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头企业vi设计哪家好:经世奇才陶澍

十八世纪上半页，中国的巴尔扎克吴敬梓，创作了一个“范进中举”的故事。主人公范进一生为中举而奋斗，却于经济之道一窍不通。

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笔下又出了个孔乙己，穷到靠赊欠酒资度日，靠偷书钻故纸堆，却仍然不忘在小孩子面前卖弄“回”字的四种写法。

鲁儒、范进和孔乙己，正是封建社会一般知识阶层的真实写照，终日沉醉在尊孔读经和性理空谈中，“潦倒不通庶务”，迂腐穷酸之态，令人可憎而又可怜。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时代呼唤经世济时之才，陶澍应运在历史洪流中成为挺立潮头的弄潮儿。

承前启后  建树颇多

1839年6月3日，广州虎门海滩，随着林则徐一声令下，销烟池内，200多万斤鸦片升起的烈火浓烟，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而就在前一天，以清廉能干著称的改革家陶澍却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为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划上了句号。

应该说，陶澍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卓有成就的改革家，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是一位标志着封闭的、封建的古老中国走向开放、走向近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有实行，斯有实用”。他明确反对厚古簿今、空谈义理，反对逃避现实、迂腐庸朽。他认为经学即是经世之学，只有“经术明”，才能人才蔚起，才能造福国民。他在长期的两江封疆大吏任上，大力兴利除弊，推行多项重大改革，如清除漕弊，倡行海运，整顿盐务，创设票盐，治理江河，兴修水利，清理财政，改革币制等等。

陶澍的经世致用思想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重视商人，发展商业，提倡农商并重。他在推行改革中，借助商业资本，利用商人力量解决漕粮运输问题，改官督商运为商人自由运输来促成票盐改革。

陶澍所进行的改革，虽然只是给没落中的清王朝注上了一支强心剂，但他上承王夫之，下启林则徐、魏源、左宗棠、曾国藩，将宋代湖湘学派倡导的致知力行、经世致用的学风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创立了特色鲜明的湖湘经世学派。其盖世之功，永远留在中华史册上。

一片血诚  为民除患

陶澍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若干举措富有开创性。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正月，陶澍任安徽巡抚。六月，长江大水，安徽濒江三十余州县堤圩皆破，田园房屋淹没。时经三月，消水不及三尺，补种无望，灾情惨重。陶澍接连发布《安徽水灾布告》，制定切实可行的救灾政策，并派出官员到湖广、四川、江西“购米十万担”，减价平粜，还劝捐数十万金”，救济灾民。同时，亲自深入安庆等重灾区勘察，动员人民生产自救，重建江坝，保卫田庐。         

经过这次水灾的惨痛教训，陶澍深感兴修水利是攸关民生的大事，决心筹办安徽水利。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二月，陶澍向道光皇帝上奏安徽的治水方案。他认为“皖省南介大江，北近黄河，西引长淮，东潴湖泽，低洼之处，最易受淹”。主张提高洪泽湖的蓄水量。认为“洪泽一湖，必藉淮源旺盛，方资收蓄敌黄，自应多方导引，以助其势”。而“寿州境之城西湖，凤台县境之焦岗湖，凤阳县境之花源湖，均可抽沟入淮”。另一方面，他还主张在淮河两岸筑堤束水，并提出了“民办官助”修水利的办法。         

陶澍的治水方案，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赏和批准。于是，他便及时督饬各州、县组织力量，大兴水利。除“治寿州城西湖、凤台焦岗湖、凤阳花源湖，又怀远新涨沙洲阻水，并开引河，导之入淮。淮水所经，劝民修堤束水”之外，还在沿长江各县计亩出夫，修筑堤防，保障农田。验收之后，陶澍对为修堤出大力人员记功，对捐巨款绅士送匾奖励，大大调动了各地吏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接着，他又督饬“各县设丰备仓于乡村，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不经吏役，不减粜，不出易，不假贷，岁歉备赈，乐岁再捐”，为日后兴修水利筹储资金。         

同年五月，陶澍调任江苏巡抚。江苏省为“江河要区，政务殷繁，财富甲于他省”，责任重大。陶澍到任后，继续致力于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他调查了吴淞一带水利情况，于七月二十三日具奏皇帝，并提出了兴办吴淞江水利的方案。不多日，道光皇帝即批准了陶澍这一方案，并谕知两江总督协助办理。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七月，江苏发生水患，许多州县被淹，数十万人受灾。七年，陶澍会同两江总督筹议治理吴淞江。他和地方官员往返勘察，制定计划，估算土方，组织劳力，筹划资金。通过周密规划，定出了施工方案。

十月，疏浚吴淞江工程相继动工。十月十一日，拦潮大坝合拢后，集人戽水兴挑，但以后“时值严冬，连遭雨雪，挑挖河道，积水较多，虽经随时车戽，而涸复之后，又逢雨雪，上下河堤，冰凌冻结，夫役不能立足，人力难施”，工程极其艰难，至次年正月，天色放晴，遂添人挑担。陶澍督促各地，挑出淤泥，按原定设计，筑成堤堰，河道一律深挖，以保证工程质量。

二月，吴淞江疏浚工程竣工。二月七日，陶澍乘船亲赴工地验收。共用库银二十九万九千一百八十七两，达到了满意的效果。         

陶澍曾作长诗一首，记述吴淞江放水盛况：“今朝开坝息畚锸，万人邪许闻欢呼。涛头一线立海色，恬有静绿先平铺。樯帆乘风行客乐，鱼龙得意争归墟。推波助澜势未已，且喜百年民患除。”诗中还总结了治水经验：“岂知江潮在天地，本若元气相转输。一呼一吸荡肠胃，焉有塞口防沾濡。来源不裕闸何益，刻舟颇笑前人愚。”此诗传出后，吴中人士竞相和者数百人。         

陶澍办事善始善终，奖罚分明。是年三月六日，他具奏朝廷：“武进县丞陆钫在施工吃紧时，藉病迁延，候补府经历陈溶，雇夫迟玩”，交部议定，给予处分。苏州府陈銮等二十八名官员，“督率认真，干练实心，任劳任怨”，报请加官晋级。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上半年，他又主持兴办了练湖工程。工程经过三个多月完成后，陶澍委派江苏布政使梁章钜等前往验收，达到设计要求，陶澍向道光皇帝奏报：“实属工坚费省……足收济运通漕之益。”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八月二十五日，陶澍升任两江总督，统辖三省。他深感“地广务繁”，责任重大，决心“力之所能，一片血诚”，为民造福。

十一月，陶澍开始治理江苏武进县孟渎、得胜、澡港三河。清廷批准了他的计划。

陶澍积极筹划和支持挑浚浏河、白茆河工程。早在道光八年十一月，他就曾筹议借款挑浚浏河，可是这一合理建议为户部拒绝。但陶澍并不气馁，坚持不懈地力争，表现了他为国为民修水利的坚定决心。道光十二年，陶澍会同江苏巡抚林则徐复奏“浚浏河、白茆河”。十三年五月，陶澍又提出将各属缓漕搭运剩米十数万担粜变，暂借五万余两为挑浚浏河经费。次年三月，陶澍再次筹议治理两河，并动员官民捐资，以工代赈。由于陶澍三番五次申报治河，朝廷终于批准举办。

浏河、白茆河疏浚工程完成后，适于七月二十三、四、五等日，苏淞一带，倾盆大雨，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当即分令太仓、镇洋二州县，将涵洞全行启放。顷时，滔滔洪水东注，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而秋汛大潮，仍无倒灌。证明浏河容纳与涵洞宣泄，实有巨大成效。当年，该地获得大丰收，父老皆欢喜，说：“这是百余年所未有。”         

这些工程，利国利民，造福后代，千秋称颂。刘鸿翱在《水利七案序》中说：“云汀先生在主持兴办的这些水利工程中，借国帑为之经理，分年摊征还课，上无亏国家，下有利于民，民既利，而国家之财赋随之。盖先生治江苏之精神在焉。”

服官济世  刚正清廉

在清朝268年的统治中，两袖清风的清官寥寥无几，但陶澍却能一反颓败政风，成为独具特质的大清官。

嘉庆二十年九月，陶澍奉旨巡视江南漕务。当时办理漕政的官员，大都贪污勒索，是清王朝的一大弊政。

陶澍离京后，沿途明察暗访。一个月后，他抵达江苏清江浦。一听说巡漕大臣来了，办理漕政的官吏大都前去拜访送礼。陶澍以旅途劳累为由，一个也不接见，但将礼物全部收下了。１０天后，陶澍已掌握了漕官的清廉或贪贿状况，宣布接见所有办漕官吏。升堂后，师爷宣读了送礼官员名单和礼品礼金后，贪官们满头大汗，不敢抬头。宣读完毕后，陶澍一拍惊堂木，针对送礼的官员说：“尔等凭俸禄哪有上千银两送礼，分明是敲诈勒索、贪赃肥己。今日暂不治尔等之罪，但所送财礼全部没收，发回地方作为修建书院经费。”然后，他对全体漕官说：“各处所欠漕粮，限一月之内交割清楚，违者从严惩办。”

一个月后，陶澍再次升堂议事，宣布将所有官员分为三等：凡漕粮任务如期完成，又未送礼的，定为上等，申报朝廷，官升一级；漕粮任务完成好，但送了礼的，记过一次，定为中等，不奖不罚；对两名自认为有后台、称病不理漕务、又有贪贿行为的官员，定为下等，革除官职，强令变卖家产，赔偿历年贪污亏欠的漕银。这样一来，漕务大有起色。据记载，陶澍巡漕“仅半载而办五百万石之米，为前后十余年所未有”。特别是漕官不敢再贪污勒索，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与当时众多的官僚相比，陶澍独能洁身自爱，以廉政勤政闻名于当世。他强调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并曾自表心迹：“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这是陶澍为官行政的准则，也是他一生勤政廉政的真实写照。道光十年（1830），陶澍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盐政衙门照例送赏需银二万两至总督府。这种“赏需银”，表面看来是合法收入，实际上是盐政官员为自己长期留任肥缺，而对大官们的一种贿赂。陶澍坚辞不受，坚决予以裁革。后来，他兼理两淮盐政，又以“总督养廉已极优厚”为由，拒绝领取盐政养廉费。与陶澍相比，那些人前自称是“公仆”，吃喝玩乐享清福的冒牌“清官”们，以及那些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捞的贪官们，就不啻天壤之别了。

陶澍另一件有惊无险的故事，说来也颇为有趣。他平时有个癖好，就是喜欢石头，当他在野外看到奇石时，会想方设法把它们搬回家中。两江总督府设在南京，他一有空就到雨花台去玩，顺便采集一些雨花石，日子久了，就装满了十几个箱子。一次他在经皇帝批准回湖南省亲时，心想没有什么好东西孝敬老母亲，就装满了10多箱好石头，让老母亲好开开眼界。

一天傍晚，陶澍的省亲大船刚停靠在临资口码头上，忽然远处尘土飞扬，一队人马直奔码头而来。人马还未站稳，为首的那个官员就高声喊道：“圣旨到！陶澍接旨！”钦差展开圣旨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两江总督陶澍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乘回乡省亲之机，将所敛不义之财向安化老家随船带回。兹将其财物尽数没收，停职查办，以儆效尤，钦此。”

钦差的话刚讲完，两个亲兵已将陶澍抓住，要摘去他的顶戴花翎，脱下他的官服。此时的陶澍并不慌张，他一面挣脱亲兵，一面反问道：“请问钦差大人，捉贼要拿赃，说我贪赃枉法，有何凭证？”

钦差指着船上的十几只大箱子说道：“这些箱子就是证据，还有何冤枉可言？”

陶澍申辩道：“卑职船上装的是什么财物，大人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不如先登船察看，再给我处分不迟。”

钦差闻言，觉得陶澍言之有理，连忙带领亲兵登船察看，把十几只箱子统统打开来，令人大吃一惊的是，箱子内除了一些常用衣服之外，其余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石头。

钦差一见，睁着一双疑惑的眼睛问道：“陶大人，听说你自任两江总督后，一直没有回乡省亲，此次从南京去你家乡湖南安化，千里迢迢，怎么别的东西不带，只带了一些一文不值的顽石？”

陶澍长叹一声，道出了原委：说他虽然当了30多年的一、二品大员，俸银优厚，但看到到处天灾人祸，灾民遍地，于心不忍，所以把俸银中一大半都捐了出去，因此至今仍是两袖清风，无奈只好带些石头回去孝敬老母亲。

钦差听后啧啧称奇，说：“从来就听说只有捞银子的官吏，哪里来贴老本的官吏，真是天下一大奇事。”他命令陶澍的大船暂停前进，就地等候皇上圣旨。他立即照实情拟了一道折子，派600里快马火速禀报给道光皇帝。

原来，道光皇帝在陶澍离开南京回乡省亲后，就接到了江阴知府的密报，称陶澍任两江总督以来，大肆搜刮民财，金银珠宝多得连总督府也堆放不下了，故借此次回家省亲之机，用大官船装了十几只大箱子回去。道光皇帝闻报，信以为真，立即下了那道圣旨。

当道光皇帝得知陶澍千里回家省亲，孝敬母亲的竟是一箱箱的顽石，又听说他散银救灾民，心中十分感动，上朝时对群臣说：“为臣下的能个个像陶澍那样清廉，何愁天下不太平！”

陶澍回到家中后，道光皇帝又派钦差送去了三千两银子，算是对他的奖赏。但陶澍分文不用，依然是粗茶淡饭，他将这钱一部分用来接济贫苦乡民，另一部分在安化县兴办了48所义学，自己分文不留。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终因积劳成疾，体力不支，死于任上。安化县数万居民都主动挂孝为他送丧。江苏江西的许多人闻讯后都嚎啕痛哭。道光皇帝为他辍朝三日，并亲书碑文，称赞他是“本朝自于成龙以来的又一值得为群臣学习的清官”。

改革盐政  关心民瘼

陶澍荣任二江总督之时，正值两淮盐务疲蔽艰难之际。当时，清政府仍沿用明代的纲盐制，即由少数盐商垄断食盐购销。后来，这些垄断纲商甚至不需经营食盐，只将专利凭证转手卖给他人，即可坐得巨利。贩运者因而成本增加，不法官吏又对盐商勒索种种浮费，盐商则抬高盐价，将负担转嫁平民。盐价昂贵，官盐滞销，私盐泛滥，给民众生活及政府财政都造成极大困难。“库贮垫占全空，欠解京外各饷为数甚巨。历年虚报奏销，总商假公济私，遮饰弥缝，商人纳课不前，日甚一日…”盐课为国家之重，十万火急，耽误不得。

针对盐务的弊端陋规，陶澍以惊人的胆魄，对盐政进行了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他取得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大力支持，首先在淮北二十九州县取销纲商对食盐的垄断。他颁令改行票盐制，允许商人自由领票贩运食盐，但必须照章纳税。这样，过去的垄断纲商就不能坐享巨利了，贪官污吏的盘剥也大大减少，而盐税收入则大大增加，吏民称便。因此，票盐制被人们称为“百世之利”。同时，对两淮盐政全面整顿，制定盐务章程十五条，除积弊，删浮费，改良官运，降低盐价。“国朝久治安，两淮足财赋”陶澍的官声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片赞许。

陶澍兼理盐政八年，革除了垄断商贩的束缚，使商业资本在食盐的运销领域中能自由发展。他是率先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地方大员，大胆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并取得了轰动朝野的成就。

陶澍的廉政务实作风，源于他“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他生长在安化农村，干过打柴、放牛、捕鱼等体力劳动，因而懂得民间疾苦。吃饭想到耕夫，“常恐七尺身，远愧一囊粟”；喝茶念及茶农，“谁知盘中芽，多少肩上血”。他深知“民以食为本”，决意“平生衣被志万家”。在送友人赴任时，赠诗以“此行要为苍生计，我辈原从白屋来”，与僚友共勉；当出京外任时，在《出都留别诸友》诗中表示：“此行敢忘东南计，我亦壶浆瘠士民”。这些，都体现了陶澍以国事为重、以民情为念的志趣和为国为民一展抱负的情怀。

陶澍在任职期间，曾屡次把自己的俸银舍施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在安徽抗灾救灾，他带头捐银三千两赈济灾民，并奔走于受灾各州县，部署各地疏导积水，补插晚禾，大修水利，相互扶助，共渡灾荒，使“流移、老疾、孩稚皆有所养，殍殣者有所瘗，民不知灾”。直到一八三九年，为官数十载的陶澍，终因积劳成疾，六十二岁时在任所溘然辞世。“讣音所至，寮吏军民莫不陨涕”。作为一名封建官僚，能得到民众如此拥戴，确属难能可贵。

正由于陶澍关心民瘼，尽力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因此在当时深得百姓称之为“陶青天”。当陶澍巡视南漕事竣，“回京复命，江南百姓攀辕洒泪”；当他离开川东时，郡中父老随行相送十余里，有诗“来何暮，去何速，何时重来蜀民福”，以表依依惜别之情。陶澍亦赋诗四首（此录一首）回赠：“多情父老挈儿童，此景江南宛若同。记得黄林庄上别，几行挥泪对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