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于运动的说说:李松朋：中国传统书法批评论纲（上）（原载《书法导报》）

中国传统书法批评论纲（上）

李松朋

    摘要：书法批评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书法研究形式，只是在近年来从书法欣赏中脱离，获得独立性以后，才真正获得其学术品格，并在现代的书法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传统的书法批评资源非常丰富，如何整理、借鉴这些资料并用于现代书法批评的现代性构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关键词：传统书法批评，社会思潮，道德人本主义，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现代构建

    在人们普遍关注书法的继承与创新的今天，书法创作伴随着轰轰烈烈的书法大赛以及古典回归与现代创新的思潮迈步前行，书法理论研究也在书法本体、书法史、书法美学等方面融铸古今、兼容东西，呈现出繁荣的姿态。不管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如何的模糊，如何的缺乏独立鲜明的时代风格与深度，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动，并已无法遏制的坚定的步伐引领我们走向我们曾经勾画、幻想、企盼的未来！然而，作为书法学术研究最活跃、最具前瞻性、与书法创作和书法欣赏的关系最密切，联系书法家与欣赏者桥梁的书法批评却并不能让人满意，特别是与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与突破相比，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继承传统书法批评成果的基础上，借鉴现代各学科成果，在符合书法批评发展规律的条件下构建现代的书法批评体系。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研究、整理、继承传统的书法批评成果与构建现代的书法批评体系同样重要；如果从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及与其他艺术相比鲜明的艺术个性来看，研究、整理、继承传统的书法批评成果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一 书法欣赏、书法批评与传统书法批评

    “一部人类艺术史，可以说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并肯定其自身价值的精神生活史，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并行不悖、辩证发展、相互依存、相互推进的演化史。”①中国书法史的进程应该也是这样：书法创作与书法欣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向前发展的。书法欣赏是以书法作品为对象而创造性地展开的，书法创作的成果——书法作品更是借助于欣赏活动而存在、延伸，从而体现其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书法欣赏作为沟通书法家与欣赏者的媒介与桥梁，注重的是一种交流，它借助对书法家书法作品表现出的各种艺术美的因素的解读，从而引起与欣赏者以往审美经验的共鸣。比如：我们可以从张旭的草书中感受到鸿骇兽惊、龙飞凤舞的姿态美，也可以从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体味到平和与激越，柔媚与遒劲和谐并存的中和美，更可以从书法作品中发现惊蛇入草、夏云奇峰、高峰坠石等自然万物的意象美。在这里，书法作品中所体现的姿态美、中和美、意象美……等审美体验是共同存在于书法家和欣赏者的大脑之中，正是借助书法欣赏，通过对书法作品的解析，达到了二者的交流与沟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审美经验虽然也存在于欣赏者心中，但在欣赏书法作品之前，仅处于一种睡眠或混屯状态，当隐藏在欣赏者心底的这种审美经验被书法作品激活或发掘之后，这种审美共鸣带给欣赏者的不仅是审美的愉悦，也会引起其心中审美经验的重组与升华。这不仅体现出了书法创作的创造性，更说明书法欣赏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同样是与书法创作紧密联系，如果说书法欣赏的着力点是在读，在解析的话，那么书法批评学术品格与个性就是建立在判断、挖掘、甄别之上，虽然书法批评离不开书法欣赏作为基础。书法批评就是通过对书法批评对象的描述、阐释、甄别、判断，作用于书法创作和书法欣赏，从而促进书法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批评是建立在广泛的、普遍的书法欣赏活动之上，而且又担负着提高和影响、引导艺术欣赏活动的开展的义务，所以书法批评具有科学和美学的双重品格。这不仅表现在它的批评对象既包括书法作品和书法家，也包括书法理论、书法活动、书法发展规律等，还表现在它在发现、解析批评对象美的、好的、正确的方面的同时，更关注其缺点和不足；在关注现在、立足现实的同时，更着眼于发展；在以艺术、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同时，也更重视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对于书法批评，我们的研究是以现代的学术与理论视角展开的，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或促进中国书法批评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使书法批评真正以独立的学术姿态去开展，从而引导与影响书法创作、书法欣赏等一系列书法活动的发展。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去整理、审视传统的遗留时，我们就不能再以这种现代的标准去苛责古人了。所以，我们所要解析的传统书法批评所包括的对象就不能仅包括具有判断意义的书法批评，其他的具有审美形态的书法欣赏，以及泛欣赏意义上的古人书学思想的流露，也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样，一方面，我们全面考察相关的资料能更好地弥补古人点悟、随机性带给我们的原材料的不足，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古人的书法批评的思想与成果；另一方面，古代没有独立的书法批评，书法批评总是依附在书法欣赏、书法考证、技法探究、人物品藻等形式上而存在的，这些形式大部分都具有泛书法批评的意义，不但可以直接给与我们书法批评的历史基点，更是我们进行书法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我们对传统书法批评的解析，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展开的。

    二 传统书法批评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需要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参与，还需要书法欣赏者的参与，而所有参与者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审美观等都必然会在其作品中或在欣赏的表达中流露出来；另一方面，书法终究是作为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艺术形态而存在的，也必然要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所以，在我们考察传统书法批评之前，有必要对当时的人们的思想形态和社会环境作一番了解。

    （一）社会环境

    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但从殷商甲骨文到金文大篆，虽然都有着人们对书法美的自觉不自觉的追求，可是书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用的工具，并没有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人们欣赏、批评的对象，而且关于书法批评的记载很难见到，所以书法批评的历史并没有书法的历史那么悠久。如果从产生了具有明显艺术审美形式的小篆书体和有史可证的第一批书法家（李斯、胡毋敬、赵高）的秦代算起，那么，直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这样一段漫长的书法批评史，就完全是在封建社会制度的笼罩下完成的。

    在封建制度下，从庶民到皇帝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层人民要想进入社会上层或统治阶层，必须通过选拔，这种选拔到隋唐发展为科举。《汉书"艺文志》载：“汉兴，萧何草律，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另外，马宗霍在其《书林藻鉴》中说到唐代对书法的重视时说：“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自唐以后，书法在选拔中的作用有增无减。于是，天下文人学士莫不倾力于此，再加上毛笔在古代的书写工具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科举与实用的目的共同推动着书法的普及与提高，不仅培养了一代代的书法家，更产生了不计其数的书法批评者与书法欣赏者。

    除了科举制度之外，最高层统治阶级的个人好恶往往也会影响这一时代书法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就非常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不但自己书法学王羲之，而且还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加以褒扬，从而奠定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后世以得王羲之真传为荣，甚至在书法批评中也常常以王羲之的书法为标准。还有宋徽宗赵佶，他本人不仅是出色的书画家，还是艺术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他扩充翰林书画院，集中众多书画家，编辑《宣和书谱》，组织刻印《大观帖》，还广泛搜集流散民间的文物，不仅有利于当时艺术的传播与发展，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另一方面，最高层统治阶级的个人好恶的影响的负面效应也不能忽视。清初康熙喜欢董其昌的书法，天下翕然学之；后来乾隆又崇尚赵孟頫，于是赵书又风靡海内，故清代前期书法较明代及清后期都显逊色。此外，权臣的书法好尚也会影响时风，如宋之李宗鄂、蔡襄、王安石，清之翁同和等，这种以高层、权臣的好恶为尚的书风，违背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不但会阻碍、限制书法的发展，而且也会歪曲书法批评的客观标准。

    如果说科举与高层的好恶是从上往下对书法进行影响的话，那么不同时代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思潮却是从下向上产生作用的，而且这个更符合书法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每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都是与前一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哲学观等紧密联系的，常常反映了这一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其对当时书法艺术各方面的影响。魏晋的“玄谈”之风就是当时社会对儒家礼教观念的冲破和对道家哲理的崇尚的产物，而这也正是产生王羲之“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书法的时代思想风潮。在唐初，乘隋代余绪，书尚瘦硬，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到盛唐时文化鼎盛、社会繁荣，与此相适应，社会的审美从唐初的尚瘦转为尚肥，这时代出现的颜真卿那茂密雄强、浑厚丰满的书法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思潮的产物和典型代表。而宋代行草书的大发展亦可看成是对唐代形成法度森严的楷书的逃避和对宋代写意书风的追求的结果。此外，明代的“重势书风”，清代碑学的兴起都是当时人们在对前一段书法弊病进行深刻思考之后所提出的革新主张，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其正确性以及对书法发展的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

    除了以上几方面，在研究书法史时，我们还会发现，每个时代的书法的发展各具特色，差异颇大，虽然这种差异不是立刻显现的，往往是长时间累积的结果，但改朝换代对书法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秦代将文字统一为小篆之后不久，其统治地位到汉代就被隶书所取代，而到了魏晋，隶书又被楷行草书所掩盖，除了文字发展自身的规律之外，难道就没有其它原因了吗?那为什么基本上同隶书平行产生的行草书不也在汉代成熟发展？为什么隶书在东汉刚刚成熟没多久，其地位到魏晋就被楷行草取代了呢？为什么北魏会楷书碑版盛行？为什么唐代书学鼎盛，而到五代则几成绝响？为什么宋代崇尚写意而元代则又主张复古呢？…… 因为每一次朝代更替，不仅是对现有成果的破坏，更是统治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服从于巩固统治需要的不断变化。汉代的强盛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而隶书的质朴内质，飞动的气势，正是这种需要的产物；魏晋偏安江南，不思进取，以闲雅陶情为尚，隶书古板怎比得上行草书更适合进行挥洒，不拘形式！北朝异族统治，大兴佛教，倡导来世，盛行厚葬，所以墓志相率而盛；五代十国，战乱不断，人物丧失，人人自危，何暇从艺？元代同是异族入主，厚遇出仕的赵孟頫，力倡柔媚书风，掀起复古之风，是欲泯灭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使其安于现状……正是这种因时而变的统治思想对书法史各朝代书体风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思想文化基础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汉代开始，统治阶级采取的统治思想基本都是正统的儒家的学术思想。而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提倡君权，并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对臣民要求忠孝，并以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加强其统治，倡导“礼仁一体”，鼓吹“中和”。儒家学说一方面能够适应封建统治者建立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巩固统治秩序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却又使人从人身到精神都被囚禁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牢笼之中，极大地束缚着人性的自由发挥。

    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法躲避儒家礼教的强烈存在时，就会在精神世界去追求自由的天空，文学艺术就成了文人雅士们驰骋自由心灵的广袤原野，于是在现实中寻求超脱就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而道家的学说则正适合人们的这种精神需要。

    如果说儒家学说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国民精神等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起关键作用的应该就是道家学说。但这二者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所以，书法不但讲藏锋与露锋，刚与柔，速与涩……等的阴阳对立，也讲藏露互现、刚柔相济……的中和美；既讲究秩序的稳定——重法度，又讲究个性的自由——尚意尚情；既讲究为人的忠直刚正，又讲究书法的超逸洒脱…… 但从根本上看，道家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更具根本性，更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因为艺术没有创新便没有生命，艺术家没有自我的个性自由就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

    所以，中国书法乃至书法批评在封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同时融合了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精髓”②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