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酒量好的成语:越南领导体制改革的探索

　　笔者并非越南问题专家，但是在从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过程中，偶有涉及与越南的比较，同时作为一般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也对越南的政治发展感兴趣，特别是关于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建设的问题，遂有以下粗浅的观察和思考。

　　率先实现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

　　国家领导权力的持有和移转，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前，各国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方式是君权神授和君权的家族继承制。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在政治、经济、科学、人文等各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政治领域的突破是在价值观上抛弃君权神授，转变为人民主权;在实际运作中抛弃权力的家族继承制，采取人民定期选举国家领导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熊彼特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国家领导权力可以通过数选票而非拼刺刀，定期从一批人和平移交给另一批人，从而避免了因争夺权力而引发的残酷斗争乃至内战，避免了为保持无限权力而实行独裁专制。

　　社会主义国家自建立以来，就为如何在没有多党选举的条件下寻找合适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而努力探索，但是，应该说成效不彰。

　　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即，某个人长期担任最高领导人，直至死亡或被推翻下台。他们没有正常的退休，没有把领导权移交给自己的同事。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持有缺乏任期限制，不能有效挑选和培养接班团队，不能把权力和平移交给接班团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遇巨大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最高领导权力持有和移转的制度化是社会主义体制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基本实现了最高领导权力持有和移转的制度化：越南和中国。前不久，古巴宣布将实行最高领导人两届十年的任期限制，但是未来是否真正实现还有待观察。越南实现权力制度化的时间要早于中国。自1975年越南共产党统一南方取得全国政权以来，七任总书记还没有人任职超过两届十年，六位总理(包括代总理)仅范文同任职超过两届达十一年，七位国家主席(包括代主席)仅孙德胜任职超过两届达十一年(其中有六年任期是在1975年统一南方以前)。杜梅任职总理三年，任职总书记六年，总计未超过十年。绝大多数领导人在任职届满或到达退休年龄时从领导岗位上平顺地退下来。每次最高领导职务的交接都能够和平顺利地进行。表一显示了1975年以来越南共产党历任总书记、总理和国家主席的任职情况。

　　越南几乎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初就基本上建立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限任期制度、到龄退休制度、和平有序的交接班制度，这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绝无仅有的，是越南在政治体制上领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突出之处，尽管越南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不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为何能够平稳交接

　　越南能够较早实现党和国家领导权力持有和移转制度化，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因素起了作用。

　　首先，有可能实现高度集权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得无上权威的胡志明，在统一以前已经逝世，此后的越南共产党内，无人具有胡志明那样的魅力和权威，越南共产党不能不实行集体领导体制。

　　其次，越南在经济上只经历了非常短暂的集中化过程，且集中化程度比较低，影响还比较浅，就很快分权化了。1975年越共统一南方后，在全国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实行计划经济，但是，很快于1979年在四重压力下放弃了：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入侵柬埔寨造成的巨大负担;苏联援助由无偿变为贷款，且条件趋严;南方农民消极而强烈的抵制。

　　从1980年开始，越南便允许小型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在1986年越共六大上，总书记阮文灵宣布实行革新政策(DoiMoi)，引入市场机制，并对外开放。1990年后，越共加大市场改革的力度，并于1992年将建设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经济写入宪法。

　　因此，越南只发生了一次短暂的经济权力集中过程，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或者说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来得及固化下来便开始改变，也没有造成巨大的、强烈的、持久的社会后果和群众心理后果。

　　众所周知，政治权力集中与经济权力集中是相伴相生的，政治权力集中会导致经济权力集中，经济权力集中反过来也会造成政治权力集中，同样，经济权力分散将导致即使起初集中的政治权力最终也会走向分散。而越南则是既没有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而言)，也没有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

　　第三，越南在政治文化上有制度重于个人的传统以及权力斗争温和进行的传统。越南的政治文化主要受自北向南推进的中华传统的深远影响，但是，印度文化和法国殖民文化在越南南方有深厚的根基，并影响北方，由此形成了越南独特的政治文化，其一个特点是其官僚机器(包括长期的科举制度)虽然仿照中国，但是比中国注重制度，比较淡化个人影响。越南政治运作中维护制度的权威性，要强于维护个人的权威性，强调个人服从制度。

　　越南政治文化中还孕育出了一种权力斗争较温和进行的传统，权力斗争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避免。民主选举和人权保障等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所解决的一大问题，不是消除权力斗争，而是消除前现代社会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血腥性。越南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内外也有斗争，但都比较和缓。

　　这种较温和的政治文化可能与宗教对越南人的生活影响深广有关。越南信教人口有20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25%(越南总人口约9000万，其中越共党员2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2.3%)。其中，1500多万是佛教徒，600多万是天主教徒(2009年12月初，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访问梵蒂冈，这是首个共产党国家元首访问梵蒂冈。2011年1月13日，教皇本笃十六世向越南派出了特使。双方关系逐渐正常化)，还有几百万的其他宗教信徒。佛教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广大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即促使这些国家崇尚和平、摒弃暴力。

　　东南亚国家除了柬埔寨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发生大规模的本国人民相互屠杀以外，没有严重的内部暴力。可能出乎很多中国人的预料，柬埔寨于1989年取消了死刑。老挝和缅甸虽未在法律上取消死刑，但是缅甸在1993年以后就未执行过死刑，老挝也几十年未执行过死刑，因而被国际社会看做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泰国和越南保留了死刑，但是，在过去四年，泰国只在2009年执行过两例死刑，越南执行死刑的数量也不大，表二是Death Penalty Worldwide公布的越南的死刑执行数。

　　表二中的数字在绝对量上以及占人口比例的相对量上都是不高的(中国虽然这几年在减少死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上两项数据比越南都要大得多，根据同一组织的估算，以死刑执行数占人口比例计，中国是越南的几十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越南比较温和宽容、尊重生命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柔化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意见和利益冲突有很大帮助，对于越南共产党能够在统一之初就建立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有限任期制、到龄退休制以及和平有序的交接班制度是有帮助的。

　　第四，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可能也给越南共产党提供了重要借鉴。1956年起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反思，应该都对越南共产党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镜鉴，警惕越南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于个别领导人。

　　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的影响

　　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持有和移转的制度化为越南政治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有利的条件。

　　首先，为越南的政治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制度化带来了人事和政策的定期有序更新，带来了决策过程中不同意见能够相互交流协商的较好气氛，带来了利益在较大范围的共享，这就为政治体制创造了广泛的支持基础，为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集体领导制的建立和制度重于个人的传统，避免了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问题，保障政策和制度既能够有所更新又能够保持一定的连续，有利于政治社会的稳定。权力高度集中、领导人听不到任何不同意见的体制表面上非常稳定，也可以在一段时期内，甚至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但其稳定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可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1989年的罗马尼亚，2011年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次，为越南积极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越南共产党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十分活跃，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制度化，因为在制度化的条件下，不同的意见会得到尊重，新想法有机会得到试验，即使出现困难和问题也会被宽容。

　　在2006年越共十大上，总书记的选举有两位候选人，这在共产党国家是前所未有的，带有试验性质。2011年越共十一大上，没有对外公布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过程，意味着十大所实现的选举办法还在调整，但是并没有领导人因为十大的总书记选举尚需完善而被斗争。

　　第三，为越南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越南党内民主发展趋势强劲，在基层和高层都有突出的表现。岘港(Da Nang)是越南第三大城市，2010年9月29日，市党委书记由党代表大会(约300人)选举产生。过去，省(58个)和中央直辖市(5个)的党委书记由党的执行委员会(约50人)选举产生，而党代表大会的职责是选举党的执行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地方党委书记是扩大民主的举措，与岘港同时实行新选举办法的省还有9个。此前，越南有200多个县，1400多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而且差额幅度较大。表三是最近两届越共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情况。其中，十大有两位是自荐候选人，十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原定选举25人，只有21人得票过半，大会决定不再举行第二轮选举。这都反映出越共活跃的党内民主生活。

　　第四，为越南国会和社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出之处是由498人组成的国会在监督政府工作方面十分活跃，这点甚至得到西方国家许多怀疑越南政治体制的观察人士的认可，这些观察家基本上对各种党内民主持怀疑态度，认为是虚假无效的，但是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越南国会的工作日趋专业，对政府的监督是“硬”的。

　　最近几年，政府总理和部长要出面接受国会质询，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现场直播。

　　前总理潘文凯在任职期间于2005年6月2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行进在改革道路上的越南》一文，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方向，明确指出要增加越南政治过程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媒体包括互联网要曝光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其他不当作为，国会要强化监督政府的职能。

　　潘文凯的文章表现了他本人乃至越共领导集体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积极主动的态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与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制度化以及与之伴随的比较温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基于以上粗浅的观察，笔者认为，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在越共的领导下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越南的经验或许也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

　　赖海榕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