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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史上神秘人物顾顺章：专杀叛徒 最后成叛徒
2010年06月01日 10:49:0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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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唯一一张照片 （资料图）
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在井冈山的朱德和毛泽东，对朱、毛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进行指导。信中强调：“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的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上的“清帮”。顾顺章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在上海滩上的帮会相争、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1924年，顾顺章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台湾的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了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万亚刚1928年19岁时进入国民党“中统”，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的老特务。他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是晚年定居美国后写的回忆文章结集，其中有一篇《特务大师顾顺章》。顾顺章被“中统”捕获并叛变时，万亚刚也正在“中统”服务。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这样说到中共之所以派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特务业务”：“原来俄共未得政权之前，曾和沙皇政府进行长期的地下斗争。沙皇政府的特务手段也很厉害，列宁亲自领导的核心小组中，就有沙皇政府所派的特务，他们几乎和列宁天天见面，俄共的一举一动，莫不了如指掌，所以俄共的地下组织和活动不断遭受破坏。俄共积累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终于磨练出一套应付办法（秘密工作的制度、技术、纪录等）来。这套办法经过不断发展，到俄共执政之后，就成为‘格伯乌’的传统法宝，顾顺章到苏俄就是要学习这套法宝。”
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所谓“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顾顺章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一“特务大师”，一来因为“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来因为本来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干了一辈子特务的万亚刚，称顾顺章为后无来者的“特务大师”，也说明顾某身手确实不凡。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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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杆“托派”王凡西则从一个“托派”的角度对顾顺章事件进行了“反思”：“顾顺章……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我们仍然没有必要全盘认同一个“托派”的观点，但这番话却足以启发我们对流氓与革命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对于顾顺章事件，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成为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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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顾顺章。丁玲在《魍魅世界》中回忆说，1933年她在上海被捕后到了南京，与顾顺章住得很近，顾顺章曾以“王先生”的名义与其有接触。顾顺章先是托看守给丁玲送礼物，后又屡次登门拜访。“时间过得真快，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着，不觉暑热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一会，看守领进来一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解解闷，你放心好了。’……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
顾顺章来看丁玲，无疑是受命而为，目的是劝降。而顾顺章说他的处境也不自由，却又并非假话。顾顺章投身“中统”后，一定也是在严密监控下为“党国”效命的。像他这样一个经历如此复杂、身手如此不凡、在中共党内曾如此受重用的人物，国民党方面当然不会对他真正信任，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徐恩曾们的掌握之中。丁玲说：“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来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那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他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在外边厅里催眠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了，他完全依从他，听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景是令人心惊的。……”丁玲：《魍魅世界·顾顺章的出现》。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党内发生的一系列剧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的，但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无疑有着极重大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强烈的地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乃亦采取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有趣的是，1931年12月1日，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这 份题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的“通缉令”，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万亚刚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说，顾顺章其人，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顾顺章叛变后，当然为“中统”立下了大功。“中统”虽然暗中对他严密监控，但表面上是待之如上宾的，有所要求无不满足。但这种好景并不长，1933年春季之前，顾顺章便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一九三五年春（引按：这时间是错误的），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章是惟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万亚刚则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一桩“应予平反”的“冤假错案”。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样说还太简单。
顾顺章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通过顾顺章，“中统”捕获众多中共地下党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内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共地下组织遭受重创，甚至迫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顾顺章身上的这方面资源便耗尽。而顾顺章又是一个不可能让国民党对其彻底信任、真正放心之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能对国民党造成重大伤害。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对他的监控，当然也是颇费周章的。当顾顺章身上的共党机密这种资源还没有榨尽时，“中统”当然不畏风险、不计代价地豢养他。一旦他身上这种特殊的资源耗尽，徐恩曾们就要考虑风险和成本了。当他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便会把他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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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史上神秘人物顾顺章：专门杀叛徒 最后成叛徒
2010年05月30日 13:36 凤凰网读书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摘自：王彬彬 著 《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出版
阅读提示：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成为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阅读《并未远去的背影》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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