桔子桌面软件:《苏联的心灵》：唯一的真理催生丰富的邪恶 (评论: 苏联的心灵)

　《苏联的心灵》：唯一的真理催生丰富的邪恶
　　20世纪，共产主义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事物。它有着乌托邦的魅泽外表，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如若繁枝密叶，交叠着承接人们明亮的希望；它展示给人的形象是生机勃勃的，蓬勃得让人晕眩，也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似乎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理想社会，正在茁壮成长，触手可及。
　　在中国，“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谨慎的官方宣告尚未出现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丰富得让人痛苦。也正是因整个社会狂热的想象，毫无顾忌地投入现实行为中，人们公社、大跃进等，强行扭曲历史进程，确实带来了真实的痛苦。
　　相比较而言，西方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比中国来得更为理性。究其原因，他们有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悠久传统，特别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在他们的传统里根深叶茂。战争以及一些非正常的社会进程，如狂风骤雨般袭之，也只能造成一时的落木萧寒之景。根底处，蕴藏的生命力，无从毁之。时至今日，欧洲已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曾如此动人心弦。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成为很多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朝圣之地。在俄国当局巧妙的安排下，一般受邀访问俄国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光明照遍的世界，灿烂庄严，明亮鲜艳。但其实，大多数接触俄国的人，还是能看到光明之下，有着血染的罪恶之花。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
　　
　　唯一的真理催生丰富的邪恶
　　以赛亚•柏林的作品集编者亨利•哈代在《苏联的心灵》一书序言中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本书”。语气确凿，夹有明显的欣喜，“以赛亚•柏林散见各处的讨论苏联时期俄罗斯政治与文化的文章不但质、量俱佳，而且与众不同。”
　　柏林1945年访问俄国，他对共产主义时期的俄国的观察，是从观念的产生与传播，此一角度展开的。对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柏林的态度是清朗的，它不过是众多社会哲学中的其中一种。一家之说，自然不必苛求其绝对的正确，谬误相随，实为常态。
　　令他不安的，同时也让他处于研究的兴趣而着迷的是，马克思主义包含了激情革命者所期待的要素。因为它宣传能够根据一套具有科学证据的历史模型来解释人类的正确目标。柏林很谨慎地以解说的方式，不着痕迹地批评马克思的学说。相比较而言，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对马克思的学说的批评是不遗余力的。
　　“那种唯一真理论，即只有唯一的真理人们必须为此献身，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实现它，只有唯一的专家团体有资格来发现和解释它——这种古老而又耳熟能详的理论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即使表现得多么理想主义或者超凡脱俗，本质上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柏林很明确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当政者把它当做唯一的真理。
　　无论哪一种学说，如果被掌权者赋予一种绝对的解释权，解释社会生活的各层面，解释真善美，邪恶便会产生。而共产主义恰恰就在俄国的统治者那里，获得了这样的绝对解释权。一种学说，被一个社会广为认同、接受，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发生的事情。对柏林而言，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如果说真有什么魅力，那绝不是理想社会、新的社会结构等，而是作为一种观念的共产主义，竟成为一个社会唯一的真理。
　　被驯养的民众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柏林在俄国所观察到的游走在社会生活表象之下的事实。柏林把那时的俄国比作是一所学校，统治者绝不是那种和蔼可亲长辈式的老师，而是与之相对的那种，严厉苛刻，要求学生具有绝对的服从，并时刻表示，对他们严厉是为了他们好。而被统治者，用柏林的话说，“心智似乎都只停留在十六七岁的水平”，“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再激烈竞争的体制中被埋没”，“对重大的公共问题毫不关心”，“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影响那些问题，而且讨论那些问题还容易引火烧身”。
　　在柏林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社会，生活在谎言编织的幻觉中。整个社会，特别是被统治者付出着巨大的代价，丧失自由，甚至丧失生命。却被告知，这代价是必须的，因为光明的彼岸与此岸隔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只要能涉河而过，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合理的。
　　斯大林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柏林更是把他当做是一个拥有特殊管理才能的人物加以审视。尽管，斯大林给俄国带来的现实是那样让人痛苦，柏林却以他的聪慧和别样的幽默，用一种较为有趣的方式，来分析这个人物，而且为他创造了一个词“人为的辩证法”。历史是在矛盾与冲突中螺旋式前进的，为符合这个历史辩证，斯大林不断地制造各种运动，把想象中的敌人制造出来，然后加以肃清。这对于斯大林来说，需要把握好火候，“需要高超的技巧甚至天赋”，柏林不无讽刺地说。
　　思想路线忽左忽右，人们疲于应付，稍不谨慎，没有及时地调整好位置，灾难和悲剧就会发生。因为路线转换频率太高，人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思考的对象变成了琢磨统治者的想法。柏林为共产主义时代的被统治者们悲哀，他说，他们连“内心的流亡”都不能拥有，他们维持生存需要透支心智，根本不能考虑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
　　偶然的极权
　　柏林是那种让人放心的思考者，他给出的观点，即便不充分准确，但却是他在他所能掌握的条件下，给出的深思熟虑的结果，谬误以被他谨慎地最大化地削减。虽然柏林并没有预言这样的社会最后的结果会如何，但就他对斯大林统治术的分析，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言下之意，没有这样一个有着高超技术的独裁者，政权的松动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苏联最后的结果是解体，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艰难前行。有人曾做这样的假设，《极权主义的起源》由柏林来写，阿伦特的最重要的分析对象，是纳粹极权，那么，柏林最重要的分析对象则为共产主义极权。但是，当我们看完《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就会意识到，柏林不会去阿伦特般去追源溯流，构建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样一种社会模型的历史流变。
　　因为在柏林的思考中，这样一个社会得以实现，需要太多偶然的因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这意味着，避免它的出现，也有众多偶然的契机。俄国在他的眼里，是一个“一元论恐怖实验的试验场”，而非一棵由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邪恶种子茁长而成的高木。
　　柏林甚至有理由为自己一直坚持的多元论而得意，多元论正是破除政治迷信的最有效的方式。只要有什么观念，在实质上被领导者利用，那么，一个持多元论的人，就可以非常轻易地辨别出来，并提高警惕。一个知道吃多样化蔬菜有利健康的人，在一家只吃白菜的餐厅，自然感觉不对头。而如果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警惕之心，一个权术再高明的统治者也必然遭遇失败。
　　抒情是一道光
　　帕斯捷尔纳克（1890 – 1960）和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柏林1945年访俄期间最想见到的人。阿赫玛托娃是前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其言论受统治者的严厉控制，于此同时拥有一部分人隐秘的敬爱。帕斯捷尔纳克则是一位敏感才气的抒情诗人，在政治宣传严厉的时代，他却以纯挚的抒情，打动了那些日益冷漠枯寂的心灵。
　　柏林没有讳言，自己被帕斯捷尔纳克吸引，不是他有什么哲学上或者政治上的远见，而是因为在他的小说里，找到了那种充满激情的、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间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自莎翁以来，还从未有人把爱情表达得如此充分、生动、细腻和恰到好处”，如此不吝赞辞，在柏林的文章里，是也是极为少见的。
　　柏林曾在《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的遗产》一文中，描述过19世界俄国艺术家们对自己祖国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和责任感，但是，柏林写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却基本没有去追寻这样的遗产是否在他们身上得以保留。柏林对阿赫玛托娃的赞美，也是停留在抒情这一层面，被她的诗歌感动，成为柏林人生中神秘美妙的体验。
　　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会面35年之后，柏林写下了当时的记忆，充满了私人记忆的细节，没有褒扬他们的文化价值，叙事之碎碎念念，在柏林的文章中很少见。如果说，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带给柏林最深刻的印象是，被无限扩展的大观念，吞噬着每个人的真实生活，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则让他看到，忠于自己内心生活的生活方式，蕴藏着人性的善。真挚的抒情是一道光，可以穿越极权的坚壁。
　　苏联解体后，柏林写下短文《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1990），仿若《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附尾，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只要获得自由，就有无限的创造力，“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
　　
　　成稿于10-08-19
　　
　　《苏联的心灵》
　　以赛亚•伯林 著
　　潘永强 刘北成 译
　　译林出版社
　　2010年7月版
　　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