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人集体照创意队形图:“宰相之杰”张居正的用人之道

张居正(1525-1584年)，字叔大，号太岳，是明朝政绩突出的内阁首辅（宰相），被誉为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和政治家。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大明朝重新获得了勃勃生机，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堪称现代领导者的典范。

　　毛泽东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是两件事：“出主意”和“用干部”。从领导者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张居正将“出主意”与“用干部”这两项“领导者的责任”都做到了极致。如果说，“出主意”更多的是体现张居正作为有着雄韬伟略的政治家、改革家的杰出才能的话，那么，在“用干部”的具体实践上，则更能体现其作为一名杰出的领导者所具备的领导艺术，而这一点也是最值得当今领导者和企业家所借鉴的。

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纵观张居正的用人方略，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所谓“循吏”，就是一根筋把事情做好、靠结果说话的官员；而“清流”则是那种说得多、做得少、满脑子道德教化的人。在“循吏”与“清流”两者之间，张居正态度鲜明，用人明显倾向于前者。关于这一点，在对海瑞和戚继光的运用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提起海瑞，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无人不知他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即便在当世，海瑞就已经成了一个清官形象的代言人。嘉靖皇帝去世以后，徐阶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让海瑞到了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海瑞是一个非常有操守的人，八抬大轿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的部下官吏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其他人能敢坐轿吗？于是，大家怨声载道，都想办法调走。

　　海瑞又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有没有理，一般是富人输；哥哥和弟弟打官司，大多是弟弟输；有势力的人跟没势力的人打官司，大多是有势力的人输。这样一来，富人都怕他，大户人家也都跑了，州府就没有了税源。海瑞在那儿当政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当时的首辅高拱也不留他，海瑞便回到海南的琼山老家赋闲。

　　张居正任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是一个典型的“清流”。

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位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然而，如果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清流”特色，岂不又要贻误一方？最后张居正决定不用海瑞。而且在张居正执政十年间，从来没有起用海瑞。

　　那么对于戚继光的任用又如何呢？张居正启用戚继光的时候，戚继光仅仅是总兵。当时的总兵虽然是部队一把手，但是上面还有一个总督。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领导总兵。过去只要总督和总兵产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撤换总兵，而不会换总督，但是张居正却并非如此。在戚继光这个总兵和总督产生矛盾以后，他撤换的都是总督。而且每一个总督上任，张居正都会找他谈话，要他支持戚继光的工作。戚继光担任蓟辽总兵十三年，蓟辽没有发生一次战争，蒙古人也没有一次进犯。确切地说，这既是戚继光的功劳，也是张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劳。

　　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对他信任有加，长久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坚决不用。戚继光与海瑞，都是晚明时期名倾朝野的重要人物。张居正对他们的态度却绝然不同，这就是其“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张居正始终坚持的这一用人原则，万历前十年的朝廷大臣，凡是张居正亲自选拔的，大部分都是青史留名的人才。

　　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值得广大领导者和企业家思考。比如，在选用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时候，固然要考虑资历、水平、名声等综合因素，但是如果缺少了一种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循吏”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干部能够真正肩负起造福一方民众、改变一方面貌的重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一名现代领导者和企业家来说，只有像张居正那样，敢于选拔那些思想敏锐，不安于现状，大胆改革创新，善于开拓进取，精明能干的人才，才能最终成就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惟贤是用，不囿亲疏

　　官位乃朝廷公器，朋党政治的特点，就是将公器滥赏私人。张居正也任用私人，但讲感情不讲能力的事，张居正绝不去做。譬如，虽然他用他的亲家王之诰担任刑部尚书，但这一任用并没有招致非议。因为王之诰政声卓卓，是个很有建树的官员。所以说，如果张居正用了某个同年、同乡或者朋友，那么此人一定是贤才，而不是庸才。反之，如果是庸才，即便是其同年、同乡或者朋友，他坚决不用。

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他的同年、同乡纷纷前来攀援。其中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任首辅后，他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京城工作。张居正觉得这个同学有能力，资格也比较老，就同意了，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

　　明代的官吏体制，省里的巡抚与朝廷六部差两个级别，朝廷的六部尚书是二品；左侍郎、右侍郎可能是从二品，也可能是正三品，而巡抚只有三品。汪伯昆从巡抚到了兵部左侍郎的位置，从正三品提到从二品。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即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一起吟诗作赋。

　　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奏章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就是，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换句话说，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但兵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吟诗的地方。于是，汪伯昆的官职就此被罢免。

　　其实，早在张居正任首辅之初，就曾公开表示，“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依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他的这一“惟贤是用”的理念，对于今天的广大领导者和企业家而言，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所谓“德才兼备、惟贤是举”，就是指领导者和企业家在选人用人时，应如张居正一般，选贤任能，不徇私情，不搞小圈子，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这样，才能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组织保证。

用人必考，授任以当

　　用其才，考其素，用人必考，授任以当，是张居正的一贯举张。为了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张居正大力改革吏治，设立考成法，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所谓考成法，就是把应办的事情量化，规定完成时限，建立工作台账，一式三份留存。再由六部和都察院按照台账，对所属干部逐项对照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否则以渎职论处。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大批冗员，奖励廉能。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地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慎其始矣。”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形成了“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的良好局面。

　　万历四年十月，神宗皇帝审阅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此所谓“用人必考，授任以当”。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斐然。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平定。国家富强，国库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支出。交通驿站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经过张居正十年的苦心经营，明朝已成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

　　近年来，“执行力”日渐成为不少领导者和企业家口中的热词。其实，当年张居正的“考成法”，就不失为抓执行、抓落实的一套高招。现在的确有一些干部，谈目标时口若悬河，表态时信誓旦旦，但一年、一任下来，究竟干了几件实事、承诺有没有兑现、企业有没有效益、老百姓认不认可，却漠不关心。要改变这种现象，就需要掌握“用人大权”的广大领导者和企业家，能认真学学张居正的“用人必考，授任以当”，大胆裁革冗官，奖励廉能。从领导科学的角度看，这不仅是衡量领导者和企业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

张居正有句名言：“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不管是领导者还是企业家，都应该具备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知人善任，广纳群贤。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超越张居正的时代，开创更好的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