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元驾校招聘: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房价高涨的祸首

中国经济当前和未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房价过高的问题。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全球7大金融泡沫，中国房地产市场列第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住房绿皮书》指出，京、沪、杭等20多个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出现泡沫，北京地区房价中泡沫成分约占五分之一。今年10月份，北京房价平均达到了每平方米16,057元，上海到了16,954元。以内地人民的收入水平，这样的房价确实是天价。与高房价现象伴生的是投机性购房泛滥，开发商“囤地”、‘炒卖房号’等违规行为，加剧了老百姓的购房烦恼。中国社科院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房价远远超出家庭收入。在高房价的挤压下，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一套房子耗尽了一生的财富，甚至是几代人的积蓄，这已成为社会不可承受之重，泡沫破裂的风险更危及中国经济稳定。

最近内地热播的一部名为《蜗居》的电视连续剧，剧中人所说“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等对白，正反映了内地楼价飙升的趋势。房价过高，不仅老百姓要存钱买房子不敢消费，而且严重阻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消费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两大引擎。为了顺利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有效解决房价飙升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房价飙升问题和“地方政府公司化”问题紧密相连。所谓“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指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完全不是向所辖地区提供公共福利与社区服务的政府行为模式，而是极力谋取经济利益的企业行为模式。这包括不顾财政承受能力大上基础建设项目、争先恐后设立工业园或开发区、对当地企业的质量问题侵权行为与环境污染视而不见、对所在地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漠不关心、还有那些壮观豪华，一眼看去不象省府市府，倒是象某家大企业总部的政府大楼。“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典型案例，是2008年震动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于“三鹿”所在的河北石家庄来说，“三鹿”这么一个大企业对于产出 GDP，产出税收，产出就业机会，产出政绩与寻租机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是无论如何也要力保的。当发现奶粉有污染问题时，起码石家庄市这一级本能的反应就是想尽办法捂着盖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上报，更不能公开。倘若“三鹿”奶粉的污染没有严重到造成数以百计的婴幼儿住院治疗，恐怕直到现在大家还对“三鹿”的问题一无所知。

类似情况在许多其它领域也可以看得到，虽然往往并不同样引人注目，但危害却每每更加严重。例如中国水资源分布是南多北少，但企业对节水技术的态度却往往与此不合拍，为了把GDP搞上去，不少干旱缺水地区的地方官宁可把居民用水扣下来，也要让厂矿企业敞开用水，因此甚至出现了缺水地区的企业水价反倒比水资源充足地区的企业水价还便宜的怪事。用水如此，排水也如此：环保部门在当地一把手施加压力与一帮奸商大肆行贿的双重作用下对严重的水污染还有空气污染废渣污染等等等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屡次见诸报端的事情。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完全违背了它应该具有的职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地方政府集中表现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把财政收入视为最高动力，GDP成为“公司”的营业额，财政收入成为“公司”的利润，地方政府变成了市场中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公司，地方政府领导则犹如董事长、总经理，其“政绩”主要表现为“公司”领导群体的升迁，从而实现行政集团的福利最大化，忽略了政府的社会责任。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经济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的思路与儒家传统父权政府继续存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地方官员的政绩、升迁与私利都与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息息相关，自然会不惜代价地追求GDP的增长速率；为了提高GDP的增长幅度，自然会不惜代价地招商引资办厂开矿，而把地方政府本应全力以赴的公共福利与社区服务职能扔到一边。随着“三个代表”的推出，经济挂帅得到了政治高度的最后确认，“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种种表现因此登峰造极，随处可见。这其中最“经典”的“范例”，便是世纪之交以来的中国房地产领域。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官僚们对推动房价上涨“兴趣”极大：一方面，经济搞上去没有GDP增长了多少关系到地方官的升迁，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却不需要他们去负责（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切身的“经济需要”；在法令森严的发达国家里尚且还有固定的捐客收入，在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的转型经济当中，老爷子给文件画圈大公子开账户收钱更是尽人皆知。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何众多地方官不顾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呼声，恨不得把房价托到天上去。土地财政乃是地方官掌握的那一块财政，房价地价涨得越高地方官的财权越大；况且，全国上下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官敢拍着胸脯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开发商一元钱的贿赂，我的家人也从没有一个参与过炒房炒地的”。

就这样，一个钱字，把地方官、开发商、国有银行与跟风进场的炒房者紧紧拴在了一起，并沿着他们庞大的关系网四处泛滥，形成盘根交错的既得利益集团。上至部委高官下至小报记者，有多少人在利益驱动的魔棒下起舞。随着“拿到土地就能生财”效应的日益明显，曾被用来为破产国企收拾残局的房地产开发，却成了不少国企的催命符。在地方官、开发商与厂长书记的合谋下，一家家经营状况完全正常的国企被蓄意搞垮，甚至强令倒闭。原因就在于它们正好坐落于黄金地段，谁拿到地皮谁就能在短期内捞取百分之几百的暴利。

当中央政府终于开始对失控的房价高涨感到不安时，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以及炒房团已经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同盟，在某些地市简直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竭力抵制之下，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收效甚微，有些甚至被“改造”成了进一步哄抬房价的手段。于是“房价只会涨不会跌”越发成为街头巷尾的“共识”。随着众多或是利令智昏或是心慌意乱的普通市民纷纷把多年辛苦的积蓄投入房市，托抬房价的最后一节车厢也被接上了全民大炒房地产的列车。至此，房价疯狂上涨的条件全部具备，楼市大涨进入全盛时期。

以上就是近年来中国各地的房价大规模暴涨的全部内幕。这是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向平民百姓发动了一场兵不血刃的“货币战争”。

早在2006年9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处理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会议决定，对河南省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责成其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并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同时，引发了全社会对“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警觉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重点已经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1992年中国进行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体制改革，真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国进入城市经济时代。许多地方政府希望创造好的政绩，鲜明地打出了“经营城市”的口号，大规模进行城市改造。到2000年，中国设市城市从1980年223个增加到663个，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近年来增长速度还在加快。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单靠财政收入不行；一般是两个途径：一是土地出让金的获取；二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出让金获取。土地出让金的获取也有两条线路，一是城市商业开发土地出让金的获取；二是工业开发区建设土地出让金的获取。这些年城市日新月异，离不开这两方面资金。根据专家的研究，仅涉及农民土地的圈占补偿一项，估计就有4万亿的缺口。就是说，政府从“管理城市”走向“政府公司化”的另一端，至少有4万亿的资金本来应该给农民补偿，却被地方政府用于城市建设了。于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市的繁荣，让农民再一次付出了牺牲，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有学者指出，从中央政府作为理性的委托人的角度来看,把地方GDP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作为考核和奖惩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无疑是监督成本最小的方式。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利用上级政府的信息劣势，采取机会主义对策,以经济增长的高指标来争取上级对自己的有利评价,这必然导致对社会的其他发展目标重视不够。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要警惕地方政府公司化就是警惕它的利益化。地方政府除了人民的利益，除了服务对象即纳税人的利益，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如果它自己有利益的话，与民争利，那将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马怀德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完全中立、客观、公正，不应该介入到市场中去，更不应该在市场中占有某种利益，尤其是不能与相对人在市场中产生市场化的这种关系。政府应该永远中立地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于纳税人，这才是政府最大的利益。

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所能够获得的利益，除了税收和法定的收费范围，不应该再有其他何利益。现在的土地出让，通过所谓的“一收一出”来获取中间差价，本身就是发展过程中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尽可能地限制和约束。地方政府不应该在拆迁、房地产开发、市场监管、经济调控中获得自身的利益。

当然，无可否认，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使得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冲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的发展。但很显然，如果地方政府沿着这种公司化的轨道再走下去，恐怕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弊多利少，甚至会导致致命的伤害。

房地产问题和由此引发的侵占耕地和房屋拆迁危机，更凸显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同利益格局。中央政府显然不希望房价不断上涨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以至于泡沫破裂时牵动整个经济走向衰退，更不希望侵占农民耕地和拆迁导致的上访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既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导致治理的危机。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断刺激房地产业的兴盛发展，抬高房价，恰是其增加自身收入，拉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佳途径。因此，无论中央政府花多大力气，房地产的泡沫依然将愈挤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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