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推介会主持词:“契丹节度使印”的年代

    “契丹节度使印”于１９７２年发现于河北省隆化县，此印铜质，印背呈覆斗形，每斜面均刻一狮子，恣态各异。“印背中间，突起一弧形二层台，上铸一头蹲坐的狮子为钮。”边长６．５×６．５厘米。阳文篆书，笔划匀称，笔势圆转。

    １９８２年《考古》发表了隆化县文物管理所撰写的《河北隆化县发现契丹节度使印》一文，对此印的发现经过，形制进行了介绍，并推测此印可能是唐开元、天宝年间，安禄山、史思明率兵征讨隆化地区的奚、契丹时“在战争中所遗落”，属唐印。节度使品位很高，如此高品位的古代官印，不论是传世品，还是出土品，均不多见，而其特殊之形制，更属凤毛麟角，因而它的发表，立刻引起古印研究者的注意。此印的时代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有持唐印说的，也有的学者虽认为是唐印，但又有某种疑惑，譬如曹锦炎在《隋唐官印的认识和研究》一文谈及此印时就说：“该印印钮制作极精，鎏金的作法隋唐以后又不见，此印是否为唐中央政府所颁，尚待考证。”

    目前可见到的唐官印实物及印文已有数十种，其中有不少是近年从时代明确的墓葬中发现的，也有的是唐代文书上尚清晰可见的当时钤盖的朱色印文，由于资料渐多，唐官印的基本制度也就明朗起未了。“契丹节度使印”有几点与唐官印制度及唐印特征相矛盾：

    其一、质地。唐官印的质地，无论官品高低，均无差别，均用铜。《宋史·舆服制六》说：“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在今遗存的唐官印中，有品位甚高的中央官署印，如故宫博物院藏的“中书省之印”；有品位低下的县衙印，如安徽贵池出土的“宜春县印”；有品位中等的军官印，如陕西西安出土的“陕虢防御都虞候朱记”。无一不是铜质。遗存实物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据报道，“契丹节度使印”为铜鎏金，“鎏金则大部分脱落”，按古代的铜鎏金官印，有的是金印的代替品，有的则是某一品位之官吏用印，不管是何种原因，它都是当朝官印的等级标志。唐官印质地无等级差别，显然“契丹节度使印”的质地不符合唐制。

    其二、钮式。从遗存实物考察，唐官印钮式有环钮和橛钮两种。环钮有两式：一是钮略高，穿呈长环形，钮顶作圆弧状。典型代表有唐初的“齐王国司印”上海博物馆藏　、唐中期的“唐安县之印”。

    高级官署“中书省之印”故宫博物院藏　。二是钮顶平，穿作拱形，印背四边削去棱角，使印背略有四小斜面。典型实物见有浙江省博物馆藏的“金山县印”。按金山即金华，武则天改，唐中宗时恢复金华县名。此式环钮罕见，可能只行用于武则天时期。唐印橛钮为扁长方形，弧顶，无穿。近年安徽贵池出土的“宜春县印”、陕西出土的“千牛府印”，据报道，均属此钮式。橛钮印是晚唐的一种新印式，橛钮印行用后，环钮印也就逐渐废止了。唐官印钮式并不复杂，其嬗变过程也清晰可见，从唐初到唐末，从高官到小吏，均是使用环钮印或橛钮印，无有使用狮钮印的。

    其三、印体形状。今存唐印，除武则天时的“金山县印”印背四边削去棱角，使印背略有四小斜面，作为特殊时期的印例外，其余全都是直边背平的。可见，直边背平，印体呈方块状是唐代官印的印体形状，官署印、官名印；高品位官印、低品位官印均作此形。契丹节度使印“印背呈覆斗形”，且“四周斜面上刻有四只狮子图象”，显然与唐制不符。

    其四、“印”字构形。唐官印均有“印”字，而且无论其颁发时间之早晚，印字构形均无差别，即爪部在上，卩部在下，绝对没有爪、卩分置两边的。“契丹节度使印”印字爪部在左，卩部在右，违反了唐官印文字的一般规律。

    以上说明，定“契丹节度使印”为唐印，无论质材、形制还是字形均缺乏依据。

    笔者认为，“契丹节度使印”乃是辽太祖耶律亿主政时期的契丹国印。耶律亿是于公元９０６年主持契丹国政的，史称辽太祖，太祖天显元年９２６　崩，在位二十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虽在辽太宗大同元年（９４７），然辽的不少典章制度在耶律亿主政契丹国时已呈初形，至太宗改国号为辽后，则加以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辽国典制，正如《辽史·仪卫志》所说：“辽太祖奋自朔方，太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由于辽制与契丹国制度有着如此无法割断的继承关系，所以我们判断“契丹节度使印”的时代，也可以从辽国印制和其它制度中寻找相关佐证。

     辽官印有以动物形状为纽。

    《辽史·仪卫志·符印》：“杓窳印。杓窳，鸷鸟之总名，以为印纽，取疾速之义，行军诏赐将帅用之。”又《辽史·天祚皇帝三》：保大三年四月，金侵辽，辽主无力抗拒，只好“遣牌印郎君谋卢瓦送兔钮金印伪降，遂西遁云内”。可见，辽高官印有用动物为钮的。“契丹节度使”亦为高官，其印作狮钮，与辽高官印以动物为钮一致。

    辽节度使印印体呈覆斗状，有台。

    １９７２年辽宁省阜新县知足山公社娘娘营子大队出土的“启圣军节度使之印”，“方形，长６、宽５．７、厚ｌ厘米。背有方形台，钮在台上。”“印体呈覆斗形”可以认为此是辽节度使印的标准品。以此比照“契丹节度使印”，后者印背亦有台，印体呈覆斗形，两印形体相近。

    辽官印表面涂颜色。

    《辽史·仪卫志·符印》：“南北王以下内外百宫印，并铜铸，以黄丹为色，诸税务以赤石为色。”“契丹节度使印”的出土报告说此印“铜质鎏金”，又说“鎏金则大部分脱落”，将颜色误以为鎏金也未可知。对此问题，很希望收藏单位能找有关部门作一次化验。

    辽有“契丹节度使”官名，而且是设置于异族聚居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辽史·圣宗纪》：太平六年二月庚午，“诏党项别部塌西设契丹节度使治之。”据此记载，辽设契丹节度使，引文中的契丹节度使是党项族塌西部聚居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契丹节度使印”发现于河北省隆化县，此地是奚族聚居地，辽立国之前，奚人常反抗契丹统治，成为契丹政权稳定之一大隐患，于是就有契丹平奚之军事行动。《辽史·太祖纪上》：太祖受位五年９１０　，春正月“丙申，上亲征西部奚。奚阴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之地。”辽太祖平奚以后，理当在奚族居地派驻一兼管军事和行政的官吏，依据前述辽在党项塌西部设置“契丹节度使”的例子，这一军政高官也应是“契丹节度使”。

    以上所述之辽国官制、印制是“契丹节度使印”时代的有力佐证。考虑到契丹节度使是辽国设置于异族聚居地的军政长官，而活跃于隆化地区的奚族又是在辽太祖受位五年被契丹平定，其地才纳入契丹国版图的，那么，契丹在奚族居地设置契丹节度使当在这一年，因而此方“契丹节度使印”颁发时间也应为太祖受位五年，即公元９１０年，是迄今仅见的契丹国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