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融资流程:[转贴]达之：文革人物的历史污点及客观鉴别

达之：文革人物的历史污点及客观鉴别
                                               达之2010-10-21

            文革”时，中国冤狱遍地。凡被捕过的几乎全打成“叛徒”，凡地下党出身则是“叛徒”加“特务”，凡有海外或港台关系的则难逃“内奸”加“特务”的大帽子。刘少奇倒楣被捕过三次，被诬为“大叛徒”；刘邓路线的二号人物邓小平走运、一次被捕经历也没有，无法扣上“叛徒”的帽子； “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周恩来领导中共地下斗争时多次遇险，并无被捕经历，却因当年国民党伪造“伍豪声明”，虽然当时就向党说明清楚了，但在文革时也险被诬为叛徒。连己牺牲了的中共著名烈士瞿秋白、彭湃也被掘坟揪出，诬为“叛徒”。而所谓“叛徒”的证据不过是在敌人面前说过一些消极的话，或是在敌人的酷刑下说过几句软话。
       如果以此做为判定是不是“叛徒”的标准，而不是看是否向敌人供出时效性的重要机密，是否帮敌人抓捕同志，那么不是“叛徒”的被捕者少之又少。
         毕竟人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怕死的人要比怕死的人少多了，能熬住毒刑的人比不怕死的人更少多了。中国古人早有认识，先秦“吴子”书就指出过，毒刑之下，虽是国士也不免乱招。象江姐、赵一曼那样历毒刑而不屈，是十分罕见的特例，仅凭这一点，她们就是伟大的战士。中共人物中，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开国五领袖之一的任弼时、大将陈赓是熬过毒刑的人，经过毒刑的人是活不长的，三人的英年早逝与此有关（是源于毒刑造成的严重的心肺功能损伤）。
            对比之下，斯大林大镇压时，乱扣的是“特务” ，不用“叛徒”的大帽子。
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几乎全被捕过，一般都被捕过三次以上，斯大林本人被捕过六次，无法使用被捕等于“叛变”的公式，而且沙俄对政治犯礼遇，一般不用刑。

                   可谁又能想得到，抓住别人一小点历史问题就无限上纲、大做文章的文革干将们自身都是历史不清白的。
             他们的历史问题恰好都是“叛徒”“特务”，都是他们的政治领路人康生揭发的，而且都是至少在1973年以前毛泽东就知道的但并没有影响毛对他们的欣赏和重用，都是在他们倒台以后中共中央发的文件上公布的。说他们是“叛徒”“特务”完全是依照他们的逻辑，按照那时代党的标准。不过，我们今天实事求是地说，说他们是“叛徒”“特务”也是不能完全占住脚的。

           最先被揪出来的是转投林彪而倒楣的毛泽东的前秘书、全党第四号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1904～1989）,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泉州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顺直(即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1931年4月8日，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计15人一同被捕。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陈伯达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陈伯达出狱回到党内。《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承认陈自己未经任何组织批准，写自首书出狱。按照那时代党的标准，这是叛徒。从后来敌特人员口叙材料来看，陈被捕后，表现得非常软骨头，但陈谈不上出卖了什么组织机密（因为机密都让省委书记许兰芝卖完了）。
           华国锋打倒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公布了康生揭发的张、江的历史问题。
             张春桥的问题是国民党文化特务。
           张春桥（1917年－2005年4月21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文化大革命主要策划者和理论家。
         1933年春，张春桥还是文学小青年的时候，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被吸收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这不过是文学小青年的幼稚蠢动，由此就说人家是特务，过份了。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李淑芳）1916年生，是八路军宣传战士，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被日军俘虏，被带到石家庄做了日本人的广播宣传员，日本投降后才归队。按西方的标准，文静的行为不算什么；按党的标准，这是叛变。但张春桥没有离弃被俘女友，1946年与之结婚并伴以一生。张的这一行为与张的极左面目反差太大，一方面，以极左者绝对不宽容的特性，难以理解张为什么会容纳“叛徒”女友；另一方面，依日本人的特性，长相姣好的被俘女战士不被性侵而能做为广播宣传员活下近二年来是难以想像的。不管怎么说，张的这一行为是很正面的，是难能可贵的。

          江青被指为“叛徒”，
          江青，原名李云鹤，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2月，19岁的江青与国立山东大学(由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现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俞敬（当时化名黄敬）恋爱同居，经黄敬引导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因黄敬被捕失去党的关系。1933年夏，江青到上海，以代课教师谋生，参加了左冀教联和左冀剧联（党的外围组织），1934年9月在曹家渡被国民党政府被捕入狱。11月教联求保、写保证书获释，获释后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秋到延安，后恢复党籍，改名江青。
         江青是因参加左冀组织而被捕的，　当时已失去了党的关系，谈不上出卖组织或机密，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叛徒了。

         姚文元被指为“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一项出身罪，不是姚文元个人能选择的。因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是中共脱党分子，曾让少年姚文元认中统头目徐曾恩为干爹。
            指控所有人是叛徒的康生自己倒有叛变过嫌疑。康生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过，但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1930年被捕叛变的资料。康生被捕，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具体细节只在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给国民党的交待报告中提及。
         后来饶漱石看到过这份卢福坦报告。饶漱石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1969年11月，康生乘乱急急处死了卢福坦。文革结束后，所有知情者全死了，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有没有变节，成为中共党史中难解之谜。
         但我认为并不难解，可以合理推测。康生这样急急掩盖，说明康生确实被捕过，但估计当时真实身分还没有暴露，只是以一个普通“共党分子”的身份被抓，很可能是被敌人瞎猫抓死耗子误抓上的。被捕期间，康生很可能说了许多不堪的软话以拖延敷应，后来因一个极偶然的原因脱险（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得以出狱，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康生应该没有供出什么重要的时效性的机密、也没出卖组织。因为并没有引起当时党的秘密机关的震荡。反之，如果康生真的出卖过什么重要机密，就会让敌人高度注意上他，他也就不可能因偶然的原因脱险了。这也应该是毛泽东、陈赓等人无多大反应的原因。但是，按党的标准，那些不堪的软话就足以定他是叛徒。
      “农民总理”陈永贵不是文革干将，但是文革红人，也有历史污点。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1920年5岁时，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带着他迁至大寨，不久其父自缢身亡，陈寄居在一寡妇家中靠当长工为生，7岁就为人放牛。是标准的苦孩子。1942年，27岁时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夏，日本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1944年，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陈永贵这段历史文革时曾被人拿来说事，但被毛泽东、周恩来压下。文革后则被人说成是汉奸。应该说陈永贵是“被汉奸”的。日本占领军要求每个村出人当村伪维持会代表，大寨人自己不愿意当，就“推选” 陈永贵这个外人孤儿来当。这不是陈永贵的自愿。陈在任期间，并无实际汉奸之行为。

            我们现在客观地评说了这些人及其关连亲属的历史污点和疑点，这样点虽然不象中共中央文件说得那样重，但毕竟是污点和疑点，是可以授人以柄的命门。现在我们心平气和，但在当时，这些事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足以要了人家的性命。由此可见，极左派理论并不是象他们自吹的那样有多么高的纯粹性、统一性，在唯我所用、实用主义方面和他们嘲笑的改革对手是一样的。
            从人物个性上说，康生奸、张春桥阴、陈伯达“鬼”、姚文元伪。江青则是医学上标准的歇斯底里女人。歇斯底里的女性成因，古希腊人就已经猜到了，各位自己查书去。
         当大红大紫的文革干将们大抓别人的“叛徒”辫子时，按党的标准，这些人自己的“大辫子”才是结结实实的。无独有偶、凡事成双，国际共运史上，大抓别人“特务” 的斯大林恰恰做过沙俄暗探局的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