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淘宝商家免费使用要求:中西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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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数：1214 更新时间：2007-12-23 ]
第一讲 绪论：“文化”概说
本章教学重点提要：掌握“文化”的内涵，“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内容、特点，法、英、日、中国的学科发展史和研究动态。（4—5课时）
一、西文“文化”词义疏证
国际联盟（1920.1—1946.4）曾以“大象”为议题，悬赏征文。于是，英国人写了《英国治下非洲的猎象事业》，法国人却作了一篇《象的恋爱论》，意大利人哼出《象呵，象呵》的诗句，德国人提笔写就了《关于象之研究》序言，而波兰人则写了一篇政论文，题为《波兰的主权与象之关系》。
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呢？这是因为，不同的国民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国民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审美情趣、情感意向和心理素质等。一句话，他们有着把自己与它人相区别的独具特色的“文化”。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英文Culture（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的意思。而拉丁文Cultura是由拉丁文Cultus演化而来的。Cultus包含两种涵义：
（1） Cultus deorum，指为敬神而耕作；
（2） Cultus agori，指为生计而耕作。
因此，Cultus在物质活动方面的涵义意味着生存需要，改造自然而获取收获物；在精神活动方面则涉及宗教崇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Cultus 一词反映出在“耕作”这种生产劳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思维活动轨迹，即为什么而耕作？以后，Cultus渐被Culture取代，产生了该词（Cultus）的转义，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前106—前43年）在他的“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非常确切地表达了这种转义。这样，文化概念扩大了，它不仅包含人对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影响（耕耘土地），也包含了人本身的培养和训练，则此引伸出广义文化观念。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随着人类活动的复杂化和分化，政治生活、城市社会生活以及培育人和公民具有参加这些的生活的必需的品质和能力，都逐渐被列入文化概念之中。希腊人把“有教养”看成是他们与“无文化的”野蛮人的主要区别。在罗马时代后期，“文化”一词对城市的社会生活方式给予肯定，致使该词接近于以后产生的“文明”概念。
在中世纪，把文化教育理解为人用劳动改造自然界的明显趋势，逐渐被神学观念所压倒。“文化”概念被根本不同的“祭祀”这一术语所排斥，人们的着眼点便从人的积极改造的能力转到神的创造力上。
到文艺复兴时代，当时进步思想家起来反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强大势力，主张恢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文化概念列入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教育等不同形式的人类活动，因而该概念具体化、扩大化了。这时，文化被理解为与自然的，天然的状态相反的“东西”，作为社会人的形成过程。
由于“文化”内涵的逐步扩大，该概念逐渐衍化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1632—1694）是第一个把“文化”概念作为独立概念使用的人。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依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之总和。（参见；I•尼德曼；《文化的产生及其概念和补充概念—从西塞罗到赫德尔的演变》，佛罗伦萨1941年版。）
二、中文“文化”之词源
将Culture一词译作“文化”，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汉语中的“文”本有“文雅”、“文字”等义。作为“文化”，其根本涵义是指“文治教化”，并与“武威”相对。西汉刘向《说苑指武》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可能是“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这儿的“文化”是指与“武功”相对应的“文治”。
《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至，人文也。”“天文”与“人文”合在一起，容纳了自然与人的一切。东汉荀悦（148—209）曾说：“宣文教以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类似的说法还有“文化内辑，武功解悠”（晋代束皙《补〈亡诗•由仪上〉》）等。
三、“文明”词源及其与“文化”之区别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文化问题的重视。进入18世纪，随着历史哲学（与自然史和文化史相对立）的产生，文化成为一个专门的论题。18世纪的启蒙心想家们尝试着去揭示文化发展的动力，揭示在创造、推广文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启蒙思想家在讨论文化时，往往把文化历史过程的内容归结为人类理性的发展。他们在讨论社会进步、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时，提出了野蛮与文明的相互关系问题，并赋予往日的“文明”观念以全新的意义。这样，“文化”这个把人类的自然、原始、野蛮与社会、进步、文明状态对立起来的概念，与文明“概念发生了联系，两者的内涵开始互含。
“文明”（Civilis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公民）、civilis （公民的）。Civilis（公民的）一词有两种基本意义：一指作为一定社会成员的公民（如罗马公民）所特有的；二指对公民有益的。“文明”一词具有公民的地位、权利及品格修养、公民生活等涵义。显而易见，文明一词与古代都市的存在紧密相联。直到17世纪中期，“文明”概念才作为学术术语使用。不过，“文明”概念在当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发展水平（详见16世纪中晚期M•蒙田，18世纪中期卢梭的有关论述）。
四、诸“文化”定义和文化学理论述评
人们对于不同文化教育对人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之兴趣，只有在接触了异质文化以后才会发展起来。17世纪以来，关于各大陆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知识不断增长，使得许多欧美学者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和文化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一些人开始探讨文化概念，研究“文化”对人类的影响。
以康德（1724—1804）和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对“文化”概念的探讨作出了很大贡献。康德考察了文化发展在全部文化史过程中的矛盾性和对抗性，并根据伦理的发展提出了文化进步的思想。他还探讨了文化的地位、功能、含义等问题。他认为，文化是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文化标志着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变。（《人类历史的假设开端》1786年；《评赫德尔的思想》1785年。）康德把“文化”界定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判断力的批判》，1790年。）在这儿，“有理性的实体”，即指各个社会成员及其整体。
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生物及人类进化学说（《物种起源》1859年，《人类的遗传》1871年），人类学各分支的伟大先驱者依照达尔文主义的原则建立起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人类学。人类学在早期与民族学紧密相联，几乎包括了对人类的各种研究。当时许多民族学家利用旅行家和传教士带回的关于“原始”部族的大量记录，编纂民族资料，着重研究风俗、制度史，在人类学和人种志学范围内开始了对文化的研究。这样，文化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学、人类学紧密结合。文化需要语言传递，于是语言学发展起来，并成为人类学的分支。研究史前文化，需要考古学，于是，考古学与民族学休戚相关。（参见[美]F•伊根：《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一百年》，载《民族译丛》1981年2期。另参见[日]祖父江孝男《世界各国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词的用法，载《民族译丛》1984年3期。》
1871年，英国学者爱德华•B•泰勤（1832—1917）第一次把“文化”术语引入人类学。他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E•B•Tyloy，Primitive Culture，Vol.I，p.1）由于泰勒对人类学、文化学作出的贡献，西方学者把他尊为“人类学之父”。
泰勒所下的定义对“文化”概念作了极为广义的解释，其定义至少包含三层意义：
（1）“文化”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获得并掌握的东西，因而必须明确地同人类本能的生物学遗传或先天性行动方式（如条件反射）区别开来，即“文化”是超有机体存在的；
（2）“文化”是与个人无关的，由社会遗传的东西，因而“文化”也是超个人存在的；
（3）“文化”不是简单的、孤立的诸要素杂乱无章的堆砌物，而是诸要素复杂结合所产生的统一总体，该统一体具有结构性。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在探险讨文化时，主要思考文化与自然、文明与野蛮的关系问题，并未涉及某种具体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文化研究还不成其为一门学科。自E•B•泰勒以来的人类学家则真正开始了文化学研究。当时，人类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化的演变，即一种文化内部在时间、空间上的种种变化或差异问题。研究“一种文化”的变化过程时，学者们开始识别不同的文化类型 ；由于研究的需要，他们又引入了“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适应”等概念。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又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文化是怎么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并各自对此作了回答。围绕上述课题，学者们各自对文化定义作出规定，致使文化定义越衍越多，可以说，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个文化定义。“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在1920年以前只有6个不同的定义，而到1952年便已增加到160多个。时值今日，文化定义达数百种之多。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文化。综合起来，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有以下4点是共同的：
A、超自然性。所谓文化，第一要义就在于它是对人的描述，它只与人以及人的活动有关，大自然的一切均不属文化的范畴。
B、超个人性。所谓文化，只是对作为群体或类的人之描述，它所要体现的是人的群体本质、群体现象，以及类的本质与类的现象。文化不是对个别人的描述，仅体现个别人特征的现象不属于文化现象。
C、区别与评价的依据。正因为文化是对人的群体或类的本质及现象特征的描述，所以文化就成为人的群体间相互区别，以及人类与他类相互区别的依据。“睡觉”这一活动本身是不是人类文化？不是。虽然睡觉是一种人类的活动，但动物也有睡的活动。没有区分，便没有评价。但“睡觉方式”就可以成为人类文化，因为人类和动物在睡觉方式上可以完全区别开来了，不同地区人的睡觉方式也可能不同。
D、文化现象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人们活动的物质财富、精神产品以及活动方式本身。物质财富，即物化的文化，亦称物质文化；精神产品，即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各种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组织），各种理论、观念、心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科学、宗教、文学、艺术、法律、道德等都属于精神产品。之所以说“物质财富”、“精神产品”，而不说“精神财富”，是因为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一般来说均是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东西，而精神产品则不然，它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包袱、腐朽的东西。然而，这种包袱或腐朽的精神产品，仍可能成为某一民族、某一群体的文化。活动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社会遗传方式等七个主要方面，它是文化现象最基本的内容，因为正是这种活动方式成为群体间相互区别、人类与他类相区别最基本、最有意义的依据。而这种活动方式，既不属于物质财富的范畴，也不属于精神财富产品的范畴，但受到后两者的制约。
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新课题不断提出，从而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呼唤新的文化理论产生；二是对跨学科的合作和综合的要求迫切起来。随着文化理论的深化，新概念不断引入，文化研究流派日衍纷繁，五花八门。著名的文化学派有：历史进化派（摩尔根、泰勒、赫伯特•斯宾塞）、文化圈学说（又称播化主义，代表人物有德国弗罗贝纽斯、F•格雷布纳尔、奥地利施米特）、文化历史学派（美国F•鲍阿土）、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德国E•卡西尔）、区域文明论（德国O•施本格勒、英国A•J•汤因比）、文化功能论（功能主义，代表人物英国马凌诺夫斯基、A•布朗）、文化心理学派（美国R•本尼迪克特、M•米德）、结构主义（结构人类学，代表人物有法国莱维•施特劳斯）、结构功能论（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R•米尔通、E施尔斯）、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代表人物克•吉尔茨、大卫•什内德国）、新进化主义（美国L•怀特、M•D•萨赫林斯）、文化生态学（美国J•斯图尔德）、生态人类学（美国A•P•瓦伊达、G•吉尔兹）等等。
五、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
“中西文化交流史”，也有称“中外文化交流史”，在解放前称“中西交通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学科又被部分中国学者改称为“中西关系史”。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在地域上，所谓“中”，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疆域。在中国的版图内，中央王朝与边区政权、部族的关系都是国内民族关系，而不是中外关系。我们不能以历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划等号，更不能以汉族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划等号。由于历史上我国疆域 范围的变迁，“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和中国版图之中（如吐蕃和西藏地）；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如突厥汗国552—582年）。
“所谓“外”或“西”，指中国以西地区，兼及南亚次大陆。即包括中亚、西亚、欧洲、北非及南亚。
从时间跨度上看，本学科研究从远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本学科具体研究的范畴：
①国家间或民族间之关系;
②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
③中西通道的开辟和交通方式;
④经济与物质生活的交流（动、植物交流、科技交流等)
⑤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思想、宗教、文学作品、艺术、习俗等）
六、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特点
①博大精深、范围特别广泛，疑难特别多，需要专门学问或绝学之处较多。因此，要求研究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专业修养深厚，掌握几门专门学问，特别需要宏观、微观结合研究。
②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在治学中要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文献学、科技流史、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研究成果和方法。）要掌握多学科方法和成果；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开创性。
夏鼐利用考古成果（波斯萨珊朝银币）研究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成果显著，国际领先。
中山大学姜伯勤利用敦煌经卷研究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课题创新，独辟蹊径。
③带有国际性。这是因为：A、史料具有国际性，涉及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俄文、日文等史籍，仅靠汉籍史料是远远不够的。
B、本学科研究具有国际性，本学科本身就是先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欧美和日本学者研究水平也大大超过中国学者。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和掌握国外研究动向和水平，熟练掌握几门外语。
④具有开拓性，本学科时空广大，史料非常丰富，空白特多。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新的考古成果的不断出现，新课题也不断涌现。如20世纪80年代海底沉船考古惊人发现，掀起古代中国外销瓷器研究高潮。
七、研究动态（学科发展史）
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我国较西方各国要早得多。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开始，历朝正史中都有“西域”、“南海”、和“东夷”等列传，其中就包含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记述。中国正史中的外国传是最早记录中外交往的典籍，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欧洲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大体上发端于东方学（包括中亚学、伊朗学、突厥学、印度学、阿拉伯学、马来学等）和汉学。欧洲东方学与汉学的兴起、大致上由元代东来西人之游记所引起。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出于传教和向东方殖民扩张的需要，大大增强了对东方 和中国的研究兴趣。17世纪以后，东来的西方传教士把有关中国的著述、信函、汇报源源不断寄回欧洲，中国古代典籍也不断由传教士译或西文 ，这样便逐渐扩大了中西交往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逐渐形成了学科性的东方学和汉学。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家、宗师，尤以法国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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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绪论：“文化”概说
本章教学重点提要：掌握“文化”的内涵，“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内容、特点，法、英、日、中国的学科发展史和研究动态。（4—5课时）
一、西文“文化”词义疏证
国际联盟（1920.1—1946.4）曾以“大象”为议题，悬赏征文。于是，英国人写了《英国治下非洲的猎象事业》，法国人却作了一篇《象的恋爱论》，意大利人哼出《象呵，象呵》的诗句，德国人提笔写就了《关于象之研究》序言，而波兰人则写了一篇政论文，题为《波兰的主权与象之关系》。
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呢？这是因为，不同的国民有着自己区别于其他国民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审美情趣、情感意向和心理素质等。一句话，他们有着把自己与它人相区别的独具特色的“文化”。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英文Culture（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的意思。而拉丁文Cultura是由拉丁文Cultus演化而来的。Cultus包含两种涵义：
（1） Cultus deorum，指为敬神而耕作；
（2） Cultus agori，指为生计而耕作。
因此，Cultus在物质活动方面的涵义意味着生存需要，改造自然而获取收获物；在精神活动方面则涉及宗教崇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Cultus 一词反映出在“耕作”这种生产劳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思维活动轨迹，即为什么而耕作？以后，Cultus渐被Culture取代，产生了该词（Cultus）的转义，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前106—前43年）在他的“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非常确切地表达了这种转义。这样，文化概念扩大了，它不仅包含人对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影响（耕耘土地），也包含了人本身的培养和训练，则此引伸出广义文化观念。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随着人类活动的复杂化和分化，政治生活、城市社会生活以及培育人和公民具有参加这些的生活的必需的品质和能力，都逐渐被列入文化概念之中。希腊人把“有教养”看成是他们与“无文化的”野蛮人的主要区别。在罗马时代后期，“文化”一词对城市的社会生活方式给予肯定，致使该词接近于以后产生的“文明”概念。
在中世纪，把文化教育理解为人用劳动改造自然界的明显趋势，逐渐被神学观念所压倒。“文化”概念被根本不同的“祭祀”这一术语所排斥，人们的着眼点便从人的积极改造的能力转到神的创造力上。
到文艺复兴时代，当时进步思想家起来反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强大势力，主张恢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文化概念列入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教育等不同形式的人类活动，因而该概念具体化、扩大化了。这时，文化被理解为与自然的，天然的状态相反的“东西”，作为社会人的形成过程。
由于“文化”内涵的逐步扩大，该概念逐渐衍化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1632—1694）是第一个把“文化”概念作为独立概念使用的人。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依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之总和。（参见；I•尼德曼；《文化的产生及其概念和补充概念—从西塞罗到赫德尔的演变》，佛罗伦萨1941年版。）
二、中文“文化”之词源
将Culture一词译作“文化”，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汉语中的“文”本有“文雅”、“文字”等义。作为“文化”，其根本涵义是指“文治教化”，并与“武威”相对。西汉刘向《说苑指武》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可能是“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这儿的“文化”是指与“武功”相对应的“文治”。
《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至，人文也。”“天文”与“人文”合在一起，容纳了自然与人的一切。东汉荀悦（148—209）曾说：“宣文教以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类似的说法还有“文化内辑，武功解悠”（晋代束皙《补〈亡诗•由仪上〉》）等。
三、“文明”词源及其与“文化”之区别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文化问题的重视。进入18世纪，随着历史哲学（与自然史和文化史相对立）的产生，文化成为一个专门的论题。18世纪的启蒙心想家们尝试着去揭示文化发展的动力，揭示在创造、推广文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启蒙思想家在讨论文化时，往往把文化历史过程的内容归结为人类理性的发展。他们在讨论社会进步、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时，提出了野蛮与文明的相互关系问题，并赋予往日的“文明”观念以全新的意义。这样，“文化”这个把人类的自然、原始、野蛮与社会、进步、文明状态对立起来的概念，与文明“概念发生了联系，两者的内涵开始互含。
“文明”（Civilis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公民）、civilis （公民的）。Civilis（公民的）一词有两种基本意义：一指作为一定社会成员的公民（如罗马公民）所特有的；二指对公民有益的。“文明”一词具有公民的地位、权利及品格修养、公民生活等涵义。显而易见，文明一词与古代都市的存在紧密相联。直到17世纪中期，“文明”概念才作为学术术语使用。不过，“文明”概念在当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发展水平（详见16世纪中晚期M•蒙田，18世纪中期卢梭的有关论述）。
四、诸“文化”定义和文化学理论述评
人们对于不同文化教育对人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之兴趣，只有在接触了异质文化以后才会发展起来。17世纪以来，关于各大陆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知识不断增长，使得许多欧美学者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和文化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一些人开始探讨文化概念，研究“文化”对人类的影响。
以康德（1724—1804）和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对“文化”概念的探讨作出了很大贡献。康德考察了文化发展在全部文化史过程中的矛盾性和对抗性，并根据伦理的发展提出了文化进步的思想。他还探讨了文化的地位、功能、含义等问题。他认为，文化是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文化标志着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变。（《人类历史的假设开端》1786年；《评赫德尔的思想》1785年。）康德把“文化”界定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判断力的批判》，1790年。）在这儿，“有理性的实体”，即指各个社会成员及其整体。
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生物及人类进化学说（《物种起源》1859年，《人类的遗传》1871年），人类学各分支的伟大先驱者依照达尔文主义的原则建立起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人类学。人类学在早期与民族学紧密相联，几乎包括了对人类的各种研究。当时许多民族学家利用旅行家和传教士带回的关于“原始”部族的大量记录，编纂民族资料，着重研究风俗、制度史，在人类学和人种志学范围内开始了对文化的研究。这样，文化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学、人类学紧密结合。文化需要语言传递，于是语言学发展起来，并成为人类学的分支。研究史前文化，需要考古学，于是，考古学与民族学休戚相关。（参见[美]F•伊根：《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一百年》，载《民族译丛》1981年2期。另参见[日]祖父江孝男《世界各国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词的用法，载《民族译丛》1984年3期。》
1871年，英国学者爱德华•B•泰勤（1832—1917）第一次把“文化”术语引入人类学。他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E•B•Tyloy，Primitive Culture，Vol.I，p.1）由于泰勒对人类学、文化学作出的贡献，西方学者把他尊为“人类学之父”。
泰勒所下的定义对“文化”概念作了极为广义的解释，其定义至少包含三层意义：
（1）“文化”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获得并掌握的东西，因而必须明确地同人类本能的生物学遗传或先天性行动方式（如条件反射）区别开来，即“文化”是超有机体存在的；
（2）“文化”是与个人无关的，由社会遗传的东西，因而“文化”也是超个人存在的；
（3）“文化”不是简单的、孤立的诸要素杂乱无章的堆砌物，而是诸要素复杂结合所产生的统一总体，该统一体具有结构性。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在探险讨文化时，主要思考文化与自然、文明与野蛮的关系问题，并未涉及某种具体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文化研究还不成其为一门学科。自E•B•泰勒以来的人类学家则真正开始了文化学研究。当时，人类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化的演变，即一种文化内部在时间、空间上的种种变化或差异问题。研究“一种文化”的变化过程时，学者们开始识别不同的文化类型 ；由于研究的需要，他们又引入了“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适应”等概念。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又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文化是怎么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并各自对此作了回答。围绕上述课题，学者们各自对文化定义作出规定，致使文化定义越衍越多，可以说，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个文化定义。“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在1920年以前只有6个不同的定义，而到1952年便已增加到160多个。时值今日，文化定义达数百种之多。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文化。综合起来，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有以下4点是共同的：
A、超自然性。所谓文化，第一要义就在于它是对人的描述，它只与人以及人的活动有关，大自然的一切均不属文化的范畴。
B、超个人性。所谓文化，只是对作为群体或类的人之描述，它所要体现的是人的群体本质、群体现象，以及类的本质与类的现象。文化不是对个别人的描述，仅体现个别人特征的现象不属于文化现象。
C、区别与评价的依据。正因为文化是对人的群体或类的本质及现象特征的描述，所以文化就成为人的群体间相互区别，以及人类与他类相互区别的依据。“睡觉”这一活动本身是不是人类文化？不是。虽然睡觉是一种人类的活动，但动物也有睡的活动。没有区分，便没有评价。但“睡觉方式”就可以成为人类文化，因为人类和动物在睡觉方式上可以完全区别开来了，不同地区人的睡觉方式也可能不同。
D、文化现象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人们活动的物质财富、精神产品以及活动方式本身。物质财富，即物化的文化，亦称物质文化；精神产品，即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各种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组织），各种理论、观念、心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科学、宗教、文学、艺术、法律、道德等都属于精神产品。之所以说“物质财富”、“精神产品”，而不说“精神财富”，是因为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一般来说均是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东西，而精神产品则不然，它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包袱、腐朽的东西。然而，这种包袱或腐朽的精神产品，仍可能成为某一民族、某一群体的文化。活动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社会遗传方式等七个主要方面，它是文化现象最基本的内容，因为正是这种活动方式成为群体间相互区别、人类与他类相区别最基本、最有意义的依据。而这种活动方式，既不属于物质财富的范畴，也不属于精神财富产品的范畴，但受到后两者的制约。
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新课题不断提出，从而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呼唤新的文化理论产生；二是对跨学科的合作和综合的要求迫切起来。随着文化理论的深化，新概念不断引入，文化研究流派日衍纷繁，五花八门。著名的文化学派有：历史进化派（摩尔根、泰勒、赫伯特•斯宾塞）、文化圈学说（又称播化主义，代表人物有德国弗罗贝纽斯、F•格雷布纳尔、奥地利施米特）、文化历史学派（美国F•鲍阿土）、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德国E•卡西尔）、区域文明论（德国O•施本格勒、英国A•J•汤因比）、文化功能论（功能主义，代表人物英国马凌诺夫斯基、A•布朗）、文化心理学派（美国R•本尼迪克特、M•米德）、结构主义（结构人类学，代表人物有法国莱维•施特劳斯）、结构功能论（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R•米尔通、E施尔斯）、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代表人物克•吉尔茨、大卫•什内德国）、新进化主义（美国L•怀特、M•D•萨赫林斯）、文化生态学（美国J•斯图尔德）、生态人类学（美国A•P•瓦伊达、G•吉尔兹）等等。
五、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
“中西文化交流史”，也有称“中外文化交流史”，在解放前称“中西交通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学科又被部分中国学者改称为“中西关系史”。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在地域上，所谓“中”，指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疆域。在中国的版图内，中央王朝与边区政权、部族的关系都是国内民族关系，而不是中外关系。我们不能以历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划等号，更不能以汉族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划等号。由于历史上我国疆域 范围的变迁，“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和中国版图之中（如吐蕃和西藏地）；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如突厥汗国552—582年）。
“所谓“外”或“西”，指中国以西地区，兼及南亚次大陆。即包括中亚、西亚、欧洲、北非及南亚。
从时间跨度上看，本学科研究从远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本学科具体研究的范畴：
①国家间或民族间之关系;
②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
③中西通道的开辟和交通方式;
④经济与物质生活的交流（动、植物交流、科技交流等)
⑤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思想、宗教、文学作品、艺术、习俗等）
六、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特点
①博大精深、范围特别广泛，疑难特别多，需要专门学问或绝学之处较多。因此，要求研究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专业修养深厚，掌握几门专门学问，特别需要宏观、微观结合研究。
②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在治学中要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文献学、科技流史、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研究成果和方法。）要掌握多学科方法和成果；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开创性。
夏鼐利用考古成果（波斯萨珊朝银币）研究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成果显著，国际领先。
中山大学姜伯勤利用敦煌经卷研究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课题创新，独辟蹊径。
③带有国际性。这是因为：A、史料具有国际性，涉及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俄文、日文等史籍，仅靠汉籍史料是远远不够的。
B、本学科研究具有国际性，本学科本身就是先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欧美和日本学者研究水平也大大超过中国学者。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和掌握国外研究动向和水平，熟练掌握几门外语。
④具有开拓性，本学科时空广大，史料非常丰富，空白特多。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新的考古成果的不断出现，新课题也不断涌现。如20世纪80年代海底沉船考古惊人发现，掀起古代中国外销瓷器研究高潮。
七、研究动态（学科发展史）
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我国较西方各国要早得多。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开始，历朝正史中都有“西域”、“南海”、和“东夷”等列传，其中就包含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记述。中国正史中的外国传是最早记录中外交往的典籍，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欧洲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大体上发端于东方学（包括中亚学、伊朗学、突厥学、印度学、阿拉伯学、马来学等）和汉学。欧洲东方学与汉学的兴起、大致上由元代东来西人之游记所引起。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出于传教和向东方殖民扩张的需要，大大增强了对东方 和中国的研究兴趣。17世纪以后，东来的西方传教士把有关中国的著述、信函、汇报源源不断寄回欧洲，中国古代典籍也不断由传教士译或西文 ，这样便逐渐扩大了中西交往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逐渐形成了学科性的东方学和汉学。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家、宗师，尤以法国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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