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结婚买什么礼物:从红卫兵到知青：老三届的心路历程

2011年03月05日 15:59
来源：光明网 作者：定宜庄

字号:T|T

150人参与7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也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

本文来源：光明网，摘自《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作者：定宜庄，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代人，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的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专家都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种种非同寻常的表现与这17年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这场大动乱的重要原因；如今，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经验教训，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但却未引起教育界、学术界充分注意，更未曾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问题。

我们这里谈到的17年教育，将以其中的最后几年，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为主，这是“老三届”上中学的时期，这时期的教育，是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执行得最彻底的时期。

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

无论对17年的教育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有一点是为世人大致公认的，那就是它比较成功地达到了自己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目标：即忠诚于党，忠诚于领袖，甘愿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从一解放就已注意对青少年进行的革命教育，经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已经日臻系统和完备，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上团课、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活动形式，尤其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老三届”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忠诚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

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所在的班级、少先队中队、小队以至团支部、团小组，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集体的利益。于是，万事依靠集体，万事服从集体，唯恐被集体所不喜，甚至时时担心为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至今仍具有的鲜明特征。不是如今还有人在极力赞扬这代人的“团队精神”吗？

这种对党和领袖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群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满腔热情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的基础，也是他们一旦在政治上失势而被成批抛到乡下时，仍能够义无反顾的原因。在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时间，在“文革”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多达四百余万的大中城市的中学生们，竟然可以说是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全国最偏僻的山乡、最遥远的边疆，这在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实实在在地是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个奇迹。

对于上山下乡，大部分中学生并不是被迫的。除了少数先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有过犹豫，有过不甘心、不情愿，感到过无奈、“想不通”，但他们还是不顾家长的阻挠，自觉自愿地踏上了这条道路，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他们极其蔑视那些留在家里拒不下乡的青年，而有胆量这样做的青年，在当时是极少数，他们最难承受的压力，未必来自政府和街道，而是来自这个群体，他们要冒被这个群体抛弃的危险。只有个性极强，或者早已因政治、出身等各种原因被这个群体所抛弃的人，才敢于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这种群体意识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才能够在从大城市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互相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道德品质教育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的教育还注重培养青年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须知即使是“文革”前的所谓“贵族学校”也就是重点中学，也并非像“文革”时所批判的，以及今天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培养“少爷小姐”，而是的确在按照当时的模式塑造“革命接班人”，它们在培养学生的这些品质方面，往往比一般学校更严格。

一个“老三届”学生这样回忆中学时代的教育：

学校不是只抓分数。学校开设劳动课，坚持每周半日劳动，从初一入学到高三毕业，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都是劳动课，这叫做“以劳动开始，以劳动结束”。学校的厕所都是学生自己动手掏。每日三餐，必有一顿是窝窝头。吃饭时要整整齐齐地排队唱歌。饭盆内所有的饭粒都要刮干净……

他们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娇气、软弱、享受为可耻，他们自觉地磨炼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很多人甚至经常地“自讨苦吃”。上山下乡以后，他们的吃苦精神往往使当地农民为之咋舌，他们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铁小伙”、“铁姑娘”，还有那么多人为救火、抗洪、救人、救生产队的物资，甚至为救一头牛、一根电线杆子，而付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他们在道德上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宣传媒介“净化”的宣传，使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在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环境中，无任何管束，因前途茫茫而备感精神上空虚和失落的时候，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却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也是应该归功于当时在这方面严格的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