斯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宣佈﹐普京為2012年總統候選人。以普京的政績和威望﹐明年當選為總統應無懸念。2011年10月16日﹐我國《參考消息》摘要刊登了俄羅斯媒體的一篇題為〈俄羅斯人為何需要普京〉的文章﹐現轉載如下﹕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
 

2011年10月16日《文摘週報》摘要轉載了《環球時報》發表的北京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邱莉莉所寫的題為〈感受俄羅斯20年的民生改善〉一文﹐現將該摘要全文轉載﹐用中國學者的親歷事實說話﹐作為本“系列研究”的結尾﹕

（因文本格式问题未能转录，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