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事件活动:看茅于轼是如何偷换概念的

现在积极推动土地私有化力量的人打着维护农民土地出让价格的旗号。是的，现在农地转非农地，政府低价收购农地，再高价卖给城市里的开发商，而这笔钱又没有相当大比例转入全民保障，农民也没有社保权力，这其中的确存在巨大的漏洞，必须予以改革。正确的改革办法是——转让的土地直接向社会上的开发商直接挂牌拍卖，合理划分卖地收入中农民、全民社保、城市廉租房和政府自留的比例。其比例关系，全面社保比例应大于卖地农民，卖地农民应大于城市廉租房，城市廉租房应大于政府自留。

如果因为一个土地出让利益分配的技术性问题而废掉了18亿亩红线和土地国有。那就如同倒洗澡水，而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一样。如果真的废掉了18亿亩红线，土地私有化了，那么谁会是真正的最大利益者呢？

——企业老板们间接获得劳动力成本控制的利益。因为土地私有化自由转让意味着农民流离失所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成为更廉价富余的劳工，按照茅先生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理论，中国劳工的1000元的价格，不仅会持续3-5年，我看他们10-20年都没有涨工资的希望了。

——房地产开发商们获得直接巨大利益，可以廉价拿到大批的土地，源源不断地盖房子，而且越是财大气粗者的圈地规模越大，土地价格越低，暴利空间越大。

——那些世界上的粮食巨企将获得最大利益。土地私有化将为美国的跨国农业巨头在中国跑马圈地，实现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扫清障碍。它们会将转基因种子、农药和化肥配套的模式拷贝到中国来，将会摧枯拉朽般地摧毁中国的现有农业模式。要知道，这种新模式并不能提高多少农业单产，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世界上现在水稻单产最高记录一直掌握在中国人袁隆平的手中。换言之，它对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没有什么好处，或者好处很有限，但会很大地提高农民的种子、化肥和农药的成本，使中国农民的净收入减少。

由于跨国公司式农业极大地提高了耕种效率，也将极大地将农民排挤出土地。如果中国达到美国的标准，中国的农民仅需要175万就够了（美国现在农业人口350万，耕地总量约是中国的2倍），现在中国约7.5亿农民中绝大多数就要背井离乡，让城市来消化。如果中国农民只剩下了不足200万人，即使每个农民的收入涨10倍（这是不可能的，以茅先生强调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城里的农民工月薪1千元，乡下的农民怎可能1万元呢？当然这么假设是把集约化农业的好处设想的充分一些），其消费率与现在相同不降低，中国农村的消费能力只相当于2000万人的消费总额，即意味着中国农村的总消费需求将降低97.3%，或者相当于现在的1/37。这将是扩大内需还是减少内需呢？同时试问茅先生——如果真的将农村的7.4亿农民洪流放出来，你怎么来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给他们安排如此众多的工作岗位。再试问，前一段时间出口加工企业纷纷倒闭，农民工下岗回家还有亩地保本，有口饭吃，如果他们的土地出让了，农业收益被跨国农业巨头圈走了，他们何以为生？！闹出乱子茅先生能负责吗？

如果取消了18亿亩红线和实行土地私有化，让市场去自由竞争，其结果必然是强者为王，赢家通吃，不出10年，国际粮食巨头企业将垄断和控制中国的粮食产业，中国人的粮食供应将受到国内跨国粮食巨头和国际粮食价格的双重控制，即中国人的基本粮食供给的生存权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像2008年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那样，国际粮价飙涨，短期内上涨一倍，令亚洲和非洲很多国家陷入饥馑和骚乱之中，要知道，这还是13亿人的中国人粮食未发生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粮食也出现了短缺问题，不得不向国际市场购买，粮价还不涨到天上去！

换言之，2008年如果不是我们坚持了18亿亩红线，我们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社会公众没有出现生存性恐慌，我们很可能已经在国际金融市场大危机中倒下了。美国的著名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有一句名言：“你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了粮食, 就控制了人类。”把粮食的战略意义概括的再准确也不过了。不知道茅先生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或者是明知而故犯，还是觉得把中国人的粮食命运放到美国粮食巨头手中是中国人的幸运呢？如果是前者的原因，建议茅先生抽时间读一读恩道尔先生的《粮食危机》一书，或许有新的感受。

不要夸张贫富矛盾掩盖善富与恶富的斗争

观看茅先生通篇文章，来来回回都是自以为站在“少数富人”一边，把富人等同于少数人，然后可以得出自己为少数人说话很勇敢的意思。把穷人划归大多数，然后自顾自地担心起来——“是不是鼓动穷人起来反对富人？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呢？”言下之意，“不能因为是（富人）是少数人，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好像穷人对富人觊觎的很厉害，富人非常不安全似的。

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首先，来自网络媒体的声音并不只是穷人的声音，按照中国的物质水平，最穷的穷人是买不起电脑的，上不了网的。网上就很多问题发表意见的总和，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公众的意见，至少在当今中国是最接近社会公众的意见了。我知道中央的一些领导也经常上网，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偶尔跟帖；富人也有网上发言的权力，他们缺少时间，但也可以花钱雇佣人为自己发言，同时为符合自己利益的言论后面跟帖捍卫；更多的是有很多中产白领，有城市小市民，有学生，当然也有农民工，只不过茅先生是不大会认可这是社会公众的声音的。如果那样，岂不将自己置于社会公众舆论的对立面了？如此看来，用“穷人”的声音来概括批评者意见，似乎是一种省事和自我捍卫的方法。

用穷人的“反智主义”和非理性来概括网络舆论，就很容易得出网络的批评意见来自于穷人缺乏知识的短见和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仇富心态。

但暂且打住！因为这里面的确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偷换概念，即将网络的社会公众舆论偷换为穷人的舆论；二是将社会公众对其言论观点立场的监督偷换为穷人对富人的对立和仇视——由于穷人“天生”是仇视富人的，因此为少数富人说话而不做事（接受了别人的赞助写报告在茅先生那里是不属于做事的，或者做的工作量的确很少，不算做事，只算说话）的他被千夫所指是悲壮而合理的。第一个偷换概念本人已经在上一段文字中论证，后一个偷换概念是社会公众舆论（在茅先生眼中的穷人）是天然地仇视富人的，社会公众监督非法非合理掠夺他人财富而暴富者是“反智主义”的。

要反驳茅先生眼中的“穷人”天然地仇视富人的论点，从逻辑论证上，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反证就可以驳到它了。我在这里提出两个论证，来证明社会公众舆论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不是眼睛中只会冒仇视富人的妒火，更非什么“反智主义”。

第一个例子是网络舆论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坚定支持。今年上半年，某湖南小报发表文章，从袁隆平去参观汽车展就展开想象，说袁先生有六、七辆汽车，还要买更高级的汽车云云。在这篇报道的六七辆汽车被证明为子虚乌有之前，网络舆论全面力挺袁隆平，舆论一边倒地认为，不要说六七辆汽车，就是给袁老买一辆专机都是应该的，他为中国人的粮食生存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解决人类粮食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直接社会财富贡献是以千亿人民币来计，因为这么大的贡献，怎么享受都不过分。当然了，事后证明，袁老是很节制的，没有很多享受，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类贡献为社会贡献最大化的价值观。茅先生的价值观显然与袁老的不太一样，茅先生曾经将他的价值观如此概括：人活着就是要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什么是享受人生——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乐总量极大化。并向80后大学生广为宣讲。

第二个例子是万科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实现。过去社会公众舆论对国有资产流失和经营者持股有很多非议，这也通常被茅先生式的“精英”们看成是源于穷人仇富。但是，2007年，万科实施的经营者股权激励计划，向资本市场和投资者预先公布了所有细节，得到了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的大范围的支持，尽管其中的个别技术细节引发了讨论，但可以说获得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倒性支持。根本原因是这个方案公正透明，基本合理，实现了经营者、公司、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共赢。由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打破“穷人必然仇富，社会公众必然仇富”的主观臆断。证明社会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将社会公众对非法，非合理暴富的监督和愤慨偷换概念，将之等同于穷人仇富，其将遗祸无穷，其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杀伤力一点也不亚于打破18亿亩红线。因为它掩盖了当今中国真正的主要矛盾——善富与恶富的角力。

早在2002年11月，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善富与恶富的角力》。它指出：“新的尖锐矛盾正在不断孕育生长。善富在个人创富的同时，带动员工致富，并共同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中国的生产力由此不断得到提升，他们正形成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正义力量，成为中国社会积极向上的创造财富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既有僵化的体制性缺陷，因为改革开放本身的探索性，为避免一次到位的改革而导致的剧烈社会动荡而不断推出的各种渐进式双轨制改革措施，在客观上为一些官僚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与社会上一些投机资本内外勾结，权钱交易，形成中国黑色暴富阶层，他们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丑恶势力。其基本特点是个人暴富是以毁灭国家和公众更多财富为代价的，这种势力亦即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正形成当今中国毁灭财富的势力。”

“恶富势力居心于中国社会永远停滞在权力和资本交易最大化的阶段，阻止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中国的现代成熟市场化架构的实现；他们企图中国社会永远处于作为他们提款机的双轨制阶段，常阻止基于国家价值立场和民众情感取向的真正改革，图谋不断剥夺创造财富者的神圣成果，乃至侵吞国人改革开放奋斗进取的累累硕果。而民众也因为‘姓资姓社’的迷雾，常常将国家转型、改革开放中由恶富势力毁灭财富导致恶果，简单地归结到市场化改革身上。”

“此前，这两种力量没能上升为社会最重要矛盾，重要的原因是两种力量的较量还没有到针锋相对，生死决战的阶段。而目前两种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阶段，若进一步恶化，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金融危机和股市灾难，无论那一种都可能颠覆中国的社会进步，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中国能否继续健康良性的上升态势，将取决于创造财富的力量有力地遏制毁灭财富的力量，在两者的较量中占据绝对上风。”

简言之，如果我们纵容和漠视恶富对中国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双重侵蚀，则社会贫富分化必然越来越严重，创造财富的正义力量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制，中国的社会矛盾难免越来越激化，终有一天，失去了生存和发展希望的人们会爆发，使社会发生动荡，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富人。即使恶富们逃到外国去也只能是当地社会边缘和被鄙视的人。

所幸的是，茅先生还是同意“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的”。但恕我直言，他对恶富的问题显然重视不够。更必须提醒的是，过分夸大“贫富矛盾”会在客观上掩盖和转移社会公众对“善富与恶富力量较量”主要矛盾的关注，抹杀社会公众对恶富暴发的愤怒与监督的合法合理性。

总而言之，茅先生文章中有种精英的傲慢，他写道：一个稳定的政治必定是精英治理的，因为治理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必需有精通相关问题的专家来治理，没有文化的人、素质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这样很容易就把很多人的意见，甚至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划入“没有文化，素质不高”的人行列，在决策中是没有必要考虑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个“精英”是谁来认定的，如果以提前预料到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大危机的全球尖端挑战为标准，那么中国就没几个精英，鄙人是还能勉强算一个。如果这个精英是由茅先生们认定的，本人是毫无兴趣加入这个精英阵容的。我不知道谁有权力认定这个“精英”，但至少我是没有权力认定精英的。

茅先生这样写到：要让精英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考虑，同样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就是民主。这样看来，民主的定义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也不是人民民主程序，更不是人民民主监督，而更像精英“施舍”的结果。这倒大出本人的意料，这怎么能体现茅先生在该文中开宗明义的“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不过，如果以这种精英民主的逻辑，那么精英们就可以随便“民主”出“破除18亿亩红线和实现土地私有化”的建议和决策，那倒是一种即“民主”又高效的茅氏决策机制了。