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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8:04:27
雪峰山龙潭战役，一座被大山遮蔽的抗日丰碑
1840年以来海外列强肆虐大半个中国、杀害我5300万同胞的只有始于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为不忘国耻，警示后人，抗战胜利后国人在一些重要战事地树碑、立坊、建馆以资纪念，如“芷江受降纪念坊（园）”、“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卢沟桥抗日纪念馆”等。这些园林场馆大多已成为抗日文化名胜。但是，在湘西雪峰山一隅有一处修建最早的抗日纪念建筑却不为众人所知，这就是为龙潭战役修建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笔者以为，“龙潭陵园”是中国抗日文化中一座最为厚重的丰碑。
八年抗战龙潭战役功居榜首
1945年4月,盘踞在湘东、湘中的日军出动8万兵力发起“芷江攻略战”,旨在夺取芷江机场，进窥黔蜀，吞并大西南。国民党军队以王耀武第四方面军为主力，利用雪峰天险进行阻击，史称“湘西会战”。我抗日军民“一寸土地一寸血”，奋战两个月大败日军,迫使其停止攻势，进而于同年８月在芷江七里桥投降。龙潭战役就是湘西会战中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是八年抗日决胜战。此战役以龙潭为主战场，包括相邻隆回、洞口境内相关连的战事。
溆浦龙潭是雪峰山腹地一块难得的山间河谷地，有21座海拔1000米以上高山的将其铁桶般围住，只有几处险峻关隘与外界相通，“龙潭司”是当时连接湘中、湘西的一个经济重镇。所以，龙潭在湘西会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4月9日会战开始，日军分左、中、右三线犯进，左线由广西边境向新宁、绥宁方向犯进；中线以116师团为主力约3万人由邵阳沿“湘黔公路”向隆回、洞口方向犯进；右线由湘潭、邵阳等地向新化、溆浦、辰溪方向犯进。表面看日军右线有侵袭溆浦桥江机场的企图，于是我指挥高层将驻守龙潭的47军51师（代号“文昌部队”）调住溆浦应急。谁知，右线日军只是虚晃一枪，文昌部队刚撤离龙潭，日军中路116师团“泷寺联队”加上炮兵、特种部队约5000人（见1955年5月《湖南档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隆回小沙江抄小路向龙潭急进，并占住了龙潭青山界险隘和鹰形山及圭洞附近的松林高地，圭洞距“龙潭司”不足3公里，情况十万火急。好在文昌部队回应也极为速迅，17日下午6点泷寺联队的先遣队才到达圭洞，文昌部队晚上10点就回到龙潭，并很快占住了龙潭外围的主要战略要地；同时我隆回小沙江守军给后续到达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并堵住了退路。这样，泷寺部队反而被中国军队包了“饺子”。
泷寺联队自投罗网不说，更重要的是牵制了日军116师团主力。泷寺联队奇袭龙潭是为了开辟据点接应主力，谁知4月25日前后其师团主力陆续赶到洞口山门、渣坪一带时，泷寺联队已伤亡过半，危在旦夕,这样不但帮不了的忙，反而成了主力部队的包袱。殊不知龙潭与洞口山门之间只有一条名叫“马颈骨”的8公里长的陕谷可以通关，最窄处只有1米多宽；而且，我文昌部队及19师和63师早在“马颈骨”两面山上设下埋伏。这让敌军主力救也不行不救也不行，最后只好横下心来下令133联队及辎重兵联队等“全力营救”。这样从5月7日到14日，使营救和被营救的日军在穿越“马颈骨”的过程中伤亡更为惨重,仅5月13日就有2500人被击毙，其中泷寺联队包括联队长泷寺保三郎在内被打死1300人。当地群众多年以后到“马颈骨”砍柴打猪草时，日寇枯骨及军刀等遗物俯首可拾。据日本《中国派遣军编织》记载：包括救援部队在内日军“进军龙潭兵力共15029人，战役后只剩216人”。
更意思不到的是，出逃日军还惊魂未定，我74军和100军以四个师的兵力乘胜出击，从四面八方将日军116师团残敌全部包围在洞口山门、石下江、竹蒿塘之间的狭小坪地，并层层封锁了后路，然后进行截击。由于日军中路受到毁灭性打击，左路和右路不能首尾照应形成合力，使日军布下的南北近200公里长战线很快土崩瓦解。6月7日，“湘西会战”结束。据国民党“军史”资料，整个会战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中国将士殉国7737人，受伤12483人，八年抗日最后一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
八年抗日，著名战役有过十数起，相比较其他战役的战果和对战局的影响都不及龙潭战役：“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共调集６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虽初战获胜，但历时３个月最后以上海陷落而落幕；“平型关大捷”是林彪的“代表作”，日军占领大同后进攻太原，八路军115师奉命开抵平型关，埋伏公路两侧山地司机发起攻击，击毙日军千余人，此战虽干净利落，其战果较之龙潭战役乃“小巫见大巫”；“忻口战役”是抗日初期国共两军事合作的成功典范，阎锡山的晋绥军和朱德所领导的八路军以太原为中心夹击日军，创造历时21天歼敌逾万的纪录，但战略影响不及龙潭战役；“百团大战”是1940年由彭德怀元帅发动的一次重大战役，参战部队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此战历时５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924次，共计毙伤日军20600人，它同龙潭战役比其战略影响也只是局部的。抗日史上可圈可点的还有“台儿庄大捷”、“长沙战役”、“上高战役”、“常德战役”等，这些战役同样不能与龙潭战役相比。
正因为龙潭战役“功居榜首”，战役刚刚结束，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就乘直升飞机飞抵龙潭上空盘旋视察、祭掉阵亡将士，将鹰形山命名为“英雄山”，并指示在英雄山南端龙形桥附近的弓形山修建了“龙潭陵园”，陵园内长眠着文昌部队在英雄山为国捐躯的740名有名有姓的将士。蒋先生为之题词：“精忠贯日月”。为陵园题词、题诗的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喜、王耀武、周志道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连当时抗日同盟国美国政府都认为龙潭战役使战日战局“转危为安”，“蜚声国际”，并授予王耀武将军和文昌部队周志道师长等“奖令”和“奖章”！
龙潭战役集中体现了抗日战争的特点
民间传说：战役结束当时龙潭的沟沟壑壑横尸遍地，血水成河，景况不堪入目，亡灵聚集不散四处“闹鬼”，许多人被“鬼”打死（其实是瘟疫流行），直到蒋介石在盘旅的飞机上祭掉亡灵后才暂暂平静。这传说说明，在八年抗日史上，龙潭战役的激烈是空前的，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牺牲。
大家都知道朝鲜的上甘岭战役的壮烈，其实龙潭战役比之并不逊色。为收回英雄山高地，文昌部队发起多次进攻，前面都被敌军居高临下的机枪扫射压制；后我军请美国盟军出动飞机的轰炸掩护，并投放大量汽油弹引导树木燃烧，当时整个阵地正如日本《中国派遣军》所记载的“山岳震撼，其势恰如南洋急风骤雨”。我军将士正是在“急风骤雨”中夺回了英雄山。据当时“芷江航空战”的军人回忆，文昌部队有整整两个连的战士就是被助战的飞机炸死的，可见我军战士是何等的英勇。青山界险隘筑有碉堡，攻取十分艰难。我军战士一排排倒在敌人的弹雨之下后，19师55团组织200余人的“敢死队”从各个方向同时发起猛攻，与碉堡附近埋伏日军开展肉搏战；最后几名受伤队员身绑炸药匍匐前进，爬到碉堡下引爆炸毁碉堡，与日军同归于尽。这和董存瑞、黄继光的英雄壮举没有区别！
日军偷袭龙潭后，以为攻取芷江胜利在望，其“战场表现”也令人“咋舌”。在木鳌洞附近有100多名弹绝粮尽的日军被我151团包围，多数日军想投降保命，不料一名中尉军官不甘雌伏，怒吼着挥刀剖腹，并抓着自己的肠子以示同伴，这样逼着其他日军顽抗到底。英雄山败阵以后，日军一时弹药空库，为壮军威他们佯装用飞机空投弹药，后日军打开空投的木箱，才知道里面装的尽是些石头，不禁“哇哇”大哭。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凶狠、残忍是世人皆知的，在龙潭战争中更是“空前绝后”。泷寺联队在撤离龙潭的过程中，有500多名病重伤员难以转移，泷寺大佐便将这些病重伤员全部集中在黄连江关圣殿及相临的三座民宅大院内监视烧毁，还美其名曰“孝忠天皇”。两年后附近村民清理废墟时，从中挑走残留骸骨几十担。那些日本伤员在烈火中挣扎、嚎叫的惨烈场面，让黄连江一些老人至今抹不去恐怖的记忆。
日军对自己人都如此灭绝人性，对我抗日军民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莫以为“吸血鬼”之说只是神话，有些日军就是“吸血鬼”：圭洞村有个叫韩修承的村民，被几个日军捉住后用刀子切断喉管取血充饥，其家属发现时还未死，他反复用手势描述鬼子取血喝状。大华乡龙场庙38岁吴文吉被抓去当挑夫，不小心摔倒打破几只碗，被日军綑绑、用剌刀划破额头皮剥开往下拉至遮住双眼，后又堆柴活活烧死。强奸妇女的手段更是闻所未闻：车岩岭下山湾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被捉住强奸，日军嫌年纪太小竟用小刀将阴部口子割大，后将小姑娘强奸至死；韩家湾一位70多的老妇，先被日军用“鞋巴掌”打肿阴部并用水灌胀，后轮奸至死（以上事例见于《龙潭》志）。1965年龙潭区公所有人作过调查，大华、圭洞一带至少有436名妇女被强奸，其中32人强奸至死，至少有148名村民被杀害。整个龙潭战役究竟有多少无辜被杀、有多少妇女被辱，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敌军侵占民房后，首先将老百姓的“神龛”销毁，说要让中国人“绝子灭孙”，至于抢劫财物等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日军对中国人的残忍令人发指，而中国军队在对失去抵抗力的日军却显得相当人性。据《溆浦文史》资料，当时“自卫队”押着30多名战俘在龙潭，围观的村民有的吐口水，有的要动手打，看守人员赶紧将战俘“保护”起来。战役接近尾声时，山门一带还有近2万残敌被我重兵包围，绝无逃生的希望。这时指挥高层王耀武等以“中央开会”为由，指令“提前结束战斗”，要部下“将洞口公路附近放开一个口子”，有意让日军逃走（见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湘西雪峰山之战的回忆》）。对此，当时许多将士想不通，军史学界至今还有人对此颇有微词。笔者以为王耀武等不大可能是因“中央开会”放走日军，而是另有思想。三国诸葛亮征南蛮时“火烧藤甲兵”，后来深感内疚，说战争达到目的即可，不必过多伤害“生灵”。王耀武虽是武将，但他崇尚中华儒道文化，也许他推测日寇大势己去，何不刀下留人？结果正如他所料，湘西会战后再没有动过刀枪，日军就全线投降。日军116师团岩永汪中将投降后，要其部下将指挥刀转赠给放失对他围攻的11师副师长，以表达对中国军队“刀下留人”的感激之情。
此次战役的胜利，还有一个内在原因，那就是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湘西雪峰山地处中华腹地，也是中华五千年“人文腹地”：据先秦史料记载，雪峰山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所涉及的会稽山，溆浦、辰溪边境尚存“禹王碑”遗迹。《吕氏春秋》载，春秋楚国的霸业形成于“楚蛮”，雪峰山正是“楚蛮”发源的核心区域，楚武王之玺（王印）就是在龙潭发现的。龙潭更是“龙”之故乡：传说有一条龙在此从小长大，与一位爱下棋的老道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它出海到洞庭湖时还托人带回两枚龙蛋，希望它的龙儿龙女在老道人的护呵下成长。据说“龙潭”地名就是由“龙蛋”谐音而来。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以来面临海外列强侵占国土最多的一次，他们吞噬了东北、华北，吞噬了上海、南京，现在其魔爪伸到了中华腹地、伸到了“龙的故乡”，直逼国民党转战后的政治中心重庆，作为龙的传人岂能作亡国奴！所以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不畏牺牲。有后人评价，国民党军队在湘西会战中“组织之迅速、装备之精良、杀敌之勇猛，在抗日史上是罕见的”。当地民众为保卫家乡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和不畏强暴的精神也是令国人钦佩的，他们组织的“自卫队”、“瑶族鸟铳队”（日军称之“嗅枪队”）在协同正规军作战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日军方面尽管残暴凶狠，但他们毕竟是非正义战争，当中国军人奋起反击之后，最终表现出心虚、胆怯的心态。民间流传这样一些传说很说明问题：龙潭主战场内有“小黄沙”、“大黄沙”和“龙形桥”三个地名，这地名在日暮途穷的日军听来变成了“小王杀”、“大王杀”和“龙胜桥”。日本人本来就信奉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想“小王”和“大王”都要被杀、是注定他们中国“龙”得“胜”的地方，于是士气更加低落。后日军果然在大黄沙至龙形桥段遭到毁灭性打击。事后了解，原来是那些被抓去带路的村民，有意将这些地名让日军弄错、并附加一些神化典故，以从精神上打败敌人。
龙潭战役不仅是八年抗日决胜战，也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海外列强的最后决胜战；“龙潭陵园”不仅是八年抗日胜利的见证，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民族精神凝聚的见证！
如此丰碑不能再让大山遮蔽
“龙潭陵园”建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1968年“文革”中，陵园全被破坏，仅存公墓残冢；1975年“农业学大寨”开田时，又将公墓右边的山坡挖掉，致使部分将士骸骨裸露在外。1991年溆浦县有个“中学生夏冷营活动小组”发出重修陵园的“昌议”，才得到溆浦县内有关部门的响应，至1993年陵园修复竣工，这比起“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卢沟桥纪念馆等抗日文化名胜的修建和复修晚了一大步。其“知名度”就更无法与其他抗日文化名胜相比了。
为什么“龙潭陵园”在国人心目中没有地位？分析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龙潭位于大山深处，所处的交通以及政治与文化环境相对“闭塞”。这里与邵阳市的隆回、洞口，属于怀化市的边陲，与溆浦县城相距70多公里。如果此陵园放在溆浦县城或怀化的其他什么地方，情况将会大不一样。据了解，“龙潭陵园”能够修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主要是一些龙潭本土人士的努力，而这样一件事仅靠“龙潭人”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这样说，是所处的大山环境遮蔽了“抗日丰碑”的光辉。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受着一些思想认识因素的影响。我们回忆一下，抗战结束时是国民党主政，当时修筑的两处抗日纪念物就是“龙潭陵园”和“芷江受降坊”，客观地说这两个建筑是应该修建的；但是“南京大屠杀”和“七七卢沟桥事变”也值得国人铭记，而考虑到这些是国民党抗日不得力的表现就没有在相应地修建纪念建筑了。“文革”期间林彪走红，由他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于是修建了纪念馆（1970年），并编进了中学教材；而同时是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百团大战”因其指挥者彭德怀受到处分却默默不闻；在“文革”时“龙潭陵园”和“芷江受降坊”更是遭到销毁。可见，在当时是存在政治偏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共两党前对立的两位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和蒋介石先生都已作古，中国大陆对抗日历史的评价趋于公正客观，所以既修建了“南京大屠杀遇害同胞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纪念馆”，同时也让逐步恢复了“芷江受降园”和“龙潭陵园”。
即然“龙潭陵园”己经修复，为什么还说“思想认识因素”也有损其光辉呢？任何事物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笔者采访过力主恢复“芷江受降园”的有关领导，他们开始还是受过一些非议和责难的。“龙潭陵园”相比之下，情况还要微妙一些：“芷江恰降”说到底还是一种“国事”，事情比较“中性”，而“龙潭陵园”似乎直接在为国民党及其将领“歌功颂德”。直到去年，笔者约长沙电视台某栏目记者为“龙潭陵园”作一期节目，该记者说：“有些东西还难以把握，如蒋介石题词‘精忠贯日月’，这‘忠’字忠的是谁？又如王耀武这个人物怎样对待？”这或许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影响着对“龙潭陵园”的宣传。
在笔者看来，这位记者的顾虑实在是多余的，这“忠”字当然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说国共再度合作，就是晚清政府中那些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样光耀历史，如“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说到王耀武将军，笔者更想多说几句：王耀武出身于山东省泰安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2岁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升任师长，他虽是蒋介石的爱将，但同时也是著名爱国将领。1928年“五三”惨案时，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小连长就投书蒋介石要求将日军驱逐中国（当时蒋有20万军队，日本只有1万军队），建议没被采纳，他“气愤满胸膛”；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首先参加“淞沪会战”战功显赫，被《大公报》等誉为“抗日名将”；1938年参加江西“万岭会战”重创日军，升任74军副军长；1939年率部主战长沙取得重大胜利，升任74军军长；1941年率部参加“上高会战”再取骄人战绩，74军为被社会各界誉为“抗日铁军”，其本人受“最高勋章”；1943年指挥“鄂西战役”有功，升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因指挥“常德战役”再立大功，提升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1945年，蒋介石亲自点将，要他主导“湘西会战”，也正是此战的成功不久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年仅40岁。国共战争时期，因蒋介石的直接指挥失误，使他在济南成了解放军粟俗手下的俘虏和共产党的囚犯。解放后，毛泽东主席赏惜他的军事才华和考虑他抗日有功，对他作出“特赦”处理。出狱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专员”，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对于这样一位抗日名将，莫说关联“龙潭战役”，就是单独为他树碑立传也应该啊！
写下此文初稿，笔者怀着复杂心情再度瞻仰了“龙潭陵园”。这里有“浩气长存”的“牌楼”、有“阵亡将士公墓”和“倭寇冢”、有“诗碑墙”、“纪念塔”、“忠魂亭”等。建筑宏伟壮观，景点座落有致，绿樟环抱，石径通幽，很值得国人一看。据该陵园管理处的同志介绍，改革开放后曾有一批又一批当年参战的日军老兵和他们的亲友，在不知此处建有陵墓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寻找当年的记忆，或祭祀他们的父兄和表达晚年的忏悔。可见“龙潭陵园”有着重大战争人文价值和旅游价值，不知当地政府是否看到这一点。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标出这场战争的首尾两点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抗日文化的核心，笔者认为决定八年抗战最后胜利的龙潭战役就是这个“核心”。中国打造抗日文化名胜应重点突出“三桥”，即北京卢沟桥、龙潭“龙胜桥”和芷江七里桥，其中“龙胜桥”是重中之重。抗日龙潭战役可定位为中华民族解放第一战。但愿不要再让大山遮蔽了“中华第一战”历史光辉！
1840年以来海外列强肆虐大半个中国、杀害我5300万同胞的只有始于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为不忘国耻，警示后人，抗战胜利后国人在一些重要战事地树碑、立坊、建馆以资纪念，如“芷江受降纪念坊（园）”、“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卢沟桥抗日纪念馆”等。这些园林场馆大多已成为抗日文化名胜。但是，在湘西雪峰山一隅有一处修建最早的抗日纪念建筑却不为众人所知，这就是为龙潭战役修建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笔者以为，“龙潭陵园”是中国抗日文化中一座最为厚重的丰碑。
八年抗战龙潭战役功居榜首
1945年4月,盘踞在湘东、湘中的日军出动8万兵力发起“芷江攻略战”,旨在夺取芷江机场，进窥黔蜀，吞并大西南。国民党军队以王耀武第四方面军为主力，利用雪峰天险进行阻击，史称“湘西会战”。我抗日军民“一寸土地一寸血”，奋战两个月大败日军,迫使其停止攻势，进而于同年８月在芷江七里桥投降。龙潭战役就是湘西会战中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是八年抗日决胜战。此战役以龙潭为主战场，包括相邻隆回、洞口境内相关连的战事。
溆浦龙潭是雪峰山腹地一块难得的山间河谷地，有21座海拔1000米以上高山的将其铁桶般围住，只有几处险峻关隘与外界相通，“龙潭司”是当时连接湘中、湘西的一个经济重镇。所以，龙潭在湘西会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4月9日会战开始，日军分左、中、右三线犯进，左线由广西边境向新宁、绥宁方向犯进；中线以116师团为主力约3万人由邵阳沿“湘黔公路”向隆回、洞口方向犯进；右线由湘潭、邵阳等地向新化、溆浦、辰溪方向犯进。表面看日军右线有侵袭溆浦桥江机场的企图，于是我指挥高层将驻守龙潭的47军51师（代号“文昌部队”）调住溆浦应急。谁知，右线日军只是虚晃一枪，文昌部队刚撤离龙潭，日军中路116师团“泷寺联队”加上炮兵、特种部队约5000人（见1955年5月《湖南档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隆回小沙江抄小路向龙潭急进，并占住了龙潭青山界险隘和鹰形山及圭洞附近的松林高地，圭洞距“龙潭司”不足3公里，情况十万火急。好在文昌部队回应也极为速迅，17日下午6点泷寺联队的先遣队才到达圭洞，文昌部队晚上10点就回到龙潭，并很快占住了龙潭外围的主要战略要地；同时我隆回小沙江守军给后续到达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并堵住了退路。这样，泷寺部队反而被中国军队包了“饺子”。
泷寺联队自投罗网不说，更重要的是牵制了日军116师团主力。泷寺联队奇袭龙潭是为了开辟据点接应主力，谁知4月25日前后其师团主力陆续赶到洞口山门、渣坪一带时，泷寺联队已伤亡过半，危在旦夕,这样不但帮不了的忙，反而成了主力部队的包袱。殊不知龙潭与洞口山门之间只有一条名叫“马颈骨”的8公里长的陕谷可以通关，最窄处只有1米多宽；而且，我文昌部队及19师和63师早在“马颈骨”两面山上设下埋伏。这让敌军主力救也不行不救也不行，最后只好横下心来下令133联队及辎重兵联队等“全力营救”。这样从5月7日到14日，使营救和被营救的日军在穿越“马颈骨”的过程中伤亡更为惨重,仅5月13日就有2500人被击毙，其中泷寺联队包括联队长泷寺保三郎在内被打死1300人。当地群众多年以后到“马颈骨”砍柴打猪草时，日寇枯骨及军刀等遗物俯首可拾。据日本《中国派遣军编织》记载：包括救援部队在内日军“进军龙潭兵力共15029人，战役后只剩216人”。
更意思不到的是，出逃日军还惊魂未定，我74军和100军以四个师的兵力乘胜出击，从四面八方将日军116师团残敌全部包围在洞口山门、石下江、竹蒿塘之间的狭小坪地，并层层封锁了后路，然后进行截击。由于日军中路受到毁灭性打击，左路和右路不能首尾照应形成合力，使日军布下的南北近200公里长战线很快土崩瓦解。6月7日，“湘西会战”结束。据国民党“军史”资料，整个会战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中国将士殉国7737人，受伤12483人，八年抗日最后一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
八年抗日，著名战役有过十数起，相比较其他战役的战果和对战局的影响都不及龙潭战役：“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共调集６个集团军70余万人抗击，虽初战获胜，但历时３个月最后以上海陷落而落幕；“平型关大捷”是林彪的“代表作”，日军占领大同后进攻太原，八路军115师奉命开抵平型关，埋伏公路两侧山地司机发起攻击，击毙日军千余人，此战虽干净利落，其战果较之龙潭战役乃“小巫见大巫”；“忻口战役”是抗日初期国共两军事合作的成功典范，阎锡山的晋绥军和朱德所领导的八路军以太原为中心夹击日军，创造历时21天歼敌逾万的纪录，但战略影响不及龙潭战役；“百团大战”是1940年由彭德怀元帅发动的一次重大战役，参战部队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此战历时５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924次，共计毙伤日军20600人，它同龙潭战役比其战略影响也只是局部的。抗日史上可圈可点的还有“台儿庄大捷”、“长沙战役”、“上高战役”、“常德战役”等，这些战役同样不能与龙潭战役相比。
正因为龙潭战役“功居榜首”，战役刚刚结束，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就乘直升飞机飞抵龙潭上空盘旋视察、祭掉阵亡将士，将鹰形山命名为“英雄山”，并指示在英雄山南端龙形桥附近的弓形山修建了“龙潭陵园”，陵园内长眠着文昌部队在英雄山为国捐躯的740名有名有姓的将士。蒋先生为之题词：“精忠贯日月”。为陵园题词、题诗的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喜、王耀武、周志道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连当时抗日同盟国美国政府都认为龙潭战役使战日战局“转危为安”，“蜚声国际”，并授予王耀武将军和文昌部队周志道师长等“奖令”和“奖章”！
龙潭战役集中体现了抗日战争的特点
民间传说：战役结束当时龙潭的沟沟壑壑横尸遍地，血水成河，景况不堪入目，亡灵聚集不散四处“闹鬼”，许多人被“鬼”打死（其实是瘟疫流行），直到蒋介石在盘旅的飞机上祭掉亡灵后才暂暂平静。这传说说明，在八年抗日史上，龙潭战役的激烈是空前的，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牺牲。
大家都知道朝鲜的上甘岭战役的壮烈，其实龙潭战役比之并不逊色。为收回英雄山高地，文昌部队发起多次进攻，前面都被敌军居高临下的机枪扫射压制；后我军请美国盟军出动飞机的轰炸掩护，并投放大量汽油弹引导树木燃烧，当时整个阵地正如日本《中国派遣军》所记载的“山岳震撼，其势恰如南洋急风骤雨”。我军将士正是在“急风骤雨”中夺回了英雄山。据当时“芷江航空战”的军人回忆，文昌部队有整整两个连的战士就是被助战的飞机炸死的，可见我军战士是何等的英勇。青山界险隘筑有碉堡，攻取十分艰难。我军战士一排排倒在敌人的弹雨之下后，19师55团组织200余人的“敢死队”从各个方向同时发起猛攻，与碉堡附近埋伏日军开展肉搏战；最后几名受伤队员身绑炸药匍匐前进，爬到碉堡下引爆炸毁碉堡，与日军同归于尽。这和董存瑞、黄继光的英雄壮举没有区别！
日军偷袭龙潭后，以为攻取芷江胜利在望，其“战场表现”也令人“咋舌”。在木鳌洞附近有100多名弹绝粮尽的日军被我151团包围，多数日军想投降保命，不料一名中尉军官不甘雌伏，怒吼着挥刀剖腹，并抓着自己的肠子以示同伴，这样逼着其他日军顽抗到底。英雄山败阵以后，日军一时弹药空库，为壮军威他们佯装用飞机空投弹药，后日军打开空投的木箱，才知道里面装的尽是些石头，不禁“哇哇”大哭。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凶狠、残忍是世人皆知的，在龙潭战争中更是“空前绝后”。泷寺联队在撤离龙潭的过程中，有500多名病重伤员难以转移，泷寺大佐便将这些病重伤员全部集中在黄连江关圣殿及相临的三座民宅大院内监视烧毁，还美其名曰“孝忠天皇”。两年后附近村民清理废墟时，从中挑走残留骸骨几十担。那些日本伤员在烈火中挣扎、嚎叫的惨烈场面，让黄连江一些老人至今抹不去恐怖的记忆。
日军对自己人都如此灭绝人性，对我抗日军民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莫以为“吸血鬼”之说只是神话，有些日军就是“吸血鬼”：圭洞村有个叫韩修承的村民，被几个日军捉住后用刀子切断喉管取血充饥，其家属发现时还未死，他反复用手势描述鬼子取血喝状。大华乡龙场庙38岁吴文吉被抓去当挑夫，不小心摔倒打破几只碗，被日军綑绑、用剌刀划破额头皮剥开往下拉至遮住双眼，后又堆柴活活烧死。强奸妇女的手段更是闻所未闻：车岩岭下山湾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被捉住强奸，日军嫌年纪太小竟用小刀将阴部口子割大，后将小姑娘强奸至死；韩家湾一位70多的老妇，先被日军用“鞋巴掌”打肿阴部并用水灌胀，后轮奸至死（以上事例见于《龙潭》志）。1965年龙潭区公所有人作过调查，大华、圭洞一带至少有436名妇女被强奸，其中32人强奸至死，至少有148名村民被杀害。整个龙潭战役究竟有多少无辜被杀、有多少妇女被辱，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敌军侵占民房后，首先将老百姓的“神龛”销毁，说要让中国人“绝子灭孙”，至于抢劫财物等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日军对中国人的残忍令人发指，而中国军队在对失去抵抗力的日军却显得相当人性。据《溆浦文史》资料，当时“自卫队”押着30多名战俘在龙潭，围观的村民有的吐口水，有的要动手打，看守人员赶紧将战俘“保护”起来。战役接近尾声时，山门一带还有近2万残敌被我重兵包围，绝无逃生的希望。这时指挥高层王耀武等以“中央开会”为由，指令“提前结束战斗”，要部下“将洞口公路附近放开一个口子”，有意让日军逃走（见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湘西雪峰山之战的回忆》）。对此，当时许多将士想不通，军史学界至今还有人对此颇有微词。笔者以为王耀武等不大可能是因“中央开会”放走日军，而是另有思想。三国诸葛亮征南蛮时“火烧藤甲兵”，后来深感内疚，说战争达到目的即可，不必过多伤害“生灵”。王耀武虽是武将，但他崇尚中华儒道文化，也许他推测日寇大势己去，何不刀下留人？结果正如他所料，湘西会战后再没有动过刀枪，日军就全线投降。日军116师团岩永汪中将投降后，要其部下将指挥刀转赠给放失对他围攻的11师副师长，以表达对中国军队“刀下留人”的感激之情。
此次战役的胜利，还有一个内在原因，那就是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湘西雪峰山地处中华腹地，也是中华五千年“人文腹地”：据先秦史料记载，雪峰山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所涉及的会稽山，溆浦、辰溪边境尚存“禹王碑”遗迹。《吕氏春秋》载，春秋楚国的霸业形成于“楚蛮”，雪峰山正是“楚蛮”发源的核心区域，楚武王之玺（王印）就是在龙潭发现的。龙潭更是“龙”之故乡：传说有一条龙在此从小长大，与一位爱下棋的老道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它出海到洞庭湖时还托人带回两枚龙蛋，希望它的龙儿龙女在老道人的护呵下成长。据说“龙潭”地名就是由“龙蛋”谐音而来。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以来面临海外列强侵占国土最多的一次，他们吞噬了东北、华北，吞噬了上海、南京，现在其魔爪伸到了中华腹地、伸到了“龙的故乡”，直逼国民党转战后的政治中心重庆，作为龙的传人岂能作亡国奴！所以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不畏牺牲。有后人评价，国民党军队在湘西会战中“组织之迅速、装备之精良、杀敌之勇猛，在抗日史上是罕见的”。当地民众为保卫家乡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和不畏强暴的精神也是令国人钦佩的，他们组织的“自卫队”、“瑶族鸟铳队”（日军称之“嗅枪队”）在协同正规军作战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日军方面尽管残暴凶狠，但他们毕竟是非正义战争，当中国军人奋起反击之后，最终表现出心虚、胆怯的心态。民间流传这样一些传说很说明问题：龙潭主战场内有“小黄沙”、“大黄沙”和“龙形桥”三个地名，这地名在日暮途穷的日军听来变成了“小王杀”、“大王杀”和“龙胜桥”。日本人本来就信奉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想“小王”和“大王”都要被杀、是注定他们中国“龙”得“胜”的地方，于是士气更加低落。后日军果然在大黄沙至龙形桥段遭到毁灭性打击。事后了解，原来是那些被抓去带路的村民，有意将这些地名让日军弄错、并附加一些神化典故，以从精神上打败敌人。
龙潭战役不仅是八年抗日决胜战，也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海外列强的最后决胜战；“龙潭陵园”不仅是八年抗日胜利的见证，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民族精神凝聚的见证！
如此丰碑不能再让大山遮蔽
“龙潭陵园”建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1968年“文革”中，陵园全被破坏，仅存公墓残冢；1975年“农业学大寨”开田时，又将公墓右边的山坡挖掉，致使部分将士骸骨裸露在外。1991年溆浦县有个“中学生夏冷营活动小组”发出重修陵园的“昌议”，才得到溆浦县内有关部门的响应，至1993年陵园修复竣工，这比起“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卢沟桥纪念馆等抗日文化名胜的修建和复修晚了一大步。其“知名度”就更无法与其他抗日文化名胜相比了。
为什么“龙潭陵园”在国人心目中没有地位？分析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龙潭位于大山深处，所处的交通以及政治与文化环境相对“闭塞”。这里与邵阳市的隆回、洞口，属于怀化市的边陲，与溆浦县城相距70多公里。如果此陵园放在溆浦县城或怀化的其他什么地方，情况将会大不一样。据了解，“龙潭陵园”能够修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主要是一些龙潭本土人士的努力，而这样一件事仅靠“龙潭人”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这样说，是所处的大山环境遮蔽了“抗日丰碑”的光辉。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受着一些思想认识因素的影响。我们回忆一下，抗战结束时是国民党主政，当时修筑的两处抗日纪念物就是“龙潭陵园”和“芷江受降坊”，客观地说这两个建筑是应该修建的；但是“南京大屠杀”和“七七卢沟桥事变”也值得国人铭记，而考虑到这些是国民党抗日不得力的表现就没有在相应地修建纪念建筑了。“文革”期间林彪走红，由他指挥的“平型关大捷”于是修建了纪念馆（1970年），并编进了中学教材；而同时是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百团大战”因其指挥者彭德怀受到处分却默默不闻；在“文革”时“龙潭陵园”和“芷江受降坊”更是遭到销毁。可见，在当时是存在政治偏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共两党前对立的两位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和蒋介石先生都已作古，中国大陆对抗日历史的评价趋于公正客观，所以既修建了“南京大屠杀遇害同胞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纪念馆”，同时也让逐步恢复了“芷江受降园”和“龙潭陵园”。
即然“龙潭陵园”己经修复，为什么还说“思想认识因素”也有损其光辉呢？任何事物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笔者采访过力主恢复“芷江受降园”的有关领导，他们开始还是受过一些非议和责难的。“龙潭陵园”相比之下，情况还要微妙一些：“芷江恰降”说到底还是一种“国事”，事情比较“中性”，而“龙潭陵园”似乎直接在为国民党及其将领“歌功颂德”。直到去年，笔者约长沙电视台某栏目记者为“龙潭陵园”作一期节目，该记者说：“有些东西还难以把握，如蒋介石题词‘精忠贯日月’，这‘忠’字忠的是谁？又如王耀武这个人物怎样对待？”这或许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影响着对“龙潭陵园”的宣传。
在笔者看来，这位记者的顾虑实在是多余的，这“忠”字当然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说国共再度合作，就是晚清政府中那些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样光耀历史，如“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等。说到王耀武将军，笔者更想多说几句：王耀武出身于山东省泰安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2岁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升任师长，他虽是蒋介石的爱将，但同时也是著名爱国将领。1928年“五三”惨案时，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小连长就投书蒋介石要求将日军驱逐中国（当时蒋有20万军队，日本只有1万军队），建议没被采纳，他“气愤满胸膛”；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首先参加“淞沪会战”战功显赫，被《大公报》等誉为“抗日名将”；1938年参加江西“万岭会战”重创日军，升任74军副军长；1939年率部主战长沙取得重大胜利，升任74军军长；1941年率部参加“上高会战”再取骄人战绩，74军为被社会各界誉为“抗日铁军”，其本人受“最高勋章”；1943年指挥“鄂西战役”有功，升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因指挥“常德战役”再立大功，提升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1945年，蒋介石亲自点将，要他主导“湘西会战”，也正是此战的成功不久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年仅40岁。国共战争时期，因蒋介石的直接指挥失误，使他在济南成了解放军粟俗手下的俘虏和共产党的囚犯。解放后，毛泽东主席赏惜他的军事才华和考虑他抗日有功，对他作出“特赦”处理。出狱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专员”，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对于这样一位抗日名将，莫说关联“龙潭战役”，就是单独为他树碑立传也应该啊！
写下此文初稿，笔者怀着复杂心情再度瞻仰了“龙潭陵园”。这里有“浩气长存”的“牌楼”、有“阵亡将士公墓”和“倭寇冢”、有“诗碑墙”、“纪念塔”、“忠魂亭”等。建筑宏伟壮观，景点座落有致，绿樟环抱，石径通幽，很值得国人一看。据该陵园管理处的同志介绍，改革开放后曾有一批又一批当年参战的日军老兵和他们的亲友，在不知此处建有陵墓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寻找当年的记忆，或祭祀他们的父兄和表达晚年的忏悔。可见“龙潭陵园”有着重大战争人文价值和旅游价值，不知当地政府是否看到这一点。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标出这场战争的首尾两点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抗日文化的核心，笔者认为决定八年抗战最后胜利的龙潭战役就是这个“核心”。中国打造抗日文化名胜应重点突出“三桥”，即北京卢沟桥、龙潭“龙胜桥”和芷江七里桥，其中“龙胜桥”是重中之重。抗日龙潭战役可定位为中华民族解放第一战。但愿不要再让大山遮蔽了“中华第一战”历史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